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想以英文写作获得成功

南方都市报 2013.05.14

 宋淇传奇从宋春舫到张爱玲28

上世纪五十年代,宋以朗母亲邝文美带张爱玲到香港兰心照相馆拍摄的照片。《纽约时报》书评配图就是这张照片。

宋淇传奇从宋春舫到张爱玲28

上一期,我们谈到《秧歌》的一些事情,在这一期,我想谈一谈张爱玲的另一部小说《赤地之恋》以及张爱玲在香港时期的翻译工作。

《赤地之恋》销路不畅

《赤地之恋》是张爱玲离开内地到香港后创作的长篇。这部小说是香港美新处commissioned(授权)张爱玲写的,也因为如此,有很多人将这部小说看作是美国新闻处的宣传工具。但如果《赤地之恋》是美国新闻处委托张爱玲创作的宣传作品,那么就应该有一整套相关的宣传。既然请到一位知名作家根据他们预设的大纲去写书,他们自然会大肆宣传,例如发新闻稿、开记者招待会、写书评、赠书给图书馆、学校等等,令投资发挥最高效能。现在,我们看看实际情形如何。

《赤地之恋》正式授权的版本有:香港天风(1954年,中文),香港友联(1956年,英文),台湾慧龙(1978年,中文),皇冠(1991年,中文)。可以看到,版本并不多,远不如张爱玲的其他小说。

对此,宋淇(林以亮)在《私语张爱玲》中说:“书成后,美国出版商果然没有兴趣,仅找到本港的出版商分别印了中文本和英文本。中文本还有销路,英文本则因为印刷不够水准,宣传也不充分,难得有人问津。”

《张爱玲语录(增订本)》中也记录有张爱玲的两段话,都是发泄不满之情:

“《赤地之恋》中校对一塌糊涂,但是所有黄色的地方都没有错字,可见得他们的心理。”

“《赤地之恋》印得一塌糊涂,幸亏现在我正为了《秧歌》在美出版事而很开心,否则火气更大。不过我也吵不出什么来,天生不会吵,说厉害点的话也不会。”

1956年8月18日,张爱玲致信宋淇,谈对《赤地之恋》英文版的怨气:“《赤地》英文本我刚收到,印得不像paperback(平装书)而像学校教科书,再加错误百出,我一肚子气,Dick(麦卡锡)问起时我只说收到了,其他一字不提,否则一定要吵起来。”

上世纪60年代,台湾皇冠开始重新出版张爱玲的作品,《张爱玲短篇小说集》、《流言》、《怨女》、《秧歌》陆续出现,但《赤地之恋》迟迟未出。1977年7月12日张爱玲致信夏志清:“《赤地之恋》再版只好再等机会,皇冠出全集的时候,这一本也签了约,没印,想必销路关系。”

《赤地之恋》台湾版被删改

1977年底,台湾慧龙出版社隆重刊登广告宣布出版张爱玲的《赤地之恋》。台湾皇冠出版社负责人平鑫涛看到后写信给张爱玲:“《赤地之恋》在多年前排好版子后,因为有关当局认为内文有若干地方,应予删改;我们一向尊重大作,不愿受到割裂,虽已排好版子,还是忍痛搁置未能出版,错在我们没有把详情告诉您(因为不希望把这些烦人事烦您),一直等到慧龙的广告,才知道被他们出版了。我们有幸出版您所有的作品,现在有一本《赤地之恋》未能包括在内,总觉得十分遗憾。”(1978年1月28日)

慧龙出版社是不是真的那么神通广大,可以做到皇冠所办不到的事呢?

张爱玲回复平鑫涛说:“《赤地之恋》的事,经过是这样的:以前跟皇冠签约后没有出书,我一直以为是因为小说销路不好而弃权,根本没想到违禁……后来慧龙的唐吉松来信要我出这书……没来得及跟宋淇商量,就签约,不过删去‘得要求作者改写’一项,没想到他们可代窜改,实在痛心,已经来不及挽回了。”(1978年2月22日)

慧龙出版社应该是心知肚明审查过不了关,所以预先求作者改写,但张爱玲从合同上删掉这项条款,后来慧龙出版社竟然自己动手改写出版。慧龙窜改了些什么呢?平鑫涛曾指出:“小说中描写共产党员辱骂国民党政府,甚至对先‘总统’蒋公也颇有讽刺。”(见彭树君《瑰丽的传奇·永恒的停格──访平鑫涛谈张爱玲著作出版》)根据高全之在《张爱玲学》里的考据,一共有三处是对蒋介石与国民党不敬。

第一,天风原版有一处群众上街游行,“……推着一辆囚车,囚车里是孔同志扮的杜鲁门(当时的美国总统)。另一辆囚车里是张励扮的蒋介石。”慧龙将“蒋介石”改成“反动分子”。当时在台湾,蒋介石通常被尊称为“蒋公”、“蒋先生”或“蒋总统”,不会直呼其名,所以这里是犯忌违。但小说里不可能说“另一辆囚车里是张励扮的蒋总统”,所以囚车里的人就变成了一个无名无姓的“反动分子”。

第二,天风原版形容一个外国人黎培里的照片:“是他谒见蒋介石呈递国书的时候拍摄的。”慧龙将“蒋介石”改成“国民政府的首脑。”小说里的人物都是大陆人,他们不可能说:“他谒见蒋总统”,因为蒋介石已经不是大陆人的‘总统’了。

第三,天风原版有这句话:“这篇文字就证实黎培里是勾结蒋政府的特务。”慧龙将“蒋政府”改成“国民政府。”政府不是蒋介石私人所拥有,所以改成“国民政府”也算合理。

现在看来,这些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当年就是过不了台湾审查这一关。

1978年5月5日张爱玲再致信平鑫涛:“我把他们(慧龙)出的《赤地之恋》仔细看了一遍,错字很多,但是并没有窜改……这件事的误会,起因是多年前当局不愿张扬检查出版物的事,不顾作者精神上的痛苦———以为销路坏到出版人弃权,做梦也想不到反共小说会违禁。”

看来张爱玲自己都不太重视上述那些更改,但她痛心的却是另外一处:“慧龙出版的《赤地之恋》第188页第11行‘人家说毛主席就是这颗痣生得怪’(原文是‘人家说毛主席就是这颗痣生得好’),‘怪’字一定是窜改,不是错字。”(张爱玲致宋淇信,1978年5月19日)信中又加:“我对它(《赤地之恋》)一直歧视,直到这次出版给窜改了一个字,十分痛心,才知道已经成了自己的东西。”

1978年3月7日张爱玲致信宋淇:“《赤地之恋》的故事来自USIS(美国新闻处),所以我对它不像对别的作品。如果不是平鑫涛讳言censorship(审查),早就会酌改,不会等到现在让他们滥改了。我删去合同上‘改写’一项是因为目前没工夫,而且以为现在放松了不需要改──连陈若曦有些崇拜周恩来的话都照登。”如果出版社事先肯好好地跟张爱玲商量,她是会同意更改的。但出版社觉得此事不可提,以致后来发生这些事情。1991年皇冠出版张爱玲全集,由张爱玲亲自校对,《赤地之恋》仍然跟慧龙版一样,囚车里坐的人是“反动分子”。

1978年7月19日宋淇致信张爱玲:“《赤地之恋》销路不如理想,一则可能由于你所说非你心甘情愿而写,最重要的原因是事过境迁,读者已不感觉切身之痛,提起韩战,美国、中国年青人知都不知道。当局那时犯忌的话,现在认为不成问题,由此可见。”

张爱玲不满意《赤地之恋》

这里我想谈谈《赤地之恋》的英文版。1956年友联社在香港出初版,现在已经绝版多年了。1998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社被宋家授权重印张爱玲的英文长篇小说,但只有《怨女》与《秧歌》两本,没有《赤地之恋》,引起外界诸多揣测。实际原因是美国新闻处commissioned了此书,等于已买断了版权。当年美国新闻处已经改组,美国在台协会表示他们要保留版权,但多年来他们都没有企图出版的迹象。

我觉得如果《赤地之恋》是一项宣传计划,那它是非常失败的。主办单位、出版社与作者都是心不在焉。它最强烈的宣传效果反而显示出台湾有一段时期出版审查得非常严厉。

在众多读者中,作者本人的意见当然是很重要的。以上已经列出多处张爱玲如何不满《赤地之恋》一书。张爱玲在致胡适的信中说:“还有一本《赤地之恋》,是在《秧歌》以后写的。因为要顾到东南亚一般读者的兴味,自己很不满意。而销路虽然不像《秧歌》那样惨,也并不见得好。我发现迁就的事情往往是这样。”

宋淇(林以亮)在《私语张爱玲》中写道:“这次经验更坚定了她的信念:决不写她不喜欢、不熟悉的人物和故事。”但张爱玲知道《赤地之恋》“已经成了自己的东西”。正如张爱玲可以公开说她不喜欢《殷宝滟送花楼会》、《连环套》、《创世纪》、《小艾》等作品,但最后还是收录在全集里面,因为它们已经成了她的东西。

我看过很多评论《赤地之恋》的文章,其中最有趣的是作家李碧华回忆说:“(张爱玲的作品)我全部都有,甚至各种版本都有,包括中国大陆翻印的粗陋版。而手上最珍贵的一本《赤地之恋》,天风出版社出版,定价二元五角。它已昏黄残破,很多年前,不记得是中一抑或中二,是文字的震撼力驱使我,自学校图书馆偷来的。”

至于我本人,《秧歌》与《赤地之恋》是我首先接触到的张爱玲作品,所以有特别的感情,可是当年我家中翻看的天风初版《赤地之恋》已经遗失,也应该没有什么图书馆还会有。

许多有关《赤地之恋》的争论都围绕着小说是否真实地反映“土改”、“三反”、“抗美援朝”的情况,但争论一本虚构小说是否真实好像很荒诞无稽。如果没有看过这本小说,最好还是找来看看,自己来判断。

目前《秧歌》与《赤地之恋》在内地是没有正式授权出版的。虽然小说是买不到,但有心的人总有办法找到,有关连的学术论文亦发表了不少。版权拥有人是非常愿意出版,而出版社也愿意配合,只是目前时机不对。

张爱玲的翻译

接下来,我要说一说张爱玲的翻译工作。我爸爸曾在1976年写了篇《私语张爱玲》,里面说张爱玲中英文拿得出手,“可以先写中文然后自译成英文,例如《赤地之恋》、《金锁记》等;也可以先写英文然后自译成中文,例如《秧歌》、《五四遗事》”。但我并不太相信,出版可能是先有英文版本,但创作过程中应该是先有中文版本。因为《秧歌》有些部分是从《异乡记》里抽取出来的,反正手上有大量的原始资料,还写了一些“土改”的事情,她认为将这两样事情加起来放到一本书里是可行的,便从《异乡记》手稿习作本拿出些片段再从中抽取、拼凑,写起来很容易。她不可能先写英文再翻译成中文的。

《秧歌》为什么有英文版本?不得不提及她当时的生活。上世纪五十年代,香港人口不超过五十万,出一本书能赚多少钱?通过写作生活很困难。当时写作者多是靠给不同报纸写专栏或连载小说赚稿费,需要自律的生活、明确的日程表,因为报纸每天都会在固定时间派人来取手稿回去排版。很辛苦。在这样的情况下,张爱玲认为自己写作的未来在美国,她将自己和林语堂、韩素音比较,他们都是在美国用英文写作获得成功的中国人,张爱玲认为她需要写英文版本。

《秧歌》出版前,张爱玲曾在我家里以牙签牌卜卦,得上上签,《秧歌》果然在美国出版,好评如潮,许多大报杂志都有佳评。1954年,《纽约时报》发表一篇书评“Roots without water”,作者是John Espey,文章说她的小说写得不错。刊登需要配一张张爱玲的照片。当时张爱玲住香港英皇道(因为她之前住在女青年会,渐为人知,她生平最怕这点,后在我家附近的一条横街租了一间斗室暂住),我妈妈就带她到街角的一家兰心照相馆拍照,照出了身穿旗袍、头往上抬显得脸圆的那张经典照片。

《老人与海》和《秧歌》都完成后,她继续进行翻译。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的《睡谷故事·李伯大梦》,中英文对照,有助于人们学习英语。书封面写由张爱玲、方馨合译,其实是张爱玲翻译《睡谷故事》(又称《无头骑士》,华盛顿·欧文作),我妈妈翻译《李伯大梦》。现在很少人知道《李伯大梦》,故事说一个人一觉醒来是几百年后的事情。张爱玲还翻译了一些诗歌,例如她翻译过两个美国诗人的诗,梭罗和爱默生的生平和著作。小说则有《鹿苑长春》、《狄村记》,是她在美国用中文翻译成英文。以上译书都收录在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的《张爱玲译作选》里;而《鹿苑长春》、《睡谷故事》同时收录在2012年4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老人与海》里,有兴趣的读者可自行找来阅读。

张爱玲未必喜欢这些翻译工作,她并不希望一辈子都帮别人翻译,但为了生活不得不进行,况且这些工作也比较轻松。张爱玲曾说:“我逼着自己译爱默生,实在是没办法。即便是牙医的书,我也照样会硬着头皮去做。”另外她还说过,“译华盛顿·欧文的小说,好像同自己不喜欢的人说话,无可奈何地,逃又逃不掉。”

(下一期将会讲述张爱玲到美国后,写电影剧本和《雷峰塔》、《易经》的情况,敬请关注。本文标题与小标为编者所加)

宋以朗口述、供图 采写:南都记者 陈晓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