我的翻译与博客生涯

南方都市报 2013.08.27

宋淇传奇


宋以朗的“东南西北”工作间,两台电脑,两部电视机。

从宋春舫到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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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宋淇系列的最后一期,我会谈谈自己学语言、做翻译,以及经营网站的故事。

    攀登巴别塔

    我生于上海,幼年说上海话。后来要融入香港社群,得学习广东话,上海话从此便生疏了。2003年,我回港后跟平鑫涛先生通过一次电话,他不说广东话或英文,我唯有硬着头皮讲上海话,因为我的普通话当时更糟。但我的词汇只够我小时候在家中应用,结果有口难言。别人说我的上海话很古怪,像60年前的人,也确实如此。假如我能够在上海住几个月,应该可以说比较“现代”的上海话,只是我怎会有空?

    上幼稚园时,我才开始学广东话。别人又说我的广东话流畅是流畅了,但太慢,即使日常闲聊也字斟句酌,拘谨得像外交官的演说。没办法,我的广东话是较晚才学会的,且为保个人形象,我要压抑某种你意想不到的说话风格,这一点容后再述。

    小时候,父母的朋友多是北方人,且爸爸宋淇在电影圈工作,我常有免费戏票,有一年我看了136部电影,就这样我学懂听普通话,但自己从来没必要说。世事难料,接管张爱玲的文学遗产后,我有时要到内地、台湾为新书宣传,第一日说普通话必定舌头打结。但几天下来,答同样的问题,慢慢渐入佳境,可以像播录音带般侃侃而谈──可惜,这次好了,下次又要重新适应。至于解决方法,当然也是在内地或台湾住几个月。

    我在香港学英文,对文法没什么概念,只留心别人怎么说,然后模仿。我因为喜欢听英文流行曲,歌词记得几千首,就这样学通了英文。我住过很多地方,包括悉尼、纽约、波士顿、费城、旧金山、洛杉矶、孟菲斯等,每到一处便学习当地英语口音。有次纽约的同事跟我说:“认识你这么多年,你说话都带纽约口音,但今天英国访客一来,你居然立刻转用英国口音,简直判若两人!”

    我觉得很多人都夸大了正规英语教育的功效。我见过一位年轻的同声传译员,她的英文非常地道,后来我知道她从未出国,在香港也是读中文学校,那么她一口英语是怎样练成呢?原来她反复重看十季的美国电视肥皂剧《老友记》,直至把对白全部默记于心,结果便连带剧中的波士顿口音也学得入木三分了。

    1967年,爸爸妈妈打算送我到外国念书,觉得我应该多学一门外语,便聘请喇沙中学的吴老师给我私人讲授法文。他很严厉,每天都事先给我课文和录音带,上课时要我把课文都背出来,偶有犯错,便被铁尺一顿招呼。我当然不能还手,因为吴老师在学校还是教拳击的。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系统地学习文法,此后无论学什么语言,我总以法语文法作为参考。尽管只跟吴老师上过三个月课,但因为一对一,又密集操练,成效已比得上在学校读几年书。后来博士学位要求第二语言,我选了法文。考试很简单,教授只在图书馆随手抓一本数学书,指定翻译某段,我五分钟便交卷,字典也不用查。

    大学时,我还读过日文、德文和西班牙文,前两种已忘得一干二净。记得爸爸曾跟我提起一段话,有多个版本,也不知道究竟是查理五世抑或腓特烈二世说的,一个版本是:“我跟大使说法文,对账房说英文,和情妇说意大利文,向上帝说拉丁文,与我的马则说德文。”当然我从来不跟上帝聊天,家里也没有地方养马,但意大利古典歌剧歌词倒记得不少。

    1994年,我开始负责拉丁美洲的媒体调查,很多相关国家都有我的工作伙伴,最初沟通的确很困难。他们在学校都读过英文,但程度不足以应付业务需要,读还可以但听说不成,我的西班牙文也是一样。结果是,我写我的英文,他们写他们的西班牙文,问题便迎刃而解。有些巴西同事则写葡萄牙文,幸好葡、西两种语言很接近,我赶快自学一下,也就连葡文也读懂了。

    我在拉丁美洲要四处公干,早年是很危险的。有次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当地同事雇了司机,带我到处观光。我们上了山,正俯瞰波哥大景致,有警察骑摩托车路过,向我的司机大喊:“你疯了吗?怎可以让你的乘客四处逛?任何人也看得出他是日本人!任何人也知道日本公司一定会替被绑架的员工付赎金的!”

    在拉丁美洲说西班牙语,我觉得很难,近乎绝望。我在大学读的是欧洲西班牙语,拉丁美洲并不通行,且当地方言极多,不但发音互异,词汇也不一样。例如波多黎各人说“交通堵塞得很厉害”(eltapσnesta m alo),墨西哥人会以为你说“卫生棉条坏了”,实在叫我这个异乡人无所适从。办法依然是那一句:各处住上几个月,你便懂了。

    1985年,美国政府侦破几宗大案,都涉及华人黑社会,包括鬼影帮、飞龙帮、东安帮、竹联帮以及一个卖淫集团,呈堂证物有长达数百小时的录音带,说话者是操广东话的香港黑帮,检察官要找人译成英文并作书面记录。那时我的姨妈邝文伟是法庭翻译,便找我帮忙。做这类工作,有时会要求你考美国研究生入学试(G R E ),证明有足够英语能力,但中文水平却难以考核———也许你是中国文学博士,但不代表你明白香港“古惑仔”的脏话,像我姨妈与姐姐就肯定不合格。

    检察官不谙中文,他如何挑选合适的翻译呢?他会先给一众候选者听相同的录音内容并译成英文,然后看看谁的译笔较通达,连英文都不通顺就不必考虑,再参考执法人员对案件的描述,判断谁译得最准确。我就是这样被司法机构选中的。从 1985年到1993年,我处理过上百宗案件,听了数以千计小时的黑帮对话,大部分是广东话,偶然也有普通话和上海话。后遗症显而易见:我被香港小混混的脏话熏陶了八年,现在说广东话时只好“字斟句酌”,否则一不留神问候人家娘亲,到时情何以堪?

    我有时也须以专家证人的身份,就翻译问题出庭作供。幸好我惯了公开演说,因为那是我在媒体调查公司的常规工作,出庭作证自然没什么难度。1993年后,我要专注拉丁美洲的业务,分身不暇,且案件多涉及福建非法移民,便没有再做这类翻译,但这技能后来还有用武之地。

    1995 年,美国有线音乐频道M T V在台湾开播,之前要做一些市场调查,以小组座谈的形式进行。M T V是我们的客户,知道我懂中文,便委托我代表他们到台北参加小组座谈会。4天内,我参加了8个座谈,每个1小时。我晚间在酒店看着录影带翻译,译文在翌日早上便准时传送到M T V的纽约总部。记得有两个音乐节目主持的人选,小组调查时播出他们的录影带,劣评如潮,结果不获聘用。那两个人叫任贤齐和李玟。可见小组座谈这种调查方法也不是百发百中。

    浪迹互联网

    1994 年,公司发展拉丁美洲业务,我为了尽快熟悉每个地区的媒体,于是在网上建立了一个拉丁美洲的媒体目录,叫“ZonaLatina.com”,集合了各区的媒体网站。之后至少十年,也没有一个同类的目录比我这个做得更好。也许雅虎或其它大网站比我更有钱,也有更精通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的人才,但全职研究整个拉丁美洲媒体的人就只有我,而我还写过三本书,分别是关于拉丁美洲的媒体、旅游和电讯,对这个研究范畴可谓了如指掌,这就是我那网站很难被超越的原因。

    在 ZonaLatina.com上,我利用独家研究数据,发表了很多浏览量极高的文章,尤以一篇关于漫画《娃娃看天下》(M afalda)的短文最受欢迎。这是阿根廷漫画家季诺(Q uino)的作品,主角是六岁女孩玛法达,她关心世人,热爱披头士乐队,厌恶喝汤。我的数据显示,很多喜欢玛法达的女孩都厌恶喝汤。连季诺也留意到我这篇文。当然这种数据只展示一种关联性,不隐含因果。你不能因此就推论,读《娃娃看天下》会令人厌恶喝汤,或厌恶喝汤会令人读《娃娃看天下》。三毛曾把这漫画译成中文,可惜译者对某些政治含意和文化差异不够敏感,也有一些误译,我觉得并不理想。

    离开香港 34年后,我终于在2003年回来了。一开始,我甚至连董建华也不认识,要尽快熟悉环境,便每天读大量新闻。正如西方媒体各有政治取向,香港的情况也一样。同一件事,我会比较不同媒体的报道,留意各方的故事有什么差异,也许真相就在几个版本之间,也许根本没有。读到某些“有趣”的新闻,我会索性把各个媒体的报道译成英语,附上个人见解,一并张贴在我的博客ZonaEuropa.com (名为“东南西北”)上。

    有人认为我在“辟谣控”这名称还未出现时,已经是一个元老级的“辟谣控”了,这其实不大准确。例如2010年《纽约时报》曾报道,说国内某技工学校是中国军方的黑客基地。我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但国内网民立即引为笑话,戏称这个技校的广告代言人唐某为国家领导,还编出一些顺口溜来调侃。于是,我翻译了网民的调侃,让西方媒体知道发生什么事。与其说我“辟谣”,倒不如说我的博客是一座“桥梁”,令两个语言文化互异的世界可以相通。

    “东南西北”在当年正合时宜:中国刚崛起,成为国际焦点,而以中国为题的英文博客,它就是最早的其中一个。2006年,安替在《南方都市报》这样写:“外电驻华社长们每天怎么获取中国的信息呢?目前很关键的一个渠道就是看博客,而且看的博客都很一致:香港人宋以朗的‘东南西北’……一个香港人的英文博客目前在牵引各家外电报道中国的议题和取向,简直比路透还路透,但是如果你能看一下他翻译的速度、数量和质量,你就会吃惊怎可能有人做到这样?这使得宋以朗成为了我们圈内的 ‘神’,而不是人。如果中国博客界也是江湖,那么宋以朗就是传说中孤独求败的至尊盟主。”

    要数我博客生涯的高峰,我认为就是在 2006年初。2005年12月,世贸会议在香港举行,引发多场游行示威。2006年1月,香港某报访问了被示威者冲击的警察,内文配上一幅抢眼的大照片,照片中人戴着防毒面具,将扣上螺丝母的弹叉拉到最满,一副暴徒模样,令读者看得胆战心惊,而文章的大标题则是“弹叉射螺丝母,警员痛入心”。但问题是,没有人在现场见过那位孔武有力的示威者,这张照片实在“独家”得太不寻常,真相是怎样呢?

    我一看照片,便认出这幅图片其实是 2004年3月委内瑞拉G 15高峰会议期间的示威者,跟香港世贸会议的示威完全风马牛不相及。那份报纸张冠李戴,是否别有用心呢?我不知道。当初他们拿一张摄于两年前,来自地球另一边的照片,用作本地新闻的配图,大概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很不幸,我一向关注西方媒体对委内瑞拉的报道状况,更特别关注 20 0 4年G 15会议的所有新闻,所以我对那张照片很有印象,也知道它的出处。结果我在“东南西北”揭穿这宗丑闻,连照片的原摄影师也用西班牙语撰文表示不齿,至于那家本地报章,终于也在几天后刊出声明,辩称那照片只作“说明”之用,并不反映事实,勉强算是道歉。

    2009年,麻省理工教授、媒体研究学者伊森·扎克曼(EthanZuckerm an)在他的博客写道:“大家要知道中国网民的想法,最好希望我们能尽快找到法子复制宋以朗。他和东南西北博客对中、英文世界的交流太重要了,以至我听说有些人,每提及大规模的中英文翻译计划时,便称之为‘分布式宋以朗问题’ (thedistributedR olandSoong problem )。”近几年间,果然冒起不少翻译博客,总算在某程度上接通了东西方。

    我已经说了很多我做过的事。对我而言,人生是一连串的抉择,有取有舍,选择了便应该全力以赴。将来我不多想,也许一年后,我会做着跟现在截然不同的事,而人生的趣味也在此。我但愿自己是博尔赫斯小说的角色:“在所有小说里,每当人面对不同的可能性时,总是选取其一而排除其余;在近乎不可解的崔鹏小说中,其角色则选取一切──在同一时间。”(《小径分岔的花园》)

    宋以朗口述、供图

    (“宋淇传奇:从宋春舫到张爱玲”系列至本期圆满结束,感谢读者朋友们的关注,更感谢宋以朗先生,他为本系列倾注了大量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