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8封申诉信无人答

口述:高勤荣 整理:本报记者 徐英

  12月18日,北京某宾馆。高勤荣自述狱中8年,他一共写了768封申诉信。几乎每封信都长达3000 字。信分别写给中纪委、全国人大、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等机构,至今没人答复他。出狱后,他依然不服指控他的三项罪名。北京街头可能又会增加一名上访专业 户。一个让媒体如此关注的人,他接下来的经历一定也会让公众备感兴趣。
◎事件回顾◎
   1998年5月27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内部版刊登《山西青年报》记者高勤荣的文章《山西运城搞假渗灌浪费巨额资金》,首次披露了山西省运城地区发 动群众运动,3个月制造了政治工程假渗灌的内幕。在此之前的1997年年底,高已将这一情况写成内参交给了中纪委。
  1998年4月3日,山西省纪委某负责人约高勤荣谈话,被高以给母亲守孝为由拒绝。4月5日,省纪委人员在运城纪委招待所再次约高谈话。这样的谈话又进行了几次。
  1998年9月、10月,央视以及多家媒体先后报道了这一事件。之后, 大跃进工程再也无法掩盖,运城地区领导紧急下令,拆除渗灌池。
与此同时,对高勤荣的纪律处分陡然升级为专案组,由山西省纪委牵头,一行人马住进运城建北宾馆,开始了对高勤荣长达6个月的专案侦察。
  1998年12月4日,高勤荣在京反映情况时,被跟踪而至的运城警方连夜带回运城。运城地区公安处和运城市检察院均在相关的法律文书中称,本案是由山西省纪检委移交的。高勤荣随后被指控犯有受贿罪、诈骗罪、介绍卖淫罪。
  其后,《南方周末》记者曾两度前往山西省纪委办公厅,但被告知,渗灌问题是山西的丑事,很不光彩,不宜再报道,已经处理完了。办公厅不肯出示相关文 件,也不接受采访。从公检法机关到纪委的所有办案人员都声称,他们办理的只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事隔半年不要再提了。
摘自《南方周末》2001年1月12日《反腐记者何以被处以重刑》一文

  2006年12月7日下午3点,我正在出工,一个狱警告诉:赶快收拾东西,出狱!
  我有点惊讶,但马上就觉得全身轻快了。我迫不及待地脱下囚衣,在监狱教学楼的走道上换上正常人的衣服开始向外走,一道铁门,两道铁门。楼里的狱友大声地打招呼送别,我激动地说不出话来,只是不停作揖。
  晚上,被晋中监狱秘密送回家的我在朋友们的接风下,到一家澡堂子把自己彻底清洗了一次,八年都没好好洗过澡。只是,八年的牢狱生活在我身上的烙印洗得掉吗?

警察对我挺同情
  被抓的日子?刻骨铭心,1998年12月4日晚8点,我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
  那天下午,一位朋友的朋友给我打了电话,说到了北京要跟我见见。晚7点多,我到宣武区的越秀大酒店的15层,朋友不在,说是在吃饭,让我等等。于是在 8点,我等来了三名便衣,是高记者吗?是。话音未落,三个人都冲了上来,把我扑倒在地,迅速抽出我的皮带,把我手里的包也给夺了。便把我绑架 回了山西运城。为什么说绑架?当时他们并未给我出示逮捕令。
  绑架我回运城的是两个当地老警察,我觉得人还不错。在车上,其中一个人问我,你怎么了? 不知道。不知道为啥抓你?那谁知道,你们警察想抓就抓呗!
  后来他们知道了我是揭露了运城假渗灌后被抓,一名警察气地嘟囔了一句,简直是胡闹。
  到了芮城看守所后,这个警察还跟看守所值班人打了个招呼,也没背着我,让给关照一点!于是值班人员拿出花名册,给我安排了一个人员素质比较高的监号。

狱中巧遇线人高满强
  1999年4月28日,法院宣判我入狱13年,执行12年。在转往晋中监狱之前,把我关在了永济监狱。在这里,我巧遇了为我提供山西运城搞假渗灌线索的线人,原运城驻京办副主任高满强。
  1998年,在多家媒体纷纷报道了运城造假渗灌后,惹怒了当地的一些官员,他们打听到是高满强给我提供的采访资料。9月26日,高满强就被抓了,判了7年。
  得到消息时,我还想到监狱去探视他,结果不到三个月,我也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进了监狱,直接在监狱探视了他。
  当时我住在集训队,窗户后面是监狱医院。左顾右盼之间,看到一个熟悉的人高满强,就在监狱医院的院子里,这么巧,我喊了他,没错,就是他。隔着窗户,我俩抱头痛哭。为了方便说话,我假装肚子疼,进了医院。
  见到我,高就哭诉自己的遭遇:他被以招摇撞骗和私刻公章两项罪名带到看守所之后,警察就要他认罪。不认,门牙被打掉,手掌骨被枪托给打坏了, 身上也没少遭罪,衣服血迹斑斑,最后警察强行按着他的手在认罪书上按了手印,据他说,在认罪书上,还有一道红色的印记。不到30天,就给他判了7年。
  更惨的是,2003年4月18日,在高满强刑满出狱的当天,就在监狱门外,高满强被三名守候在那里的歹徒手持铁棍殴打,昏迷了48天后,现已是半身行动不便的人了。后来听说山西省高等法院给他平了反,赔偿了60万元。这让我看到了希望。

768封申诉信无回复
  强加在我头上莫须有的罪名,我一直没有认过。失去人身自由的8年来,我一直都在坚持的事就是写申诉信。
  为了让自己早一天得到昭雪,每个月我至少要寄出去8封信,分别写给中纪委、全国人大、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山西省高等法院和山西省高等检察院。每封 信都详细地叙述了我受的不公正待遇,从法理上解释加在我身上的三项罪名是莫须有的。这样每封都长达3000字的申诉信,我一写就是8年,8年就是768封 啊!写得我把手都磨破了,连狱友都说,这个家伙,天天写申诉。我为什么,就是求一个公道。
  但一次次地写信,都没有回音。我都绝望了,天下就没有说理的地方了。不知道是监狱没有给我转到,还是别的原因。我曾经想到过死,但一想,要是死了,不就便宜了这些人!

狱中办报获减刑
  直到2001年,我才逐渐适应监狱的生活,以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来面对我的监狱生活,虽然无奈,但我必须坚强地活下去。
  2000年的时候,监狱就把我分到《晋中监狱报》当组长。在监狱里搞新闻,比外面要困难一些,因为是服刑人员,监狱管理员不会让你乱跑。消息源一般都 是来自各个监区的通讯员。等到他们把各队的事报道上来后,我们会看看哪个典型,然后我们就由警察陪同下去,深入采访。
  2002年,全国华北、东北八省市监狱评报。我的长篇通讯《爱的呼唤》和一篇评论《立德做新人》拿了两个一等奖。因为这两个奖项,我得到了3个月的减刑。
  约定俗成的做法是,一个技工奖减刑4个月,一个表扬减刑3个月,一个技工奖加上一个表扬肯定能减刑半年,但每人每两年才有一次减刑机会。我今年已经拿 到了3个技工和4个表扬。2006年的7月9日,应该是我的减刑日,本来我余下的刑期都该减掉的,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批准下来。

没钱报考政法大研究生
  做记者十几年,很少有时间静下心来充充电。没想到,在监狱呆的8年,却实现了这个愿望。
  除了学习新闻业务之外,我感觉到自己的法律知识不够,以后还要走司法程序继续申诉,不懂法不行。我去信中国政法大学,想报考他们的法律研究生。
  后来,中国政法大学办公室的人给我回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还鼓励我并附了一张招生简章。但费用太高了,要交3000多块钱。别说3000块,就是300块我也拿不出来啊。只好自己在监狱里买一些法律的书来读。
  当时这些钱都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在狱里,每个月出工有8块钱,虽然家里半年会给我寄几百块钱,但这里华龙方便面要6毛钱一包,狱里也有一些开销,最便宜的达宾烟也要1.6元一包,要想买书,就得从买方便面的钱里抠。

妻子月均一趟进京申诉
  比起我在狱中的苦来,我的爱人段毛英在狱外比我受的苦要多。不到800块钱的月工资要养家,供孩子上学,还要跑北京替我申诉。
  在我入狱的这八年,她光跑北京就有七八十趟了。就1999年4月到11月期间,她跑了6趟北京为我申诉。2000年光是上半年就跑了6趟,几乎是一个 月就跑一次。为了省钱,她坐夜班车去北京,白天告完状又往回赶。刚开始的几年,为了我四处奔波,都顾不上孩子的学习了。后来加上总是失望,我也劝她,以孩 子为重,不能耽搁孩子的学业。跑北京申诉的次数才少了起来。
  出狱后的第二天12月8日下午5点多,我才见到了女儿乖乖,她已经长成大孩子了,但很内向。想爸爸吗?想,沉默。在她成长的8年里,没有我的痕迹的。(哭)
  入狱8年,因为害怕影响女儿,都骗她说爸爸出国了。我只给她打过一次电话和寄过一次生日卡片。
  那次生日卡片是我自己制作的,乖乖,虽然爸爸不知道妈妈、大姨还有宝哥哥在哪里为你过生日?但是你要知道爸爸在遥远的地方一直在惦记着你,为你祝福,唱生日快乐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嚎啕大哭。狱友觉得奇怪,都来瞧我出啥事了。看到我写给女儿的话,他们也忍不住,哭成一片。
  其实,女儿也怀疑过我们的话。有一次孩子不相信,就问妻子,爸爸究竟到哪里去了?妻子说,出国了,你骗我,女儿死劲把妻子推到沙发上跑了出去

死了都不服
  青年周末(以下简称青周):坐牢8年你服了吗?
  高勤荣:当然不服,强加于我头上的三项罪名都是莫须有的。我还是希望中纪委、最高法院尽快立案。这里面还牵扯到了腐败。
  青周:有人说,如果不是你本人有做的不妥当的地方,这三项罪名怎么可能扣在你头上?
  高勤荣:这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所谓的三项罪名都是1996年发生的,为什么1996年没人告我。1998年,我一揭露运城耗资2.85 亿造假渗灌,他们就把我抓了?我一介平民,值得由省纪委出头组成专案组?他们给定的那些罪名,漏洞很多。时间关系,我就不细说了。举个例子,受贿罪,我 一个挂靠在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观察》的记者,按道理都不算国家公职人员,怎么可能受贿了?
  青周:你还会继续申诉下去?
  高勤荣:我会一直申诉,直到我死,曾获刑者是不能当记者的,我现在只能干点别的工作。迟来的正义就是非正义了。这话说得有些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