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淇传奇:从宋春舫到张爱玲》

深圳报业集团    一水桃花魏晋前    2014.11.23

安 迪(上海)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在燕京大学执教的英籍学者哈罗德·谢迪克(Harold Shedick),晚年重返燕园时,还记得半个世纪前的学生吴兴华:“是我在燕京教过的学生中,文学才华最高的一位,足以和我在康奈尔教过的学生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卜鲁姆相匹敌。”难怪颇为自负的宋淇,曾自叹跟吴兴华切磋学问,像虬髯客遇上李世民,怎样追也望尘莫及。

我们谈论一个文学天才,往往首先惊叹于他的记忆力超常。钱锺书有着过目不忘的照相式的记忆,吴兴华也同样以博闻强记在朋友圈里出名,而且他还能一心三用,一边打桥牌,一边看书,同时和其他人谈笑风生,令旁人啧啧称奇。宋以朗的《宋淇传奇》里记录了吴兴华不少故事,夏志清和宋淇都视吴兴华为“另一个钱锺书”。可惜吴兴华一九六六年去世时才四十五岁,只留下一部莎剧《亨利四世》的译本,和近年出版的两本薄薄的《吴兴华诗文集》。文集中关于古代文史的仅两篇论文《读〈通鉴〉札记》和《读〈国朝常州骈体文录〉》,前者文言,后者白话,都是值得再三诵读的学术佳作。

据宋以朗说,吴兴华写给他父亲宋淇的信,家里有六十二封,三封英文,其余都是中文。这些信“最多是谈诗,讲读书心得,也讨论人生、友谊,有时更会批评别人”。郭蕊在回忆吴兴华的文章里说,吴最欣赏舒位和王昙,或许是同情他们穷愁潦倒的身世。吴兴华上世纪四十年代写给宋淇的信中这样推崇舒位:“舒位的《瓶水斋诗集》,这是我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你看了若不拍案叫绝,我准负全责。这两位(舒位和黄仲则)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在感情上形式上都有点觉出旧诗拘束的倾向,故此才把它推向最妙,最细也就是最后的可能去。”另一封信里说舒位诗里的“属对足称全清第一,如咏陶潜道:‘五株柳树羲皇上,一水桃花魏晋前’,人人心中都知道,但他是第一个凑成这对联的人”。

很希望吴兴华的这些信能整理发表。


<<新周刊>>第432期    张爱玲留下多少money?    马家辉    2014.12.01

    宋以朗前两年在《南方都市报》连载家族传奇,我断断续续看了一些,心想再等一阵子必会出书,待其时,一口气读完远比每周追看来得过瘾。而这一阵子,一等便是一年多,数星期前,完整版本终于现身。周日躺在沙发上把它杀掉,合上书,悠悠入梦,隐隐看见几张人脸,我猜必是书里谈及的那几位才子英雄:宋春舫、宋淇、钱锺书、吴兴华、傅雷——竟然没在梦里遇见张爱玲。

    书名叫做《宋淇传奇》,副题是“从宋春舫到张爱玲”。宋春舫是宋以朗的祖父,生于1892年,是才华横溢的富二代,能说能写的至少有英、法、德、西班牙四国语言,能读的亦有古希腊文、拉丁文、俄文,但很奇怪,在日语上碰壁,自认失败。或许是大脑的语言区已经满载,人脑如计算机,再强大亦毕竟有极限。宋春舫在法国专研戏剧,回国后在北大等校任教,是中国戏剧研究的开山祖师。生前藏书数千册,1938年去世后,都捐给北大图书馆。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有人在琉璃厂书肆里找到这批书,藏书家闻风而至,买的不仅是书,更是唏嘘慨叹。

    宋以朗的父亲宋淇亦是文学和语言高手。40年代末他从上海南迁香港,钱都存在同乡开设的四海银行,却因同乡亏空公款,一生积蓄化为乌有,被迫忙这忙那以养妻活儿:做编辑、做翻译、做电影、做秘书,廉售才华谋生。是否浪费,唯其自知。但有此遭遇的文学家,他不是第一个,亦必不是最后一个。

    书中有专章谈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因都是宋淇的好朋友。宋以朗整理了父亲与他们的来往书信,让我们看见这几位人格高尚的学问家如何在时代的波涛汹涌里怀抱理想却有志难伸,天空垮压下来,他们闪躲、回避,尽量找寻卑微的自存空间,为的只是一张宁静的书桌,渴望继续跟古今中外的优雅灵魂对话。然而时代并未放过他们,黑暗如网将之吞噬。尽管今天仍可在书页之间窥见其智慧与幽默,在那黑暗的日子里,他们终究曾经哭得断肠。

    钱锺书和傅雷,大家熟知了,吴兴华倒较陌生。这位曾被誉为“钱锺书第二”的才子比钱锺书短命多了,生于1921年,1966年“文革”中被红卫兵活活斗死,只活了45岁。吴兴华是宋淇的同学,毕业于燕京大学后留校任教,通数国语言,跟钱锺书一样有“照相机式”记忆力,过目不忘。做学生时,每回只准在图书馆借书三本,他想借十本,不获破例,干脆坐下读,三小时内把十本书的重点全记在脑里,一本都不必带出书库。他爱打桥牌,可以一边看书一边打牌,且谈笑风生。他书房内放着几本旧诗选集,谁来了,他便故意引谁打赌,随手翻出一道诗,对方选任何一句,若他不能说出诗题、作者和上下句,便输两毛钱买花生给大家吃;对方输了,则对方请客。他用才华来请大家吃喝玩乐。

    跟宋淇长年通信,吴兴华曾说:不论是英、法、德、意哪一种语言,只要是好诗,别人一提起,他即能够分析它形式上的细节和优劣。若办不到,愿意辞职回家再念十年书。但才华再高,革命来了,又如何?群妖乱舞,愈有个性愈有智慧,愈不能见容于丑陋的时代。某天下午,红卫兵把年轻时已有肺结核的吴兴华推到批斗会上,要他跪下,打、骂、羞辱,吴兴华吐血而亡。

    《宋淇传奇》是温情之书,亦是悲凉之书。最后一章谈张爱玲,主要谈她在香港和美国的写作经历,乃至死亡——在时代流离里的死亡。宋以朗根据私房书信材料,重整其离开中国后的生活细节,澄清了许多以讹传讹。譬如张爱玲的去世场景,有若干传记添油加醋地写得天花乱坠,什么床边有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什么身穿一袭红色旗袍,皆是笑谈。宋以朗说其实只有四张灰蓝色的毯子,没有桌子,没有电视,倒有她最爱的《红楼梦》和丈夫赖雅的签名书。至于遗产,美国那边找到共 20017.71美元,扣除身后事费用剩1.7万。香港这边,宋以朗母亲邝文美点算了银行外币存款户口剩余32万多美元,不算小数目。如果张氏回魂,回到曾经借住的香港加多利山老宅,想必站在宋以朗床边,轻拍他的头道:“朗朗,谢谢你,做得好。”


新京报    宋淇 是为君子 和而不流

  宋淇是谁?今时今日,他最为人熟知的身份,大概是张爱玲的遗物保管者,若不是他,《小团圆》丶《雷峰塔》和最新的《少帅》恐怕都不知于何处飘散,难以重见天日。对于电影观众来说,他另有一重身份,是香港国语电影的编剧和制片,不仅与李丽华、林翠、雷震等叱咤风云的电影明星熟识,更曾介绍张爱玲为电懋公司担任编剧,解决了身处美国的她在金钱上的燃眉之急,也成就了后来的《六月新娘》和《情场如战场》等作品。同时,宋淇亦是钱钟书丶傅雷丶吴兴华的挚友,夏志清著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其中有关钱钟书和张爱玲的章节,就离不开他的引荐,他又是最早提倡以文本为先的红楼梦专家丶翻译家,笔名林以亮,还是写过不少时代曲的流行音乐作词人……

  历史的洪流中,宋淇虽然在许多方面都颇有建树,是与华语文学和艺术发展不可分割的重要一环,然而他的名字却似乎总是如同缄默的惊鸿一瞥,隐藏在文字背后,神龙见首不见尾。宋淇之子,宋以朗先生的近作《宋淇传奇:从宋春舫到张爱玲》就给了读者一个观其全貌的机会,恰逢张爱玲在与宋淇夫妇的通信中反复斟酌的小说《少帅》遗稿出版,两相呼应之下,也让人能更具体地感受宋淇其人,想象他的成就与忧虑,回顾那个时代的质感。

  祖父宋春舫

  曾向毛姆讨教剧本写作诀窍

  有意思的是,虽然父亲宋淇与母亲邝文美皆从事文字工作,自幼家中出入的艺文界名流也如过眼云烟,作者宋以朗却是以金融为业的统计学博士。他毫不讳言,自己十九岁即赴美求学,至2003年方返港定居,文化上的隔膜自然存在,对于与父亲闲聊中掌握的家族史,他甚至理智地写道“我不认为他讲的都真有其事,因为有些情节实在太耐人寻味。”虽然此书以“传奇”命名,宋以朗所做的,其实是整合了自己的回忆、刊发的文献和未发表的手稿书信,以完整缜密的脉络对父亲的一生作出呈现,除了对不实传闻偶作撇清,几乎没有任何无谓的抒情与慨叹,正如张爱玲引用过的西谚「the ring of the truth」,让读者聆听事实自身的金石声,背后又弦外之音齐鸣,牵一发而动全身。文化研究者冯睎乾认为,作者能有这份淡然,是因为宋家是文化上“最后的贵族”——守着诸多文化宝藏平平淡淡地起居过活,不以之求财,也不筑起神龛来供奉,彼此相忘于江湖,养成了他们斯文熨帖的气度。

  这一份气度,不仅是多年来的修炼,更来自于家族传承。书中振聋发聩的名字俯拾皆是,上溯至宋淇的父亲宋春舫,就已经是在法国留学期间便具备“要学到最漂亮的语言,莫过于从戏剧入手”的先锋概念的洋派学生,他不仅是戏剧理论界的前辈,更与英国作家毛姆有一段交游。

  书中记录,宋春舫曾向毛姆讨教写剧本的诀窍,毛姆只回答了两点“一要有丰富的常识,二要言归正传”,并在其游记《中国屏风》中把他视为对欧美各国成就和机械文明的盲目追求者,做了番不屑一顾的挖苦,嘲讽他听到答案后“脸上带着非常困惑的神情”。宋淇后来撰文《毛姆与我的父亲》,认为这两位中西戏剧家的短暂接触,恰好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基本问题——西方知识分子眼中,中国是神秘可爱,不应受到丝毫破坏的传统文化意象,而以宋春舫为代表的欧美留学生,则迫切地想把所学所得应用到社会现代化中去。

  尽管是1920年的旧闻轶事,但联系彼时的社会环境,文人间的交游不仅是私下里的交往沟通,更与大时代重叠。《论语》有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朱熹将“群”字解释为“和而不流”,宋春舫虽受欧美文化熏陶,身上仍有中国传统儒家的君子人格,有着温良敦厚的态度,群居相切磋,又能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从他与毛姆的接触之中亦可管窥,文学与历史之间,有其融会贯通的血肉联系。

  父亲宋淇

  与张爱玲的君子之交

  站在这个角度再来看宋淇与钱钟书、傅雷、张爱玲的故事,倒又显出了些别样趣致。不同于前几代的文人交游为了排遣“独唱之寂岑”的风花雪月式,宋淇所处的,更像隐士的江湖,且位置要更微妙些,宋以朗便在书中为读者梳理了四人之间,跨越不同时空,剪不断理还乱的繁杂关系。

  1944年作者“迅雨”在《万象》上发表《论张爱玲的小说》,批判《连环套》内容贫乏思想空洞的弊病,关于笔名背后的身份,一时间众说纷纭,张爱玲是在南来香港后才由宋淇告知“迅雨”即傅雷,于是“她听了反应是惊讶,但也并没有当做一回大事”。事情并未告一段落,1982年,张又在致宋淇信中表示“《殷宝灧送花楼会》实在太坏,是写傅雷的,他的女朋友当真听了我的话到内地去,嫁了个空军,很快又离婚,我听见了非常懊悔。”为了研究这个令素来淡漠的张爱玲 “非常懊悔”的女主角是谁,宋以朗通读了全部关于傅雷的传记,考证出是其上海美专一名学生的妹妹成家榴,而那名美专学生、刘海粟的第一任妻子成家和,在离婚后嫁给了德国留学生萧乃震,女儿便是著名的电影明星萧芳芳。关于钱钟书的部分,亦澄清了网络上关于杨绛在访问中称张爱玲为“下三滥”的流言,核实此文为网络伪作。更值得玩味的是,几位都具备红楼梦的研究者身份,当宋淇在给钱钟书的信中提及张爱玲的版本研究时,就未指名道姓,而是隐晦地以“有人”带过,宋以朗揣测,“这亦看到父亲的世故了”。

  与张爱玲的交往,宋淇不止是谈文论艺,更涉及真金白银的往来,读来也显得更为残酷而现实。例如新近出版的《少帅》,张爱玲便在致宋淇夫妇的信中坦露了小说自“有个模糊的故事”到“三年来我的一切行动都以这小说为核心”再到遭遇各方否定,不得不搁置放弃的心路历程。宋淇明白张氏举步维艰的处境,也在去信中言辞恳切地忧心着,从创作上是否牵涉太多政治与公众人物,到在美国和台湾如何找到出版平台,无不一一替她考虑周详。读毕,便理解张爱玲为何将其视为“走了的时候,好像轰然一声天塌了下来”的朋友交付予全部信任。都说人情如纸薄,张爱玲晚年离群索居,与宋家的珍贵情谊却凝练于信笺,真切却又不着痕迹。

  宋以朗还整理了她的遗嘱与遗赠给宋淇夫妇的财产资料:除了银行存款两万八千美金,物品中还有大量的灯泡,因为她害怕黑暗冷清,房间除了她自己的书,仅有《红楼梦》和丈夫赖雅作品的签名本,个中滋味,也是令人掩卷唏嘘。

  儿子宋以朗

  局外人的清明

  《宋淇传奇》一个显著的特点在于,作者宋以朗不是以文学的语言描摹自己的父亲,从宋春舫到张爱玲,纵观宋淇的经历,他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刻板书生,而是风度翩翩的沙龙男主人。因为受过奔波动荡的苦,又在事业上跨越多个领域,所以自然也有其精明世故的一面,在与诸友人的交游中,他继承了父亲的风格,如朱熹所言“和而不流”,专注、克制而低调,他的形象未必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却唯其真实,而使人尊敬和仰慕。

  另外,对于书中旁征博引的大量资料,宋以朗自谦“你可以说我迟钝无知,但我至少是勤奋的”,这也是此书的又一个特点。后殖民理论家萨义德将知识分子定义为“局外人、业余者、搅乱现状的人”,宋以朗的身份恰是如此,以未受过正统文学规训的清明眼光,捕捉关于父亲宋淇,其他人难以察觉的事物,他做到了。

  □书评人 李青


凤凰新媒体  张爱玲留下多少money?

天空垮压下来,他们闪躲、回避,尽量找寻卑微的自存空间,为的只是一张宁静的书桌,渴望继续跟古今中外的优雅灵魂对话。然而时代并未放过他们,黑暗如网将之吞噬。

宋以朗前两年在《南方都市报》连载家族传奇,我断断续续看了一些,心想再等一阵子必会出书,待其时,一口气读完远比每周追看来得过瘾。而这一阵子,一等便是一年多,数星期前,完整版本终于现身。周日躺在沙发上把它杀掉,合上书,悠悠入梦,隐隐看见几张人脸,我猜必是书里谈及的那几位才子英雄:宋春舫、宋淇、钱锺书、吴兴华、傅雷——竟然没在梦里遇见张爱玲。

书名叫做《宋淇传奇》,副题是“从宋春舫到张爱玲”。宋春舫是宋以朗的祖父,生于 1892年,是才华横溢的富二代,能说能写的至少有英、法、德、西班牙四国语言,能读的亦有古希腊文、拉丁文、俄文,但很奇怪,在日语上碰壁,自认失败。或许是大脑的语言区已经满载,人脑如计算机,再强大亦毕竟有极限。宋春舫在法国专研戏剧,回国后在北大等校任教,是中国戏剧研究的开山祖师。生前藏书数千册,1938年去世后,都捐给北大图书馆。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有人在琉璃厂书肆里找到这批书,藏书家闻风而至,买的不仅是书,更是唏嘘慨叹。

宋以朗的父亲宋淇亦是文学和语言高手。40年代末他从上海南迁香港,钱都存在同乡开设的四海银行,却因同乡亏空公款,一生积蓄化为乌有,被迫忙这忙那以养妻活儿:做编辑、做翻译、做电影、做秘书,廉售才华谋生。是否浪费,唯其自知。但有此遭遇的文学家,他不是第一个,亦必不是最后一个。

书中有专章谈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因都是宋淇的好朋友。宋以朗整理了父亲与他们的来往书信,让我们看见这几位人格高尚的学问家如何在时代的波涛汹涌里怀抱理想却有志难伸,天空垮压下来,他们闪躲、回避,尽量找寻卑微的自存空间,为的只是一张宁静的书桌,渴望继续跟古今中外的优雅灵魂对话。然而时代并未放过他们,黑暗如网将之吞噬。尽管今天仍可在书页之间窥见其智慧与幽默,在那黑暗的日子里,他们终究曾经哭得断肠。

钱锺书和傅雷,大家熟知了,吴兴华倒较陌生。这位曾被誉为“钱锺书第二”的才子比钱锺书短命多了,生于1921年,1966年“文革”中被红卫兵活活斗死,只活了45岁。吴兴华是宋淇的同学,毕业于燕京大学后留校任教,通数国语言,跟钱锺书一样有“照相机式”记忆力,过目不忘。做学生时,每回只准在图书馆借书三本,他想借十本,不获破例,干脆坐下读,三小时内把十本书的重点全记在脑里,一本都不必带出书库。他爱打桥牌,可以一边看书一边打牌,且谈笑风生。他书房内放着几本旧诗选集,谁来了,他便故意引谁打赌,随手翻出一道诗,对方选任何一句,若他不能说出诗题、作者和上下句,便输两毛钱买花生给大家吃;对方输了,则对方请客。他用才华来请大家吃喝玩乐。

跟宋淇长年通信,吴兴华曾说:不论是英、法、德、意哪一种语言,只要是好诗,别人一提起,他即能够分析它形式上的细节和优劣。若办不到,愿意辞职回家再念十年书。但才华再高,革命来了,又如何?群妖乱舞,愈有个性愈有智慧,愈不能见容于丑陋的时代。某天下午,红卫兵把年轻时已有肺结核的吴兴华推到批斗会上,要他跪下,打、骂、羞辱,吴兴华吐血而亡。

《宋淇传奇》是温情之书,亦是悲凉之书。最后一章谈张爱玲,主要谈她在香港和美国的写作经历,乃至死亡——在时代流离里的死亡。宋以朗根据私房书信材料,重整其离开中国后的生活细节,澄清了许多以讹传讹。譬如张爱玲的去世场景,有若干传记添油加醋地写得天花乱坠,什么床边有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什么身穿一袭红色旗袍,皆是笑谈。宋以朗说其实只有四张灰蓝色的毯子,没有桌子,没有电视,倒有她最爱的《红楼梦》和丈夫赖雅的签名书。至于遗产,美国那边找到共 20017.71美元,扣除身后事费用剩1.7万。香港这边,宋以朗母亲邝文美点算了银行外币存款户口剩余32万多美元,不算小数目。如果张氏回魂,回到曾经借住的香港加多利山老宅,想必站在宋以朗床边,轻拍他的头道:“朗朗,谢谢你,做得好。”


北京青年报    今古毕陈皆乐趣 天人兴感有深情    《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所展示的研究视野    2015.02.26


钱锺书


宋淇 (替宋淇加上了胡兰成的照片倒是第一次见到!!!)


张爱玲

    ◎陈子善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如果您熟知民国文化史上的北平“林家客厅”,上海“曾家客厅”和“邵家客厅”,那说明您是本文“宋家客厅”的适读人群。

    四位崛起于40年代的文化大师,钱锺书、傅雷、张爱玲、吴兴华,与宋氏父子之间有着怎样的交往勾连?

    张爱玲写的《殷宝滟送花楼会》是否真的影射傅雷?

    张爱玲虽未动笔但已有所构思的小说有哪些?

    一口气读完这部厚实的《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掩卷而思,不禁浮想联翩。

    首先,应该对书名“宋家客厅”略作解释。近年来中国现代的“客厅”文化现象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最有名的莫过于北平的“林家客厅”(主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上海的“曾家客厅”(主人曾孟朴、曾虚白父子)和“邵家客厅”(主人邵洵美)也不可不提,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存在过并产生过影响的文化沙龙。“宋家客厅”这个提法未必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的,虽然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宋家客厅”主人宋淇与钱锺书、傅雷等一批文化精英时有走动,但更多或许更确切的应该是,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张爱玲四位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在不同的时空与宋淇有密切的交集。《宋家客厅》这部书就是作者宋以朗兄以“客厅”第三代主人的身份,追述宋春舫、宋淇父子的文和事,梳理宋淇与钱、傅、吴、张四位的交往史。

    其次,我发现这部《宋家客厅》与我特别有缘。天底下有这么巧的事,书中所写的六位前辈作家,竟然都与我有或深或浅的“关系”,不妨先简略述之。

    我读《宋家客厅》如遇故人 

    作者祖父宋春舫英年早逝,而今知道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了。他可是中国现代有名的戏剧家、翻译家和藏书家,我收藏着他的几本法文藏书和有名的“褐木庐”藏书票,我也编选了一册宋春舫文集《从莎士比亚到梅兰芳》(2011年3月北京海豚出版社初版)。

    近年张学成为显学,作者父亲宋淇(宋淇笔名为林以亮)作为张爱玲中、后期创作的见证人和文学遗产的首位执行人而广为人知。但是,即便他与张爱玲完全无关,他仍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他著作等身,写诗、编电影剧本、搞翻译,对诗学、红学和张学的研究尤其令人瞩目。我虽然无缘拜识,却与他通过一次信,讨论宋春舫藏书的下落,也编过一本《林以亮佚文集》(2001年5月香港皇冠出版社初版)。

    “文化昆仑”钱锺书文名如此显赫,不必我再介绍了。读了他的名言“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之后,未敢造次求见,但还是与他通过一次信,有一阵子也致力于查考他的文学创作史和集外文,写了《关于〈围城〉的若干史实》(1991年2月《香港文学》第74期),还编纂了搜录其实很不齐全的《钱锺书佚文系年》(1989年4月台北《联合文学》第54期)。

    傅雷是翻译大师,我自小就读他译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和《约翰·克利斯朵夫》长大。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后,一直留心蒐集他的集外文,包括从他中学时期的习作一直到最后的家书,编选过一部《傅雷散文》(2000年3月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初版),还参与了《傅雷全集》的编辑工作。

    吴兴华是这六位前辈作家中与我“关系”最浅的。但我早就注意到这位卓具特色的新诗人、翻译家,并对他的含冤去世与对傅雷的愤而弃世一样,不胜唏嘘。上个世纪末我参与“新世纪万有文库”的编辑工作,就计划推出《吴兴华文存》,《出版说明》都已撰就,后书因故未出,但把已搜集到的一些吴兴华诗文提供给《吴兴华诗文集》编辑组,也算为吴兴华研究略尽了绵力。

    自从我1986年末无意中发现张爱玲的中篇小说《小艾》,闯入张爱玲研究领域至今,将近三十个年头过去了,我一直在努力发掘张爱玲的集外文,编订了《张爱玲集》和多种张爱玲研究资料。张爱玲晚年在美国深居简出,对我的发掘工作开始也不无微词,但《宋家客厅》中披露的张爱玲散文《爱憎表》残稿的写作动机,就是因我找到了她高中毕业时回答母校圣玛利亚女校校刊的调查表而起,这是不能不提的。

    有鉴于此,我读《宋家客厅》如遇故人,倍感亲切,也就理所当然。此书各章最初以《宋淇传奇》的总题在《南方都市报》上连载,由宋以朗先生口述,陈晓勤小姐采访、整理,共42期,我就按期阅读,从不脱期。现在经过修订补充,继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版之后,又在内地结集出书,我认认真真重读一遍,仍然兴味盎然。

    钱、傅、吴都与宋淇往还颇深 

    《宋家客厅》从以朗兄的视角展开论述,以宋淇夫妇为中心,一方面上溯宋春舫,另一方面旁及钱、傅、吴、张四位,从父子两代和宋淇文坛交游的角度为这六位前辈作家立一“外传”。六位的“外传”或详略不同,或各有侧重,但都贯彻作者自己所设定的三个写作原则:一、根据作者的回忆,包括其父亲和亲戚所告知的家庭故事。二、已经刊行的文献资料的运用和订误。三、大量引证未刊的六位作家的手稿和书信等。而娓娓道来的生动笔触,更使全书平添一层阅读的愉悦。因此,在我看来,此书可称关于这六位前辈作家的一部别开生面的“信史”,同时也是宋淇与钱、傅、吴、张四位文字交、文人情的真实记录。

    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社团林立,流派众多,错综复杂,更有特立独行、卓然自成一家者的出现,使其呈现了更为丰富多彩的面相。《宋家客厅》所写的六位作家,除了宋春舫“五四”时期就有文名,其余各位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崛起于中国文坛。他们都属于“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饱学之士,各自在小说、新诗创作或学术研究领域里独树一帜,影响深远。

    有意思的是,钱、傅、吴三位从20世纪40年代起,张爱玲从50年代起,都与宋淇惺惺相惜,往还颇深。他们与宋淇无论指点文学、切磋学问,还是感叹人生际遇、处理生活琐事,都是无话不谈。书中大量引用的吴兴华40—50年代初与宋淇的通信、傅雷50— 60年代与宋淇的通信、张爱玲50—90年代与宋淇夫妇的通信、钱锺书80年代与宋淇的通信,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钱锺书对宋淇的器重,傅雷与宋淇的投契,吴兴华与宋淇“情好过于朋友”,张爱玲对宋淇、邝文美夫妇的高度信任,在书中也都有具体而真切的记述。书中许许多多鲜活生动、幽默风趣的细节,仿佛把我们带回到已经远去的那个年代,在现场聆听他们畅谈文学,臧否人物。而作者“想将一群上海文人(张爱玲、宋淇夫妇、傅雷夫妇、钱锺书夫妇等)在不同时间(抗战、战后、解放、‘文革’、改革开放)不同城市(上海、香港)的生活片段呈现出来”的写作意图也得到了很好的实现。

    文字往还足具史料价值

    书中详述宋淇与傅雷、钱锺书、吴兴华的深厚情谊和文字往还,既足具史料价值,也十分感人。或许还可略作一些补充。1945年10月,傅雷与周煦良合作主编《新

    语》半月刊,“为综合性杂志,约马(叙伦)老、夏丏(尊)老等写文。以取稿条件过严,稿源成问题,出八期即停。”(《傅雷自述》,1957年7月作)但是,这个杂志得到了宋淇、钱锺书的全力支持,创刊号就发表了宋淇的《枕上偶得》七则,第3期上又发表了宋淇的《细沙》五则,第4、5期发表了钱锺书的《小说识小》(一、二),等等。

    不仅如此,1945年12月《新语》第5期破例刊出一组吴兴华的新诗,也与宋淇有关。周煦良在同期发表的《介绍吴兴华的诗》中说得很清楚:“我最初读到吴兴华先生的诗,是在八年前的《新诗》月刊上;……《新诗》自‘八一三’事变起停刊。等到三年后我兜个大圈子回沪,会见燕大的张芝联宋悌芬二君,从他们那里再度读到吴兴华的诗时,才知道中国诗坛已出现一颗新星。……《新语》因为是综合性刊物,本不适合介绍他的诗,但据最近消息,吴兴华在北平已染了肺病,这使我们有种说不出的感觉,而在我能从容分析自己的感觉以前,大家一致决定将他的作品公诸社会。”

    由此可见,《新语》之所以能刊出吴兴华的诗,最初就是宋悌芬(宋淇)等提供的,而最后“一致决定”发表吴兴华诗的“大家”中无疑应该包括傅雷、宋淇等位。这应该是宋淇与傅雷、周煦良等合作,最初向世人推荐吴兴华。这次与20世纪50年代以后因两岸三地隔绝,宋淇不得不改用“梁文星”等笔名在港台发表吴兴华的诗不同,吴兴华应该知道的。到了1947年2月,傅雷又起意主编“纯文艺纯翻译刊物”《世界文学》月刊,他认为“介绍各国文艺作品,提高翻译水准实为吾国文坛当务之急”(傅雷1947年2月3日以《世界文学》杂志发行人兼主编身份向“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申请函)。尽管后来此议未能付诸实施,但如办成,宋淇他们一定也是积极支持者吧?

    《宋家客厅》写得最详细的是张爱玲

    当然,《宋家客厅》里除了主人宋淇夫妇,不吝笔墨,写得最详细的是张爱玲,不仅专章篇幅最多,在宋淇夫妇和钱锺书、傅雷的章节中也都写到了她,而这正是我最感兴趣的。书中从宋淇夫妇1952年秋在香港结识张爱玲开始,一直写到张爱玲去世后遗作的整理出版,几近于一部较为完整的张爱玲“后传”。书中所讨论的张爱玲中后期创作的诸多问题,譬如“关于《秧歌》与《赤地之恋》的评价”、张爱玲“编剧生涯及《红楼梦》剧本风波”、“为什么《色·戒》的王佳芝不可能是郑苹如”等,张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作者在书中均根据大量第一手史料和自己的仔细分析,给出了颇具启发的结论。作者援引宋淇《唐文标“方法论”》中“我们评定一件作品的价值时,不要让‘武断’来代替 ‘判断’”的观点,探讨了长篇小说《秧歌》并非“授权”、“委托”之作,论证可谓周详。他对“现在大家把张爱玲的《秧歌》不是当作国家民族正史,就是当作社会学实地考察来看,或是农民调查报告,偏偏没有人拿它当小说读”不以为然,主张“与其跟人争辩美国新闻处有否commissioned《秧歌》,或张爱玲有没有土改经验,倒不如拿《秧歌》来看看,自己来判断更好”。这些看法我是赞同的。

    大概限于篇幅和已另行撰文的原因,《宋家客厅》并未再讨论引起轰动的长篇《小团圆》,但对《殷宝滟送花楼会》、《浮花浪蕊》、《相见欢》、《同学少年都不贱》等张爱玲前期和后期小说,都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阐释。譬如,张爱玲1982年12月4日致宋淇信中说:“《殷宝滟送花楼会》实在太坏,不收。是写傅雷的。”作者就以“是写傅雷的”这句话为契机,一路发掘,终于弄清楚小说中男女主人公与现实世界中真实人物的关系,也终于弄清楚小说中那几处与事实相抵牾。虽然张爱玲自认这篇小说“实在太坏”,但通过作者这样的追查和分析,终于厘清它的来龙去脉,有助于研究者讨论张爱玲如何“虚构”这篇小说,未始不是一个可喜的收获。对张爱玲这样的重量级作家而言,这样的追查和分析是必要的。

    专门讨论张爱玲“传说中的作品”

    周作人当年写过一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他在书的《总序》中就说:鲁迅的“小说是作者的文艺创作,但这里边有些人有模型可以找得出来,他的真相如何,……有说明的必要,此外,因为时地间隔,或有个别的事情环境已经变迁,一般读者不很明了的,也就所知略加解说。”这个原则对于张爱玲的小说同样适用。在此之前,张爱玲弟弟张子静曾在《我的姊姊张爱玲》一书中讨论过《金锁记》、《花凋》等小说的“真实人物”,但主要还是根据他多年后的回忆。而对《殷宝滟送花楼会》原型的释读,作者是根据张爱玲本人的说法,自然具有不容置疑的可信性和权威性。

    《宋家客厅》作者是张爱玲文学遗产的执行人,近年来由于他的不懈努力,张爱玲中、后期许多鲜为人知的作品,如《小团圆》、《异乡记》、《重返边城》、《雷峰塔》、《易经》、《少帅》等中英文创作陆续问世,大大拓展了张爱玲作品的文本空间,有力地推动了张爱玲研究的深入。那么,张爱玲还有哪些拟写而未能写成的作品呢?《宋家客厅》中也专门讨论了张爱玲“传说中的作品”这个有趣的问题。

    按照作者的整理,由张爱玲在历年致宋淇的信中与宋淇讨论的她“曾经构思但没有写好的作品”(大部分甚至尚未动笔),计有Aroma Port(《芳香的港》)、《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不扪虱而谈》、《谈相面》、《谈灵异》、《谢幕》、《填过一张爱憎表》、《美男子》等。其中,有以同代作家经历为素材的长篇和中篇小说,如《芳香的港》和《谢幕》;有写亲身经历的散文,如《不扪虱而谈》和《爱憎表》;有议论性的杂文,如《谈面相》和《谈灵异》;有历史题材的长篇,如《郑和下西洋》,琳琅满目。作者对这些题目和相关的方方面面,都作了查考和解析。

    尽管由于各种原因,张爱玲这些作品都未能诞生,但《宋家客厅》中“张爱玲没有写的文章”这一节所展示的这些重要史料,无疑对我们更全面地把握张爱玲中后期的心路历程和创作思路有很大的帮助。凡此种种,再次证实了作者所诚恳地表示的:“我身为宋淇的儿子,也是张爱玲的文学遗产执行人,掌握了这么多第一手文献,有责任向公众交代一些不为人知的事实,让文学史家能够根据更准确的资料,对张爱玲和宋淇作出公允的评价。”

    “今古毕陈皆乐趣,天人兴感有深情。”我以为,以朗兄撰写《宋家客厅》,既充满感情,又不失客观公允。因而,不仅仅是张爱玲研究、钱锺书研究、傅雷研究、吴兴华研究,宋春舫、宋淇父子研究更不必说,乃至20世纪 40年代上海文学史以及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都将会从这部引人入胜的《宋家客厅》中获益,而且我敢断言,不是一般的获益,而是深深的获益。《宋家客厅》所显示的研究视野,所提出的一些研究话题,所提供的众多研究线索,都具有可能改写文学史版图的学术意义,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思考。

    这就是我读了以朗兄《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之后的真实感受。

    甲午岁末于海上梅川书舍


华西都市报(成都)     从钱钟书、傅雷到张爱玲“客厅沙龙”和文人传奇    2015.03.21

        近几年,《小团圆》《少帅》等张爱玲遗作被发掘整理出版,屡次引来巨大关注,也让人知道,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先生的父母宋淇夫妇,是张爱玲生死相托的文学知音和生活挚友。

  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傅雷与钱钟书这两位大家,正是在宋淇的上海家里认识的。而钱钟书与张爱玲同样都是宋淇的好友,彼此在与宋淇的信中,也算隔空“相见”。宋淇比傅雷小11岁,比钱钟书小9岁,他家世殷实,爱好文艺,父亲是戏剧家,本人也是燕京大学高材生。他们在上海相遇,成为好友,差不多每个周末都举办文化party,谈古论今,而宋淇正是风度翩翩的文化沙龙主持人。之后,他们通信多年,鱼雁往来几十年,延续友情。文学、友情与一个家族的故事跌宕大时代中的惜别惜聚

  钱钟书、傅雷、张爱玲与宋氏父子之间有着怎样的交往勾连?张爱玲写的《殷宝滟送花楼会》是否真的影射傅雷?张爱玲虽未动笔但已有所构思的小说有哪些?这些问题,也吸引着著名学者、张爱玲研究专家陈子善教授。

  陈子善一口气读完《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禁不住掩卷而思,浮想联翩。陈子善在为该书所作的序文中说,“很多人熟知民国文化史上的北平林徽因‘林家客厅’(主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或者上海‘曾家客厅’(主人曾孟朴、曾虚白父子)和‘邵家客厅’(主人邵洵美),那么,这次你可以来看看‘宋家客厅’。”

  针对陈子善的疑问,宋淇之子宋以朗,以“客厅”第三代主人的身份,给了详细的回应。近日他在内地出版的回忆传记式文集《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中,根据私家信件、家族记忆和公开资料,追忆家族前尘旧事。他从祖父宋春舫的不凡家世和在燕京大学任教开始讲起,谈到其父母宋淇夫妇从上海到香港,双双任职美国新闻处,又加入邵逸夫创办的邵氏影业,踏入电影圈。之后,他着重梳理宋家与钱钟书、傅雷、张爱玲等现代文学史大家的交往史,从历史的背影中,勾沉出这些文学大家交游往还的真实形貌。而一些文学疑团和误解的破解,更是难得的史料,相对于构建了一部20世纪华语文学、翻译、电影的“细节文化史”。比如,在钱钟书与宋淇的通信中,我们可以知道,晚年的钱钟书,受名声所累。每天访客索字题款太多而不胜其扰;傅雷是怎样评论张爱玲,张爱玲又是如何回应;张爱玲的小说《殷宝滟送花楼会》情节与傅雷情史有明显的现实细节对应等等。

  更重要的是,文人之间的交游不仅是私人的交往沟通,更是大时代背影下,各人的思想性情展现的精神家园。以张爱玲为例,她的私人信件中有大量珍贵的文学信息,可以令读者对她的文学作品有崭新理解。而宋淇、钱钟书、杨绛、傅雷、张爱玲,他们或彼此相惜,或仅仅只是互相见证,一代文化人之间的惺惺相惜,令人感叹,更是让人仿佛更近距离触摸到一个逝去的时代的空气。宋淇:张爱玲的文学经纪人也是傅雷、钱钟书的挚友

  宋以朗的父亲宋淇是谁?宋淇这个名字,始终在文艺圈若隐若现,模糊暧昧。但大学者钱钟书评价他:“海内文章孰定评,观书月眼子能明。”对张爱玲有知遇之恩的学者夏志清承认,“我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写下张、钱二大章,最早的灵感都来自宋淇兄。”

  不过,对于大众来说,最好是从大众最熟悉的张爱玲说起。宋淇及其妻子邝文美是张爱玲生前的至交好友,也是张爱玲的写作顾问,多年来协助她写作出书。张爱玲生前所立遗嘱中安排的遗产保留人,正是宋淇夫妇。

  1996年12月,宋淇因病去世后,张爱玲的遗产被其子宋以朗继承。在宋家所保留的张爱玲遗产中,包括广大读者最关心的她的遗稿遗作。其中包括《小团圆》《雷峰塔》和最新的《少帅》。作为张爱玲的挚友,宋淇夫妇曾长期以朋友身份担任张爱玲的文学经纪人和顾问,是张爱玲多部文学作品的重要意见参谋,两人曾在来往通信中多次谈到张爱玲的小说创作细节,宋淇还曾在上世纪60年代介绍张爱玲为香港的一家电影公司写剧本,解决了她金钱上的燃眉之急,宋淇妻子则称是张爱玲的贴心姐妹,曾接纳张爱玲在其家中居住。

  不过,他的世界并不只是与张爱玲的传奇友谊。宋淇的父亲宋春舫,就已经是在法国留学期间便具备“要学到最漂亮的语言,莫过于从戏剧入手”的先锋概念的洋派学生,他不仅是戏剧理论界的前辈,更与英国作家毛姆有一段交游。

  对于熟悉香港电影史的观众来说,他是香港国语电影业的先锋,担任过多部影片的编剧和制片,不仅与李丽华、林翠、雷震等叱咤风云的电影明星熟识,还曾经担任过张爱玲编剧的电影的制片。钱钟书晚年为客人所累宋淇建议他写逐客令

  2011年,宋以朗在香港书展作过一个题为“我的父亲与钱钟书”的演讲,首度公开他爸爸宋淇与钱先生的部分书信,也略述了他们一生的交往。宋淇在1996年逝世,享年77岁。钱钟书于1998年逝世,享年88岁。他们从1979年起至1990年间通信,有138封。宋以朗说,“我们家现在藏有一本《管锥编》,扉页清楚可见钱钟书的题款,写着“悌芬畏友存正”。‘悌芬’即我爸爸的笔名。现在让时光倒流,回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的上海。”

  那时在上海,宋淇喜欢在家中开派对,是“宋淇饭局”,也是文学沙龙,钱氏夫妇都是座上客。杨绛曾经在《我们仨》中写道:“李拔可、郑振铎、傅雷、宋悌芬、王辛迪几位,经常在家里宴请朋友相聚。那时候,和朋友相聚吃饭不仅是赏心乐事,也是口体的享受。”傅雷、朱梅馥、夏志清等人,也因此结识钱钟书和杨绛。

  杨绛曾在《〈傅译传记五种〉代序》中回忆他们当年的友谊,“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钟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著名学者夏志清在《追念钱钟书先生》中则生动地描绘了风华正茂的钱钟书,“钱钟书定居上海后,宋淇即同他交识。那时宋淇以鲍士威Jam es Bosw ell自居,待钱如约翰生博士,钱是非常健谈的人,有这样一位中西学问都不错的青年不时向他讨教,当然非常欢迎。有一次,想是1944年秋季,宋淇在家里开一个大“派对”,把我也请去了。钱钟书本人给我的印象,好像是苏东坡《赤壁怀古》中的周公瑾,的确风流倜傥,雄姿英发,虽然他穿的是西装,也戴了眼镜。”

  在给宋淇的诗中,钱钟书透露,他晚年受到络绎不绝的访客打扰。比如1983年11月22日,他致函宋淇大吐苦水:“弟去夏挂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不相识人来函求推荐、作序、题词之类,日必五六,虽多搁置不理,而中有年老境困、其情可悯者,不得不稍效绵薄,并作复书。”宋淇得知后,为钱钟书想出“逐客书”一计,建议:“先生写好一封信,对外间一切要求均加婉却,上边的称呼空出待填,最后签名下是否可留一点空白以及盖印以示隆重,其尺寸大小即依函中所附之影印副本,不妨写得较来函字多一点,高一点。寄来后,晚即可去代影印两百份。”但钱钟书回信谢绝了:“倘以印就form(样式)作‘逐客书’,必召闹挑衅,且流传成为话柄,由话柄而成为把柄。”与张爱玲半生缘未完作为挚友,他想写《张爱玲传》

  1952年,宋以朗在美国新闻处译书部任职,为海明威《老人与海》公开征求翻译人选,当时从上海前往香港的张爱玲应征被选中。自此,宋淇、邝文美夫妇与张爱玲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友谊来往。其中鱼雁往返多年,情意甚笃。宋淇夫妇与张爱玲的交往,比与钱钟书的交往,除了文艺谈心,还涉及更加务实更加亲密的情感。

  从1957年到1963年,宋淇曾在香港电懋电影公司担任过六十多部电影的制片人,最成功的包括张爱玲编剧的《南北一家亲》和王天林导演的《野玫瑰之恋》等。他自己担任编剧的电影一共有两部,一部是在电懋之前所编的《有口难言》,另外一部就是在电懋期间的《南北和》(1961年)。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张爱玲传纪,宋以朗坦言,这些传纪有很多谬误之处。宋以朗说:“我家里有几十本不同的张爱玲传记,大家如果看过其中一些,就会发觉它们不一定事事都准确,有时会互相矛盾。在这里我试图提供一些有关我父母与身边的人跟张爱玲来往的资料,有新亦有旧,以作阐释补充。”宋以朗根据私房书信材料,重整其离开中国后的生活细节,澄清了许多以讹传讹。譬如张爱玲的去世场景,有若干传记添油加醋地写得天花乱坠,什么床边有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什么身穿一袭红色旗袍,皆是笑谈。

  在宋以朗看来,作为张爱玲的挚友知己的宋以朗父亲宋淇,则是张爱玲传记的最佳写作者。事实上,宋以朗也透露,“1992年父亲曾告诉我,他想写一部《张爱玲传》,因为他是张爱玲的挚友,会得到她的支持和合作,而他又最了解她的作品,所以他应当是最理想的张爱玲传记作家。”文化上最后的贵族追忆父亲与其挚友的故事

  近些年来,宋以朗处理张爱玲的遗作出版,引发很大关注,也不乏一些争议之声。不过,他一直淡然应之。而除了整理出版张爱玲遗作,他还根据他爸爸宋淇与张爱玲的来信,去考据张爱玲的写作,比如她为什么写这一篇,此前关于张爱玲的说法,有哪些错误。他这种研究,也被马家辉称为是“私房菜式的研究”。

  宋以朗是以金融为业的统计学博士。但出身文艺世家的他,人文功底深厚,对人文学科中的各种中西典故也能娓娓道来。文化研究者冯睎乾认为,宋以朗能有这份淡然,是因为宋家是文化上“最后的贵族”—守着诸多文化宝藏平平淡淡地起居过活,不以之求财,也不筑起神龛来供奉,彼此相忘于江湖,养成了他们斯文熨帖的气度。更难得的是,宋以朗以统计学博士的精密头脑,把人文掌故讲述得逻辑清晰,文笔简练清朗。马家辉称之为有“推理小说”之功效。

  追忆父亲与其文人挚友的故事,宋以朗有足够的精神动力,“一切人、事、物都有自己的归宿,我喜欢看见他们团圆。我的父母和他们已逝的朋友们,也应该已在彼岸重逢,那里有一个永恒的派对,他们谈笑风生,就像回到六十多年前的上海。我之所以说出这些往事,不过想将一群文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城市的生活片段呈现出来—他们偶然擦身而过,或许连当事人也毫不在意,但在我看来,却有一种‘世界真小’的趣味。”

  华西都市报记者 张杰


新浪读书    《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还原文人往事 2015.04.16

 一切人、事、物都有自己的归宿,我喜欢看见他们团圆。我的父母和他们已逝的朋友们,也应该已在彼岸重逢,那里有一个永恒的派对,他们谈笑风生,就像回到六十多年前的上海。我之所以说出这些往事,不过想将一群文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城市的生活片段呈现出来——他们偶然擦身而过,或许连当事人也毫不在意,但在我看来,却有一种“世界真小”的趣味。——宋以朗

  文学、友情与一个家族的故事,跌宕大时代中的惜别惜聚

  文化沙龙主人宋淇的传奇一生,私家档案形式首次完整呈现

  本书是作者围绕其父宋淇的一部传记。宋淇(1919—1996),笔名林以亮等,文艺评论家和翻译家,在文学批评、红学研究、翻译、电影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与张爱玲、钱钟书、傅雷、吴兴华、夏志清等有深交,长期以朋友身份担任张爱玲的文学经纪人和顾问,张爱玲去世前将遗物(包括遗稿)交给宋淇、邝文美夫妇保管。作者在私家资料、家族记忆和公开资料的基础上完成本书的叙述,书中涉及的大量细节不仅还原了宋淇的一生,披露了那一代文化人的相知相惜,破解了不少疑团和误解,也构建了一部“细节文化史”,使读者可以看到20世纪华语文学、翻译、电影和大时代的一个侧影。

  作者简介

  宋以朗,宋淇之子,统计学博士,从事媒体调查,东南西北博客(zonaeuropa.com)创立人,父母去世后负责整理出版张爱玲遗作。

  陈晓勤,南方都市报记者。

  名人眼中的宋淇

  海内文章孰定评,观书月眼子能明。——钱锺书

  古今少有的奇才兼完人与多方面的Renaissance man(文艺复兴时代的博雅之士)。——张爱玲

  我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写下张、钱二大章,最早的灵感都来自宋淇兄。——夏志清

  亲爱的朋友,我常想在我一生不多的幸运事件中,我之认识你可以算是最大的。——吴兴华


重庆晚报    钱钟书20多年前喜欢“呵呵” 张爱玲作品描写傅雷婚外情史     2015.04.17

    香港著名学者宋淇曾在文艺评论、翻译、电影等方面都有所建树,他为人所知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与张爱玲、钱钟书、傅雷等有深交,曾长期以朋友身份担任张爱玲的文学经纪人和顾问,张爱玲去世前将遗物(包括遗稿)交给宋淇夫妇保管。近日,宋淇之子、知名统计学家宋以朗出版的《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讲述了父亲宋淇的一生,以及父亲和他好友们的故事。

    本栏稿件由重庆晚报记者 钟洲毓 采写

    钱钟书有“痴气”爱咬笔杆

    在普通大众眼中,钱钟书是学贯中西的学者、翻译学家。宋以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从父亲与钱钟书夫人杨绛的通信里,读出了钱钟书的“痴气”。杨绛曾向宋淇曝料说:“钟书向来不肯用好笔,他爱咬笔杆,每枝笔——毛笔、铅笔,以至康克令活动笔都有他的齿痕。竹笔管经常咬扁,所以专用铅笔头头恣意咬。近来惯用圆珠笔,咬笔习气已改掉,但仍喜用破笔。”宋以朗还认为钱钟书的“痴气”有时候可爱得“有几分周星驰式的无厘头”,宋淇有一次做胸腔手术,伤口感染让朋友们为他担忧,经过治疗后病情得到了控制,钱钟书给宋淇写信表达内心抑制不住的雀跃:“虽兄荣获诺贝尔奖金,任法兰西学院院士,或加冕为香港独立国王,不如此可喜可贺也。”

    钱钟书也有因来信太多而无奈的时候,尽管身体渐渐不适,但老爷子也是不忘自嘲:“精力大不如前,应酬已全谢绝。客来亦多不见,几欲借Greta Garbo(葛丽泰·嘉宝)‘I want to be alone’(我要自个儿待着)为口号,但恐人嗤我何不以尿自照耳。呵呵!”宋以朗评价说:“最后那个‘呵呵’,用法一如我们在网上常用的表情符号,实在让人难以相信是出自二十多年前一位年近八十、用毛笔写文言文的老人之手。”

    张爱玲应征翻译《老人与海》

    书中有三分之一的篇幅写的都是关于张爱玲的故事,宋以朗说:“读者看完这本书之后,可能会觉得张爱玲是我父亲一生中最重要的人。实情不一定如此,只是张爱玲恰巧留下了大批书信,资料最多,所以篇幅便最多了。”

    宋以朗说,他们父母宋淇、邝文美跟张爱玲相识于1952年,当时宋淇准备翻译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张爱玲就在应征的翻译者中。宋淇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回忆说:“我们约她来谈话,印象深刻,英文有伦敦腔,说得很慢,很得体,遂决定交由她翻译。”

    宋以朗在书中写道,“最初张爱玲和我父亲仅限于业务关系,某个文化活动时,她和我父母都出席了,我父亲便把母亲介绍给张爱玲认识。然后她们一见如故,合译《睡谷故事·李伯大梦》,慢慢变成好朋友。” 从此他们和张爱玲鱼雁往返四十年。

    读者看不懂《殷宝滟送花楼会》

    曾经有张爱玲的粉丝在天涯网上说:“张爱玲的小说里,我唯一看不太明白的就是《殷宝滟送花楼会》这篇小说。”故事讲述的是罗潜之教授给殷宝滟授课,罗潜之爱上了宝滟,罗潜之老婆很不高兴。宝滟三天两头往教授家跑,给他们家送好吃的好玩的,她喜欢罗潜之但不愿意嫁给他。网友认为宝滟这样非常不好,但是“张爱玲似乎一直在褒扬宝滟,她又美丽又聪明又大方。但这个故事这个人看着就是让人不舒服。”

    宋淇曾表示,《殷宝滟送花楼会》讲述的正是著名翻译学家傅雷和邻居成家和妹妹成家榴的故事,书中那位“戴着黑框眼镜,中等身材,方正齐楚”的罗潜就是以傅雷为原型的。成家榴也曾与傅雷儿子傅敏亲口说起过她与傅雷的情感:“你父亲很爱我的,但你母亲人太好了,到最后我不得不离开。”


城市晚报   一部别开生面的“信史” 2015.04.19

《宋家客厅:

从钱锺书到张爱玲》

宋以朗著

陈晓勤整理

花城出版社

宋淇(1919—1996),笔名林以亮等,文艺评论家和翻译家,在文学批评、红学研究、翻译、电影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与张爱玲、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夏志清等有深交,长期以朋友身份担任张爱玲的文学经纪人和顾问,张爱玲去世前将遗物(包括遗稿)交给宋淇、邝文美夫妇保管。

《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是作者围绕其父宋淇撰写的一部传记。作者在私家资料、家族记忆和公开资料的基础上完成本书的叙述,书中涉及的大量细节不仅还原了宋淇的一生,披露了那一代文化人的相知相惜,破解了不少疑团和误解,也构建了一部“细节文化史”,使读者可以看到20世纪华语文学、翻译、电影和大时代的一个侧影。

近年来中国现代的“客厅”文化现象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最有名的莫过于北平的“梁家客厅”(主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上海的“曾家客厅”(主人曾孟朴、曾虚白父子)和“邵家客厅”(主人邵洵美)也不可不提,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存在过并产生过影响的文化沙龙。

“宋家客厅”这个提法未必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的,虽然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宋家客厅”主人宋淇与钱锺书、傅雷等一批文化精英时有走动,但或许更确切的应该是,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张爱玲四位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在不同的时空与宋淇有密切的交集。《宋家客厅》这部书就是作者宋以朗兄以“客厅”第三代主人的身份,追述宋春舫、宋淇父子的文和事,梳理宋淇与钱、傅、吴、张四位的交往史。

《宋家客厅》从以朗兄的视角展开论述,以宋淇夫妇为中心,一方面上溯宋春舫,另一方面旁及钱、傅、吴、张四位,从父子两代和宋淇文坛交游的角度为这六位前辈作家立一“外传”。因此,在我看来,此书可称关于这六位前辈作家的一部别开生面的“信史”,同时也是宋淇与钱、傅、吴、张四位文字交、文人情的真实记录。

当然,《宋家客厅》里除了主人宋淇夫妇,不吝笔墨写得最详细的是张爱玲,不仅专章篇幅最多,在宋淇夫妇和钱锺书、傅雷的章节中也都写到了她,而这正是我最感兴趣的。书中从宋淇夫妇1952年秋在香港结识张爱玲开始,一直写到张爱玲去世后遗作的整理出版,几近于一部较为完整的张爱玲“后传”了。书中所讨论的张爱玲中后期创作的诸多问题,譬如“关于《秧歌》与《赤地之恋》的评价”、张爱玲“编剧生涯及《红楼梦》剧本风波”、“为什么《色,戒》的王佳芝不可能是郑苹如?”等,张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作者在书中均根据大量第一手史料和自己的仔细分析,给出了颇具启发的结论。

大概限于篇幅和已另行撰文的原因,《宋家客厅》并未再讨论引起轰动的长篇《小团圆》,但对《殷宝滟送花楼会》《浮花浪蕊》《相见欢》《同学少年都不贱》等张爱玲前期和后期小说,都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阐释。譬如,张爱玲1982年12月4日致宋淇信中说:“《殷宝滟送花楼会》实在太坏,不收。是写傅雷的。” 作者就以“是写傅雷的”这句话为契机,一路发掘,终于弄清楚小说中男女主人公与现实世界中真实人物的关系,也终于弄清楚小说中那几处与事实相抵牾。虽然张爱玲自认这篇小说“实在太坏”,但通过作者这样的追查和分析,终于厘清它的来龙去脉,有助于研究者讨论张爱玲如何“虚构”这篇小说,未始不是一个可喜的收获。对张爱玲这样的重量级作家而言,这样的追查和分析是必要的。

在此之前,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曾在《我的姊姊张爱玲》一书中讨论过《金锁记》《花凋》等小说的“真实人物”,但主要还是根据他多年后的回忆。而对《殷宝滟送花楼会》原型的释读,作者是根据张爱玲本人的说法,自然具有不容置疑的可信性和权威性。

《宋家客厅》的作者是张爱玲文学遗产的执行人,近年来由于他的不懈努力,张爱玲中、后期许多鲜为人知的作品,如《小团圆》《异乡记》《重返边城》《易经》《少帅》等中英文创作陆续问世,大大拓展了张爱玲作品的文本空间,有力地推动了张爱玲研究的深入。那么,张爱玲还有哪些拟写而未能写成的作品呢?《宋家客厅》中也专门讨论了张爱玲“传说中的作品”这个有趣的问题。

凡此种种,再次证实了作者所诚恳表示的:“我身为宋淇的儿子,也是张爱玲的文学遗产执行人,掌握了这么多第一手文献,有责任向公众交代一些不为人知的事实,让文学史家能够根据更准确的资料,对张爱玲和宋淇做出公允的评价。”

“今古毕陈皆乐趣,天人兴感有深情。”我以为,以朗兄撰写《宋家客厅》,既充满感情,又不失客观公允。因而,不仅仅是张爱玲研究,钱锺书研究、傅雷研究、吴兴华研究,宋春舫、宋淇父子研究更不必说,乃至40年代上海文学史以及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都将会从这部引人入胜的《宋家客厅》中获益,而且我敢断言,不是一般的获益,而是深深的获益。《宋家客厅》所显示的研究视野,所提出的一些研究话题,所提供的众多研究线索,都具有可能改写文学史版图的学术意义,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思考。陈子善/文


新浪读书    《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还原文人往事   2015.04.21

一切人、事、物都有自己的归宿,我喜欢看见他们团圆。我的父母和他们已逝的朋友们,也应该已在彼岸重逢,那里有一个永恒的派对,他们谈笑风生,就像回到六十多年前的上海。我之所以说出这些往事,不过想将一群文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城市的生活片段呈现出来——他们偶然擦身而过,或许连当事人也毫不在意,但在我看来,却有一种“世界真小”的趣味。——宋以朗

  文学、友情与一个家族的故事,跌宕大时代中的惜别惜聚

  文化沙龙主人宋淇的传奇一生,私家档案形式首次完整呈现

  本书是作者围绕其父宋淇的一部传记。宋淇(1919—1996),笔名林以亮等,文艺评论家和翻译家,在文学批评、红学研究、翻译、电影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与张爱玲、钱钟书、傅雷、吴兴华、夏志清等有深交,长期以朋友身份担任张爱玲的文学经纪人和顾问,张爱玲去世前将遗物(包括遗稿)交给宋淇、邝文美夫妇保管。作者在私家资料、家族记忆和公开资料的基础上完成本书的叙述,书中涉及的大量细节不仅还原了宋淇的一生,披露了那一代文化人的相知相惜,破解了不少疑团和误解,也构建了一部“细节文化史”,使读者可以看到20世纪华语文学、翻译、电影和大时代的一个侧影。

  作者简介

  宋以朗,宋淇之子,统计学博士,从事媒体调查,东南西北博客(zonaeuropa.com)创立人,父母去世后负责整理出版张爱玲遗作。

  陈晓勤,南方都市报记者。

  名人眼中的宋淇

  海内文章孰定评,观书月眼子能明。——钱锺书

  古今少有的奇才兼完人与多方面的Renaissance man(文艺复兴时代的博雅之士)。——张爱玲

  我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写下张、钱二大章,最早的灵感都来自宋淇兄。——夏志清

  亲爱的朋友,我常想在我一生不多的幸运事件中,我之认识你可以算是最大的。——吴兴华


中国江西网讯    《宋淇传奇》讲述中国文学、翻译大时代    2015.04.23

        本书是宋以朗围绕其父宋淇的一部传记。宋淇,笔名林以亮等,文艺评论家和翻译家,在文学批评、红学研究、翻译、电影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与张爱玲、钱钟书、傅雷、吴兴华、夏志清等有深交,长期以朋友身份担任张爱玲的文学经纪人和顾问,张爱玲去世前将遗物(包括遗稿)交给宋淇、邝文美夫妇保管。

  作者在私家资料、家族记忆和公开资料的基础上完成本书的叙述,书中涉及的大量细节不仅还原了宋淇的一生,披露了那一代文化人的相知相惜,破解了不少疑团和误解,也构建了一部“细节文化史”,使读者可以看到20世纪华语文学、翻译、电影大时代的一个侧影。

  《宋淇传奇》一个显著的特点在于,作者宋以朗不是以文学的语言描摹自己的父亲,从宋春舫到张爱玲,纵观宋淇的经历,他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刻板书生,而是风度翩翩的沙龙男主人。因为受过奔波动荡的苦,又在事业上跨越多个领域,所以自然也有其精明世故的一面,在与诸友人的交游中,他继承了父亲的风格,如朱熹所言“和而不流”,专注、克制而低调,他的形象未必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却唯其真实,而使人尊敬和仰慕。


佛山日报    《宋家客厅:从钱锺 书到张爱玲》出版    2015.04.24

讲述文化沙龙主人宋淇的传奇一生的传记《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最近出版。

作者宋以朗围绕其父宋淇的一生,呈现跌宕大时代中的惜别惜聚,以及文学、友情与一个家族的故事。宋淇(1919—1996),笔名林以亮等,文艺评论家和翻译家,在文学批评、红学研究、翻译、电影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与张爱玲、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夏志清等有深交,长期以朋友身份担任张爱玲的文学经纪人和顾问,张爱玲去世前将遗物(包括遗稿)交给宋淇、邝文美夫妇保管。作者在私家资料、家族记忆和公开资料的基础上完成本书的叙述,书中涉及的大量细节不仅还原了宋淇的一生,披露了那一代文化人的相知相惜,破解了不少疑团和误解,也构建了一部“细节文化史”,使读者可以看到20世纪华语文学、翻译、电影和大时代的一个侧影。


凤凰读书    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 | 一日一书    2015.04.28

本书是宋以朗围绕其父宋淇的一部传记。宋淇(1919—1996),笔名林以亮等,文艺评论家和翻译家,在文学批评、红学研究、翻译、电影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与张爱玲、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夏志清等有深交,长期以朋友身份担任张爱玲的文学经纪人和顾问,张爱玲去世前将遗物(包括遗稿)交给宋淇、邝文美夫妇保管。作者在私家资料、家族记忆和公开资料的基础上完成本书的叙述,书中涉及的大量细节不仅还原了宋淇的一生,披露了那一代文化人的相知相惜,破解了不少疑团和误解,也构建了一部“细节文化史”,使读者可以看到20世纪华语文学、翻译、电影和大时代的一个侧影。

钱锺书的“呵呵”

1981 年,钱先生去听傅聪的音乐会,对于音乐,他又有什么高见呢?先看看傅敏的回忆:“钱锺书先生还听过一次音乐会。那是在80年代北京的红塔礼堂,傅聪也参加了这次演出。‘前面是海顿的协奏曲,下半场有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傅敏对当年的演奏曲目记忆犹新。钱先生说:‘你们这是对牛弹琴,我听不懂。’然而音乐会结束后,钱先生说:‘领唱的德文唱得不怎么样!’”(沉冰《听傅敏谈钱锺书先生》)

钱锺书寄给我父亲的信,说的也大同小异,但似乎更幽默:“春节前阿聪音乐会末次,弟已十余年不夜出,为之破例。畜牧学者言:向牛弹琴奏乐,可以增加乳量。自惭乃老公牛,对我弹琴,未见成效耳。”

《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中,杨绛曾说钱先生有股“痴气”。以下所述,大概也是他某种痴气的表现。1980年年底,我父亲寄了一些笔给钱锺书,杨绛回信,竟大爆他有咬笔的习惯,很孩子气:“锺书向来不肯用好笔,他爱咬笔杆,每枝笔——毛笔、铅笔,以至康克令活动笔都有他的齿痕。竹笔管经常咬扁,所以专用铅笔头头恣意咬。近来惯用圆珠笔,咬笔习气已改掉,但仍喜用破笔。”

但父亲为什么要寄笔呢?原来是钱先生字迹太潦草,难以辨认,所以我父亲寄笔时附信说:“兹由平邮寄上小包一件。内有pilot原子笔成双,补充笔芯四枝,空邮信纸两册,信封两扎。因友人中多以先生来函太短,有时原子笔太化,字迹难以确认,而墨宝多数又为人所乐于影印流传。前曾嘱子建代奉笔一对,想已遗失,故特再行奉上,略表心意,正所谓纸短心长也。”

钱锺书收到纸笔和信,便这样回复:“弟性卞急,而来信须答者又夥,每信手拈败笔作书,累兄目力,疚愧之至,以后当力矫此习。”

在其后的一封信中,钱锺书更风趣地写他初用新信纸的感受:“今日即以惠赠佳笺作书,如走惯田间阡陌者,忽得从容雅步于上海滩柏油马路,既喜且慨,因跛腿汗脚不配践踏也!”

前面注释钱锺书的赠诗一节,我已提到他也有“王逢原的烦恼”,即受到络绎不绝的访客打扰。的确,钱锺书晚年的头号烦恼似乎就是复信。1983年11月22 日,他致函我父亲大吐苦水:“弟去夏挂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不相识人来函求推荐、作序、题词之类,日必五六,虽多搁置不理,而中有年老境困、其情可悯者,不得不稍效棉薄,并作复书。”

我父亲向来足智多谋,居然想出“逐客书”一计,然后向钱锺书建议:“先生写好一封信,对外间一切要求均加婉却,上边的称呼空出待填,最后签名下是否可留一点空白以及盖印以示隆重,其尺寸大小即依函中所附之影印副本,不妨写得较来函字多一点,高一点。寄来后,晚即可去代影印二百份。”

但钱锺书回信谢绝了,倒也不“痴”:“倘以印就form(样式)作‘逐客书’,必召闹挑衅,且流传成为话柄,由话柄而成为把柄。畏首畏尾,兄当笑我为moral coward(满口道理的懦夫)也。”

钱锺书的痴气,其实也有几分周星驰式的“无厘头”。例如在1984年,他听说宋淇身体转佳,竟抓狂得连珠炮发,写了以下一大段话:“方正先生曾来书言,兄去秋以还,精力胜昔,治事为学,益复游刃有余,写之雀跃。虽兄荣获诺贝尔奖金,任法兰西学院院士,或加冕为香港独立国王,不如此可喜可贺也。”

宋淇致钱锺书的最后一函,寄于1989年1月9日,共四页纸,内容重点有二:一是报告病况,二是谈及杨绛《洗澡》的读后感。至于钱锺书寄来的最后一封信,日期为1989年1月15日,他写道:

久阙音问,惟心香祝祷兄及美嫂身心康泰,无灾少病。贱恙承远注,并厚惠良药,感刻无已。去夏以来,渐趋平善,除西药外,兼服中药调理,望能免于 polypharmacy(治疗一种疾病时的复方用药)之害,而得收synergism(药力协同)之效。然精力大不如前,应酬已全谢绝。客来亦多不见,几欲借Greta Garbo(葛丽泰·嘉宝)“I want to be alone”(我要自个儿待着)为口号,但恐人嗤我何不以尿自照耳。呵呵!

最后那个“呵呵”,用法一如我们在网上常用的表情符号,信中流露的风趣语调、跳跃思想,实在让人难以相信是出自二十多年前一位年近八十、用毛笔写文言文的老人!


香港經濟日報    作家們在盡頭相聚 2015.04.29

撰文:梁智儀
欄名:打書釘

《南方都市報》3 年前向「張愛玲文學遺產執行人」宋以朗表示,希望把他父親宋淇的生平寫成每周專題,這激起宋以朗把父親、親戚等曾說及的往事、刊出過的文獻、藏於家中的大量手稿書信,以及自己的回憶,一一重新整理。本預期刊出 20 周的專題,「超額完成」共 42 期;本書內容正是來自該專題。宋淇是世界七大《紅樓夢》繙譯家之一,於文壇有多番建樹,與太太鄺文美更是張愛玲的好友。


番禺日报   编辑推介    2015.05.03

   《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

    本书是作者围绕其父宋淇的一部传记。宋淇(1919~1996),笔名林以亮等,文艺评论家和翻译家,在文学批评、红学研究、翻译、电影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与张爱玲、钱钟书、傅雷、吴兴华、夏志清等有深交,长期以朋友身份担任张爱玲的文学经纪人和顾问,张爱玲去世前将遗物(包括遗稿)交给宋淇、邝文美夫妇保管。作者在私家资料、家族记忆和公开资料的基础上完成本书的叙述,书中涉及的大量细节不仅还原了宋淇的一生,披露了那一代文化人的相知相惜,破解了不少疑团和误解,也构建了一部“细节文化史”,使读者可以看到20世纪华语文学、翻译、电影和大时代的一个侧影。

    宋以朗/花城出版社/2015年4月


长春日报    像回味悠长的老电影   2015.05.05

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是作者宋以朗围绕其父宋淇撰写的一部传记,由铁葫芦图书推出。宋淇作为宋家客厅的男主人,与张爱玲、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夏志清等都有深交,长期以朋友身份担任张爱玲的文学经纪人和顾问,张爱玲去世前将遗物(包括遗稿)交给宋淇、邝文美夫妇保管。书中涉及的大量细节不仅还原了宋淇的一生,披露了那一代文化人的相知相惜,破解了不少疑团和误解,也构建了一部 “细节文化史”,使读者可以看到20世纪华语文学、翻译、电影和大时代的一个侧影。

读这部书,张爱玲、钱锺书等人,不再是让我们望而生畏的文学巨人,他们成了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只是他们的学识和修养,让他们的人际交往更富有文化气息和文学品位。杨绛在给宋淇的书信中,大爆钱锺书有咬笔的习惯:“锺书向来不肯用好笔,他爱咬笔杆,每支笔——毛笔、铅笔,以至康克令活动笔都有他的齿痕。竹笔管经常咬扁,所以专用铅笔头头恣意咬。近来惯用圆珠笔,咬笔习气已改掉,但仍喜用破笔。”听起来钱锺书是不是很萌?很孩子气?感觉一下子拉近了我们和这位文学巨匠的距离。

上世纪50年代,邝文美带张爱玲到香港兰心照相馆拍摄了那张后来广为流传的照片。张爱玲后来说:“我喜欢圆脸。下世投胎,假如不能太美,我愿意有张圆脸。(正如在兰心拍的那张照片,头往上抬,显得脸很圆。)这一幕让我想到一些爱美的女士,她们总是不满意自己的身材、长相,在镜子前面照来照去,想尽各种方法去弥补不足,而实际上别人看到的她们都是一个整体,很少有人去关注她们万分在意的小小细节。这样的张爱玲是不是很可爱?很像我们生活中见到的那些自己的姐妹或女儿?

作家也是人,他们也生活在凡尘俗世、柴米油盐当中,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对他们的作品也会有更深一步的认识,对我们的人生也会有新的体会。这些文人巨子仿佛就生活在我们周围,他们有他们的追求和奋斗,也有自己的苦恼和爱好,重要的是他们用自己的笔寻找到了精神世界的美好和快乐,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滋养着我们的灵魂。

《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的封面古色古香,桔黄色的复古灯罩,年代久远的黑白照片,昏黄的色调,这些将读者带进了霓虹闪烁的上海、灯影交错的香港,那些令人景仰的文化名人们在微笑、交谈,就像一部老电影,温馨、隽永,回味悠长……


现代快报    送书《宋家客厅》:讲述张爱玲遗产保管人宋淇的传奇一生     2015.05.07

现代快报5月7日南京电(记者 郑文静)宋淇是谁?他是香港著名学者,不过今时今日,他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张爱玲的遗物保管者。若不是他,《小团圆》《雷峰塔》《少帅》恐怕都不知于何处飘散,难以重见天日,将成为张爱玲书迷们的一大遗憾。近日,宋淇之子、知名统计学家宋以朗出版《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讲述了父亲宋淇的传奇一生,以及父亲和他好友们的故事。

宋淇(1919—1996),笔名林以亮等,长期以朋友身份担任张爱玲的文学经纪人和顾问,是张爱玲中后期创作的见证人和文学遗产的首位执行人。

与张爱玲的交往,宋淇不只是谈文论艺,更涉及真金白银的往来。例如在《少帅》中,张爱玲便在致宋淇夫妇的信中坦露了小说自“有个模糊的故事”再到不得不搁置放弃的心路历程。宋淇明白张爱玲举步维艰的处境,也在去信中言辞恳切地忧心着,从创作上是否牵涉太多政治与公众人物,到在美国如何找到出版平台,无不一一替她考虑周详。

读毕,便理解张爱玲为何将其视为“走了的时候,好像轰然一声天塌了下来”的朋友,为何对其付出全部信任。

宋淇之子宋以朗,在私家资料、家族记忆和公开资料的基础上完成了这本《宋家客厅》。

宋以朗还整理了张爱玲的遗嘱与遗赠给宋淇夫妇的财产资料:除了银行存款两万八千元美金,物品中还有大量的灯泡,因为她害怕黑暗冷清,房间除了她自己的书,仅有《红楼梦》和丈夫赖雅作品的签名本,个中滋味,也是令人掩卷唏嘘。

但是,即便宋淇与张爱玲完全无关,他仍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他著作等身,写诗、编电影剧本、搞翻译,对诗学、红学和张学的研究尤其令人瞩目。除了张爱玲,他与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夏志清等亦有深交,书中涉及的大量细节不仅还原了宋淇的一生,也披露了那一代文化人的相知相惜。


人民网  《宋家客厅》披露宋淇与张爱玲往事 破解大量疑团    2015.05.08

        下周一,《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一书将在北京首发,该书是宋以朗围绕其父宋淇撰写的一部传记。作者在私家资料、家族记忆和公开资料的基础上完成本书的叙述。书中涉及的大量细节不仅还原了宋淇的一生,披露了他与钱锺书、张爱玲、傅雷、吴兴华等一代文化人的相知相惜,破解了不少疑团和误解,也构建了一部“细节文化史”,使读者可以看到20世纪华语文学、翻译、电影和大时代的一个侧影。

  对影迷来说,宋淇是香港国语电影业的先锋;对张迷而言,他是张爱玲的好友兼顾问,多年来协助她写作和出书;在红学领域,他是最早提倡以文本为先的红学家之一。其子宋以朗这些年也颇引人注目,他是张爱玲文学遗产的执行人,近年来由于他的不懈努力,张爱玲中后期许多鲜为人知的作品,如《小团圆》《异乡记》《重返边城》《雷峰塔》《易经》《少帅》等中英文创作陆续问世,大大拓展了张爱玲作品的文本空间,有力地推动了对张爱玲研究的深入。

  事实上,《宋家客厅》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都与张爱玲有关,给读者一种感觉——张爱玲是宋淇一生中最重要的人。对此,宋以朗解释说,“实情不一定如此,只是张爱玲恰巧留下了大批书信,资料最多,所以篇幅便最多了。”他更强调说,身为宋淇的儿子,也是张爱玲的文学遗产执行人,掌握了这么多第一手文献,有责任向公众交代一些不为人知的事实,让文学史家能够根据更准确的资料,对张爱玲和宋淇做出公允的评价。

  学者陈子善已先期阅读了这本新书,他提到,书中从宋淇夫妇1952年秋在香港结识张爱玲开始,一直写到张爱玲去世后遗作的整理出版,几近于一部完整的张爱玲“后传”了。书中所讨论的张爱玲中后期创作的诸多问题,譬如“关于《秧歌》与《赤地之恋》的评价”、张爱玲“编剧生涯及《红楼梦》剧本风波”、“为什么《色,戒》的王佳芝不可能是郑苹如”,张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作者在书中均根据大量第一手史料和自己的仔细分析,给出了颇具启发的结论。

  关于该书的素材来源,宋以朗说,首先是他自己的回忆,包括父亲和亲戚告诉他的家庭往事。其次是已经刊行的文献,例如他父亲写的《毛姆与我的父亲》、提及他和张爱玲友谊的《私语张爱玲》等。而最后一类则来自未刊的手稿和书信,“我父亲跟好几位名作家都是好友,如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张爱玲等,通信数以百计。这批手稿不但反映了他们彼此的友谊,也展露了各人的思想性情。以张爱玲为例,她的信中便有大量珍贵资料,可以让我们对她的文学作品有崭新的理解。”(记者路艳霞)


扬子晚报   张爱玲“传说中的作品”有哪些?宋以朗新书《宋家客厅》“晒书单”   2015.05.08

        张爱玲是个说不完的话题。昨天,张爱玲文学遗产继承人、翻译家宋以朗新作《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在上海首发。该书执笔陈晓勤、学者陈子善与作者宋以朗一同追述文化沙龙主人宋淇的传奇一生,梳理其与张爱玲、钱钟书、傅雷、吴兴华、夏志清等好友的私家档案。

  《宋家客厅》是围绕作者宋以朗的父亲宋淇所作的一部传记。学者陈子善认为,近年来由于宋以朗的不懈努力,张爱玲中后期许多鲜为人知的作品,如《小团圆》、《异乡记》、《重返边城》、《雷峰塔》、《易经》、《少帅》等中英文创作陆续问世,大大拓展了张爱玲作品的文本空间,有力地推动了张爱玲研究的深入。

  《宋家客厅》中也另辟蹊径,专门讨论了张爱玲“传说中的作品”这个有趣的问题,整理出张爱玲拟写而未能写成的作品。有《芳香的港》、《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不扪虱而谈》、《谈相面》、《谈灵异》、《谢幕》、《填过一张爱憎表》、《美男子》等。其中,有以同代作家经历为素材的长篇和中篇小说,如《芳香的港》和《谢幕》;有写亲身经历的散文,如《不扪虱而谈》和《爱憎表》;有议论性的杂文,如《谈相面》和《谈灵异》;有历史题材的长篇,如《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琳琅满目。

  宋以朗对这些题目和相关的方方面面,都做了考查和解析。尽管由于各种原因,张爱玲这些作品都未能诞生,但《宋家客厅》中“张爱玲没有写的文章”这一节所展示的这些重要史料,无疑对读者更全面地把握张爱玲中后期的心路历程和创作思路有很大帮助。

扬子晚报记者 蔡震


青年报    宋以朗:张爱玲遗作将继续出版    2015.05.09

        昨天张爱玲文学遗产继承人、翻译家宋以朗来到上海。他的书稿《宋家客厅》不出意外地写的是“客厅”里文化名人云集的场景。但他所讲和被问的仍然离不开张爱玲。而宋以朗表示,他继续公布出版张爱玲遗作的决心并没有改变。

  宋家客厅之所以那么热闹,主要是因为宋以朗的父亲宋淇。宋淇是20世纪著名文艺评论家和翻译家,在文学批评、红学研究、翻译、电影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宋淇与张爱玲、钱钟书、傅雷、吴兴华、夏志清等有深交,长期以朋友身份担任张爱玲的文学经纪人和顾问,张爱玲去世前将遗物(包括遗稿)交给宋淇、邝文美夫妇保管。

  《宋家客厅》讲述的就是发生在这些文人墨客之间的事情。宋以朗说,他生得晚,成年后又早早地出国留学,所以与父亲的这些朋友并没有多少交往。书中的素材要么来自于与父亲交谈时所听到的“家族史”;要么是父亲所写回忆作品,比如《毛姆与我的父亲》、《私语张爱玲》等;要么就是查阅父亲和好友未刊的手稿和书信。

  当然,这最后一项是宋以朗近年做得最多的,也是争议最大的。作为遗产继承人,他将张爱玲的许多未竟、未刊之作都进行整理出版,从《小团圆》、《异乡记》、《重返边城》、《雷峰塔》、《易经》,及至最近的《少帅》。这些作品呈现了一个在文学创作上并不算成功的张爱玲。但是宋以朗很明确地表示,“我身为宋淇的儿子,也是张爱玲的文学遗产执行人,掌握了这么多第一手文献,有责任向公众交代一些不为人知的事实,让文学史家能够根据更准确的资料,对张爱玲和宋淇做出公允的评价。”

  在《宋家客厅》里,宋以朗专门讨论了张爱玲“传说中的作品”,包括《谈面相》和《谈灵异》;有历史题材的长篇,如《郑和下西洋》。宋以朗透露, 接下来的出版计划有张爱玲跟宋淇的书信全集,“现在出版社已经排好了,有4万字,所以也是需要花一段时间校对等其他的工作。”


现代快报    张爱玲不是我父亲的唯一好友    2015.05.09

宋淇,这是一个在文学界与张爱玲紧密相连的名字。张爱玲生前,视他为知己好友;张爱玲去世后,将遗产留给了他和他的妻子保管,如果不是他,《小团圆》《雷峰塔》《少帅》等作品恐怕难以重见天日。然而,昨天宋淇之子、知名统计学家宋以朗在接受现代快报记者采访时却表示:“很多人觉得张爱玲是我父亲一生中最重要的人,实情并非如此,只是张爱玲恰巧留下了大批书信,资料最多,所以篇幅便最多了。”

这一点,从宋以朗最近出版的《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一书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书中讲述了父亲宋淇的传奇一生,以及他与钱钟书、傅雷等好友的相知相惜。现代快报记者 郑文静

用笔名“林以亮”怀念好友孙道临

宋淇,生于1919年5月,卒于1996年12月,笔名有很多,如林以亮、余怀、飞腾、杨晋、唐文冰等。他小时读四书五经、先秦诸子等书启蒙,其后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十六岁入读燕京大学。抗战期间,他在上海从事话剧和学术活动,编有舞台剧《皆大欢喜》,与钱钟书、吴兴华、夏济安、夏志清、傅雷、张芝联等人皆有深交。

“这一时期,还有一位孙以亮,是我父亲非常重要的好友。”宋以朗表示,甚至父亲宋淇最常用的笔名“林以亮”就是为了纪念他和孙以亮的友谊。孙以亮又叫孙道临,原籍浙江嘉善,1921年生于北京,是中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导演、朗诵艺术家,因主演《雷雨》《乌鸦与麻雀》《渡江侦察记》《永不消逝的电波》《早春二月》而广为人知。

大学时期,宋淇还结识了自己后来的妻子邝文美。“父亲在燕京时非常喜欢打篮球,因而结识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孙姓朋友。孙君有一位女朋友,叫邝文英。邝文英把她妹妹介绍给我父亲,也就是我母亲邝文美。当时大约是1935年至1936年间,她在上海中西女中读书,邝家也在上海居住。所以曾有人说我父母是燕京同学,这个说法并不正确。”

傅雷情史与《殷宝滟送花楼会》

傅雷也是宋淇的好友,并且与张爱玲也熟识。宋家在上海时住在安定坊这条街,傅雷一家在3号,宋家在5号。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傅雷书简》收录了傅雷与很多好友的通信,其中致宋淇的就有十二封。

曾经有张爱玲的粉丝说:“张爱玲的小说里,我唯一看不太明白的就是《殷宝滟送花楼会》。”但对宋以朗来说,这篇小说并不难看懂,因为他从父亲留下的日记和父亲与张爱玲的通信中了解到,该小说男主人公的原型正是傅雷。

《殷宝滟送花楼会》最先发表在1944年11月的《杂志》上。故事的主人公叫“爱玲”,即张爱玲本人。有一天她家门铃响了,她去开门,见到一个叫殷宝滟的女子。她是爱玲在上海圣约翰大学高两届的同学,她爱上了罗潜之教授,罗教授有老婆孩子。不过就算他没有,宝滟也没打算嫁给教授。文章结尾是爱玲的心声:“我也觉得这是无可挽回的悲剧了。”

“张爱玲写作有个特点,你让她凭空去写是不行的,一定要别人告诉她一个故事,她抓住主题来展开。”宋以朗表示,后来,张爱玲在给宋淇的信中说,《殷宝滟送花楼会》“实在太坏”,因为这篇小说的出版最终影响到了原型傅雷和真实生活中“宝滟”之间的关系。

钱钟书给宋淇写信用“呵呵”

宋淇与学贯中西的钱钟书也是至交好友,而且宋淇一家与钱钟书一家交往密切。

“在普通大众眼中,钱钟书是大学者。但从我父亲与钱钟书夫人杨绛的通信里,可以读出钱钟书的 痴气 。”宋以朗告诉记者,1980年年底,宋淇曾寄过一些笔给钱钟书,杨绛回信,向宋淇爆料说钱钟书有咬笔的习惯,十分孩子气:“钟书向来不肯用好笔,他爱咬笔杆,每枝笔——毛笔、铅笔,以至康克令活动笔都有他的齿痕。竹笔管经常咬扁,所以专用铅笔头头恣意咬。近来惯用圆珠笔,咬笔习气已改掉,但仍喜用破笔。”

但宋淇为什么要给钱钟书寄笔呢?原来,钱先生字迹太潦草,难以辨认,宋淇干脆给钱钟书寄去了一些笔和信纸,让他写清楚一点。对此,钱钟书风趣地写信告诉宋淇自己用新信纸的感受:“日即以惠赠佳笺作书,如走惯田间阡陌者,忽得从容雅步于上海滩柏油马路,既喜且慨,因跛腿汗脚不配践踏也!”

宋淇致钱钟书的最后一函,寄于1989年1月9日,共四页纸,内容重点有二:一是报告病况,二是谈及杨绛《洗澡》的读后感。至于钱钟书寄来的最后一封信,日期为1989年1月15日,他写道:“精力大不如前,应酬已全谢绝。客来亦多不见,几欲借Greta Garbo (葛丽泰·嘉宝)“I want to be alone”(我要自个儿呆着)为口号,但恐人嗤我何不以尿自照耳。呵呵!”

最后那个“呵呵”,用法一如我们在网上常用的表情符号,信中流露的风趣语调,让人忍俊不禁,简直难以相信是出自一位年近八十、用毛笔写文言文的一代大师笔下!

郭敬明首次透露《爵迹》完结时间


都市快报    又一本关于张爱玲的书出来了·   2015.05.09

记者 潘卓盈 上海报道

宋以朗是谁?如果不是因为2009年张爱玲自传体小说《小团圆》的发布,恐怕没有多少人会熟悉这个名字。他的父母——宋淇与邝文美夫妇,是张爱玲生前指定的遗产继承人,除了张爱玲留下的所有作品手稿外,夫妇两人所继承的遗产还包括家具、私人信件、证件、照片、衣服、化妆品、眼镜和假牙等生活用品。宋淇夫妇去世后,从2007年开始,宋以朗成了张爱玲唯一的文学遗产继承人。一年后,他将张爱玲此前未发表的《雷峰塔》《易经》《异乡记》,以及张爱玲生前指定要销毁的《小团圆》等遗稿陆续出版,引起巨大争议。

这周,66岁的宋以朗第一次从香港回到出生地上海。昨天,在新书《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的发布会上,宋以朗和上海的张爱玲研究专家陈子善在季风书园,共同讲述了“宋家客厅”背后有关张爱玲、钱钟书、傅雷、吴兴华等作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学故事。

“宋家客厅”,是指宋淇在香港加多利山的一座奶黄色小楼,也是50多年前各界名流文人交往聚集的地方。如今,宋以朗一个人居住,至今仍保持着当年客厅的原样。现场的话题更多还是关于张爱玲,宋以朗在书中整理收录了众多张爱玲和宋家往来的书信,完整披露刊登了张爱玲的美国护照、遗嘱、死亡证明、遗产整理文件等等。统计学博士出身,曾为FBI(美国联邦调查局)做过法庭传译的宋以朗,在书中用大量实证性书信和文件还原一个真实的张爱玲,并向外界长期以来对自己出版行为的质疑作出回应。“我后悔的是,当初出版《小团圆》时没有做一个解释性序言,我并没有违背张爱玲和我父母的意愿来出版这本书。实际上,我父亲早前就想出版《小团圆》,只是那时候正好碰上胡兰成在台湾的政治风波,才搁浅下来。”

而他更耿耿于怀的是,外界对张爱玲的反复误读,现在几乎所有提到张爱玲晚年的传记和文章,都会用“凄凉”二字,还有人说她穷到靠捡垃圾度日。但宋以朗澄清,事实完全不是如此,他罗列了账本明细,张爱玲在美国有六个银行户头,去世后找到28107.71美金,再加上她请宋家为其打理的股票基金,足有32万多美金,“按照当年的汇率,大概是240万港币。如果张爱玲当年带这笔存款回中国,就是个百万富翁了。”

宋以朗透露,接下来,他还将出版张爱玲和他父母间的通信全集,“目前已完成了文字输入,大约90万字,正在校对。我没预计什么时候会出,总之等一切妥当吧。”


中時電子報    張愛玲晚年不寒酸 坐擁近千萬遺產  2015.05.09

民初文人宋淇之子宋以朗在《宋家客廳——從錢鍾書到張愛玲》一書中記述,張愛玲的遺囑執行人林式同,在張愛玲去世後整理其遺物品時有列有一張清單,上頭註明瞭張愛玲擁有花旗銀行、美國銀行等有六個銀行戶頭,而林式同在洛杉磯市遺產承辦法庭辦理完手續後,共取出約2.8萬美金(約台幣86萬),並按張愛玲在遺囑上的要求,把這筆現金全部匯給了宋淇夫婦。

《京華時報》指出,張愛玲的喪葬費及清理費、遺物運費共花了1.168703萬美金(約35萬台幣),由宋淇夫婦另付給林式同。

「這筆錢在當時不算多也不算少」,宋以朗表示,張愛玲的晚年生活並非外界所說的那麼寒酸,他查閱了張愛玲與父母的通信,信中曾提及財務報告,宋淇也曾在香港幫張愛玲買過一些外幣並存款,且母親鄺文美也為張愛玲開立過銀行戶頭,其中有一張鄺文美寫的字條,寫著E.Chang的銀行外幣存款為32萬多美金,這在 1995年相當於248萬港幣(約992萬台幣),是一筆相當可觀的數目。若將兩筆帳務加在一起,張愛玲共擁有近270萬元港幣(約1080萬台幣)的存款。

書評人曹亞瑟在《京華時報》提到,張愛玲在遺囑中對這筆錢的用途如下要求:(一)是要請宋淇夫婦買些東西做紀念(其實就是作為一種補償,給宋淇夫婦照顧身體),(二)是請高手翻譯她的作品。

曹亞瑟指出,在張愛玲去世沒幾年,宋淇夫婦也相繼離開了人世。他夫婦二人雖也不富裕,但絕對不會動用張愛玲的遺產來做自己的花銷。

至於翻譯,除了張愛玲的英文作品《雷峰塔》、《易經》、《少帥》是由宋以朗邀請的譯者、用張愛玲版稅入息支付的之外,其餘翻譯成英文、法文、德文、義大利文、捷克文、日文、韓文、越南文的,都是由國外出版社自行支付翻譯費。

張愛玲遺留下來的這筆錢,宋以朗先生在她曾就讀的香港大學設立了「張愛玲紀念獎學金」,從2009年開始,每年頒給一位來自大陸或臺灣的就讀文學及人文學科的女學生,額度為5萬元港幣(約20萬台幣)的獎學金。

另外香港大學也設立了「張愛玲五年研究計畫」,2011年起,每年針對論文、紀錄片等不同形式的創作,給予資助,而論文的補助費用為5萬元人民幣(25萬台幣),紀錄片為10萬元人民幣(50萬台幣);其他還資助了在香港和北京舉行的張愛玲學術研討會。


东方早报    张爱玲传说中的作品    2015.05.10

张爱玲曾说人生四件恨事:海棠无香、鲥鱼多骨、《红楼梦》残缺不全、高鹗妄改。宋以朗觉得一个作家想写一部作品,有了结构动了笔,却因故没有写成,或许可以算第五件恨事。以宋淇这几位老友为例:钱锺书中年时据说有写了一半的长篇《百合心》,后来声称遗失,到晚年又传闻他用英文著书,结果也没有下文;吴兴华本来想翻译《神曲》,再写一部以柳宗元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可惜还没写好,就在“文革”中横死。

张爱玲也和他们一样,有不少曾经构思但没有写好的作品。张爱玲与宋淇夫妇通信四十年,谈及的创作构思很多,也告诉过宋淇诸多奇怪的想法。她拟写而未写成的作品,有以同代作家经历为素材的长篇和中篇小说,如《芳香的港》、《谢幕》;有写亲身经历的散文,如《不扪虱而谈》。“张爱玲从1984年8月到 1988年3月,几乎每星期搬一次家,原来她为了跳蚤问题,那几年一直过着流离迁徙的日子,本打算写《不扪虱而谈》,结果却是‘扪虱而不谈’”。

另外,张爱玲对占卜算命、心灵感应之类的事情,也一直都有兴趣,也构思过《谈面相》和《谈灵异》。宋以朗回忆,当时宋家有一部牙牌签书,张爱玲便常常借来占卜,出书、出门、求吉凶都要借重它。有趣的是,张爱玲还对郑和下西洋的题材有了兴致。

上世纪60年代,张爱玲致信宋淇,说想写一本关于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书。张爱玲构建的故事是:郑和追建文帝至锡兰,建文帝以做和尚掩饰身份,随后郑和、建文帝与锡兰公主发生了一系列爱恨纠葛。“这个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和张爱玲之前作品的风格很不一样,借着张爱玲的书信,我们可以了解她不同的一面。” 宋以朗告诉记者。

大多介绍或描述张爱玲的作品中会配以这张照片,这张广为流传的张爱玲照,是上世纪50年代宋淇夫人邝文美带着张爱玲前往香港兰心照相馆拍下的。张爱玲喜欢圆脸,拍照的时候就将头往上抬,显得脸圆一些。“这批照片显得张爱玲很有神韵,我们有时开玩笑会说如果没有这几张照片,张爱玲的形象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好”,提到张爱玲在香港留下的一些照片,宋以朗笑说“真的不好看”。

这张照片也见证了张爱玲与邝文美的感情。宋以朗回忆,一般人都说张爱玲和姑姑、炎樱很要好,却忽略了邝文美才是她下半生最好的朋友,彼此的书信来往也最频繁。“我手上目前有她和我父母三人的六百多封信,正在整理”。

张爱玲的晚年流传着太多的错误信息,“生活拮据”、“狼狈不堪”、“颠沛流离”这样的形容词并不少见。宋以朗说自己并不是一个“辟谣控”,但有些报道和事情已经对张爱玲以及她的友人产生了负面影响。“从张爱玲的遗物以及在银行的一些证明可以知道张爱玲在美国的生活非但不拮据,而且折算成人民币、港币,可算个百万富翁了。她晚年数次搬家,则是因为身体原因。张爱玲在丈夫赖雅去世后的感情生活应该是空白的,有人觉得这样很凄凉,我觉得只要张爱玲自己喜欢,也无可厚非,为什么她一定要有个伴侣呢”?


东方早报     看这些文人名士如何擦肩而过    2015.05.10

早报记者 徐明徽

张爱玲是个说不完的话题。她晚年不爱与人交往过密,唯独与文艺评论家、翻译家宋淇及其夫人邝文美保持着深厚情谊。张爱玲过世后,对她的争议与各类形象描述不绝于耳,其中不少却缺乏考证。5月8日,张爱玲文学遗产继承人、已故电影制片人宋淇之子、翻译家宋以朗带着最新作品《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来到上海与读者见面,并接受了东方早报专访。

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宋家客厅”主人宋淇,与钱锺书、傅雷、张爱玲、吴兴华四位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在不同时期有着密切交集。《宋家客厅》一书就是宋以朗以“客厅”第三代主人身份,追述宋淇一生文和事,披露了宋淇与钱、傅、张、吴四位在不同时间(抗战、战后、解放、“文革”、改革开放)的交往生活片段,破解了不少疑团和误解,也记录下了跌宕大时代中,那一代文人百转千回的惜别惜聚。宋淇与钱锺书、傅雷等人情谊深厚,不过因为政治原因,与张爱玲的通信和联络最多,张爱玲与宋淇夫妇交往通信40多年,《宋家客厅》中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给予了张爱玲。

宋以朗,统计学博士出身,做过FBI庭审翻译,精于翻译。近年来由于他的整理,张爱玲中、后期许多鲜为人知的作品,如《小团圆》、《异乡记》、《易经》、《少帅》等中英文作品陆续问世。宋以朗只小时候在家里见过张爱玲,对张爱玲模糊的印象也只是“整日在卧室,安静得如隐修院的院友,吃饭不挑食,打扮朴素,深度近视又不戴眼镜看事物总要俯前”。

“为我这本书作序的学者陈子善说要研究张爱玲,外头好些张爱玲的传记都不要看,太多虚构的东西。但是我在家里看了大概有六七十本写她的书”,宋以朗和记者聊到此笑道,“正是因为看到太多传记的内容偏差太大,以讹传讹,有的书写张爱玲穿一身红色旗袍过世,后来的书就照搬这些内容,太离谱。所以我才觉得有必要整理张爱玲和我父亲的书信,还原一些真实的情况”。


宋以朗在上海。


东方早报    张爱玲觉得影射傅雷的《殷宝滟送花楼会》“实在太坏了”   2015.05.10

在宋淇结交的这些文人名士中,宋以朗告诉记者,相对而言,傅雷算是最熟悉的一位。傅雷或许因为翻译、或许是对宋家收藏的法文书感兴趣,而与宋淇结识。

宋家早年在上海有不少房产,现在位于上海长宁区江苏路的安定坊,共有15栋独立洋楼建筑,均属于宋家。傅雷一家后来就搬到了其中一栋洋楼住下,成了宋家的房客。当然傅雷并不仅仅是房客,从书信来看,傅雷对宋家十分熟悉,对于宋家一些家事的安排也有许多帮助。

“和傅雷后来交往的中断,是我爸爸心里一直比较难过的一个事情,在朋友困难的时候没法帮上。”宋以朗告诉记者。1949年左右,因为政治局势的变化,宋家全家搬到了香港。傅雷在1948年去了昆明,筹备进出口公司。一直以艺术翻译为重的傅雷,为何要办进出口公司?“我猜傅雷主要是想从昆明远距离观察中国内战的情况,再决定去留”。

1949年后,傅雷一家也到了香港,他只在香港住了差不多半年,不少朋友劝他留在香港,他还是决定带家人回到上海。回上海后,傅雷搬进了宋家的安定坊5号,一直住到“文革”时自杀。“‘文革’后就中断了联系,我父亲也不敢和大陆的友人联系,这算是‘海外关系’,更要连累他们了。还算好,当时傅雷住进宋家还交了一些租金,不至于在‘文革’被打成‘地主’成分”。

傅雷和张爱玲还有不少接触点。1982年12月张爱玲写信给宋淇,信上说到她的小说《殷宝滟送花楼会》是以傅雷为原型。张爱玲信上写决定不收《殷宝滟送花楼会》进新小说集,“写得实在太坏,这篇写傅雷。他的女朋友当真听了我的话,到内地去,嫁了空军,很快就离婚,我听见了非常懊悔。”

这样一封信让宋以朗很吃惊,赶紧重看《殷宝滟送花楼会》,希望可以找到蛛丝马迹。在《殷宝滟送花楼会》中,女主角殷宝滟爱上了一个已婚教授,找到了“爱玲”(即张爱玲本人),倾诉感情的烦恼。“爱玲”给殷宝滟开出药方:离开上海到内地去,赶快爱上另一个人。殷宝滟后来到内地去结婚又再离婚。

现实生活中,傅雷确实爱上过一位名叫“成家榴”的女子,她是刘海粟前妻成家和的妹妹。“张爱玲写这篇小说的缘由应该是成家榴去找张爱玲叙述自己的故事。不过张爱玲为了‘遮蔽’身份,在小说中用了另外一个人的形象。张爱玲觉得结果有失真实,所以我们不能将小说男主角的一切都当是傅雷”。

宋以朗说,讲述这些往事,不过是想将一群上海文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城市的生活片段呈现出来,又在书信和故事中发现现实世界里的人物关系,看清小说中那些和事实相抵牾之处。这些文人名士偶然擦肩而过,也许当事人毫不在意,在读者看来却有一种“世界真小”的趣味。

除了傅雷的书信,宋以朗手上还有不少其父与钱锺书夫妇、吴兴华的书信。“张爱玲的书信整理还会继续,而钱锺书夫妇和傅雷的信件将来准备交回给他们的后代保管。”宋以朗说,希望这些承载历史记忆的信件都物归原主。


中时电子报    张爱玲未完作品 想写郑和下西洋   2015.05.10

知名作家张爱玲的挚友宋淇之子宋以朗,11日将在北京发行《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书中收纳张爱玲生前的大批书信,其中透露了不少张爱玲构思过却未完成的作品,如灵异、郑和下西洋等题材;该书也指出,张爱玲在美国的生活可算是百万富翁,并非如坊间所传,晚年生活拮据。

据澎湃新闻网报导,晚年张爱玲不爱与人交往过密,唯独与文艺评论家、翻译家宋淇及其夫人邝文美保持着深厚情谊,通信长达40多年之久,《宋家客厅》书中将近1/3的篇幅都给了张爱玲。

张爱玲在信件中提及许多新构思及「诸多奇怪的想法」,最后都成为「拟写而未写成的作品」,例如她曾想以同代作家经歷为素材,撰写小说《芳香的港》、《谢幕》,也曾经打算写散文《不扪虱而谈》来描绘生活经歷。

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在美国定居的张爱玲因跳蚤问题困扰生活,几乎每周搬一次家,在那几年过着「流离迁徙日子」的她,本打算写《不扪虱而谈》,结果却变成「扪虱而不谈」。

此外,张爱玲对占卜、算命很感兴趣,曾构思过要写《谈面相》和《谈灵异》的书。回忆过去,宋以朗表示,当时宋家有一部牙牌签书,张爱玲便常借来占卜,出书、出门、求吉凶都借重它。

而张爱玲对郑和下西洋的题材也很有兴趣。张爱玲曾构想过,郑和追随明建文帝至锡兰,建文帝则作和尚来掩饰皇帝身分,随后郑和、建文帝与锡兰公主,3人之间发生一系列爱恨纠葛故事。

「这个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和张爱玲之前作品的风格很不一样」,宋以朗说,透过张爱玲的书信,可以了解她不同的一面。

坊间流传张爱玲的晚年生活拮据、颠沛流离,但宋以朗说,从张爱玲的遗物以及在银行的一些证明可以知道,张爱玲在美国的生活非但不拮据,而且折算成人民币、港币,可算个百万富翁了。她晚年数次搬家,是因为身体原因。


月度好书榜---深圳商报    2015.05.10

《宋家客厅》: 局外人宋以朗的家族记忆

●上榜理由:宋淇最为人熟知的身份,大概是张爱玲的遗物保管者。若不是他,《小团圆》、《雷峰塔》和最新的《少帅》难以重见天日。对电影观众来说,他另有一重身份,是香港国语电影的编剧和制片,不仅与李丽华、林翠、雷震等叱咤风云的电影明星熟识,更曾介绍张爱玲为电懋公司担任编剧,解决了身处美国的她在金钱上的燃眉之急,也成就了后来的《六月新娘》和《情场如战场》等作品。同时,宋淇亦是钱锺书、傅雷、吴兴华的挚友,夏志清著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其中有关钱锺书和张爱玲的章节,就离不开他的引荐,他又是最早提倡以文本为先的红楼梦专家、翻译家,笔名林以亮,还是写过不少时代曲的流行音乐作词人……然而,宋淇的名字却总是如同缄默的惊鸿一瞥,隐藏在文字背后,神龙见首不见尾,其子宋以朗先生的近作《宋家客厅》,就给了我们一个观其全貌的机会。

有意思的是宋以朗为父亲作传的立场:以未受过正统文学规训的清明眼光,他对父亲一生的捕捉甚少无谓的抒情,几乎全是理性的甄别。在他笔下,宋淇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刻板书生,而是风度翩翩的沙龙男主人。因为受过奔波动荡的苦,又在事业上跨越多个领域,所以自然也有其精明世故的一面,在与诸友人的交游中,如朱熹所言“和而不流”,专注、克制而低调,他的形象未必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却唯其真实,而使人尊敬和仰慕。


澎湃网   宋以朗专访:宋家客厅除了张爱玲,还有钱锺书傅雷   2015.05.11

有人以网络语言评价宋以朗先生,说他“萌萌哒”。宋先生与人近距离聊天,神情、语气,的确都很“萌”,也很知识分子,透出书香世家的教养。他的新书《宋家客厅》(港版《宋淇传奇》)披露了他的父亲宋淇与张爱玲、钱锺书、吴兴华、傅雷这些大名家的交往,正可谓谈笑有鸿儒,只不过,这些谈笑都是在纸面上,通过来往书信发生的。宋先生说,这本书还会有续篇,谈谈他自己,原本是打算收在书里的,后来还是删去了,因为觉得不合体例。


5月8日,上海图书馆季风书园,张爱玲文学遗产继承人、翻译家宋以朗作品《宋家客厅》在沪首发。 澎湃新闻记者 杨博 图

澎湃新闻:写完了《宋家客厅》,最近您在忙些什么?

       宋以朗:我目前在做的事情,其实是出版社让我做的,就是把张爱玲的全部书信整理出版,出版社给了我一个九十万字的电子文档,我一直没动。因为我要做就要一口气做完,如果中间因为什么事情停掉,后面接着再来做,我就做不下去了。        

       澎湃新闻:《宋家客厅》这本书的形式挺有意思,其实是您口述再由人整理,在报纸上前前后后连载两年。

       宋以朗:你要我自己写这么一本书,肯定是写不出的,我不喜欢在一件事情上一头扎进去好多个礼拜,没有这种集中力。还是因为《南方都市报》的陈晓勤上门来给我压力。 2010年是张爱玲九十岁诞辰,也是她去世十五周年,《南都》做了一个专题。当时他们来采访我,问了很多问题,我也讲了很多故事,但不少没办法用在那个专题当中。我想,既然有这么多东西可以说,那不如做成专著吧。后来,到了2012年,就开始在《南都》连载。最初我还是很担心的,因为想不出会有哪份报纸对我的家事这么感兴趣,尤其是香港报纸。好在大陆感兴趣的读者,不管是相对比例还是绝对数量,都比香港高很多。

       晓勤很辛苦。做第一篇连载,她提了五个题目,想一次做完。周五她从广州到香港,我们聊了七八个钟头,但五个题目只聊了一个。第二天再聊,从上午十点谈到下午三点,我嗓子都说哑了。原计划要做二十周,最后一共做了四十二周,我一开始也不知道有这么多东西可做。其实是因为他们的问题可以拆开,譬如说到我祖父宋春舫,可以分成童年-欧洲-青岛、上海、北京的经历。


宋以朗先生父亲宋淇,母亲邝文美女士。澎湃新闻记者 朱伟辉 翻拍

澎湃新闻:《宋家客厅》写到的张爱玲、钱锺书、吴兴华、傅雷这四个著名文化人,都是您父亲的老朋友,您充分利用了您父亲和他们的通信。还有哪些比较有意思的信件是书里没有的?

       宋以朗:其实,我父亲与许多人的通信是没什么意思的。比如和金庸的信。我父亲写过几篇讨论金庸小说的文章,金庸读到了他的文章,觉得水准很高,客客气气地送了他一套亲笔签名的小说集,但他和金庸其实不是朋友,那些书信里面也没说什么。白先勇也和他通过不少信。因为我父亲在香港中文大学编翻译杂志,这些写给白先勇的信都是问他的小说能不能授权翻译,小说译好后,又请他提意见。他们也不能算是朋友,我都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见过面。        

        澎湃新闻:您父亲和这几位的朋友都是怎么相处的?说起来,虽然他们和您父亲关系都很好,但他们彼此关系却很可能不怎么样,比如,钱锺书对张爱玲的评价就不算太高。您父亲怎么处理不同朋友之间的关系?

        澎湃新闻:您父亲和这几位的朋友都是怎么相处的?说起来,虽然他们和您父亲关系都很好,但他们彼此关系却很可能不怎么样,比如,钱锺书对张爱玲的评价就不算太高。您父亲怎么处理不同朋友之间的关系?

       有一个人书里没提到,叫高克毅,也就是乔志高。他是张爱玲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的人物原型,不管小说还是信,张爱玲都说了很多他的坏话,可高克毅差不多可以说是我父亲最好的朋友,他们有很多通信,我看到后来都不要再看下去了,因为都是公事。我父亲是《译丛》杂志第一个编辑,他不做了,高先生接手。这些信都是讲杂志的人事、选题,很枯燥。他们住在中文大学员工宿舍同一座楼,楼上楼下,经常碰面。对张爱玲在信里说的高克毅的坏话,我爸爸只是回答说,他和高“认识了二十多年,彼此互相尊重,从来没有一句重话。”张爱玲说的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误会,但我不能去问高先生——这种话怎么问得出口?如果我有两个朋友彼此敌视,我也没有办法。        

       澎湃新闻:张爱玲这么刻薄,动不动就把身边人物写到小说里,您的父母亲作为她的最好的朋友,怎么看这个问题?

       宋以朗:有些小说的人物原型其实不是张爱玲认识的人,譬如《色戒》,角色原型是我父亲的同学,故事也是他告诉张爱玲的,张爱玲说她不懂间谍的事情,小说写出来却非常精彩。有些小说像《殷宝滟送花楼会》,人物原型是傅雷,像《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这些名作,都找得出人物原型。说到我的父母亲,有个问题很有意思:张爱玲为什么没有写关于他们的小说呢?她不是对他们两人最了解吗?我想,她大概担心写出来的话,朋友都没得做。她的第二任丈夫、美国作家赖雅,也没有被写进小说。大概因为她非常爱赖雅。她给我父亲写的信,信封上她就写Reyher,她本可以写Eileen Chang的。        

       澎湃新闻:您怎么看外界批评您暴露张爱玲信件中的个人隐私?

       宋以朗:我出《宋淇传奇》的时候,香港同时也出了一本《萧红书简》,为什么没人批评这本书呢?张爱玲在有些人心中地位是很特殊的,他们觉得只有自己才最理解张爱玲,大概对萧红就没人这么想了。在这些人看来,关于张爱玲,我怎么做都不对。其实我出书的一个想法,就是解释一下,我父亲究竟是做什么的,他和他的朋友之间发生了些什么。我必须强调一下啊,张爱玲在书中篇幅最大,不是因为她最重要,而是留存的书信资料最丰富,而且最精彩。不少事情披露出来,可以更正流行的张爱玲传记里面的错误。   

澎湃新闻:您前面提到张爱玲书信集正待出版,您书中涉及的其他人物的书信呢,会出版吗?

       宋以朗:我不会出版宋淇与钱锺书的通信,不过引用一些例子,说说他们怎么开玩笑的。处理这四个人的信,有三种办法。张爱玲很简单,我有张爱玲授予我父母的版权,要出版什么、怎么出版,是我自己的事。吴兴华的话,我正在和吴家的人整理他的全集,书信也将随全集出版。钱锺书和傅雷的书信的版权属于他们的家人,我是不可以出版的。傅雷可以出版的书信,讨论文学艺术的,我父亲早已交给傅敏了。我手头现有的傅雷的信,是讲我们宋家的事情,只对我有意义。有些信,像托我父亲买大陆没有的法文书,傅聪的钢琴线断了,在香港买根新的,都是生活琐事,对傅家意义更大,对我来说没什么意思,我打算把这两家的书信交还给他们。       

       澎湃新闻:您可以谈谈市面上其他流行的张爱玲书信集吗?

       宋以朗:夏志清先生的《张爱玲给我的书信》是经我授权的。夏老师的《现代中国小说史》,把张爱玲和钱锺书并列,让他们成为殿堂级作家。我该怎么代张爱玲答谢他呢?总不见得要收他钱吧?于是就免费授权给他。庄信正先生《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其中张爱玲的三十多封信也是我给他的,这些信对我没有什么意义,对他来说是很美好的回忆。而且这样他出书也会好看很多,变得有来有往了。我不喜欢那种你私下给我一点好处、然后我给你看的办法,弄得大家要看张爱玲书信,只能通过个人渠道向我申请。我比较喜欢把事情做在明处,公开出版书信,大家都来讨论。        

       澎湃新闻:您有出版宋淇先生文集的计划吗?

       宋以朗:我想出一套《宋淇全集》,但我想没什么人要全部都看,他涉及的范围太广:电影、翻译、诗词、杂文……我还在跟出版社谈,已经谈了好几年。        

       澎湃新闻:香港牛津版《宋淇传奇》和大陆花城版《宋家客厅》有没有差异?

       宋以朗:我还没有仔细对过。就说一件事好了。我在牛津版里说董桥先生是《今日世界》的编辑,牛津的林道群先生打电话过去确认,董先生回答说:“笑话!”这一处林先生就直接给改了,但是大陆版似乎没改,因为我都不知道这件事。说董先生是《今日世界》的编辑,也是我从文字材料里抄来的,那段时间我还是小孩子,不可能知道事情真相。就像我书里讲的,我父亲看上去对宋家先辈的事情知道很多,其实也是从文字资料里看来的。        

       澎湃新闻:许多事情真相辨析起来蛮难的。

       宋以朗:有些事情是谁也不知道了。有一件事,我和人家吵了好多年,就是张爱玲在信和小说里都提到,她1952年到香港,住大学女生宿舍,里面有个主管跟香港警察打了小报告,说他是“共谍”。港大有位朋友说,这不可以登出来,因为没有查证。可是,我怎么去查证呢?他非得追问这件事是不是事实,但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张爱玲相信这是事实,她以后的所作所为,都因为她相信这是事实。        

       澎湃新闻:不断有张爱玲“新作”从各类民国小报上被发掘出来,对此您怎么看?

       宋以朗:没有确凿证据支持这些文章是张爱玲写的。现在最大的根据,是所谓风格。我对此不作肯定或否定的判断。理论上,通过统计学是有办法查出来的,比如,美国宪法有很多作者,没有注明,有人就拿已知的作者的作品通过统计来分析风格,再去对照宪法看哪些是他写的。但我也有一个朋友深入研究了张爱玲的风格,说给他任何一个题目,他写出来的文章,都可以让人分不出是他写的还是张爱玲写的。他号称自己脑子里有一架张爱玲写作机器——但这是他自己说的。        

       澎湃新闻:除了张爱玲之外,您能不能谈谈自己对傅雷、钱锺书、吴兴华他们作品的看法?

        宋以朗:傅雷的话,《傅雷家书》看过,《傅雷书简》也看过;他的译文,像《约翰?克里斯多夫》我实在看不下去,问题不在傅雷,在于罗曼?罗兰的作品今天没人读了,那种浪漫主义的调调不合我的胃口,而他译的巴尔扎克,我想看的话,还不如直接看法文。钱锺书的话,《围城》不知看了多少遍,每次看都会笑,但《谈艺录》我实在看不下去,没有国学根底。吴兴华的话,我对诗学也没有研究,不懂这些东西。 


深圳商报    《宋家客厅》首发:20世纪华语文学的“侧影”     2015.05.11

【深圳商报讯】(记者 楼乘震 文/图)张爱玲文学遗产继承人、翻译家宋以朗的《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港版名《宋淇传奇》)8日在上海首发。知名学者陈子善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高度评价该书,认为宋淇对中国现代文字史研究所作的贡献功不可没。

  《宋家客厅》是围绕作者宋以朗的父亲宋淇所作的一部传记。宋淇作为20世纪文艺评论家和翻译家,在文学批评、红学研究、翻译、电影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与张爱玲、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夏志清等有深交,长期以朋友身份担任张爱玲的文学经纪人和顾问,张爱玲去世前将遗物(包括遗稿)交给宋淇、邝文美夫妇保管。

  作者宋以朗在私家资料、家族记忆和公开资料的基础上完成本书的叙述,以宋淇夫妇为中心,涉及的大量细节不仅还原了宋淇的一生,披露了那一代文化人的相知相惜,破解了不少疑团和误解,也构建了一部“细节文化史”,呈现20世纪华语文学、翻译、电影和大时代的一个侧影。

  陈子善认为,这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钱锺书、吴兴华、傅雷和张爱玲他们合作完成的,是通过他们的书信以及他们的手稿合作完成的这样一本特殊的书。

  《宋家客厅》中写得最详细的是张爱玲。书中从宋淇夫妇1952年秋在香港结识张爱玲开始,一直写到张爱玲去世后遗作的整理出版,几近于一部较为完整的张爱玲“后传”。

  陈子善说,“虽然不能说‘如果宋淇没有向夏志清推荐钱锺书和张爱玲,那他们的名气不会像现在这么广为人知’,但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关于张爱玲和钱锺书这两个部分肯定不会如现在这样。”

  陈子善说:宋以朗作为张爱玲文学遗产的执行人,近年来由于他的不懈努力,张爱玲中、后期许多鲜为人知的作品,如《小团圆》《异乡记》《重返边城》《雷峰塔》《易经》《少帅》等中英文创作陆续问世,大大拓展了张爱玲作品的文本空间,推动了张爱玲研究的深入。《宋家客厅》中还有“张爱玲没有写的文章”这一节所展示的重要史料,无疑对读者更全面地把握张爱玲中后期的心路历程和创作思路有很大的帮助。

  陈子善说:宋以朗所表示的“我身为宋淇的儿子,也是张爱玲的文学遗产执行人,掌握了这么多第一手文献,有责任向公众交代一些不为人知的事实,让文学史家能够根据更准确的资料,对张爱玲和宋淇做出公允的评价”,都是心里话。


中新网   宋以朗推新书《宋家客厅》 还原张爱玲文人本色   2015.05.11

        11日下午,翻译家宋以朗作品《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以下简称《宋家客厅》)在北京举办发布会。该书执笔陈晓勤与宋以朗一同追述当年的文化沙龙主人宋淇的传奇一生,梳理其与作家张爱玲、钱锺书的交游往事,还原诸位作家的“文人本色”。

  《宋家客厅》是围绕宋以朗之父宋淇所作的一部传记。宋淇是20世纪著名的文艺评论家、翻译家,在红学研究、电影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与张爱玲、钱锺书等人亦有身教,并长期以朋友身份担任张爱玲的文学经纪人和顾问。据悉,张爱玲去世前将遗物(包括遗稿)交给宋淇、邝文美夫妇保管,宋以朗便是在私家资料、家族记忆和公开资料的基础上完成此书,在披露那一代文化人的“相知相惜”的同时,也呈现了20世纪华语文学、电影和大时代的一个侧影。

  “著书的资料来源首先是我的回忆,父亲和亲戚告诉我不少家庭往事。”但让宋以朗遗憾的是,自己19岁时便只身到澳洲留学,与双亲分离,父亲没能告诉自己更多的相关事件,“也有资料来自未刊登的手稿和书信,我父亲跟钱锺书等好几位名家都是好友,通信数以百计”。

  记者了解到,这批手稿不但反映了宋淇与这些名家之间的友谊,也展露了各人的思想性情。宋以朗介绍,尤以张爱玲为例,她的信中便有大量珍贵资料,“可以令我们对她的文学作品有崭新的理解”。

  “著书的资料来源首先是我的回忆,父亲和亲戚告诉我不少家庭往事。”但让宋以朗遗憾的是,自己19岁时便只身到澳洲留学,与双亲分离,父亲没能告诉自己更多的相关事件,“也有资料来自未刊登的手稿和书信,我父亲跟钱锺书等好几位名家都是好友,通信数以百计”。

  记者了解到,这批手稿不但反映了宋淇与这些名家之间的友谊,也展露了各人的思想性情。宋以朗介绍,尤以张爱玲为例,她的信中便有大量珍贵资料,“可以令我们对她的文学作品有崭新的理解”。

  “我是宋淇的儿子,也是张爱玲的文学遗产执行人,掌握这么多第一手文献,有责任向公众交代一些不为人知的事实,让文学史家能够根据更准确的资料对张爱玲和宋淇作出公允评价。”宋以朗诚恳的表示。


中时电子报    张爱玲悔:将傅雷外遇写进小说  2015.05.11

享誉国际的华人钢琴名家傅聪之父,一代翻译巨匠、文学评论家傅雷,曾与知名画家刘海粟的前妻成家和之妹,出色的女高音成家榴有过一段不伦之恋,且被成家榴的同学、作家张爱玲「八卦」地写入《殷宝滟送花楼会》。事后张爱玲得知,成家榴当真听其所劝另嫁、婚姻并不美满,「我听见了非常懊悔。」

回首民国文青,诸多儿女情长。日前张爱玲文学遗產继承人,宋淇之子、翻译家宋以朗至上海发表新作《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让这段尘封往事再度显影。1982年12月张爱玲写信给宋淇提到《殷宝滟送花楼会》「写得实在太坏,这篇写傅雷。」另一封信指出,殷宝滟就是成家榴,她们曾是同学。

传张爱玲报復傅雷

有人甚至认为,张爱玲写《殷宝滟送花楼会》恐带有「报復」性质:1944年5月傅雷署名「迅雨」发表《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半个月后张爱玲先回敬一篇《自己的文章》、出手自我辩护,11月她又在《杂志》上发表《殷宝滟送花楼会》,时间点如此巧合,让人很难不多作联想。

当年刘海粟、傅雷这对好友同在上海美专任教,也同时爱上成家和、成家榴这对姐妹花,刘海粟与成家和结婚,已婚的傅雷虽爱却不能娶。傅雷之子傅聪、傅敏都曾向媒体承认,父亲生命里出现过成家榴,且吻合张爱玲笔下形象:「在水中唱歌,义大利的《哦嗦勒弥哦(我的太阳)》细喉咙白鸽似的飞起来」。

傅敏回忆:「只要她(成家榴)不在身边,父亲就没法工作。每到这时,母亲就打电话跟她说,你快来吧,老傅不行了,没有你他没法工作。时间一长,母亲的善良和宽宏大量感动了成家榴,成家榴后来主动离开父亲去了香港,成了家,也有孩子。」

女主角另嫁 离婚收场

第一人称书写的《殷宝滟送花楼会》,文中的「我」是个名为「爱玲」的作家,閒居在家,突然有不熟悉的校花同学抱花来访,坐下来就说她的爱情,她与一个音乐教授罗先生恋爱始末。校花收到教授与眾不同的情书:「我对你的爱是乱伦的爱,是罪恶的,也是绝望的,而绝望是圣洁的……。」

张爱玲曾振振有辞地说:「是她要我写的!」但未见任何「技术处理」,当事人几乎等同于「对号入座」,也让作家难得忏悔一回:「他的女朋友(成家榴)当真听了我的话,到内地去,嫁了空军,很快就离婚,我听见了非常懊悔。」

校正编辑:林宜静

北京晨報    《宋家客廳》信中「還原」張愛玲    2015.05.12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刘婷)

        昨天,張愛玲文學遺產執行人、翻譯家宋以朗作品《宋家客廳:從錢鍾書到張愛玲》在京首發。該書執筆陳曉勤與作者宋以朗一同追述文化沙龍主人宋淇的傳奇一生,梳理其與張愛玲、錢鍾書、傅雷、吳興華、夏志清等好友的私家檔案。據介紹,書中大量引用他們之間的通信,構建了一部「細節文化史」。

  出版方介紹,《宋家客廳》是圍繞作者宋以朗的父親宋淇所作的一部傳記。宋淇作為20世紀著名文藝評論家和翻譯家,在文學批評、紅學研究、電影等諸多領域均有建樹;與張愛玲、錢鍾書、傅雷、吳興華、夏志清等有深交,長期以朋友身份擔任張愛玲的文學經紀人和顧問,張愛玲去世前將遺物(包括遺稿)交給宋淇、鄺文美夫婦保管。作者宋以朗在私家資料、家族記憶和公開資料的基礎上完成本書的敘述,以宋淇夫婦為中心,涉及的大量細節不僅還原了宋淇的一生,披露了那一代文化人的相知相惜,破解了不少疑團和誤解,也構建了一部「細節文化史」,呈現20世紀華語文學、翻譯、電影和大時代的一個側影。

  宋以朗表示,他父親跟多位名作家都是好友,如錢鍾書、傅雷、吳興華、張愛玲等,通信數以百計。這批手稿不但反映了他們彼此的友誼,也展露了各人的思想性情。以張愛玲為例,她的信中便有大量珍貴資料,可以令我們對她的文學作品有嶄新的理解。

  學者陳子善認為,宋以朗作為張愛玲文學遺產的執行人,近年來由於他的努力,張愛玲中、後期許多鮮為人知的作品,如《小團圓》、《異鄉記》等中英文創作陸續問世,有力地推動了張愛玲研究的深入。《宋家客廳》中也另闢蹊徑,專門討論了張愛玲「傳說中的作品」這個有趣的問題,整理出張愛玲擬寫而未能寫成的作品。


长江日报    没完没了的张爱玲   2015.05.12

    文/欧阳春艳

    张爱玲真是个说不完的话题。上周,张爱玲文学遗产继承人、翻译家宋以朗新作《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在上海首发。这本新书是围绕宋以朗的父亲宋淇所作的一部传记,正是由于宋家父子的接力,张爱玲中后期许多鲜为人知的作品,如《小团圆》、《异乡记》、《重返边城》、《雷峰塔》、《易经》、《少帅》等中英文创作才得以陆续问世。

    值得一提的是,《宋家客厅》另辟蹊径,专门讨论了张爱玲“传说中的作品”这个问题,整理出张爱玲拟写而未能写成的作品。其中,有以同代作家经历为素材的长篇和中篇小说,如《芳香的港》和《谢幕》;有写亲身经历的散文,如《不扪虱而谈》和《爱憎表》;有议论性的杂文,如《谈相面》和《谈灵异》;有历史题材的长篇,如《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琳琅满目。

    事实上,有那么一些没有写完或者没有发表的文章,对于一个成熟作家来说,实在算不上个事儿。去年夏志清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一书出版,就曾披露张爱玲晚年在美国的生活是很窘迫的,有的作品不受外国人喜欢,有的作品张爱玲自己不满意,便从此将它们搁置起来。我认为值得猜想的倒是——清高、孤傲如张爱玲,要是知道在自己死后,那些不满意的作品还在被不断发掘出版,是否后悔没有干脆一烧了之?

    想起另一位在海外写作的女作家严歌苓,最近她出了本新小说《床畔》,据说这部小说从1994年就开始写,在休克20年后,经过多次修改,才终于活了过来。她在新书后记中就透露道:“我写不下去的小说不少,过几年我会翻出来看看,那篇稿子我是否仍然有激情将其完成。《床畔》就被我多次翻出来,读着读着,激情就会再次燃烧起来。”

    由此可见,一部作品与我们见或不见,最大的关键在于它和作者之间的缘分深浅,当然,还有时间。


凤凰网读书    陈晓勤:我与“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的缘分  2015.05.12

缘起

2015年4月,《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终于面世了。书上的宣传语“还原文学沙龙主人宋淇的传奇一生,披露张爱玲、钱锺书等一代文化人的相知相惜的故事”,我蛮感触。

宋以朗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本书之所以出来,“是晓勤拿着鞭子在后面鞭着”。他这句话当然是谦虚,但每部“硬骨头”背后总有些故事。

与宋生结缘是2010年7月的香港书展上,他当时的身份是“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携着刚出版的《张爱玲私语录》在台上做讲座。对于很多大陆人来说,“宋以朗”这个名字很陌生,但说他是2009年掀起《小团圆》出版风波的人,就会发出“吓?原来是他”的惊讶声。《小团圆》作为张爱玲自传式的遗作,大家都很好奇,就连我当时读大学时都买回一本,躺在宿舍的床上津津有味地读起来。

书展上,我花了88元港币买了本《张爱玲私语录》,马上被里面张爱玲与宋淇、邝文美(宋以朗的父母)的友谊打动。张爱玲一向以特立独行自居,她崇拜或敬重的人,岂不更牛?我很好奇宋家这个家族。适逢当时我马上入职南方都市报,向编辑上报选题,顺利采访,写出《1976年后,张爱玲怎么了》一文(2010年7 月29日发表)。这是我的第一篇围绕宋家与张爱玲的文章,没想到此后我的五六年媒体生涯紧紧围绕此来进行。

2010 年9月30日,张爱玲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日。有赖宋生的信任,我所在的部门南都副刊部全体策划了16个版的特刊《爱玲遗珍》,展示张爱玲尚未曝光的“遗珍”,手稿、剧本、信件、照片、衣物等。同时,宋生给了我两个张爱玲生前的遗物——两个钱包,请我交还给主人。我在特刊上写了篇文章《两个荷包,一世情缘》还原个中曲折。

2011 年,南都副刊部有个策划方案:“既然宋以朗的父亲宋淇在背后为张爱玲付出那么多,又与钱锺书、傅雷等人有深交,是否可以做一系列口述史?”部门开始着手这件事情。从2011年8月开始,同事与我赴港游说宋生,希望让宋淇这位失踪的文豪再见天日,还原到他历史应有的位置,让大家了解他的事迹。宋生听了很犹豫(他在序里提及犹豫的原因),我们厚脸皮地一次次描述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同时为了减轻他心理压力,我对工作的难度进行一番轻描淡写。最终他答应了。

回头来看,之前说得太“轻描淡写”了,以至于这本书花了四年多时间才出版。我们的工作模式是,宋以朗先生整理他爸爸宋淇与钱锺书、张爱玲等人的书信,梳理书信之间的关系,而我主要是帮忙采写。

每次采访我都选择在不用上班的周六,从广州搭火车到香港旺角东,一出火车两种制度。我在地铁站简单吃些fast food,买些牛油曲奇给宋生,就从旺角闹市直奔他的半山豪宅采访,一百多次,我总分不清东南西北的我总在旺角东迷路。他住在加多利山一座奶黄色的小楼,保安叔叔已养成低头微笑为我开门。

我们吃着曲奇饼,一采访就是七八个小时,这是耐性加上脑力体力的博弈。每次采访完,整理完录音,补充资料,写稿,编辑,校对等,也需要一定时间。虽然我们有详细的时间计划表,在采访了宋生将近一年后,有大量的备稿才开始在南方都市报连载(2012年9月起第一期),但签证、过关,加上各自工作很忙,也有我应付不来的时候(当时还有别的工作采访任务),加上写作是件枯燥的事,要耐住性子孤独地坐冷板凳。体贴的宋生就会扛起“大旗”,自己写起来。

市面上关于张爱玲的传记,是“张迷”执笔完成的,添油加醋,夸张地描写她的死状等博取读者同情心。严格来说,我们都不是一个张迷,宋生第一次看张爱玲的小说是《秧歌》《赤地之恋》已经是12岁,我看张爱玲已经是中学了,奥斯丁、勃朗特三姐妹影响我更深,各自世界观已经形成。《宋家客厅》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与张爱玲有关,如果中祖师奶奶的毒太深,就无法做研究。所以本书我们尽量做到实事求是。参考的方法有三种,一是宋以朗的回忆,包括父亲和亲戚告诉他的家庭往事。二是已经刊行的文献,例如宋淇追忆父亲宋春舫的《毛姆与我的父亲》、提及他和张爱玲友谊的《私语张爱玲》等。三是来自未刊的手稿与书信,主要是宋淇与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张爱玲等,通信数以百计,上百万字。这些书信信息量巨大,有钱锺书眼中的香港、张爱玲“想写又未写之书”,张爱玲晚年情况等。根据这些材料,我们写出超过15万字率先连载在《南方都市报》。

钱锺书与宋以朗的“呵呵”

每次坐在宋家客厅,我想到宋淇、张爱玲、傅雷等人都曾坐在此,感觉历史瞬间穿梭,历史通过我的笔墨传承下去。这是研究者的幸运。何况,当你得知那辈的人与事,会被他们不计较得失的情怀所打动:有时我听着宋淇有肺炎却要努力工作养家的故事会掉泪,被钱锺书的痴气所打动,被傅雷寻找爱情滋养创作灵感的浪漫打动,被张爱玲晚年凄凉生活而刺激到神经。

譬如,书中有一章《钱锺书的“呵呵”》,提到钱锺书晚年的头号烦恼,是他上世纪80年代初当上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后,每天都有至少五六份请他写推荐信、序、题词之类,很烦,就写信给宋淇大吐苦水,宋淇想出“逐客书”的方法,写出模板,留出称呼代填,影印200份。钱未接受,怕成为话柄,说他是满口道德的懦夫。但他精力又大不如前,只能尽量少接客,他又写信给宋淇说,“几欲借Greta Garbo(葛丽泰•嘉宝)‘I want to be alone(我要自个儿待着)为口号,但恐人嗤我何不以尿自照耳。呵呵!”最后“呵呵”二字是神龙点睛之笔,虽然这是网上常用的表情符号,但很难想象这是出自二十多年前一位年近八十、用毛笔写文言文的老人手笔!反应了他的风趣语调。

有趣的是,宋以朗先生说话温和,慢声细语,但说到兴奋时,也会笑得“呵呵”声。与钱锺书“呵呵”背后的无奈不同,宋生的“呵呵”声是发自内心的笑,他经常讲些有趣的故事逗旁边的人笑,但通常他未讲完自己会忍不住先笑了。这一点与父亲宋淇不太一样,据宋淇的友人吴子建回忆,“宋淇看着很严肃,不爱笑,但他讲的东西很有趣,会逗得旁人发笑。偏偏自己不笑。”看来幽默细胞是会遗传的。

宋以朗先生年轻时是个爱玩之人,他学统计学,做过FBI的翻译,创立网站“东南西北”,想必经历风雨后,随着年纪增长看透很多事情,对很多事情不在乎,当有人误会他,说他靠张爱玲发财,他不在乎,统计学的思维让他学会不加评价,铺排所有材料出来,让大家去思考去整理。而他,继续做好“张爱玲文学执行人”的角色,努力整理好张爱玲的遗物,所以近年张爱玲的遗稿能以每年推出一本的与读者见面:《重返边城》(2008年)、《小团圆》(2009年)、《张爱玲私语录》(2010年),《雷峰塔》、《易经》(2010年)、《异乡记》(2011年)。2014年9月,《少帅》出版。甚至到现在这部《宋家客厅》。他告诉过我,自己的财富300年也花不完,怎么可能靠张爱玲发达?他还与姐姐宋元琳出钱建立“张爱玲文学五年计划”。其实他大可以按常规做法,把书信拿去拍卖行拍卖,不必辛苦地扛起“整理张爱玲遗稿”大旗,也不必辛苦地被我督促与催赶。

因为自己从事这本书的整理工作,我对宋家有惺惺相惜的感觉,去到上海,我会去江苏路的安定坊看看,到杭州会去寻访春润庐。春润庐位于杭州北山路54号,临西湖而建,对面是白堤。这是宋以朗的爷爷、戏剧家宋春舫与银行家朱润生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房子,灰色外墙里是两幢黄色西式花园别墅。曾接待过蔡元培、谭熙鸿等人。

与过去的辉煌不同,春润庐的房子有点破败,不少墙皮脱落,窗户结了些蜘蛛网,墙角还堆了不少杂草、垃圾。两栋别墅的侧边还建了几间瓦房,不知道是原有抑或后建?我的脚步声惊动瓦房中的一个大叔,他看起来快六十岁,正光着膀子、围着方桌在屋里吃饭。他瞟了我一眼后继续吃饭。大叔告诉我,54号共住了七八户人家,他们都是向省政府租下来,每年一千多元,租了五六十年。我开玩笑说,房子这么便宜我能不能租?他说:"没法租啦,我们自己都不够住。"至于租户是谁,他并未提起。我又追问房子变得陈旧无人维护吗?他回答:从80年代起政府维护了两次。对的,鹊巢鸠占,反正宋家拿不回来了。宋家在上海安定坊(傅雷自杀的地方)的物业也拿不回来。

像这样“自我代入”地去拜访的例子太多太多。有时候当你有心做一件事情,自然会跳入眼中,这就是缘分。比如搜集一样资料,相关材料就走入眼前。黄佟佟在采访这本书时,跟我说过 “可以采访自己想采的人,写自己想写的人,夫复何求?”我回答“也是,我总能乐在其中。”作为后人,我能有机会研究前人,读他们的书,去他们走过的地方,感受他们感受的,就像破解某些密码。希望宋、钱、傅、张这些大师的故事以它们的历史现状再现,我所做的事情就是让“沉默”被受尊敬地活在现代人视野里,偶尔走进心灵。

第一次采访到现在出版,时隔四年,很高兴见到《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这本书面世,很感谢宋生严谨的学术精神,他开放的心态,让人“放手”去采写整理。也感谢前东家南都的策划眼光以及对记者的支持与信任,生产最原汁原味的原创内容。也感谢铁葫芦无论是出版还是后期的推广,它们的敬业使得此书能与更多的读者见面。

我是一个乐天派,能向读者分享我所做的并且是有意义的事情,这是我的福气。做得很累的时候,我总用乐在其中的心态安慰自己:年轻的时候多吃吃苦总是好的。毕竟,不努力做一做事,时间就会过了;不问问内心的需求,人就老了。


南京日报    宋以朗出新作 《宋家客厅》揭秘张爱玲等名人往事  2015.05.15

作为张爱玲的文学遗产执行人,翻译家宋以朗常常爆出猛料。他的新作《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近日首发,他在私家资料、家族记忆和公开资料的基础上完成此书。近日,宋以朗接受本报记者邮件采访,披露了他的父亲宋淇与钱钟书、傅雷、张爱玲等名人好友的诸多过往。

钱钟书爱咬笔头会用“呵呵”

宋淇与钱钟书相识相交多年,双方通信有厚厚一摞。宋以朗在这些信中,发现了钱钟书不为人知的可爱一面。

“1980年年底,我父亲寄了一些笔给钱钟书,杨绛回信,竟大爆他有咬笔的习惯,很孩子气:‘钟书向来不肯用好笔,他爱咬笔杆,每枝笔——毛笔、铅笔……竹笔管经常咬扁,所以专用铅笔头头恣意咬。’”宋以朗透露,宋淇当时还给钱钟书寄去了一些笔和信纸,钱钟书收到后非常开心,还回了信。

钱钟书寄给宋淇的最后一封信,日期为1989年1月15日。他写道:“去夏以来,渐趋平善,除西药外,兼服中药调理……然精力大不如前,应酬已全谢绝。客来亦多不见,几欲借Greta Garbo(葛丽泰·嘉宝)‘I want to be alone’(我要自个儿待着)为口号,但恐人嗤我何不以尿自照耳。呵呵!”

宋以朗说:“最后那个‘呵呵’,用法一如我们在网上常用的表情符号,信中流露的风趣语调、跳跃思想,实在让人难以相信是出自20多年前一位年近八十、用毛笔写文言文的老人!”

傅雷吐槽同行气哭老翻译家

著名翻译家傅雷和宋淇不仅是好友,两家人住在上海安定坊时还曾当过邻居。宋家去香港后,傅雷一家人就住在宋家的房子里。

宋以朗从傅雷和宋淇、钱钟书、杨绛等人的通信里发现了这位翻译大家“狂傲”的一面。

杨绛当时的回忆是:“1954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时,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显然也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这样一来,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就触怒了很多人,很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还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宋以朗说,不久钱钟书写信去责备傅雷的行为,结果傅雷生气了,有一段时间不理钱钟书,后来才恢复书信来往。

张爱玲整天神秘兮兮地躲在卧室

宋以朗作为张爱玲文学遗产的执行人,近年来将张爱玲中后期许多鲜为人知的作品,如《小团圆》、《异乡记》等推动问世,并引发巨大争议和质疑。如今他已能淡然对待外界争论:“人言可畏,我自然要考虑大众看法,但同时我也明白,索性忘掉那些大众看法可能更好。”

《宋家客厅》中整理出张爱玲拟写而未能写成的作品。其中,有以同代作家经历为素材的长篇和中篇小说,如《芳香的港》和《谢幕》;有写亲身经历的散文,如《不扪虱而谈》和《爱憎表》;有议论性的杂文,如《谈面相》和《谈灵异》;有历史题材的长篇,如《郑和下西洋》。

但对张爱玲本人的印象,宋以朗还停留在小时候在家里见她时的情景,“整天就只神秘兮兮地躲在卧室,即使偶尔同台食饭,彼此间也静默得宛如隐修院的院友。她从不挑剔饭菜,胃口也不大,但根据我家老佣人阿妹的暗中观察,她最爱吃的似乎就是隔夜面包……记得最清楚的,倒是她深近视又不戴眼镜,看事物总要俯前──也许她担心把我和姐姐混淆了。”


北京青年报    《宋家客厅》还原张爱玲、 钱锺书等文人本色  2015.05.15

近日,张爱玲文学遗产继承人、翻译家宋以朗作品《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分别于京沪两地发布。该书执笔陈晓勤、学者陈子善与作者宋以朗一同追述文化沙龙主人宋淇的传奇一生,梳理其与张爱玲、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夏志清等好友的私家档案。

《宋家客厅》是围绕作者宋以朗的父亲宋淇所作的一部传记。宋淇作为文艺评论家和翻译家,与张爱玲、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夏志清等有深交,长期以朋友身份担任张爱玲的文学经纪人和顾问,张爱玲去世前将遗物(包括遗稿)交给宋淇、邝文美夫妇保管。

作者宋以朗在私家资料、家族记忆和公开资料的基础上完成本书的叙述,涉及的大量细节不仅还原了宋淇的一生,也让读者看到很多有关张爱玲、钱锺书等人的另一面。

谈起资料的来源,宋以朗表示:“首先是我自己的回忆,包括父亲和亲戚告诉我的家庭往事。其次是已经刊行的文献,例如父亲写我祖父宋春舫的《毛姆与我的父亲》、提及他和张爱玲友谊的《私语张爱玲》等。最后一种则来自未刊的手稿和书信。我父亲跟好几位名作家都是好友,如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张爱玲等,通信数以百计。这批手稿不但反映了他们彼此的友谊,也展露了各人的思想性情。”

文/本报记者 张知依


南方都市报    宋以朗:张爱玲很古怪 不会有什么真的朋友    2015.05.15

记者:张中江 发自北京

        宋淇之名,原本在公众层面知晓者不多。近年来,因为其子宋以朗对张爱玲文学遗产的整理,这位文艺评论家、翻译家,逐渐为普通人所了解。在宋以朗的新书《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里,人们发现,在张爱玲之外,钱锺书、傅雷这些当时的文化名流,都曾是宋家客厅的常客。通过后人的口述和整理,不仅使宋淇的面目更为清晰,也还原了那一时期的文学景象,澄清了围绕张爱玲的种种迷雾,比如其晚年的经济状况。

  最早于《南方都市报》上连载

  这本由铁葫芦出版的新书,是南都文化书系之一,最早源于《南方都市报》上连载的宋以朗口述。2011年,当南方都市报文化副刊部联系宋以朗时,他曾经有过犹豫,不太相信一份报纸愿意以几十个版的篇幅来做这件事。而最终的结果,是将原计划的24期做成了42期。很多个周末,南都记者从广州到香港,在宋家从上海搬到香港的那张桌子上,和宋以朗一起开始记录、整理工作。这个系列刊出后也引发很大关注。

  研究张爱玲多年的学者陈子善期期不落,书出版后重读,仍然“兴味盎然”。在他看来,这本书可以看成是关于宋家人以及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张爱玲这几位作家的一部别开生面的“信史”。在着墨最多的张爱玲身上,书中所写到的“关于《秧歌》与《赤地之恋》的评价”“张爱玲编剧生涯及《红楼梦》剧本风波”“为什么《色,戒》的王佳芝不可能是郑苹如?”等,在过往的研究中,一直存在争议。“作者在书中均根据大量第一手史料和自己的仔细分析,给出了颇具启发的结论”(陈子善语)。

  《宋家客厅》还另辟蹊径,专门讨论了张爱玲“传说中的作品”。其中,有以同代作家经历为素材的长篇和中篇小说,如《芳香的港》和《谢幕》;有写亲身经历的散文,如《不扪虱而谈》和《爱憎表》;有议论性的杂文,如《谈面相》和《谈灵异》;有历史题材的长篇,如《郑和下西洋》。宋以朗对这些题目和相关的方方面面,也都做了查考和解析。

  宋春舫、宋淇两代精英

  宋以朗的祖父宋春舫,1892年生于浙江吴兴,是中国早期现代戏剧理论家、藏书家和海洋科学的先驱。在5月11日北京的活动上,宋以朗说,祖父当年留学欧洲,带回的藏书可能有3000多本。1916年,回国后的宋春舫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教授戏剧学,开国内先河。后来他将自己的藏书带到青岛,斥资兴建了私人图书馆“褐木庐”。梁实秋曾经在《雅舍小品》中描述过:“我看见过的考究的书房,当推宋春舫先生的褐木庐为第一。”

  宋以朗的父亲宋淇,生于1919年,笔名有林以亮、余怀等。抗战期间曾在上海从事话剧和学术活动,编有舞台剧《皆大欢喜》,与钱钟书、吴兴华、夏济安、夏志清、傅雷、张芝联等人皆有深交。1949年后移居香港,在美国新闻处编译部工作期间结识张爱玲。他还编写过电影剧本《南北和》,是香港作家中最早进军影业的人。文学方面,他主编过《美国诗选》《美国七大小说家》《美国文学批评选》等。宋淇还是香港翻译学会发起人之一。在燕京大学读书期间,经友人介绍,他认识了后来的妻子邝文美。关于两人的成婚,张爱玲曾这样对邝文美说:“我相信你嫁给任何人都会是好妻子,可是总没有像嫁给他那么合适”。

  宋淇生前所涉猎的领域众多,按照宋以朗的说法,他最想做的还是《红楼梦》研究。

  宋淇与钱锺书、傅雷的交往轶事

  宋淇生前交游颇广,喜欢在家中开派对,当时文化界的名人,很多都是宋家客厅的常客,钱锺书即是其中之一。在交往最为频繁的时间里,他们每周都有聚会。

  2011年,宋淇在香港书展上做了“我的父亲与钱锺书”的演讲,首次公开了两人的部分书信。宋以朗曾经从父亲口中,听说过一些关于钱锺书的趣事。比如他曾经顽皮地把莎士比亚的名字,按照上海话念成“邪士胚”,就像他在《围城》和《谈教训》中把Eliot译为“爱利恶德”一样。

  多年后,宋以朗在整理两人往来的信件时感到,钱锺书的“痴气”有几分周星驰式的“无厘头”。以钱钟书寄给宋淇的最后一封信为例,他在信的末尾,用了颇为风趣、跳跃的“呵呵”,用法简直就像今天的网络表情一样。

  对于父亲与傅雷的交往,宋以朗全由资料中得来。翻看信件中,他发现张爱玲1982年12月4日给宋淇的信中写道:“决定不收《殷宝滟送花楼会》进新小说集(指《惘然记》)。”原因是:“《殷宝滟送花楼会》写得实在太坏,这篇是写傅雷。他的女朋友当真听了我的话,到内地去,嫁了空军,很快就离婚,我听见了非常懊悔。”宋以朗看到后觉得很惊讶,一路研究下去,发现了现实世界里的人物关系。

  宋淇夫妇是张爱玲遗产继承人

  在《宋家客厅》一书中,篇幅最多的还是张爱玲。宋淇、邝文美夫妇跟张爱玲相识于1952年,从此成为好友,书信往来40年。1995年张爱玲去世后,其遗产由宋淇夫妇继承。

  宋淇与张爱玲是因工作而结识。当时他在美国新闻处译书部,通过公开征求海明威《老人与海》的翻译者,最终选定张爱玲。有人认为张爱玲当年曾入职美国新闻处,宋以朗在书中澄清说,其实张爱玲并非正式员工,属于“合同外判,酬劳根据项目商定”。

  在书中,宋以朗还就外界对张爱玲的诸多传闻做了澄清。比如有人认为张爱玲为了拿到美国绿卡,随便嫁给了美国人赖雅。实际上,张爱玲一到美国就有了绿卡,可以自由选择配偶。还有人认为张爱玲到了美国之后没有写什么作品,即使写也是“翻炒”。宋以朗说,张爱玲到美国没有封笔,只不过很多故事写完后找不到出版社,近年才由他陆续整理出版。

  对于晚年张爱玲的生活,外界曾用“生活拮据”“狼狈不堪”等形容。宋以朗认为,现在流传着太多错误的信息。实际上张爱玲不仅美国户口有 28107.71美元,他发现母亲邝文美保留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张爱玲的英文名字E .Chang,计算外币存款剩余32万多美元,大概相当于240万港币。这在当年,并不是小数字。

  张爱玲遗作已全部整理出版

  谈到父亲对张爱玲的影响,宋以朗认为,他担任了两个角色:一个是协助者或顾问,为张爱玲提供参考资料,也会评论她手稿的写作优劣。另一个可以说是编辑或者经纪人,保障她的权益。

  “我父母跟张爱玲的关系,重点是他们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如果只是我爸爸跟张爱玲的话,他们两个的关系可能只是作家跟代理人,业务上的关系。因为我爸爸不见得跟张爱玲会是好的私人朋友,可是他有点生意头脑,对人的心理有很好的理解。我妈妈应该是不懂得替张爱玲处理出版业务的,她们是很好的私人朋友。”宋以朗说。

  作为张爱玲文学遗产的执行人,宋以朗认为,自己有责任“向公众交代一些不为人知的事实,让文学史家能根据更准确的资料对张爱玲和宋淇做出公允的评价。”

  他透露,尚未出版的张爱玲遗作,已经没有长篇小说了,短篇小说也没有。有一篇她1960年代在美国大学发表的演讲,他觉得应该找学术期刊出版。另外他家里张爱玲的书信有90万字,其中和宋淇夫妇通信的部分超过60万字。这些都没有出版时间表,打算什么时候整理好再出版。

  对话

  宋以朗:张爱玲不会有什么真的朋友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这本书是在你口述的基础上,记者参与整理的。想请问你觉得用这样一种形式来还原历史,优点和困难在哪里?

  宋以朗:这本书也不全部都是口述。前面的部分,记者会给我一个功课,比如这次谈宋春舫,我就开始做功课看资料,可以跟她说些什么。本来他们的计划是20期,结果做了42期。因为我会找出很多东西,那些东西非常有趣,故事都是我告诉她的。到后面有些东西我不太知道,实在是没有办法做口述史,只能参考一些资料,当我做好功课之后已经是一篇文章了,我就直接把文章交给她。

  南都:做口述史的时候,是不是会碰到真假混杂的情况?

  宋以朗:我是有些遗憾,有些事为什么当年不问清楚呢?结果变成这样。今天是找不同的人,可是他们说出来也不一样。如果你对家庭历史有兴趣,应该早点找前辈问清楚。我这本书2013年在报纸登完,后来也有修改。也是有人告诉我,比如有一天姐姐给了我一张很大的纸,上面是我爸爸当年和她说的家里的事。我去研究每一个名字是谁,结果里面的东西有些跟我回忆的不对。我更相信那张纸,因为是我爸爸写出来的。

  南都:父亲对你的影响主要在哪些方面?

  宋以朗:在处理张爱玲文学遗产方面,爸爸妈妈对我都有影响,但是不同的。我爸爸的考虑是非常清楚的,他跟张爱玲说这本书出版还是不出版,会列出一组理由。张爱玲如果不同意,他会反驳。妈妈对我的影响可以说是不好的,有些人要出版张爱玲的东西,按理要收版权税的。比如夏志清要出书,我妈妈觉得朋友之间不可以开口要钱。所以夏志清出版的书是没有给她版税的,一毛钱都没有。因为妈妈做不出来,我爸爸可能真的做得出来。

  南都:书里有很多澄清张爱玲传闻的地方。是不是你觉得现在外界传言很混乱,已经影响到学术研究?

  宋以朗:在上海的时候,陈子善老师说了一句,“外面那些张爱玲传记全都不要看”。我也跟陈老师说,你有那么多研究生,我有个题目可以做,比如有些谣言,我们查一查哪一个传记作家首先说出来的。有一个说出来,其他人都(跟着)。我觉得最离谱的是张爱玲死的时候,(有人说)她知道自己要死了,所以穿红色的旗袍。我不肯定是不是只有林式同一个人(在张爱玲去世后)见过她,除了那些警察、医生。林先生写文章时没有说穿红色旗袍,其他人说的其实是想象力丰富的创作。那些东西是不可取的。

  南都:虽然书里面张爱玲篇幅最多,你也说他不是你父亲最重要的朋友,她应该是你母亲的好朋友。

  宋以朗:我爸爸可以称为张爱玲的代理人,很难想象他们两个会是好朋友。张爱玲很多时候都是古古怪怪的,不知道在想什么,她也不会说出来。你看所有人,比如夏志清也是感觉张爱玲不会让他们走近。张爱玲不会有什么真的朋友。


北晚新视觉    宋家客厅:“张爱玲遗产执行人”宋以朗敞开家门澄清悬案   2015.05.15

宋以朗是张爱玲生前好友、经纪人宋淇和邝文美之子,他的新作《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提出了“宋家客厅”这一横跨数十年、三代人的虚拟概念。诸多文化名人在不同时空中与宋家产生交集,相知相惜,也有误会和疑虑。

“我之所以说出这些往事,不过是将一群上海文人在不同时空不同城市的生活片段呈现出来。他们偶然擦身而过,或许当事人也毫不在意,但在我看来。却有一种‘世界真小’的趣味。”

宋以朗作为张爱玲的文学遗产执行人,掌握了这么多第一手的文献,他自认有责任向公众交代一些不为人知的事实。

钱锺书说张爱玲下三滥?

2010年网上流传了一篇据说是杨绛的采访,说“钱锺书跟夏志清说,你怎么把我和张爱玲放在一起捧啊?钱锺书也对我说,我们都说她是下三滥。她的东西我从来不看,恶心死了。”

“把钱锺书和张爱玲放在一起捧”指的是夏志清于1961年在耶鲁大学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此书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夏志清以非主流的眼光、大量的篇幅、第一次从文学史上给以钱钟书和张爱玲等人高度评价。甚至认为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钱钟书的《围城》是 “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

钱锺书杨绛真的说过张爱玲“下三滥”、“恶心”吗?

宋淇是张爱玲和钱锺书共同的朋友,宋淇之子宋以朗从私人书信进行了一番考证。1977年张爱玲出版了《红楼梦魇》。钱锺书在给宋淇的信中对这类琐屑的考证冷嘲热讽。这是泛指还是实指?这就留下了想象的空间。1981年宋以朗在给钱锺书的信中直接提到了张爱玲,认为《红楼梦》的解人只有三个半——余英时、张爱玲、杨绛,俞平伯算半个。结果钱锺书的回信对红学界煮酒论英雄,只字未评。

钱锺书夫妻是不是真的像传说中那样瞧不起张爱玲?宋以朗在书信中没有发现真凭实据,只有一些蛛丝马迹。但是宋以朗在家中找到一本很少人知道的书—— 1991年出版的《浪漫都市物语:上海、香港’40s》。这是一部日文的现代文学选集,合著者正是张爱玲和杨绛两人。宋以朗认为,如果杨绛真的公开说过 “下三滥、恶心死了”,她肯定不会同意把自己的名字和张爱玲并列。

 张爱玲拆散了
傅雷的婚外恋?

熟悉现代文学史的都知道傅雷曾和张爱玲有一场笔战,1944年傅雷化名迅雨,发表了《论张爱玲的小说》,认为《金锁记》是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但是话锋一转也对《连环套》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张爱玲则发表《自己的文章》辩解,话里话外“老婆是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直到张爱玲到香港后,才从宋淇处得知迅雨就是傅雷。

张爱玲1944年还有一篇不太引人瞩目的小说《殷宝滟送花楼会》。1982年张爱玲给宋淇写信,提出不要收进小说集《惘然记》,明确表示“因为写得不好,而且是写傅雷的,他的女朋友当真听了我的话,到内地去嫁了空军,很快离婚,我听见了非常懊悔。”

《殷宝滟送花楼会》写的是爱玲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友殷宝滟爱上了有妇之夫罗教授。教授不离婚,殷宝滟喜欢教授但也不愿意嫁给他,处境很为难。殷宝滟向爱玲求助,爱玲的建议是离开上海到内地去嫁个人。小说发表后,殷宝滟的原型成家榴和张爱玲断绝了来往。张爱玲写小说时并不是为了报复迅雨的批评,当时她还不知道迅雨就是傅雷。将近四十年后,迫于盗版的压力,重出《殷宝滟送花楼会》,张在后记中反省:自己写得不好,破坏了两个人一辈子唯一的爱情。但是她并没有公开说罗教授是傅雷。宋以朗是从父亲宋淇和张爱玲的书信中,证实了有妇之夫罗教授的原型就是傅雷。但是两人的感情是不是张爱玲破坏的呢?他经过了一番考证。

当时安定坊1号住的是成家和萧乃震,3号是傅雷,5号是宋淇。成家和(成家和是刘海粟的第三任妻子,后嫁给萧乃震,生了一个女儿萧芳芳,是香港著名演员)的妹妹成家榴就是傅雷的红颜知己。张爱玲小说虽然有所夸张,但也不全是虚构。据傅雷儿子傅聪回忆“两个人在一起热到爱到死去活来”,傅的女儿傅敏也说:“只要她不在身边,父亲就几乎没法工作。每到这时,母亲就打电话给她说,你快来吧,老傅不行了。时间一长,母亲的善良伟大和宽宏大量感动了成,成后来主动离开父亲去了香港,成了家,也有了孩子。”成家榴到香港后,还和傅雷通信,谈教育问题,内容都很正常,并无藕断丝连。

上世纪50年代,宋邝文美陪张爱玲到香港兰心照相馆拍摄了这张著名的照片

很多人认为《色,戒》是影射中统特务郑苹如和大汉奸丁默邨。宋以朗考证故事并不是源于郑苹如。上世纪50年代初期,宋淇在香港告诉了张爱玲一个故事,原型是他在燕京大学的一批同学。他们都是大少爷,爱国得不得了,自己成立了暗杀组织,在北京天津开枪打死了几个汉奸。故事到了张爱玲手里,进行了全新的创造。宋以朗生前曾说过《色,戒》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把很多东西凑在一起的。

男主角买钻石戒指那一场戏,张爱玲本来是安排发生在永安公司。宋淇告诉她永安公司没有首饰部卖钻戒,得去珠宝店。宋淇还给她画了一张上海南京西路(旧称静安寺路)和陕西北路(旧称赫德路)十字路口的地图做参考,张据此又画了一张更详细的。李安导演的电影《色,戒》上映后,香港一个专栏作家还特意去上海寻访此地、拍摄电视节目,惊奇地发现,两个人都记忆有误,把地图画反了。

张爱玲为了拿绿卡
嫁给美国老头?

很多关于张的传记都认为张离开大陆后半生很悲惨,为了绿卡嫁给一个大自己很多的老头。宋以朗考证结果并非如此。1955年,张爱玲是以中国专才难民资格去美国,事实上,张爱玲一到美国就有了绿卡,住满五年可以正式入籍成为公民。张爱玲在1961年、1962年间经台湾来香港写剧本,拿的就是美国护照。

在宋以朗整理出版的《张爱玲私语录》中,有张爱玲写给宋淇邝文美的信,谈到自己的婚姻:“说不上明智,但充满热情”“总之我很快乐和满意”。张爱玲的丈夫赖雅也写信说:“我只想向你们保证,与我一起她很安稳,永远都会这样美丽,开怀和睿智,这一切奇迹的发生,并不因为要互相迁就而改变。过去如是,今天亦然,直到永远”。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是有感情的。

 张爱玲晚景凄凉?

宋以朗说他看过的几十本张爱玲传记,对张爱玲晚年的描述都错得离谱,什么生活拮据、狼狈不堪、像狗一样工作、穷得捡纸皮糊口。

张爱玲去世到火化,真正见过她遗体的只有房东、警察、遗嘱执行人林式同和殡仪馆的执行人员。其中只有林式同写过回忆文章。宋以朗认为只有林式同的回忆是可靠的。

比如有人说张死在地上。林回忆“躺在屋里唯一的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去世的。”身下垫着毯子,没有盖任何东西,仪容很安详。死亡原因,宋以朗有一份正式的死亡证书,写的是心血管疾病。张的骨灰按照她的遗嘱撒向大海。

张爱玲晚年生活确实很简朴,家里没有任何桌子,电视机就放在地上。纸盒子就是写字台,张爱玲就坐在地毯上书写。也没有任何藏书,只有自己的作品、定期杂志、最爱的《红楼梦》和丈夫赖雅的签名书。由此很人认为张爱玲晚年凄凉。但是宋以朗认为只要张爱玲喜欢,何必一定要洋房跑车?丈夫去世后感情空白也无可厚非。一个人生活就很悲惨吗?宋以朗自己也是无妻无儿,家里除了满桌子的张爱玲文件文稿,一墙的张爱玲相关著作,并无别的家具和装饰。但是宋以朗说: “我不觉得很凄凉,这种生活我喜欢得很啊。”

张爱玲的十四箱东西包括两箱手稿都留给了宋淇和邝文美。在美国的现金算下来有20万港币,这在1995年不算多也不算少。宋以朗补充说,父母亲还帮张爱玲在香港理财,有外汇和定期存款,其中有一笔大约是240万港币。这些钱,张爱玲说留给宋淇夫妻照顾身体,现在他们都去世了,宋以朗就把版税用来翻译出版张爱玲作品、设立香港大学张爱玲纪念奖学金、资助张爱玲研究。

第一代

宋春舫(1892–1938)

中国早期现代戏剧理论家、藏书家、中国海洋科学先驱。先后担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懂七国语言,专研西洋戏剧,是中国大学开设戏剧课的第一人。

朋友

蔡元培

宋春舫家境富有,在杭州有两座私家别墅,合称“春润庐”,招待过章太炎、徐志摩、林风眠、胡汉民、宋子文等诸多名流。常客是北大的教授,称之为“不挂牌的北京大学招待所”。 20年代蔡元培一度只要到杭州就住在春润庐。

胡适

宋春舫1931年在青岛盖了一座私人图书馆,名为褐木庐,收藏有几千册外文西洋戏剧图书,是当时青岛的一个文化地标。胡适组织人员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时,曾到青岛参观褐木庐,看到仅《哈姆雷特》就有五国文字版本。

梁实秋

时任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一向以收藏外国戏剧以及莎翁研究资料丰富而自豪,却为褐木庐藏书所折服。这里所有的书都是精装,有的甚至是小牛皮装订,烫金的书名闪闪发亮。梁实秋在《雅舍小品》中称赞褐木庐是他所见过的最考究的书房。

毛姆:1920年英国作家毛姆访问中国,写了游记《在中国屏风上》,其中一篇《一个戏剧工作者》写的就是宋春舫。毛姆笔下的宋春舫是一个刻板、不通世故的理想主义者。两人在北京会面,宋春舫问他为什么美国大学都在开戏剧技巧的课程。毛姆说:“美国人是最讲究实际的民族。听说哈佛大学还设立一个讲座,教老太婆如何吃鸡蛋呢。” 宋春舫对这种带有幽默的讽刺一时未能领略,只好说:“我实在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第二代:

宋淇与邝文美结婚照片

宋淇(1919–1996)(妻子邝文美)

文艺评论家、翻译家、香港国语电影业的先锋。194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西语系并留校任教。抗战期间,在上海从事话剧和学术活动。1949年移居香港,先后任职于美国新闻处、电懋影业、邵氏影业和香港中文大学的管理层。

朋友
吴兴华、孙道临

吴兴华、孙道临是北京崇德中学同学,也是燕京大学的室友。宋淇在燕京大学时先后结识吴兴华、孙道临。吴兴华自小就是博闻强记的天才,精通英、法、德、意、拉丁文、古希腊文,宋淇自叹跟吴兴华切磋学问,就像虬髯客遇上李世民,望尘莫及。宋淇、夏志清、王世襄都认为如果吴兴华活着,会是另一个钱锺书。可惜吴兴华1966年死于“文革”。
宋淇用过一个笔名“林以亮”。 “以亮”是孙道临的学名。一般人只知道孙道临是著名演员,但是吴兴华认为孙道临是天生的诗人。宋淇用“林以亮”做笔名是他和朋友的共同暗号。

杨绛

上海孤岛时期,黄宗江等人组织美艺国华剧团,排演过多台新话剧,包括杨绛写的剧本《弄假成真》,背后的支持者就是宋淇。

黄宗英

黄宗英十九岁时有一张时髦的照片,是宋淇鼓励她去拍的。他说:“会演戏也要会应酬,穿着不能太马虎,该学学打扮。”黄宗英从此真的打扮起来,在文艺界赢得了“甜姐儿”的美誉。

钱锺书

相识于1942年上海,宋淇喜欢在家里开文学沙龙,钱钟书夫妇、郑振铎、傅雷都是座上客。宋淇回忆,钱锺书曾经顽皮地把莎士比亚的名字用上海话念成 “邪士胚”。1979年到1989年,两人有138封通信。钱锺书写信是用毛笔,夹杂中文文言、中国广东话、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拉丁文。宋淇在香港大学工作时,他和同事每有疑问总要写信给“活百科全书”钱锺书。无论问什么,最后总是叫你去翻他的《管锥篇》。

张爱玲

宋淇1951年在美国新闻处当翻译书籍的主编,在任内他提高稿费五六倍,先后聘请夏济安、夏志清、张爱玲等名家。宋淇妻子邝文美也在美国新闻处工作。宋淇、邝文美成为张爱玲后半生最好的朋友,三人通信有六百多封,将近90万字。1955年到1963年,张爱玲没有其他稳定的收入,是宋淇介绍她写电影剧本,其中拍摄了八部。

为了对抗盗版,宋淇还帮张爱玲编好旧作、催促张写序言,张爱玲疲于搬迁写不出来,宋淇就代笔写了《续集》一书的序言。

张爱玲流传最广的一张照片:着旗袍,叉腰,头向上抬,是邝文美陪她在香港拍的。这张照片曾刊登在1955年的《纽约时报》书评版。

傅雷

傅雷和宋家不只是房东和房客的关系,还是至交,近乎家人。1947年到1949年,傅雷和宋淇是邻居。当时上海长宁区江苏路284弄有15栋18单元独立洋楼建筑,叫安定坊,全都是宋家的物业。1949年,宋淇去了香港,傅雷留在大陆。宋家的钢琴就是傅雷的儿子傅聪最早的钢琴。宋淇母亲去世后,宋家财产如何处理,傅雷还写信提建议。“文革”傅雷夫妻自杀时,就是在宋家的安定坊5号。

第三代

宋以朗(1949–):

统计学博士,从业媒体调查,父母去世后负责整理张爱玲遗作。这几年推出了《小团圆》、《异乡记》、《重返边城》、《雷峰塔》、《易经》、《少帅》等,大大拓展了张爱玲作品的阅读和研究空间,特别是《小团圆》的问世令坊间惊呼“以前所有的张爱玲传记全部要重写”。

宋以朗和曾江在这张桌子上打乒乓球

 

曾江

香港演员,中国大陆最熟悉的形象当属在八十年代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中扮演的黄老邪。60年代,他留美回到香港,有段时间失业,百无聊赖,到宋家蹭饭。曾江有时和宋以朗玩,就在宋家那张从上海搬来的餐桌中间放一块木板,两人打乒乓球。

王羽

因主演<独臂刀成为巨星.之前是片场的闲角常到宋家玩,和宋以朗打乒乓球\扑克牌.他曾经对宋说,自己是上海水球队的,比赛的时候大家比打球重要. (李峥嵘)

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


中国上海    翻译家宋以朗作品《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在沪首发   2015.05.15

        翻译家宋以朗作品《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日前在沪首发,梳理发生在宋家客厅中的20世纪文学故事。

  《宋家客厅》是围绕宋以朗父亲宋淇所作的一部传记。宋淇与张爱玲、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夏志清等作家和学者有深交,并长期以友人身份担任张爱玲的文学经纪人和顾问。

  谈起资料来源,宋以朗说:“除了我的记忆,就是已刊行的文献,如父亲写祖父宋春舫的《毛姆与我的父亲》,提及他和张爱玲友谊的《私语张爱玲》等。还有来自未刊的手稿和书信,父亲跟好几位名作家是好友,如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张爱玲等。”

  《宋家客厅》也有专门一节讨论张爱玲“传说中的作品”:有以同代作家经历为素材的长篇和中篇小说,如《芳香的港》和《谢幕》;有写亲身经历的散文,如《不扪虱而谈》和《爱憎表》;有议论性的杂文,如《谈面相》和《谈灵异》;有历史题材的长篇,如《郑和下西洋》。


环球网    张爱玲的文学演讲少有人在意讲了什么    2016.05.16

张爱玲文学遗产继承人、翻译家宋以朗近日携新书《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来京与读者交流。该书记录了宋家与张爱玲、钱钟书、傅雷、吴兴华、夏志清等好友的交往过程,其中关于张爱玲的篇幅占去三分之一。宋以朗透露,他准备发表一篇上世纪60年代张爱玲在大学演讲的文章,而演讲内容此前没太有人在意。

谁是宋淇夫妇?

张爱玲的经纪人和朋友

宋淇上个世纪后半叶活跃在香港文化界、电影界。原本知名度不高,这些年,其儿子宋以朗陆续整理出版了张爱玲的几部作品,包括遗作《少帅》等,让很多读者开始对宋淇夫妇与张爱玲之间的关系产生好奇。宋淇曾长期担任张爱玲的文学经纪人和顾问,夫人邝文美被张爱玲视为好友。

《宋家客厅》一书就是宋以朗以父亲宋淇、母亲邝文美为中心,在私家资料、家族记忆和公开资料的基础上,记录了他们与张爱玲、钱钟书、傅雷、吴兴华、夏志清等人的交往。书中提及的一批珍贵手稿和书信,不但反映了他们彼此的友谊,也展露了各人的思想性情,呈现出20世纪华语文学、翻译、电影和大时代的一个侧影。

问及父母与张爱玲之间的关系,宋以朗称应该分开来谈, “我爸爸跟张爱玲可能只是作家跟代理人的关系,只是业务上的。我妈妈应该不懂替张爱玲处理出版业务,可是我妈妈跟张爱玲是很好的私人朋友。”据宋以朗了解,张爱玲的朋友并不多,即便是夏志清,她也不会当真的朋友,“只不过是写作方面有帮助的人”。

宋以朗透露,父亲宋淇结识张爱玲是因为海明威《老人与海》的翻译工作,张爱玲当时人在香港,对周围的语言环境不熟悉,碰见同为上海人的邝文美就格外亲切,两人成了相交40年的好朋友。他说:“最后张爱玲去世时,把她的遗产留给我爸爸妈妈,一个是她最好的朋友,另外一个是她觉得可以代张爱玲处理文学遗产的人。”

宋淇与友人

书信中的钱钟书爱开玩笑

书的中篇部分,记录了宋淇夫妇与几位知名友人的交往。该部分大量引用一些通信,比如吴兴华40—50年代初与宋淇的通信、傅雷50—60年代与宋淇的通信,以及钱钟书80年代与宋淇的通信等,从书信中能看到文人的性情。

谈到父亲宋淇与钱钟书的关系,宋以朗说:“钱钟书在上海跟他是半师半友,每个礼拜有一天他们两个人开一个下午茶座,什么都谈。他们的谈话书信里,很多都是在开玩笑。

在宋以朗看来,对钱先生来说写这些书信是非常开心的事,因为不同于写公文,他可以开个玩笑。钱钟书给宋淇寄的最后一封信是1989年1月15日,信中写到了身体的休养情况,最后一句“但恐人嗤我何不以尿自照耳。呵呵!”宋以朗认为,最后那个“呵呵”,用法一如我们在网上常用的表情符号,信中流露的风趣语调、跳跃思想,实在让人难以相信是出自二十多年前一位年近八十、用毛笔写文言文的老人。

诗人、翻译家吴兴华则是宋淇燕京大学的同学,也是他毕生最尊敬的人,从这些书信中可以看到吴兴华的才学和文学思想。宋以朗透露,相比于大名在外的傅雷、钱钟书和张爱玲,宋淇最想帮助宣传的人是吴兴华。

谈张爱玲

筹备发表张爱玲的文学演讲

关于张爱玲的章节占到了全书的三分之一,包含了张爱玲与宋淇夫妇的相识过程,她在美国的状况,去世遗嘱以及作品出版史等。有篇文章专门谈到了张爱玲“晚年经济状况与遗物”,这也打破了外界对张爱玲在美国晚年生活很窘迫的传闻。

对张爱玲本人的印象,宋以朗称见到张爱玲时才 12岁,对他来说就是家里经过的叔叔阿姨,那时她也并非一个殿堂级的作家。后来通过询问姐姐和张爱玲的佣人得知一些情况,比如张爱玲近视却不喜欢戴眼镜, “佣人跟我说张爱玲有胃病,她喜欢吃自己出去买的面包,可她不是回来就吃,而是放到明天,等到变硬。”

近年,通过宋以朗的努力,张爱玲的《小团圆》《异乡记》等中英文创作陆续问世。问及张爱玲还有什么没发表?宋以朗称有一篇在美国大学的演讲,他觉得适合发表在学术期刊,“那篇是张爱玲1960年在美国大学里的演讲。”宋以朗表示,他之所以想发表张爱玲的文学演讲,并非觉得她有什么高深的见解,而是发现李欧梵、刘邵铭这些人的回忆文章,都提到了张爱玲来大学演讲,但她讲的什么却从来没有人注意,“可能有人会像我这样,想知道她说了什么。”宋以朗还透露,他家还有张爱玲90万字的书信需整理,其中60万是她与宋淇夫妇的。

京华时报记者 田超


新晚报    又一本关于张爱玲的书出来了     2015.05.17

这次主打内容是还原真实的张爱玲

张爱玲的美国移民“绿卡”。证件显示她到美国的时间是1955年10月22日,地点是旧金山(第13区第26港)。

宋以朗是谁?如果不是因为2009年张爱玲自传体小说《小团圆》的发布,恐怕没有多少人会熟悉这个名字。他的父母——宋淇与邝文美夫妇,是张爱玲生前指定的遗产继承人,除了张爱玲留下的所有作品手稿外,夫妇两人所继承的遗产还包括家具、私人信件、证件、照片、衣服、化妆品、眼镜和假牙等生活用品。宋淇夫妇去世后,从2007年开始,宋以朗成了张爱玲唯一的文学遗产继承人。一年后,他将张爱玲此前未发表的《雷峰塔》《易经》《异乡记》,以及张爱玲生前指定要销毁的《小团圆》等遗稿陆续出版,引起巨大争议。

近期,66岁的宋以朗第一次从香港回到出生地上海。在新书《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的发布会上,宋以朗和上海的张爱玲研究专家陈子善在季风书园,共同讲述了“宋家客厅”背后有关张爱玲、钱钟书、傅雷、吴兴华等作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学故事。

“宋家客厅”,是指宋淇在香港加多利山的一座奶黄色小楼,也是50多年前各界名流文人交往聚集的地方。如今,宋以朗一个人居住,至今仍保持着当年客厅的原样。现场的话题更多还是关于张爱玲,宋以朗在书中整理收录了众多张爱玲和宋家往来的书信,完整披露刊登了张爱玲的美国护照、遗嘱、死亡证明、遗产整理文件等等。统计学博士出身,曾为fbi(美国联邦调查局)做过法庭传译的宋以朗,在书中用大量实证性书信和文件还原一个真实的张爱玲,并向外界长期以来对自己出版行为的质疑作出回应。“我后悔的是,当初出版《小团圆》时没有做一个解释性序言,我并没有违背张爱玲和我父母的意愿来出版这本书。实际上,我父亲早前就想出版《小团圆》,只是那时候正好碰上胡兰成在台湾的政治风波,才搁浅下来。”

而他更耿耿于怀的是,外界对张爱玲的反复误读,现在几乎所有提到张爱玲晚年的传记和文章,都会用“凄凉”二字,还有人说她穷到靠捡垃圾度日。但宋以朗澄清,事实完全不是如此,他罗列了账本明细,张爱玲在美国有六个银行户头,去世后找到28107.71美金,再加上她请宋家为其打理的股票基金,足有32万多美金, “按照当年的汇率,大概是240万港币。如果张爱玲当年带这笔存款回中国,就是个百万富翁了。”

宋以朗透露,接下来,他还将出版张爱玲和他父母间的通信全集,“目前已完成了文字输入,大约90万字,正在校对。我没预计什么时候会出,总之等一切妥当吧。”据《杭州日报》


北京青年报     当张爱玲的遗珠成了宋家的私产    2015.05.19

◎思郁

“宋家”与“张学”

  1992年2月14日,张爱玲在美国洛杉矶立了一份遗嘱,内容十分简单,只有三项:“第一,我去世后,我将我拥有的所有一切都留给宋淇夫妇。第二,遗体立即焚化——不要举行殡仪馆仪式——骨灰撒在荒芜的地方——如在陆上就在广阔范围内分撒。第三,我委任林式同先生为这份遗嘱的执行人。”

  林式同是一位土木工程师,当时生活在洛杉矶,受朋友、文学评论家庄信正之托照顾张爱玲,他并非文学圈中人,对张爱玲几乎不知,这种隔膜反而让他成为张爱玲去世前接触最多的一个人。张爱玲离群索居,晚年与外界几乎没有接触,几度搬家,也都是通过林式同的援手,让他做遗嘱执行人似乎理所应当。

  1995年9月,张爱玲去世时,身边并无他人,林式同按照之前的遗嘱替她张罗后事,随后把她所有遗物包括手稿,清理打包,邮寄给了在香港的宋淇夫妇。他与张爱玲的缘分后来撰写《有缘得识张爱玲》一文,对张爱玲去世前的状况有着平实清晰的描述,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按照一种说法,一位作家故去,我们的阅读方式也会随之改变,因为死亡这一变故打断了写作活动:把若干本书变成了全部作品,死亡封存了一个文学生涯。但是,封存不仅仅是清点遗物的标记,它同样标志着一个起点:文本的新生命。张爱玲的文本新生其实早在夏志清1961年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时就开始了,而张爱玲的去世并未让这种作品的新生变得更加圆满,这其中最重要的缘由在于,宋淇(宋家)与张爱玲的文学(张学)已经捆绑在了一起,张爱玲的很多著作和书信仍然在整理当中,出版时日,何其遥遥。

结缘与济困

  宋淇这个人很有意思,他1919年出生,家学渊源,父亲宋春舫是中国有名的剧作家。宋淇从燕京大学毕业后,也从事过话剧创作,办过杂志。抗战结束后,为生活所迫,还倒卖过阿司匹林,走私过汽车,攒下了不少家业。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全家搬迁到香港之后,做过翻译工作,印象比较深的是他以林以亮的笔名翻译过切斯沃夫·米沃什的《攻心计》(1956年),即现如今出版的《被禁锢的心灵》。他也做过电影制片人和电影编剧、炒过股票等等,可谓文学圈里最有名的商人,商人里最有名的文化人。这样的一个人,如果没有足够的天赋和才气,也不会受到钱钟书和傅雷等文学名流青睐,更别说张爱玲的身后事完全交给他。

  1952年,张爱玲从上海来到香港,为了生活,也加入翻译的行列,当时宋淇正在美国新闻处的翻译部寻找海明威《老人与海》的合适译者,张爱玲应征,从此结识。张爱玲的性情孤僻是出了名的,但这种孤僻并非不通情理。读到过一篇传记作家詹姆斯K·莱昂写的拜访张爱玲的文章,那是1971年,当时他对这位中国才女并不熟悉,拜访也是因为求证张爱玲的美国丈夫赖雅的一些生活片段。张爱玲给他提供赖雅的信息和书籍,他们几次亲切交谈有效打破她孤僻难缠的恶名,她给他留下的印象是“一种与人为善、有高度社交经验的人方有的慷慨”。在文章最后,莱昂总结的一句话让我印象难忘,他说张爱玲之所以离群索居,从人际关系中退出,是因为“她的挫败正在于无法找到能谈话的对象”。

  张爱玲在香港时候的生活,大概实在艰难,宋淇夫妇的热心和人脉,对她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1955年,张爱玲离开香港到美国之时,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绝对没有那样的妄想,以为还会结交到像你这样的朋友,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再没有这样的人。”

狐狸与刺猬

  我知道这样打比方可能不太恰当,宋淇与张爱玲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很像马克斯·勃罗德和卡夫卡。卡夫卡死后声名之盛,主要归功于勃罗德。然而,也正是卡夫卡的名声使勃罗德黯然失色。特别是在今天的英语世界里,人们往往只知道勃罗德是卡夫卡的传记作家、忠诚的朋友和遗稿保管人。要知道勃罗德在卡夫卡去世前已经是一位世界知名作家,他一辈子写了83本书,还是著名的政治家、音乐评论家。然而,对全世界来说,勃罗德首先是一位了解卡夫卡的朋友,一个两次挽救《审判》和《城堡》命运的人——第一次是从作者手中,第二次是从纳粹分子手中。是他编辑了卡夫卡一生中所有未出版的手稿,形成了现在的卡夫卡全集,其中还包括日记和小说;是他写了第一部卡夫卡传记。

  宋以朗在《宋家客厅》中记述了他父亲与当时众多文学名流交往的情形,傅雷、钱钟书、杨绛、吴兴华、夏济安、夏志清、张芝联、张爱玲,都是现当代文学史上名列前茅的名家。当时宋家在上海定居,经常邀请文学大家去聚会,这种文学沙龙在民国盛行一时,许多人的回忆中都曾描述过当年的盛况,夏志清就是在宋淇家中与钱钟书、杨绛夫妇结识。

  天才诗人和翻译家吴兴华曾经评价宋淇是一位优秀的批评家,“是我所认识的人中胸襟最大、眼光最好、最适宜作一个欣赏态度的批评家的人”。 夏志清甚至在文章中形象地把钱钟书与宋淇之间的关系比作约翰生与鲍威尔——前者因为后者的传记留名后世。

  但是宋淇的一生,总归没有什么好的作品流传后世,他的名字只是偶尔出现在众多名家回忆的瞬间,以及他们传记的字里行间,尤其是他现在变成了张爱玲遗嘱上的名字。宋以朗整理父亲的作品时也承认,“终其一生,父亲写了大量短小精悍的文章,但始终没有写下什么长篇巨著。以父亲的才学而论,未免太可惜了”。像勃罗德为卡夫卡作传一样,宋淇晚年曾经想写一本《张爱玲传》,他觉得自己是张爱玲的挚友,同时又最了解她的作品,所以应该是最理想的张爱玲传记作家,但最终还是没有足够的心力完成。

  宋淇就像以赛亚·伯林所说的那种兴趣多元的“狐狸型作家”,一生在商人、写作、翻译、戏剧等领域来回穿梭自如,他与众多作家的交往也是这种天赋使然,狐狸型作家会将自己的天赋投射在其他人身上,成就一个个伟大的“刺猬”——据宋以朗的介绍,张爱玲后期的许多写作都是由宋淇提供的灵感和素材,比如《色,戒》中的故事原型就是源于宋淇。

  但把宋淇与勃罗德相比又有点不伦不类,因为宋淇与张爱玲的关系毕竟是不对等的。张爱玲是少年成名,早在沦陷时期的上海,已经是著名的天才女作家。所以后半生的结识,宋淇夫妇更像是照料这位性情孤僻的作家。当时的众多文学批评家夏志清、庄信正、郑树森等等将他看作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位重要人物,与其说他们在看守一个女人,倒不如说是守护一种文学。

  而卡夫卡生前并未见到自己的荣耀,某种意义上,卡夫卡的荣耀是勃罗德通过帮他整理文集、撰写传记推广出去的。勃罗德违背卡夫卡焚烧自己作品的遗嘱成就了现代派文学,而宋淇的后人固守着张爱玲的文学遗产,出版之日,遥遥无期。按照宋以朗的说法,张爱玲的很多未刊稿,他想出就出,出版了你可以选择读或不读;如果他决定不出,“那表示我已经替你做了选择——谁也不许看,或者我喜欢给谁看就让谁上我家看个够”。也难怪口气这么任性,毕竟人家手中才有张爱玲的遗嘱。

  也许,宋淇与勃罗德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活得足够长,生前已经将好友的作品整理出版完毕,而前者的后人将张爱玲的文学遗产变成了他的私人财产。


南都周刊    宋家客厅的名人们    2015.05.14

今年是张爱玲去世20年。一直以来,宋淇、宋以朗父子以张爱玲遗产执行人身份为世人所知,却不知宋家命运也是风云际会、跌宕起伏。在宋家客厅里,为何民国四大才人钱锺书、傅雷、吴兴东、张爱玲都与宋家惺惺相惜,往还颇深。这个命题既关乎命运,也关乎宋家的身世。

主笔_黄佟佟 香港报道 摄影_廖立科

加多利山又名嘉道理山,是香港嘉道理家族从清末就据下的风水宝地。

从太子道一上来,旺角、油麻地的红尘喧嚣就被树林隔绝,白色的别墅掩映郁郁葱葱热带林中,十足欧洲小镇的感觉。虽然只是九龙区的一个小小山包,但这么多年却一直是香港乃至亚洲最贵的豪宅区,在这里租住的明星名人无数,刘德华、吴君如、澳门赌王还有故去的张国荣,还有,张爱玲的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先生。

宋以朗当然没有住在别墅里,不是他住不起,而是他现在住的山景大楼是他九岁起就生活的地方,1958年母亲邝文美将这里租下,到1978年,宋家从 “文革”中慌乱的中资公司的手中买下来,57年里宋家一直安居于此。而对于天下的张爱玲迷来说,山景大楼的宋家是有“宝光”的所在,因为张爱玲1961年曾借居于此写剧本。世事沧桑,张爱玲这一生住过的地方,也大约只有此处的风景末曾大动,山景大楼一直维持着它当初的样子,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是一座不起眼的六层黄色公寓楼,若不是车库里开出开进的锃亮房车,你半点也想不到这旧旧的公寓里也藏龙卧虎。

低调、老派但又有格调和气势,就算到了现在,你仍然可以从山景大楼锃亮的老式电梯和雅致的水磨石地面遥想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摩登风光。我们一路张望着到了三楼,门铃一响,一位穿着淡蓝条纹衬衣身材高大的男士打开了门,笑眯眯地请我们进门。他刚刚过完六十六岁生日,可这是一个完全与六十岁无关的男人,眼睛又大又沉,目光清澈如水,嘴唇红润,有一种少年人的腼腆羞涩,完全不像传说中那么不好相与的样子。在内地出版界,宋以朗因为持续多年为张爱玲版权纠纷打官司以及为《小团圆》的出版论战,早已变成怒目金刚的代言人。

宋以朗说一句话都异常慎重,纵使已经离开上海66年,他身上也还是有那种老上海中产阶级家庭培养出来的儒雅、绅士。提到之前回上海的感觉,“我代表公司去上海,结果看到一些什么呢,可能是很有趣的东西??”话至此便不肯再说下去,那是他自觉地给人留下的分寸和体面,凡涉及到对人的评价,他总会斟酌半天,可是谈到事的时候,他又像一个久居美国的人一样异常直率而不留情面,比如提到一本1970年代流行的文学杂志,“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还出这杂志”;比如提到某部改编自张爱玲的话剧,他会轻轻冷笑, “这是我看过的全世界最恶劣的话剧”。

20年前,1995年9月8日,张爱玲被发现死于美国加州的公寓中。之后,她的遗产由好友宋淇夫妇保管,宋氏夫妇去世后,他们的儿子宋以朗便成为张爱玲的遗产执行人。过去几年,宋以朗将张爱玲的遗稿《小团圆》、《雷锋塔》……陆续出版,也因此,宋以朗成为华语文化界最受关注的人物之一。他被称为张爱玲研究者、张爱玲专家或者文化人,但对于这些头衔,他都颇不以为然,“我是不用那套(评价系统)。”对他而言,他只是一个迫不得已的遗产执行人,这件事本不应该由他来做。

“但我可以给谁呢,这是没办法的事。”十数年前,宋家早已将张爱玲大笔遗物捐给美国南加州大学东方图书馆,可是十几年过去,并没有多少研究成果出来,而至于那些乌泱乌泱扑上来的自称张爱玲研究者,宋以朗说,“开始很高兴,把资料拿给他们看,后来发现他们另有目的……”

像大多数历经风风雨雨的世家子弟,宋以朗对于这世间的人,保持着自己的距离,几乎没有什么信心,实在没有人,那就自己来。这也印证了一件事,如果一个人一件事涉及太多利益总会招来各种纠纷。张爱玲是出版市场的长青树,而张学更是显学,张爱玲将毕生心爱之物交给宋家,那十四箱遗物就是一座宝山,学术价值无可估量,就算从最庸俗的眼光来看,市场上张爱玲一页书信已经拍卖到近6万港元,宋以朗手中光是张爱玲与他父母的通信就多达六百封,还有不少手册与原稿,市场价值无可估量。

金庸的小说里曾提到天下人都想得到“天下至宝”倚天剑屠龙刀,可是真正拿到的人却日夜不得安宁,身携巨宝的宋以朗在这十数年间也火速由一介技术宅男变成出版界极具争议性的人物:有人说他贪财,有人说他为名,有人攻击他陷祖师奶奶于不义,对此,他的表情却很轻松,“我的责任就是把资料呈到你面前,至于你喜不喜欢,那不是我要思考的问题”。

宋以朗与姐姐宋元琳出钱建立“张爱玲文学五年计划”。其实他大可以按常规做法,把书信拿去拍卖行拍卖,但他还是辛苦地扛起“整理张爱玲遗稿”大旗。

至2014年《少帅》出版之后,宋以朗宣布手上张爱玲较成规模的旧作整理暂告段落,而2015年,与他有关的书籍是一本让人意想不到的新书——《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这是一本关于他自己家族的书,历经两年,由宋以朗口述,前《南方都市报》记者陈晓勤整理,用宋以朗的眼光,“以宋淇夫妇为中心,上溯宋春舫,面旁钱锺书、傅雷、吴兴东、张爱玲四位于‘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饱学之士” (陈子善语),有心人更可以借宋家三代人的命运一窥中国近代史的风云。

在《宋家客厅》里,可以看到四位才人——钱锺书、吴兴华、傅雷、张爱玲在不同时期与宋淇的通信,无论是切磋学问指点文学,还是感叹人生际遇,无不显示出相互之间的关系深厚。

相比钱锺书对宋淇的器重,傅雷与宋淇的投契,吴兴华与宋淇“情好过于朋友”,当然最为深厚的是张爱玲。从1952年秋宋淇夫妇在香港结识张爱玲,一直到张去世后参与张爱玲遗作的整理出版,宋家所参与的几乎是张爱玲人生后半部。在书中,宋以朗用大量一手材料,分析现在所热论的张爱玲中后期创作的诸多问题,譬如“关于《秧歌》与《赤地之恋》的评价”、张爱玲“编剧生涯及《红楼梦》剧本风波”、“为什么《色·戒》的王佳芝不可能是郑苹如”等,给出了颇具启发的结论。

宋家客厅里的贵人们

相比北平“林家客厅”(主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上海“曾家客厅”(主人曾孟朴、曾虚白父子)和“邵家客厅”(主人邵洵美),宋家客厅显得更为沉寂。为何近代史上最有名的四大才人都与宋淇惺惺相惜,往还颇深呢?这个命题既关乎命运,也关乎宋家的身世。

“我家原来在上海有很多物业,春华里一条街是我家的,安定坊一条街也是,还有蔡元培住过的愚园路大宅,产权都在我父亲手里。”宋以朗淡淡地说。尽管宋淇认为房产都是害人的东西,但是无疑,宋家在清末民初的年代绝对算是巨富,宋以朗在新书中也坦率提到:“当年宋家富有,源于两段婚姻:一是曾祖父宋季生娶了徐碧云,二是祖父宋春舫娶了朱伦华。”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中产阶级高帅才和富二代白富美联姻,改变了家族的命运。宋以朗的曾祖母徐碧云的父亲替瑾妃、珍妃的堂兄唐志锐在上海办事,而其祖父娶的又是富甲一方的朱鉴堂的女儿,朱是德资礼和洋行的买办,宋家也因此在上海滩里自有了一席之地。

那个时代的中国,讲究诗书传家,宋家往来无白丁,有华美的客厅招待各方,但这是不够的,谈笑还得有鸿儒。宋以朗的祖父宋春舫本就是近代文人,十二岁考取秀才,1910年考入圣约翰大学,1912年以婚约换取去欧洲留学的机会,他懂七国语言,钻研西洋戏剧,成为中国大学里第一个开设戏剧课的人,他在欧洲购买了大批原版书,成为中国境内有名的“藏书家”,以至于胡适要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也要去参观青岛宋家的“褐木庐”。后来更捐资一万大洋建立青岛海洋馆,而他所建的春润庐更成民国时期名流们在杭州的据点,造访过春润庐的包括章太炎、徐志摩、蒋梦麟、蔡元培、林风眠等文人名流??

在《宋家客厅》出版之前,该书著者之一陈晓勤曾去上海安定坊、杭州春润庐寻访过。春润庐位于杭州北山路54号,临西湖而建,对面是白堤,灰色外墙里是两幢黄色西式花园别墅。 与过去的辉煌不同,现在春润庐有点破败,不少墙皮脱落,窗户结了些蜘蛛网,墙角还堆了不少杂草、垃圾。如今那里属于政府,租住着七八户人家。这里已经与宋家没有关系,这里的住户也不知道宋春舫是谁。

因为肺病,宋春舫48岁就早逝,而宋淇这一辈子也被肺病所累,以至于无法离开香港,虽然拖着病弱的身体,但宋淇一生又凭着自己的精明强干在世事风云里起转承合,穿梭于文化电影与商界。在上海时期,家底甚厚的他做药品与汽车黑市生意,同时又对话剧感兴趣,编有舞台剧《皆大欢喜》,更与钱锺书、吴兴华、夏济安、夏志清、傅雷、张芝联等人皆有深交。

1949年移居香港后,所有家产化为乌有,宋淇不得不白手起家出外打工,他先后在两大电影公司电懋与邵氏担任重职,深得两个电影强人陆运涛与邵逸夫的赏识;还长袖善舞,做过编剧,编过诗集,创办过《文林》,执教过香港中文大学,筹组翻译研究中心并任主任,更以林以亮为名在香港写过大量文艺评论。在退休后,他居然靠炒股票获利甚丰,以嬴弱之身,两度白手起家,是真正奇人一枚。

迫不得已的遗产执行人

也许有了这样光芒的父亲,宋以朗多少显得有点沉寂,事实上,他这一辈子也称得传奇。

宋以朗出生于大时代转折之年1949年,四个月时随家人从上海到了香港,1968年离港赴澳洲。他小时候沉默寡言,父亲的同事甚至不知道他还有个儿子,宋以朗与父辈兴趣迥异, 1968年,他一个人去澳洲留学,主攻是数学,他不是那种上洗手间还在算的数学呆子,他还喜欢看电影、听音乐,兴趣广泛,后来转去美国,因为想了解自己专业又加学了心理学,后来他觉得心理学颇不科学,于是他再改学统计,由硕士读到博士。毕业之后,他做过IT工程师,做过统计师,也做过FBI的同声翻译,后来更成为美国著名媒体调查公司的合伙人。“我找工作很顺利,薪金高,要转行也轻而易举,无论是翻译、金融分折,编程,统计、教新闻学等,我全都胜任。”

2003年回港定居后,他又开设了独立个人博客“东南西北”,将中国内地的消息翻译成英文,速度快而质量优,5000字的《南方周末》报道今天刊出,他第二天就已用流利道地的英文翻译出来,很长的一段时间,他的博客是英美报纸了解中国新闻的一个重要渠道。与此同时,他开始进入张学领域。

虽然他个人对于张爱玲的文学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仅仅只是在十二岁时见过这个高高瘦瘦的女人。张爱玲在宋家写剧本的两周就是借住在他的房间。

“她几乎不出房门,看东西凑很近,”这是张爱玲留给他的两点印象,后来他从书柜里看到了几本《赤地之恋》,猎奇式地看过,亦谈不上多么喜欢。很多年间,他和张爱玲同住在美国,但因为是两辈人所以完全没有联系。当2003年从美返港照顾中风的母亲后,他终于发现自己和这个逝于1995年的女作家有了关系,从2007开始他不得已开始整理张爱玲的遗物,直到现在,人们发现这位统计学博士干得很好,书一本一本地出,每一本必引发文化界震动。他不过将一辈子精深研究的统计学很好应用到了对张爱玲的研究上,功力显得游刃有余,一来他本就是一个资料搜集的专家,对于信息异常敏感,二来他手上还有独一无二的研究资料。于是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竟然在做无可做的“张学”上劈仞千里,真正独步天下。

在陈晓勤看来,统计学的思维渗透到了宋以朗的张学研究之中。她说,宋以朗是个很温和的人,说话有点慢,说到兴奋时会笑得咯咯声,他可能看透很多事物,对很多事情不在乎,统计学的思维让他学会不加评价,铺排所有材料出来,让大家去思考去整理。

一个人穷尽一生只能在一个领域里成为专家,而宋以朗却轻松成为许多个领域的专家,他这一生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挑战自己,“因为做不同的事,每次都是挑战,但是如果我闭着眼睛就能完成,我又开始厌倦,想转行……”

他一生没有结过婚,更无儿无女,桌子上摆着照片是姐姐的子女,有记者写他晚年孤苦,他在一篇写张爱玲的文章中暗中反击,“外界有人看到这些描述就觉得张爱玲晚年很凄凉。我觉得,只要张爱玲自己喜欢,何必要求她一定要住花园洋房,坐跑车、养猫狗、吃鲍参翅、穿名牌时装、携高贵手袋、戴钻戒、搞整容?为什么一定要她有个伴侣呢?没有这些东西就一定很凄凉吗?你可能有如此想法,但正如她那篇散文所说的,她要你‘包括她在外’……以我自己来说,最近作家陈玉慧发表了一篇文章回忆数年前上门来探访我,她写:‘宋家现在是宋以朗一个人住,张爱玲的文件和书稿,全置于客厅一大桌上,再加上一墙壁张爱玲或有关张爱玲的著作,除此,没有别的家具或装饰。’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无妻无儿,家徒四壁是很凄凉,反而这种生活我喜欢得很啊!”

谁能规定别人只有儿孙满堂才能得到幸福呢?宋以朗现在的日子过得快活似神仙,“每天就是吃吃喝喝”,他自嘲,当然不止吃吃喝喝,他的快乐来自他的智力生活,他有博客要打理,有版权事务要操办,有书要写,有朋友要见,每天忙得不亦乐乎。家里是简单的,家居还保持着父母在世的场景,连客厅挂的画的他都没动过,还是姐姐的家公美国著名水彩画家曾景文的作品,年月久了,纸也变得黄了,他大笑“那纸变黄,简直发霉了”,连墙上的电话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流行的那种圆型。他的家与从前比,现代化的东西可能就是一台按摩椅和一部健身用的电动单车,还有书和碟,以及几台大电脑。

我问他,“你觉得你最开心是哪个阶段?是20—30岁,还是30—40岁,还是40—50岁?”

“都是那么开心。”他一刻也没有犹豫,“从来没人逼我做不想做的事,不想做就不做。”

他拥有的金钱,可能几辈子也用不完,可是他好像无心与人比富,除了闲时和朋友吃吃小饭,喝喝红洒,以研究张爱玲为乐,大多数人入不了他的法眼,这一生他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想要的活法,一刻也没有后悔过。

他是幸运的,就像他在《宋家客厅》里总结从祖父开始的宋家三代人,“我们三人人的共通点是,大家都确信我自己一生做的,正是兴趣所在,所以我们是幸运的。”

他对于众人看重的事,他皆不看重,甚至觉得好笑,可是他愿意花好多时间复述他前几天才刚做的一个有趣的彩色的梦,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他和他的张爱玲阿姨是一类人,“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

就像这次采访,那么紧的时间又要拍照又要聊天,走廊前的那些勒杜娟是他聊天的重要主角,他好几次感叹, “浪费了,你们要在两个星期(前)来的话,花就开得很漂亮了,从厅里望出去,简直……”

他长长叹了口气,“现在有点凋零了。”

南都周刊  Χ    宋以朗

“研究张爱玲其实有点被逼无奈”

我不是严肃的历史研究者

南都周刊:《宋家客厅》这本书从2011年开始的?

宋以朗: 2011年11月。开始是拒绝的,因为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从报纸的立场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题目太偏门。但他们一再坚持,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个机遇,大概在十几年前,我当时人还在美国,我三叔宋希跟我说应该帮我爸爸做一些事情,爸爸留下了很多作品,但是真的没有多少人知道或者了解。但那时我没有这样的本事,一是我没有什么资料,而且我不是一个专业写传记的人。如果我父亲还在,有很多资料可以问他,但是他已不在了。

南都周刊:所以其实你对爷爷爸爸了解非常少?

宋以朗:对。我有我自己的办法找到一些资料,比如我找到我父亲在我爷爷宋春舫去世两年后写的一篇文章——《两周年祭》,我就说找到宝了。我不是到图书馆把所有那个年代的报纸都看一遍,我大部分还是依赖家里现存的相关资料。

如果你拿之前报纸上的连载和现在的书比较,你就会发现书有些不同,因为资料在不断丰富中,比如第一期说到我曾祖母有关的人叫志锐,我不记得我爸爸说过。到报纸出版了之后,有一天我姐姐拿了一张纸给我,说爸爸有一次跟她解释家里的那些人的关系写的,他叫唐志锐,是珍妃的哥哥,然后我就上网去查,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情况,把他的名字补回到书里。我三叔让我做这事时,我什么都不懂,但是到了2007年我妈妈过世,至少张爱玲那部分我是要负责的。

南都周刊:为什么您要负责呢,谁给您的任务?

宋以朗:没有。但我可以给谁呢?这是没办法的。开始就先看家里有什么,后来的方法就是说将所有房间里的东西看过一次。因为好几个柜桶全都是信、稿那些东西。我需要将所有的东西看过一遍,这一堆是关于钱锺书,这一堆是关于傅雷,没有这些信,我通过我父亲告诉我的东西可能不超过100个字。

南都周刊:等于您从一个统计学者变成了一个研究历史的人?

宋以朗:我还不是严肃的历史研究者。

南都周刊:宋先生,守着那么多珍宝,晚上会不会睡不着觉?

宋以朗:不会。

研究张爱玲其实有点被逼无奈

南都周刊:其实你对张爱玲的了解仅限于10岁的时候她到你家来住的两个星期。

宋以朗:我小的时候住的房间有一个铁柜,有一沓《赤地之恋》,不是一本。

南都周刊:你看完《赤地之恋》后喜欢吗?

宋以朗:10岁的小孩有很多书是看不下去的,但这本书我至少可以看得下去。那时候香港的报纸会说内地有几千人在山头等着冲过来香港,因为他们实在是饿得什么都没得吃了。内地为什么是这样的,我当时还是小孩看报纸是找不到原因的。她的书让我我明白当时在发生什么。

南都周刊:小的时候你的父母会跟你说这是张爱玲的书,我们跟她很熟吗?

宋以朗:不会。我认识她的时候,我怎么知道她是谁呢,我又怎么会知道40年后她的文学地位会是多高,这些是当时不可能知道的。

南都周刊:你现在是张爱玲的遗产执行人,那之前有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这样的一个角色?

宋以朗:没有。其实是有点被逼无奈。这不应该是我做的,要找一个专业的人士去负责这些事呢,但我发觉不是那么容易,有一些人是不可以信的。

南都周刊:我看你书柜里很多的张爱玲传记,有没有欣赏的传记作者?

宋以朗:我这个柜里的书大部分都是张爱玲的传记,很多都不满意。我其实不喜欢传记,为什么呢?你写一本张爱玲的传记,这个人活了75岁,有几部分是非常详细的,但也有一些没有人知道,所以很多传记就不写。这些书里面只有高全之写的那几本书我觉得是扎实的,他会把这个版本的《赤地之恋》跟不同版本做比较。

在香港要靠卖书就会饿死

南都周刊:你前半生做的工作基本都是单人作战,你对人与人之间有交往的工作会觉得很复杂,你不愿意和任何产生人际关系,对吧?

宋以朗:对的,所以我做媒体调查,我回答客人的问题就是数字。你不要说你一年给多少生意给我,你听到这样的数据你很不开心,那关我什么事。

南都周刊:你有没有测过自己的情商?

宋以朗:没有,人家说我很直,好像没什么感情,觉得我很奇怪。很简单的,人家问我拿一套电影的版权,我不会因为你是谁的朋友或者你想做某一些特别的东西而少收你钱,我已经问过人家说版权是100万,那就所有人都100万。

南都周刊:你给李安会便宜一点么?

宋以朗:没有,这是公价。如果你负担不起,我也会劝你先回去想清楚,因为拍电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南都周刊:您书里说张爱玲去世了,她家徒四壁,然后你说这样的生活自己喜欢就行。我很想知道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你觉得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快乐的生活?

宋以朗:我想写一本自传,会很有趣,为什么?我一个人做过很多行业,当一个行业变成我闭着眼睛都可以做的时候我就不想做了,比如我做程序员烦了,有人问我有没有想过帮警察做翻译,我就觉得很兴趣,就开始做了,做了三四年,又转个行业。

南都周刊:现在研究张爱玲是你此生做得最有乐趣的事情?

宋以朗:不是,我觉得其他事也挺好的。比如“东南西北”网站,刚开始做的时候觉得中国有这么多事情发生,全世界都不知道的,那我自己就写出来,正面的、负面的都写。

 南都周刊:出完这本书之后,之后还有什么出版计划?

宋以朗:其实有两个大的项目,一个是留下来的书信,目前有90万字,全部要出书的需要一些时间。另外一个项目,我的自传。如果可能还可以帮我爸爸出一个全集,这有些难度,不是我想做就能做得了的,也要看出版社。

南都周刊:你现在一天是怎么安排的?

宋以朗:吃吃喝喝。

南都周刊:你几乎不看手机。

宋以朗:用手机好烦。

南都周刊:你待在家里会干什么?看碟还是看书,还是做资料整理?

宋以朗:这本书在香港口碑非常好,香港电台的“十大好书”中高中头票。我不知道它卖得怎样,在香港,如果你要靠卖书的话,你就会饿死。你看张爱玲的书,平均下来也就是八千一个月,跟拿综援一样。

南都周刊:给张爱玲整理遗作,做一些研究工作,是不是你这辈子受关注度最高的事情?

宋以朗:不是,绝对不是。比如说我的网站,当时那个影响力远远超过这件事,你可以想象。


China Daily  The Friends of Soong  By Lin Zhihua. 2015.05.17

Stephen Soong was a literary critic and translator who befriended the great writers of his generation. His son has now coauthored a book about his extraordinary life. Liu Zhihua reports.

In 1995, writer Eileen Chang (Zhang Ailing) was found dead in her apar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many people's surprise, when Chang's will was read it was discovered that the author had left all her possessions to Hong Kong couple Stephen Soong (1919-96) and his wife, Mae Fong Soong (1919-2007).

The will made celebrities of the couple, but Stephen Soong was already well-known in literary circles by his various pen names, such as Lin Yiliang. He was an accomplished translator and literary critic, and had close relationships with several eminent writers and critic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uch as Qian Zhongshu (1910-98), Fu Lei (1908-66) and Wu Xinghua (1921-66).

Now the couple's son, Roland Soong, has coauthored a book, The Soong's Living Room: From Qian Zhongshu to Eileen Chang, a biography of Stephen Soong.

A series of serialized interviews and articles in the Guangzhou-based newspaper Nanfang Daily in 2012 inspired Roland to publish the book.

Roland is already well-known to fans of Chang because he became the executor of Chang's possessions after his parents died. He is also famous for his influential English-language China-focused blog EastSouthWestNorth.

The book focuses on Roland's family history, his parents' lives, and Stephen Soong's education and activities related to literature, film, and his friendship with Qian, Fu, Wu and Chang.

It is based on Roland's memory, public information and manuscripts and privat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tephen Soong and friends.

It reveals details of Stephen Soong's family background, education, personality, marriage and literary activities. It also carries a large quantity of photos, manuscripts and correspondence that have never before been seen in public.

Roland says the book is meant to correct misinformation about his father and his friends.

Nearly all the information about Chang in the book will be new to readers, he says.

The book describes in detail how the Soongs met Chang in Hong Kong, how they developed a close friendship and how Chang wrote and translated literary works after she emigrated to the US.

Roland believes correspondence disclosed in the book will also help readers and critics to understand the background and motivation behind Chang's literary works.

The book also looks at the works Chang planned to write but never did.

As for Qian, Fu and Wu, the book reveals their intelligence and respectable personalities through letters and personal stories.

It is a pity that Wu's talent and life was wasted in social turbulence, and his achievement is undervalued, Roland notes.

As for Stephen Soong, Roland says: "My father did not just spend all his time befriending famous writers and scholars."

His father's first priority was to feed his family. He also was an accomplished writer, literary critic and translator, and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ong Kong film industry.

Stephen Soong was born in Shanghai in 1919 to a wealthy family from Wuxing, Zhejiang province. His father Song Chunfang (1892-1938) was a famous playwright, one of China's first scholars of modern plays and had a large collection of foreign books.

Stephen Soong received the best education a young man could get in China at that time. He went to college in Yenching University at age 16, studying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e got to know Qian, Fu and Wu in his youth in the late 1930s and early 1940s, and developed a lifelong friendship.

In the 1940s, when Shanghai was occupied by Japanese troops, Stephen Soong and several friends organized a troupe to stage plays, promoting anti-Japanese ideology. He also created a literary magazine and wrote articles.

In 1949, the family moved to Hong Kong, and Stephen Soong worked as chief editor for translation works at the Hong Kong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It was during this time that the couple got to know Chang.

From 1956 to 1967, Stephen Soong worked as a playwright supervisor in Hong Kong movie giants MP&GI and Shore Pictures.

In 1941, Stephen Soong started suffering from respiratory and lung disease. When his health condition worsened in 1967, he quit his busy job in the movie industry and later worked as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work in the university was not demanding. He entered a productive period writing literary works and criticism. He also initiated several literary and translation magazines, including Renditions.

In 1996, he died of bronchitis in Hong Kong.

Chen Zishan, a prominent critic and an expert on Chang's work, says the book is written with a close attachment to the subject, but is also objective.

He praises the book as an interesting read and an important research document.


城市快报    宋以朗:让人们了解“后半个”张爱玲    2015.05.23

  对于张爱玲的书迷而言,最近这两年是很幸福的,因为在书店里不但能买到她的经典作品,一些她人生中后期鲜为人知、从未问世的作品,比如《小团圆》《异乡记》《重返边城》《雷峰塔》《易经》等也陆续出版。读张爱玲,不再局限于《半生缘》《倾城之恋》以及《红玫瑰与白玫瑰》。正如文学评论家陈子善所说:“这一系列作品的出版,实际上呈现了一个完整的后期张爱玲的创作面貌。我们以前对张爱玲不是很了解,一直有这么一个说法,张爱玲1952年离开中国以后,她的创作就枯竭了,写不出东西来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完整地评价张爱玲,不仅是"前半个"张爱玲,还有"后半个"张爱玲,而"后半个"张爱玲的出现与宋先生是分不开的。”陈子善所说的宋先生,就是张爱玲文学遗产的执行人宋以朗。

  宋以朗的名字随着最近几年张爱玲“新作”的问世而不断出现。宋以朗缘何能成为张爱玲文学遗产的执行人?这要从他的父亲宋淇说起。

  宋淇是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和翻译家,在文学批评、红学研究、翻译、电影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与张爱玲、钱锺书、傅雷等有深交,长期以朋友身份担任张爱玲的文学经纪人和顾问,张爱玲去世前将遗物(包括遗稿)交给宋淇、邝文美夫妇保管。宋淇夫妇去世后,宋以朗开始了整理出版张爱玲遗作的工作。

  关于自己的父母是如何与张爱玲成为朋友的,宋以朗回忆说:“我父亲跟张爱玲的关系可能只是作家跟代理人的关系,但我母亲跟张爱玲是很好的私人朋友。根据我父亲的说法,认识张爱玲是因为海明威《老人与海》的翻译工作,我父亲负责登报公开征求翻译人选,应征的人不计其数,最后名单上赫然写着张爱玲。父亲说:"我们约她来谈话,印象深刻,她讲英文有英国腔,说得很慢、很得体,遂决定交由她翻译。"有关张爱玲和我母亲的相识过程,可参考《张爱玲私语录》,书中引述了张爱玲的话:"不知道为什么在一个她平时不会去的社交场合遇见了Mae。"Mae即我母亲,然后她们一见如故,合译《睡谷故事·李伯大梦》,慢慢变成好朋友。”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宋家客厅”主人宋淇与钱锺书、傅雷等一批文化精英时有走动,或许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张爱玲四位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在不同的时空与宋淇有着密切的交集。

  宋以朗的家里有一张玻璃台餐桌,这是宋淇当年从上海搬到香港时专门带过去的。在这张桌子上,钱锺书、张爱玲、傅雷等曾用餐交流,纵论文学与人生。几十年后,宋以朗在这张桌子上整理张爱玲等人生前与父亲的书信手稿,有种穿越历史的感觉。

  宋以朗的家里有一百多封钱锺书与宋淇生前往来的书信,宋以朗在仔细阅读了这些书信后发现,“钱锺书还蛮调皮的”。比如,在他1989年寄给宋淇的最后一封信中表示精力不如以前,应酬全都谢绝了,“客来亦多不见,但恐人嗤我何不以尿自照耳。呵呵!”最后那个“呵呵”,用法一如我们在网上常用的表情符号,信中流露的风趣语调、跳跃思想,实在让人难以相信是出自二十多年前一位年近八十、用毛笔写文言文的老人!“我爸爸告诉我,钱锺书在上海跟他是半师半友,每个礼拜有一天他们两个人会开一个下午茶座,什么都谈。”

  对 话

  城市快报(以下简称“快报”):你本人对张爱玲有什么印象吗?

  宋以朗:如果让我写有关张爱玲的印象,不会多过100字,我12岁左右见过她,她对我来说只是家里的一个客人。当年我也没有可能知道50年后我要处理这个人的文学遗产。曾经有媒体逼我一定要写对张爱玲的印象,100字就可以,我写了很久也写不出来,结果那100字不是我的个人印象,是两部分,一部分是我的姐姐告诉我因为张爱玲近视,看不清东西,可是她不戴眼镜,所以当她摘下眼镜来你不知道她是不是看着你的;另一部分是我问过张爱玲的佣人,那个佣人跟我说张爱玲有胃病,她喜欢出去买面包,但不是回来就吃,而是放到第二天面包变硬了再吃。

  快报:张爱玲留下的遗稿都有哪些?

  宋以朗:张爱玲的遗作没有什么长篇小说,除了已经出版的《小团圆》等短篇小说,还有一篇是张爱玲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大学的一个演讲,我对这个稿子有兴趣是因为我看了很多人回忆,他们第一次见到张爱玲都与这个演讲有关。比如李欧梵,当年李欧梵是一个研究生,学校派他去火车站接张爱玲。张爱玲的书信有90万字,其中与我父母的部分有60万字以上,其他部分是张爱玲跟姑姑以及其他编辑的书信,我没有一个什么时候可以发表的时间表。接下来要出版的是张爱玲跟我父亲的书信全集,有四万字,这是张爱玲目前文学遗产的情况。

  快报:你本人是名统计学博士,原来的工作跟文化、文学没有太多联系,后来回到香港,是什么原因让你开始做张爱玲文学遗产的整理工作?

  宋以朗:对我来说处理张爱玲的遗稿是一个挑战。我身为宋淇的儿子,也是张爱玲的文学遗产执行人,掌握了这么多第一手文献,有责任向公众交代一些不为人知的事实,让文史学家能够根据更准确的资料,对张爱玲和宋淇做出公允的评价。




(NOWnews) 2015.05.25

張愛玲文學遺產繼承人、翻譯家宋以朗的新作品《宋家客廳:從錢鍾書到張愛玲》近日舉行首發。宋以朗以自己所掌握的資料詳細揭開了張愛玲晚年的創作與生活狀況。

根據齊魯晚報報導,提到張愛玲,很多市面上流行的張愛玲傳記都將其晚年生活描述為落魄、潦倒、顛沛流離。其實在宋以朗和學者們看來,張愛玲的晚年生活並不淒涼。在該書的新書發布會上,學者陳子善稱,讀者最好不要去看現在流行的張愛玲傳記,因為這些張愛玲傳記很多都是憑自己的想像或者是理解寫出來的。


Weixin.QQ 今晚我们读书 | 《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  2015.06.02

在张爱玲、钱锺书、傅雷,这些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人物身后,有一位和他们感情至深的友人,他就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宋淇先生。《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通过大量的私家回忆再现了宋淇的一生,也回味了那一段文人之间惺惺相惜的故事。6月2日晚21:30艺术人文频道《今晚我们读书》请到了作者、宋淇先生的儿子宋以朗,与主持人张颖一起聊聊这本书

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

上海江苏路安定坊5号,是著名翻译家傅雷的旧居。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这里也是钱锺书、杨绛、傅雷等文人墨客经常聚会的场所,这里就是“宋家客厅”,主人叫宋淇,多年来,他以张爱玲的文学经纪人和遗嘱执行人身份为世人熟知,但其实他也是一位家学渊源的文化名流。他是香港国语电影业的先锋;是最早提倡以文本为先的红学家之一;也是香港翻译协会的发起人之一。在《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一书中,作者宋以朗通过公开资料、家族记忆以及大量父亲宋淇和友人间的往来书信,展现了一段段感人至深的文人情,展现了一个时代的侧影。


宋淇的燕京大学毕业照

清末民初,宋家是大富之家,在上海有许多物业。宋淇的父亲宋春舫懂七国语言,是著名的戏剧家、翻译家、藏书家。宋淇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西语系,英语和国学功底深厚,并且交友广泛、乐于帮人,为好友们所信赖。宋以朗说,知道父亲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之后,他十几年的同事才知道张爱玲是宋淇的朋友。

忘年之交——钱锺书


钱钟书致宋淇最后一函,时间为1989年1月15日。

宋淇与作家钱锺书相识于1942年,堪称忘年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十年里,他俩通了138封信,通过这些珍贵的手稿,可以发现,钱锺书极为风趣自嘲,且思维跳跃。

像亲人一般的房客——傅雷


1953年,傅雷赠宋淇的照片。

相比之下,翻译家傅雷与宋淇渊源更深。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傅雷一家曾住在宋淇家的隔壁,当时的安定坊全部都是宋家物业。两人不只是房东和房客、也不只是有着共同爱好的朋友,而是相互关照如亲人。

1949年,宋淇全家搬到香港,他的父母亲仍住在安定坊5号的二楼,而傅雷全家则搬进了“宋家客厅”的一楼。

文革期间,在香港的宋淇和傅雷中断了通信,但傅雷时有念及,并且在去世的前一年突然写了许多信找他商量宋家房子的处理事宜。1966年9月,傅雷与妻子因为不堪受辱,在这间“宋家客厅”,选择以自杀维护尊严。在宋以朗保存的信件中,有一封傅雷于1961年写的字迹极为工整的信件,商量宋淇母亲过世后的家事,令宋家人感动至深。

张爱玲后半生的至交


这是张爱玲广为流传的照片,是上世纪50年代宋以朗的母亲邝文美带她到香港兰心照相馆拍摄的,也见证着张爱玲与宋家的深厚情谊。

1952年,宋淇在香港的美国新闻处担任编译部主任,他登报征求海明威作品《老人与海》的中文译者,在应征者中赫然看到了张爱玲的名字,从此开始了几十年的交往。张爱玲不擅与人打交道,在香港举目无亲,赴美后也一直以卖文为生,宋淇与邝文美夫妇可以说是她后半生的至交。在这些跨越四十年,共计600多封的信件中,能读出张爱玲与宋家生死托付的感情,也澄清了外界对他们三人的不少误读。


张爱玲遗嘱执行人林式同给宋淇夫妇的张爱玲遗物清单

1955年10月,张爱玲在赴美旅程中给邝文美写了一封信,信中曾说到:“自从认识你以来,你的友情是我的生活的core(核心)。我绝对没有那样的妄想,以为还会结交到像你这样的朋友,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再没有这样的人。”1992年2月,张爱玲在美国洛杉矶立了一份遗嘱,提出去世后将所拥有的一切送给宋淇夫妇。随后,她又寄来了遗嘱原本和一封信,一向言辞爽快的张爱玲在信中吞吞吐吐。

张爱玲的十四箱遗物犹如一座宝山,价值无可估量,在宋淇夫妇去世后,宋以朗成为了张爱玲的遗产执行人。近年来,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张爱玲中后期许多鲜为人知的作品陆续问世,有力地推动了张爱玲的研究。而身携巨宝的宋以朗,在这些年里,也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统计学博士变成了文化界颇具争议的人物。


香港加多利山宋家住宅里的餐桌

在香港宋以朗的家里,至今保留着一张特别的餐桌,它是1949年从上海运来的,目睹了宋氏家族与诸多文化名人在那个时代的相知相惜。而今,在这张餐桌上,宋以朗整理出了一本《宋家客厅》。他说,一切人、事、物都有自己的归宿,我喜欢看见他们团圆。我的父母和他们已逝的朋友们,也应该已在彼岸重逢,那里有一个永恒的派对,他们谈笑风生,就像回到六十多年前的上海。


深圳特区报     “宋家客厅”的往事风华 慧远    2015.06.05

《宋家客厅》的主要内容即围绕着宋淇的生平经历展开,既可以看作是宋淇的个人传记,同时也不妨视作有关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张爱玲的极富个性的私人记录。

民国时期,沙龙文化是为一时风尚,沙龙主人自然是能够得风气之先的文化名人,而出没其间的也多为当时的文化才俊,诸如北平的“梁家客厅”,上海的“曾家客厅”和“邵家客厅”等等,均为彼时颇有影响的文化沙龙。比较而言,“宋家客厅”虽然算不上声名显赫,却历经宋家三代人之经营,极富文化渊源,尤其是“宋家客厅”的第二代主人宋淇,曾经与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张爱玲等众多大名鼎鼎的人物相与往还,在不同的时空之中有着密切的交集,从而留下了大量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书信、书籍、照片、实物……可谓后人重新认识这些文化名人的第一手文献。宋以朗先生的《宋家客厅》,即以这些文献为基础,真实还原了父亲宋淇的一生,再现了那一代文化人相知相惜的交往过程。

在“宋家客厅”的三代主人中,第一代主人宋春舫是中国早期现代戏剧理论家,中国海洋科学的先驱,著名藏书家;第二代主人宋淇是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和翻译家,一生涉足文学批评、红学研究、翻译、电影等多个领域,被称为多才多艺的“通人”;第三代主人宋以朗是统计学博士,香港知名博客东西南北的创立人,父母逝世之后,成为张爱玲文学遗产的继承人和执行人。《宋家客厅》的主要内容即围绕着宋淇的生平经历展开,既可以看作是宋淇的个人传记,同时也不妨视作有关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张爱玲的极富个性的私人记录——其中,因为宋淇曾经长期担任张爱玲的文学经纪人和顾问,故而仅有关张爱玲的内容即占去全书的近半篇幅。《宋家客厅》又是一部以细节取胜的文学回忆录,因为作者掌握着大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故而他能够发掘出许多具有 “揭秘”性质的真实细节,还原了诸多真相,破解了不少疑团,更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增添了许多饶有兴味的话题与谈资。

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印象中,钱锺书自然是一位博学多识的“文化昆仑”,然而,“文化昆仑”也同样有“孩子气”和“无厘头”的另一面,比如爱咬笔头,不管是毛笔、铅笔,还是竹笔管,经常会被他咬扁。钱锺书的书信常常写得汪洋恣肆、词锋犀利自不待言,然而当他有问题不懂得如何回答时,也同样“旁征博引、妙语连珠,好像他不懂的时候比他懂的时候还要博学”,可见人性微妙,世事庸常,钱先生又岂能做到事事免俗?翻译家傅雷向以严谨、正直的形象为人所知,读傅雷的书信,可知傅先生常常不留情面,直言彼时翻译家的错译之处,而涉及自身利益的资产处置与财物转让,他也总会交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点滴细节,即可印证傅雷公平透明、执著刚直的个性。与钱锺书和傅雷相比,读者对于吴兴华的名字可能相对陌生一些,正是通过宋先生披露的书信,读者才得以认识这位“兼通中西的大儒”,并真正感受到那一代文人坦若赤子的情怀和友谊。

除了宋淇夫妇之外,书中着墨最多的是张爱玲。时下张学虽然已经成为显学,但探得真髓者寡,人云亦云者众,而作者的得天独厚之处,则在于他的身份特殊,正是在整理张爱玲文学遗产的过程中,他不断探讨张爱玲文学创作的诸多问题,像张爱玲的英文创作与翻译、编剧生涯、晚年的经济状况,张爱玲曾经构思但没有写出的作品、张爱玲作品在海外、港台和大陆的出版情况……一路探索下来,既澄清了许多坊间流传的错误信息,也纠正了不少张爱玲研究中的“想必如此”与“理所当然”;既发现了张爱玲与现实世界里的人物关系,也看清了她小说中有哪几处与事实相抵牾。诚如作者本人所言,身为张爱玲文学遗产的执行人,就“有责任向公众交代一些不为人知的事实,让文学史家能根据更准确的资料对张爱玲和宋淇做出公允的评价”。

宋先生以为,一切人、事、物都有自己的归宿。“我的父母和他们已逝的朋友们,也应该已在彼岸重逢,那里有一个永恒的派对,他们谈笑风生,就像回到六十多年前的上海。”而他之所以旧事重提,既是为了再现“宋家客厅”的盛况,也是想将一群文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城市的生活片段呈现出来,从而表达出一种“世界真小”的趣味。

 


新华每日电讯    宋家客厅:主人皆传奇,往来无白丁    2015.06.05

  一直以来,宋淇、宋以朗父子以张爱玲遗产执行人的身份为世人所知,却少有人知道,民国四大才人钱钟书、傅雷、吴兴华、张爱玲都与宋家惺惺相惜,是“宋家客厅”的座上客。

  2015年,一本由宋以朗口述,陈晓勤整理的新书——《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出版。有心人可以借宋家三代人的命运一窥中国近代史的风云。

  在清末民初的年代,宋家绝对算是巨富。宋以朗的曾祖母徐碧云的父亲替瑾妃、珍妃的堂兄唐志锐在上海办事,而其祖父娶的又是富甲一方的朱鉴堂的女儿,朱是德资礼和洋行的买办,宋家也因此在上海滩里自有了一席之地。

  宋以朗的祖父宋春舫是近代文人,12岁考取秀才,1910年考入圣约翰大学,懂七国语言,钻研西洋戏剧,成为中国大学里第一个开设戏剧课的人, 他在欧洲购买了大批原版书,成为国内有名的“藏书家”,以至于胡适要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也要去参观青岛宋家的“褐木庐”。后来他所建的春润庐更成为民国时期名流们在杭州的据点,造访过春润庐的包括章太炎、徐志摩、蔡元培等。

  因为肺病,宋春舫不到50岁就早逝,而宋淇这一辈子也被肺病所累。虽然拖着病弱的身体,但宋淇一生又凭着自己的精明强干在世事风云里起转承合, 穿梭于文化电影与商界。在上海时期,他家底甚厚,既做生意,又对话剧感兴趣,编有舞台剧《皆大欢喜》,与钱钟书等人交情甚笃。移居香港后,宋淇先后在两大电影公司电懋与邵氏担任重职,还做过编剧,编过诗集,创办过《文林》,执教过香港中文大学……在退休后,他甚至靠炒股票获利甚丰。

  至于宋以朗,这一辈子也称得上传奇。1968年,他一个人去澳洲留学,主攻数学;他兴趣广泛,后来转去美国,在专业之外加学了心理学,后来又改学统计,由硕士读到博士。毕业后,他做过IT工程师、统计师,也做过FBI的同声翻译,后来更成为美国著名媒体调查公司的合伙人。“我找工作很顺利,薪金高,要转行也轻而易举,无论是翻译、金融分析、编程、统计、教新闻学等,我全都胜任。”一个人穷尽一生只能在一个领域里成为专家,而宋以朗却轻松成为许多个领域的专家,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挑战自己。

  他在《宋家客厅》里这样总结宋家祖孙三代,“我们三人的共通点是,大家都确信我自己一生做的,正是兴趣所在,所以我们是幸运的。” 来源:《南都周刊》

  1981年,钱先生去听傅聪的音乐会,对于音乐,他又有什么高见呢?先看看傅敏的回忆:“钱钟书先生还听过一次音乐会。那是在80年代北京的红塔礼堂,傅聪也参加了这次演出……钱先生说:‘你们这是对牛弹琴,我听不懂。’然而音乐会结束后,钱先生说:‘领唱的德文唱得不怎么样!’”

  钱钟书寄给我父亲的信,说的也大同小异,但似乎更幽默:“春节前阿聪音乐会末次,弟已十余年不夜出,为之破例。畜牧学者言:向牛弹琴奏乐,可以增加乳量。自惭乃老公牛,对我弹琴,未见成效耳。”

  《记钱钟书与〈围城〉》一文中,杨绛曾说钱先生有股“痴气”。以下所述,大概也是他某种痴气的表现。1980年年底,我父亲寄了一些笔给钱钟书,杨绛回信,竟大爆他有咬笔的习惯,很孩子气:“钟书向来不肯用好笔,他爱咬笔杆,每支笔——毛笔、铅笔,以至康克令活动笔都有他的齿痕。竹笔管经常咬扁,所以专用铅笔头头恣意咬。近来惯用圆珠笔,咬笔习气已改掉,但仍喜用破笔。”

  但父亲为什么要寄笔呢?原来是钱先生字迹太潦草,难以辨认,所以我父亲寄笔时附信说:“兹由平邮寄上小包一件。内有pilot原子笔成双,补充笔芯四支,空邮信纸两册,信封两扎。因友人中多以先生来函太短,有时原子笔太化,字迹难以确认,而墨宝多数又为人所乐于影印流传。前曾嘱子建代奉笔一对, 想已遗失,故特再行奉上,略表心意,正所谓纸短心长也。”

  钱钟书的痴气,其实也有几分周星驰式的“无厘头”。例如在1984年,他听说宋淇身体转佳,竟连珠炮发,写了以下一大段话:“方正先生曾来书言,兄去秋以还,精力胜昔,治事为学,益复游刃有余,写之雀跃。虽兄荣获诺贝尔奖金,任法兰西学院院士,不如此可喜可贺也。”

  钱钟书寄来的最后一封信,日期为1989年1月15日,他写道:

  久阙音问,惟心香祝祷兄及美嫂身心康泰,无灾少病。贱恙承远注,并厚惠良药,感刻无已。去夏以来,渐趋平善,除西药外,兼服中药调理,望能免于 polypharmacy(治疗一种疾病时的复方用药)之害,而得收synergism(药力协同)之效。然精力大不如前,应酬已全谢绝。客来亦多不见, 几欲借Greta Garbo (葛丽泰·嘉宝)“I want to be alone”(我要自个儿待着)为口号,但恐人嗤我何不以尿自照耳。呵呵!

  最后那个“呵呵”,用法一如我们在网上常用的表情符号,信中流露的风趣语调、跳跃思想,实在让人难以相信是出自二十多年前一位年近八十、用毛笔写文言文的老人!

■书摘

“无厘头”的钱钟书,文言书信加“呵呵”

  1981年,钱先生去听傅聪的音乐会,对于音乐,他又有什么高见呢?先看看傅敏的回忆:“钱钟书先生还听过一次音乐会。那是在80年代北京的红塔礼堂,傅聪也参加了这次演出……钱先生说:‘你们这是对牛弹琴,我听不懂。’然而音乐会结束后,钱先生说:‘领唱的德文唱得不怎么样!’”

  钱钟书寄给我父亲的信,说的也大同小异,但似乎更幽默:“春节前阿聪音乐会末次,弟已十余年不夜出,为之破例。畜牧学者言:向牛弹琴奏乐,可以增加乳量。自惭乃老公牛,对我弹琴,未见成效耳。”

  《记钱钟书与〈围城〉》一文中,杨绛曾说钱先生有股“痴气”。以下所述,大概也是他某种痴气的表现。1980年年底,我父亲寄了一些笔给钱钟书,杨绛回信,竟大爆他有咬笔的习惯,很孩子气:“钟书向来不肯用好笔,他爱咬笔杆,每支笔——毛笔、铅笔,以至康克令活动笔都有他的齿痕。竹笔管经常咬扁,所以专用铅笔头头恣意咬。近来惯用圆珠笔,咬笔习气已改掉,但仍喜用破笔。”

  但父亲为什么要寄笔呢?原来是钱先生字迹太潦草,难以辨认,所以我父亲寄笔时附信说:“兹由平邮寄上小包一件。内有pilot原子笔成双,补充笔芯四支,空邮信纸两册,信封两扎。因友人中多以先生来函太短,有时原子笔太化,字迹难以确认,而墨宝多数又为人所乐于影印流传。前曾嘱子建代奉笔一对, 想已遗失,故特再行奉上,略表心意,正所谓纸短心长也。”

  钱钟书的痴气,其实也有几分周星驰式的“无厘头”。例如在1984年,他听说宋淇身体转佳,竟连珠炮发,写了以下一大段话:“方正先生曾来书言,兄去秋以还,精力胜昔,治事为学,益复游刃有余,写之雀跃。虽兄荣获诺贝尔奖金,任法兰西学院院士,不如此可喜可贺也。”

  钱钟书寄来的最后一封信,日期为1989年1月15日,他写道:

  久阙音问,惟心香祝祷兄及美嫂身心康泰,无灾少病。贱恙承远注,并厚惠良药,感刻无已。去夏以来,渐趋平善,除西药外,兼服中药调理,望能免于 polypharmacy(治疗一种疾病时的复方用药)之害,而得收synergism(药力协同)之效。然精力大不如前,应酬已全谢绝。客来亦多不见, 几欲借Greta Garbo (葛丽泰·嘉宝)“I want to be alone”(我要自个儿待着)为口号,但恐人嗤我何不以尿自照耳。呵呵!

  最后那个“呵呵”,用法一如我们在网上常用的表情符号,信中流露的风趣语调、跳跃思想,实在让人难以相信是出自二十多年前一位年近八十、用毛笔写文言文的老人! 


三联生活周刊    “我与我周旋久”——评《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     2015.06.11

宋以朗先生以理工男的身份写出了一本《宋家客厅》,给无数喜欢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的读者以莫大的阅读乐趣。这部书先有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版本,书名叫《宋淇传奇——从宋春舫到张爱玲》,我以为比大陆版要更妥当,《宋家客厅》这几个字乍看去会让人误以为是讲述宋家三姐妹的往事吧。大约是觉得“宋淇”和“宋春舫”的卖点不够,遂改成如今这个有些不伦不类的书名。

这本书其实已经可以当作《宋淇传》来看,用好友的文酒风流来衬托传主的胜处,本就是极高明的做法,好些年前国内有位韩石山先生写过一本《徐志摩传》,便用了不少篇幅给徐志摩的朋友各撰小传,他们各各和诗人的交往应答便草灰蛇线地隐在其中,而诗人的性情谈笑也跃然浮现了。钱锺书先生曾说过这样意思的话,要想知道一个人不能读他的自传,反而要去看他为别人写的传记,那么用在宋以朗先生这本书上,似乎便可以这样说,要了解宋淇,不妨先了解他的这些朋友,他们群峦竞立如画屏,尽可以衬得出孤峰一座的独秀之姿。

古典中文世界里《世说新语》要算最早最知名的八卦谈资之作了,里面的各路人马无论是旷达,深挚,还是豪纵,残忍,其言行概而言之,大都称得上一个“真”字,他们活在自己的天地里,歌哭笑骂,俯仰由己,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魏晋士子们向外发现了自然山水之趣,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也便是这样的道理。其中颇精要的一句话是“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

后世写这类文字最为擅长的是民国年间居于上海的郑逸梅,一生专写旧闻,各种补白,散记把空洞无味的大历史填充进更多令人低徊细赏的小细节小情趣来。宋以朗先生的这本书也可以放到这样的高度来看,而且更与众不同,他书里回忆这几位才子名家的种种桩桩都是他们自说自话,远比隔岸观火的旁观者窥探揣测来得真切。

这本书写宋家人几代往事,写宋淇到香港时的挫折和拼搏,写钱锺书、傅雷、吴兴华三位才子与宋淇的交往,更多的篇幅写张爱玲的生前身后,尤其是她后期作品的本事源头,因为用了大量的书信资料,使得它远胜一般想当然之作,具有了史的意味。

读完此书,当然能对宋淇这个人,对那几位才华横溢的文士有更深的理解与体认,然而我更欣赏的,却是这位理工男宋以朗先生的人生态度与精神价值。

宋先生的文字以及文字里透出的思想,便有一股子《世说新语》里“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的真气真趣在,不受时风世风的干扰,静静地做自己的事说自己的话。比如,写钱锺书先生的信札,提到坊间偶有钱氏信札被高价拍卖的事,他却不以为然,“对我们而言,读钱先生的来信有一种知性的快乐,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我父亲曾给钱先生写道:‘读来示是人生一乐,妙语层出不穷,智慧与幽默共存,而书法圆浑自如,已臻化境,赏心乐事,莫过于此。’”

从这“知性的快乐”几个字可以想象,宋以朗安坐书斋里,慢慢识读文字,慢慢赏玩品鉴,慢慢会心而乐的美好过程。

更能见出宋先生真性情的还有一处,在列举一堆谬托知己的人描绘张爱玲逝世当日情状的想当然语之后,他颇为罕见地写了一大段貌似游离于主题之外的话:“我觉得,只要张爱玲自己喜欢,何必要求她一定要住花园洋房,坐跑车、养番狗、吃鲍参翅、穿名牌时装、携高贵手袋、戴钻戒、搞整容?就我所知,张爱玲在赖雅去世之后的感情生活应该是空白的。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为什么一定要她有个伴侣呢?没有这些东西就一定很凄凉吗?你可能有如此想法,但正如她那篇散文所说的,她要你‘把我包括在外’。”

由彼及此,宋以朗还顺带提及自己的生活,在引述了某作家不无同情地描绘自己的简单生活后,他说:“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无妻无儿,家徒四壁很凄凉,反而这种生活我喜欢得很啊!”

读完全书之后再掩卷回想,这本书里的宋淇和他的朋友们,以及作者宋以朗,其实都是“我与我周旋久”的真性情,是高贵的自尊和自傲,是我们现时生活中极为匮乏的东西,这也是我读此书最大的意料之外的收获。


深圳商报    百年宋家传奇    2015.06.14

“微言妙质得谁知,年少东来信起予。将母呕心休觅句,绍翁剖腹肯留书。人癯恰办竹兼肉,文古能穷柳贯鱼。疏凿诗中惭出手,君家绪有茗香馀。”在学者钱锺书的《槐聚诗存》里,收录有两首赠宋悌芬的诗,此首即为1942年的《赠宋悌芬,君索观〈谈艺录〉稿》。宋悌芬,就是宋淇。

不仅钱锺书,还有傅雷、吴兴华、柳存仁、夏志清……20世纪现代文学史上很多文人作家,都与宋淇有着千丝万缕的情缘。当然其最为人所津津乐道者,则与另一个名字有关——张爱玲。宋淇长期以朋友身份担任张爱玲的文学经纪人和顾问,张爱玲去世前更将遗物(包括遗稿)交给宋淇、邝文美夫妇保管。这些都使宋淇长期以来既“出名”又“神秘”。

宋淇曾办杂志,搞电影,写文学批评,也研究《红楼梦》和翻译作品,退休后又炒股票。如果再往上回溯,其父宋春舫亦不容小觑。宋春舫懂七国语言,专研西洋戏剧,在欧洲买了几千部书回来,建成藏书馆“褐木庐”。所有这一切,已足以成就一部可圈可点的“宋氏家族史”。

而今由宋淇之子宋以朗著述,陈晓勤参与整理的《宋家客厅》将“传奇”变成了“现实”。宋以朗在私家资料、家族记忆和公开资料的基础上完成这本书,不仅使宋淇的人生概貌更为清晰,还披露了那一代文化人的相知相惜,破解了不少疑团和误解。近日,本报记者前往香港宋家,对宋以朗做了一次难忘的面对面专访。

深圳商报记者 魏沛娜 文/图

深圳商报    宋以朗的“简单”和“不简单”    2015.06.14

        宋以朗在香港家中。他身后的书柜,左边是专门搜罗的两岸各种有关研究张爱玲的书;右边各种颜色的文件夹中都是有关张爱玲的书信原件和原稿件。深圳商报记者 魏沛娜 摄

  深圳商报记者 魏沛娜

  初夏的一个下午,大雨倾盆在即,天空一片黯淡。然而路途的闷热无扰于内心的期盼。几个小时,一番畅谈,百年宋氏家族史在这间位于香港九龙嘉道理道的加多利山豪宅里再度匆匆翻过。文艺评论家、翻译家宋淇之子宋以朗谈吐温文尔雅,在讲到有关张爱玲的“传闻”,或者对自己的“误解”时,66岁的宋以朗总是习惯性地两手轻轻一摆,报以“呵呵”一笑。在他的眼中,现代文学史上风云际会的家族往事仿佛云淡风轻。而他的从容、达观、温和、无谓之性格,亦隐隐展现出自身的博识聪明和“不简单”。

  陆续出版张爱玲遗作

  作为张爱玲文学遗产继承人,宋以朗这些年来一直忙于整理张爱玲的遗作。在访谈过程中,每当提及现代文学史上哪位文人作家时,宋以朗都会从容地站起来,自然而然地走到相应的位置,打开书柜,熟稔地捧出一大堆相关的资料。或者是,在谈及某段文学史事时,他亦能很快地道出个中事件的始末,甚至具体到哪一年哪个月哪份报刊杂志上。他对张爱玲文学创作与人生历程的了解程度可见一斑。

  令人惊讶的是,与其祖父宋春舫和父亲宋淇大异其趣,宋以朗的专业是应用数学和统计学,曾发表过几篇有影响力的社会学论文,工作包括电脑编程和媒体调查,也曾替美国执法机构做过翻译,业余搞过几个网站,例如“东南西北”。他称自己一生“曾在中国香港、澳大利亚与美国长住,但每次总是以异乡人的身份寄居”。

  “如果有人在2003年问我:‘你愿意管理张爱玲的文学遗产吗?’我的答案一定是‘不!’”宋以朗在接受访谈时不断重复类似的话。他说自己“对出版没有经验,也不感兴趣。但事情总是不知不觉间发生”。2003年,母亲邝文美中风,宋以朗回到香港照顾她。最初他只是负责整理张爱玲的合约,给她逐一签好,然后归档。当时他并未在意家里那些塞满了张爱玲遗物的箱子,更不知道里头有书信和小说稿。“随着事态变化,我终于慢慢接受自己的责任,一本又一本的张爱玲遗作陆续出版,过程中我也学懂不少东西。”

  此后,宋以朗以每隔一年推出一本张爱玲遗稿的速度,来展现他勤奋的整理工作。2008年的《重返边城》,2009年的《小团圆》,2010年的《张爱玲私语录》,2010年的《雷峰塔》和《易经》,2011年的《异乡记》,及至2014年的《少帅》,皆见证着他在履行张爱玲遗产继承工作方面的“责任”。至于张爱玲与父母宋淇、邝文美夫妇间的通信全集,目前已完成了文字输入,大约九十万字,正在校对。宋以朗还没预计什么时候出版,他表示要“总之一切妥当后才出”。

  不认为张爱玲晚年凄凉

  在宋以朗家里,各种名人书信和作品签赠本随处可见。金庸、林文月、董桥、夏志清、白先勇……这些资料记载着其父宋淇与20世纪中国文坛一批文人代表的交往轶事,折射出宋家在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难以忽略的地位,其中尤与张爱玲的关系最为重要。而今香港宋家客厅墙壁上悬挂着的张爱玲作品封面、改编剧照等,以及用不同颜色的文件夹区分归档的书稿信札资料,一壁平时专门从两岸搜罗的各种有关研究张爱玲的书籍,还有张爱玲在世界各地已出版的各种著作版本等,也明显可见张爱玲在宋家所占据的沉甸甸分量。若言现在的宋家是一个“张爱玲资料展览室”,并非故作夸张之辞。

  宋以朗说,他之所以要处理并出版张爱玲的未刊作品和书信,目的是要纠正市面上一些流传已久的谬误。“若我决定不出,那表示我已经替你作了选择——谁也不许看,或者我喜欢给谁看就让谁上我家看个够。”宋以朗称,他“现在的责任,就是把选择权归还读者,而不是给张爱玲的未刊文字作最后审判”。

  很多人都好奇宋以朗究竟有没见过张爱玲。答案是肯定的。宋以朗说,他小时候在家里见过张爱玲,后来他写过一篇关于张爱玲轶事的短文说:“(张爱玲)整天就只神秘兮兮地躲在卧室,即使偶尔同台食饭,彼此间也静默得宛如隐修院的院友。她从不挑剔饭菜,胃口也不大……印象中没见过她穿旗袍。记得最清楚的,倒是她深近视又不戴眼镜,看事物总要俯前——也许她担心把我和姐姐混淆了。”

  外界向来觉得张爱玲晚年很凄凉,宋以朗则认为:“只要张爱玲自己喜欢,何必要求她一定要住花园洋房,坐跑车、养番狗、吃鲍参翅、穿名牌时装、携高贵手袋、戴钻戒、搞整容?就我所知,张爱玲在赖雅去世之后的感情生活应该是空白的。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为什么一定要她有个伴侣呢?没有这些东西就一定很凄凉吗?正如她那篇散文所说的,她要你‘把我包括在外’。”

  专业与祖父辈大异其趣

  宋家现在也是宋以朗一个人住,但他“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无妻无儿,家徒四壁很凄凉”。从一定意义上讲,这十年来宋以朗之所以备受关注,除了宋家所赋予的特殊身份和工作外,还与其出色的专业能力和丰富的人生阅历有关。

  1949年4月,宋以朗在上海出生。28天后,父母、姐姐与他便南下香港。1967年,在喇沙中学读到第五年,香港发生暴动。宋淇夫妇担心,便把子女送离香港。1968年1月宋以朗抵达澳大利亚悉尼,入读一所寄宿学校。“尽管我可以选择专业,爸爸却不想我读文科,认为没有前途,我于是选了物理,大概是所谓‘杨振宁/李政道效果’。”然而第二年一开学,宋以朗便跟父亲说不想读下去了。宋淇建议宋以朗到美国读书,“反正姐姐也在美国,嫁给了水彩画大师曾景文的儿子小曾景文。我恰巧又有一个表姐在纽约州立大学,她便帮我申请入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就这样,宋以朗从澳大利亚转去美国。在纽约读了一年物理,他发现真的没有那份热情,于是余下两年,他便转读应用数学和心理学,同时兼修两科。

  宋以朗最初打工,是写电脑程序,三年后转做媒体调查。他任职过几间媒体调查公司,分析收视率、收听率、报纸读者量和网站流量。而他也曾被选中当美国执法机构的翻译,“从1985年到1993年,我处理过上百宗案件,听了数以千计小时的黑帮对话,大部分是广东话,偶然也有普通话和上海话”。最终时距34 年后,宋以朗回到香港又创办博客ZonaEuropa.com(“东南西北”),把各个媒体的报道译成英语,附上个人见解张贴在上面。以致麻省理工教授、媒体研究学者伊森·扎克曼曾评价道:“大家要知道中国网民的想法,最好希望我们能尽快找到法子复制宋以朗。他和东南西北博客对中、英文世界的交流太重要了……”

  春秋迭代,倏然而过。当回顾起祖父、父亲和自己三代人的同异,宋以朗的话是耐人寻味:“说到尾,我们三代人的共通点是,大家都确信自己一生做的,正是兴趣所在,所以我们是幸运的。”


广州日报    张爱玲与宋淇   2015.06.15

        1992年2月14日,张爱玲在美国洛杉矶立了一份遗嘱,内容十分简单,只有三项:“第一,我去世后,我将我拥有的所有一切都留给宋淇夫妇。第二,遗体立即焚化——不要举行殡仪馆仪式——骨灰撒在荒芜的地方——如在陆上就在广阔范围内分撒。第三,我委任林式同先生为这份遗嘱的执行人。”林式同是一位土木工程师,受朋友之托照顾张爱玲,他并非文学圈中人。但是,如果没有张爱玲,我们知道宋淇是谁吗?

  宋淇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是1919年出生的人,家学渊源,父亲宋春舫是中国有名的剧作家。宋淇从燕京大学毕业后,也从事过话剧创作,办过杂志,抗战结束后,为生活所迫,还倒卖过阿司匹林,走私过汽车,攒下了不少家业。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全家搬迁到香港之后,做过翻译工作,印象比较深的是他以林以亮的笔名翻译过切斯沃夫·米沃什的《攻心计》(1956),即现如今出版的《被禁锢的心灵》。他也做过电影制片人和电影编剧,炒过股票等等,可谓是文学圈里最有名的商人,商人里最有名的文化人。可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没有足够的天赋和才气,也不会受到钱钟书和傅雷等文学名流青睐,更别说张爱玲的身后事完全交给他。

  1952年,张爱玲从上海来到香港,为了生活,也加入翻译的行列,当时宋淇正在美国新闻处的翻译部寻找海明威《老人与海》的合适译者,看到张爱玲应征,从此结识。

  我知道这样打比方可能不太恰当,宋淇与张爱玲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像马克斯·勃罗德和卡夫卡。卡夫卡死后生命之盛,主要归功于勃罗德。然而,也正是卡夫卡的名声使勃罗德黯然失色。特别是在今天的英语世界里,人们往往只知道勃罗德是卡夫卡的传记作家、忠诚的朋友和遗稿保管人。就如同宋淇一样,是张爱玲的遗产管理人。

  但他又不仅是张爱玲的朋友。宋以朗在《宋家客厅》中记述了他父亲与当时众多文学名流交往的情形,傅雷、钱钟书、杨绛、夏济安、夏志清以及在香港结缘的张爱玲,都是现当代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名家。当时宋家在上海定居,经常邀请文学大家去聚会。夏志清就是在宋淇家中与钱钟书夫妇结识的。

  但是宋淇的一生,总归没有什么好的作品流传后世,他的名字只是偶尔出现在众多名家回忆的瞬间,以及他们传记的字里行间,尤其是他现在变成了张爱玲遗嘱上的名字。宋以朗整理父亲的作品时也承认,“终其一生,父亲写了大量短小精悍的文章,但始终没有写下什么长篇巨著。以父亲的才学而论,未免太可惜了”。


中华读书报    宋以朗:用书信“拼贴”出父辈的永恒派对    2015.06.17

爷爷宋春舫是我国清末民初引介西方戏剧及理论的先驱、藏书大家,父亲宋淇是活跃在抗战时期上海和1949年后香港的文艺评论家、翻译家,母亲邝文美亦是作家、翻译家……除却这样的家世背景,宋以朗的学业、职业都与文学没什么交集,直到他的父母先后辞世,将好友张爱玲的遗物特别是书信、文稿交付与他处理,他成了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2009年,宋以朗促成在大陆、香港和台湾分别出版张爱玲长篇小说遗作《小团圆》引起强烈反响和争议。随着《易经》、《雷峰塔》等张爱玲作品陆续问世,他越来越多地介入到文学出版、作家生平研究中。

    宋淇一生交游广阔,文学视野与见地不俗,与钱锺书、杨绛、傅雷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人物”颇多交往,保持着多年书信联系。宋以朗在整理、出版张爱玲作品过程中,也翻阅了父亲与其他文学前辈的书信,这些书信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那些老友间鱼雁往返的文字或交流创作心得或畅谈文学观点,也有具体的经历、见闻等生活层面的信息传递,且不乏内心的五味杂陈,精神世界的起伏,诸多内容对于修正文学评论界、读者间对这些文学人物的某些谬传别具助益。

    应《南方都市报》之邀,宋以朗以父亲宋淇与多位文化名人朋友的书信为线索,加上宋以朗本人的记忆,父母亲友说给他的往事,连同坊间可见的相关文献、出版物,在将近两年的时间内陆续以专栏形式发表了42期文章,在此基础上结集而成《宋家客厅》一书。书中记述了宋春舫、宋淇邝文美夫妇等宋家先辈成长、求学直至有所建树的人生经历,更重点写及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和张爱玲四位在中国现代文化、文学界极为重要又命运各异的人物。书中内容有着详尽的出处,叙事冷静而流畅,兼有家族史和文学史、传记、作品分析等层面的意义。

    虽然宋以朗一再表示自己是文学的门外汉,但自小耳濡目染,加上这些年投身张爱玲作品出版和数量庞大的家藏书信手稿的整理研究中,他谈起相关话题还是很有底气的。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过程中,说到他的一些做法被曲解,关于张爱玲后半生经历与作品写作背景的被误读,谈吐收敛斯文的他几度无奈苦笑。只有从外套口袋里掏出傅雷、张爱玲的亲笔信向记者展示时,庄重和认真才一下子回到他脸上。公开这些书信,进而写出父辈所在的那个文化繁盛、大家迭出、惺惺相惜的大时代,就如他在书中所言,“我的父母和他们已逝的朋友们,也应该已在彼岸重逢,那里有一个永恒的派对”。

    读书报:你是学统计学出身,工作也与文学无关,因为父母受张爱玲之托处理其遗物及作品出版事宜,父母过世后你以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的身份“无心插柳”地涉足文学出版、文学史研究领域。在《宋家客厅》这本书里,对钱锺书、傅雷等人的书信整理,对张爱玲作品写作线索发掘,都透着严谨和理性,这也得益于你的专业吧?

    宋以朗:这个我也不好区分。我做过统计学,就想试试用这样的方式写这本书,为什么不呢?我读的是理科,如果你问我《小团圆》写得好不好,我不懂的。我可以回答的是,我喜欢《小团圆》。

    读书报:《宋家客厅》重点写到钱锺书、傅雷、张爱玲几个人物,你手头关于这些人的资料会令很多专业文学研究者羡慕不已。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毕竟涉及私人内容,你如何把握运用资料的分寸?

    宋以朗:这些信件中也不见得有那么多的私人内容。书中最主要写到了我爸爸的四个朋友,当然爸爸和其他人也有很多书信往来,他们也是文学界的知名人物,比如白先勇、夏志清。可是我看过那些书信后,觉得他们其实不能算是我爸爸的朋友,那些信中说的多是公事,内容没有什么看头。反而是《宋家客厅》中的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和张爱玲,在信里跟我爸爸不止有文学上的交流。

    张爱玲和我爸爸的关系其实有些奇怪。她跟我爸爸未必是朋友,爸爸是她的文学代理人,处理她的文学出版业务。我妈妈是张爱玲的好朋友,但不会去处理她的文学业务。刚刚好,我的爸爸和妈妈,一个是她的代理人,一个是好朋友。傅雷和我爸爸的那些通信没有太多文学上的讨论,傅雷的专业是法国文学翻译,我爸爸的法文应该不怎么好,而且傅雷对自己的译作非常有信心,不大需要听其他人的评价。可是,看过这些书信,尤其是他写给我叔父宋希的这一封信,我是带在身上的(注:宋以朗掏出傅雷亲笔信给记者看),令我感动的是傅雷为宋家做了那么多事。

    说到钱锺书呢,当初我也没想到会在书中写到他。2011年的香港书展计划中要做个钱锺书书信手稿展。可是后来由于一些原因,那些展品没有办法在香港出现。书展主办方对这个活动的宣传已经发出去,怎么办?是不是可以展出一些复印件?后来,作家马家辉跟书展方说,你们可以去找宋以朗,他手里有一些钱锺书的书信手稿。结果那年香港书展展出的钱锺书书信手稿是我提供的。他们邀请我去做了讲座,这本书里关于钱锺书的那篇文章就是从那里来的。我觉得钱锺书跟其他和我爸爸通信的人不同的是,他和爸爸的通信不太涉及公事,真地就是朋友间的聊天,开开玩笑,说说文坛笑话。

    吴兴华的情况是,爸爸从来没有跟我提过这个名字。或者是我那时太小,爸爸跟我提过这个朋友,我也没有记忆了,1966年吴兴华去世,我也才十几岁。爸爸没有跟我说,是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后来,有朋友问我有没有吴兴华的书信,再后来,我整理张爱玲的资料,发现家中还有吴兴华的信,就开始想要了解这个人。当时外面关于吴兴华的资料只有两篇文章,一篇是他的女儿吴同的回忆文章,另一篇是吴兴华的同学的爱人写的纪念文章。我家中有三本手抄的诗集,其中有些诗有红色标注。我查大陆出版的《吴兴华全集》,发觉原来标注的是我爸爸用不同办法替他发表的诗歌,有些用笔名发表,梁文星、邝文德,可是发表后的影响未必那么好,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两个名字。所以我爸爸也将吴兴华的诗用“林以亮”的笔名发表,这个笔名的影响力还高一点。

    现在宋家和吴家在重做吴兴华的全集。吴兴华写给我爸爸的信有六十多封,那些不是说说今天我去哪里,见了什么人那样的普通通信,而是谈了吴兴华对文学的看法,这些观点需要有个人听,给他一些反应。

    读书报:书中除了写到你父母之外,对于其他人物更多是写他们的求学经历、治学经历和作品的出版等等,少有提及个人生活或者情感世界,为什么?

    宋以朗:怎么说呢,我爸爸跟钱锺书和傅雷是不会在信里交流这些东西的,关于吴兴华,读者倒是可以看看我写他的最后那部分,182页的最后一段,写到了吴兴华和我父亲的友情。至于张爱玲,关于她的情感的文字其实是在《张爱玲私语录》中,在《宋家客厅》中不需要再从头来写。

    读书报:这本书中关于张爱玲的篇幅超过三分之一。自你经手张爱玲文学遗产的整理和出版后最为轰动的就是《小团圆》的出版,可是你在书中并没有太多笔墨写到这个,张爱玲研究专家陈子善在为这本书所写序言中认为,“大概限于篇幅和已另行撰文的原因,《宋家客厅》并未再讨论引起轰动的长篇《小团圆》”。

    宋以朗:2009年《小团圆》出版时,我写了一篇前言,里面没有我对这部作品的意见和评价,只是跟读者说说它写作的过程,因为我不想引导读者的看法。 1975、1976年,张爱玲写信给我爸爸,谈到了她写《小团圆》的情况。我能提供给读者的信息就这么多,至于读者从中得出什么结论,事实就在那里摆着。那是我第一次做出版的事情,没有想过会产生那么大的反应,好像其他作家的遗作出版没有引发那么大的反响啊。出版《小团圆》应不应该,我觉得没什么可以说的了。读者的反应有三种,一种是不买不评论,一种是关心书中的所谓八卦,还有一种是买了认真去读,有些思考。既然怎么做都有批评说我是错的,不如把它拿出来。这种想法其实是统计学里面的,哈哈。

    读书报:关于这本书的问世,你的一个出发点是利用手头与几位作家有关的书信资料,修正一些坊间流传的与此相关的“流言”。比如,书中罗列了这些年不少版本中对于“张爱玲之死”的描述,宋明炜的、于青的、白落梅的,等等。这些描写与亲历现场的张爱玲遗嘱执行人林式同的记述相比,夸张、演绎、荒诞。你觉得这些年你做的这些努力是否能令世人对这些前辈的评判更加公允?

    宋以朗:现在对书中提到的几个人的评价情况是不同的。对于钱锺书和傅雷这样的作家来说,不需要我来公布什么去推动对他们的评价,人们对他们很熟悉。反而是吴兴华,现在没什么人知道他,更需要我做些事情。我在书中对吴兴华的经历和作品的介绍,也许我爸爸活着的时候没那么在乎,但如果他看到我通过这些文章让大家知道吴兴华,我想爸爸也会满意的吧。

    从前,人家都说张爱玲不就是个普通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嘛,没有什么大不了。(上世纪)60年代左右,夏志清要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我爸爸寄给他张爱玲的《传奇》和《流言》,还有钱锺书的《围城》,他看到了,结果这两个人成为那本书中地位特别重要的作家。夏志清的哥哥夏济安是在台湾有很大影响力的评论家,他的推介让六十年代的很多读文学专业的台湾大学生成为张迷,比如白先勇啊,陈若曦啊。

    读书报:在这本书的尾声,你提到了张爱玲和你的父母那九十万字的通信全集,这给了读者一个很大的期待。

    宋以朗:可能是吧。不过那些书信的内容可能没有这本书中写到关于张爱玲的部分那么精彩,这些书信完成了文字输入工作,但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处理,我都不知道这九十万字要多少时间才能整理完。我手中的张爱玲作品已经出版得差不多了,小说是没有了,还有一篇张爱玲在美国一家大学里的演讲词,那其实也不算很精彩的演讲。


羊城晚报  “世界真小”的趣味   王淼    2015.06.07

  民国时期,沙龙文化是为一时风尚,沙龙主人自然是能够得风气之先的文化名人,而出没其间的也多为当时的文化才俊,诸如北平的“梁家客厅”,上海的“曾家客厅”和“邵家客厅”等等,均为彼时颇有影响的文化沙龙。比较而言,“宋家客厅”虽然算不上声名显赫,却历经宋家三代人之经营,极富文化渊源,尤其是“宋家客厅”的第二代主人宋淇,曾经与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张爱玲等众多大名鼎鼎的人物相与往还,在不同的时空之中有着密切的交集,从而留下了大量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书信、书籍、照片、实物……可谓后人重新认识这些文化名人的第一手文献。

  宋以朗先生的《宋家客厅》(花城出版社),即以这些文献为基础,真实还原了父亲宋淇的一生,再现了那一代文化人相知相惜的交往过程。

  在“宋家客厅”的三代主人中,第一代主人宋春舫是中国早期现代戏剧理论家,中国海洋科学的先驱,著名藏书家;第二代主人宋淇是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和翻译家,一生涉足文学批评、红学研究、翻译、电影等多个领域,被称为多才多艺的“通人”;第三代主人宋以朗是统计学博士,香港知名博客“东西南北”的创立人,父母逝世之后,成为张爱玲文学遗产的继承人和执行人。

  《宋家客厅》的主要内容即围绕着宋淇的生平经历展开,既可以看作是宋淇的个人传记,同时也不妨视作有关钱钟书、傅雷、吴兴华、张爱玲的极富个性的私人记录——其中,因为宋淇曾经长期担任张爱玲的文学经纪人和顾问,故而仅有关张爱玲的内容即占去全书的近半篇幅。《宋家客厅》又是一部以细节取胜的文学回忆录,因为作者掌握着大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故而他能够发掘出许多具有“揭秘”性质的真实细节,还原了诸多真相,破解了不少疑团,更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增添了许多饶有兴味的话题与谈资。

  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印象中,钱锺书自然是一位博学多识的“文化昆仑”,然而,“文化昆仑”也同样有“孩子气”和“无厘头”的另一面,比如爱咬笔头,不管是毛笔、铅笔,还是竹笔管,经常会被他咬扁。钱锺书的书信常常写得汪洋恣肆、词锋犀利自不待言,然而当他有问题不懂得如何回答时,也同样“旁征博引、妙语连珠,好像他不懂的时候比他懂的时候还要博学”,可见人性微妙,世事庸常,钱先生又岂能做到事事免俗?翻译家傅雷向以严谨、正直的形象为人所知,读傅雷的书信,可知傅先生常常不留情面,直言彼时翻译家的错译之处,而涉及自身利益的资产处置与财物转让,他也总会交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点滴细节,即可印证傅雷公平透明、执著刚直的个性。与钱锺书和傅雷相比,读者对于吴兴华的名字可能相对陌生一些,正是通过宋先生披露的书信,读者才得以认识这位“兼通中西的大儒”,并真正感受到那一代文人坦若赤子的情怀和友谊。

  除了宋淇夫妇之外,书中着墨最多的是张爱玲。时下张学虽然已经成为显学,但探得真髓者寡,人云亦云者众,而作者的得天独厚之处;则在于他的身份特殊。正是在整理张爱玲文学遗产的过程中,他不断探讨张爱玲文学创作的诸多问题,像张爱玲的英文创作与翻译、编剧生涯、晚年的经济状况,张爱玲曾经构思但没有写出的作品、张爱玲作品在海外、港台和大陆的出版情况……一路探索下来,既澄清了许多坊间流传的错误信息,也纠正了不少张爱玲研究中的“想必如此”与“理所当然”;既发现了张爱玲与现实世界里的人物关系,也看清了她小说中有哪几处与事实相抵牾。诚如作者本人所言,身为张爱玲文学遗产的执行人,“有责任向公众交代一些不为人知的事实,让文学史家能根据更准确的资料对张爱玲和宋淇做出公允的评价。”

  宋先生以为,一切人、事、物都有自己的归宿。“我的父母和他们已逝的朋友们,也应该已在彼岸重逢,那里有一个永恒的派对,他们谈笑风生,就像回到六十多年前的上海。”而他之所以旧事重提,既是为了再现“宋家客厅”的盛况,也是想将一群文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城市的生活片段呈现出来,从而表达出一种“世界真小”的趣味。


深圳晚报   华丽的《宋家客厅》里也爬满了虱子   2015.06.21

王宝珍(我们书房)

  我的手边有两本书,一本是《宋淇传奇》,一本其实还是《宋淇传奇》,只不过“装修”成了《宋家客厅》。

  其实书的内容早已知道,2012年开始在南都(报纸)上连载时,每每追看,期期不落,而且收着整版整版的报纸,看了陈子善给《宋家客厅》写的序,原来不只我一个人这样“追星”。作者宋以朗是宋淇之子,从他祖父宋春舫起,说的都是父亲和他的朋友们的那些事,钱锺书、傅雷、张爱玲等如今听起来都响当当的名字。连载之后,2014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神速出版原汁原味的《宋淇传奇》,还把当初因报纸版面所限删减的部分给补上了,加量加料,十足过瘾。

  无论宋淇还是宋春舫,也许都不足够“著名”,2015年此书内地出版时,不仅副题从港版的“从宋春舫到张爱玲”,变成“从钱锺书到张爱玲”,并创出新书名“宋家客厅”,搞得我一开始都以为是出了续集。书业编辑还算传统行业,“客厅”的提法总还是循着“梁家客厅”“曾家客厅”的影子,如果到了新媒体小编手上,标题可能会变成“宋淇和他的朋友圈”吧。当然,在标题上也不见了《秧歌》和《赤地之恋》。

  在我看来,这本书最有价值的就是提供了当年他父母身边的文化大咖们交往细节,既有有趣的八卦,也有说不清的罗生门。

  夏志清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一书中,多次提到当年与张爱玲、乔志高的交往和交情,乔志高就是翻译《大亨小传》的高克毅,2013年该书大陆出版的序就是宋淇以林以亮的笔名写的。知道张爱玲曾与乔志高共事,看到她在给宋淇的信中说“此后他到处说我,所有我来美后的传言都是从他那里来的”。感觉惊讶不已,背后小风嗖嗖,这在他们自己的书中可不见提及。

  宋淇“朋友圈”中最应被关注的恰恰是最不著名的“吴兴华”,一个被称为“另一个钱锺书”的早逝天才,可宋淇出版《林以亮诗话》时却以林以亮的署名收录了吴兴华的《诗的教育》,据宋以朗的解释,“以亮”是著名电影演员孙道临的字,“林以亮”这个笔名宋淇是视为孙道临、吴兴华以及自己的三位一体。

  转眼张爱玲去世二十年了,书名怎么改都得带着她的名字,还有她那句被人引滥的话。仔细看看,宋家华丽的客厅里,也爬满了好多吸引人的小虱子。


江西日报    宋家客厅”的往事风华    2015.06.26

《宋家客厅》是宋以朗围绕其父宋淇撰写的一部传记。宋淇,文艺评论家和翻译家,在文学批评、红学研究、翻译、电影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与张爱玲、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夏志清等有深交。作者在私家资料、家族记忆和公开资料的基础上完成本书的叙述,书中涉及的大量细节不仅还原了宋淇的一生,披露了那一代文化人的相知相惜,破解了不少疑团和误解,也构建了一部“细节文化史”,使读者可以看到20世纪华语文学、翻译、电影和大时代的一个侧影。

《宋家客厅》以宋以朗之父宋淇为中心,上溯祖父宋春舫,旁及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和张爱玲,从父子两代和宋淇文坛交游的角度,用详实的资料为六位前辈立一“外传”。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坛几位大家真实的生活与创作状态,以及他们之间不为外人所知的深厚情谊和文字往还。

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一卷三章,上卷 “茗香馀绪”,主要是讲祖父宋春舫的文学生涯和他对中国戏剧的贡献,宋淇的生平和贯穿其一生的重要文学活动;中卷“微言唯有故人知”,讲述了宋淇与钱锺书、傅雷、吴兴华的文学交往和这三位文学名家对其他文人或文学问题的观点见解;下卷“半生缘未完”,则侧重记录有关宋淇与张爱玲的结识、交往,张爱玲的作品,以及作品的出版史。纵观全书,资料详尽、考据精心,内容安排得当,语言平实自然,大量照片、手稿、书信穿插其间,读来趣味盎然、令人手不释卷。

阅读此书,感慨良多。首先,是对宋淇的了解与敬佩。钱锺书说:“海内文章孰评定,观书月眼子能明”;张爱玲评价他是:“古今少有的奇才兼完人与多方面的 Renaissance man(文艺复兴时代的博雅之士)”;夏志清坦言:“我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写下张、钱二大章,最早的灵感都来自宋淇兄”;吴兴华说:“亲爱的朋友,我常想在我一声不多的幸运事件中,我之认识你可以算是最大的。”

宋淇与那一批文化名人相知相惜,共同谱下中国现代文学的华美篇章,但他本人却因疾病和家庭等原因,始终游走在大众视野之外。他是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导演、朗诵艺术家孙道临的好友,最常用的笔名林以亮,便是从孙道临的原名孙以亮而来。

宋淇一生,写了大量短小精悍的文章,也成就过不少文人名家的文学和影视作品,自己却从未写出一部“长篇巨著”。就连晚年,想写《张爱玲传》也终因有心无力而搁浅。这是他一个人的遗憾,也成为了中国文学的损失。这样的宋淇,就如同五角星的中心,紧密得连接着现代中国文坛的几位大家,为他们的文学生涯提供着帮助与指导。


TIMEOUT     宋淇与友人二三事    2015.6.26

《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是原《南方都市报》里的一部连载,共42期,名为《宋淇传奇:从宋春舫到张爱玲》。后经宋淇之子宋以朗先生整理添补,结集成书,改名“宋家客厅”,还将宋春舫(宋以朗的祖父)替换为了钱钟书。这样一来,“宋家客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大名鼎鼎的“梁家客厅”,大抵也是文人雅集之地。

文 宝饭

一部家史

事实上,本书的前三分之一,涵盖的是宋家的家史,而非客厅文化。从宋春舫的春润庐到藏书的褐木庐,延宕到他对中国戏剧的贡献;从父辈宋淇燕京求学、上海沦陷到辗转香港的一生;再从邝文美(宋以朗之母)祖辈开始说起,到跟宋家结合,是一条完整的时间线。毛姆、蔡元培是祖父辈的好友,孙道临、陆运涛(电懋老板)、曾江、王羽、张爱玲是宋淇的至交,但仅仅阐述几个小事作为家族史的“点缀”。其最精彩段落莫过于宋家举家迁往香港,宋淇错投朋友银行,一夜间积蓄全无的事情。宋淇为养活妻儿,拖着带肺病的身体在电影圈里打拼,做到电懋职位第二高的级别。他放弃书写长篇文学作品的念头,被傅雷称为 “dilettante”(懂很多,但没一样精),在宋以朗平铺直叙的语风下,没有半分卖弄夸耀的辞藻,却能浸透宋淇对人生态度的豁达,以及对家人无限的关爱。

宋以朗特意在家史部分里交代了一下他见张爱玲时的情景,想必这是用来对付那些对宋家历史不感兴趣的读者的。《南方都市报》当初找宋以朗先生的初衷,也想必跟张爱玲有着莫大关系,因为现在对张爱玲最有发言权的,莫过于张遗产拥有者宋以朗了。然而宋以朗并不那么“好打交道”,作为他好友之一的马家辉说,宋先生是统计学博士出身,标准的理科生,给FBI效过力。《南方都市报》打通宋先生这关,也是狠下了一番功夫,这里不妨透露一下,比如整理带书者陈晓勤自述,“每次采访我都选择在不用上班的周六,从广州搭火车到香港旺角东,一出火车两种制度。我在地铁站简单吃些fast food,买些牛油曲奇给宋先生,就从旺角闹市直奔他的半山豪宅采访,一百多次,分不清东南西北的我总在旺角东迷路。他住在加多利山一座奶黄色的小楼,保安叔叔已养成低头微笑为我开门。”


宝安日报    “宋淇是谁”    ◎舒瑜    2016.06.26

自打走上“租房租成房东炒股炒成股东”的老路之后,荣升书店小主的我评价一本好书的标准就变成舍不舍得卖了。马未都在收藏节目中讲过一个事儿,他年轻时经常从一个收破烂的老头儿手中收些文物,每次老头儿总是抚摸着那些文物念叨,“多好的东西啊,归你了”,卖废品的时候可从不会这么说。马先生要说的是文物是有感情的,听了以后每次卖书时就感觉被收破烂的老头附体了。

那天来了一个老书客,每周都来,每次都照例顺书架挨个巡查一遍,总能准确地找出一两本我不舍得卖的书。那天瞥见他又准确地拎出我正在看的两本书,心里就是一紧。那两本书一本是《宋淇传奇》,一本其实还是《宋淇传奇》,只不过“装修”成了《宋家客厅》。

其实书的内容不用详看,2012年9月开始在南都以“宋淇传奇”连载的时候,每每追看,期期不落,而且收着整版整版的报纸,看了陈子善给《宋家客厅》写的序,原来不止我一个人这样“追星”。作者宋以朗是宋淇之子,从他祖父宋春舫起,说的都是父亲和他的朋友们的那些事,钱钟书、傅雷、张爱玲等如今听起来都 duangduang的名字。2013年8月连载结束之后,2014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神速出版原汁原味的《宋淇传奇》,还把当初因报纸版面所限删减的部分给补上了,可谓加量加料,十足过瘾。

也许是宋淇也好,宋春舫也好,都不足够“著名”,到了2015年4月此书终于登“陆”时,不仅副题从港版的“从宋春舫到张爱玲”,变成“从钱钟书到张爱玲”,连书名都创新出一个“宋家客厅”,搞得我一开始都以为是出了续集。书业编辑还算传统行业,“客厅”的提法总还是循着“梁家客厅”“曾家客厅”的影子,比“大堂”文化味要浓厚,如果到了新媒体小编手上,标题可能会变成“宋淇和他的朋友圈”吧。

记得有心人比较过同一部电影两岸三地不同译名体现出来的文化,其实书名的异同也能有些说道。还有,仔细对比一下两地出版书的不同特别是删减之处,虽不能成为“显学”,窃以为,还是能为读书增添“无聊”的乐趣的。

有一次书房小妹问,姐,咱书房最不欢迎什么样的顾客啊,是仅看书不买书的,还是光坐着不喝茶的?我回答说都不是,最受不了的是问“谁是董桥”的顾客。但我多么希望有人问一句“宋淇是谁”。

谁是宋淇?1995年9月份(居然已是二十年前)张爱玲去世时这个问题被问得最多,在简单的遗嘱第一条就是“将我拥有的所有一切都留给宋淇夫妇”,由此也才会在二十年后有了我们眼前的这本书。

不出所料,陆版没有了“有关张爱玲《秧歌》和《赤地之恋》的评价”的标题,而这恰恰是宋以朗在“一点都不美丽的误会”一章中提到的,要仔细讨论《秧歌》和《赤地之恋》,因为对它们的评价已影响到对张爱玲的总体评价。书中宋以朗再次明确,“目前在内地是没有正式授权出版的。虽然小说是买不到了,但有心的人总有办法找到。”也是。

如果放到现在的微信时代,宋淇一说话,他朋友圈那些大咖肯定狂点赞,钱钟书的“呵呵”肯定更早出土。没有微信,记录当年的文化人交往的是书信。在我看来,宋以朗的这本书最有价值的就是提供了只有他能提供的这些通信,从些书信透露出来的交往细节,既有有趣的八卦,也有说不清的罗生门。

近年最吸引眼球的通信当属夏志清生前最后一本著作《张爱玲给我的信件》,我也是在这本书中看到当年夏志清、乔志高和张爱玲的交往、交情以及他们对张爱玲多有关照的细节。却不知,原来张爱玲对乔志高不但有微辞甚至还是那么大的怨言,这在他们自己的书中可是不见提及。乔志高原名高克毅,就是翻译《大亨小传》的译者,他的译本事隔四十年才终于在大陆出版,序就是宋淇以林以亮的笔名写的。张爱玲曾与乔志高共事,并怀疑乔志高对她多疑,看到她在给宋淇的信中说“此后他到处说我,所有我来美后的传言都是从他那里来的。”还是惊讶不已,背后小风嗖嗖。

相对大名鼎鼎的钱钟书和傅雷,宋淇“朋友圈”中最应被关注的恰恰是最不著名的“吴兴华”,一个被称为“另一个钱钟书”的早逝天才,当年《林以亮诗话》中却以林以亮的名义收录了吴兴华的《诗的教育》,据宋以朗的解释,“以亮”其实是著名电影演员孙道临的字,“林以亮”这个笔名宋淇是视为孙道临、吴兴华以及自己的三位一体,对此一说,小主表示看书少,比较新鲜。

二十年了,说来说去还是离不开张爱玲,还有张爱玲那句被人引滥的话。仔细看看,宋家华丽的客厅里,也爬满了好多吸引人的小虱子。


中华读书报    钱之俊:钱锺书“酷评”人物    2015.07.15

  辗转托朋友从台北购得汪荣祖钱学新著《槐聚心史:钱锺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年6月初版),虽距出版已一年,仍兴奋有加。这是期待中的一本书。作者此前早就放出风来,正在撰写一本全新的钱氏传记。笔者浅薄,粗览一过,窃以为,是书最具价值者,是作者与钱锺书几次信息量很大的面对面交流,以及征引的20余封手札(汪手中留有钱氏手札70余封),余下宏论倒无甚新意。

  谈陈寅恪在已发表(出版)的论著中,钱锺书很少言及陈寅恪。但大家喜欢拿陈、钱二人作比较,因为他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钱锺书曾对陈寅恪考证“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很不以为然,大家因此皆认为钱对陈评价不高。其实,晚年钱锺书多次对人谈到陈氏,从生平交往到学术思想评价,无不涉及,而且评价也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简单。

  晚年钱锺书很欣赏陈寅恪诗,但对其“以诗证史”之法,很不认同。汪荣祖说:“钱先生尊陈先生其人、爱其诗,而于其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则有如冰炭。” (第10页)1981年10月,汪荣祖再访钱锺书,谈及陈寅恪诗。钱氏认为,陈诗做得好,学钱牧斋,亦受李义山之影响。但其父陈三立虽有诗名,然除特有的高亢之气外,可取之处无多。对陈寅恪以诗证史之研究方法,他认为,陈氏混文于史,实有违文学意趣处,其读《会真记》以自传考论之,尤违文学基本理论所谓 fictionality(第7-8页)。

  写作此文时,刚好读到刘梦溪《钱锺书与陈寅恪》一文,其中谈到“陈钱的文体论”,认为“陈、钱文体论的侧重点虽有不同,都是文体革新派则一。他们都主张文无定体,不拘一格,力倡文体革新”。文章论及陈寅恪《论韩愈》,认为陈“对韩愈的评价比钱还高”。文章遗憾地说,“钱先生也一直有写一篇专论韩愈的文章的打算,可惜未及动笔而斯人已逝,真是遗憾之至。否则陈、钱两大家共论‘文起八代之衰’的文雄韩愈,各出以巨文,该是何等好看。”巧的是,汪荣祖的书中就有钱锺书对陈寅恪的“韩愈论”的直接点评。钱锺书认为,韩昌黎倡古文而定道统,集封建文化于一身,在大陆人人得而哇溺之,陈先生写《论韩愈》似有纠偏微意,惜推韩过甚,反授人以柄,即培根所谓“Too much magnifying man or matter doth initiate contradiction(ofpraise)”(过度赞美人或事必然招致反弹)。陈寅恪认为韩愈与唐代小说的传播有密切关系,钱锺书认为“此论有谬”,指出六经与小说皆散而不骈,唐人传奇在古文运动前已有,使陈先生之言而信,则韩氏并元稹《会真记》、陈鸿《长恨歌传》皆古文运动之产物矣。他不同意韩愈文以载道之说,谓“昌黎以文、道分别为二事,斥庄之道而称庄之文”,又说“宋人以昌黎入道统,尊之而实诬之也。近人论韩,更如梦呓矣。”(第9-10 页)“梦呓”之“近人”,有寅恪先生否?

  学术上的分歧,并没有影响钱锺书对陈寅恪思想根源的深层理解与判断,他对陈寅恪的处境似有切身同感。1986年7月,汪荣祖第三次拜访钱锺书,言及陈寅恪,钱曰:陈氏如一“eternal refugee”(永远的避难者),对共产党固然疑惧,对国民党则“despise,feel disgusted”,渠自身亦有矛盾,如治学崇汉学,却尊宋学。(第9页)1988年5月,汪荣祖应邀到中山大学参加陈寅恪学术研讨会。会后于6月2日第四次到北京拜访钱锺书。陈寅恪自是谈话应有之话题。钱锺书问了学术研讨会的经过后说,陈不喜共产党,瞧不起国民党,既有遗少味,又不喜清政府,乃其矛盾痛苦之所在,并重申前说。(第13页)他惋惜陈寅恪晚年双目失明,竟穷如此精力为柳如是立传,刻意求全,觉得不值。(第7-8页)对晚年陈寅恪思想处境,他认为,陈晚年已无人可谈,故颂柳如是之才学,若有所弥补,斯乃其痛苦症结之所在。(第10页)

  虽然钱锺书对陈寅恪的学术研究方法等有不同看法,但在私人情感上他还是怀有温情的。钱锺书回忆,解放后忽蒙陈寅恪惠书称赞《谈艺录》,虽是陈夫人的笔迹,他还是“心甚感之”。汪荣祖问钱锺书在清华读书时曾否与陈氏有过从,他说在校时未上其课,同事时也未请益;在清华接触较多的师长是吴宓先生。(第 7-8页)钱锺书去世后,2003年10月,汪荣祖至京访杨绛先生,又提及陈寅恪。杨先生特别提到,钱锺书晚年很欣赏陈寅恪的诗,说早知陈先生如此会作诗,在清华读书时,一定会选陈先生的课,成为恩师,但也不必讳言,他们在释诗上有不同的看法。(第19页)“早知陈先生如此会作诗”云云,让人平添了许多想象。

  月旦师友钱锺书对前辈和同辈学人之为人与学术,几无全面肯定者,一般在礼节性好评之后,再点中要害,指出不是。而对老友和后学晚辈,钱氏却不吝溢美之词,如近出之《宋淇传奇》(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大陆版名《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钱锺书”章,虽独列“月旦文坛学界人物”一节,却多为谀辞。对钱锺书的“酷评”,识之者以为耿介、直率,不掩藏护短,不识者以为尖酸刻薄。钱氏此类言论,在陆续发表的信札中想会更多。汪荣祖认为,钱锺书的人格特质“不是刻薄,而是犀利;不是狂妄,而是俏皮;不是揶揄,而是诙谐;不是刁蛮,而是机智”。但他认为,“即使犀利、俏皮、诙谐、机智至晚年都大为节制,无复当年直言无忌,不再尽情地神采飞扬”。(第181页)本书中,虽多为钱氏晚年言论,但每每言及前辈或同辈学人,往往寥寥数语,仍一针见血,不留情面。兹列几例观之:

杨先生特别提到,钱锺书晚年很欣赏陈寅恪的诗,说早知陈先生如此会作诗,在清华读书时,一定会选陈先生的课,成为恩师,但也不必讳言,他们在释诗上有不同的看法。

  章行严《柳文指要》。钱锺书认为这本书因毛主席之捧而红,实则文理尚有不通之处。(第7页)

  储安平。钱锺书说,“鄙夫妇与储熟识,此人极热衷政治,文革时某日出门未归,死非其辜,实堪怜悯。”传闻储安平“tall and handsome”,钱笑称这是宏观之印象。若微观之,则“thickish lips,loose mouth and a very chin ,which would be of someinterest to physiognomists”。(第9页)

  严复。钱锺书说,又陵英文并不甚佳,意译盖有藏拙之嫌,可以一笔带过,不加深究,至于译者加入己意,乃世界各地之通例,不足为异,绝非严复所创。(第10页)

  萧公权诗词。“萧先生自是名家,今能此者已不多,惟不免举轻若重耳。”(第13页)“在清华读书时已知其名,然未曾谋面。”(第7页)

  叶公超。“叶公超亦喜作旧诗,差萧先生远矣!”(第13页)“叶师晚年书法尚能入格,但旧诗则实未入门,此律(指《和好友郭则生》——笔者)实在瑕疵百出。………”(第259页)“公超先生为弟业师而倾轧弟颇深,Theodore Huters(胡志德)作弟传中,即窥其隐”。(第58页)

  关于胡适本书中,钱锺书除自述与陈寅恪等生平交往史实外,又还原了几个有关其生平史实的真实情况。钱锺书生前,对有关自己的生平文字,已知晓一二,但获其首肯者少。他认为,纽先铭和邹文海所记多有不实之处,吴组缃所谈尤虚妄(指《吴组缃畅谈钱锺书》一文)。“吴组缃语尤属虚妄,弟与之素无往来,亦未尝选读中文系目录学等功课。老糊涂信口开河,小钻风见缝便入,胡言乱写,以弟为博微名薄利之姿,可叹可恨。”(第169页)

  钱穆曾回忆:“抗战胜利后之某年暑假,余赴常熟出席一讲学会。适子泉锺书父子俱在,同住一旅馆中,朝夕得相聚。”(《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12 页,岳麓书社1986年版)钱锺书说钱穆虽然是史家,但他的回忆录极不可靠,记事时间也多有错误。比如说在常熟见到他们父子一事,他说生平不曾到过常熟,感叹如此历史与“fiction”(小说)何异?(第14页)“家宾四《忆双亲》中有关弟一节之全属子虚”(第124页)。

  “钱锺书见胡适”,应是本书中最具史料价值的信息。胡适晚年在台湾,读过《宋诗选注》后对胡颂平说:“钱锺书是个年轻有天才的人,我没见过他,你知道他吗?”(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18页,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钱锺书夫妇很在意胡适的“健忘”。杨绛《怀念陈衡哲》《怀念我的父亲》等文,详细记述了钱锺书见胡适的几次场面,有意还原这段史实。钱锺书自己呢,也几次对人提及此事。上世纪八十年代,钱锺书就对人说:“胡适之是‘贵人多忘事’,他是见过我的,也是在南京,一次文学圈子里的什么聚会。胡适之正好也在南京,当然就被请来当贵宾,坐在首席。我记得当时我还走到胡适坐的桌子边,向他请教几个问题。胡适之答话没说完,便被什么人叫过去了。那时我还年轻,他则是大名人、大权威,‘所以,我钱锺书认他胡适之,他胡适之不认得我钱锺书’。”(胡明《迟到的纪念》,并强调“末两句话加了引号,正是由于我印象特别深刻”,转引自范旭仑《“我钱锺书认他胡适之”》,《东方早报》2013年 10月27日)南京这次见面,钱锺书以后很少提及,他念念不忘的是上海的三次见面。

  上世纪八十年代,汪荣祖寄胡颂平所记胡适晚年谈话录予钱锺书。钱阅后回函:“博士虽知我不尽,而一言九鼎,足为鯫生增重。‘没见过’则博士健忘,亦区区人微位末,不足记忆也。”钱遂于信中详细描述了三次见面情形:

  上海解放前一年,博士来沪,遇合众图书馆,弟适在翻检(弟挂名为该馆顾问),主者介绍握手。博士满面春风曰:“听说你是个humanist(似有春秋之笔,当知弟为吴宓先生学生之故),做的旧诗很好。我也做旧诗,昨天还写了一首五律(图书馆主者忙送上拍纸簿、铅笔),写出来请教大家。”写出后,以纸交弟曰:“你给我宣纸,我为你用毛笔写。”诗只记有“半打有心人”句。此纸保存至文革时,与其他师友翰同付一炬。弟并未受宠若惊,因此结识。过数月,博士又来沪,从陈衡哲女士处,得悉内人家世(陈女士极偏爱内人),欲相认识。陈因在家请喝茶,弟叨陪末座;胡与内人谈话,略见内人《我的父亲》文中。敝寓近一小吃店,以“鸡肉包子”得名,陈女士夫妇皆爱吃,内人常以此馈遗之,是日亦携往,博士大赏“好吃”,而陈甚节俭,备点心只是“蟹壳黄”小烧饼,博士嗤之以鼻曰:“此等物如何可以请客!”陈怫然,事后谓内人曰:“适之做了官,spoiled了!”合众图书馆主人叶景葵先生请博士在家晚饭,弟与郑西谛先生皆被邀作陪,听其政论,后见Foreign Affairs(外交季刊),渠发表一文,即席上所言也。弟Saunter down the memory lane,而渠Sink down thememory hale,此犹家宾四《忆双亲》中有关弟一节之全属子虚,Galieo嘲历史家为“记忆专家”(O istorici o dottori di memoria);胡、钱皆以史学自负,岂记忆之“专”,只在思想史、国史,而私史固容自由任意欤?一笑。(1984年7月17日钱锺书与汪荣祖信,第 123-124页)

  信中前两次见面情形,杨绛已有同样回忆,第三次在叶景葵处见面,应为1949年1月17日。是日《顾颉刚日记》有记:“赴揆初先生之宴。八时半,与森玉先生同归。今晚同席:适之先生、振铎、徐森玉先生、钱默存、张芝联、起潜叔、鸣高叔(以上客),叶揆初先生(主)。”(《顾颉刚日记》第六卷【1947-1950】,第406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

  1988年,汪荣祖第四次到大陆拜访钱锺书时,钱再次告之,他和胡适不仅见过,而且见过三次。第一次在上海合众图书馆;第二次在陈衡哲家吃饭,陈以蟹壳黄小烧饼待客,胡嫌寒酸,故印象深刻;第三次谈时事,大意具见胡日后发表之“Stalin’s Grand Strategy in China”反共文字中。独缺南京一次。钱锺书还提到毛泽东有一封信写给胡适,自称学生。这封信抗战期间存于上海保险柜中,战后不知何故烧掉了,胡适知道后说此信怎么能烧呢?怏怏若失,形诸言表,然统言之,胡适之品格绝高于鲁迅、蔡元培等。(第13-14页)

  有人认为,在学术方面,“钱基博看不起胡适,钱锺书则更看不起胡适”(黄恽《燕居道古》,第6页,新星出版社2014年版),“他对胡适之也鄙而远之”(黄恽《秋水马啼》,第47页,金城出版社2013年版)。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钱锺书向来对不喜之人,常避之唯恐不及,独对胡博士兹兹在念,这不是一种对人态度的最好说明吗?他熟稔胡适的著作文章,在文章、札记等中多次语涉胡适之学术观点,显示了对胡适之思想的重视,于现代学人中显然不多见。虽然,钱对胡适的学术思想多有不认同的地方(详阅范旭仑、李洪岩《为钱锺书声辩》书,范旭仑《“我钱锺书认他胡适之”》文),但这并不妨碍他对胡适之人格品质的判断。这和他几次与胡适的见面肯定是分不开的。

  不实之处汪荣祖撰写本书,力求独辟蹊径,写出新意,试图在深层次上全面剖析钱氏生平与学术思想。其尝试跨学科以心理学解读钱氏一生,但似非强项,有时读之不免生硬、牵强。在生平记述上,亦无新史料,用的依旧是已出传记的旧材料,其对大陆已出版的钱氏研究文献,掌握的也非常不全面,讹误在所难免。

  例一:“钱锺书固然赢得学生的敬仰,却因自己的老师不守信约而引起不快,事缘清华外文系收购钱锺书从英国带回的西文书,却没有依约偿付书款,他虽曾向系主任叶师禀明,仍无结果。吴学昭整理吴宓遗稿时,才发现钱锺书所写《上雨僧师以诗代简》,提到此事……‘其中传达委屈颇多’。”(第58页)

  汪荣祖的这段“卖书说”,来源于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见是书第164-16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范旭仑在博客里提及此说,认为“汪氏本不解诗,如盲人评古,扯淡之语,不足责耳”。为什么说这是“扯谈之语”,范先生没有明说。实际上,是一开始吴学昭没有把钱锺书所写“上雨僧师以诗代简”这首诗或这封信读懂。该书简曰:

  生锺书再拜,上白雨僧师:勿药当有喜,体中昨何如?珏良出片纸,召我以小诗。想见有逸兴,文字自娱戏。尚望勤摄卫,病去如抽丝。书单开列事,请得陈其词。五日日未午,高斋一叩扉,室迩人偏远,怅怅独来归。清缮所开目,价格略可稽。应开二百镑,有羡而无亏;尚余四十许,待师补缺遗。媵书上叶先,(公超) 重言申明之。珏良所目睹,皎皎不可欺。朝来与叶晤,复将此点提;则云己自补,无复有余资。由渠生性急,致我食言肥。此中多曲折,特以报师知。匆匆勿尽意。 Ever Yours,四月十五日下午第五时

  诗的意思是,外文系准备向外国书店买二百镑外文书,让钱锺书开了个书目,二百镑不到,还剩四十余镑购书款。钱锺书就让老师吴宓根据需要补充要买的书目。虽然钱锺书几次跟系主任叶公超汇报了此事,但叶最后还是自己做主把余下书款用掉了,弄得钱锺书在吴宓面前尴尬食言。汪荣祖显然未细研该诗内容,想当然地信了吴的曲解。

  例二:“两年后的1937年钱锺书写完论文毕业,在牛津大学获得B.Litt.学位。”(第78页)

  有关取得学位事,在本书其他几处同样有类似提及。根据学者在牛津大学的最新考证,1937年10月,钱锺书最终通过各种考核,被批准可以申请文学学士 (B.Litt.)学位。然而,他没有依从常规提出申请,而是提前跑到法国巴黎大学读书去了,所以没有正式获得学位,只拿着毕业证明就离开了牛津。也就是说,钱锺书海外求学几年,什么学位也没有获得。这是2014年3月在江南大学召开的“从无锡到牛津:钱锺书的人生历程与学术成就”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院长弗朗西丝·凯恩克罗斯女士所作《Qian Zhongshu and Oxford University》主题论文(论文另一位合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陈立博士,其亦为牛津大学莫顿学院助理研究员)披露的最新信息,在以往的生平传记中都没有提及。(详见《“从无锡到牛津:钱锺书的人生历程与学术成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76-90页,2014年3月江南大学印;钱之俊《从无锡到牛津:钱锺书求学期间的几个疑问》,《中华读书报》2014年8月27日)

  例三:“他自牛津毕业后,也辞谢了在牛津教汉语的机会,亦雅不欲为了一个安定的教职而大才小用,浪费自己的精力。钱锺书坚强的‘自我’使他在作抉择时,选择常人不取的选项,而且毫无犹疑。”(第73-74页)

  这也是钱氏几种传记中惯常的说法,事实并非如此。据《Qian Zhongshu and Oxford University》文透露,钱锺书当时并不打算马上回国,而是希望毕业后继续留在牛津。他向牛津大学申请过三年任期的中国哲学与宗教讲师职位,但没有成功。这一职位给了另一位优秀的中国青年学者王维诚。王是北大的毕业生,曾在清华担任教职。这样,钱锺书没有在牛津继续待上三年,而是与杨绛前往巴黎求学。(《“从无锡到牛津:钱锺书的人生历程与学术成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85-87页)

  例四:“钱锺书没有留下比较完整的日记与回忆录”。(第36页)

  此说法不切实际。钱锺书一生都保持了记日记的习惯,早期日记尤连贯系统,1949年后以学术日札居多。

  钱锺书自1935年考上公费留学前数十年间的17册日记,在1981年被人在无锡发现,后归还给了钱。钱锺书在留学英法时,不厌其烦地用日记记下了与杨绛的读书、生活细节,在《听杨绛谈往事》等书中可零星窥探一二。1938年回国到西南联大以后,夫人杨绛与女儿皆不在身边,他孤身一人在昆明生活,“给阿季写信很勤,还特地为阿季写下详细的日记,并有诗多首描绘他的生活环境,抒发他对阿季不尽的思念”(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第152页)。可惜的是,昆明日记最终没保留下来。1949年从上海到北京搬家过程中,昆明日记丢在了上海。直到1977年,杨绛堂侄阿虎忽然从上海将昆明日记寄到北京,却已腐蚀,“一页页结成了块,无一字能辨认,锺书和杨绛就把它毁了”(《听杨绛谈往事》,第239页)。上海时期,已经公布的日记就有《钱大先生游杭州记 1949.3.27至1949.3.31》(《听杨绛谈往事》,第233至236页),生动详尽,想其有关海上文坛的孤岛日记会更为丰富。

  1949年后,政治环境特殊,钱锺书纯粹的日记写得谨慎而少。他开始把中文笔记和日记写在一起,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时传闻学生要检查“老先生”的日记,他就把日记部分剪掉毁了。“文革”以后,他又恢复了日常日记的书写。比如从1978年到1980年,钱锺书先后到意大利、美国、日本随团访问,他不往家寄信,而是写长达一个小本又一个小本的日记,全是对杨绛说的话,所见所闻和“思念之情”,极其详尽。如果杨绛出访,钱锺书在家,他每天也会写下家中琐碎,称为“备忘而代笔谭”日记,女儿不时也插上几句评语附识,留待杨回来看。所以日记在“文革”后应该也是很完整的。

杨绛对钱锺书书札的发表或汇集出版,一直持非常谨慎保守的态度。早年陆文虎搜集钱的书信准备收在《钱锺书集》中,就被她否定了。这能理解,但已无必要。钱氏手札及私下言论的陆续公之于世,已非杨先生能左右之。近读宋以朗《宋淇传奇》,更加深了这种认识。宋以朗言,从1979年起到1989年间,钱锺书致其父宋淇信有138封之多。这些信“每封都密密麻麻,甚至大爆‘内幕’”。(《宋淇传奇》,第100页)《宋淇传奇》这本书中有关钱锺书一节,大多是基于钱氏来信完成的。晚年钱锺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给人写信,自叹“几乎成了写信的动物”。故自言大量拥有钱氏手札者大有人在。除宋以朗手中的138封,汪荣祖手中的70余封,其他如李国文手中就有66封,张隆溪有50多封,许渊冲在《忆钱锺书》的长文中,就收录了近20篇钱先生的来信。不一而足。(详见拙文《晚年钱锺书:“我几乎成了写信的动物”》,《同舟共进》2014年第5期)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很多年里,钱锺书那些散布于世、数量惊人、信息丰富的私信,会像挤牙膏一样,被人慢慢披露出来。

  对如何处置手中的钱氏书信,宋以朗认为,这些书信本身就是现代中国文学的珍贵史料,他可能把它们全数寄还杨绛,也有可能在杨先生的同意下,把它们整理、注释,然后出版。(第117页)杨先生显然不同意出版。对待私札,杨先生其实也很矛盾。2015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复堂师友手札菁华》,该书是晚清著名学者、词人谭献的师友书信集。信札涉及一百多人,大多是谭献中晚年所交之友,多为名臣循吏、才子经生。谭献后人将这些书信赠予钱基博,后藏于钱锺书手。2005年,杨绛决定将这批珍贵的文献捐献给中国国家博物馆,同时授权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虽然自己不愿把钱锺书的私札拿出来发表,却善意地将别人的书札捐出出版,这是个有趣的现象。


科技日报    宋淇与吴兴华:“借”诗蹿红    2015.07.18

1940年,宋淇毕业于燕京大学西语系。1949年移居香港,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与吴兴华、夏志清、张爱玲、钱钟书等人有深交。宋淇笔名很多,但以林以亮最为人们熟知。

  吴兴华生于1921年,早慧,多才。中学毕业,十五岁的吴兴华即在上海《新诗月刊》发表长诗《森林的沉默》。16岁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精通英语,又不同程度掌握了法、意、德等外语。

  吴兴华特别重视友情。他最要好的朋友是宋淇、张芝联、孙道临。他们相识于燕京大学,因志趣相投而成为知音、密友。

  吴兴华和宋淇的友谊纯洁无暇,非同寻常。在吴兴华心目中,宋淇是他信赖的兄长,头号知音。对吴兴华,宋淇也极为赏识、关心。在吴兴华一家经济困顿时,宋淇给予了雪中送炭的援助。

  宋淇赴港后,以“林以亮”为笔名亮相文坛。在《林以亮诗话》中他说,吴兴华在寄给他一封录有王安石一首诗的信后,两人便断绝了联系。宋淇儿子宋以朗告诉我们,“事实却不是这样”。事实是,之后,吴兴华又给宋淇写了12封信。

  《林以亮诗话》中提及的吴兴华给宋淇的信内容如下:“你知不知道王荆公的这一段诗?我觉得整个旧诗领域内很难找到如此悲哀的句子,比豪斯曼引弥尔顿的那句有过之无不及。诗是这样的:愿为武陵轻薄儿,生当开元天宝时,斗鸡走狗过一生,天地兴亡两不知。你是解人,一定明白我喜爱这段诗的心理。”

  既然此后吴兴华仍有书信寄给宋淇,后者为何说这封信就是吴兴华给自己的最后一封信呢?对此,宋以朗做了如下推测:

  “我觉得父亲(宋淇)只是在编剧。你看一部电影,总希望最后一场戏会有些弦外之音,这样才可以不断回味。实际上,吴兴华写给我父亲的最后一封信是写自己新婚,但你这样照实说,读者不会觉得有意思,所以我猜父亲便故意借王安石的诗来营造意境气氛,让吴兴华的所谓最后一封信可以融入时代的大背景,使读者‘荡气回肠’一下。”

  推测不无道理,但毕竟是推测。

  如果说宋淇这一次的“编剧”无伤大雅的话,那么另外两次的“编剧”似乎有些不厚道了。

  吴兴华去世后,宋淇曾在给钱钟书的信中录了吴兴华的一首诗:

  哀乐相寻剧可怜,故都乔木又风烟。

  铜仙去国三千岁,锦瑟留人五十弦。

  北里笙歌犹昨日,西台披发忆当年。

  蓬莱弱水今清浅,输与麻姑一怆然。

  钱钟书以为这是宋淇作品,在回信中大加赞赏:

  “与兄交近四十年,不知兄作旧诗如此工妙,自愧有眼无珠,不识才人多能,亦克善藏若虚,真人不露相,故使弟不盲于心而盲于目耳。尊作对仗声律无不圆妥,而蕴藉风流,与古为新,盖作手而兼行家矣。欣喜赞叹,望多为之。”

  宋以朗说,他父亲宋淇在信中明明说这是亡友吴兴华作品,是钱钟书误把吴郎当宋郎了。我想,如果真是钱钟书粗心大意弄错了作者,宋淇也该回函澄清吧。而他却将错就错,默认钱钟书的“误会”并将其“欣喜赞叹”照单全收,这妥当吗?

  就算这一次是因了钱钟书的疏忽。那么另一次,他把吴兴华五首十四行诗完全当做自己的作品收入《林以亮诗话》,责任就全在他自己了。夏志清在为《林以亮诗话》作序时,称这五首十四行为“传世之作”。可见这几首诗代表了吴兴华创作的最高水准。后来宋淇在《诗的创作与道路》中,重申这五首“传世之作”是他“林以亮”所作,言之凿凿,不容置辩。而他儿子宋以朗在《宋淇传奇》一书中指出:“这也不是事实”。宋以朗说:“这组诗原题作《自我教育》,其实是吴兴华在 1943年写的,他当时告诉父亲:‘我相信诗中非常准确地呈现出来的东西是散文里没法说的,它们是代表着我诗歌进展中最可纪念的一个阶段。我有一个预感,这回我真走上正路了,以后即使改变,也只是修改,而绝不可能是舍弃现在的途径。’”

  从这段话可知,这五首十四行正是吴兴华心爱之作。而好友去世后,宋淇竟将这几首诗据为己有,无异于夺人所爱了。

  宋以朗澄清了事实,但他也为父亲的不光彩行为作了辩护:“我明白我父亲不是想把吴兴华的诗据为己有,而是他心底根本没将‘林以亮’当成自己一个人。我父亲有数十个笔名,‘林以亮’只是一个角色,但这角色有某种特殊的意义,它既代表了作为‘天生诗人’的孙道临,也象征了吴兴华和他自己,即是说,‘林以亮’ 是三位一体的位格,是他和他的朋友的共同暗号。另外,也许他在1955年写《诗的创作与道路》时,觉得应该以第一人称角度去描述才能加强那五首诗的重要性,所以便没有提及原作者的身份。反正都是‘编剧’技巧而已,就像吴兴华那封引用王安石诗的所谓最后一封信。”

  这番辩护虽用心良苦却没有丝毫说服力。我们知道,宋淇就是林以亮,林以亮就是宋淇。那么,宋淇把吴兴华的诗署上“林以亮”大名发表,就是不折不扣的剽窃。因为宋淇从来没有在公开的场合承认,这个笔名如宋以朗所说“既代表了作为‘天生诗人’的孙道临,也象征了吴兴华和他自己”。

  吴兴华视宋淇即林以亮为头号知音,终生密友,他曾在信中对宋淇说:“亲爱的朋友,我常想在我一生不多的幸运事件中,我之认识你可以算是最大的。你所有意无意给我的帮助,已不是我一辈子所能还得清。而我现在还正年轻,将来事不敢想,只有希望能永远保持着你纯洁伟大的人格,将来说不定还有别的强似我的人需要你的指导与援引。”

  倘若吴兴华知道,他去世后,宋淇竟会将他心爱之作据为己有,从钱钟书那里沽来“蕴藉风流,与古为新”之名,从夏志清那里钓来“传世之作”之誉,他对这位有着“纯洁伟大的人格”的朋友还会这么敬仰这么信赖吗?

  从宋淇和吴兴华的往来书信中可看出,两人情同手足,关系非同寻常。可宋淇生前竟从未在儿子宋以朗面前谈及这位友人。直到宋淇去世后,宋以朗才从朋友那里获悉父亲还有这样一位密友。后来因整理张爱玲信件,宋以朗偶然找到62封吴兴华给宋淇的信。宋淇将吴兴华代表作据为己有这件事这才浮出水面。宋淇曾在儿子面前谈到他青年时代的好友孙道临、钱钟书等,独独不谈最要好的吴兴华,这恐怕不是偶然。

  宋以朗说,这不过是他父亲“编剧的艺术”。我想,虽说人生如戏,但人生到底不是戏。那么,把“瞒天过海”“偷梁换柱”的“编剧”技巧移植到生活中来,恐怕既伤害了友人,也影响了自己的声誉。如果说,宋淇的诗名曾获钱钟书激赏,也得夏志清盛赞,那不过是因为他夺友所爱,“借”诗蹿红罢了。


山东商报    宋以朗:研究张爱玲是被逼无奈    2015.07.23

        加多利山又名嘉道理山,是香港嘉道理家族从清末就据下的风水宝地。从太子道一上来,旺角、油麻地的红尘喧嚣就被树林隔绝,白色的别墅掩映郁郁葱葱热带林中,十足欧洲小镇的感觉。虽然只是九龙区的一个小小山包,但这么多年却一直是香港乃至亚洲最贵的豪宅区,在这里租住的明星名人无数,刘德华、吴君如、澳门赌王还有故去的张国荣,还有,张爱玲的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先生。

  宋家客厅的名人们

  宋以朗当然没有住在别墅里,不是他住不起,而是他现在住的山景大楼是他九岁起就生活的地方,1958年母亲邝文美将这里租下,到1978年,宋家从“文革”中慌乱的中资公司的手中买下来,57年里宋家一直安居于此。

  低调、老派但又有格调和气势,就算到了现在,你仍然可以从山景大楼锃亮的老式电梯和雅致的水磨石地面遥想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摩登风光。我们一路张望着到了三楼,门铃一响,一位穿着淡蓝条纹衬衣身材高大的男士打开了门,笑眯眯地请我们进门。他刚刚过完六十六岁生日,可这是一个完全与六十岁无关的男人,眼睛又大又沉,目光清澈如水,嘴唇红润,有一种少年人的腼腆羞涩,完全不像传说中那么不好相与的样子。在内地出版界,宋以朗因为持续多年为张爱玲版权纠纷打官司以及为《小团圆》的出版论战,早已变成怒目金刚的代言人。

  宋以朗说一句话都异常慎重,纵使已经离开上海66年,他身上也还是有那种老上海中产阶级家庭培养出来的儒雅、绅士。提到之前回上海的感觉, “我代表公司去上海,结果看到一些什么呢,可能是很有趣的东西??”话至此便不肯再说下去,那是他自觉地给人留下的分寸和体面,凡涉及到对人的评价,他总会斟酌半天,可是谈到事的时候,他又像一个久居美国的人一样异常直率而不留情面,比如提到一本1970年代流行的文学杂志,“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还出这杂志”;比如提到某部改编自张爱玲的话剧,他会轻轻冷笑,“这是我看过的全世界最恶劣的话剧”。

  20年前,1995年9月8日,张爱玲被发现死于美国加州的公寓中。之后,她的遗产由好友宋淇夫妇保管,宋氏夫妇去世后,他们的儿子宋以朗便成为张爱玲的遗产执行人。过去几年,宋以朗将张爱玲的遗稿《小团圆》、《雷峰塔》……陆续出版,也因此,宋以朗成为华语文化界最受关注的人物之一。他被称为张爱玲研究者、张爱玲专家或者文化人,但对于这些头衔,他都颇不以为然,“我是不用那套(评价系统)。”对他而言,他只是一个迫不得已的遗产执行人,这件事本不应该由他来做。“但我可以给谁呢,这是没办法的事。”十数年前,宋家早已将张爱玲大笔遗物捐给美国南加州大学东方图书馆,可是十几年过去,并没有多少研究成果出来,而至于那些乌泱乌泱扑上来的自称张爱玲研究者,宋以朗说,“开始很高兴,把资料拿给他们看,后来发现他们另有目的……”

  宋家客厅里的贵人们

  相比北平“林家客厅”(主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上海“曾家客厅”(主人曾孟朴、曾虚白父子)和“邵家客厅”(主人邵洵美),宋家客厅显得更为沉寂。为何近代史上最有名的四大才人都与宋淇惺惺相惜,交往还颇深呢?这个命题既关乎命运,也关乎宋家的身世。

  那个时代的中国,讲究诗书传家,宋家往来无白丁,有华美的客厅招待各方,但这是不够的,谈笑还得有鸿儒。宋以朗的祖父宋春舫本就是近代文人,十二岁考取秀才,1910年考入圣约翰大学,1912年以婚约换取去欧洲留学的机会,他懂七国语言,钻研西洋戏剧,成为中国大学里第一个开设戏剧课的人,他在欧洲购买了大批原版书,成为中国境内有名的“藏书家”,以至于胡适要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也要去参观青岛宋家的“褐木庐”。后来更捐资一万大洋建立青岛海洋馆,而他所建的春润庐更成民国时期名流们在杭州的据点,造访过春润庐的包括章太炎、徐志摩、蒋梦麟、蔡元培、林风眠等文人名流。

  在《宋家客厅》出版之前,该书著者之一陈晓勤曾去上海安定坊、杭州春润庐寻访过。春润庐位于杭州北山路54号,临西湖而建,对面是白堤,灰色外墙里是两幢黄色西式花园别墅。与过去的辉煌不同,现在春润庐有点破败,不少墙皮脱落,窗户结了些蜘蛛网,墙角还堆了不少杂草、垃圾。如今那里属于政府,租住着七八户人家。这里已经与宋家没有关系,这里的住户也不知道宋春舫是谁。

  因为肺病,宋春舫48岁就早逝,而宋淇这一辈子也被肺病所累,以至于无法离开香港,虽然拖着病弱的身体,但宋淇一生又凭着自己的精明强干在世事风云里起承转合,穿梭于文化电影与商界。

  1949年移居香港后,所有家产化为乌有,宋淇不得不白手起家出外打工,他先后在两大电影公司电懋与邵氏担任重职,深得两个电影强人陆运涛与邵逸夫的赏识;还长袖善舞,做过编剧,编过诗集,创办过《文林》,执教过香港中文大学,筹组翻译研究中心并任主任,更以林以亮为名在香港写过大量文艺评论。在退休后,他居然靠炒股票获利甚丰,以嬴弱之身,两度白手起家,是真正奇人一枚。

  迫不得已的遗产执行人

  也许有了这样光芒的父亲,宋以朗多少显得有点沉寂,事实上,他这一辈子也称得上传奇。

  宋以朗出生于大时代转折之年1949年,四个月时随家人从上海到了香港,1968年离港赴澳洲。他小时候沉默寡言,父亲的同事甚至不知道他还有个儿子,宋以朗与父辈兴趣迥异,1968年,他一个人去澳洲留学,主攻是数学,他不是那种上洗手间还在算的数学呆子,他还喜欢看电影、听音乐,兴趣广泛,后来转去美国,因为想了解自己专业又加学了心理学,后来他觉得心理学颇不科学,于是他再改学统计,由硕士读到博士。毕业之后,他做过IT工程师,做过统计师,也做过FBI的同声翻译,后来更成为美国著名媒体调查公司的合伙人。“我找工作很顺利,薪金高,要转行也轻而易举,无论是翻译、金融分析,编程,统计、教新闻学等,我全都胜任。”

  2003年回港定居后,他又开设了独立个人博客“东南西北”,将中国内地的消息翻译成英文,速度快而质量优,5000字的《南方周末》报道今天刊出,他第二天就已用流利道地的英文翻译出来,很长的一段时间,他的博客是英美报纸了解中国新闻的一个重要渠道。与此同时,他开始进入张学领域。

  虽然他个人对于张爱玲的文学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仅仅只是在十二岁时见过这个高高瘦瘦的女人。张爱玲在宋家写剧本的两周就是借住在他的房间。“她几乎不出房门,看东西凑很近,”这是张爱玲留给他的两点印象,后来他从书柜里看到了几本《赤地之恋》,猎奇式地看过,亦谈不上多么喜欢。很多年间,他和张爱玲同住在美国,但因为是两辈人所以完全没有联系。当2003年从美返港照顾中风的母亲后,他终于发现自己和这个逝于1995年的女作家有了关系,从2007 开始他不得已开始整理张爱玲的遗物,直到现在,人们发现这位统计学博士干得很好,书一本一本地出,每一本必引发文化界震动。他不过将一辈子精深研究的统计学很好应用到了对张爱玲的研究上,功力显得游刃有余,一来他本就是一个资料搜集的专家,对于信息异常敏感,二来他手上还有独一无二的研究资料。于是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竟然在做无可做的“张学”上劈仞千里,真正独步天下。

  在陈晓勤看来,统计学的思维渗透到了宋以朗的张学研究之中。她说,宋以朗是个很温和的人,说话有点慢,说到兴奋时会笑得咯咯声,他可能看透很多事物,对很多事情不在乎,统计学的思维让他学会不加评价,铺排所有材料出来,让大家去思考去整理。

  一个人穷尽一生只能在一个领域里成为专家,而宋以朗却轻松成为许多个领域的专家,他这一生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挑战自己,“因为做不同的事,每次都是挑战,但是如果我闭着眼睛就能完成,我又开始厌倦,想转行……”据《南都周刊》


深圳晶报    宋以朗:我为何要出版张爱玲遗作    2015.08.06

7月30日晚,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带着他的新书《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到广州方所书店与读者见面。

宋以朗是宋淇、邝文美夫妇之子,在他的推动下,张爱玲的小说《小团圆》、《少帅》才得以出版问世。张爱玲与宋淇、邝文美夫妇因翻译工作相识成为好友,书信往来40余年。宋淇是翻译家、张爱玲晚期作品的代理人,邝文美则是张爱玲后半生最重要的朋友,张爱玲去世前,指定她的遗产由宋淇夫妇继承。

讲座上,宋以朗回忆了宋家与张爱玲、钱锺书、傅雷、吴兴华等人因何联系紧密,母亲又为何能与张爱玲成为好朋友,并且透露接下来将出版张爱玲通信集。除了分享父亲宋淇与旧时文人间的趣事之外,宋以朗也谈到自己决定出版张爱玲遗作背后的考量与无奈。

宋家赴港,宋父把上海宅子留给好友傅雷

上海安定坊5号为人所知,是因为这里是著名翻译家傅雷的旧居,“文革”时期傅雷夫妇在这里双双自尽。实际上,这里是宋家的产业。上世纪40年代,宋以朗的父亲、“宋家客厅”的主人宋淇,时常邀请好友钱锺书、杨绛、傅雷等文人墨客在这里聚会。1949年,宋家举家搬迁到香港,这个宅子就留给了好友傅雷。

今年5月,宋以朗在《宋家客厅》采写人陈晓勤的陪伴下,再度推开安定坊5号的大铁门。“头顶的丝瓜络吊在半空,正方形的花园内没栽种太多树木。从一楼左手边独立的红色门入内,呈L形分布的六个房间布置精致,外有一个大花园,阳光洒在草地上,一片绿油油的。这座房子易手多次,室内装潢变化颇大,但傅雷夫妇自杀的阳台还保留着,这个透光的玻璃房子已成了会客厅。”陈晓勤描述说。

“我应该是在这里出生的。”宋以朗说,自己小时候住在香港北角继园,印象是回家“斜路很斜”,前几年回去故居,发现路途其实很短。但安定坊对于他而言,却是个“一点都不认识”的地方。出生后两周,还是襁褓婴儿的他被父母抱着去香港,离开了这个宅子。在来到这里之前,他还经常在网上浏览安定坊的照片,希望找到一点熟悉的记忆,这回终于抵达,却仍是陌生——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断用手机拍下这所房子的每个细节,发给在美国的姐姐宋元琳,毕竟姐姐大他两岁,对这所房子仍有模糊的记忆

历史上,宋淇、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张爱玲、夏志清、柳存仁等人,从未在“宋家客厅”里齐聚一堂。政治动荡时期,宋淇、邝文美夫妇迁居香港,张爱玲后来去了美国,而钱锺书、杨绛夫妇留在北京,傅雷、朱梅馥夫妇留在上海,直到宋以朗的《宋家客厅》,才让他们实现了“小团圆”。

“一切人、事、物都有自己的归宿,我喜欢看见他们团圆。我的父母和他们已逝的朋友们,也应该已在彼岸重逢,那里有一个永恒的派对,他们谈笑风生,就像回到60多年前的上海。”宋以朗说。

张爱玲近视但不爱戴眼镜

近年来,宋以朗常以张爱玲文学遗产继承人的身份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之所以成为张爱玲的文学遗产继承人,是因为宋以朗的父亲宋淇在香港工作期间结识了张爱玲,并与妻子邝文美成为了张爱玲后半生最信赖的好友。“张爱玲初到香港,不会讲广东话,没有朋友,终于遇到一个会讲上海话的女孩子,还是大学毕业生,所以两人一见如故。”宋以朗说。

宋淇与张爱玲、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夏志清等有深交,长期以朋友身份担任张爱玲的文学经纪人和顾问,张爱玲去世前将遗物(包括遗稿)交给宋淇、邝文美夫妇保管。

在邝文美心中,张爱玲有着特殊的地位。宋以朗在讲座上回忆,“那时每天中午12点,家中佣人会去查看邮箱,如果有张爱玲的信,就会大喊‘张爱玲有信来啦’,母亲就会很开心,立刻拆开来看;而若是其他人来信,佣人是不会讲出来的。”

和张爱玲见面时,宋以朗不过十来岁。“她对我来说只是家里的一个客人。我们家是一起吃饭的,我自己不会主动找她聊天,在餐桌上应该有说话,但都不记得了。我对她的印象比较深的是两点:一点是姐姐告诉我,张爱玲近视,看不清东西,可她不戴眼镜,所以她摘下眼镜时不知道她是不是看得到你。另一点是佣人告诉我,张爱玲喜欢吃隔夜面包。其他有很多东西是人们的想象,比如很多人说她死的时候穿着深红色旗袍,可是她晚年身体非常瘦,旗袍是很难合身的,所以她肯定不常穿的。”

张爱玲通信全集已整理完

宋以朗在私家资料、家族记忆和公开资料的基础上写成《宋家客厅》,构建了那个时代文化人的“细节文化史”。书中很精彩的一个看点,专门讨论了张爱玲“传说中的作品”,整理出张爱玲拟写而未能写成的作品。其中,有以同代作家经历为素材的长篇和中篇小说,如《芳香的港》和《谢幕》;有写亲身经历的散文,如《不扪虱而谈》和《爱憎表》;有议论性的杂文,如《谈面相》和《谈灵异》;有历史题材的长篇,如《郑和下西洋》,琳琅满目。尽管由于各种原因,张爱玲这些作品都未能诞生,但《宋家客厅》中“张爱玲没有写的文章”这一节所展示的这些重要史料,无疑对读者更全面地把握张爱玲中后期的心路历程和创作思路有很大的帮助。

在活动中,有读者提出,在张爱玲逝世之后出版她未整理好的作品,是否对逝者不尊重?宋以朗表示,不管什么样的做法都会引来非议,“出版了说我不尊重,不出版的话是不是有人说我把稿子藏起来不给人看?几年前出版《小团圆》时我心里有些压力,现在没什么压力了,有人认为不应该出版,可是我想,如果早在20年前,这样的争议可能不会出现。现在有了互联网,无论是否出版,都会有人批评你的,所以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

宋以朗还透露,自己一直在整理家中所有与张爱玲有关的信件,并计划出版,希望借此为更多读者和学者提供学术研究的参考素材。“通信全集已经完成了,约90万字,内容相对《宋家客厅》会较为碎片化,但信息更具连贯性和完整性,有助于后人了解张爱玲。”(文/姜梦诗 董乐宁)


信息时报    “我最想知道张爱玲在演讲里说了什么”    2015.08.01

7月30日,“大时代·小团圆——《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读者见面会”在方所书店举行。张爱玲文学遗产继承人、《宋家客厅》一书的作者宋以朗,现场向读者讲述了“大时代·小团圆”的传奇故事,披露了那一代文化人的相知相惜。

宋以朗的父亲宋淇,与张爱玲、钱钟书、傅雷、吴兴华、夏志清等有深交,长期以朋友身份担任张爱玲的文学经纪人和顾问,张爱玲去世前将遗物(包括遗稿)交给宋淇、邝文美夫妇保管。宋以朗在私家资料、家族记忆和公开资料的基础上写成《宋家客厅》,构建了那个时代文化人的“细节文化史”。书中很精彩的一个看点,专门讨论了张爱玲“传说中的作品”,整理出张爱玲拟写而未能写成的作品。其中,有以同代作家经历为素材的长篇和中篇小说,如《芳香的港》和《谢幕》;有写亲身经历的散文,如《不扪虱而谈》和《爱憎表》;有议论性的杂文,如《谈面相》和《谈灵异》;有历史题材的长篇,如《郑和下西洋》,琳琅满目。尽管由于各种原因,张爱玲这些作品都未能诞生,但《宋家客厅》中“张爱玲没有写的文章”这一节所展示的这些重要史料,无疑对读者更全面地把握张爱玲中后期的心路历程和创作思路有很大的帮助。

有关张爱玲的各类书已出版很多,宋以朗告诉记者说,凡是有关张爱玲的书他都购买,他发现说及张爱玲到大学讲座,基本上只是列出当事人的回忆,大体是说, “到火车站去接她”、“从火车站走了5分钟到大学”、“和她谈话谈了5分钟”、“当时张爱玲穿什么衣服”之类的描述。宋以朗说:“这种描绘我是不满意的,因为我最想知道的是张爱玲在演讲里说了些什么?但是,却没有人说到这些最核心的东西。我现在找到了张爱玲当年的一个演讲稿,有20多张纸,页面凌乱,到处有箭头和增补文字。我准备把演讲稿拍下来,考虑放进下一部书里。”

信息时报记者 潘小娴


羊城晚报    用统计学方法还原一个相对真实的张爱玲    2015.08.02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实习生 王佳 周轩

  7月30日晚,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带着他的新书《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下称《宋家客厅》)与羊城读者见面。

  宋以朗是宋淇、邝文美夫妇之子,在他的推动下,张爱玲的小说《小团圆》、《少帅》才得以出版问世。张爱玲与宋淇、邝文美夫妇因翻译工作相识成为好友,书信往来40余年。宋淇是翻译家、张爱玲晚期作品的代理人,邝文美则是张爱玲后半生最重要的朋友,张爱玲去世前,指定她的遗产由宋淇夫妇继承。

  讲座上,宋以朗回忆了宋家与张爱玲、钱锺书、傅雷、吴兴华等人因何联系紧密,母亲又为何能与张爱玲成为好朋友,并且透露接下来将出版张爱玲通信集。讲座开始前,宋以朗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用雪崩后的救援法找到书信

  羊城晚报:《宋家客厅》出版三个月以来,反响一直不错,您对此意外吗?

  宋以朗:我看了很多关于张爱玲的传记和评论,有非常多不对的地方,我认为自己这本书里的东西靠谱一些,因为我手上有相对权威的资料和600余封父母与张爱玲的信件。

  关于张爱玲的生活状态和晚年际遇,很多传记里写得“一塌糊涂”。比如很多人声称张爱玲晚年孤苦伶仃、贫穷潦倒,更有甚者谈到她死时房间里仅有几块美金,这显然是有悖事实的。在《宋家客厅》中,我没有对任何一部作品进行主观评价,每件往事背后都有史料作为支撑。我没学过文学,统计学专业出身,所以我的做法大体上是统计学方法。为了搞清楚谣言是从哪发起的,我阅读了很多不同的传记,也希望利用手上已有资料为大众还原一个相对真实的张爱玲。

  羊城晚报:是出于责任感这样做吗?

  宋以朗:也不能说是责任感,因为并不是张爱玲要求我这么做,是我自己看到别人写的东西不对,我不满意。《宋家客厅》的信息来源主要有三,首先是我自己的回忆,包括父亲和亲戚告诉我的家庭往事。其次是已经刊行的文献,例如父亲写我祖父宋春舫的《毛姆与我的父亲》、提及他和张爱玲友谊的《私语张爱玲》等。最后一种则来自未刊的手稿和书信。我父亲跟好几位名作家都是好友,如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张爱玲等,通信数以百计。这批手稿不但反映了他们彼此的友谊,也展露了各人的思想性情。

  羊城晚报:张爱玲和宋家的通信您好像花了很长时间去整理?

  宋以朗:书信是我妈妈去世之后我才开始看,几十年的信,放在房里的各个角落。按理说他们的通信应该是1955年到1995年,但我发现期间有六年没有书信往来,我觉得不对,推测应该放在家里的不知什么地方。于是我用了类似雪崩之后救援的方法,在各个地方驻点搜索。我按照顺序搜寻家里的各个房间,从某个角落开始,每一件都打开看是不是,看完后搬去另一个地方,表示我搜查过了。用这样的笨方法,把落下的六年时间的书信找了出来。我爸爸有很多其他书面材料。


南方都市报    《宋家客厅》:现实版“小团圆”    高远    2015.08.05

        7月30日,宋淇之子、张爱玲文学遗产继承人宋以朗,首次到访广州,在方所举行讲座。新书《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的创作基于2012至2013年间刊载于《南方都市报》副刊的四十二期文章,围绕宋淇的传奇一生展开,披露了那一代文化人的相知相惜,破解了不少疑团和误解,构建了一部“细节文化史”。

  传奇宋家客厅名流云集

  近年来,宋以朗常以张爱玲文学遗产继承人的身份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之所以成为张爱玲的文学遗产继承人,是因为宋以朗的父亲宋淇,在香港工作期间结识了张爱玲,并与妻子邝文美成为了张爱玲后半生最信赖的好友。“张爱玲初到香港,不会讲广东话,没有朋友,终于遇到一个会讲上海话的女孩子,还是大学毕业生,所以两人一见如故。”宋以朗说。

  在邝文美心中,张爱玲有着特殊的地位。宋以朗在讲座上回忆,“那时每天中午12点,家中佣人会去查看邮箱,如果有张爱玲的信,就会大喊‘张爱玲有信来啦’,母亲就会很开心,立刻拆开来看;而若是其他人来信,佣人是不会讲出来的。”

  历史上,宋淇、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张爱玲、夏志清、柳存仁等人,从未在“宋家客厅”里齐聚一堂。政治变局时期,宋淇、邝文美夫妇迁居香港,张爱玲后来去了美国,而钱锺书、杨绛夫妇留在北京,傅雷、朱梅馥夫妇留在上海,直到宋以朗的《宋家客厅》,才让他们实现了“小团圆”。

        宋以朗:受批评无法避免

  张爱玲将所有遗产留给了宋氏夫妇,但直到母亲过世,宋以朗才开始对遗作进行整理、出版。然而也正因如此,宋以朗引来不少批评声。有人认为张爱玲当年是有意不出版这些作品的,也有人认为遗作内容较多涉及隐私,不应被出版。

  对此,宋以朗在活动中回应称,无论是新书《宋家客厅》,或是之前的作品,“我可能是没有想过要做这些事情,但我是给逼出来的。”宋以朗说,每当市场新出版一本张爱玲传记,他都一定会买来看,看它们是否“靠谱”。然而,宋以朗却发现其中很多内容错得一塌糊涂。

  “我觉得我是应该说出事实的。”宋以朗以《小团圆》的出版为例称,有关张爱玲和胡兰成的故事,读者可以看胡兰成的《今生今世》或是《她从上海来》,但在他看过张爱玲原著《小团圆》后,发现很奇怪的是,很多男女同时经历的事情,彼此的看法却完全不同。“那么读者就应该依照胡兰成的版本来回忆真相?我觉得可能是不对的。”宋以朗说。

  宋以朗还表示,在互联网时代,无论自己选择出版或不出版张爱玲遗作,都会引来争议。“我如果是什么都不做,也是会有人批评我什么都不做。”宋以朗说,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我还是会去做内心认为正确的事,“做了之后一定会有人批评我的,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接受。”

  帅彦:宋淇是大变局时代的文人标本

  活动上,作为本书的第一位也是最认真的一位读者,编辑帅彦分享了自己的感受。他表示,在读“宋淇传奇”这个系列之前,他对宋淇的了解主要集中在其香港文化界的地位及非常传奇的人生经历。

  “之前,我会更多地把宋淇先生当成《水浒》里的卢俊义,交结各路文人,义薄云天,给很多文化人铺路或是给予很多帮助,而对于宋淇先生在文化上面所做出的成绩、对外国文学的研究或者翻译方面的成果都关注得不够。”

  帅彦表示,通过策划“宋淇传奇”到成书为《宋家客厅》,他全新认识到,宋淇不仅是以张爱玲、钱锺书、宋清华、傅雷等那一代文人好朋友的角色而存在,还是作为香港文化界的一个代表,或者是中国在1949年前后,即一个政治大变局时期中国文人的一个缩影或典型而存在。

  除了宋淇,帅彦还提到宋以朗的爷爷宋春舫。据他介绍,这个系列之所以把宋春舫放到第一个人物来写,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宋春舫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被低估了。“他对中国现代戏剧所带来的影响、推动,这方面的意义需要我们去进一步认识、了解,重新有一个评价。”(文/高远)


新快报    用书信“拼贴”出父辈们的永恒派对    2015.08.05

“一切人、事、物都有自己的归宿,我喜欢看见他们团圆。我的父母和他们已逝的朋友们,也应该已在彼岸重逢,那里有一个永恒的派对,他们谈笑风生,就像回到六十多年前的上海。我之所以说出这些往事,不过想将一群文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城市的生活片断呈现出来——他们偶然擦身而过,或许连当事人也毫不在意,但在我看来,却有一种 世界真小 的趣味。” ——宋以朗

名人“客厅”文化在民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照对象,最有名的莫过于当年北平的“梁家客厅”(主人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上海则有“曾家客厅”(主人是曾孟朴曾虚白父子)和“邵家客厅”(主人是邵洵美),你可以从大量史料中,一窥当年这些文化沙龙里热闹的文人交往细节。

《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则讲述了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宋家客厅”的主人宋淇与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张爱玲这四位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在不同时空下与宋淇的交集。书中的大量细节,不仅还原了不太为人所知的宋家客厅主人公宋淇的一生,也构建了一部“细节文化史”,披露了那一代文化人相知相惜的交往。

7月30日,“大时代·小团圆——《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读者见面会”在方所书店举行。张爱玲文学遗产继承人、《宋家客厅》一书的作者宋以朗(宋淇之子),对读者娓娓道来那个“大时代·小团圆”里的传奇故事。

宋淇和钱锺书

“回到40年代初的上海,当时父亲和钱先生都在上海。父亲住在江苏路284号(1941年至1945年),钱锺书住在辣斐德路609号。他们如何邂逅,父亲没向我提起过,我不得而知。我父亲和钱锺书从1979年起至1989年间通信,有138封。”

大师“无厘头”,

文言书信加“呵呵”

钱锺书寄来的最后一封信,日期为1989年1月15日,他写道:

久阙音问,惟心香祝祷兄及美嫂身心康泰,无灾少病。贱恙承远注,并厚惠良药,感刻无已。去夏以来,渐趋平善,除西药外,兼服中药调理,望能免于 polypharmacy(治疗一种疾病时的复方用药)之害,而得收synergism(药力协同)之效。然精力大不如前,应酬已全谢绝。客来亦多不见, 几欲借Greta Garbo(葛丽泰·嘉宝)“I want to be alone”(我要自个儿待着)为口号,但恐人嗤我何不以尿自照耳。呵呵!

最后那个“呵呵”,用法一如我们在网上常用的表情符号,信中流露的风趣语调、跳跃思想,实在让人难以相信是出自二十多年前一位年近八十、用毛笔写文言文的老人!——(书摘)

宋淇和傅雷

“1947年,傅雷搬到了我们家隔壁,傅、宋两家成为邻居。根据资料,安定坊位于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284弄,建筑面积1476平方米,共有15栋18单元独立洋楼建筑,每栋独立房屋两层楼高,内有几个单元,当时全部都是宋家的物业。”

“朋友,你能考虑我的话吗?”

杨绛在《忆傅雷》一文中提到这个会议(指1954年8月举行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筹备会):

“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而讨论翻译问题必须举出实例,才能说明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是然出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这就触怒了很多人,很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还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

当时傅雷在上海,钱锺书和杨绛在北京。不久钱锺书写信去责备傅雷的行为,结果傅雷生气了,有一段时间不理钱锺书,后来才恢复书信来往。

这封信除了提到刚才的翻译会议,末了他还劝我父亲:“还有一件事,久已想和你说,就是像你现在这样的过dilettante(形容一个人没一样精通)的生活,我觉得太自暴自弃……我素来认为,一件事要做得好,必须有 不计成败,不问效果 的精神,而这个条件你是有的。你也不等着卖稿子来过诲,也不等着出书来成名,埋头苦干它几年,必有成绩可见!朋友,你能考虑我的话吗?”——(书摘)

宋淇和张爱玲

“我父母宋淇、邝文美跟张爱玲于1952年相识,从此成为她的好朋友,鱼雁往返四十年。”宋淇长期以朋友身份担任张爱玲的文学经纪人和顾问,张爱玲去世前,将遗物(包括遗稿)交给宋淇、邝文美夫妇保管。

她“英文有英国腔,

说得很慢,很得体”

1991 年6月20日,宋淇谈及结识张爱玲的经过:“我入美新处(美国新闻处)译书部任职……不久接到华盛顿新闻总署来电通知取得海明威《老人与海》中文版权,我们同意一定要隆重其事,遂登报公开征求翻译人选,应征的人不计其数,最后名单上赫然为张爱玲。我们约她来谈话,印象深刻,英文有英国腔,说得很慢,很得体,遂决定交由她翻译。”

张爱玲与我父母的通信,从1955年10月25日开始。第一封信用的是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特供的信纸。信是写给我母亲邝文美的:“在上船那天,直到最后一刹那我并没有觉得难过,只觉得忙乱和抱歉。直到你们一转背走了的时候,才突然好像轰然一声天坍了下来一样,脑子里还是很冷静&detached(和超脱),但是喉咙堵住了,眼泪流个不停。事实是自从认识你以来,你的友情是我的生活的core(核心)。我绝对没有那样的妄想,以为还会结交到像你这样的朋友,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再没有这样的人。”——(书摘)

访谈

宋以朗:计划出版张爱玲通信集

问:《宋家客厅》出版三个月以来,反响一直不错,您对此意外吗?

宋以朗:我看了很多关于张爱玲的传记和评论,有非常多不对的地方,我认为自己这本书里的东西靠谱一些,因为我手上有相对权威的资料和600余封父母与张爱玲的信件。

关于张爱玲的生活状态和晚年际遇,很多传记里写得“一塌糊涂”。比如很多人声称张爱玲晚年孤苦伶仃、贫穷潦倒,更有甚者谈到她死时房间里仅有几块美金,这显然是有悖事实的。在《宋家客厅》中,我没有对任何一部作品进行主观评价,每件往事背后都有史料作为支撑。我没学过文学,统计学专业出身,所以我的做法大体上是统计学方法。为了搞清楚谣言是从哪发起的,我阅读了很多不同的传记,也希望利用手上已有资料为大众还原一个相对真实的张爱玲。

《宋家客厅》的信息来源主要有三,首先是我自己的回忆,包括父亲和亲戚告诉我的家庭往事。其次是已经刊行的文献,例如父亲写我祖父宋春舫的《毛姆与我的父亲》、提及他和张爱玲友谊的《私语张爱玲》等。最后一种则来自未刊的手稿和书信。我父亲跟好几位名作家都是好友,如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张爱玲等,通信数以百计。这批手稿不但反映了他们彼此的友谊,也展露了各人的思想性情。

问:接下来会出版张爱玲通信集吗?

宋以朗:我一直在整理家中所有与张爱玲有关的信件,是有出版计划,希望借此为更多读者和学者提供学术研究的参考素材。通信全集已经完成了约90万字,内容相对《宋家客厅》会较为碎片化,但信息会让后人了解张爱玲更具连贯性和完整性。

问:作为张爱玲的文学遗产执行人,您有压力吗?

宋以朗:现在没什么压力,以前可能有一些,其实也不多。几年前出版《小团圆》,心里有些压力,有人认为不应该出版,可是,我想,如果早在20年前,这样的争议可能不会出现。现在有了互联网,无论是否出版,都会有人批评你的,所以还是按照自己认为正确的来做。

问:那么您自己喜欢张爱玲的作品吗?

宋以朗:张爱玲写的东西很多,而且类型不同,不像工厂生产,一本本印出来都是一样的。她的作品,我有些喜欢,有些不那么喜欢。

问:您眼中的张爱玲是个怎样的人?

宋以朗:我和她见面时应该才13岁,她对我来说只是家里的一个客人。我们家是一起吃饭的,我自己不会主动找她聊天,在餐桌上应该有说话,但都不记得了。我对她的印象比较深的是两点:一点是姐姐告诉我张爱玲近视,看不清东西,可她不戴眼镜,所以她摘下眼镜时不知道她是不是看得到你;另一点是佣人告诉我,张爱玲喜欢吃隔夜面包。

(何晶)


羊城地铁报    民国文人的朋友圈叫客厅    2015.08.12

在民国文化史上,有一种交往叫“客厅之交”。在客厅这个极具吸引力的空间,无数文人、学者聚集在此,客厅洋溢着机智、博学的理性之光,也碰撞出灵魂的灵感和情趣。

近日,宋淇之子、张爱玲遗产执行人宋以朗携新书《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做客广州方所书店,与读者分享了宋家客厅的故事。

张爱玲人生的后半部

从 1952年秋宋淇夫妇在香港结识张爱玲,一直到张爱玲去世后参与其遗作的整理出版,宋家所参与的几乎是张爱玲人生的后半部。不过,出入宋家客厅并不只是张爱玲。在上海居住期间,宋家差不多每个周末都举办文化沙龙,钱氏夫妇是宋家客厅的座上客,而傅雷、朱梅馥、夏志清等人,也因此结识钱钟书和杨绛。

钱钟书傅雷的交集点

在《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里,可以看到钱钟书、吴兴华、傅雷、张爱玲这四位才人在不同时期与宋淇的通信,无论是切磋学问指点文学,还是感叹人生际遇,无不显示出宋淇与他们之间的深厚关系。一群文人,或毫无交集,或擦肩而过,或在某个人的世界里成为相交线,一如现在的微信朋友圈。这种“世界真小”的趣味,这不仅是宋家客厅的写照,也是民国文人客厅的魅力所在。以一个个客厅为中枢的社交网络,凝聚着当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一个客厅,足以窥见民国文人的气度和风范。(文/林卓芬)


羊城晚报    《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 文化史的细节    2015.08.16

最初知道宋淇,是因为阅读张爱玲。知道他心甘情愿地为张爱玲“作嫁衣”,知道他曾无怨无悔地从各方面支持着张爱玲。

新近出版的《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花城出版社),作者宋以朗,是宋淇之子。因此,可以说,该书也是一本“儿子写父亲”的书。知子莫如父,同样的道理,也可以说“知父莫如子”,再加上该书的写作运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所以,这就使本书所述的人和事,具备了更强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卷一“茗香馀绪”,是对宋淇一生的概述,可作一“小传”阅读;卷二“微言惟有故人知”,主要写宋淇与钱锺书、傅雷、吴兴华的交往;卷三“半生缘未完”,则是写宋家与张爱玲的关系。三卷都是以宋淇为中心,对于表现宋淇,可以起到互相补充、印证的作用。    

我读此书,感受最深的,还是书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份“文人性情”。    

宋淇,宽厚、仁慈、多才。出身世家,年轻时,少年才俊,被吴兴华评价为“批评家中的王子”。一生,做过学问,经过商,从事过电影工作,搞过翻译;晚年,甚至还炒过股,所做,无一不是成就斐然。最重要的是,为人厚道,处处为别人着想,所以,一直以来,“宋家客厅”,实在就是一“文化沙龙”。解放后,大陆各种运动迭起,文人多遭迫害;宋淇离开大陆,来到香港后,即断绝了与大陆文化人的通信;不是“远离”,而是为了保全对方,避免给对方带来麻烦。

写钱锺书,写他的才气之高,“平生不见钱锺书,便称英雄也枉然”;钱锺书,精通多种外语,又善于表达,与宋淇通信十年,宋以朗说:“对我而言,读钱先生的来信,有一种知性的快乐。”书中,借用杨绛的话,特别写了钱锺书的“痴气”,认为他的痴气有一种赤子般的单纯、明净,“也有几分周星驰式的‘无厘头’”。钱锺书,才高,但人也有些傲;月旦人物,多有不留情之处;不过,对于晚辈,却是大多肯定、赞赏,以存鼓励。写傅雷,则着重表现傅雷的三个方面:为人行事的执著、刚直、无拖欠,对学术工作(翻译)的认真、不留情面,对文学作品的独到、精准的鉴赏眼光。吴兴华呢?有意思的是,书中,宋以朗专门将其与钱锺书做了比较,然后说:“吴兴华的措词很尖锐,跟钱锺书差不多,但吴偶尔也会坦白地批评自己,我觉得他的自省能力比钱锺书要高。……吴兴华显露出来的才学不下于钱锺书,但他不会七国语言连珠炮发那么张扬,我反而觉得他的信比较深刻耐看。”比较之下,吴兴华的一切,昭昭然。    

宋家与张爱玲的关系,现在是世所共知的。该书第三卷,写张爱玲,似乎重在“澄清和纠误”,即澄清、纠正长期以来人们对张爱玲及其作品的错误认识。诸如,张爱玲“绿卡”的获得,是否与她跟赖雅的结婚有关;《秧歌》一书,是否是“美国新闻处”授权的;《色,戒》中的人物原型问题;张爱玲去世时,室内的真实情状等。当然,该书还透露了一些张爱玲少为人知的事情,增强了本书的阅读性,且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在书中,宋以朗写道:“我之所以说出这些往事,不过想将一群上海文人在不同时间的生活片段呈现出来——他们偶然擦身而过,或许连当事人也毫不在意,但在我看来,却有一种‘世界真小’的趣味。”    

用“生活片段”,来表现人物,表现他们的文化生活,以及所呈现的“文化世界”,正是本书的一个最突出的写作特点。    

不作高头讲章,落笔从“小处着眼”,多写生活中的小事;但却是,处处充满着“真诚”,一滴水中见太阳,“小中见大”;于小事、小处,见得人物的“真性情”,见得文化人在特定时代的潮起潮落,和由之而形成的文化历史。所以,称赞本书是一部“细节文化史”,确然不虚也。    

本书,还有意无意地记录了一些文人轶事,可以博人以识,可以增加本书的阅读情趣,亦是一种情味。


新民晚报    走进“宋家客厅” 一探文人究竟   2015.08.29

张爱玲文学遗产继承人、翻译家宋以朗作品《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昨天在沪首发。前些年,轰动一时的《小团圆》得以“出土”离不开宋以朗的决定,李安也是从宋以朗处购得了《色|戒》的版权。昨天下午,该书执笔陈晓勤、学者陈子善与宋以朗在季风书园一同追述宋淇(宋以朗之父)的传奇一生,梳理其与张爱玲、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夏志清等好友的私家档案,该书用第一手材料(书信往来等),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史。

  完整的张爱玲“后传”

  《宋家客厅》中写得最详细的是张爱玲。书中从宋淇夫妇1952年秋在香港结识张爱玲开始,一直写到张爱玲去世后遗作的整理出版,几近于一部较为完整的张爱玲“后传”。张爱玲与宋淇夫妇通信四十年,目前宋以朗收藏的张爱玲亲笔信件达650余封,从中可以系统地梳理出张爱玲创作与生活。

  《宋家客厅》专门讨论了张爱玲“传说中的作品”这个有趣的问题,整理出张爱玲拟写而未能写成的作品。其中,有以同代作家经历为素材的长篇和中篇小说,如《芳香的港》和《谢幕》;有写亲身经历的散文,如《不扪虱而谈》和《爱憎表》;有议论性的杂文,如《谈面相》和《谈灵异》;有历史题材的长篇,如《郑和下西洋》,琳琅满目。

  宋以朗说,张爱玲构思《郑和下西洋》,打破了人们对她的传统想象,但后来她还是放弃了。她在信中解释说,写郑和的小说没有英美人做主角,美国读者是不会有兴趣的。

  而另一部没有完成的小说《谢幕》,张爱玲与宋淇交谈、构思了8年,而主角正是剧作家曹禺先生。该小说的灵感来自于曹禺李玉茹夫妇1980年访美,描写封笔后的大师的心理与窘态。但最终小说还是没写成,宋以朗根据通信推测,张爱玲对曹禺的私生活还是知之甚少,出于严谨,只有放弃。

  尽管由于各种原因,张爱玲的这些作品都未能诞生,但《宋家客厅》中有关“张爱玲没有写的文章”的史料,却对人们了解张爱玲中后期的心路历程和创作思路有很大的帮助。学者陈子善认为,宋以朗作为张爱玲文学遗产的执行人,近年来不懈努力,使张爱玲中后期许多鲜为人知的作品得以陆续问世,大大拓展了张爱玲作品的文本空间,也有力地推动了张爱玲研究的深入。

  清晰的文学史“侧影”

  《宋家客厅》是围绕作者宋以朗的父亲宋淇所作的一部传记。宋淇作为20世纪著名文艺评论家和翻译家,在文学批评、红学研究、翻译、电影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与张爱玲、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夏志清等均有深交,他长期以朋友身份担任张爱玲的文学经纪人和顾问,张爱玲去世前将遗物(包括遗稿)交给宋淇、邝文美夫妇保管。

  《宋家客厅》是在私家资料、家族记忆和公开资料基础上完成的,该书涉及的大量细节,不仅还原了宋淇的一生,披露了那一代文化人的不少疑团和误解,也构建了一部“细节文化史”,呈现了20世纪华语文学的一个侧影。    

  本报记者 乐梦融


解放日報    半山,宋家客厅    2015.09.09

张爱玲遗产第一任继承人是宋以朗的父母宋淇和邝文美。宋以朗接手打理张爱玲遗产后,以他统计学的专业,将凌乱的资料分门别类,一一归档。

宋家客厅,已然成为张爱玲的秘籍档案馆,随意捡出一封信,都可能在文坛荡起一阵波澜。

■文/淳子

半山,宋家客厅

书信往来探讨《色戒》创作

香港半山的老式公寓。

窗外,一串一串的蔷薇,挂在白色的墙肩上,细细的风里,落红点点,大树梢头,偶尔的,飘来一丝淡香,是张爱玲记忆中的味道。

我坐在餐桌边。

这张铸铁镂花餐桌,1949年从上海运来香港,随船的还有宋以朗,那时,他才出生四周。曾经,在这张桌子上,张爱玲与宋家的人一起吃水煮玉米和绿豆汤。

宋家客厅,已然成为张爱玲的秘籍档案馆,随意捡出一封信,都可能在文坛荡起一阵波澜。

张爱玲遗产第一任继承人是宋以朗的父母宋淇和邝文美。

邝文美世家出生。父亲邝富灼曾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和教育学硕士学位。1908年4月,应张元济的邀请,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所英文部主任。

宋以郎说,宋美龄本来是邀请他的母亲邝文美担当私人秘书的,但是被委婉地推辞了。

民国上海,宋淇和邝文美都是文化圈中的闻人,住在江苏路安定坊的花园洋房里。傅雷租住在宋家的二楼。手痒的时候,常去宋家弹钢琴。

傅雷遗嘱里写:把家具还给宋家。指的就是宋以朗的祖父宋春舫。

张爱玲的小说《殷宝滟送花楼会》,写的是傅雷居住在宋宅时的一段婚外师生恋。张爱玲觉得这部作品写得很坏,一度不愿意收入选集。

宋以朗接手打理张爱玲的文学后,以他统计学的专业,将凌乱的资料分门别类,一一归档。

问起小说《色戒》的创作,宋以朗起身,拿出一个文件夹,是1977年4月张爱玲给宋淇的信。信中,画了一张南京西路的方位图,平安电影院、西伯利亚皮草行、凯司令咖啡馆、常德路等,一一标示。她欲将作品中的王佳芝安排在那里,然后执行暗杀任务。离开上海久远,一些认识已经模糊,张爱玲把街道的方向完全画颠倒了。

宋淇回信,也画了一张地图,纠正了张爱玲方向性的错误。建议刺杀当天,把刺杀组织的负责人安排在平安电影院,平安电影院里的咖啡馆叫什么名字,宋淇也认真地写在信里。

刺杀的场所安排在首饰店、钟表店、还是服装店?

宋淇和张爱玲颇费了一番思量。

宋淇提供了很多意见。一来一去的信中,探讨了王佳芝的刺杀动机,刺杀情节的安排,人物的心理活动。包括在哪一家馆子里请客吃湖南菜都一一坐实。《色,戒》最后一句台词:“不吃辣的怎么糊得出辣子”,完全是宋淇的灵机一动。

张爱玲梅开二度幕后推手

遇到有人批评张爱玲,文美如同自家的小孩被欺负了一样,心急火燎,恨不能提一把利剑去格斗。毕竟是好人家的淑女,懂得规矩的,隔日,在文字里兜兜转转,见招拆招,为张爱玲澄清事实。其中,《羊毛出在羊身上》一文,便是情急之下,由宋淇执笔、文美修改、张爱玲过目后发表的。张爱玲重回中文舞台,梅开二度,枝繁叶茂,宋淇和宋邝文美是推手和设计者,有目共睹,功不可没。

1976年2月26日,宋淇写信给张爱玲:

“淤梨华来信说《星岛日报》美洲版又改变了主意,本来说副刊暂时不出,所以我就将《私语张爱玲》给了《联合报》和《世界日报》同时发表,香港则在《明报月刊》发表,(并不是我自己想写文章,而是借此机会拿你又制造成讨论的对象)。”

1952年,张爱玲初到香港,为了省钱,住在北角的女青年会。美丽娴雅的邝文美常陪她在女青年会的小房间里聊天,逛街。很快,她们成为闺中密友。每到晚上八点钟,张爱玲便催邝文美回家。为此,张爱玲送邝文美一个雅号:“八点钟的灰姑娘”。

在宋淇的关照下,张爱玲进入电影圈,靠写剧本赚钱。宋淇和邝文美惜才,为了让香港人知道张爱玲,特地在自家安排了张爱玲与著名影星李丽华的下午茶,宴请记者报道。

1955年秋天,张爱玲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离开香港,前往美国。到码头送行的只有宋淇夫妇。船到日本,张爱玲寄出一封6页纸的长信,向宋淇夫妇诉说:

“别后我一路哭向房中,和上次离开香港的快乐刚巧相反,现在写到这里也还是眼泪汪汪起来。”

此后,宋淇夫妇与张爱玲一直保持联系,义务为她打理出版等事务,可说是她的文学顾问、经纪人、秘书、新闻发言人。当初夏志清计划写小说史的时候,宋淇向他推荐了张爱玲,夏志清读后十分激赏,认为《金锁记》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从此奠定了张爱玲的文学地位。

晚年通信是一部嘘寒史

张爱玲是连一块手帕都不会洗的豪门大小姐,到了美国,束手无策,寸步难行,家道早已败落,唯有拿出母亲湖南人的那点勇敢去谋生,美丽娴雅的邝文美,成为她在这个世界唯一可以托付、可以信赖的朋友。

譬如1956年8月19日的信,张爱玲写:

“——买东西时,请顺便看看有没有象你白底黑花缎子对襟夹袄那样的料子,或银灰本色花的。如有雅致的花样,请你先替我买下来,我想做一件对襟棉袄,大致如那件旧的米色袄,而更肥短些。以后再画详细图样寄来,和那几件旗袍一同叫裁缝做来。”

1956年10月12日,张爱玲写:

“滚三道黑白边,盘黑白大花钮。如果没有你那件那么好就买淡灰本色花的,或灰白色的,同色滚边花钮。黑软缎里子。那三件旗袍通通做单的。”

张爱玲与宋淇夫妇的来往信件,表达了他们之间深厚的感情——

“事实是自从认识你以来,你的友情是我的生活的core(核心)。我绝对没有那样的妄想,以为还能结交到像你这样的朋友,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再没有这样的人。

隔了这些年,还定只要是大段独白,永远是对Mae说的。以前也从来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告诉。”

他们仨,晚年的通信,几乎就是一部嘘寒史和病历史。

邝文美曾回信给张爱玲说:

“我们现在的想法是两人病后余生,今后的日子全是捡来的,能活到一九九七看看固然值得,否则也无所谓,镜花水月,只要有信心,天那头有人在等我们。”

宋淇夫妇处处以张爱玲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为了解除张爱玲的燃眉之急,以人格担保,提前为其预支高额稿酬。张爱玲忘事,写信给第二任丈夫赖雅,悲情抱怨宋淇故意拖欠稿费,以至于她写剧本受累,眼睛出血云云。

这样的事情频繁发生。

譬如,1995年3月4日,张爱玲在信里写:

“我记性坏得会忘记《红玫瑰与白玫瑰》卖过电影版权,害Stephen力疾写信来告诉我,我真内疚。”

1995年7月25日,距离张爱玲辞世一月余。

张爱玲给宋淇和邝文美写了一封超级长信,除了描述为了躲避跳蚤而四处逃离、顾此失彼、精疲力竭外,对自己又一次的错误记忆表示了歉意:

“以前信上说过《对照记》另签合同,像是卖断,连港版都没有,那是错怪了皇冠。”

不了解张爱玲和宋淇、邝文美夫妇间的友谊,便很难理解她将遗产留给这对夫妇的举动。由宋以朗主编的《张爱玲私语录》呈现了他们仨至死方休的友情——

那个下午,坐在宋家的餐桌上阅读张爱玲与宋淇夫妇的通信,读张爱玲之余,也读宋淇邝文美夫妇。

林子里,杜鹃鸟儿高昂地鸣叫着,有悲悯在里面。

张爱玲、宋淇、邝文美,如此美好的人儿,怎么就没了呢?


三门峡日报    宋家客厅的名人们    2015.09.11

今年是张爱玲去世20周年。一直以来,宋淇、宋以朗父子以张爱玲遗产执行人身份为世人所知,却不知宋家命运也是风云际会,跌宕起伏。

  20 年前,1995年9月8日,张爱玲被发现死于美国加州的公寓中。之后,她的遗产由好友宋淇夫妇保管,宋氏夫妇去世后,他们的儿子宋以朗便成为张爱玲的遗产执行人。过去几年,宋以朗将张爱玲的遗稿《小团圆》、《雷锋塔》……陆续出版,也因此,宋以朗成为华语文化界最受关注的人物之一。他被称为张爱玲研究者、张爱玲专家或者文化人,但对于这些头衔,他都颇不以为然,“我是不用那套(评价系统)。”对他而言,他只是一个迫不得已的遗产执行人,这件事本不应该由他来做。

  张爱玲是出版市场的长青树,而张学更是显学,张爱玲将毕生心爱之物交给宋家,那十四箱遗物就是一座宝山,学术价值无可估量,就算从最庸俗的眼光来看,市场上张爱玲一页书信已经拍卖到近6万港元。

  2014 年《少帅》出版之后,宋以朗宣布手上张爱玲较成规模的旧作整理暂告一段落,而2015年,与他有关的书籍是一本让人意想不到的新书——《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这是一本关于他自己家族的书,历经两年,由宋以朗口述,记者陈晓勤整理,用宋以朗的眼光,“以宋淇夫妇为中心,上溯宋春舫,面旁钱锺书、傅雷、吴兴东、张爱玲四位于‘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饱学之士”(陈子善语),有心人更可以借宋家三代人的命运一窥中国近代史的风云。

  ■宋家客厅里的贵人们

  相比北平“林家客厅”(主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上海“曾家客厅”(主人曾孟朴、曾虚白父子)和“邵家客厅”(主人邵洵美),宋家客厅显得更为沉寂。为何近代史上最有名的四大才人都与宋淇惺惺相惜,交往还颇深呢?

  宋以朗新书中坦率提到:“当年宋家富有,源于两段婚姻:一是曾祖父宋季生娶了徐碧云,二是祖父宋春舫娶了朱伦华。”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中产阶级高帅才和富二代白富美联姻,改变了家族的命运。宋以朗的曾祖母徐碧云的父亲替瑾妃、珍妃的堂兄唐志锐在上海办事,而其祖父娶的又是富甲一方的朱鉴堂的女儿,朱是德资礼和洋行的买办,宋家也因此在上海滩里有了一席之地。

  那个时代的中国,讲究诗书传家,宋家往来无白丁,有华美的客厅招待各方,但这是不够的,谈笑还得有鸿儒。宋以朗的祖父宋春舫本就是近代文人,懂七国语言,钻研西洋戏剧,成为中国大学里第一个开设戏剧课的人。后来更捐资一万大洋建立青岛海洋馆,而他所建的春润庐更成为民国时期名流们在杭州的据点,造访过春润庐的包括章太炎、徐志摩、蒋梦麟、蔡元培、林风眠等文人名流……

  因为肺病,宋春舫48岁就早逝,而宋淇这一辈子也被肺病所累。但宋淇一生又凭着自己的精明强干在世事风云里起转承合,穿梭于文化电影与商界。在上海时期,家底甚厚的他做药品与汽车黑市生意,同时又对话剧感兴趣,编有舞台剧《皆大欢喜》,更与钱锺书、吴兴华、夏济安、夏志清、傅雷、张芝联等人皆有深交。

  1949年移居香港后,所有家产化为乌有,宋淇不得不白手起家出外打工,他先后在两大电影公司电懋与邵氏担任重职;还长袖善舞,做过编剧,编过诗集,创办过《文林》,执教过香港中文大学。在退休后,他居然靠炒股票获利甚丰,以嬴弱之身,两度白手起家,是真正奇人一枚。

  ■迫不得已的遗产执行人

  宋以朗出生于大时代转折之年——1949年,四个月时随家人从上海到了香港,1968年离港赴澳洲。他小时候沉默寡言,父亲的同事甚至不知道他还有个儿子,宋以朗与父辈兴趣迥异,1968年,他一个人去澳洲留学,后来转去美国,因为想了解自己专业又加学了心理学,后来他觉得心理学颇不科学,于是再改学统计,由硕士读到博士。毕业之后,他做过IT工程师,做过统计师,也做过FBI的同声翻译,后来更成为美国著名媒体调查公司的合伙人。

  2003年回港定居后,他又开设了独立个人博客“东南西北”,将中国内地的消息翻译成英文,速度快而质量优。他的博客是英美报纸了解中国新闻的一个重要渠道。与此同时,他开始进入张学领域。

  虽然他个人对于张爱玲的文学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仅仅只是在12岁时见过这个高高瘦瘦的女人。张爱玲在宋家写剧本的两周就是借住在他的房间。

  “她几乎不出房门,看东西凑很近,”这是张爱玲留给他的两点印象,后来他从书柜里看到了几本《赤地之恋》,猎奇式地看过,亦谈不上多么喜欢。很多年间,他和张爱玲同住在美国,但因为是两辈人所以完全没有联系。当2003年从美返港照顾中风的母亲后,他终于发现自己和这个逝于1995年的女作家有了关系,从 2007开始他不得已开始整理张爱玲的遗物,直到现在。

  宋以朗一生没有结过婚,更无儿无女,桌子上摆的照片是姐姐的子女,有记者写他晚年孤苦,他在一篇写张爱玲的文章中暗中反击,“外界有人看到这些描述就觉得张爱玲晚年很凄凉。我觉得,只要张爱玲自己喜欢,何必要求她一定要住花园洋房,坐跑车、养猫狗、吃鲍参翅?为什么一定要她有个伴侣呢?最近作家陈玉慧发表了一篇文章回忆数年前上门来探访我,她写:‘宋家现在是宋以朗一个人住,张爱玲的文件和书稿,全置于客厅一大桌上,再加上一墙壁张爱玲或有关张爱玲的著作,除此,没有别的家具或装饰。’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无妻无儿,家徒四壁是很凄凉,反而这种生活我喜欢得很!”

  谁能规定别人只有儿孙满堂才能得到幸福呢?宋以朗有博客要打理,有版权事务要操办,有书要写,有朋友要见,每天忙得不亦乐乎。家里是简单的,家居还保持着父母在世的场景,连客厅挂的画他都没动过,还是姐姐的家公美国著名水彩画家曾景文的作品,年月久了,纸也变得黄了,他大笑“那纸变黄,简直发霉了”,连墙上的电话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流行的那种圆型。他的家与从前比,现代化的东西可能就是一台按摩椅和一部健身用的电动单车,还有书和碟,以及几台大电脑。

  “都是那么开心。”他一刻也没有犹豫,“从来没人逼我做不想做的事,不想做就不做。

  他是幸运的,就像他在《宋家客厅》里总结从祖父开始的宋家三代人,“我们三代人的共通点是,大家都确信我自己一生做的,正是兴趣所在,所以我们是幸运的。”【据《南都周刊》】


科技日报    客厅里的“文学史”    2016.02.20

文学史,似乎是一个“高大上”的东西,大底学者要皓首穷经地写,读者要正襟危坐地读。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是严肃有余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