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以朗的异乡记

南方都市报 2013.08.20

宋淇传奇

    从宋春舫到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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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系列本来是以我爸爸宋淇为中心的。为了交代家庭背景,我从我爷爷宋春舫说起,此後大都关於我爸爸和他的朋友。现在故事已讲得差不多了,有人想我拿自己来对比一下我爸爸丶爷爷。我觉得这种对比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三人的时代不同,教育和工作也不同,怎样比呢?

我爷爷懂七国语言,专研西洋戏剧,在欧洲買了几千部书回来,建成藏书馆褐木庐。我爸爸则主要从事文化界,他办杂志,搞电影,写文学批评,也研究《红楼梦》和翻译,退休后又炒股票,所以傅雷说他是dilettante(懂很多,但没一样精)──其实他要养活全家,不得不多方面发展。

至於我,各方面都跟他们很不同。我的专业是应用数学和统计学,发表过几篇有影响力的社会学论文,工作包括电脑编程和媒体调查,也曾替美国执法机构做翻译。业余搞过几个网站,例如东南西北。近几年则忙於整理张爱玲的遗作。如果我开一个脸书户口,将会结集到大群五湖四海的有趣朋友,而他们也许很难相信,彼此认识的竟然是同一个人。

我一生中,曾在香港丶澳洲与美国长住,但每次总是以异乡人的身份寄居。以下我会讲讲自己的故事,当然这不是完整的自传。

一丶香港的上海小孩

19494月,我在上海出生。28天后,父母丶姐姐与我便一家四口南下香港。宋家在香港的朋友多是外省人,说上海话或普通话。至於我,童年的朋友多数是上海人。如果有人讲广东话,我会捂住耳朵,觉得难听死了。5岁时,我到石光幼儿园读书,选这学校,主要是因为它地点近。那时我一句广东话都听不懂,学校也不会有正规的广东话课,我只好边听边学,有疑难便问我妈妈,也尽量模仿别人说话。一年後,我转学到铜锣湾的圣保禄学校,因为我姐姐也正在那里读书。


        宋以朗19579

        1958年,我们在北角住的继园要拆了,得另找地方。我现在住的九龙加多利山这大厦,当时二楼是美国新闻处办公室,我妈妈在那里工作。她知道楼上三楼招租,立刻租下房子,我们便举家搬来这里。当然孩子也要转学。我姐姐到附近的玛利诺修院学校面试,修女们觉得她聪明伶俐,二话不说便收了她。我也到那里面试,害羞得一言不发,没被取录,只好到九龙塘小学读书,因为它地点近。读了两年,爸爸妈妈觉得没什么前途,便委托任神父的好友徐诚斌,把我转到名校喇沙小学。

到喇沙後,我觉得课程深了,提不起劲。当时每周派成绩表,要让家长签名,有一周的成绩特别差,我妈妈便骂,你又不蠢,这么简单的东西也学不好,是你不想学吧。我不想她觉得我蠢,便用功一点,成绩果然进步了,顺利升上喇沙中学。我那时很喜欢听英文流行曲,比如摇滚乐,每天听几小时,歌词也倒背如流。这就是我学英文的方法了。

这时候,我同学丶朋友当中有本地人,也有外省人,但这不过按他们的父母区分罢了,对我们这辈来说没有关系。我一个同学的父亲是梁醒波,另一个的母亲是李丽华,但这不会影响我对他们的想法,因为我不是跟他们的父母做同学。

1967年,我在喇沙中学读到第五年,香港发生暴动。我爸妈担心快要沦陷,便把子女送离香港。因为来不及把我送去九月开学的美国,便只好选择澳洲,那里二月开学,且当地有些我们家的朋友,也方便照应。那时澳洲还有白澳政策。什麽意思呢?1850年代的淘金热引来大批中国移民,令工资水平下降,加上当地白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看不顺眼,结果触发多次排华暴乱,以白人为主的政府便制定出一套限制中国人移民的法案。1888年开始,澳洲不再接受中国移民。到1950时代,澳洲才开放过来,接受像我这样的有色人种来读书。

二丶澳洲的香港状元

19681月我抵达澳洲悉尼,入读圣十字架学校,是一所寄宿学校。全校约一千学生,多数是本地白人,200左右是寄宿生,主要来自美拉尼西亚丶泰国丶星马丶香港,而台湾或大陆的留学生则一个也没有。

我其实没见过什么土著,本地同学都是第二丶三代白人。澳洲人喜欢打趣别人,对每个民族都有特定贬词,如英国人是Pommie,指那些在英国犯罪,再流放到澳洲的囚犯(Prisoner of Mother England)。历史老师是希腊人,但因为肤色深,似印度人,同学们便替他起个绰号,叫加尔各答的黑洞。一个同学来自法国殖民地新喀里多尼亚,有法国口音,大家便叫他Frenchie,表面说法国仔,但澳洲英语里暗指安全套。种族歧视绝对普遍,甚至可以说普世,但正是这样,它才没有杀伤力可言,因为一切都是闹着玩的吐槽,无人幸免,认真你就输了。与其苦大仇深埋怨人家歧视,倒不如动脑筋去反唇相稽,对方反而会欣赏你的幽默和机智。

澳洲与香港的教学很不同。比如英文,香港主要教你读听丶背默,看《所罗门王宝藏》丶《劫后英雄传》之类的通俗小说;澳洲则不同,老师会给你看一首艾略特的诗,比如《普鲁弗洛克情歌》,然後大家便畅谈感想。第一天上课,我写了一篇文章分析那首诗,也不知道好不好,但老师们看了,居然叫我到教员室,问我是从哪里学来的英文,赞我写得很好,从此他们便放心让我自修了。我也渐渐成为一个好学生,尽管班主任对我很不以为然。

我所谓好,意思是我掌握了考试技巧,懂得怎样当学霸。举个例吧,有次考艾略特的诗剧《大教堂凶杀案》(Murder in the Cathedral),我就猜必定会问剧中合唱 的作用,便事先拟好文章作答。我班主任却认为,懂得这样做不代表你就是好学生。当然他是对的。但在那时甚或现在的教育制度下,只要你考卷上答得好,便一定要给你高分数,那麽你就是好学生了。

我的中学毕业会考也是大学入学试,选了数学丶物理丶英文等8科,我全部拿A,破了澳州会考的纪录。那时考生分文科生丶理科生两类,通常选5科,全A就是第一,而我的8A 则文丶理科夹杂,确实史无前例,令我上了当地报纸头条。之后香港报纸访问我妈妈,打电话来,一开口便问宋以朗是不是她的儿子,她第一个反应是唉呀惨了,他是不是在澳洲出事了,不知道是杀了人还是被人杀了?她从来不认为我读书厉害。我爸爸也跟张爱玲提及此事,说:儿子则在澳洲,入大学考试时,成绩打破了澳洲的纪录,大出冷门。(见《张爱玲私语录》)


宋淇手握澳洲《悉尼晨锋报》头版,报纸头版刊登的是宋以朗中学毕业会考成绩澳洲第一的新闻。

考上全澳第一後,我可以自由选择学校,最後选中新南威尔士大学。由於我成绩好,又来自香港这个英国殖民地,顺理成章便取得15个英联邦奖学金的其中一个,大学学费全免。到第二年,有关当局显然因为我而决定改例,规定只有澳州公民才能获得英联邦奖学金,归根究底,就是不想让外国留学生受惠。

尽管我可以选择任何专业,但爸爸却不想我读文科,认为没有前途,我於是选了物理,大概是所谓「杨振宁/李政道效果」。但像我这种兴趣多多的人,读理科也是没前途的。大学第一年的暑假,我留在澳洲,躲在大学图书馆看英文小说,按书名从A看到Z,自己的本科不管,却沉迷起小说,这样读物理又怎会有前途?当然我不是说我校内的功课差,而是说我对物理没有一种锲而不舍的专注,很难在那领域有大成就。我多年後读丘成桐的《大宇之形》(The Shape of Inner Space),清楚看到自己缺少的,正是他那种对物理的执着和痴迷。

三丶美国的华裔专家

第二年一开学,我便跟爸爸说不想读下去了。他建议我到美国读书,反正姐姐也在美国,嫁了给水彩画大师曾景文的儿子小曾景文。我恰巧又有一个表姐在纽约州立大学,她便帮我申请入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就这样,我从澳洲转去美国。在纽约读了一年物理,我发现真的没有那份热情,於是余下两年,我便转读应用数学和心理学,同时兼修两科。

那两个暑假我不想留在学校。第一年,我从纽约搭长途汽车穿州过省,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了6周的夏天课程。我外祖父邝富灼在那里读过书,我住的宿舍也是他原来住的那间,即所谓国际屋。馀下6周,我便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上课。那一年张爱玲也在洛杉矶,但我爸爸从未嘱咐我去拜访,甚至不会提起她,当然即使见了面,我们也没什么好说。下一年暑假,我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读心理学,也是各占6周。

我在1974年大学毕业,原校升研究生,虽然在应用数学系,却为社会学系的Mark Granovetter(马克格兰诺维特)教授当研究助理,还合写过几篇社会学论文。我当时拿全额奖学金,免交学费,每年有3000美元,算是一笔大数目,张爱玲当年的稳定收入来自皇冠版税,也不过每半年2000多美元罢了。

1978年,我得统计学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不过是将某些既知的方法延伸开去和组合起来,谈不上重大革新。我之後从未用过论文里的东西,也不觉得别人会用得着。但当时的重点是,一位好的博士生所该做的事,我都统统做到了。在开题报告阶段,导师们会问一些另类问题考验创意,看你如何反应,而我总能淡定对答。到答辩阶段,他们会较关心那研究成果是否属於我的,且仅仅属於我的。最後他们决定颁我博士学位,不会是因为我大大推动了科学发展,而是因为我表现得像一个有学识有修养的博士,能够为该大学增光

1971年我以学生签证赴美,1977年以美国公民的弟弟为由拿到绿卡。1985年,我通过了美国公民考试,成为美国公民。我考试的情况是怎样呢?移民官测验我的英文程度,叫我用英文写下工作,我便写I am a statistician.(我是统计学家) 然後移民官指着一幅画上的东西,要我用英语说出那是什麽:这是一座房子,这是一个人,这是一条狗不能说美国人歧视有色人种,因为道地的英国人来应考也是问这些问题。最後移民官说:很好,今天的公事到此为止。我看了你的档案,知道你姐姐嫁给小曾景文,而我最喜欢便是大曾的水彩画了,大曾近况如何?有新计划吗?我们便这样聊了15分钟。人生就是有这么多意料不到的事。


美国公民英文测试(摹拟图画): 这是一座房子,这是一个人,这是一条狗

我一毕业便找到工作,而我的行业也没有种族歧视,算是幸运。我最初打工,是写电脑程式,3年后转做媒体调查。我任职过几间媒体调查公司,分析收视率丶收听率丶报纸读者量和网站流量。行内前辈多是美藉犹太人,自己身受歧视,不会无故歧视他人。由於我们的调查牵涉巨额广告开支,这行业受到高度监管,必须有公开丶清晰和备受认可的调查及分析方法,而所有结果都要经会计师审核。我的公司全是国际机构,在欧洲丶美国丶中南美和亚洲(包括中港台)都有分公司,我於是有机会走遍世界。而我作为公司的代表,也不时要撰写期刊论文丶出席学术会议和发表演说。

媒体调查是一个很窄的行业,公司少,所谓山水有相逢,大家绝不会乱说行内对手的坏话。举个例,我2003年回港,调查这里收视率的公司就有我那间的份儿。几年後,合约被对手夺去。然後有天我在报纸看到,那对手公司已被我的母公司收购。几年后合约最後又回到第一间公司手中。因为竞争对手随时会变成你的老板,我们评论人家都要小心翼翼,只能按已知事实发言,不敢胡乱揣测。这种职业训练影响了我的性格,所以我对张爱玲的研究也抱相近态度,不会无端找人「骂山门」、「寻相骂」

现在把我和爸爸丶爷爷对比一下吧。教育方面,我跟爷爷都负笈海外,但我讀過的學校比他還要多,爸爸则在燕京毕业,生逢战乱,求学时还波折重重。工作方面,我爷爷家境好,不必怎麽打工,我爸爸来港後因银行倒闭,家财尽失,不得不刻苦工作,至於我,找工作很顺利,薪金高,要转行也轻而易举,无论是翻译丶金融分析丶编程丶统计丶教新闻学等,我全都胜任。说到尾,我们三代人的共通点是,大家都确信自己一生做的,正是兴趣所在,所以我们是幸运的。

我的时代跟前两代已很不同,如旅游很简单,网上找资料也极迅速。如果爸爸丶爷爷活在我的时代,他们又会有什麽成就呢?我不知道,也只能付诸空想。

 (下一期将讲述宋以朗翻译的故事,敬请关注。)

    宋以朗口述、供图 整理:陈晓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