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淇传奇
从宋春舫到张爱玲9
宋淇传奇
从宋春舫到张爱玲9
上一期，提到我爸爸1957到1963年在电懋公司一直担任制片人的职务，他担任过六十多部电影的制片人，其中较有影响的就是《四千金》、《星星、月亮、太阳》、张爱玲编剧的《南北一家亲》和王天林导演的《野玫瑰之恋》等。爸爸在申请香港大学研究员的简历中列出《南北一家亲》为他自己编剧，但该电影的字幕列出编剧为张爱玲。我猜测是张爱玲写了初稿，但因她不了解南北文化的冲突，我爸爸遂帮她修改，可以说是两人合编，为了张爱玲可以拿取全部编剧费，最后只署了她的名字。
真正担任编剧的电影只有两部
我爸爸自己真正担任编剧的电影一共有两部：一部是在电懋之前所编的《有口难言》；另外一部就是在电懋期间的《南北和》。《有口难言》改编自法国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法朗士的剧作《哑妻》。《南北和》源出于1958年电懋贺岁晚会里的舞台小品，因为广受好评才编为电影。这两部电影并不能显示出我爸爸的真正学识与才华。
我爸爸曾经写过两篇有趣的文章，《中国电影的前途》与《拜银的人———一则寓言》，可以见到他的另一面。
在散文《中国电影的前途》里，爸爸写道：“一般电影剧本的通病是过分重视剧本的故事，而忽略了其中的人物，以致本末倒置，一味追求曲折离奇、出人意表的故事，对人物的塑造视为无足轻重。甚至为了迁就故事，人物的性格会前后矛盾，无从令观众信服……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由于出发点错了，中国电影便随之走错了方向。”
我家里以前有一本英文书，讲三十六种戏剧结构。爸爸应该是翻读过这本非常残破的书很多次。现在我找不到这本书了，应该是爸爸将连同其他有关电影的书籍都捐了给香港浸会大学。该书的作者是意大利作家乔治·波尔蒂，他根据一千种剧本、二百传奇、史诗与历史，统计证明人类的感情最多容纳三十六种戏剧结构。爸爸说这本书是“凡从事研究戏剧者无人不知。”
这种用统计学的方法去分类戏剧好像很偏激，连我这个统计学博士都不大相信。科学是要根据事实，要看看是不是所有的戏剧都只有三十六种，正如所有的计谋是不是只有三十六计？我没有做过这个分析。爸爸倒是给了两个有趣的例子。
例一：有人请爸爸看一部由琼瑶小说《烟雨蒙蒙》改编的台湾电影，想试探香港观众反应如何。爸爸看后说，这部电影的故事其实和粤语东宫西宫片很相近。男主角是一位昏君，为西宫妃子迷惑，把东宫皇后打入冷宫，甚至把太子废掉，而西宫串通国舅，勾结太监与奸相为非作歹。结果真相大白，昏君觉悟，太子复立，坏人服诛。
爸爸说琼瑶绝不会采用这么俗气的民间传说为故事骨干，而这种巧合无非证明三十六种之说自有其根据。爸爸说新一代的香港观众不会喜欢看粤语残片，但他们会喜欢《烟雨蒙蒙》中的“东宫太子”———大太太的独生女儿，一个个性明朗、有主动性的人物，由新人归亚蕾主演，结果她以此影片获得第四届金马奖最佳女演员，而电影在香港票房也甚佳。
例二：爸爸和导演胡金铨曾谈到《西施》的故事。爸爸认为这个故事可以编得很像西方剧作家萧伯纳的《卖花女》，好莱坞电影版则是《窈窕淑女》。爸爸说这样的《西施》剧本，拍出来可以与奥斯卡最佳影片《窈窕淑女》同样精致紧奏，不落俗套。胡金铨听了忙问：“你写不写？你写，我就拍。”后来李瀚祥出巨资拍了一套古装历史片《西施》，爸爸与胡金铨的《西施》就没有下文了，因为好像是在拾他人牙慧。
爸爸的短篇小说《拜银的人———一则寓言》写一群人凑合地出现在一个下午茶座，其中有编剧、剧务、副导演、女主角、准男主角、导演和制片。在座有人说，每人要说一句成语，这一句成语一定要改掉原来成语的一个字，同时要合乎说这句话的人的身份。然后大家评一下，由说得最不好的人请客。结果女主角是“坐以待币”，编剧是“委曲求钱”，准男主角是“视归如死”，副导演是“不学有术”，剧务是“无知近乎勇”，导演是“理曲气壮”，制片是“未捞先衰”等等。你猜谁输了？女主角说：“‘委曲求钱’，我们大家吃电影饭的，哪一个不受委屈？哪一个不是为了钱？”编剧慌了，心里一算，这一顿茶恐怕要二十元，自己付是付得起，可是今天出来是答应老婆替孩子买奶粉，回去怎么交代？好在制片做好人签单。
我看不出来这些人的原型，但我想我爸爸也不会那么明显地去得罪人。这个短篇小说其实没有什么故事，所以不是三十六戏剧结构之一，但那些电影界人物塑造得非常出色。《拜银的人》如果拍成电影，可能成为那一个年代的《低俗喜剧》。
翻译自己喜欢的书
爸爸的翻译作品大多数是他自己的选择，可以说他是幸运的。至于我妈妈译出来的有六本书，例如有本《地理真有趣》，很难想象她会喜欢这个事，但是翻译这样的书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因为文字不多。我妈妈还翻译有《无奇不有》、《苏联的戏剧》、《苏联的音乐》，这些书她基本没跟我提及过。我也觉得她做这些翻译都是基于谋生。上海时代的张爱玲要翻译牙医的书籍，到了香港，华盛顿·欧文的小说也非她的首选，所以会觉得辛苦──之所以做也是基于同样原因。
在我爸爸一生的翻译生涯中，他觉得翻译了两部比较得意的作品，一是《攻心记———东欧共产国际思想改造过程》，由火炬编译社于1956年出版，署名余怀，原作者是波兰的切斯拉夫·米沃什。这本书刚出版时并没有引起注意，但这位作家在1980年拿了诺贝尔文学奖，引起轰动，那个时候皇冠出版社才找回爸爸所译的版本进行再版。
另外就是英国作家瓦欧的《兴仁岭重临记》(B ridesheadR evisited)。爸爸翻译了本书的第三章。这部分译文首先发表在1953年11月第21期的《人人文学》，后来作为附录放在了林以亮1968年出版的《前言与后语》里面。(《前言与后语》的初版是由香港正文出版社于1968年出版的，同年11月15日又由仙人掌出版社出了第二版。)
关于书名的翻译，爸爸也做出解释：B rideshead是地名，可是同时在声音上有双关的意思，隐示B ride新娘，所以译成中文只能用“兴仁”以隐示新人之意。香港电视台播映时译为《故园风雨后》。董桥批：“林以亮则把它译成《兴仁岭重临记》，的确比较接近瓦欧的旨趣。瓦欧到底是‘最忍得住情的一位作家’；‘故园’的‘故’字显得情不自禁；居然用到‘风雨后’，未免滥情！”
翻译《兴仁岭重临记》是爸爸自己欢喜的事情，自主选择的，虽没全部翻译完毕，但当时他挺开心。小说在上世纪80年代由英国电视公司拍成剧集，并在美国公众电视台播放，取得空前成功。我爸爸在香港看到这部轰动的电视剧后，他觉得很开心，证明了他当年是眼光独到的。
为什么没翻译全书？理由是他觉得他想严肃对待这个工作，但实在没有精力和时间完成，毕竟还要养家。他觉得实在无法依靠翻译养家，决定“情愿委屈翻译，不愿委屈妻子”，所以才中断了那篇《兴仁岭重临记》的翻译。
《兴仁岭重临记》的译者序点出爸爸的苦衷：“本章虽然不到一万三千字，而我却整整译了一个多月，看见别人信手译书，只能埋怨自己不济。”
由于我爸爸的病，他先后从电懋、邵氏辞职。到了1967年，“文革”第二年，他认为我与姐姐两个小孩在香港不安全，想送我们出国。出国需要钱，所以他需要重新工作，就到了香港中文大学当校长的特别助理。1973年，我爸爸与高克毅(乔治高)在翻译学会里创办了学术期刊《译丛》(R enditions)，致力于译介中国古代和现当代文学。(下一期将讲述宋淇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经历，敬请关注。)
宋以朗口述 供图
采写：南都记者 陈晓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