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玲北梅”?

“南玲北梅”的辉煌——张爱玲与梅娘   

        在1942年,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书店,联合举办了一次“读者最喜爱的女作家”的调查活动。结果显示:上海的张爱玲与北平的梅娘并列榜首,成为享誉大江南北的两位女作家。从此,文坛上就出现了“南玲北梅”之说。

  60多年来,张爱玲和梅娘分别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张爱玲离开大陆,到了美国,成为世界华文文学圈内最受瞩目的女作家;而梅娘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鲜为人知。

  梅娘,本名孙嘉瑞,另有敏子、柳青娘、青娘等笔名。祖籍山东,1920年生于海参崴,长于长春。因其早年丧母,没有得到母爱,在她开始发表文章时,则以“没娘”的谐音取笔名梅娘。

  梅娘自幼喜欢文学,在她17岁读高中时,就出版了散文集《小姐集》。高中毕业后到日本求学,1942年回国后在北平的《妇女杂志》担任编辑。此时,她如鱼得水,创作精力十分旺盛,在各地报刊发表了很多篇小说、散文和译作,并出版了《鱼》、《蟹》等作品集。被当时的评论界誉为“前途无可限量”的女作家。

  1948年,她丈夫柳龙光接受中共北方局城工部负责人刘仁的重托,赴台湾去动员国民党蒙疆军参谋长乌古廷率部起义。全家为此去了台湾。在柳龙光往返于台湾与上海联络起义事项时,柳龙光乘坐的轮船在舟山海面撞船沉没,柳龙光遇难。当时年仅28岁的梅娘拒绝了在台湾和到日本大阪任教的请求,于1949年建国前夕,费尽周折地把他们的两个女儿和腹中的胎儿带回了北京。建国后,北京市负责人刘仁安排梅娘担任中学教师,1953年调她到中央农业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梅娘在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肃反”运动之后,还被打成右派、特务嫌疑和“汉奸文人”。她被开除公职,下放到昌平劳动改造。1961年梅娘被解除“劳教”后回来,仍被监督劳动。在艰难的岁月中,她的二女儿和儿子相继病故。梅娘只有依靠给人当保姆和打零工维持生活。给人当保姆时,都要跨区到很远的街道去,因为附近的街道知道她的底细,在那政治强化的年代,是没有人家敢雇佣她的。不过,她终于在有生之年,迎来了祖国的春天。1978年组织上为她平了反,回到中央农业电影制片厂工作,重新获得了发表作品的权利。自1990年代起,她的作品重新出版,还被列为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之一。

  尽管1940年代有“南张北梅”说法,可是梅娘与张爱玲并没有私交,仅有的三次能够见面的机会都失之交臂。1942年夏天,张爱玲来到北平,参加了中南海举办的赏花游园会。梅娘也被邀请出席。当时,张爱玲被“张迷”们簇拥着,红得发紫,梅娘没能上前与张爱玲搭话。1944年冬天,梅娘在上海时,正赶上兰心大戏院彩排张爱玲改编的《倾城之恋》,朋友们劝她去兰心大戏院看彩排,顺便可以见见张爱玲。可是,梅娘到戏院时,彩排已经结束。她见到张爱玲被很多名艺人簇拥着走出来,也没有上前与张爱玲说话。1995年初夏,梅娘到美国探望女儿柳青时,《中国时报》想安排梅娘与张爱玲会面。张爱玲却回答:“陌生人一律不见。”这样,这两位曾经享誉文坛的女作家最终也没能见上一面。

  在人生道路和创作上,梅娘与张爱玲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她们之所以在当年受到读者的喜欢,只不过是满足了读者的不同口味而已。

  张爱玲与梅娘同庚,都出生在1920年,而且都出生在富豪之家。张爱玲是晚清名臣张佩纶的孙女,李鸿章的曾外孙女;梅娘是伪满时期企业家孙志远的女儿,长春镇守使的外孙女。她们尽管出身显贵,但自幼都是过着残缺的家庭生活。张爱玲父母离婚后,她跟着继母生活,尝遍了世态炎凉;梅娘是他父亲到海参崴经商时与一女子所生,其生母被父亲的原配夫人逼迫出走而自杀。她从小就受到憎恶和慢待。他们还都是早熟的才女,中学时期便有佳作问世。张爱玲写过获奖文章《我的天才梦》,梅娘出版有《小姐集》。侘傺的的童年生活使她们过早地体味到人生的不幸和烦恼,特别是女性的幽怨和痛苦。因此,在她们开始写作时,就不约而同地将关注的视点投向了中国女性的不健全的人生。只是她们观察生活的视角不同,表现生活的手法有异。

  张爱玲较长时间生活在天津、香港和上海等商业化气息很浓的大都市,耳濡目染地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态度,加之贵族后裔,亲族众多,从小就收到了祖传家风的熏染,因此她的作品很难摆脱贵族的气息。而梅娘始终生活在中国北方,接受的是北方农业文明的文化气息,加之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更增强了她对故土家园的热爱、留恋和对普通人的亲近感。

  梅娘曾说,她并不欣赏张爱玲,也不喜欢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和流苏。在梅娘看来,“张爱玲的童年是在锈痕斑驳的铜香炉旁度过的,是在尔诈我虞的大家庭中长大了的,学得了冷眼看人。把对爱抚的渴望深深地埋在心里,目睹着被财富扭曲了的各种人相,创造了曹七巧那个一心只有复仇的恶女精灵,使你读时,仿佛面对的是一条喷着毒液的盘蛇,冷隽、深邃得令你全身打颤。这种剔肉刮骨似的对旧社会的铺陈,我做不到,我没有那样的生活体验,也没有她那样的磅礴才气。”

  梅娘所描绘的女人,大多是想获得幸福爱情的小女人。她从小就受到父亲教诲她的如何立人处世,如何民富国强。在幼小的心灵里就把自己和祖国的命运捆在了一起。当年,她曾“盼望能在张爱玲那如椽的大笔中,看见奋发图强的女侠,看见女人们在新的主义中获得新生”,她在钦佩张爱玲的独特风格之余,还为她自己没有写出更轰轰烈烈的“倾城之恋”而惋惜。及至后来,她“才明白了张爱玲笔下的社会是托出了缠绕我们民族的痼疾,她笔下的那些只会消耗的诸种人等多么鲜明,你能指望那些渣滓来为祖国舒贫解困吗?她提供的是应该下刀的救治点”。

  梅娘自己认为,她的“小说不如张爱玲写得好”,但她也“说不上很喜欢”张爱玲的小说。她“那时向往革命,对张爱玲的情调心里是不认同的”。对于当年的“南玲北梅”的说法,梅娘曾说:“我心里从来没觉得自己能跟她比肩。‘南玲北梅’,那只是几个书店老板的商业策略。”

  “南玲”与“北梅”在不同的语境下生活和写作了几十年,也都经历了坎坷无数的人生遭遇。虽然她们没有机缘会面,可是她们的创作业绩使得读者将她们连接在一起,为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一页辉煌。


北京青年报 她能跟张爱玲比肩?    尚晓岚   

        她的青年男女故事又有相当的可读性,行文的舒展有致、女性讲述故事的细腻敏感,都为她获得了北方都市的大众读者。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第517页

  有朋友介绍我去采访一个笔名梅娘、本名孙嘉瑞的老作家。我答应了,不是为了什么新闻,而是出于对文学史的一点好奇心。
  
  出发前,我翻开了教科书《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517页,书中的叙述客观、平淡:“(梅娘)小说以描写宦商封建大家庭的女性生存状态为显著特征……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所谓水族系列小说:中篇《蚌》、短篇《鱼》、中篇《蟹》……她的小说讲究标题的象征性,表明对人的生存困境的注视程度,这比一般的通俗小说要高出一筹,但她的青年男女故事又有相当的可读性,行文的舒展有致、女性讲述故事的细腻敏感,都为她获得了北方都市的大众读者。”我还听说,所谓“沦陷区文学”有“南玲北梅”的说法,就是将上海的张爱玲与北平的梅娘并称。那时有一本小说集就叫《南玲北梅》,可见梅娘四十年代在北方文坛的活跃程度。
  
  今天几乎人人对张爱玲顶礼膜拜,知道梅娘的,恐怕也只是有数的那么几个研究者了吧。我要见到的,将是一个在极为特殊的环境里度过了风华岁月的老人。怀着一点茫然、一点猜测,我按响了她的门铃。
  
  这是一套旧单元房,厨房天花板的漆皮已经剥落,一片一片悬吊着,所有的家具都是旧的。刚过完80岁生日的梅娘看上去不似这个年纪,眉眼轮廓间北方人那种明朗的线条依稀可辨。谈话时记者有种奇怪的感觉,面前的老人分明拥有一种见过大世面的镇定气质,可为什么又隐隐流露出某种不安?采访时断时续,很不流畅。我拼命措辞,希望梅娘谈谈她这些年来的经历,她却欲言又止,每每话一开头就打住了。她说:“往事不堪回首。”她还反复问我:“你真的对这些老古董感兴趣?”
  
  ■女儿曾出演电影 《祖国的花朵》女主角

  尽管如此,我还是从她断断续续的讲述和在她家中看到的资料了解了她的大致经历。这是一位女性痛苦的一生,然而在今天的人看来,可能像一个戏剧化的传奇:

  梅娘是长春人,一位实业家的千金小姐。文学才华早露,中学时代的习作就结集为《小姐集》出版。1938年至1942年留学日本,与一位留日的中国学生恋爱得轰轰烈烈,闹到与家庭决裂。1942年至1945年在北平《妇女杂志》任职,文名日盛,创作进入高峰期,然而也使她的后半生蒙上阴影。丈夫遇海难身亡,梅娘要独力抚养三个儿女,当过中学语文教师,1953年正式调入农业电影社(现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她为大量小人书写作了文字脚本,1958年以前,梅娘的生活基本顺利,她美丽的女儿柳青还在电影《祖国的花朵》(其主题歌就是著名的《让我们荡起双桨》)中出演主角。
  
  1958年是梅娘生活的转折点,她成了右派,开除公职,送北苑农场劳改,从此辍笔,一儿一女相继病逝。她经历了极其艰难的日子,为人做保姆,绣绣补补赚取微薄的生活费用。
  
  1978年她的右派身份被“改正”。然而她说:“22年,我只是遗憾,在我最能干的时候什么都没干,光阴是留不住的。”晚年的梅娘,生活是过于清净了。她唯一的女儿柳青已经定居加拿大。她退休了,请了小时工在家里照料生活,可是她又看不得农村来的小姑娘只是做家务。于是她出钱让人家学手艺,学成的,自然也不可能再为她打工了。梅娘平时只是看书,写点小文章,而且不易发表。她拿出《玉米地里的作家———赵树理评传》送给我,是她翻译的,说是她和日本作者都没要稿酬,这本书才能勉强出版。我问她,为什么不和女儿一道在加拿大生活?她说那里的生活条件虽然优越,但是文化上的差异太大了。我又问:“现在一些新人的小说看过吗?”她说:“看过,太超前了,我们这些老古董跟不上了,所以写了东西也没人要。”

  ■从来没觉得自己能跟张爱玲比肩

  我很希望梅娘谈谈四十年代的生活,我们说到了张爱玲。我问她喜欢张爱玲的小说吗?梅娘摇摇头:“说不上很喜欢。我那时向往革命,对张爱玲的情调心里是不认同的。”梅娘还说:“我的小说不如张爱玲写得好。我心里从来没觉得自己能跟她比肩。‘南玲北梅’,那只是几个书店老板的商业策略。”

  关于四十年代的谈话停顿在梅娘脱口而出的一句话上:“像我这样的文人,采访了做什么?”我心中一愣,岔开了话题,开始谈文学史。我告诉梅娘,我们大学时学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有一段文字评述了她的创作。老人的反应出乎我的预料,她竟激动得仰面向天,喃喃自语。
  
  我看到一张照片,1944年的梅娘,身穿旗袍,风华正茂,她站在一群文人中间。

  我知道在这张影像已经模糊的旧相片背后,有着许多已经永远沉默的人活泼的生命,有着复杂的故人往事和已经说不清、解不开的历史纠葛。
  
  这段敏感的时光对于梅娘这样的特殊人物永远是痛苦的记忆。对于身处漩涡中心的人物,粗暴武断地否定或是无原则地为之开脱(这两种命运在周作人身上体现得最鲜明)都是不负责任的,对这类人物的认识也往往成为我们时代思潮的风向标。
  
  告辞出来,我的书包里又多了一本老人送的书———现代文学馆编的《梅娘代表作》,我决定回家看一看,她的小说,我一篇都没读过。同去的摄影记者对我说:

  “你注意到了吗?老太太的坐姿特别紧张,好像给拘在椅子里。”真的是,然而比她的坐姿更压抑的一定是她的内心。她心里压的东西太多了,而且已经不愿再说。


新浪读书《北京青年报》    北梅说给南玲的话    梅娘    2001年11月27日

        1942年末,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杂志联合筹办了一项读者调查“谁是最受欢迎的女作家”。结果,张爱玲和我双双名列榜首,从此,就有了“南玲北梅”之说。

  张爱玲的童年是在锈痕斑驳的铜香炉旁度过的,是在尔诈我虞的大家庭中长大了的,学得了冷眼看人。把对爱抚的渴望深深地埋在心里,目睹着被财富扭曲了的各种人相,创造了曹七巧那个一心只有复仇的恶女精灵,使你读时,仿佛面对的是一条喷着毒液的盘蛇,冷隽、深邃得令你全身打颤。这种剔肉刮骨似的对旧社会的铺陈,我做不到,我没有那样的生活体验,也没有她那样的磅礴才气。

  我的女人画廊里只不过是几个想获得幸福爱情的小女人,评论家们把她们提升了,说从她们的抗争中,隐藏着人对人性的觉醒,这实在是过誉。我写她们的当时,并没有完全觉察到封建意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占的巨大比重。那个宝爱我的慈父,使我铭记在心的教诲是前进是如何民富国强。在他主宰的大家庭中,在东北大地吹拂的拓荒风中,我家里的尔诈我虞不是主流。因此,我没能体验过更甚的扭曲,我感觉到的只是浮光掠影。我所塑造的女人,跟着我的感觉走,只不过是表达了表层的控诉。

  不过,说心里话,在“南玲北梅”并称的时间段,我并不欣赏张爱玲。

  我这个20岁的小女人,愣是把自己和祖国的命运捆在了一起。谁说怎样怎样抗敌,我便心向往之,竭尽全力以赴;谁说怎样怎样救国,我便心向往之,竭全力以赴。我盼望能在张爱玲那如椽的大笔中,看见奋发图强的女侠,看见女人们在新的主义中获得新生。可她让我看到的是曹七巧、是流苏。我一点也不喜欢流苏,更憎恶曹七巧。流苏是我熟习的拴在男人裤腰带上享受荣华富贵的我的大姐们,而曹七巧是比逼走我生母的掌家夫人更泯灭了人性的恶婆。张爱玲铺陈的使女对话、男女调情,我在钦佩她的独特风格之余,便是惋惜,惋惜她没有写出更轰轰烈烈的“倾城之恋”。其实,我当时渴望的轰轰烈烈,是连我自己也说不清的一种少年痴情。

  现在经过几十年人生阅历,我才稍稍懂得了财富在人类社会中的基础作用,才明白了张爱玲笔下的社会是托出了缠绕我们民族的痼疾,她笔下的那些只会消耗的诸种人等多么鲜明,你能指望那些渣滓来为祖国舒贫解困吗?她提供的是应该下刀的救治点。捧读之余,我再次为她的深邃叫起好来。

  而今,张爱玲带着她的冷隽之爱走了,并称的我却仍滞留在这恩恩怨怨的人世之间。我渴望与她对谈,说说姐妹之间才有的悄悄话。甚至狂想,能把一位倜傥的男士推荐给她,免得她在汽车旅馆里,独自伴着流徙,与孤寂相随、与跳蚤相斗。

  望着纯净的蓝天,望着携带遐思的行云,我这个“北梅”说给“南玲”的心里话是:“女人的环境在逐渐改善,你放心吧!”


东方早报    昔日"南玲北梅"张爱玲客死异国 梅娘仍在北京笔耕       陈佳   2005.08.16

        东方网8月16日消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当年最受欢迎女作家可用“南玲北梅”来概括。如今,张爱玲在华语世界的热捧中客死美国;而 85岁高龄的梅娘仍生活在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的大院,静静地写着她的文章。近日,同心出版社将梅娘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散文新作与书信结集成书。

  据出版方介绍,《梅娘近作及书简》汇录梅娘先生散文近作60篇,书信88通,主要为作者上世纪90年代以来至2005年间的文字,并甄选了5篇未曾入集的上世纪50年代作品,以期完整展现梅娘散文创作面貌。

        作为东北沦陷区的主要作家之一,梅娘曾经遭受不公正的整肃。1957年后几年的中国,把战争时期没有宣扬中国民族主义的作家列为两个极端,要么是突出抗日的作家,要么是汉奸;把当时的文学现象作为历史的分支,作者或者被遗忘,或者销声匿迹,或者被整肃。学者邢小群在阅读了梅娘的近作后吃惊地表示,她的文字依然别具魅力。20多年的苦难,曾剥夺了她的写作权利,但也使她的话语少受一些坏风气的浸染,仍保持着曾经的生气和灵敏。

  梅娘昨日接者采访时淡淡地说,所谓新作,无非是工作原因写的一些科普小品、科教片脚本,以及由感而发的散文,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近些年与亲友的通信。“有的人觉得我的信可当美文赏阅,期望将它们汇总出书。”言语中,梅娘隐隐流露出对近年来创作能力的不满,她表示,这两年也曾写过小说,仍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男女情感的纠葛,但总觉得不满意,还没达到可以发表的水平。坚定的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是梅娘作品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沦陷区,梅娘的小说《蚌》、《鱼》、《蟹》以一个有机的整体,通过对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中国妇女生存状况的真实描述,曲折地描写和揭露了现实。

  “只有女人才能使世界变为天堂”———梅娘曾经的“名言”至今仍被她视为真理。她说,从当年朦胧的女权主义一路走来,至今她仍坚信这句话,这一观点在这部新作中也有所反映。“这些年我没有停止过对妇女问题的思考,尽管现在妇女已经实现了外出工作等权利,但妇女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社会中一些不平等价值观念也没有改变。随着商品经济的到来,妇女地位问题已变得更加严重,如‘包二奶’等。”她说,现在她还在写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男女关系,就是觉得当初存在的问题至今也没有解决,那时的经验对当下仍有借鉴意义。


中华读书报    关于“南玲北梅”    止庵    2005.12.02

《梅娘近作及书简》中《北梅说给南玲的话》一篇有云:“一九四二年末,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杂志联合筹办了一项读者调查‘谁是最受欢迎的女作家’。结果,张爱玲和我双双名列榜首,从此,就有了‘南玲北梅’之说。”提及这个话题,论家多循此说,然而却有两点可议。第一,张爱玲在“一九四二年末” 不可能被推举为“最受欢迎的女作家”,她甚至连“女作家”都不是,因为后来收入《传奇》、《流言》的作品,一篇还没有写出来。据陈子善编《张爱玲年表》,她一九四二年夏由香港返回上海,秋季插班入圣约翰大学文科四年级就读,十一月辍学,开始专事写作。一九四三年一月,首次在《二十世纪》月刊发表英文作品。五至六月,《紫罗兰》杂志连载《沉香屑:第一炉香》,是为《传奇》之第一篇。至于《传奇》单行本出版,则是一九四四年八月的事情了。顺便说一句,梅娘在《我与张爱玲》一篇中说:“一九四二年,当社会上把‘南玲北梅’并称的时候,我读了张爱玲的《金锁记》。”也不确。一九四三年十一至十二月,《金锁记》连载于《杂志》月刊。至于梅娘自己,“一九四二年末”确为华北沦陷区的重要作家之一,所作《蚌》、《蟹》、《鱼》等均已面世,更早还在长春出版《小姐集》(一九三七年)和《第二代》(一九四零年)两本集子。论家比较二人创作,讲过梅娘,再讲张爱玲,辄言“与此同时”,实际上并非如此。

第二,《宇宙风》杂志在“一九四二年末”不可能参与此项“读者调查”。该杂志社最初是在上海,一九三八年五月迁广州,一九三九年五月迁香港,一九四四年八月迁桂林,一九四五年六月又迁重庆。这不是沦陷区的杂志,不会去调查那里女作家受欢迎的情况。查该刊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所出各期,均无此类内容。《宇宙风》迁穗后,上海“孤岛”倒是有份《宇宙风乙刊》,不过一九四一年底就停刊了。

《新文学史料》二〇〇〇年第一期所载范宇娟作《梅娘著译年表》,说法略有不同。“一九四二年”项下云:“本年,北平马德增书店和上海宇宙风书店联合发起‘读者最喜爱的女作家’调查活动。梅娘和张爱玲分别当选。自此流传开‘南玲北梅’之说。”《梅娘近作及书简》附录刘洁《不同语境下的“南玲”与“北梅”》一文,亦取此说。如前所述,假如真有这一“调查活动”,也不可能发生在一九四二年。而且活动如何办法,亦语焉不详。须知当时南北交通并不便捷,譬如《传奇》一九四四年八月面世,十二月《苦竹》杂志发表沈启无《南来随笔》,尚且说:“张爱玲的文章,我读过的没有几篇,北京书摊上还没有《传奇》卖。”

虽然梅娘表示:“我不喜欢利用‘南玲北梅’这种商业意义的炒作来借张扬梅。”(《致刘洁信二通》)此说毕竟已属约定俗成,而且见载于《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之类文学史中。但是到底因甚而起,出处何在,从事该项研究者理应考订一番。若真似《梅娘近作及书简》一书代序《评说梅娘》(Norman Smith作)所说,曾“有一项民意调查”,那么应该载诸当年报刊;而且所涉及的时限并不长,不早于张爱玲登上文坛,不迟于抗战胜利。有关人士下点工夫就是了。

《我与张爱玲》一篇又云:“正是那年(按指一九四二年)的夏初,北京市有一个在中南海招待‘名人’的赏花游园会。有人说:张爱玲 从上海来了。原本不打算游园的我,兴冲冲地赶了去,为的是一睹这位才女的风采。又是一次难以分说的遗憾:在众多的仕女之间,千寻万觅,找到了一位似乎是张的女士, 那人穿着绛红配有大绿云头的清式半长上衣,长发垂肩,被男士们簇拥着,从太平花甜香的行列中走来,衣着色彩的眩目,衬得白花极其淡雅。因为在众人的簇拥之中,我不愿插足进去,因此未能搭话。”可以断定,那位“似乎是张的女士”并非张爱玲,因为一九四二年她根本未到北京。非但如此,此后张爱玲也没来过。只是两到八岁家住天津时,其间“北京也去过”(《流言·私语》),但与这里所说显然无关。在他人转述此事的文章中,梅娘所说“似乎是张的女士”则径直写作“张爱玲”了。当年人物容或记错,后来学者应该明辨。


新京报    北梅还在说,南玲早寂寞    2005.12.02

        《梅娘近作及书简》 梅娘 同心出版社2005年11 月

上个世纪40年代,中国文坛有“南玲北梅”一说,玲是指张爱玲,梅是指梅娘。可以想见当时梅娘的风头正健。然而当今,张爱玲红透半边天,甚至有“张学”一说;可是梅娘的文字,却太少有人留意。时势使然,倒也没什么可说。可有人还记得,还整理出版,毕竟是件有意义的事,至少我们可以对照南玲北梅的种种遭遇,求得对文学、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生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若想比照南玲北梅,不妨看梅娘2001年写的一篇文章《北梅说给南玲的话》,大致可以看清二人的风格异同。文中说:在“南玲北梅”并称的时间段,我并不欣赏张爱玲。我这个20岁的小女人,愣是把自己和祖国的命运捆在了一起。我盼望能在张爱玲那如椽的大笔中,看见奋发图强的女侠,看见女人们在新的主义中获得新生。可她让我看到的是曹七巧,是流苏。我在钦佩她的独特风格之余,惋惜她没有写出更轰轰烈烈的“倾城之恋”。

 

梅娘还写道:现在经过几十年人生阅历,我才明白了张爱玲笔下的社会是托出了缠绕我们民族的痼疾,她笔下的那些只会消耗的诸种人等多么鲜明,你指望那些渣滓来为祖国舒贫解困吗?她提供的是应该下刀的救治点。捧读之余,我再次为她的深邃叫起好来。

 

北梅如此说的时候,南玲早已寂寞地客死异乡,北梅则于相继失去丈夫和一双儿女为生存而备尝艰辛之后,终于开始陆续结集出版新旧著作。 (老颓)


梅娘评说张爱玲——读《梅娘近作及书简》一得      作者:荣挺进

1944年北平马德增书店和上海宇宙风书店读者调查评出来的“南玲北梅”,现在很难查出当时的读者评语或书店说法了。三、四十年代,沦陷区有影响的作家可不少,就是女作家,北方的雷妍和南方的苏青都出版过销路很好的畅销书,“南玲”与“北梅”胜出的绝对高度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另外,二者之间的交际情况,也未见人形诸笔墨,夺魁之前,两人似乎都不知道对方,之后也并不特别在意,各自的创作里都没出现过对方的影子。一段佳话,似乎十分平淡;一截历史,也很快湮没无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张爱玲成为大陆热门话题和畅销读物,与之相关的人和事都获得重新发掘,苏青和胡兰成,都毫无疑问因张复活。但梅娘的重新评价与此无关,1986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长夜萤火》,选集东北沦陷时期女作家作品,梅娘的五篇名作《蚌》《鱼》《侏儒》《黄昏之献》《春到人间》《行路难》重光于世;随即《新秋海棠》(1988)、《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1990)、《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1990)、《红杜鹃——二十世纪华夏女性文学经典文库》(1995)、《大师文库·百年百部争议小说》(1996)、《东北现代文学大系(1919—1949)》(1996)纷纷收入梅娘旧作;《梅娘小说散文集》(1997))《梅娘代表作》(1998)《梅娘小说·黄昏之献》(1999)《梅娘》(2002)等梅娘个人专集也随之出版。作为华北沦陷区文学的杰出代表,梅娘迅速进入现代文学及历史研究视野:美国康乃尔大学E.Gunn先生1980出版Unwelcome Muse: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1937—1945,已分析到梅娘小说的意象,《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把梅娘写进了文学史,张泉先生的《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1994)给她辟出专章,(为此,梅娘写信告诉张泉:“是你的研究,驱走了我心中不该有的卑微,我证实了我无悔的青春。……你助我完成了一次生命的升华。”)而在加拿大和日本,以东北沦陷区文学及梅娘创作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也接连出现。1997年,梅娘入选中国现代文学百家。可以说,梅娘创作的独特价值使她无法掩藏,从文学成就上来讲,梅娘的复苏与张爱玲的盛名毫无瓜葛。

然而,“那只是几个书店老板的商业策略”(梅娘语)的“南玲北梅”之说,再度不胫而走。汇录二人部分作品的《南玲北梅》(1992)已探出研究领域之外,向更广阔的空间传播梅娘的声誉和影响,但如同一柄双刃剑,这种“策略”渐渐使普通读者视“北梅”为“南玲”传奇光环的照亮物,每欲语梅娘,先道“Eileen Chang”,记者的采访,无论如何忍不住要提出这个问题,梅娘也不能不回答了。

这本《梅娘近作及书简》收录的两篇短文、一个故事,和致朋友的三封书信,记录了梅娘一方对“南玲北梅”关联的论说,值得注意。

梅娘首先讲述了她与张爱玲始终不曾交流的三次“交往”:第一回是1942年夏初,中南海有一个招待“名人”的赏花游园会。有人说:张爱玲从上海来了。“原本不打算游园的我,兴冲冲地赶了去,为的是一睹这位才女的风采。”(第153页)然而在众多的淑女、男士的簇拥下,梅娘千寻万觅,只找到了一位似乎是张的女士,“那人穿着绛红配有大绿云头的清式半长上衣,长发垂肩,……衣着色彩的眩目,衬得白花极其淡雅。”(同前)因为张爱玲簇拥在众人包围中,梅娘不愿插足进去,因此未能搭话。第二回在1944年冬,上海兰心大戏院排练张爱玲亲自改编的话剧《倾城之恋》。“朋友们劝我去看看,就便结识张爱玲。……我们赶到兰心,排练已经结束,在众人簇拥中走向台下的张爱玲,长发披肩,一件绛红的旗袍,直觉,正是她为流苏界定的怯怯的身材。”(同前)剧院外飘着冷雨,因为张爱玲又被簇拥在众多的名艺人中间,梅娘未便上前搭话。第三次已经是1995年初夏,梅娘乘在美国逗留的机会,托《中国时报》的朋友联系张爱玲,“很想跟她侃侃诸如女儿心等等的话题”,得到的回答非常干脆:“陌生人一律不见!”“我当然是陌生人了,难以分说的遗憾又一次袭上心来。”(第154页)

据四十年代日本记者高森记载,梅娘为“华衣俗女”,这证明在当时的日本人眼中,她不过是个讲究吃穿的俗物,虽然当时梅娘的丈夫柳龙光是华北沦陷区传媒与文坛的实权人物,他们的家堪称京城“文化豪门”,但在一个艰难的时世,梅娘自觉的韬光隐晦,维持着一个大家闺秀的普通、甚至凡俗的面貌;而张爱玲截然相反,她不甘平庸,刻意表现自己的贵族血统和特立独行,奇装异服大放异彩,理直气壮招摇炫人,要“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张子静语),充分享受成功成名的喜悦。梅娘的内敛和矜持,与张爱玲的高傲和孤僻,形成鲜明的对照:她们并非能相投合的人。

但是,面对张爱玲的作品,梅娘用四个词——“冷隽”、“深邃”、“浓艳”,以及“惭愧”,表达了自己真诚的敬意: 1944年“南玲北梅”开始并称的时候,“我读了张爱玲的《金锁记》。为她的深刻、浓艳所倾倒……”——“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是女人的异类,遭遇她就像遇上的喷着毒液的蛇。我真佩服张那不动声色的冷峻,反正我写不出来。”这是她所欣赏的“冷”;“再读《金锁记》,曹七巧从贪恋黄金到被黄金吞蚀,只余留了一种最最可怕的情感——复仇!凡是自己未曾拥有的,谁也不准拥有,哪怕是自己的女儿。这是魔鬼的逻辑!读到曹七巧用市井淫秽的语言开心地揶揄初恋的女儿时,我毛骨悚然了。冰冰冷的黄金吃掉了至情的母性,这多么可怕,张爱玲,你是揭露得多么淋漓!”这是她看到的“深”。

梅娘还引述张爱玲的话,为自己的生母、为天下痴情的女子辩护:“张爱玲说:‘现代的姑娘们肯定不会欣赏王宝钏,因为她们不能理解王宝钏那舍却相府荣华,甘心十八载独处寒窑为一个男人守身的情怀。’且不管时代的姑娘们会不会视王宝钏为傻帽儿;有一点却是确切无疑的,那就是王宝钏的痴情、王宝钏的倔犟赢得了亿万戏剧观众。”她充分的肯定了张爱玲对人心人性的洞察力。对于《秧歌》《赤地之恋》这两部评价纷歧的小说,梅娘也坚持自己的欣赏和理解:“对张爱玲晚期的《秧歌》与《赤地之恋》,是有她的政治偏见在内;但从张对社会民情黑暗的洞见来讲,这未必不是触及了光环下面的暗影的描述。体察历史遗给我们的诸种积垢,能以‘苍白’来对张的作品作定评吗?”因为,“张爱玲笔下的社会是托出了缠绕我们民族的痼疾,她笔下的那些只会消耗的诸种人等多么鲜明,你能指望那些渣滓来为祖国舒贫解困吗?她提供的是应该下刀的救治点。捧读之余,我再次为她的深邃叫起好来。”透过张爱玲的文字,梅娘明确意识到,“滋生曹七巧的土壤,积淀了千年百年,岂是几纸革命的檄文便能扫荡得了的?只有胼手胝足的简单劳动,培育不出文明的花朵。”

梅娘还反复地玩味张的“浓艳”或者隽永:“张爱玲这样塑造了倾城之中的女主人公流苏:‘怯怯的身材,微风振箫般的声音……’多么传神!这是个十足令男人怜爱的女人。”(记忆片段)“我拣出来《倾城之恋》小说,看到了张爱玲为女主角流苏定位的描写:‘怯怯的身材……幽咽的眼,微风振箫般的声音……’多么传神!活脱一个中国古典美人,一个中国男士赏识的诱人的女性。”(我与张爱玲)为此,梅娘总是自我表白:暗自惭愧,无资格与她并列;“我仍然十分惭愧,因为至今,我尚未达到她的高度,愧对并称。” 张爱玲那种“剔肉刮骨似的对旧社会的铺陈”,那种“深邃的冷峻”,“我做不到,我没有那样的生活体验,也没有她那样的磅礴才气。”这是一份由衷的对张的“感佩”。

但梅娘自有她的倾向和判断,“张爱玲曾给与我的震撼”,是与“我感到的遗憾”相当的:“掩卷之余,一缕惆怅兜上心来,仿佛流苏在我耳边絮语:‘倾城之际,你要抓牢男人!’我反问了,为什么是抓牢男人,而不是与男人共同奋进呢?”她说,“我盼望能在张爱玲那如椽的大笔中,看见奋发图强的女侠,看见女人们在新的主义中获得新生。可她让我看到的是曹七巧、是流苏。我一点也不喜欢流苏,更憎恶曹七巧。流苏是我熟习的拴在男人裤腰带上享受荣华富贵的我的大姐们,而曹七巧是比逼走我生母的掌家夫人更泯灭了人性的恶婆。”这是一个东方女权主义者的立场,为鲁迅“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所迫,试图超越现实,要争取女人独立自主的生存权,要获得与男人同样的发展权;其实,在小说里,张爱玲并不关心这种善良的理想,她只注目于现实的男女纠结、人性黑洞,“她提供的是应该下刀的救治点”,梅娘在理解张爱玲的同时,提出了自己更高也更焦虑的期望。即便在对《金锁记》倾倒之余,也不免有种难以分说的遗憾,遗憾她没能在《金锁记》中悟出战胜金钱的亮色,“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是女人的异类,遭遇她就像遇上的喷着毒液的蛇。……女人都是曹七巧,世界就该毁灭了。”从理想观照现实,梅娘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种遗憾与惋惜还另有非常具体的内容,一是面对日本人在中国大势已去的大变动,“张爱玲铺陈的使女对话、男女调情,我在钦佩她的独特风格之余,便是惋惜,惋惜她没有写出更轰轰烈烈的‘倾城之恋’。”“我暗自想:张爱玲若能为将再度濒临巨变的上海写一出《倾城之恋》那该多好。”二是张爱玲的背井离乡,“她在新中国只停留了短暂的一段,还未能体会出换了标笺的‘当权者’,也未能跳出历史的螺旋。这是她的悲哀。她如果不因偏见割断了与大陆的血脉,她能描绘出超越鲁迅的阿Q的时代的典型形象来。”张爱玲曾反复强调,“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自己的文章),对比之下,梅娘所期望的,恰恰是张爱玲所拒斥的,尽管梅娘的期望正是时代主流和人性常态的期望。其实,张爱玲即便不离开,也不能“描绘出超越鲁迅的阿Q的时代的典型形象来”,因为鲁迅即便活着,也只能选择要么罢笔要么在监狱里继续写,而监狱里恐怕连柏杨先生那样“埋头整理中国历史的史料”,写《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的机会都没有,随后二十多年,梅娘已经深深体会到这点。立足创作来看,表达“人生安稳”的“南玲”,与飞扬理想的“北梅”也是不能投合的路数。

对此差异,梅娘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我认为: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生活理念,自然会导引出不同的生活实态。”(2002年11月1日致刘洁的信)“张爱玲的童年是在锈痕斑驳的铜香炉旁度过的,是在尔诈我虞的大家庭中长大了的,学得了冷眼看人。”因而她“把对爱抚的渴望深深地埋在心里,目睹着被财富扭曲了的各种人相”,才有那种“剔肉刮骨似的”对“大户人家尔诈我虞的事”的铺陈;梅娘自己呢,“那个宝爱我的慈父,使我铭记在心的教诲是前进是如何民富国强。在他主宰的大家庭中,在东北大地吹拂的拓荒风中,我家里的尔诈我虞不是主流。因此,我没能体验过更甚的扭曲,我感觉到的只是浮光掠影。”但母爱的缺失,家族里女人们的遭际对其刺激亦深,因而她展开了一幅女人画廊,描写了“几个想获得幸福爱情的小女人”——“我写她们的当时,并没有完全觉察到封建意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占的巨大比重。我所塑造的女人,跟着我的感觉走,只不过是表达了表层的控诉。”并希望“看见奋发图强的女侠,看见女人们在新的主义中获得新生”(北梅说给南玲的话)。除却她自评的一贯低调,就作家生活体验对其创作影响的角度来说,这一番话透透彻彻点出了她们之间根本的差异:作品里张爱玲“深邃的冷峻”,来自生活中“爱抚的渴望”的完全失落;梅娘自幼慈父的宝爱,使她从不放弃创作时理想信念的求索。而个性里面,梅娘矜持、朴素、大气、坚韧的品质,都源于因饱满充实的关爱生成的自信,这种信心的支撑,使她在任何挫折之下,都拥有心灵的“安稳”,而不必向外在的世界去寻找“安稳”——“如果问我为什么能阅尽沧桑活到耄耋之年的秘密,那很简单,一颗永不休止的求善之心而已。”这飞扬的“求善之心”,渊源于她儿时充分体验过的“善待”。

这正是张爱玲所缺乏的。成年之前,她“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被裁判着像一切惶惑的未成年人”,几乎没感受过真心的“善待”,即便父母也无法让她觉着安全。于是,“惘惘的威胁”无处不在,“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由个人到时代到整个的文明,都没有安稳可靠的依托,生命里所有可贵的东西,“都许来不及了”!因此,“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为了证实自己的存在,她紧紧抓住生命最基本的东西,“一点真实”,“幼小的圆满”,由己身之外,攫取“人生安稳”,却永远攥不住、握不紧。华丽底下是苍凉,热烈时候更孤独,渴望总是装满着绝望,于是 “浓艳”嵌入“冷隽”,并且幽幽“深邃”。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体验,带来的两个无法交汇的创作走向, “我没有她的深邃,我的书生气质和忧国激情,能配上她的深邃可能就完美了。”梅娘的这一期望,恐怕很难实现。不要紧,梅娘对张爱玲的观察和评价本身是恰当、准确的,但她不必低抑自己的路数,“张爱玲的大红大紫,是社会接纳了她。我之被冷落,是我没有她作品中所展示的意境。”这一节话,评张是对的,自评却不尽然。在一个社会公共信仰哗然碎裂的时间里,现实变动莫测,生活惶惑不安,“平凡的传奇” 之华丽与苍凉,寄予了大众自我安抚与精神存活的确证;梅娘的意境自然不同于“传奇”,却并未“被冷落”,她的复苏已经是证明。“书生气质和忧国激情”,从来是人类心底永恒的潜流,如地火潜行,给大地及其生命以温暖的滋养。偶或的喷发,往往是地壳崩裂的表征,从诗经到汉乐府到杜甫,再到陆游、辛弃疾、龚自珍到鲁迅,无不如此。

由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梅娘对“南玲北梅”这种“商业策略”的反感和拒斥,“我不喜欢利用‘南玲北梅’这种商业意义的炒作来借张扬梅。”“我很讨厌那些借张扬梅的文章,经过生活的淘洗,我很明白我与张爱玲的差距。我不喜欢借张来膨胀梅娘的哗众取宠。”确实如此,“南玲北梅”的并称这一策略,经反复的渲染,会不自觉淹没两种不同趋向的价值。当然,梅娘先生也不必拒斥之,商业的策略能将好奇心诱入探索求知的方向,让更多的读者步入梅娘创作的精神殿堂,这何尝不是一件大好事?

(作者荣挺进为《梅娘近作及书简》策划编辑)


摘自《梅娘近作及书简》作者梅娘 同心出版社出版

    梅娘,现代文学史上硕果仅存的著名作家。由于沦陷区特殊的文化氛围,梅娘的创作如张爱玲一样,只能站在女性与弱势群体的立场,以“一种女人的郁结”,讲述残破的男女情爱故事,展示女人的不幸和人世间的不平,以强烈的女性意识反抗男权压抑和社会不公,“从男女的爱欲间而追求社会的伦理问题”。纤巧细腻之笔,悲天悯人之怀,诉哀矜凄婉之歌。1942年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书店联合发起“读者最喜爱的女作家”评选活动,梅娘与张爱玲双双夺魁,从此有“南玲北梅”之誉。

  1942年,当社会上把“南玲北梅”并称的时候,我读了张爱玲的《金锁记》。为她的深刻、浓艳所倾倒,而且暗自惭愧,无资格与她并列。

  我当时正沉迷于挽救和强壮我们的中国的崇高理想之中,因此,倾倒之余,不免有种难以分说的遗憾,遗憾没能在《金锁记》中悟出战胜金钱的亮色,这情感当然是出自我对文学理解的莽撞。

  正是那年的夏初,北京市有一个在中南海招待“名人”的赏花游园会。有人说:张爱玲从上海来了。原本不打算游园的我,兴冲冲地赶了去,为的是一睹这位才女的风采。又是一次难以分说的遗憾:在众多的仕女之间,千寻万觅,找到了一位似乎是张的女士,那人穿着绛红配有大绿云头的清式半长上衣,长发垂肩,被男士们簇拥着,从太平花甜香的行列中走来,衣着色彩的炫目,衬得白花极其淡雅。因为在众人的簇拥之中,我不愿插足进去,因此未能搭话。

  1944年的冬天,上海飘着冷雨,兰心大戏院正在排练张爱玲亲自改编为话剧的《倾城之恋》。朋友们劝我去看看,就便结识张爱玲。我拣出来《倾城之恋》小说,看到了张爱玲为女主角流苏定位的描写:“怯怯的身材……幽咽的眼,微风振箫般的声音……”多么传神!活脱一个中国古典美人,一个中国男士赏识的诱人的女性。一种难以分说的遗憾又袭上心来。我们当时,已经知道了日本侵略的败相,我暗自想:张爱玲若能为将再度濒临巨变的上海写一出《倾城之恋》那该多好。

  我们赶到兰心,排练已经结束,在众人簇拥中走向台下的张爱玲,长发披肩,一件绛红的旗袍,直觉,正是她为流苏界定的怯怯的身材。因为她在众多的名艺人中间,我不便上前搭话。

  岁月如流,世事沧桑。1995年初夏,我有机会在美国逗留,托《中国时报》的朋友帮我联系张爱玲,很想跟她侃侃诸如女儿心等等的话题,得到的回答非常干脆:“陌生人一律不见!”我当然是陌生人了,难以分说的遗憾又一次袭上心来。

  再也没有料到,她那么快就仙去了。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噩耗时,我一时怔在那里,说不尽的惋惜。她去了,去得那么寂寞,我却仍然滞留人间,体味着无尽的女人情思。我仍然十分惭愧,因为至今,我尚未达到她的高度,愧对并称。


《梅娘近作及书简》    不同语境下的南玲与北梅——试比较张爱玲、梅娘的文学创作      文/阿洁

  1942年,北平(北京)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书店曾联合发起一次“读者最喜爱的女作家”的调查活动。结果上海的张爱玲与北平的梅娘并列榜首,成为众望所归的两位女作家。从此以后,“南玲北梅”之说不胫而走。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南玲”与“北梅”都经受了时光的磨砺和淘洗,她们的命运有了太大的区别。张爱玲几经沉浮,始终是世界华文文学圈内最受瞩目的女作家。而梅娘虽然从50年代初销声匿迹,但近年来,又开始被人注意。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梅娘仍然健在,而且还在勤奋地写作。算起来,梅娘已经82岁了。

  梅娘曾经和张爱玲齐名,而后二人的创作道路又有了太大的差异,这中间值得探寻的问题就有很多。比如,她们起初有哪些相同之处?她们从何时开始选择了不同的人生坐标?她们赖以成长和生存的语言环境对她们有何影响?这些恰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一
  我们不妨沿着二人创作道路的发展来比较她们的创作。

  不少人都注意到,早年的梅娘与张爱玲之间有着太多的相同之处。二人同庚,都出生在1920年,且均出生在富裕之家,一位是晚清名臣张佩纶的孙女,李鸿章的曾外孙女;一位是伪满时期东北的大企业家孙志远最钟爱的女儿;二人均为早熟的才女,中学时期便有佳作问世,被语文老师关注。张爱玲写过获奖文章《我的天才梦》,梅娘有《小姐集》问世;二人的婚姻爱情生活都不圆满,仅就时间来说都十分短暂;二人都有短暂的外埠留学史,张爱玲在香港,梅娘在日本;二人创作的黄金季节都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而且又都是在黑暗复杂的沦陷区。

  张爱玲是公众熟悉的人物,她的显赫的身世已为人所共知:祖父张佩纶为清代名宦。而梅娘近年来才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梅娘本名孙嘉瑞,现为中国农业影视中心退休干部。父亲孙志远祖籍山东,他靠自己的聪颖刻苦,掌握了英语、俄语和日语三种语言,从一个英国洋行的小伙计成为远近闻名的实业家,长春镇守使的东床快婿。梅娘是他离家经商时,与海参崴的一位女子所生。

  值得注意的是,在“南玲”与“北梅”的成长历史中,家庭生活的“残缺”造成她们难以磨灭的痛苦。张爱玲所遭遇的是与继母的冲突。在张爱玲的父母离婚后,张爱玲起初是留在张家的。一场打骂后,张爱玲最终与父亲、继母彻底决裂,来到母亲与姑母的住处。她的体验是“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为人”①。梅娘是父亲与庶室所生,后来便遭到父亲妻子的憎恶与慢待。她曾哀怨地说:“最初,我不知道娘并不是亲生的,我抱着小的纯真的女儿心去和娘亲近,娘总是不理我。跟我说话的时候板着脸,生气的时候就骂,我没见过娘的笑脸。”②梅娘的女儿柳青也证实,梅娘因为不幸的身世,她甚至至今都不知自己确切的生日,因此她从来“不肯过生日”。她之所以选择了“梅娘”的笔名,就因为它是“没娘”的谐音③。

  不过,张爱玲与梅娘毕竟又有许多不同之处,就她们生活的语言环境和家庭氛围来看,区别还是很大的。张爱玲除在天津、香港有过短暂的居留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上海。这几个大都市当时是中国商业化气息最浓的地方,农业文明的色彩大部褪尽,西方文明夹杂着殖民地的气息,充塞着这里的高楼和街巷,点缀着畸形的繁华。这样的语境不能不对张爱玲产生影响。就家庭的影响来说,她显然是身家显赫,亲族众多,耳濡目染许多前朝传奇和家庭故事。而且张爱玲的家庭既有前朝遗韵,又因为母亲热衷出洋留学的缘故,具有中西方文化纠结混合的复杂气息。因而,张爱玲的骨子里或多或少地沾染了中国的贵族气息,但更多的是学到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态度。再加上张爱玲既和父亲恩断义绝,母亲又时常在国外流连,张爱玲不知不觉地养成了特立独行、孤傲冷峻的思想性格,故乡与家庭的概念相对淡薄;而梅娘始终生活在中国北方,在长春上学,后有一段时间定居北京。两地虽然也曾沦陷,但中国北方相对来说更多地保留了中国农业文明时期的文化气息和中国民族的生活习性,没有多少“西化”的迹象。梅娘的家庭也是中国北方典型的旧式家庭,保留着农业文明的浓郁气息。父亲是靠自己的聪明勤奋,从底层打拼奋斗获得成功的。他重义气,讲友情,热爱生活,将自己女儿孙嘉瑞视为掌上明珠。尽管他的生命短暂,但他给幼小的梅娘心灵里留下了难以忘怀的人间温馨。父亲去世后,他的好友张鸿鹄还代替他照护梅娘的生活,送她到日本留学。这些也许对梅娘的性格形成有所影响。从梅娘几十年面对生活磨难的表现来看,她在文静大气的外表下,有着坚忍顽强的内心,有着对故土家园的珍爱和对友情的渴望。张爱玲与梅娘二人既相同又相异的成长经历和思想性格,使她们从大致相同的人生起跑线出发,却分别跑向了不同的终点。

  二

  不快乐的童年生活使这两位才女聪慧早熟,懂得人生的不幸和烦恼,特别是女性的幽怨和痛苦。当她们开始写作时,她们不约而同地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女性,并且观察与表现的结果也惊人地相同:中国女性的人生是不健全的人生,是不幸福的人生,女性的生活沉重而又充满哀怨。不同的是她们观察生活的视角不同,表现生活的手法不同。

  梅娘自《小姐集》问世以后,1940年又在原来的长春益智书店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第二代》。在此期间,梅娘不顾家庭的阻力,与在日本半工半读的北京青年柳龙光结合,开始了新的生活。1942年,梅娘与柳龙光定居北京,她除担任《妇女》杂志的编辑外,还抓紧时间写作。在北京的几年时间,是梅娘的创作(禁止)期,她先后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鱼》(1943)、《蟹》(1944),长篇小说《夜合花开》在《中华周报》连载,《小妇人》在《中国文学》上连载,写了儿童读物《白鸟》、《风神与花精》、《青姑娘的梦》等。梅娘的写作明显表现着五四时代民主启蒙的成果,她的清醒的女性意识,对男权社会有着强烈的反叛情绪。但她的创作并不是五四时期女性追求个性解放主题的简单重复,而是在这一相同的思路上有所深化。她在大多数作品中反复强调的是,现代女性即使通过自由恋爱的渠道找到了理想的配偶,也未必能够获得永久的幸福。妇女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她们还必将面对种种烦恼。梅娘将女性痛苦的根源归结到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女性的地位低下,男性对女性的轻视与始乱终弃的欺骗行为,认为这些是造成女性痛苦的主要原因。在写作的角度上,梅娘所采取的是近距离观察和直接倾诉的方式,对中国现代女性的痛苦有着感同身受的同情。在梅娘笔下,做了少奶奶的李黛黛(《夜合花开》)并不满意无聊的寄生生活,她发现丈夫在外捧女戏子,花天酒地;已经做了母亲的芬(《鱼》)发现,自己不顾一切建立的小家庭原来危机四伏,丈夫林省民早已结过婚;凤凰(《小妇人》)冲破家庭的阻挠和袁良私奔,却并没有获得理想的幸福,家务繁琐,夫妻吵架,搞得她心灰意冷;玲玲与小翠(《蟹》)生活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孙府,她们早已看清,有钱的男人“只把女人作为玩物”。但小翠因为是下人的女儿,终究没逃脱被男人强占的命运……

  与此同时,张爱玲也写出了她一生中最负盛名的一批短篇小说《金锁记》、《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白玫瑰与红玫瑰》等,结集为《传奇》出版(1943)。在她创作的黄金时代,她也遇到了自己钟爱的男友胡兰成,缔结一段短暂的婚姻。张爱玲接着又写了中篇《创世纪》。所不同的是,张爱玲以一个全知全能的描述者隐身幕后,有点接近《红楼梦》中的警幻仙姑。她采取“参差对照”的方式来表现中国女性的生活,“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传奇》题记)。她对中国女性精神的解剖近似冷酷,其结论是:因为横亘在中国女性面前的阴暗面太多,不仅阻碍她们获得幸福、快乐,而且浸染了她们的身心,使她们自身也变得精神残缺,而精神残缺的人注定无法获得完美的人生。张爱玲笔下的人物曹七巧(《金锁记》)、梁太太(《沉香屑——第一炉香》)、白流苏(《倾城之恋》)、许小寒(《心经》)等,哪一个不贪婪、狠毒呢?她们因为太钟爱自己,分不清虚荣与情欲究竟哪个更重要,满足一个便永远期待另一个,一辈子生活在幽怨之中。这几个人物是显现张爱玲创作水平的标志,她们在表现中国现代女性情爱心理上很有典型意义。

  梁太太“做小姐的时候,独排众议,毅然嫁了一个年逾耳顺的富人,专候他死。他死了,可惜死得略微晚了一些——她已经老了,她永远不能填满她心中的饥荒。她需要爱——许多人的爱”;白流苏不顾家人的冷嘲热讽,抢了妹妹的对象。又不顾世家小姐的身份,甘心受范柳原的捉弄,不就因为他是华侨巨商的财产继承人吗?曹七巧是张爱玲笔下一个最具影响力的典型形象,她在坐稳了世家大族少奶奶的交椅之后,又想获得情欲的满足,在小叔子姜季泽身上下功夫。碰壁之后,性格变异,成了一个暴戾残忍的虐待狂,容不得别人得到幸福,包括自己的儿女。人的自私、残忍的本性在这个人物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许小寒(《心经》)这一少女形象注意的人不多,她也是一个自私、残忍到极点的人。为了她对父亲产生的不健康的爱,她嘲笑、折磨自己的母亲,想尽办法将“她父母之间的爱慢吞吞地杀死了,一块一块割碎了——爱的凌迟!”这根本就是小曹七巧,形同鬼蜮的怪物。在这些描写中,张爱玲早已将农业文明时代人们用来遮掩本相的虚伪面纱撕去,将人性本质中恶的一面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使我们不得不钦佩万分。

  相比而言,“南玲”与“北梅”40年代的创作是各具特色的。梅娘的创作饱含青春的激情,对青年女性内心世界表现得细腻生动,富有感染力。而张爱玲的小说却深邃厚重,犀利老辣,能翻捡出人性深处的污垢,更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三

  抗战胜利后的第三年,梅娘一家去台湾生活。此间,柳龙光接受了中共北方局城工部的负责人刘仁的委派,争取国民党蒙疆军总参谋长乌古廷率部起义。便常常往来于台湾与上海之间。不幸的是,柳龙光1948年遭遇海难,留下了梅娘母女三人,还有梅娘腹中的胎儿。经过反复思考,梅娘没有接台湾国大代表的选票,谢绝了日本大阪外国语学院的邀请,毅然带着两个女儿和腹中的胎儿返回故土,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此后,在极左政治思潮肆虐的30年中,梅娘的经历极其坎坷。在1952年的“忠诚老实运动”、1955年的肃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梅娘屡受磨难,被诬陷为“右派”、“日本特务嫌疑”、“现行特务”等,遭到抄家、劳改、开除公职,她的儿子和一个女儿也在生活的磨难中不幸夭折。整整30年时间,梅娘不得不在逆境中锤炼着自己的灵魂和生命,她被迫完全中断了写作。

  刚解放时,张爱玲是留在国内的,她以“梁京”为笔名写了《十八春》、《小艾》两部小说,两部作品都表现出了对新社会欢迎和拥护的态度。前者的女主人公顾曼桢在旧时代被自己的姐姐暗算,做了别人生孩子的工具,丢失了工作,也失掉了美满的爱情。在小说结尾时,顾曼桢参加了政府“工作团”,获得了新生。后者描述了丫鬟小艾的故事。旧社会她在席家遭男主人(被禁止),遭女主人毒打,受尽了折磨。嫁了排字工人冯金槐后,仍然吃苦受罪,几乎死去。熬到新社会,她的日子才有了起色,病也治好了。从来都是远离政治的张爱玲,能在写作时把握这样的政治态度,亦算是很难得了。

  不过,张爱玲很快设法离开了内地,先在香港滞留一段时间,后去美国,从此与故国家园割断了联系。差不多在相同的时间和背景下,“南玲”与“北梅”竟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生活选择,这也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现象。正是从此时开始,她们的人生追求拉开的距离越来越大。

  张爱玲居留香港期间写的两部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其审美价值观念和创作思维与前两部作品完全相悖,原因是它们有着复杂的写作背景。两部作品都渗入了太多的政治偏见,不像张爱玲的生活态度。《秧歌》是以解放初江南地区农民金根的故事为主线的。乡下丰收,农民却因为交了过量的公粮,没有饭吃,终至闹出聚众抢粮的流血事件;《赤地之恋》共11章,描述青年知识分子刘荃的经历:参加过土改,在抗美援朝总会华东分会工作过,又在抗美战争前线成了战俘。刘荃之所见所历,好像人间地狱,到处是无情与残忍,背离了起码的生活真实。在乡下,土改工作不讲政策,草菅人命。在上海,政府机关内部互相倾轧,勾心斗角,战友之间互相陷害。党内高级干部阴险狡滑,作风败坏……由于两部小说所要表现的分明是作者并不熟悉的生活,因而人物形象单薄,有的完全是漫画式、概念式的形象。小说的艺术表现显得苍白而涩滞,丧失了作家早期作品的那种游刃有余,得心应手的格调。这样的作品,不仅美国出版商“不感兴趣”①,张爱玲自己也说结局“惨不忍睹”②。多年以后,当她的朋友建议她写畅销小说的时候,她斩钉截铁又不无激愤地说:“不!我绝不写自己不想写的人物和故事。”③这表现的分明是一种懊悔的心情。至少,这两本书的写作割断了她同自己的祖国、故乡的情感联系,给她造成了“有国不能投,有家不能奔”的凄凉心态。而她后来的离群索居,又进一步导致她与世态人生的隔膜和创造力的枯竭,造成了难以估价的损失。

  出于对电影的喜好,张爱玲不仅常写影评④,而且从1947年开始,就开始了电影剧本的创作。先后写过:《不了情》、《太太万岁》(1947)、《情场如战场》(1957)、《南北一家亲》(1962)、《小儿女》(1963)、《六月新娘》、《人财两得》、《南北喜相逢》(1964)、《魂归离恨天》(1964)、《一曲难忘》(1967)①。

  就总体看,张爱玲的电影剧本还是注重揭露生活中的不良现象,主张民主自由、妇女解放的。不过,与张爱玲的小说相比,其剧本在揭露人生本质问题的深度上有所减弱,表述方式也变做了嬉笑怒骂,讽刺调侃。写法上偏重于对话而忽略动作、场景的描绘,接近话剧剧本,整体文学水准有所下降,很有急就章和将就观众的姿态。

  四

  1978年冬天,梅娘获得彻底平反,回到中国农业影视中心工作,重新获得写作的权利。她犹如生机勃发的老树,在风调雨顺的季节一下子变得枝繁叶茂,花朵满枝。来不及构思小说,她将满腹的话语汇成散文,奉献给读者。她的《为什么写散文》仿佛是一篇宣言,述说了她新的写作追求:“一脉心声,构不成故事,也不想构成故事,就这样开始写散文;这是凝聚着渴望的载体——渴望坦诚的心灵、渴望向善的物事、渴望深邃的爱情,等等等等。”篇末缀上“一九七九蒙难结业”的字样,预示着她人生新阶段的开始。

  梅娘的散文创作就像储量丰富的宝藏,一经开采便喷涌不止。她写过风采各异的游记文章,将祖国的大好河山汇于笔下:《草原记行》、《云南之旅》、《春城游》、《正定怀古》、《人家尽枕河》、《知音寄语》、《打边炉》等;她写过对文坛故交的珍贵回忆,“为被历史误认和遗忘的人物作见证”②:《我与张爱玲》、《萧红笔下的女人》、《赵树理与我》、《一段往事——回忆赵树理》、《北梅说给南玲的话》等;她还写过大量的自传体散文《我的青少年生活》、《我的大学生活》、《我与日本》、《长春忆旧》等。近年来,她还翻译出版了日本作家釜屋修研究赵树理的论著《玉米地里的作家》,写了中篇小说《依依芦苇》……

  梅娘的笔力越发优美流畅,充溢着勃发的激情。她曾殷殷寄语一度与自己同名,已经离开人世的张爱玲:“现在经过几十年人生阅历,我才稍稍懂得了财富在人类社会中的基础作用,才明白了张爱玲笔下的社会是托出了缠绕我们民族的痼疾,她笔下的那些只会消耗的诸种人等多么鲜明,你能指望那些渣滓来为祖国舒贫解困吗?她提供的是应该下刀的救治点。捧读之余,我再次为她的深邃叫起好来。”①显示了她的睿智和热情。

  梅娘的朋友越来越多,她时常怀着友好的情愫接待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帮助那些研究现代文学史的中外学者、学生们了解上一世纪文坛的情况,弄清一些历史问题。她的心境平和,生活充实。看到她的人都不相信她已经80高龄了。梅娘的女儿、女婿、外孙女、外孙女婿曾多次邀请她到国外定居,但梅娘在赴加拿大探亲后,又回到北京。她在散文《远方的思念》中谈到这个问题:“我权衡者再,却怎么也不想离开这片我血泪浸染的沃土;我认定只有在这片沃土上,我才能体现作为中华女性的价值。”梅娘这样依恋她脚下的土地,不是淡忘过去的苦难,而是出于她对人生的深刻理解。她曾说,多半个世纪以来,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灾难,不是个人的灾难,而是民族的灾难,你既是民族的一个成员,你就躲不过去。所以也没有必要老纠缠这些事②。

  与此同时,在大洋彼岸的张爱玲差不多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她仍在写作,除零星地写一些短篇如《色戒》等以外,她的工作中心便转移到改写旧作、翻译旧小说、研究旧小说这三方面来。她将《十八春》改写成《半生缘》,将女主人公顾曼桢参加新中国政府工作团的结尾砍掉了。她又将吴语方言的《海上花列传》翻译成国语。她还把多年来研究《红楼梦》的心得体会汇集出版,定名为《红楼梦魇》。这些工作,虽然有价值,但远不如她早期小说创作那样引人注目。

  因为离群索居,张爱玲晚年生活的详细状况鲜有人知。根据研究者近年来披露的资料来看,她的生活并不宽裕,谋生也不容易。1966年张爱玲曾致信夏志清:“收到十日的信,对于我找工作的事实在费心,我确是感激得说不出话来。”③1961年秋天,张爱玲为搜集创作材料曾有过一次台湾之行。据当时陪伴她的王祯和25年后回忆,当她听到丈夫赖雅先生得病的消息,并没有立刻回去。打听到他病情还稳定后,依原计划返回香港写电影文学剧本。“那时她若回美国,钱只够到洛杉矶,回不到波士顿”①。张爱玲在写给她惟一的弟弟张子静的信中也提到经济问题:“传说我发了财,又有一说是赤贫。其实我勉强够过,等以后大陆再开放了些,你会知道这都是实话。没能力帮你的忙,是真觉得惭愧,惟有祝安好……”②名门之后,一代才女,后半生的生活竟如此拮据艰难,实在令人扼腕。

  “南玲”与“北梅”在不同的语境下生活和写作了几十年,她们都经历了无数坎坷的人生遭遇。她们的人生选择究竟是对是错?她们的生活体验是否幸福?这似乎是很难参透的人生玄机。但不论她们生活得是否如意,也不论她们的人生选择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思维,可贵的是她们奋斗过,她们创作过,她们的作品已经被无数人欣赏和议论,给予无数人以启迪和激励,这才是重要的。作为读者和后人,我们不应忽视她们。


中华读书报    梅娘的回忆可信吗?    郝啸野   2006.01.18

2005年11月30日的《中华读书报》载有止庵先生《关于“南玲北梅”》一文,从上海的宇宙风杂志和张爱玲方面,考证了“南玲北梅”之说的不可信,这在当前众口一辞中堪称希声,然而确是真言。“南玲北梅”一说,本就是子虚乌有之谈。这个读者调查,不仅当时的上海方面不可能有此举,就是北京这边,也不可能有。据笔者调查,所谓“马德增书店”,也就是当时东安市场里的一个书摊,只不过书摊的老板除了卖书,也印一点书(多是作者自己出钱,印数一般是在二千册以下)。这样的书店,在日本占领下的北京,发起读者调查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当时北平与上海两地的文化界实际上处于隔绝状态(日寇对东北、华北、华东及华南等占领区,一直是实行分而治之的),更不可能有京沪两地的书店联手开展读者的问卷调查活动了。

梅娘现在仍笔耕不辍,实在令人佩服。然而,她老人家在发表的文章中,涉及往事回忆的述说,有不少可以说是属于故事新编,而离客观的史事甚远。下面笔者以《梅娘近作及书简》一书中的《往事》一篇为例,谈谈梅娘回忆往事时的不实之处。

在这篇回忆文章中,作者说到了一个叫叶兵(王卓)的人,在她的丈夫柳龙光帮助下投奔解放区,“文革”期间梅娘因叶兵的事受到牵连,被军队的人严加审讯,等等,写得有声有色。然而,经笔者的调查和考订,梅娘对这一桩往事的回忆大多不属实,在此列举数端:

1.文中说她的中学老师叫臧瑞兰,其父是伪“满洲国”内务大臣臧式毅,臧瑞兰的姐姐叫臧瑞芬。作者所言,有对亦有错。臧式毅是伪“满洲国”的大臣,但不是内务大臣,而是民政部大臣兼奉天省长,后任伪“参议府”议长(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伪满洲国的统治与内幕――伪满官员供述》,2000年7月版。其中有解放后臧式毅在监狱中的笔供)。臧瑞兰是臧式毅的二女儿,他的大女儿叫臧玉清,而不叫臧瑞芬。臧家的女孩子起名不论“瑞”字排(旧时家庭常如此),作者的编排是错的。

2.文中说叶兵在沈阳时“借助豪门掩护、求助抗日联军的故事被人们传说得绘声绘色,他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苦读铁路管理专业的往事也曾在留学生中不胫而走”,并在注释中说他是“解放前东北地下党成员”。这些说法,都是不对的。叶兵的确是臧式毅的外孙,但他毕业于沈阳高师,也没有去过日本留学,没有学过铁路管理专业,更不是地下党成员,根本就没有做过救助抗日联军的事。叶兵在东北时只是一个有进步思想的文学青年,以“叶未行”的笔名发表过一些杂文和版画。

3.文中说叶兵在1943年逃开日本特工的追捕,在作者丈夫的帮助下,拿着她丈夫写给军阀的信,混过西直门的哨卡,到了解放区。这些也都是不符合事实的。叶兵出走到解放区一事,与梅娘的丈夫柳龙光毫无关系,也没有得到柳的帮助。而且,叶兵是在1944年从前门火车站乘火车,到唐山前一站的河头镇下车,再转道到了冀东抗日根据地。另外,那时北京的西直门,往来西郊的行人都要经过,并没有封门,也用不着开路条。

4.文中说解放后叶兵在海军政治部供职,“飞黄腾达”、“身居高位”,是“三八式”的老干部,“当权的走资派”云云,都是作者的道听途说或想象。叶兵在解放后一直在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工作,“文革”前的军衔是少校。何况,作者已说他是1943年出走到解放区的,又说他是“三八式”的老干部,岂不自相矛盾?

5.文中写到“文革”时的某一天,海军派了“一卡车的兵”,“一色的蓝色海军军服”,包围了作者的家,士兵又是飞身上房,又是“用铁器敲击着地面铺着的方砖,宛如探索地雷一般”,军队的人腰际间还带着家伙,并晃动着手铐,等等,其描写可谓是细致入微,惊心动魄。然而,作者所写的这些情境,都是经不起推敲的,颇有演义成分。当时尽管是动乱时期,但军队的人到地方进行外调,也不可能是作者所说的这般动静。另外,海军在“文革”时期的军服是灰色的,而非蓝色。

从以上所述可见,梅娘所说的这段往事,很是离谱。之所以说离谱,有些是梅娘本人并不了解实情,有些是她老人家记忆上的失缺,但也有一些的确是编造。

最后要补充的是,《梅娘近作及书简》一书中这类不靠谱的叙述,还有不少,甚至是自相矛盾,兹举二例:

一,在该书的《我与日本文学》一篇中,梅娘说她的《鱼》、《蟹》先后得了“大东亚文学奖”,但她有困惑,所以“我仍然没有去领奖”(第169页)。但在她写此文的前四个月,她在一封信中指认了1944年在南京的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照片中有她本人(第206页);而该书前面所附的照片中,也有一幅她在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上的照片。由此可见,她在《我与日本文学》一文中的说法就是离谱了。

二,该书的代序,是一个叫 Norman Smith(书中译作诺尔曼・司密斯)的加拿大人写的。关于这个人的身份,该书中有多种说法:在代序的注释中说他是“加拿大温哥华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华盛顿大学硕士;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在书前的照片说明中,又说他是“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而该书的《一代故人》一文中,则说他是“加拿大温哥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前后矛盾,令人生疑。经笔者在网上查证,此人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都是在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获得的,2004年时在该校任讲师(http://www.uoguelph.ca/history/faculty/nsmith.shtml)。显然,代序的注释中所列学历和照片说明中所列职称,都是不靠谱的。至于是怎么编出来的,笔者就难以说明了。


中国图书商报     写给张爱玲的信徒们    殷实    2006.05.10

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你们摆脱不掉的一个作家是张爱玲。

这个作家的作品像鸦片一般让你们上瘾,让许多出版商窃喜,甚至足够让一茬脱掉尿裤不久的文学新秀成长为作家。原因当然很多,但最主要的其实仍不过一二:在我们这个匮乏的时代,除了苏童之类可爱的作者聊可咀嚼外,短时间内尚未有人能够填补这个人留下的那片文学空白。该种文学是关于男争女斗的,是关于世故和势利的,是对中国式家庭恩怨的深刻迷恋,而这对于刚刚从物质极度贫困中进入了小康生活的一大部分国民来说,是对某种文学情趣或情调的代偿;它被夸大过头的另一个原因是,现在,历史又呈现出一个权力、金钱和脂粉相互搅和并在一定范围主导人们生活的情状,对于主流人物是人生如戏,对边缘看客则是戏如人生,张作恰当写照之。

有一天,我在一本书中看到一段话,是关于张爱玲的:

“大队长催问了:‘好吧,你不说自己,就先说说张爱玲吧。’

‘她也写了一些小说。’

‘什么内容?’

‘是大户人家尔诈我虞的事’。”

大户人家尔诈我虞的事!此话让我心中慨叹:张爱玲或可休矣?

说出此话的人,是梅娘,一个差不多已经被人遗忘了的作家。时在1958年,正逢她作为右派和反革命被关押,她的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在监外无人照看,而她是在新中国成立之时,“执著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妇女才能获得实质性独立的坚定信念”,从台湾辗转到大陆来的。之前,她的丈夫柳龙光 ——中共北方局往来于台湾与上海之间的特派员——因海难被浸于台湾海峡冰冷的海水中永不再归来。她对张爱玲的看法,是在被审讯时说出的。差不多在同时,张爱玲离开了中国,到异国他乡保全自己的生命和名声。

我们为何总是误读一些作家,为何经常厚此而薄彼,为何不知不觉屈服于流行的读物而不对之进行哪怕是稍稍冷静的判断?在我看来,张爱玲之成为新的时尚,和梅娘被永久淡忘,几乎是同样的毫无道理。1949年以后的梅娘,一直保持低调,像天真无邪的沈从文一样,她可能抱着“重新做人”的态度而成为一个劳动者,几乎不再认为自己是个作家或者名流,必要的话,不写作也没有什么遗憾。尽管她仍不免因为从前的痕迹(所谓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奖)遭受苦难,她的信念并未改变。她的出身或是她的禀赋,决定了她有一种健康的、明朗的趣味,某些方面她有点像萧红,比如对女性地位的天然直觉,对病态社会现实的敏感,对光明世界的向往等。但萧红的写作似乎更加具先锋性或者说革命性(人们对萧红文学价值的读取或许因民族命运的关系而有所偏重也未尝不可);梅娘则是一个更加务实的作家,她并非没有火热的心和叛逆的力量,只是她能够接受命运,仍能在沦陷区生活、思考并写作。设若没有梅娘,没有同时期的朱缇、杨絮、吴瑛、蓝苓这样一些沦陷区作家的存在,文学书写中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满洲国”的历史记忆,岂非是一个空白?或者,就只好依据日本殖民统治者意识形态掌控之下的意图而言说?至于所谓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奖之类,我们早已经知道,那是日本殖民统治者出于文化殖民策略而“照顾”到广为大众认可的读物的结果(梅娘的《蟹》在被该奖项“赏识”之前已是多次印行的畅销书)。

梅娘早期的主要作品,皆以对包括“满洲国”在内为日本所侵占土地上的妇女命运为题旨。对于梅娘这样的人来说,家园被践踏是无可选择的现实,在侵略者、殖民者的铁蹄之下,仍寻求对生活遭际和个人精神世界的表达,本来就是极其困难的。至于表达的有效性或者是客观性,也许只有通过对文本的深入探究方可洞幽烛微。只要我们不想将自己的某一段历史,即便是血泪的、屈辱的历史,从头至尾剪除掉、掩盖掉,我们就有必要以宽广的胸怀和冷静的眼光,面对所有史实、事件,包括精神的、情感的史实和事件,从而确保思想的健全。文学不是历史,不可能当作历史来读,不过,文学中往往蕴涵着丰沛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洞悉历史的晦暗,延展时间的褶皱,见证人性的复杂。文学中内在的情感力量、价值取向,更可能昭示、揭橥被刻意隐藏的历史诡谲。在这个意义上,梅娘写作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沦陷区的一系列作品可以说是弥足珍贵。即使是在日本侵略者的占领下生活,那也是生活,迫于殖民统治不等于没有对生活的见解,在外族敌人的强压、干预下思考,也未必就一定导致精神上的奴化或臣服,这个道理应该是显而易见的。沦陷区妇女的生活与命运,日本在中国的土地上实施所谓“五族共和”、“东亚共荣”一类政策时,必定会导致的日常行为和思想文化控制,包括在文化殖民中对中国民族精神资源的移花接木,以及殖民地社会普遍存在的亡国恐惧,这些在梅娘早期的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已经有研究者认为,梅娘等沦陷区作家的作品,透过对女性主题的深入表达而突破日本殖民当局的钳制,从而实现了揭露和批评。这样说当然也没有错,但这好比说是梅娘等人的写作在一开始就采取了某种策略,那也未必符合事实。其实,只要客观面对侵略者制造的“满洲国”及其占领土地上的现实,以文学撰述心路,用笔墨记录醒着的灵魂,甚至勾画昏昧腐败的众生之相,这就是在为我们今天的历史认知提供注解。

还有一点我们也有必要时常省察,那就是对历史语境的超越。先贤者的步履,思想运动的轨迹,诚如五四以降的思想启蒙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这一切所奠定的现代性基础,是获得了毋庸置疑的历史标高的。无论在延安的丁玲,在国统区的萧红,还是在日本占领地区的梅娘,反对父权(男性)中心社会的礼教传统,争取妇女人格独立,冀求两性平权的理想,在她们的作品中均有突出的表现,这足以说明作家的具体生活环境与作家的艺术思想之间的关系是怎么回事。梅娘的意义,整个沦陷区文学启示意义就在于此,特别是,当我们念及这些作品是在令全民族都蒙受羞辱却只由一部分人承担的情况下,出自背负苦难命运者之手时,就更加心生敬意。而张爱玲,这个仿佛天生就是为了满足某一类不变的中国趣味的精灵,这个对经世致用、道德理想和生命情操完全漠视,看上去不打算和任何历史的宏大叙事发生瓜葛的绝代才女,她在文学艺术和时间中的位置怎样才算合适,恐怕要到眼下这一拨商业的聒噪喧嚣与消费主义狂欢渐趋平缓之后了。历史的所谓螺旋式上升运动之说,不过是一个便利的哲学辞藻而已,也许它的修辞意义要远大于其他,否则我们不会看到,一些昨日已弃之如敝履的玩意,今天又会被奉为圭臬;而一些极其珍贵的甚至是以痛苦的代价换来的真知与共识,则很快又被遗忘,还可能遭贬损。张爱玲的作品,在你们这些崇拜者中间,大有被建立一种文学宗教的可能,但就其始终未超出大众共阅读这个事实而言,我想我们已经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了。奇怪的是,在张占尽风光而梅几乎依然阒寂无闻之时,当有人重提“南玲北梅”的说法,便立刻引起了你们——也就是“看张”者的不满,你们开始对一些细枝末节进行考据,想证明这个说法的子虚乌有,继而对梅娘历尽沧桑重获人生自由后的一些回忆文字横挑竖捡,告诉人们不但“南玲北梅”的说法不存在,就连梅娘现在对过往的回忆也是不可靠的,这使我隐约感到了某种远不止是无聊的东西。

且不说现在的一些考证是多么浮皮潦草、有头无尾,或者干脆只是为我所用,即便果真存在一些记忆的误差、记叙的不详尽不确切,其实也应该在我们可以理解的范围之内。因为个体的尤其是带有一定文学表达意图的旧事重提,确实会忽略到许多枝节问题。在我看来,就“记忆”而言,重要的也许是它所凸现的心灵特质,是某种价值认知上的真确与绝对,是不拘泥于文本自身的“超语言”的言说,而非琐屑的针头线脑、鸡零狗碎。具体到梅娘的早期作品与晚年回溯时的经验,则可以说是提供了中国精神构架中稀缺的元素——历史理性,这是十分珍贵的“资料”,也可以说是重要资源,这就足够了。至于史料问题,随着文献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自会有机会订正。在梅娘的经历中有一个生命中不可承受的痛点:“文化大革命”中,正当她背负着自己和亡夫两个人的“历史罪由”苦熬之时,自己仅存的女儿和她划清阶级界限,断绝了一切往来。多年以后她在提及此一事件时写道:“我审视了自己曾有过的狂热年代,记起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纯情青年不随着狂飙前进就意味着背叛的历史语境,我理解了女儿,她甩给我的哀的美敦书,其实是甩给了那个错位的时间段,我获得了使血液重新粘合碎心的力量。”我们看到梅娘不但承受了,而且以一颗自由的心看待之:不为偿还,不因宽恕,更不要清算。这就是一个健全的灵魂的力量所在。《记忆片段》和《往事》,是梅娘晚期作品中我最喜欢的。同样,这些作品也并非是为了澄清和实证的,它们是个体心灵历史的一部分,它们不是为了告发,不是向我们诉说恶,而是为了阐明:苦难也是财富,悲剧亦可涤荡生命。不满于“南玲北梅”之说的你们,是担心张爱玲的地位受损呢,还是不喜欢梅娘的那种与当今时尚迥异的“独清”与凛冽,我不得而知。

张爱玲大概算得上是《红楼梦》遗产的继承者之一,但在我看来,她继承的多不过是负面的东 西。对于纯情,对心灵洁净的体悟,对美的消亡与寂灭的哀痛,张爱玲并不以为然,她感兴趣的是乖张的世态人情,是迷失于被虐与施虐循环中的阴惨人性,张的女 性经验,犹如被裹进无聊的长布带后已成畸形的脚的经验,这当然也有助于说明人所受到的侵害,但只是一种肉体的或是病毒的侵害,没有时间性,也无关什么形而 上价值。梅娘却是敏锐的,有时是先验的,她在自己所处的时代高度上处理自己的女性经验,无论她人生观还是文学观,其实都是在关涉到我们民族现代转型,尤其 是在关涉到早期“半封建、半殖民地”历史经验的层面时,显示出意义的,这就使文学超出了一般大众趣味、消遣愉悦的范畴。性别与压迫,性别与政治,性际和谐 与个人解放,还有民族(世界)的问题,以及所有这一切的共同纠葛等等,都既是五四以来启蒙和现代性话语中的重要部分,也是我们今天的现代化进程中无法绕过 的议题。在这个意义上,梅与张孰轻孰重,“南玲”与“北梅”的作品何者重要,答案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止庵按,时过境迁,自不必为此再费口舌。但殷文有一点甚有意思:既然打定主意抑此扬彼,却还非要把彼此拉扯在一起不可,拒不承认“南玲北梅”“这个说法的子虚乌有”。


金汕的博客     “北方张爱玲”的真实性被质疑    2006.08.02

从“南玲北梅”说起

(《人民日报》2006年03月17日 第十四版)

刘琼

一段时间以来,某些出版社及媒体热炒一个东北华北沦陷时期的女作家梅娘。从“南玲北梅”说到大东亚文学奖,从悲天悯人说到“八十年的坚韧歌唱”,其中表现出的热情令人莫名。

比如在2005年出版的《梅娘近作及书简》一书中,梅娘写道:“1942年末,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宇宙风》杂志联合做了一项读者调查‘谁是最受欢迎的女作家’。结果,张爱玲和我双双名列榜首,从此,就有了‘南玲北梅’之说。”该书出版后,媒体“如获至宝”,“北梅”刹那间炒得沸沸扬扬。

让真相穿透时间的迷雾,让历史恢复记忆,理所应当。然而,在钩沉与怀旧占据媒体话语权时,一定要保持学术理智,以客观存在为前提,否则就会陷入虚构的陷阱。

其实,早有学者对作家在该书中一些说法的真实性提出了疑问:一是所谓“南玲”张爱玲,1942年时尚未成名甚至还不是一个作家;二是《宇宙风》杂志不是沦陷区杂志,不大可能调查沦陷区女作家受欢迎的情况。此外,学者止庵还提出,“核查1942年至1946年的《宇宙风》杂志,均无相关内容。”时间才过去半个多世纪,是否存在“南玲北梅”这一说法,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这件事到底出处何在,从事研究者只要稍下功夫,并不难考。可惜,学者理性的声音,淹没在商业化的炒作里。

如果说关于“南玲北梅”的疑问至多关涉个人小节,那么,梅娘对于其在1943年和1944年两度获得的大东亚文学奖的解释以及对其丈夫身份的描述,已经关涉民族历史的大义。根据梅娘在《梅娘近作及书简》一书中的解释,大东亚文学奖是纯文学性的,是日本不得已而为之的文化行为,“可能日帝已明白了当时军事上的败相,用老百姓认可的书来缓和一下情绪吧!”历史并不遥远,这一奖项的殖民文化性质早有定论,却突然冒出这样似是而非的说法,实在令人惊讶。

冷静回顾这次针对作家梅娘的热炒,大众传媒仿佛是集体无意识地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传播原则:对原始事实尤其是当事人口述事件加以核实的求是精神。作为一个作家,回忆得不准确,或者拿一些证据不确凿的民间说法粉饰自己不算新鲜事。关键是,面对大东亚文学奖的刻意装扮以及梅娘丈夫柳龙光供职的日伪报纸《武德报》性质的模糊,出版社和媒体的编辑审稿却缺乏起码的历史常识,把关不严,甚至毫不作为,以至发生重大历史错误。究其原因,无非是浮躁、不专业和急功近利作祟。浮躁使传媒不再下功夫做基本的采访调查。不专业包括两方面,一是编辑业务能力薄弱;一是许多出版社跨行业出书,专业背景不够。急功近利,以揭秘和猎奇迎合市场需求,不问青红皂白地炒作,利用占有的话语权,传播不准确的历史事件,在以讹传讹中渐渐篡改了历史的真相,是视听混淆至关重要的一个原因。

历史不能任意打扮,真相终会水落石出。强调考证史实,决不是本本至上,而是强调求实精神和责任意识,否则,历史就会发生原则性的位移。因此,出版的双眼不能只看市场,还必须培育出版精神,这就是文化理想、社会效益和科学态度。鉴于此,当我们的嘴在传播、我们的手在复制某一历史事件时,愿我们思考的大脑也启动起来,多一点理智,避免因有意或无意的技术错误造成思想的谬种流传。


“南玲北梅”辨析     张泉     2007.06.22

  最近翻阅《文汇报》,读到止庵《“南玲北梅”之我见》一文(刊《文汇报》2005年12月24日),文章指出了《梅娘近作及书简·北梅说给南玲的话》(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中提及的一个颇值得怀疑的“传说”,即通过读者调查,北京的马德增书店联合上海的宇宙风杂志在1942年评选出了南北最受欢迎的女作家“南玲北梅”。论据不容质疑:张爱玲1943年才开始在上海沦陷文坛崭露头角;《宇宙风》杂志早在1939年5月就迁出了上海。1942年不可能有“南玲北梅”说。我完全同意,再作一些补充和进一步的辨析。

  中国地域辽阔、南北风习迥异,又有“对仗”文化和惜墨如金的传统,因此就常常见到“南(南方)谁谁谁、北(北方)谁谁谁”的说法,用以简洁明了地标识地域代表人物。就以沦陷期文坛为例,上世纪四十年代北京的刊物上曾出现“北查南徐”的字样。“查”即查显琳,曾以所谓“色情”小说和诗歌名噪一时。“徐”即徐訏,抗战时期在上海出版有新体小说、诗剧、话剧、散文集等。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查显琳和徐訏都没有梅娘、张爱玲的名气大。

  众所周知,在对史实作判断时,往往说“有”易,说“无”难。我曾将北京沦陷期的几十种刊物从头到尾逐页翻过,未发现“南玲北梅”的说法。

  假如把“南玲北梅”也设想为“北查南徐”那样,只是编辑、文人的神来之笔,或是商家或什么人的炒作,就更难断言北京沦陷文坛没有过此说。战争封锁、殖民统治阻碍地域文化交流,却无法从根本上割断。更何况还有唯利是图的书商。有报道为证:到日本人统治后期,曾兴盛一时的北京出版业迅速委顿,鲜有新书印行,最流行的文学作品是些有销路的翻印本(盗版书),包括苏青的自传体长篇《结婚十年》、张爱玲的散文集《流言》、苏青的散文小说集《涛》。南方也在翻印梅娘的小说集《蟹》(北京《中华周报》1945年5月30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抗战即将胜利之际,一批女作家的新文艺作品,在北京、上海的图书市场上胜出了男性作家的言情武侠类通俗小说。

  说到盗版,都知道现在张爱玲的盗版书充斥书摊、小店。值得一提的是,也有盗印梅娘的。比如我选编的《梅娘小说散文集》(北京出版社,1997),被冠以《梅娘文集》(《梅娘文集》编委会编,新潮出版社,1999)重排印出,张中行的序和我的跋文都在。原书封面是一朱门局部,盗版书换成了小桥流水人家,并添加了这样一些字句:“最新散文经典”、“享有‘南玲北梅’之美誉”、“家喻户晓”和“中国第一才女”,真可谓用心良苦。然而失当却是显而易见的:书中小说的篇幅更多一些;梅娘人与作品都是北方的,可是盗版书连封底也印上了另一版本的小桥流水人家。估计盗版者心底里潜伏着张爱玲这个参照。

  辨析“南玲北梅”说,还有一些细节应该注意到。

  第一,就我视野所及,“南玲北梅”说最早见诸陈放的《一个女作家的一生》。该文首刊《追求》1987年3期,后又两次在北京的《星光月刊》、台湾的《联合文学》上发表,致使此说得以在海内外广泛流传。

  第二,在陈文中,进行“读者喜爱的女作家调查”的上海方,是“上海的宇宙风书店”,而在梅娘那里,写成了“上海的宇宙风杂志”。《宇宙风》杂志虽外迁,但上海还有个宇宙风社,曾于1940年3月出版过北京毕树棠的文集《昼梦集》。那时的出版业不像现在,除专业出版社外,团体、个人都可出书,没有书号管制,没有配额限制,所谓正式和非正式出版物的区分不大。比如,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1944)是由中共地下人员任职其中的“杂志社”出版的,散文集《流言》(1944)则改由她自己刊行。自觉以读者为“衣食父母”的张爱玲,有追求最大收益的考虑该是顺理成章的。

  总之,抗战时期北京的报纸我未及逐页翻阅,无法断言是否进行过“读者喜爱的女作家调查”。当时的人或现在的人虚构出“南玲北梅”说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不过,如果从张爱玲、梅娘的作品当时在南北沦陷区文坛上的实际影响来看,从她们在现代文学史中的定位来看,此说基本上没有离谱。比如,由中国现代文学馆选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代表作”书系(华夏出版社,1998-2000),收入了爵青、梅娘、袁犀、关永吉、张爱玲、予且六位沦陷区作家的专集,其中,只有梅娘、张爱玲是女性——这本身就是评价、就是褒扬。

  已逾86岁高龄的梅娘,是现代文坛仍有影响的极少数健在作家之一。不管“南玲北梅”说的考证最终结果是什么样的,梅娘都注定与张爱玲有着不解之缘。


明報    梅娘    馬家輝    2012.05.30

【 明 報 專 訊 】 「 天 地 」 即 將 出 版 一 本 書 , 作 者 是 兩 姐 妹 , 內 容 是 她 們 與 一 位 作 家 的 書 信 往 返 , 由 1999 到 今 年 2012 , 前 後 長 達 13 年 。

我 感 興 趣 的 其 實 不 是 書 信 , 而 是 一 個 名 字 — — 梅 娘 。 梅 娘 , 不 是 那 個 被 稱 之 為 「 南 玲 北 梅 」 的 梅 娘 ?

因 是 張 愛 玲 的 鐵 杆 粉 絲 , 當 然 不 能 錯 過 這 位 與 張 小 姐 齊 名 的 梅 娘 之 文 。 這 位 已 九 十 三 高 齡 的 老 太 太 , 在 1942 年 北 平 的 馬 德 增 書 店 和 上 海 的 宇 宙 風 書 店 聯 合 發 起 「 讀 者 最 喜 愛 的 女 作 家 」 評 選 活 動 中 , 與 張 愛 玲 雙 雙 奪 魁 。 後 來 才 有 「 南 玲 北 梅 」 之 美 譽 。

然 而 , 愛 玲 小 姐 在 1995 年 於 美 國 獨 老 而 逝 。 而 梅 娘 小 姐 卻 還 與 晚 輩 們 溫 情 通 信 至 今 。 兩 人 都 是 仕 宦 之 家 的 女 子 , 在 當 年 都 有 盛 大 的 文 名 , 卻 有 不 同 的 命 運 , 這 可 能 就 像 她 對 著 小 女 孩 所 喟 嘆 的 ﹕ 生 活 就 是 這 樣 尷 尬 , 就 看 你 如 何 掌 握 分 寸 。

梅 娘 是 個 懂 分 寸 亦 識 關 愛 的 人 。 所 以 在 這 本 信 劄 之 中 , 猶 如 冰 心 的 致 小 讀 者 小 書 一 樣 , 給 予 許 多 年 青 的 孩 子 , 一 股 清 泉 , 她 和 芷 淵 茵 淵 兩 姐 妹 的 書 信 裡 , 透 露 著 對 晚 輩 細 緻 的 關 注 及 一 種 舒 泰 自 然 的 人 生 觀 。

十 幾 歲 的 小 姐 妹 , 嫩 稚 的 語 言 , 家 常 的 談 話 , 像 是 對 老 奶 奶 的 撒 嬌 抒 情 , 而 老 奶 奶 亦 莊 重 親 切 的 回 報 , 她 對 小 女 孩 說 ﹕ 「 世 相 是 繁 複 的 , 人 心 也 各 種 各 樣 , 成 長 本 身 便 是 漫 長 的 戰 鬥 , 要 始 終 擁 有 追 求 善 與 美 的 意 念 , 沉 穩 和 耐 心 便 是 最 好 的 基 石 。 」

這 些 話 , 今 日 聽 來 或 是 老 生 常 談 , 但 若 有 一 個 忘 年 交 的 老 者 , 尤 其 是 一 個 在 她 所 有 小 說 文 字 創 作 中 , 永 遠 站 在 弱 勢 、 困 境 女 性 族 群 這 邊 發 聲 的 先 驅 者 , 在 你 的 青 少 年 時 期 , 對 著 你 說 , 她 的 良 音 智 言 , 不 啻 是 人 世 的 馨 香 , 經 由 書 信 而 傳 送 到 這 兩 個 幸 運 的 小 女 孩 的 心 中 。 而 開 展 不 流 俗 、 不 隨 世 的 價 值 觀 。

這 本 叫 做 《 邂 逅 相 遇 》 的 小 書 令 我 聯 想 , 若 在 那 時 , 張 愛 玲 與 梅 娘 於 花 樣 年 華 相 遇 , 坐 下 來 喝 杯 茶 , 這 兩 個 一 冷 一 熱 的 女 作 家 會 聊 些 什 麼 樣 的 話 題 呢 ? 亦 或 , 就 因 這 不 同 性 格 而 造 就 不 同 命 運 的 , 如 同 不 同 滋 味 的 兩 杯 茶 , 都 是 自 選 , 當 然 , 也 只 能 自 知 了 。

半 個 世 紀 過 後 , 我 發 現 , 原 來 這 樣 的 書 信 , 都 有 著 一 個 因 果 的 暗 示 。 那 是 梅 娘 和 這 兩 個 亭 亭 玉 立 的 姑 娘 , 更 是 梅 娘 本 人 , 對 人 生 善 美 正 直 的 信 念 。 這 種 往 來 的 最 大 得 益 者 , 應 是 芷 淵 茵 淵 兩 姐 妹 , 而 我 們 讀 者 , 是 在 其 中 得 著 一 些 小 小 的 如 寒 冬 一 杯 熱 茶 的 暖 意 。

這 是 溫 暖 之 書 。 小 姑 娘 們 端 來 一 杯 暖 茶 , 我 們 , 喝 之 喜 之 。


北京国学网    解玺璋:有感于“热了张爱玲,冷了梅娘”    2012.11.11

 《梅娘近作及书简》的出版,恰好赶上张爱玲逝世10周年,这是我事先没想到的。多少年前的“南玲北梅”又被人翻了出来。因为有了张爱玲的衬托,梅娘好像也显得鲜亮起来了。有两件事让我大开眼界。一个是有记者主动打来电话,要求采访梅娘。起初,我还以为是梅娘的新书受到了媒体的关注,看了报纸才知道,原来是借梅娘来给张爱玲捧场的。另一个是发行商,书还没出来,就预测到市场的需求,一定要包发多少册。当时,我很感到有些诧异,心想,梅娘不是一个在当今市场上很有号召力的作家吧?后来谜底揭开,还是因为张爱玲。发行商的眼光应该是不会错的,没有张爱玲,梅娘的“冷板凳”真的可能还要继续坐下去。坐多久?谁也不知道,也许又是20年吧。好在梅娘是被冷落惯了的,她大约也不会在意继续地被人冷落。

  其实,无论是张爱玲的“热”,还是梅娘的“冷”,都有其不得不如是的理由。这里不存在应该还是不应该的问题。我也不想替梅娘多年来的被冷落叫屈。我所感到兴趣的,只是在这一“热”一“冷”之间显现出来的“文化症候”,或者说,是这两位作家在大众阅读史上的不同遭际。

  早就有人指出,张爱玲的“热”不是被谁“炒”出来的。言外之意,是读者选择了张爱玲。时至今日,“张热”甚至仍然只能停留在“民间”这个层面上。她的书出了不少,媒体上她也很风光,但在某些场合,人们提到她的时候,也还是禁忌满多的。梅娘的遭际和张爱玲很有些相似之处,但又有所区别。区别在哪里呢?我以为,主要是读者的态度。文学的传播总有许多解不开的蹊跷;读者在什么时候喜欢什么作家和作品,也常常就是一道难解的题目。但难解不等于无解。在这道难题的背后,也许正隐藏着解开当前社会审美价值迷团的钥匙。

  事实上,张爱玲和梅娘都有过长时间被人为地封存和冷冻的历史。但是,为什么自上个世纪最后十年至今,张爱玲能在读者的不断追捧中,越来越热,越来越红,以至于红得耀眼,热得烫手,而梅娘直到今日,还不被更多的读者所关注,所认可呢?换句话说,为什么读者可以选择张爱玲,却不能选择梅娘呢?张爱玲到底给读者提供了哪些梅娘没有提供或不能提供的东西呢?这些问题的答案,显然并不存在于张爱玲与梅娘的作品中,而只能在当下社会阅读风尚中才有可能找到。

  就作品而言,张爱玲与梅娘可谓各有千秋,她们都在自己所选择的文学写作道路上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和广度。有研究者指出:“梅娘的创作饱含青春的激情,对青年女性内心世界表现得细腻生动,富有感染力。而张爱玲的小说却深邃厚重,犀利老辣,能翻检出人性深处的污垢,更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这里或者恰好折射出阅读时风的某种风向。和张爱玲作品的优劣以及研究者的评价关系不大,她只是被人“时尚化”和“世俗化”了。在那些时髦者“小资”的书包里或床头上,是不难找到一本张爱玲的小说的。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张爱玲也并不因此就掉了价儿。但至今仍然没有被人“时尚化”和“世俗化”的梅娘,不知道是不是她的幸事。

  然而,不管怎么说,梅娘的被冷落,不是梅娘的错,而是我们这个时代阅读趣味和价值选择过于偏颇造成的。改变这种现状仅仅靠提倡和炒作也不行,还是需要机缘和耐心的等待。可以给我们信心的是,梅娘还等得起!


《新京报》

            梅娘现代女作家,1920年生于海参崴。本名孙嘉瑞,另有敏子、孙敏子、柳青娘、青娘、落霞等笔名。著有《梅娘小说·黄昏之献》、《大作家与小画家》、《玉米地里的作家———赵树理评传》、《长夜萤火》、《梅娘近作及书简》等。
    
      新京报:今年什么书给您的印象最深刻?
    
      梅娘:我印象比较深的一本书是《惊蛰》,长篇军事小说,觉得写得非常好。首先是它的“惊世骇俗”,题材是关于空军的,有一些新装备的描写,对一般人而言比较陌生。 
     
            这本书描写了军人生活、升官、不同类型的爱情、军训以及新旧思想斗争等等,概括得很全面,描写很到位。
    
      尤其是书的文字很美,可读性很强。里面四个字的叠句非常多,非常纯粹。比如形容气候的,“地上开花,树上结果”;还有形容保守人物是 “不寒不暑,四季恒温”;形容一个飞行员长得很壮,是“幅员辽阔,山河壮丽”;形容军队里的一种关系,是“近亲繁殖,家庭作坊”,都特别有意思。
    
      《惊蛰》最大的特点是它是一部理想主义的作品。它宣扬理想,里面的人物都非常敬业,愿意为理想而奋斗,即使在飞机快要失事的生死边缘也始终坚持理想,这就很深刻。理想主义的书总是鼓舞人,给人希望,我认为这一点非常可贵。
    
      新京报:您会向读者推荐什么书?
    
      梅娘:我就推荐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对现实社会有很好的启示,彰显了理想的魅力,这很不容易。文学作品如果没有理想,不能鼓舞人,还有什么呢?比如张爱玲,她的文章里没有理想,没有一点鼓舞人心的东西。你看了她塑造的人物后对这个人对整个社会失去信心,觉得没有希望。《惊蛰》虽然有理想的成分,但并不觉得脱离现实。现在的年轻人哪个有理想?都是自以为有了硕士、博士文凭,年纪轻轻的,找到一个单位这一生就算了。而且没有追求,哪里薪酬高就往哪里去,没有理想,对国家、对民族、对家庭没有责任感。我觉得这本书对年轻人很有用。
    
      新京报:您对今年的图书市场作何评价?
    
      梅娘:我现在就是写写散文,看的书都是别人送给我的,对现在的图书市场没有过多关注,不太清楚情况。


北京晚报    作家梅娘突发心脏不适在北京逝世    2013.05.08

2013年5月8日讯,北京,昨天上午,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主任侯健飞发出微博:“2013年5月7日10时35分,梅娘在北京安详辞世。老人生前遗言:永远感谢喜欢她的读者!”

侯健飞告诉记者,梅娘虽已高龄,身体一直健康。4月29号突然心脏不适,住入解放军304医院,短短9天即不治离去,走得非常突然,享年92岁。

梅娘虽年事已高,但笔耕不缀,直到今年4月27日入院前,这些年每天都在坚持写作。在侯健飞眼中,梅娘为人低调,对文学充满热情,“她常说,文学就是责任和担当”。
 
梅娘生平

梅娘,本名孙嘉瑞,1920年12月出生在海参崴,在吉林长春成长。她11岁考入吉林省女子中学,16岁出版《小姐集》。后赴日本求学,20岁出版《第二代》,回国后在《妇女杂志》任编辑,先后出版《鱼》(1943)《蟹》(1944)等中短篇小说集。

梅娘两岁时身为偏室的母亲被正房驱逐,从此生死不明。经受了失母之痛的她自定笔名“梅娘”,取谐音“没娘”。

1942年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书店联合发起“读者最喜爱的女作家”评选活动,梅娘与张爱玲双双夺魁,从此有“南玲北梅”之誉。1997年,梅娘被列入现代文学百家,她的大幅照片,摆放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醒目位置。
 
漫长的写作

张泉的《梅娘——她的史镜和她的作品世界》中写到,梅娘漫长的写作生涯跨越建国以前和建国以后两个时期。她的主要作品都是在25岁以前完成、在沦陷区发表或出版的。

若把梅娘沦陷时期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1939年下半年以前为第一阶段。“如果说《小姐集》真实地表现了一个少女内心的爱与憎的话, 那么由于作者年龄的增长和社会生活面的扩展,《第二代》开始步出小姐的闺房,走向社会人生。” 山丁在《关于梅娘的创作》中评价,这些作品刻意探求小说的新形式,“狂野地运用了文士所不敢用的语汇,大胆地采取了文士所不能取的题材,以她那支获有定评的笔,泼辣地描写着一群游户似的男女和一群浮浪的孩子”,使她笔下的人物具有凸出的厚重感。

从1939 年下半年到1941 年7 月从日本到北京作短期逗留为第二阶段。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是水族系列小说《蚌》、《鱼》、《蟹》。“三篇作品的情节和人物之间并没有连续性,但相接近的题材和一种朦胧的女权主义思想将它们维系在一起。”如中篇小说《蚌》作于1939年夏。在自然界中, 软体动物蚌的生存能力是十分脆弱的。小说以“ 蚌” 为标题, 暗示女主人公梅丽难以规避的厄运。这一时期她的写作达到巅峰,成名的梅娘才年过20。

从定居北京到抗日战争结束为第三阶段。在梅娘此时的作品中,“水族系列小说里的那种激愤和对现实的影射被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超然淡远的客观审视和作为叙事者的作者的主观投入,以及渐臻圆熟的短篇小说技巧和创作题材的扩展。”两个未完成长篇《夜合花开》和《小妇人》没有离开男女间的故事,属于社会言情小说,描写的是故都北平上层社会中的情场纠葛。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平反恢复工作后重新提笔的梅娘开始发表散文。这些散文主要有以下三类:知识小品,游记文,和回忆录。作品风格清新雅致近年先后出版了《梅娘近作及书简》、《邂逅相遇》等。梅娘在85岁高龄时出版的《梅娘近作及书简》中,汇录了梅娘先生散文近作60篇,书信88封,有关于赵树理、萧红、张爱玲、关露、遇罗克、刘索拉的描写,以及致丁景唐、丁东、釜屋修、岸阳子等中外名家信札。

磨难人生

梅娘之父,是东北实业巨子孙志远。“九一八”事变,粉碎了他实业救国的壮志。孙志远拒绝受聘担任“满洲国”中央银行副总裁和“通产大臣”的职位,举家辗转华北。梅娘16岁父亲过世,17岁赴日本留学,1942年回国。

从1948年到1978年,她先后在北京、东北、台湾、上海间奔波,当过中学教员、电影制片厂编辑,后因被打成日本特嫌、右派,强迫接受劳动教养,开除公职16年。侯健飞告诉记者,其实梅娘“对死亡这件事已经看得非常透了”,她一生历经磨难,在57年被打成右派,幼年丧母,青年丧夫,中年丧子,六个子女仅存一女,“后来又做了20多年的保姆”。

1978年平反后的梅娘,回到农业电影制片厂工作,相当长一段时间,出版社寄给“梅娘”的信,传达室都称“查无此人”,因为,整个单位没人知道“梅娘”就是孙嘉瑞,更没人知道当年名震文坛的“南玲北梅”。梅娘说,“青空悠悠,时序袅袅,强力压顶时我敢于按着良知行事,可以说已经炼就了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坦荡。我只执着于人类的共同愿望,那就是理解、和谐、前进。”
 
作品评价

从《第二代》起,梅娘的创作由单纯描写“小儿女的爱与憎”发展为“横透着大众的时代气息”。她早年的作品多以婚姻爱情为题材,凸显企求独立、自由的女性形象,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与困境。上世纪四十年代有评论说:“不仅在‘满洲’,在当今的华北,梅娘也是首屈一指的一流作家……是真正献身于文学的女性。”

对梅娘的作品,已经去世的北大教授、知名学者张中行评价甚高,“实感之一是,也是值得惊诧的,作者其时是个大姑娘,而竟有如此深厚而鲜明的悲天悯人之怀。”

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张泉认为,梅娘的小说“通过朦胧的女权主义,实现了梅娘描写现实、暴露现实的目标。她对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中国女孩子的状况做了真实的描述”。

邢小群在《人间事哪有那么简单》中评价她晚年的作品:“那文字别具魅力,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二十多年的苦难,曾剥夺了她的写作权利,但也使她的话语少有浸染仍保持着原有的生气和明敏。”

刘爱华的《梅娘小说的文化主题》中分析了梅娘小说之所以“深刻”,是因为“梅娘的悲天悯人之怀造就了她宽厚的文化视野。洋溢在她的小说中的那种对女性命运以及未来的深刻思考,可以理解为对人类命运以及未来的终极关怀。”

梅娘自传:“我是一只草萤。”
 
梅娘晚年应朋友之邀,用三百多字写了一份自传,从未公开发表,字里行间可不难体会到她钟爱文学和热爱祖国的矢志不渝。全文如下:
 
——我是一只草萤,具有点点微光,在民族蒙难的艰涩岁月中,抱着灼亮黑暗一角的豪情,励志“燃尽微光,送走生命,燃尽微光,送走生命。”

如今随着老之已至,经历了生命中的七灾八难,被生活淘洗的酸辣甜咸苦五味俱全的心态,仍然豪情未泯,还时不时冒出忧国忧民的傻气,甚至还有“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草莽之忧。陆诗人的“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情愫,一直潜存在我的心底,传承着愤世豪情,温暖着生命的尾日。

古希腊人将萤火虫唤作“拉斯皮鲁”,创意为“提灯夜游的诗魂”。在西欧的十字绣精品中,有一幅为拉斯皮鲁造型的小挂件,这个生在草丛中的小昆虫,装饰着轻纱般的奶白翅膀,铺开长裙,作飞起架势。而手中提着的那盏小灯,洒出点点金光,并不耀眼,却温情无限。

以草萤自况的我,缺乏的,恰恰是化作天使的遐想,无愧的是:我仍在燃尽微光,送走生命。


曾被打成特务强迫劳改的女作家梅娘    翟永存    2014.05.08

民国最后一位女作家离世,南玲北梅已成绝响

96岁的梅娘于昨天,即五月七日上午十点半左右去世。梅娘的女儿柳青说,梅娘走时没有痛苦,非常安详。

梅娘是四十年代最知名的女作家之一,与张爱玲齐名,人称南玲北梅。

梅娘的身世远比张爱玲更为苦难更为传奇,更令人感慨。丈夫死于海难;梅娘在五十年代被打成右派,到农场劳改,小女儿得病后被送往福利院,得不到医治,死时才十四岁;唯一的儿子得了肝炎,因无钱及时医治,20多岁离开了人世。

最后一位民国女作家离我们而去。

梅娘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我做策编的《梅娘自述》还未来得及印出。没有让梅娘老师看到书,心里非常难过。半年前,我曾上门采访过梅娘,梅娘送给我了她新出的书《与青春同行》,还写下赠言,幽了我一默:永存,希望永存纪念。以下是我写的梅娘纪实稿,发表在《炎黄世界》。

梅娘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出版了几部小说集,名动京城。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沦陷区文学重要作家之一,与张爱玲一起被人们称为“南玲北梅”。

1949年,她的丈夫柳龙光海上遇难后,梅娘带着儿女投奔新中国。可是,这成了她不幸人生的开始。上世纪五十年代,梅娘被打成右派、现行反革命,在沉沦社会最底层、苦苦挣扎的日子里,梅娘的二女儿和儿子先后死去……

1978年,梅娘获得平反,重回工作单位。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些现代文学研究家们经过艰难考证,终于发现了文坛上沉寂了半个世纪的梅娘尚在人间……

又见梅娘,她今年已95岁

我去采访梅娘,是2012年的冬天,梅娘95岁。穿着绿毛衣红色背心,精神矍烁,准确一点说,是充满活力和朝气。她的女儿柳青评论母亲,是天生充满了热情。

95岁的梅娘仍然坚持读书写作。因为不愿意求人发表稿件,梅娘更多的写作是给友人写信。她的信写得雅致而充满情趣。

每天早上起来,梅娘随便写上一个小时的字儿,为的是让手指灵活。然后读书。中午睡一会儿,下午起床后写作,一天能写几千字。吃完晚饭看电视剧,一边看一边推测接下来的情节,给剧情设置结尾。

柳青也在家,给母亲端茶倒水,找书找资料。我问梅娘,女儿很孝顺吧。梅娘笑着说:“孝顺是封建社会的词儿,我不讲这个。而且啥是孝顺?柳青有时候买一大堆好吃的东西,可我根本吃不了多少东西。像我这样经济上能自足,最需要的是理解和体贴。我老了,需要人照顾,但并不是给吃给喝就行了。”

柳青笑了,对记者说:“我女儿生孩子,我到美国去照顾女儿一段日子。我妈妈就说我亲情下倾,说我的心全在下一代。”
梅娘送记者一本她新出版的书《与青春同行》。这是她和香港两个女青年通信14年,结下深厚友谊,最后结集成书的作品。她打开扉页,写题词时还幽了一默:“永存:希望永存纪念。”钢笔字写得秀丽遒劲。

梅娘的耳朵有些聋,我不时地把提问写在纸上。

“有过那么多屈辱岁月,你现在回想起来,能释怀能放下吗?”我问。

梅娘在纸上写道:“于心无愧,青春无悔。”又指着墙上的镜框,“有了这个,我就没有一点怨言了”。

那是中国作协发给梅娘的一个证书,上面写道:“为了褒奖您对中国文学事业做出的贡献,特颁发从事文学创作60周年荣誉证书。”

对于梅娘传奇的人生经历,梅娘本人讲起来非常平静,一如叙述他人的故事。

“南玲北梅”,梅娘的小说与张爱玲并称于世

梅娘出生于长春,父亲孙志远是商业巨子。梅娘的生母并非父亲的正室。梅娘两岁时,她的生母被正室赶出家门,梅娘因“从未见过娘的笑脸”,自伤身世,长大后起笔名梅娘,正是“没娘”的谐音。

梅娘自幼聪慧,中学毕业那年,17岁的她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小姐集》。父亲死后,梅娘兄妹4人一起留学日本。在东京,她与早稻田大学读经济的中国留学生柳龙光相遇相爱。

1942年,梅娘和丈夫回到祖国。她受聘于北平《妇女杂志》任职,先后在《大同报》、《中华周报》、《民众报》、《中国文艺》、《妇女杂志》等媒体发表小说、散文及翻译作品,并结集为《鱼》、《蟹》出版,影响广泛。

1942年,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书店联合发起“读者最喜爱的女作家”评选活动,梅娘与张爱玲双双夺魁,从此有“南玲北梅”之誉。这一年,梅娘才二十几岁。

梅娘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不过,说心里话,在‘南玲北梅’并称的时间段,我并不欣赏张爱玲。我这个20岁的小女人,愣是把自己和祖国的命运捆在了一起。谁说怎样怎样抗敌,我便心向往之,竭尽全力以赴;谁说怎样怎样救国,我便心向往之,竭全力以赴。我盼望能在张爱玲那如椽的大笔中,看见奋发图强的女侠,看见女人们在新的主义中获得新生。可她让我看到的是曹七巧、是流苏。我一点也不喜欢流苏,更憎恶曹七巧。”

梅娘是以笔做武器的,她说:“我们当时处境是那么难,之所以想要写,并不是想当作家。出发点是:社会那么黑暗,对女性是那么不公平,应该打破那种现状。”

著名作家张中行评论梅娘的作品说:“实感之一是,也是值得惊诧的,作者其时是个大姑娘,而竟有如此深厚而鲜明的悲天悯人之怀。我一向认为,走文学的路,面貌可以万端,底子却要是这个,她有这个,所以作品的成就高,经历的时间长仍然站得住。实感之二是,她不愧为‘北方之强’,遇多种不如意不是感伤落泪,而是有毅力改,以笔为刀兵,奖善惩恶。能够这样,所以作品有具体时代的社会意义。”

因为被称为“南玲北梅”,梅娘特别留意张爱玲。1944年的冬天,兰心大戏院正在排练张爱玲亲自改编为话剧的《倾城之恋》。梅娘前去观看排练。赶到时,排练已经结束,梅娘后来追忆此事时写道:“在众人簇拥中走向台下的张爱玲,长发披肩,一件绛红的旗袍……因为她在众多的名艺人中间,我不便上前搭话。”

1995年初夏,梅娘在美国逗留,托《中国时报》的朋友帮联系张爱玲,很想跟她见见面,得到的回答非常干脆:“陌生人一律不见!”

也正是在这一年,张爱玲孤独地死在公寓里,几天后才被房东发现。梅娘写道:“再也没有料到,她那么快就仙去了。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噩耗时,我一时怔在那里,说不尽的惋惜。她去了,去得那么寂寞,我却仍然滞留人间,体味着无尽的女人情思。我仍然十分惭愧,因为至今,我尚未达到她的高度,愧对并称。”

生在天堂,能入地狱

1948年,梅娘和丈夫一起移居上海,稍后去了台湾。1949年,柳龙光所乘的轮船“太平号”在舟山附近海面撞船沉没……遇难时年仅33岁。梅娘身边带着两个小女儿,腹中还孕育着胎儿……

得知消息,梅娘站在冷雨中的台湾海峡岸边,腿冰膝冷。刺骨的海风吹乱了她的头发,海天茫茫,她久久伫在海边,像雕塑一样一动也不动。7岁的大女儿柳青哭着说:“妈妈,我冷,我要回家,回家!”家?家在哪儿啊?没有了丈夫,天地茫茫,家在何处,何处可以安身?

梅娘本可以留在台湾,也可以应日本一所大学的邀请,到日本教书,但是,她选择了带着孩子回到祖国大陆,居住在北京。

人生的有一些关口,看似偶然的选择,却真的能决定人一生的命运。“南玲北梅”,“北梅”在1949年选择归国,1951年已闻到政治钳制文艺不祥气息的张爱玲,悄悄从深圳罗湖关口出关后,长长地松了口气,稍后,由香港远走美国。

新中国成立后,梅娘在北京三十六中学担任过中学教师,后来调入农业电影制片厂做编剧。

1957年,梅娘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写作权力被剥夺,被送进地处北京昌平的一处劳改农场。那一年,柳青15岁。她记得非常清楚——她当时因为要参加北京市游泳锦标赛,正在太阳宫泳馆加紧训练。晚上骑车回到家,邻居告诉她“你妈被公安局的人带走了”。因为妈妈从来不肯让女儿分担她的不幸,柳青对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当天,三个孩子等妈妈等到深夜,妈妈没有回来。第二天,仍没有音讯。柳青去妈妈的单位问,回答说“你妈妈被划为大右派、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被送去劳动教养了”。
弟弟那年才9岁,一个劲地问妈妈去哪里了,啥时候回来。柳青将弟弟搂在怀里,说,妈妈出远门了,过些日子,妈妈一定会回来。以后,姐姐就是妈妈。

15岁的柳青从此撑起了家。买不起米,弟弟饿得直哭时,柳青就把家里的书桌、饭桌卖掉。三个孩子饥一顿饱一顿,这样煎熬了一段,比柳青小一岁的妹妹病了,且病情越来越重,运动神经失调,用勺子往嘴里送饭都送不准。柳青正在读中学,没有时间照顾妹妹,民政部门便把妹妹送进了清河疗养院。

苦撑了半年后,柳青终于接到妈妈的信。她泪如雨下,把妈妈的信读了一遍又一遍。妈妈说,她在昌平的农场劳动,一切都好。还说,给柳青织了图案漂亮的毛衣,她会托可以出来探亲的队友捎给女儿。妈妈的信没有流露一点苦难,柳青和弟弟甚至认为,妈妈只是换了一个工作单位。

终于等到能去探望妈妈的日子,柳青才真正明白了妈妈的处境。那天,她骑了20里路的自行车,来到位于马甸的北苑农场。门口,有持枪的士兵站岗,高墙内,有类似于炮楼的瞭望台。管教干部对柳青呼来喝去,还检查了她的东西。柳青的一颗心直往下沉,原来这里跟监狱差不多。探视的人要排队进去,被告知只能交谈15分钟。一条大长桌,劳改犯坐一边,探视的人坐一边。柳青和妈妈隔案相望,想拉拉妈妈的手都不能够。妈妈明显地瘦了很多,眼睛深陷,脸色憔悴。柳青把带给妈妈的一瓶炸酱交给妈妈,一句话还未说出口,就哭成了泪人。妈妈笑着安慰她,问弟弟妹妹怎么样。柳青哭得更凶了,说,妹妹被送进了清河疗养院,那里是收容孤苦老人的,大概因为有医生护士吧,也把生病的、无家可归的人收容进去。妈妈听了,脸上是痛苦凄楚的表情,眼神也黯淡下来了。柳青忙说:“我每星期都去看妹妹。骑自行车两个小时,给她送点油饼,有时还带一点妹妹爱吃的柚子。”

梅娘从口袋里摸出几块钱,说是这几个月攒下的劳动津贴,让女儿带回家买米。探视的时间结束了,一声哨响,妈妈他们就被带走了。柳青惶惶地站起,看着妈妈离去的背影,心里懊悔万分:只顾哭了,怎么都忘了问问妈妈在这里过得怎么样?!
柳青在《未曾忘记的》中写道:“后来在妈妈的坚持下,她被允许去看了一次病重的妹妹。给她带去一个大柚子,掰开了,一瓣瓣地喂着给妹妹吃完。没过两个月,妹妹就病死了。只有我一个被通知去了。妹妹干瘦的身体,缩得像个六七岁的孩子,脸是青的。我知道妹妹由于运动神经失调,吃饭时连勺子都放不准到嘴里去。那里的护理人员对她不耐烦,同房间的人也欺负她。我哭得不行,我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同意把她送到这种地方。我应该辍学,自己照顾她。再次见到妈妈,我又哭了。妈妈为了不让我难过,反而表现平静。”

梅娘让柳青不要再来看她,柳青听从妈妈的吩咐。1962年,在劳改农场苦熬了5年的梅娘,因得患了严重的肺结核,被保外就医。这时候,柳青才知道,妈妈不让去看她,是担心肺结核传染给女儿。妈妈的防范救了她,高中毕业时,柳青查出了肺部有阴影,已钙化,这才顺利高中毕业,报考了大学。

柳青是幸运的,那个年代,像她这样出身不好的子女是没有上大学的权利的,但阴差阳错的,柳青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

这时候的梅娘已被单位开除公职,没有工资收入。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她每天早上去街道劳动服务站等待分配工作,还给人家当保姆。

柳青在文章中回忆说:“妈妈在替人家当保姆。星期天放假,我就去妈妈那儿,帮妈妈洗净一盆一盆的衣裳。妈妈在街道做绣花的活计,每小时能挣一毛钱,我也学着飞针走线。妈妈去火车站当脚力,扛冬贮的大白菜,我也替她去干点,冰得背生疼。走上几趟,两眼冒金星。我去,是蜻蜓点水,妈妈可是每日每天地做。她的肺结核还没有全好,因为弟弟肝硬化、脾脏肿大要住院。我在大学没有收入,她除了要挣出两个人的吃喝,还要给弟弟挣出治病的钱。妈妈从没有怨言。我当时也20岁,成人了。我是否应该停学去工作,帮助家里渡过难关?这问题在别的家庭可能会自然地提出来,可妈妈从来没有想过,她自己去克服一切困难,却不肯动我分毫。”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梅娘被打成“现行特务”,遭到抄家、管制。领袖号召深挖洞之后,东四派出所的学习班解散,梅娘这些“牛鬼蛇神”在居委会的监督下,“义务”挖洞,从北京东四一条到十二条,几乎所有的人防工事工地都留下了梅娘的足迹……

折挫英雄,消磨良善,越聪明运越蹇

有好几年的时间,梅娘靠做绣养家糊口——当梅娘被劳动教养所释放回家、转归街道居委会监督劳动之时,是连跻身这个靠纤纤十指挣工钱的手工组都不够资格的;因为手工组的人都是红五类。后来,因为梅娘经常帮助邻居们核对领活计发活计的会计账目,且有几个邻居要梅娘帮助给她们上中学的子女补习功课,赢得了好人缘,革命居委会主任吕大妈向管片民警说了几卡车几卡车的好话,才上下一致同意,允许梅娘随着居委会的手工组做绣活。

梅娘那时要每半个月向胡同的管片民警,交一份思想汇报,一月一份,是非交不可的。警察对梅娘那金戈铁马狠批自己风花雪月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汇报从未批退给她,也从未对她改造得好与不好表态。梅娘每次见了他那捉摸不透的眼神,就从心底发怵。
红卫兵小将数次到梅娘家抄家。有一次,红卫兵发现了梅娘珍藏多年旧作、封面已经泛黄的《第二代》、《鱼》、《蟹》的单行本,几把撕得粉碎,踏在脚下。红卫兵还翻出几张日文剪报,如获至宝。那几页日文剪报只不过是一位日本文艺评论家发表在文艺评论杂志上的一篇评介《鱼》的文章,可梅娘还是恐惧不安。当时正在审查她 “特务”一案,这日文报纸,让她百口莫辩。梅娘唯一的财富,她为构思长篇搜集的诸种素材而写就的札记,被红卫兵捆成一捆,连同那几张日文报纸,一齐带上,扬长而去。他们出门前命令梅娘,交待私通外国的具体罪行,写成书面材料,报到派出所去。

红卫兵走后,梅娘蹲在地上,慢慢地捡起起那些被践踏过的纸片,把那记录着她生命历程和辉煌的纸片,在手里一遍遍揉搓团成球,权当煤球来烧开水。那些当年获奖的小说,在炉子里顷刻间窜出红黄的火焰,又慢慢化成灰烬……梅娘没有一滴眼泪。
一本木刻的《元曲选》,是梅娘从父亲家里带出来,一直珍藏在身边,竟奇迹似的完完整整地保存下来了,她把它掖到铺下藏好。长夜难眠,起来赶做绣活、歇歇眼睛之际,顺手翻开了那本元曲,恰是一首无名氏的深情吟唱:

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晓事倒有人夸荐;老天只恁忒心偏,贤和愚无分辨。折挫英雄,消磨良善,越聪明运越蹇……

“很可能正适合我那提心吊胆的心绪吧!顷刻之间,我便记得烂熟,也在顷刻之间,恐怖填满了我的胸间。这谴责旧社会的吟唱,如被小将发现,那还了得!我亲手撕碎了这本书,倒上水,团成了我特有的纸煤球。我把珍藏的书也烧了,我和文学的缘分到此为止,上天保佑,能平平安安地做我的绣花女,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她后来这样写。

在“文革”的暴风骤雨中,梅娘的儿子承受不了歧视,宣布和妈妈划清界限,离家出走,参加中学生串连。后来他染上肝炎,病重了才回家。梅娘没有钱,只能给儿子拿点药。她四处求告,好不容易借够了钱,送儿子住进医院,可是已经晚了,儿子肝硬化,苦撑了几天,于1972年离世。这一笔住院的费用,梅娘后来花了几年时间才还清。

二女儿死时,梅娘在劳改农场,没有见女儿最后一面,身为母亲,连安葬孩子的权力也没有。梅娘咬牙挺过来了,她还有儿子,还有一个女儿。儿子一天天长大,那模样酷似丈夫,梅娘深感安慰。可是,儿子病了,一天比一天病重。在外面受尽歧视,在家里,眼睁睁地看着儿子死亡,这样的母亲,她靠什么活下来?她靠什么力量再一次从丧子之痛中走出来?

打击一次接一次。柳青也和妈妈划清了界线。文化大革命席卷神州大地的时候,早就有着“狗崽子”类型的原罪感的女儿,加上她所嫁的“红五类”丈夫的钳制,在下放劳动的时日里,坚决走革命的道路,和她划清界限,断绝来往了。她开始过着没有亲人,站在人前比革命群众矮半截的艰辛日子。

北京漫长的冬季,梅娘在她租住的小屋里,听着呼啸的寒风,听着破纸窗间自语,熬过一个个寒冷的长夜。

梅娘原谅了女儿。而柳青也对此事追悔莫及,她在给《梅娘近作及书简》一书的序言中写道:“社会对妈妈的所有碾压、打击也重不过我在‘文革’中要与妈妈划清界限的那一击,后来很长的日子里,我都想回避这一问题,想给自己找到解释。但我的良知让我明白,这里没有解释,什么解释都是苍白的。我已经做了失去人性的事,越找解释,就截止见人性的残破和丧失。我一向认为自己善良,乐善好施,菩萨心肠,却对自己的妈妈施下最恶、最无人道的丑行。我一向奉行‘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处事之本,‘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事这道,为什么没有实现在自己的妈妈身上?党可以不了解我妈妈,社会可以不了解我妈妈,我不可以说不了解我妈妈。我那时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去辨别?为了在社会上、在组织中得到别人对自己的一点点的信任,不惜伤害自己的母亲;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不惜先革了自己亲人的命,不能因为此种情况在‘文革’中比比皆是,就姑息开脱自己。如果人人都能有不泯灭自己的良知和良心的定力,‘文革’的灾难就远不了会达到这样的深入和广泛。”

往事辛酸休念,放眼未来向前

1978年,右派得到改正之后,梅娘由绣花组,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这一年,她已是满头华发。从29岁时回国,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

1989年,梅娘家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柳青的单位为了向海外介绍中国,同意柳青去美国考察。柳青到美国后因故不能按时回国,单位找到梅娘,让她传话,限定柳青在 9月1日回到单位报到,否则,以自动离职论处。梅娘给女儿打了个越洋电话,柳青听了后,沉吟了一分钟之久说:“妈妈,会不会重复您的遭遇呢?我想想吧!”

柳青选择了留在美国。“文革”后,柳青和“红五类”的丈夫分了手。她靠打黑工果腹。先是给一家缝纫工厂做包件,后又给餐厅刷盘子,还给人家看小孩,凭着中国人的坚毅,熬到站住了脚,移居加拿大,把自己的女儿接出去上了学。女儿现受聘为加拿大电视台拍部分专题片,向北美介绍中国。

几年后,柳青把梅娘接到加拿大,梅娘住了一年半后,因为故土难舍,仍回到北京生活。后来年龄渐老,生活不能自理时,雇了一个保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些文学史研究学者上下求索,终于在茫茫人海中“发现”了尚在人间的梅娘,且出版了一本书,《又见梅娘》。出版社寄给“梅娘”的信,农影传达室都称“查无此人”,整个单位没人知道“梅娘”就是孙嘉瑞,更没人知道当年名震文坛的“南玲北梅”。

1997年,梅娘被列入现代文学百家,现代文学馆为她编辑出版了《梅娘代表作》,她的大幅照片,也高居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展板的醒目位置。

大学教科书《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517页,有一段对梅娘作品的评价:“(梅娘)小说以描写宦商封建大家庭的女性生存状态为显著特征……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所谓水族系列小说:中篇《蚌》、中篇《蟹》、短篇《鱼》……她的小说讲究标题的象征性,表明对人的生存困境的注视程度,这比一般的通俗小说要高出一筹,但她的青年男女故事又有相当的可读性,行文的舒展有致、女性讲述故事的细腻敏感,都为她获得了北方都市的大众读者。”

知道现代文学史有对自己作品的评述之时,梅娘激动万分。

梅娘在85岁那一年,出版新书《梅娘近作及书简》。书中汇录梅娘散文近作60篇,书信88封。

“我只是一支草萤,具有点点微光,在民族蒙难的艰涩岁月中,抱着灼亮黑暗一角的豪情,莽撞地运用了青春的笔,励志:‘燃尽微光,送走生命,燃尽微光,送走生命。’如今随着老之已至,经历了生命的七灾八难,被生活淘洗得酸甜咸五味俱全的心态,仍然豪情未泯,还时不时地冒出忧国忧民的傻气,甚至‘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草莽之忧。陆游诗人‘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情愫一直潜存在我的心底,传承着愤世豪情,温暖着生命的尾日。”


中評社香港    作家梅娘病逝成名早過張愛玲曾被打成“右派”      2013.05.10

  原名孫嘉瑞,1920年出生在海參崴,11歲考入吉林省立女子中學,隨後赴日本入東亞日本語學校高級班、神戶女子大學學習。在1942年到1945年這兩三年,梅娘寫出最有成就的小說集《魚》和《蟹》,在華北淪陷區影響廣泛,其中《蟹》一書還獲得了日本人舉辦的第二屆大東亞文學獎。

  1949年8月定居北京,並參加了北京市大眾文藝創作研究會。曾被打成“日本特嫌”、“右派”,強迫接受勞動教養,開除公職16年,最終被迫放下生花妙筆,完全失去創作的權利。從此梅娘在文壇上聲影全無。1978年平反後梅娘恢復了寫作的權利,開始在文學史上“複活”,2005年出版《梅娘近作與書簡》引起廣泛關注。

  新京報訊 (記者張弘)昨天上午10時35分,著名作家女梅娘病逝,享年92歲。梅娘的義子,作家侯健飛表示,按照梅娘的遺願,不舉行追悼會和遺體告別式,包括梅娘女兒以及親友在內的十餘人明天將為梅娘送別。

  女兒及親友臨終送別

  侯健飛稱,梅娘平時身體較好,三月份還去國外走了一大圈,近一個月。4月28號還接待了加拿大漢學家史密斯(音)。29號因病進入解放軍304醫院治療,但是沒有查出很大的病因,最後因呼吸衰竭,平靜離世。

  侯健飛稱,梅娘一生坎坷,飽受生活磨難,但卻心地善良,樂善好施,筆耕不輟。“她入院以後,有三個晚上要回家,但是,鑒於她身體的現狀,我們沒有同意。頭一個晚上,她要去洗手間,但是又不想麻煩護工,結果摔倒了。她一生都為別人著想。臨終前,她年過七旬的女兒柳青,我以及她的親友都在她身邊。 5月6號她已經失語,但是頭腦很清醒。女兒和我和她說了很多話,後來,她很安詳地走了。”


新民周刊    “南张北梅”终成绝响    2014.05.16

那个动荡的年代,滚滚红尘之中,多少悲欢离合?梅娘,只是其中的一个微小的个体而已,却折射着一个大时代的无情变迁。
 
记者|何映宇
 
        “谁是孙姨?”史铁生问。
  “瑞虎家的亲戚,一个老太太。一个特棒的老太太,五七年的‘右派’。”他的同学回答。
  1970年代的史铁生还不知道,他们口中的孙姨,就是曾经如耀眼的流星滑过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梅娘。
  梅娘,这个公众视野中多少有些陌生的名字,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也曾红极一时,1942年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书店联合发起“读者最喜爱的女作家”评选活动,梅娘与张爱玲双双夺魁,从此有“南张北梅”之誉。
  她,原名孙嘉瑞,所以熟人晚辈叫她孙姨,1920年出生在海参崴,在吉林省长春市长大。梅娘,是笔名,意思即“没娘”。梅娘自幼丧母,在后妈的冷眼冷遇中长大,因此她长大感怀身世,以“没娘”谐音作为笔名,是要牢记自己的出身之痛。
  2013年5月7日,梅娘,这位世纪老人在北京走完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享年93 岁。繁花落尽君辞去,飘泊亦如人命薄!红过,带给梅娘的,不是荣耀,而是无尽的创痛。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滚滚红尘之中,多少悲欢离合?梅娘,只是其中的一个微小的个体而已,却折射着一个大时代的无情变迁。  
 
丈夫是中共地下党员
  
  解放初期,梅娘在农业电影制片厂工作,肃反运动一开始,厄运就开始降临到她头上。她被列为“日本特务嫌疑”,是误解?是栽赃?在那样一个复杂变幻的时代,谁又能说得清楚?此时的梅娘,投诉无门,欲哭无泪,只能默默忍受铺天盖地的指责和批判,只有她自己最清楚,她做过什么,没有做过什么。
  虽然梅娘曾留学日本,成名也是在日据华北时期,但是实际上,她从来没有像周作人那样公开投敌,而恰恰相反,在她的身边,聚集了一批抗日的作家和志士。
  梅娘的父亲孙志远,“九一八”事变之前是东北实业巨子,幼年随家人从山东招远出发闯关东,12岁开始在英国商人开的洋行里做小使,也曾供职于沙俄和日本人开设的银行,懂日、俄、英三国语言,很快就在商界崭露头角。张作霖驻长春的镇守使看中了这位如意快婿,将其招至门下(梅娘的生母为孙志远在海参崴时的情人,生下梅娘后搬入孙家,被孙妻逼走自尽),此后,孙志远在长春市内更是如鱼得水,迅速成为长春最重要的企业家之一。
  但“九一八”事变改变了孙志远的人生轨迹,日本占领东三省后,他拒绝和日本人合作,拒绝受聘担任“伪满洲国”中央银行副总裁和“通产大臣”的职位,他晚年还曾联络各地军政大员试图共谋反满抗日,但终究未果。1936年,孙志远忧愤成疾,不幸病逝,年仅42岁。
  父亲去世后,梅娘的监护人——继母和叔叔——把她送到日本东京女子大学学习。在日本,16岁的梅娘遇到了在日本内山书店打工、靠自己挣钱在早稻田大学攻读经济学的中国留学生柳龙光,渐生感情。孙家极力反对,因为他们早为梅娘在长春订下一门婚事,对方显然要比穷小子柳龙光家境优越得多。对于追求妇女独立自由的梅娘来说,她可不想嫁给一个她不爱的甚至连面都没见过的男人,做一个孙家要求的 “贤妻良母”,那一时期,她已读了不少马列和鲁迅、萧军等人的著作,早已不是东北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姑娘了。
  孙家以断绝经济支持相要挟,梅娘失去经济来源,无力继续在日本的求学,被迫一人回到长春。不想,柳光龙非常坚定,他追到长春,有情人终成眷属。
  1938年秋天,梅娘和柳龙光的住所成了“伪满洲国”首都年轻人的文艺沙龙,在日本反战学者小林秀雄、阿部知二等人的支持下,他们创办了《文丛》杂志。《文丛》刊出的梅娘系列短篇小说,后结集成她的第二部作品集《第二代》(1939 年),被认为是“伪满洲国”文学界第一部提倡自由主义的作品。这一时期是梅娘创作的高峰期,她先后在《大同报》、《中国文艺》、《中国文学》等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及翻译作品,并结集为水族三部曲《鱼》、《蚌》、《蟹》等传世。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样评价梅娘:“同样是在婚姻恋爱的题材中凸现独立、自由的女性形象,以及她们的生活遭遇,梅娘的叙述要比张爱玲‘俗’,却比苏青‘雅’。”
  梅娘说她的写作没有大的野心,只想成为长夜中的一只萤:“虽只有点点微光,那毕竟是光。这就是我,燃尽微光,送走生命;燃尽微光,送走生命……”也许正是那种细腻文字中的温暖让读者为之感动。
  其时,柳龙光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1948年,中共北方局城工部负责人刘仁委托柳龙光到台湾去动员国民党蒙疆军参谋长乌古廷率部起义。梅娘和两个女儿随他一起去了台湾,没有想到,就在柳龙光往返于台湾与上海联络起义时,他乘坐的轮船在舟山海面撞船沉没,柳龙光不幸遇难。年仅28岁的梅娘得知噩耗如五雷轰顶,当时她正怀了柳龙光和她的第三个孩子,还要抚养两个年幼的女儿,一个人怎么支撑?怎么活下去?
  台湾和日本大阪方面都曾希望她留在当地任教,她一一拒绝了,1949年,建国前夕,梅娘带着两个女儿和即将临盆的遗腹子,历尽千辛万苦,回到了北京。刘仁安排她进入“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1953年正式调入国家农业部下属的农业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等待她的是怎么样的命运呢?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无尽的磨难。
  
 
她没有嚎哭的权利
  
  “肃反”清查之后,1957年“反右”运动,梅娘终难逃一劫,被打为“右派”,定位 “文艺汉奸”,被迫接受审查、批判,下放到昌平劳动改造。在华北沦陷区时获的“大东亚文学赏赏外佳作”和“副赏”,成为她最大的污点。1961年梅娘被解除“劳教”后回来,仍被监督劳动。她被开除公职16年,很长一段时间以当保姆和打零工维持生计,当保姆不能在附近街道做,只有走很远的路,跨区到一个没有人认识她的街道,她才找到一点人的尊严。史铁生第一次见到梅娘时,她就正要去当保姆,瑞虎告诉史铁生:“越远越好,要不人家知道了她的历史,谁还敢雇她?”
  “文革”中,梅娘被打成“现行特务”,抄家、管制,进了“黑帮劳改大队”,挖“人防工事”。其间,体弱多病的二女儿因无人照料,被强制送进了救济院,后来病死在救济院里;大女儿柳青带着年幼的弟弟靠变卖家具、衣服勉强度日,弟弟因患流行性肝炎得不到很好的治疗于1972年去世。人世间的痛苦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而梅娘一次次经历人生的重大打击后,眼泪哭干了,她说:“我完全没有伤逝的情怀!”
  那些撕心裂肺的日子。是心如止水,尝尽世态炎凉之后的无望、绝望乃至麻木?还是个性坚强?恐怕是后者。
  梅娘在回忆文章《往事》中就记录了“文革”中,她和四个审查她的军队人员的对答。
  “你这么说不脸红吗?你丈夫是日本法西斯的走狗,你是亲日派大资本家的千金小姐,王卓(梅娘丈夫的战友)是大汉奸臧式毅的亲外甥,统统是货真价实的阶级敌人,还大谈革命,配吗?”审查她的首长声嘶力竭地说。
  梅娘据理力争:“那就把我们这些牛鬼蛇神通通投狱,通通枪决,不就天下太平了吗!”
  “你不要破罐破摔,判处你反革命徒刑,有理有据。”首长继续义正词严。
  梅娘后来说:“我没有嚎哭的权利。从1952年知识分子的整风运动起,我就披肝沥胆,把如何为实现强国富民的民族理想,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男女平等的人间世,舍弃优裕生活投入理想的种种努力,点点滴滴如实奉告组织。一次接一次的运动、审查,使我明白了:我是命定的反革命。现实嘲笑着我的理想,时间揶揄着我的良知。什么是真格的?运动中只有斗争、争斗。”在狭窄而曲折的东四六条流水巷,巷子中间一座残损陈旧的三合院,鸽哨时远时近,春天的风卷起尘土,吹在她刀刻一般的皱纹上。
  她默默忍受人生赠予她的一切不公与苦难。活着。她靠给居委会的手工组做绣活谋生: “扣去制衣厂的工艺流程费,再扣去居委会的福利费,一件活最少我可以得到两元两角的手工费,10件活便是整整的22元,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半个月的玉米面不用愁了,还可以买上100斤煤球,免得一到蒸窝头的时候,自己没火,还得去麻烦郑大嫂。余下的交上房费、电费,如果还能买上一斤鸡蛋留给儿子,那就更好了。人家都说:肝炎,就需要吃鸡蛋。”
  孩子,还是死了。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组织上为她平反,她回到农业电影制片厂工作,重新获得了发表作品的权利。1979年,她以“柳青娘”为笔名,在香港《大公报》上一口气发了11篇文章。从1986年开始,她在大陆发表的作品恢复使用笔名 “梅娘”。先后在上海、深圳、吉林、北京等地一些报纸杂志发表一系列回忆、游记、杂感文字,1997年被列入“中国现代文学百家”。沉寂了大半个世纪,此时,她才如出土文物般重新被人们所认识,但这种认识,和张爱玲般的如火如荼相比,还是那么寂寞。很多寄到她的工作单位农业电影制片厂的信件被以查无此人退回,因为连农影厂的同事都不知道,该厂的老员工孙嘉瑞就是写进文学史的梅娘!
  
 
梅娘与张爱玲
  
  梅娘和张爱玲,虽然并称“南张北梅”,可是事实上她们从未见过面。
  1944年的冬天,上海飘着冷雨,兰心大戏院正在排练张爱玲亲自改编为话剧的《倾城之恋》。当时梅娘在上海,朋友们对她说:你不要去看看吗?顺便认识一下张爱玲?
  她想好,于是拣出一本《倾城之恋》,细细读起来:“第一次看到罗兰排戏,她穿着一件蓝布罩袍,怯怯的身材,红削的腮颊,眉梢高吊,幽咽的眼,微风振箫样的声音,完全是流苏。”张爱玲将古典的意蕴和现代摩登的都会情怀结合得那么恰当,让梅娘一见难忘,她想:多么传神!活脱一个中国古典美人,一个中国男士赏识的诱人的女性。一种难以分说的遗憾又袭上心来。
  可是,那天,等梅娘赶到兰心大戏院,排练已经结束,梅娘看到张爱玲从人群簇拥中走下台来,长发披肩,一件绛红的旗袍,她直觉这就是白流苏那样怯怯的身材,小说和现实,在这一刹那,如此妥帖地在梅娘眼中重合在一起。她觉得真好,小说好,人也好。但是她只是远远地看着,要上去搭话?从未谋面,方便吗?梅娘犹豫了一下,看着张爱玲像明星一样,众星捧月于众多艺人当中,因而错过。
  第二次,是1995年初夏,那一年,她去美国探亲,在女儿柳青家小住。得知张爱玲住在加州韦斯特伍德市罗彻斯特大道的公寓,托《中国时报》的朋友帮她联系张爱玲,很想和她见面一叙,朋友捎话去,得到的回答非常干脆:“陌生人一律不见!” 错过,就是一生。两个月后,张爱玲在加州孤独病逝。梅娘和张爱玲,1920年出生的同龄人,得知这个消息,梅娘怔在那里,甚为感慨,两个女人,同以写作为生,坎坷一生,多少荣辱,多少辛酸?都付东流。
  梅娘生前说:“她去了,去得那么寂寞,我却仍然滞留人间,体味着无尽的女人情思。我仍然十分惭愧,因为至今,我尚未达到她的高度,愧对并称。”
  如今,梅娘也驾鹤西去,时光的烙印不再是人体上的斑斑皱纹,而只留下发黄的书页和文字上的流痕。天意弄人,人生如戏,这样一位奇女子悲情的一生,是造化的恶谑,也是百年中国的一个缩影。若梦,都去了。

民政协报      梅娘:一个时代的代表作家谢幕    2014.05.13

■梅娘的人生历程和社会关联,折射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以来的演化史,丰富多彩又错综复杂、扑朔迷离。

  ■现在,梅娘自传已永远没有可能了。

  不过,梅娘传记值得期待。

  2013年5月7日下午,梅娘女儿柳青通告亲友说:“我妈妈已于5月7日上午10:35病故,走时没有痛苦,很安详。谢谢各位朋友的关心。”至此,“满洲国”和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沦陷区代表女作家梅娘的跌宕一生,画上了句号。

  4月28日,最后一次接待外国学者

  4月28日下午,梅娘在家里接待了多年的老朋友、加拿大奎尔夫大学历史系诺曼·史密斯教授。当时,我也在场。

  一见梅娘,我直觉,她的精神状态与我们在新加坡话别时比,差了许多。时间才过一个多月呀。毕竟,梅娘老人年底就满96岁了。

  史密斯送来了他的新作Intoxicating Manchuria:Alcohol,Opium,andCulture in China's  Northeast,大意是“麻痹满洲:酒、鸦片与中国东北文化”,一部颇有创意的“满洲国”研究著作。印在封底上的汉字书名为《醉满》,是还健在的伪满期作家李正中先生的书法作品。

  实际上,Intoxicate(醉)这个词很难翻译,在这本书中,它的含义要比“醉”宽泛得多。这是史密斯的第三本书,奠定了他北美“满洲国”问题专家的地位。作为证明材料之一,该书使用了一批文学作品,其中有梅娘三篇。

  梅娘依旧直人快语:“‘醉满’在汉语里不通,‘满醉’‘满洲醉了’,也比‘醉满’好。”并开玩笑说:“也就你们外国人,允许编造这种生硬的汉语。”

  史密斯是在紧张的旅行中,专程绕道北京来看望梅娘的。梅娘非常高兴,说史密斯“饮水思源,有情有义”。并叫我把“饮水思源”四个字写在便签上,让史密斯看。

  不知不觉间,两个多小时就过去了,到了饭点。

  若往常,不管吃多吃少,梅娘总会坐在她的专座上,向客人推荐菜,有时还亲自动手分发。这次则不然。她说她先不吃。

  过了一会,见王阿姨挽着梅娘的手臂,很快穿过餐厅,拐向她的卧室。说是餐厅,其实只是一个只有几米见方的门厅。由于没有所谓的高级职称,梅娘住的仍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老房子。在惊动了两三个部级单位的首长之后,才得以把两个小两居连在了一起,算是搞了一次“特殊化”。

  原先梅娘在室内走路也不是这样。往常,再难,她也是弯着腰,扶着桌椅、墙壁自己走。这次不行了,有人扶着,身子仍深深地弓着,几乎与地面平行。也不打招呼。

  我看了一眼,不禁低下头。梅娘是不愿别人看到她这个样子的。没想到,这竟是梅娘最后的背影。

  5月9日,遗体告别及安葬

  5月9日上午,梅娘安卧在304医院太平间告别厅鲜花丛中。

  媒体报道说,按照梅娘的遗愿,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式,会有十余亲友送梅娘最后一程。梅娘逝世的消息还是引起了震动,不少人闻讯赶来了,估计有百余人。下午骨灰安葬仪式在墓地圆满完成的时候,也有三十多人。专业机构的摄像师还做了全程录像。

  与梅娘通信并出书的香港大学生茵渊全家四口连夜来京送梅娘最后一程。我曾这样宽慰悲伤的茵渊:以梅娘的高寿,以她近两年有女儿一直不离左右,以她结束人生旅行的方式,她又是非常幸运的,称得上是“喜丧”。她可能太小,还无法体会。看一看王力雄的《留下的只有尊严》,也许会有所悟。

  梅娘逝世后,众多亲友的留言、挽联,情真意切,感人至深。这里略举一二。悼念者中,人民日报袁鹰可能是最为资深的。他的挽联是:北梅独傲雪 孙娘永留芳。

  崔永元的名气最大。他的《怀念》一如他的主持风格:梅娘先生,天堂再写,无拘无束,直抵阳光。

  著名文学评论家郑伯农率大家庭9人共挽梅娘:三代世交怀孙姥 百年风雨送梅娘。

  民间藏书家田钢的挽联颇为独特,他把梅娘的作品联在一起。上联:小姐 集 鱼蚌蟹 奉读者精神食粮,下联:黄昏 献 梅芷茵 通书简一脉文心。横批:长夜萤火。

  从文80载

  读一个作家,要对阅读对象有个大致的了解。

  梅娘出生于被沙皇俄国割据的海参崴,成长和起步于“满洲国”(东北沦陷区)都城“新京”(现长春),留学宗主国首都东京,侨居日本新闻报业中心大阪,活跃于汪精卫伪政权治下的华北沦陷期文坛。抗战胜利后,返回国共内战正酣的东北家乡。内战后期,客居光复后从日本殖民地回归中国版图的台湾台北市北投。新中国成立前夕,有孕在身的梅娘,面对丈夫在太平轮海难中丧生的意外,毅然携带着两个幼女,千里迢迢从台湾经上海奔赴北平,满腔热情地投身于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经历了政治运动带来的七灾八难、游历世界各地之后,依旧坚守在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的老宿舍楼里,坚持写作……再加上父亲从一个山东少年一跃成为东北富贾的闯关东神话——中国版的美国西部梦,日据时期执掌华北作协的丈夫柳龙光又在战后国共博弈中扮演秘密角色——随着1949年1月 27日驶往基隆的上海太平轮中途失事而留下的不解迷局,仅存的女儿导演柳青历经跌宕起伏之后远嫁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最早投资北京的北美房地产商——从 “祖国的花朵”转身为洋商贵妇,一双孙女落户美国高科技聚集地硅谷和世界宜居城市之冠加拿大温哥华——“新时期”的新移民,三个重孙子在北美出生——教育中有意添加的中华传统文化因素让他们的童年生活更加多元……梅娘的人生历程和社会关联,折射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以来的演化史,丰富多彩又错综复杂、扑朔迷离,加以梳理和阐释,可以做成诸如《“新京”(长春)作家梅娘的中国意义——从“满洲国”到日本到沦陷区及其后》之类的大文章,略施铺陈和想象,也可以演绎出波澜壮阔的编年史大戏。

  从1936年《小姐集》问世,到不久前的随笔《企盼、渴望》(刊《芳草地》2013年1期),梅娘的文学创作生涯延绵78载,大体上分为隔断清晰的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3年至1945年,大约12年。除了《小姐集》、《第二代》外,梅娘印行的单行本还有小说集《鱼》、《蟹》以及大量的儿童读物。

  第二阶段,1953年至1957年8月,36岁至40岁,大约4年。任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编剧,发表了大量的散文及小说连载,应邀为各美术出版社编写中外文学名著的连环画文字脚本。

  第三阶段,1958年秋至1960年冬,不到3年。梅娘被关押在北京北苑农场。她幸运地参加了由劳改人员组成的翻译小组,承担日文翻译,以及其他语种译文的文字润色工作。

  第四阶段,1979年6月至1986年,62岁至69岁,大约8年。1978年冬季,梅娘的“右派”罪名被去除,恢复公职。从1979年开始,在香港以及上海、北京发表随笔和短小的译文。

  第五阶段,1987年(70岁)至今,已有25年。1987年,开始恢复使用梅娘笔名。这个阶段,新作以散文随笔、翻译为主。在梅娘80年从文史中,有两个较长的写作空白期。

  第一个创作空白期从抗战胜利到1952年。

  第二个写作空白期为1961年至1978年。因患肺结核获准离开劳改农场后,成为在社会上受管制的地、富、反、坏、右人员。为了给患有特殊慢性病的儿女筹措医药费,梅娘只能千方百计寻找各种各样的零工。

  对于一位早慧的作家来说,28岁至35岁的7年、43岁至61岁的18年,是创作的黄金期。在这25年间,梅娘失却了写作的条件,后一阶段甚至丧失了做人的资格。

  需要注意的是,进入新中国以后,梅娘成了各种政治运动斗争的对象。历史在当代的变异不可避免,长寿作家的作品尤其如此。这方面对梅娘的影响,目前还没有被充分评估。事实是,在与梅娘同时代的民国期作家中,因无法适应和跟上新旧中国的时代转换,有一大批人在新中国或主动、或被动终止了文学创作。与他们相比,在数不尽的艰难困苦和绝望屈辱中,梅娘还是跟上了形势,四次跻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场域,或华文文化场域,勉力为文,算得上是其中的佼佼者。

  2009年,为褒奖梅娘为新中国文学事业作出的贡献,中国作家协会颁与她“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周年荣誉证书”和奖章。这一褒奖受之无愧。

  至今还没有梅娘传

  早有一些机构希望出版梅娘的自传。不过,岁月无情,梅娘毕竟年事已高,已无力撰写长篇的东西。

  于是,退而求其次:那就搞“口述史”吧。以为口述史会容易一些。

  比如,央视著名主持人的一个“口述历史中心”,就曾费尽周折,找各方神圣出面,终于说动了已经拒绝过一百回的梅娘,轮椅、专车接送,租场地录了一周。

  当时我在台湾清华大学客座,具体情况不得而知。后来遇到项目负责人,说是效果不太理想。

  不理想是可以想见的。

  因为有一段时间,有海内外学者访问梅娘时,只要抽得开身,我会在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在做口述史。

  比如,访问者往往开门见山:“‘满洲国’首都‘新京’某报康德某年某月某日某版上署名某某的文章,是不是您写的?为什么用这个笔名?有什么寓意吗?写作动机是什么?”

  就连我这个天天与史料打交道的所谓学者,在听了这一连串的数字和专用名词后,也反应不过来。这是需要专门查找的。更何况一位只能长年困守斗室,手头没有历史文献,可能对史料也没有兴趣的耄耋老人了。

  这也是个别缺少设身处地视角的访问学者,往往会觉得梅娘生硬、不配合的原因之一。

  这种尴尬终于也轮到了我。

  去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有三四位作家、专业人员决定以每月若干次的方式,一次一个主题,与梅娘座谈,为今后的梅娘传记类作品积累材料。梅娘虽一再不耐烦地表达着不愿意,还是围坐在那里。

  我发现,原来我也不能免俗:我的问题大多也是时间、地点、署名、人物原型……一些让谁都难以在规定时间内回答的难题,当然,梅娘也在内——虽然大多是她的陈年往事。

  谈了约十来次,我又发现,磕磕绊绊、剑拔弩张的“座谈”之后,总要再坐一会儿。这时,不知哪句话触动了梅娘,她会讲出一段我们从未听说过的故事,直到气喘力竭,不得不停下来,她还没有尽兴。而这插曲正是我没有听过,而且想听的。

  看来,采用无为的闲聊方式,不希冀每次都有收获,或许反而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老年心理学”说了:人老了,会像孩子一样。

  但,为时已晚……

  现在,梅娘自传已永远没有可能了。

  不过,梅娘传记值得期待。

  记得在前年的《张爱玲私语录》读者见面会上,张爱玲研究专家止庵先生说,目前出版的张爱玲传记,基本没有什么价值。以后有要写的,也比较难。因为缺少材料,目前能看到的材料,不足以写一本张爱玲传记。

  梅娘则不然,如前所述。

  不久前,电大出版社翟永存编辑找我组有关梅娘的书稿,最后商定将梅娘写往事的文字汇集成册。在梅娘逝世之际,出版一册“梅娘谈往”或“梅娘自述”,既是对梅娘的纪念和哀悼,也希望借此抛砖引玉,在不久的将来有梅娘传记类文艺作品和学术著作面世。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两个梅娘    李杨    2013.05.26

2013年5月7日上午,96岁的沦陷期女作家梅娘,走完了自己跌宕的一生。

几个月前,老人还邀我到家中小叙。我注意到,那天她眼神沉默但并不呆滞,临别时她喃喃自语,“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平静地迎接死亡。”不想,一语成谶。

我知道梅娘这个人物是十多年前,那时我在新华社北京分社当记者,采访认识了《天怒》的作者陈放。彼时,陈放送给我一本梅娘的小书,提到40年代文坛有种说法“南玲北梅”,玲是张爱玲,梅指梅娘。直到三年前,我在一次活动中偶然得知,梅娘仍然健在,辗转寻了过去,从此有了往来。

梅娘原名孙嘉瑞,我一直称呼她孙先生。因为从小没有娘,故取笔名“梅娘”。梅娘1917年生于海参崴,从小在长春长大。“九一八”当天,她亲眼目睹了国民党省党部楼上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红旗子徐徐降落。至于梅娘的笔名,有没有殖民地人民没有祖国的含义,老人从未提及。但我主观地认为,活到了全球化时代的梅娘,始终没有解决“家国”的概念,因为她一生命运节点都没有超越这个宿命。

梅娘1936年留学日本,在日期间与中国留学生柳龙光相识,后结为夫妻。沦陷期,柳龙光在北平担任武德报社总编辑,同时打理华北作家协会。《武德报》是当时日本主管华北宣传的机构,华北作家协会更是一个政治色彩浓厚的文学团体。柳当时是华北作家协会干事长,评议会议长是周作人。1936年到1944年8年,梅娘发表了一大批作品。其中,《蚌》、《鱼》、《蟹》三部小说,奠定了她的文学成就。《鱼》和《蟹》在1943年和1944年分获日本颁发的大东亚文学奖的“副赏”和“正赏”。

一种背景下的“成功”,自然成为另一种背景下的“不幸”。1946年周作人汉奸案还牵扯到她。1948年,丈夫柳龙光在太平轮事件中遇海难丧生。经反复斟酌,特别是日本人投降后柳龙光和中共地下党有联系,梅娘拒绝了台湾和日本的邀请,带着两个女儿和腹中的胎儿从台湾返回大陆。

回到大陆的梅娘没过上几天平静的日子。1952年在忠诚老实运动中,被认定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1955年在肃反运动中,被定为“日本特嫌嫌疑”。1957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送进劳改农场。1961年解除劳教成为无业游民。为糊口,她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当老妈子。当时主人家的孩子做功课,问她一个汉字怎么写,梅娘沉默许久后,说:“我不识字”。期间,梅娘的三个孩子中,两个先后病故。

面对长达20多年的苦难和亲人的生离死别,梅娘选择了中国式的坚忍。她用豁达与乐观熬过了那个特殊的年代。在“文革”初期因批评血统论而遇难的遇罗克,现在广为人知,但是许多人不知道的是,梅娘曾和遇罗克一家过从甚密,给了遇罗克许多指点和支持。另外,著名作家史铁生刚刚瘫痪的时候曾一度轻生,梅娘鼓励史铁生活下去,挺过人生的劫难。1978年,梅娘终获平反,重返工作岗位。

三年来,我多次前往老人在北京中关村南大街的斗室。梅娘的小屋临着喧闹的大街。一张书桌、一盏台灯。书案临窗,阳光充沛,倚墙一张单人床。区区9平米的卧室,装载着老作家一个世纪的喜怒哀乐。夜幕降临,市政部门为增加城市亮点,在街边的草坪上打出绿色的强光灯。梅娘不喜欢这人工加上去的绿色光芒,她觉得这使绿草失去了本来的妩媚,是一种造作。  这位喜欢和来访者坐在沙发上闲谈的温和老者,不愿再触及那些复杂的故人往事和说不清的历史纠葛。“廉价地叫卖痛苦的过去,是心灵的残缺。”面对我的种种追问,梅娘总会突然变得目光犀利,中气十足,言语间透着一股见过大世面的镇定气质。

梅娘不认同张爱玲的创作情调,又欣赏张爱玲的深刻与浓艳;她对赵树理怀有很深的友谊之情,又因两人分属不同的世界而有些格格不入;她与柳龙光感情深厚,却不愿提及那段感情和那段历史;她领受了大东亚文学奖,却在不断表达着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

在赞叹梅娘坚忍乐观的同时,也有研究者对梅娘自己的一些言说提出商榷:她的回忆可靠吗?她为何要在旧作重印时对作品进行去殖民化删改?“南玲北梅”的说法是不是子虚乌有?这些迷一样问题的背后,是一个迷幻的女性,一个复杂的梅娘。

梅娘是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沦陷区作家的代表,她的人生历程和社会关联折射出百年中国演化史,丰富多彩又扑朔迷离。这个人物很难用黑和白做出评价,梅娘的复杂涉及对政治、对生命、对种族等一系列问题的探讨。这些问题不仅是道德问题,更是规律问题。从中,我们能够看到人类智力和情感的局限。


羊城晚报    梅娘,命运比小说更曲折    冯慧莲    2013.06.19

        张爱玲有句名言:“出名要趁早。”梅娘不负此言,她上中学便在报刊上发表作品,20岁就出版了两本书。

  1942年,北平和上海的书店发起“读者最喜爱的女作家”评选活动,结果南方的张爱玲及北方的梅娘双双夺魁,当时被称为“南玲北梅”。

  但梅娘获选后坦言,自己并不欣赏张爱玲。“我那时候年轻气盛,生生把自己同祖国、妇女的命运和解放捆在一起,觉得张爱玲只是风格独特值得钦佩,不够轰轰烈烈。”梅娘后来回忆此事时这样说。

  但张爱玲一直是个热门话题,梅娘却鲜为人知。梅娘,原名孙嘉瑞,1920年12月22日出生于海参崴,其父孙志远最初在英国洋行工作,后成为东北颇有名气的实业家。梅娘的生母为偏室,被正房驱逐后生死不明。

  孩童时代的梅娘和家人移居长春,生于仕宦家庭的梅娘自幼跟着前清秀才蒙童读经,后又向一个俄国老太太学习英语。受到“五四”新文学启蒙的她,生性敏感高傲,取笔名为“梅娘”,谐音“没娘”。

  “九·一八”事变后,她大量阅读了家中藏书,林琴南的翻译小说、进步作家萧军和萧红等人的作品,她都一一卒读。此期间,她将自己的爱恨诉诸文字,语文老师将之收集成册,取名《小姐集》,由书店出版。这年,梅娘十七岁。

  随后赴日本求学,她又出版了小说集《第二代》,由单纯描写“小儿女的爱与憎”发展为“横透着大众的时代的气息”。

  回到国内后,她受聘于北平《妇女杂志》,在多家报刊发表小说、散文及译作,并结集出版了《蚌》、《鱼》、《蟹》三部女性小说,在东北、华北受读者和评论界的盛赞,并屡屡获奖。

  有评论说她“是以一种女人的郁结讲述残破的男女情爱故事,展示女人的不幸和人世间的不平,以强烈的女性意识反抗男权压抑和社会不公,从男女的爱欲间而追求社会的伦理问题”,赞赏她是“以纤巧细腻之笔,悲天悯人之怀,诉哀矜凄婉之歌,她是真正地 献身于文学的女性,那丰富的创作力在当今的女作家中很属罕见” 。

  在日本东京女子大学留学期间,她与中国留学生柳龙光相识相爱,为家庭所不容,被断绝了经济援助。但她选择了跟随柳龙光,在北平、长春和日本以办刊、写作为生。这段经历,成为她以后三十年人生磨难的伏笔。

  抗战胜利后,她回到东北故乡,后又移居上海、去过台湾。新中国建立前,梅娘夫妇决定回大陆。但不幸的是,归途中,所乘的轮船在舟山附近与另一船相撞沉没,柳龙光遇难,年仅33岁。

  怀着身孕的梅娘,忍着伤痛把两个女儿带回国,做了两年中学语文教员后,调到农业部宣传司,并成为农业电影制片厂的元老。后来,她被定为“汉奸文人”,经受了思想改造、肃反运动,1957年被划为“右派”、特务,受到审查、批判和劳教。

  在漫长的监禁中,家中只有读中学的长女柳青带着弟妹艰难度日,二女儿和儿子先后因病得不到及时医治而夭折。她的女儿柳青,曾被史铁生称为“自己写作的领路人”。史铁生说,正是柳青,让“梅姨”有了活下去,并“独自歌唱”的理由和决心。

  “文革”后得以平反的梅娘,回到了农业电影制片厂。这时,已鲜有人知道这位现代文学史上有一席地位的作家了。她坦然接受历史给予的磨难,她对柳青说:“怨天尤人是侏儒的思维,我自豪能清醒地对待历史,我只盼望读者能认同我,我就很知足了。”

  她又重新拿起笔,她说自己“一脉心声,构不成故事,也不想构成故事,就这样开始写散文”。

  上世纪九十年代,《梅娘近作及书简》等著作出版。其文字炉火纯青,魅力依旧,获得了读者和研究者的喜爱认同。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组织的全国权威专家的评选中,她被列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之中。

  北大教授张中行在编写关于梅娘这一段文字时,评价甚高:“实感之一是,也是值得惊诧的,作者竟有如此深厚而鲜明的悲天悯人之怀。所以作品的成就高,经历的时间长仍然站得住。”

  梅娘曾随女儿在北美居住,但最终还是回北京独居。她是一个与众不同、思想深邃而直言健谈的老人,她充满爱心,让人嗅不出她身世的凄迷和惨淡。“南玲”张爱玲于1995年9月8日,在美国加州去世,终年75岁。暮年的梅娘,对张爱玲惺惺相惜:

  “我俩并没有可比性,经过几十年人生阅历,我读懂了张爱玲。她表现的世界缠绕和我们民族的痼疾,而她的笔切入的正是应该下刀的地方,我禁不住为她的深邃叫好。如今只剩我独留人间,还没来得及和她说说姐妹的悄悄话。都是写女性的女作家,我这个‘北梅’最想告诉‘南玲’的是:如今中国女人的境况改善了,你放心吧!” 

  2013年5月7日,北京初夏的一个上午,92岁的梅娘安详逝去。“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这是梅娘喜欢的泰戈尔诗句。走过风雨寒霜,梅娘仍会以温婉清丽、深厚鲜明而悲天悯人的文字,给后人以灼亮的微光。


凤网/今日女报    “北方张爱玲”的真实性被质疑    2013.08.20

最近96岁的北京老作家梅娘去世,在文坛引起一些记忆。梅娘最大的热点是“南玲北梅”,也就是40年代女作家南方属张爱玲,北方属梅娘。但炒归炒,文学界和读者并未接受这一评判,这件事情梅娘其实是无辜的,倒是个别很喜欢以此捞钱并总和日本文学界借交流美化沦陷区的无良“学者”做了推手,而且为了扩大发行量捞钱至今喋喋不休地鼓吹“南玲北梅”。

梅娘这位活了96岁的老人一生坎坷,饱经磨难,她幼年丧母,青年丧夫,中年失去儿子,人生的三大不幸她都痛苦地承受了。好在自小坎坷的经历与冷膜的家庭环境使她在少年时代便有了独特的阅历,孤独、内向与敏感又造成她在文学上的情愫。她16岁高中毕业时在国文老师孙晓野的推荐下,出版了《小姐集》,在当时的出版与印刷条件下,是一个真正的神童奇迹。青年时代她与柳龙光结合,新婚不久的这对伉俪一同回到北京,梅娘任《妇女杂志》编辑,柳龙光担任武德报社编辑长。在沦陷的北京,她完成了水族系列小说《一个蚌》、《鱼》、《蟹》三部曲。梅娘的三部曲在半年内便印了8版。她的长篇小说《夜合花开》《小妇人》及短篇《黄昏之献》《春到人间》都是当时的名篇。1948年丈夫柳龙光去台湾,不幸的是意外遇到海难沉船,这是她一生中最大的打击。

梅娘历史上也有污点,她在1943年和1944年两度获得的日本侵略者颁发的“大东亚文学奖”,她的丈夫柳龙光曾经供职日伪报纸《武德报》,尽管梅娘说过他是中共地下党,但始终没有得到组织的证实。如果真有这个神圣的使命,也希望家属趁寥寥无几的当事人在世尽快给个说法。

梅娘作为作家对文学是有贡献的,而领取“大东亚文学奖”也是极端错误的。尽管在侵略者恐怖的氛围中有难以抗拒的一面,但那时毕竟有不少作家艺术家坚决不给日寇这个脸。

而作为女人,梅娘也付出了足够的代价,解放后梅娘当过中学教员,1951年又调入农业电影制片厂任编剧。她从来没有过上清静日子,1952年在忠诚老实运动中被认定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被批判。1957年,本已如惊弓之鸟、唯唯诺诺的梅娘又被凑名额凑成右派,并按右派的一级条款处理,开除公职,送劳改农场。服刑期间,她最挂念的是三个孩子,她每月收入十几元,只能以窝头、咸菜为主要食品,再挤出10元赡养3个孩子。她尽管得到同情她的人偷偷的帮助,但10元钱怎么也供不起3个孩子上学,她只能狠心含泪把二女儿送到救济院。后来她在狱中得知,二女儿因为生病,得不到及时的医疗和照顾,不幸病死在救济院里,她多少个夜晚都彻夜难眠。4年后梅娘解除劳教,她成了无业人员。她要养活一个3口之家,这位当年的名女作家顾不得脸面与尊严了,她串过冰糖葫芦,当过保姆、搬运工、和泥搬砖,还拿着长长的竹竿去掏阻塞的下水道。她听到过居民的议论:“这个女人一看就知道是个知识分子,怎么干这么脏的活儿,八成是戴帽子的。”后来儿子不幸传染上急性肝炎,由于没有足够的医疗费和营业,又不幸夭折了。生活的重压甚至不能让她在失去儿子时有喘息,她极为悲伤地告别了儿子的遗体又在恍惚中去掏脏水沟了……

直到改革开放,梅娘才有了正常人的生活,1978年也使梅娘的右派得到改正、公职得以恢复。70年代末,她又开始写散文和回忆,多半发在海外报刊上,但对自己的苦难与遭遇却没有触及。她悲凉地发现,搁笔几十年,当年的灵气与感觉已找不回来了,年龄与精神的磨难使她再也写不出长篇巨作,虽然她的经历较之20多岁时已丰富了多少倍。

1995年,20世纪最有魅力的女作家张爱玲在美国的寓所中猝死,这位才女更被中国众多读者膜拜。此时,一个“南玲北梅”的传说在媒体被爆炒,死了张爱玲还有个活着的张爱玲,对于广大文学爱好者是多大的福音啊!当初我也在某个无良“学者”的鼓噪下去采访了梅娘,我感到老人还是挺善良的,她被某个亲日的所谓专家所蒙蔽,任这个人打扮,很愧疚的是我也信以为真,未经调查写过“南玲北梅”的文章。后来这位无良“学者”竟然大量剽窃一位留日博士后的研究成果,并利用他的职务威胁下属,我才知道这个事件的复杂性。2006年我在人民日报看到一位学风严谨的学者刘琼的文章,方知“南玲北梅”的推手实在无聊。

听说梅娘的文集即将出版,但千万不要打出“南玲北梅”的旗号,那样会让读者反感,对梅娘本人也不严肃。虽然有个别走到哪里捞到哪里的幕后推手仍不遗余力地重复,但梅娘就是梅娘,不搞噱头也是个不错的作家。


新文化报    长春有出版社愿为梅娘出书    2013.08.04

        本报讯(记者 艾灵)

        “我看报纸说,《梅娘全集》打算在长春出版,我是长春一家出版公司的,有意向和柳青合作。”昨日,吉林出版集团青少年书刊出版发行公司图书部主任李强给本报打来电话。

  “梅娘曾出版过二三十本儿童读物,这部分作品尤其适合在我们出版公司出版。”李强说,他还想就梅娘的这些儿童读物单独出书。梅娘这位作家还是很有影响力的,而且老家在长春。她一生又有着那么多不平凡的经历。这些都是很多读者关注的。

  说到“南玲北梅”,李强还提到关于北京一家出版公司出版张爱玲未刊发手稿,带来意想不到轰动效果一事。“现在的市场跟过去不一样,需要一个营销和推介的过程。如果最后梅娘的作品由出版集团的出版社出版,那么应该专门招集一些专业人士进行研讨。”

  昨日,记者把这个消息电话告诉柳青。“好啊,这是好事。”电话中,柳青很是兴奋。她表示,单独把母亲的儿童读物出书的打算,她也有过。这也正合她的心意。随后,柳青表示,愿意跟李强取得联系,这两天在长春正好没事,愿意就这件事谈一谈。


深圳特区报    所谓“南玲北梅”    陈福康    2013.09.07

我们中国人常常喜欢对一些人物用一些“合称”、“并誉”、“齐名”,如古有“南朝三谢”(谢灵运、谢惠连、谢朓)、“永嘉四灵”(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岭南三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等等,近也有“广州三杰”(恽代英、萧楚女、张秋人)、“常州三杰”(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等等。中国人还常常仿用“南箕北斗”的说法于人物,如古有“南能北秀”(慧能、神秀)、“南施北宋”(施闰章、宋琬)等等,近也有“北李南陈”(李大钊、陈独秀)、 “南迅北铎”(鲁迅、郑振铎)、“南张北齐”(张大千、齐白石)等等。这样的“合称”、“并誉”,都是有来历有道理的,大多是在同时代的人们之间就流传的口碑,也偶有是后人的合理的追称而大家公认的。有了这样的“合称”和“并誉”,后人就更容易记住历史,理解历史,更容易了解这些先人的业绩。例如,拙著《郑振铎传》有一节的题目就是《“南迅北铎”》,我特地加了引号,说明这个合称可不是我拍脑袋创造出来的,也不是后来人的追称;而是鲁迅生前就有,并且鲁迅也知道的。当年青年作家端木蕻良给鲁迅写信,提到在他们文学青年中流传“对新进作家爱护的有南迅北铎”的话,我就是从鲁迅保存下来的这封信里看来的。

近年来最不可思议的“合称”、“并誉”,无过于所谓“南玲北梅”(张爱玲、梅娘)了。为什么要说它“不可思议”呢?因为没有人说这是后来的“追称”,而都说是1940年代初就流传于世的;而且,这居然还是当事人本人参与伪造和传播的。北京某出版社《梅娘近作及书简》一书收入的《北梅说给南玲的话》白纸黑字写道:“1942年末,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杂志联合筹办了一项读者调查‘谁是最受欢迎的女作家’。结果,张爱玲和我双双名列榜首,从此,就有了‘南玲北梅’之说。”但是,“1942年末”,张爱玲还没有“出名”呢!而据了解,所谓“马德增书店”,也就是当时东安市场里的一个书摊,只不过该书摊老板除了卖书,也稍许印一点书(多是作者自己出钱,印数很少)。这样的书店,不要说在日寇占领下的北平,即使在太平年代也根本就不可能发起所谓“读者调查”。而《宇宙风》,上海确实有过这本杂志,但“1942年末”的上海滩上却根本就没有!更何况,当时战争年代,北平与上海虽都是伪政权统治,但互不隶属,两地联系并不方便,怎么可能有两地的一家书店、一家杂志联手开展对读者的“调查”呢?张和梅“双双名列榜首”的那张“榜”又登在哪里呢?牛皮吹了这么多年了,怎么也不拿出来让人看看啊?

书中还有梅娘更早在1997年4月《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一篇《我与张爱玲》,第一句话就是:“1942年,当社会上把‘南玲北梅’并称的时候,我读了张爱玲的《金锁记》……”然而,《金锁记》却是在1943年底才发表的。文中又说她两次见过张爱玲,其中一次是1942年夏天在北平。可能她见到鬼了吧,因为张除了刚生出来时去过北京外,好像从来没有去过北平(京)!更不可理喻的是,出版梅娘某书的某出版社某编辑,在面对读者对这些问题的质疑时,居然还在网上反问读者:“梅娘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要编造这些啊?”是啊,但这个问题你要去问她才对啊!

不知道当年那位编辑有没有去问过,现在则要问也问不到了。梅娘今年不幸逝世。本来人已走了,这种没谱的编造不提也罢。岂料媒体上关于她去世的诸多报道中还是大张旗鼓地冠以“南玲北梅”。有“梅迷”还问人家:“梅娘的文学地位又何须借重张爱玲?”好像“南玲北梅”这个合称“美誉”是别人强加的,梅娘还根本不需要似的。我忍俊不禁,就再提一下。


广西师大出版社    与张爱玲齐名的40年代女作家——梅娘    蔡登山

    2005年8月,《梅娘近作及书简》出版了,这位成名于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沦陷区的文坛才女,当年曾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在文坛上沉寂了半个多世纪后,以八十六岁的高龄,再度推出她的作品,则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梅娘近作及书简》中汇集了梅娘的散文近作六十篇,书信八十八封,有关于赵树理、萧红、张爱玲、关露、遇罗克、刘索拉的描写,以及致丁景唐、丁东、成幼殊、釜屋修、岸阳子等中外名家信札,文字炉火纯青。而这位文坛奇女子“生活流程中的许多故事,也都在这本书中”。

    梅娘,原名孙嘉瑞,祖籍山东招远县,1920年12月22日出生在海参崴,在吉林省长春市长大。她的父亲孙志远在孩童时代就和他的家人移居到了长春,他从给英国洋行当小伙计做到东北颇有名气的实业家。出身豪门的梅娘刚两岁,身为偏室的母亲被正房驱逐,从此生死不明。饱受了失去亲娘之痛的她,长大后取了笔名“梅娘”,就是取谐音“没娘”的意思。尽管如此,梅娘和父亲的关系很好,她父亲鼓励她自立(像男人一样)。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梅娘就敢骑马穿越街道,震惊四邻。当她四岁的时候,在家里同时接受了中西教育——她跟一个前清的拔贡秀才读经写字,跟一个俄国老太太学习英语。1930年,当她十岁的时候,在吉林省立女中初中部正式就读,她受到“五四”新文学的启蒙,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九•一八”事变后,梅娘中断了学校生活。正是这个时期,她进行了广泛的阅读。除了看家里的藏书外,还买了全套林琴南的翻译小说,以模仿他优美简练的文字,并试着翻译初级英语读物。1934年,她重新回到学校上学,暗地里阅读萧军和萧红的作品,暗地里阅读能够找到的中国书籍。她还把自己的爱和恨诉诸文字。语文老师孙晓野将这些习作辑集成册,取名《小姐集》,交付益智书店。1936年她出版了这第一部作品,很遗憾,在以后的岁月里,这部作品却永远地遗失了。

    1936年,梅娘中学毕业,父亲去世,他的生前好友张鸿鹄,时任哈尔滨电业局局长,说服了孙家,送梅娘赴日留学。梅娘进入东京女子大学家政系学习,这一时期她开始阅读郭沫若、列宁和马克思的著作,进一步拓宽了视野。正当梅娘坠入书海,勤奋阅读鲁迅、朱光潜、邹韬奋、萧红、萧军等人的作品时,卢沟桥的炮声使她坐不安席,彷徨无措。此时,梅娘认识了柳龙光,一个在日本内山书店打工,靠自己挣钱在早稻田大学攻读经济学的中国留学生,二人开始了为孙家所不容的自由恋爱。孙家断绝了对梅娘的经济援助,但这并没有动摇梅娘追求爱情和自由的信念,她选择随着柳龙光流浪。“我们如饥似渴地寻觅着救国之路,究竟一个什么样的政权才能打败侵略者?我们互相辩论,互相启示,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梅娘和柳龙光身边,聚集了一批中日反战作家。与此同时,梅娘笔下流淌出的文字,也浸透了身世之悲和家国之痛。“残酷野蛮的战争,不仅祸害了我的故土,也无情地吞噬了日本善良的百姓”,“我的好朋友澄子,我善良的山口妈妈,包括那从遥远的烽火后方运中国书来京都的日本经理,我确信,他们都不需要战争。我不知道战争怎么才能结束,在异国的星空下,我的心困惑地战栗着。”

    由于家庭断绝了对她的经济支持,所以梅娘被迫返回“满洲国”。1938年,她在“满洲国”日本人控制的《大同报》做校对,并主编一周一次的妇女版。同年,柳龙光追寻梅娘到了长春,梅娘拒绝了家庭给她安排的婚事,这对年轻人,不顾家庭的反对,开始了同居生活。他们的住所成了“满洲国” 首都年轻人的文艺沙龙,也成了著名的反抗作家凝聚的中心。在日本反战学者小林秀雄、阿部知二、岸田国士的支持下,《文丛》杂志成立了,梅娘也加入了这个组织,他们倡导用笔来描写真实、暴露真实。遗憾的是,由于缺乏资金支持,他们自创的杂志很快就停刊了。之前,《文丛》刊出了梅娘的第二部作品集《第二代》(1939),这部当时受到高度赞扬的作品收录了十一篇短篇小说,被认为是“满洲国”文学界第一部提倡自由主义的作品。在《第二代》的前言中,“满洲国” 著名作家梁山丁作出了权威性的评价:“从《小姐集》到《第二代》,梅娘给了我们一个崭新的前进的意识,《小姐集》描写着小女儿的爱与憎,《第二代》则横透着大众的时代的气息。”

    1939年底,柳龙光受雇于华文《大阪每日》,他们移居到了日本。华文《大阪每日》给梅娘和柳龙光提供了更深入接触日本社会的机会,梅娘目睹了战争同样给日本老百姓带来的困苦。在这样的背景下,梅娘写了《蚌》《鱼》和《蟹》等小说。

    “珍珠港事件”后,柳龙光夫妇回到了中国。柳龙光被聘请到北平,掌管原来由日本情报部门控制的杂志社,他改组了原有的作家协会,任干事长。梅娘则受聘北平《妇女》杂志,任编辑和记者。当时梅娘只知道丈夫应日本友人龟谷利一的约请主持一份杂志,却不知道他还肩负着中共北平地下党员的秘密使命。龟谷本想通过办杂志扫却战争阴霾、化解中日仇恨,结果被扣上宣传“大东亚共荣共存”不力的诸多罪名,遣送回国。梅娘始终认为把妇女的受压制和男性中心的社会相纠葛,是整个社会问题的根源。她在给另一作家吴瑛的信中就说:“我想女人是这世界的救世主,只有女人能使这世界变成天堂……女人在这个社会中受到许多男人想不到的磨难和痛苦……”这些话语,控诉了“满洲国”男性中心社会的所谓“乐土”。

    1943年,柳龙光掌管的几份杂志卖得不错,两人继续秘密参与中共地下党的工作。他们共同参加了满洲华北的文化联络活动,在北平相对自由的文学界中,梅娘积极介绍“满洲国”的女性作家,如吴瑛、蓝苓、朱媞等。梅娘的《蚌》《鱼》《蟹》这三部小说,奠定了梅娘的成功。1943年,《鱼》获得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赏”的“赏外佳作”奖。次年,《蟹》获得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正赏。这三部小说都形象地描绘了年轻中国女性对压迫作出的抗争。殖民社会成为她们的恐惧、没有安全感的压抑背景,作为一个整体,《蚌》《鱼》《蟹》描写了在日本占领下男性中心社会里中国女性抗争不屈的真实。她公开批评殖民生活,而她对妇女问题的关注有效地缓解了统治者对她作品政治内涵的察觉。她没有受到日本人的迫害,反而得到了日本文化人的高度评价,因为妇女问题并不仅仅限于殖民地社会,当时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丁玲就写下了《三八节有感》。

    梅娘编辑《妇女》杂志,写了几部小说,这一连串成就都是在她二十五岁之前完成的。不幸的是,这却为她以后的三十年悲剧做了伏笔。1945 年,梅娘一家回到了东北故乡;1948年,移居上海又去了台湾;1949年中共建国前夕,梅娘夫妇决定回大陆,参加建设满目疮痍的祖国。可叹的是,柳龙光在归途中,所乘的太平轮在舟山附近与另一船相撞沉没。柳龙光死时年仅三十三岁。梅娘在失母丧父之后,迎来更惨痛的第三次打击。她怀着身孕忍着伤痛把两个女儿带回了祖国。返回大陆后,梅娘曾当过两年的中学语文教员。1951年,她被调到农业部宣传司,是最早参与农业电影制片厂的人员之一。

    20世纪50年代,梅娘和大部分曾经生活在沦陷区的作家一样,被定位为“汉奸文人”,他们经受了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 1955年的肃清反革命运动,1957年则被划为“右派”及嫌疑间谍。她一直被审查,受批判、劳教、管制,划入另册,过着非人的日子。对于梅娘来说,那个时代是在监禁和强迫劳动中度过的。在漫长的艰苦生活中,梅娘的十三岁的二女儿因无人照料病死在救济院,家中只剩正念中学的长女柳青带着年幼的弟弟艰难度日。“文革”中,梅娘的儿子染上肝炎,治疗不及,于1972年死去。从此,梅娘只剩下柳青一个亲人。柳青被作家史铁生视为“自己写作的领路人”。在史铁生看来,正是这位大女儿,让“梅姨”(史铁生这样称呼梅娘)有了决心活下去,并且“独自歌唱”的理由。

    1978年,平反后的梅娘回到农业电影制片厂工作。相当长一段时间,出版社寄给“梅娘”的信,传达室都称“查无此人”,因为整个单位没人知道“梅娘”就是孙嘉瑞,更没人知道她是当年名震文坛的女作家。后来经过一些文学史研究者的上下求索,终于在茫茫人海中,考古般地“发现”了尚在人世间的梅娘。于是这位曾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的女作家,终于重新浮出水面。

    “现在的年轻人,还有多少能理解我们那一代人的处境呢?”梅娘说,“青空悠悠,时序袅袅,强力压顶时我敢于按着良知行事,可以说已经练就了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坦荡。我只执著于人类的共同愿望,那就是理解、和谐、前进。”

    1978年,随着“文革”时代的结束,对沦陷区作家重新评价,梅娘赢得了正面的关注。

    梅娘的作品“是以热情和哀怜的情绪作为文学的骨骼,多方面地捕捉人生的动静”。因此她笔下的人物,既带有一般女性作家对战乱中的女性自身的关注,更显示了梅娘自己对沦陷区生活,特别是妇女命运的独异观察和思考。例如《鱼》中的女青年芬,就好像人生罗网中一条奄奄待毙的小鱼。寄读女子中学里,好像尼姑庵似的沉寂。她刚开始萌生一点憧憬和追求,便遭到封建家庭的软禁,这使她枯涩的心更加干枯。对她来说,人生是遍布陷阱,由于涉世未深,她朦胧地爱上一个叫林省民的男人,却不料他是个放荡、暴虐的有妇之夫。她第二次又不顾一切地爱上了另一个有妻室的男人“琳”,对方却怯懦地从她身边走开了。父母对子女的专权、男人对女人的独占、社会对妇女的轻蔑,这三条“线”交织编成一张死死地缠住女主人公的“渔网”。小说以一个暴风雨之夜女主人公哀怨的内心独白,把人物的心声抒写得跌宕起伏、凄切动人。女主人公终于发出决绝的抗争:“我,我看破了,网里的鱼只有自己找窟窿钻出去,等着已经网上来的人再把它放在水里,那是比梦还缥缈的事。幸而能钻出去,管它是落在水里、落在地上都好……”这种决绝的抗争,来自对黑暗社会的绝望心情,也来自某种人生信念。

    当时南北沦陷区最流行的女作家,首推张爱玲、苏青和梅娘。她们的创作中有个共通之处,是强烈的女性意识,但由于自身修养和地域文化环境各方面的差异,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苏青的作品基本上囿于一己的生活和经历,即使“海派”的风情格调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也未能使其打破题材和视野的狭窄,以及写真人真事和单纯暴露的局限(例如《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而张爱玲的故事总是与十里洋场和老旧殖民地都市的光怪陆离融合在一起,在深层上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浸染,也就能够不动声色地展示封建主义的血腥和惨无人道,具有理想幻灭的反浪漫主义倾向。张爱玲认定男女间的真情,出现在“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的时候(《倾城之恋》);而梅娘则把“合理的”未来世界,寄托在将出世的孩子身上(《蚌》)。这充分显示出两者的差异。梅娘的作品与中国“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关系更为密切。她并不是以“奇”或“洋”制胜,而是注重人与人的现实社会关系,在奋力鞭挞假丑恶的时候,并没有泯灭于对真善美理想的企盼。与此相一致,在写作手法上,梅娘的小说侧重心理分析、气氛渲染以及环境烘托,并不过分追求情节的曲折、复杂,却仍给人以故事感。这不能不说是她的作品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她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以散文的抒情笔致入小说,但又不失故事性,行文舒徐,文字清通,字里行间显露出女性纤细敏锐的感受,即使是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也在娓娓道来之中,给人以疏离杳渺的感觉。

    陈放在《一个女作家的一生》一文中曾说:“1942年,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书店,联合发起了‘读者喜爱的女作家’调查,调查结果,南方的张爱玲及北方的梅娘,是读者最喜欢的两位年轻的女作家。从此,文坛上出现了‘南玲北梅’之说。”一般论及梅娘的文章,也都因袭此说,在《梅娘近作及书简》中的《北梅说给南玲的话》一文中也有同样的说法。若仅从两位女作家的作品在南北沦陷区文学的影响而言,此说基本上没有太离谱;但若说 1942年评选“南玲北梅”,时间是不确的。因为张爱玲是1943年才开始发表小说,而梅娘在这之前虽已出版两个单行本,但她的主要作品也要到1943年后才出版。学者张泉认为:“抗战时期北京的报纸我未及逐页翻阅,无法断言是否进行过‘读者喜爱的女作家’调查。当时的人或现在的人虚构出‘南玲北梅’说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另外,学者止庵指出梅娘在《我与张爱玲》文中说:“正是那年(按:指1942年)的夏初,北平市有一个在中南海招待‘名人’的赏花游园会。有人说:张爱玲从上海来了。原本不打算游园的我,兴冲冲地赶了去,为的是一睹这位才女的风采。又是一次难以分说的遗憾:在众多的仕女之间,千寻万觅,找到了一位似乎是张的女士,那人穿着绛红配有大绿云头的清式半长上衣,长发垂肩,被男士们簇拥着,从太平花甜香的行列中走来,衣着色彩的眩目,衬得白花极其淡雅。因为在众人的簇拥之中,我不愿插足进去,因此未能搭话。”可以断定的是,1942年张爱玲根本未到过北平,因此那位“似乎是张的女士”,并非张爱玲。非但如此,此后张爱玲也没去过。只是张爱玲在两到八岁家住天津时,其间“北京也去过”(《流言•私语》),但与这里所说显然无关。在后人转述此事的文章中,梅娘所说“似乎是张的女士”,则有人径直写作“张爱玲”了。当年人物因回忆容或记错,但后来的学者是应该明辨的。


北京晚报    忆梅娘:张爱玲临终视我为陌生人很难过    侯宇燕    2013.06.08

中国文学百年,知名作家长寿者不是梅娘一人。如果确如学人考证,梅娘生于1917年,直到上月离世,先生已经96岁。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梅娘把苦难的人生活出色彩。她幼年丧母,少年丧父,青年丧夫,中年丧子丧女,然后被打成“右派”,多年给人家当保姆……即使如此,她从不愤世嫉俗,也不怨天尤人——这也不重要,更重要的,作为作家,直到生命最后一周,她还在写作。关于国难历史,她在三百多字的自传中这样写道:“我是一只草萤,具有点点微光,在民族蒙难的艰涩岁月中,抱着灼亮黑暗一角的豪情,励志‘燃尽微光,送走生命,燃尽微光,送走生命。’”作家梅娘走了,从容淡定,没有告别式,没有追思会,只有亲友带来的鲜花和祝福。

梅娘走了。在我的记忆里,这是位精明慈祥的老人,这也是一位悲苦却乐观的传奇老人。应该写下一些纪念文字。

16年前,《梅娘小说散文选集》在北京出版社出版,那时我刚参加工作,帮着做了点事儿,得以与其接触。从书中了解到她原名孙家瑞,所以我一直称她 “孙老师”。她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海参崴,她父亲经商的地方,那是一个俄国人、中国人、朝鲜人杂居的神秘所在。她的母亲就是海参崴的一个神秘女子。太神秘了,连姓名都不知,其出身想必是极低微的。梅娘的漫长一生就以这个神秘开头,她去世了,也带走了许多谜团。与其说她自幼丧母,不如说她身世堪怜。成年后她为自己取笔名“梅娘”,与“没娘”谐音——在这听起来真让人向往的诗情画意的名字后面究竟藏着多少难以言说的悲哀啊!

这位老人家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极清瘦,但腰挺得很直。她脸上的线条、手指的骨骼无一不宽大粗硬,这当与她做了多年体力活有关;她的双目明亮睿智,举手投足带着东北人特有的开朗劲儿,但与电视上的今日东北人又有些说不出来的差别。一见面她就热情地拉住我的手,唤我“小燕”;她麻利地张罗着请我喝咖啡,吃月饼,拦也拦不住。“试试看!”她诚恳地在旁边劝着我,于是我吞下了一整只双黄月饼!说实话,那馅心有点走味了。这说明来看望她的人并不少。她家的墙角边堆着不少月饼礼盒,可她孑然一身,给谁吃呢?

令我吃惊的是她对我这个小字辈除了老字号的客气周到有礼节之外,也拿出了真诚。她主动把港台出版的杂志借给我读,里面的文章很先锋,很前卫,许多文章的主题离不开女性的社会地位与人生立场。现在回想起来,她给满脸稚气的我看这些书大约别有深意。毕竟她自青年时代起所写的文字就无一不在关注女人的终极命运。一个女子到底该如何奋斗才能活出自我?这个命题,要强的她想了一辈子,也辛辛苦苦写了一辈子。有个细节,我印象很深。她看到《梅娘小说散文选集》的封面时说:“设计得很好,但有一点遗憾,这上面的女孩子穿着古老的服装,低眉顺眼地站在一扇关闭了的朱红色大宅门前。那不是我。我的时代是新的。”

1997年的她,77岁了,很少下楼,整日沉浸于写作中,也接待一拨拨慕名而来的客人,我就在她家遇到一位年老的日本来的研究者。她的日常饮食则依赖邻居每日在家门口放下的几把菜蔬维持着。她早年守寡,有三个孩子,唯一幸存的大女儿柳青在加拿大生活。柳青完全不相信我在与她见面前很久就“见过”她。因为我们这代人很少有人完整地看过那部黑白电影《祖国的花朵》。而我偏偏是眼光常常望向过去的一位。1955年,十岁的柳青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祖国的花朵》里饰演中队长一角,戏份很少。梅娘是长春人,我不知导演找上柳青有没有梅娘的关系。那时梅娘的境遇还远没到最糟糕的地步,还是京城一个安安静静的文化人。柳青生在北京,在北京读书,从电影里的表现看,是个成熟度远超过实际年龄的小大人,总是皱着两道长眉。选她出演能压住一众顽童的“头儿”倒也是知人之选。1997年秋天,从加拿大回国探望母亲的柳青向我一一细数《祖国的花朵》中小演员们的不同命运。那时的我更关注的倒是她对“出国”这种行为艺术的个人体验。因为我自小成长在象牙塔里,我从小的伙伴绝大多数都学了理工,那时候已经纷纷出去或正在踊跃申请中。我一度感到压抑,因为周围的叔叔阿姨散步时互相问的第一句话都是“你的孩子出去了没有!”柳青和梅娘的回答让我惊异了很久。原来还有人不是为了学业,为了镀金而出去。这也可见我当年的幼稚。或许根本就不该问这个问题或为此纠结。

“文革”结束后,梅娘已无意亦无力写长篇小说,她偶尔在香港报纸上发表文章,用的笔名是“柳青娘”——和“梅娘”一样,这个名字听起来也美得不得了,来历却同样朴实又辛酸。母女情深,山高水长。柳青当时在长影厂工作,母女团聚很不容易。柳青的两个孩子都是梅娘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

在参与编辑《梅娘小说散文选集》时,我还头一回看到一个称呼:“南玲北梅”。此前两年,张已在海外悄然辞世,饱经沧桑的梅娘却顽强地活着。梅娘与张爱玲是同龄人,她写过一篇短文,记自己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与张爱玲的一面之缘,那时张、梅的风头正健。兰心在大张旗鼓地排演张的鼎峰之作《倾城之恋》。张被一群人簇拥着走过梅娘面前,梅看到她肩上披着缀满鲜艳大花的云头......1995年,即张辞世那一年,梅娘正巧赴加拿大探亲,通过当地侨报辗转与张取得联系。梅娘很想见张爱玲一面,闭门独居的张却回答“不见陌生人!”梅娘对我说,她听到这句话,很难过,也很惶惑:“难道我是陌生人吗?”

属于她们的风华已随着逐渐模糊的历史远去了。或许天堂会给他们提供聚首的机会!

2013年5月9日,匆匆。


山东画报出版社    当年就没有“南玲北梅”这回事    谢其章

  当年就没有“南玲北梅”这回事

  二零零九年,最压倒一切的话题莫过于《小团圆》,从春天的此书问世,到年底的评选“十大好书”,其间叫好与谩骂,欢欣鼓舞与捶胸跺足,几无一日之宁。媒体忙着约跟《小团圆》粘边的稿,惟恐落了人后。我跟一家杂志的主编先生开玩笑,你们忙得脚丫朝天,却忘了最重要的一位作者--梅娘。主编一楞“她还在吗?”我说还在,近来还有文章见报,至少你可以电话采访呀。主编说“南玲北梅,南玲北梅,我知道我知道。”我赶紧说“当年可没这回事啊。”主编不解,我只好给她不嫌啰嗦地写了一大篇,还不知道她明白了没有。

  《梅娘近作及书简》(同心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中《北梅说给南玲的话》一篇有云:“1942年末,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杂志联合筹办了一项读者调查‘谁是最受欢迎的女作家’。结果,张爱玲和我双双名列榜首,从此,就有了‘南玲北梅’之说。”

  梅娘这番言论一出,马上有止庵等学者发表文章,表示对当年有否这项“读者调查”有质疑。质疑的文章有这样几篇份量重的:止庵《关于“南玲北梅“》(2005年11月30日《中华读书报》),郝啸野《梅娘的回忆可信吗?》(2006年1月18日《中华读书报》),张泉《“南玲北梅”辨析》(2006 年4月3日《文汇读书周报》)。 

  我也知道尽管有了以上几位鞭辟入里的文章,人们还是会认为“南玲北梅”之说是事实存在的(约定俗成的),普通读者也就算了,连某些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也在这么认为“学人中长期流传着‘南玲北梅’的说法,尽管止庵先生曾有文章质疑,但这个说法怕是不易消除的了。”(《北平沦陷时期活跃着一个雷妍》)这就很让人无奈。

  关于这项评选 当年确实进行过没有,现在已有以上几位进行了非常充分的论证,说明这项评选当年是不存在的。几位作者笔下留情,没有直接点破梅娘同志在这件事上确实起到 “如此之类,正足以诬罔视听,贻误后生矣”之作用--甚至可能就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张泉娓婉地说“当时的人或现在的人虚构出‘南玲北梅’说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在现代文学史上,从来没有两位作家被读者正模正样地“南某北谁”的并称过或评选过,现在居然有了个漏洞百出的“读者调查”。可笑许多学者也“多循此说”。更为令人诧异的是,其中的一方(梅娘)居然欣欣然“愧领”了这项桂冠,而且据此“大造声势”及“借题发挥”。

        止庵先生和张泉先生都提出“翻阅当年报刊”的意见。止庵说“但是到底因甚而起,出处何在,从事该项研究者理应考订一番。若真似《梅娘近作及书简》一书代序《评说梅娘》(Norman Smith作)所说,曾“有一项民意调查”,那么应该载诸当年报刊;而且所涉及的时限并不长,不早于张爱玲登上文坛,不迟于抗战胜利。有关人士下点工夫就是了。” 张泉说“在对史实作判断时,往往说‘有’易,说‘无’难。我曾将北京沦陷期的几十种刊物从头到尾逐页翻过,未发现“南玲北梅”的说法。”

  现在,我再干一遍这桩“说‘有’易,说‘无’难”的傻事。我的方法是:一,全面核查。二,重点(刊载张爱玲作品的刊物)核查。三,专项(《杂志》)核查。如果真有“是最受欢迎的谁女作家”评选这么件大事情的话,那么在北方(北平)刊物上一点儿没有记录,在南方(上海)刊物上也没有一点儿记录的话,难道 “南玲北梅”是在极端保密,极端小的读者范围内评选出来的?

  张泉先生不是“将北京的几十种刊物从头到尾逐页翻过”么,那么我就将上海沦陷时期所出几十种刊物来个“逐页翻过”,费时三月,灰头土脸,现报告我通检过的刊物,它们是:《古今》《文帖》《天地》《小天地》《语林》《风雨谈》《万象》《春秋》《紫罗兰》《天下》《乐观》《求是》《国艺》《文潮》《太平》《中华画报》《小说月报》《文运》《诗领土》《太平洋周报》《西风》《飙》《一般》《新世纪》《碧流》《大众》《人间》《申报月刊》《新地》《中华月报》《文史》《光化》《杂志》。这是我的第一个方法。那些刊载张爱玲作品及北方作家作品的刊物尤其翻查的仔细又仔细,可以夸口“一只蚊子也休想漏过去”。

  近乎反证的方法就是假设真有这项评选的话,也得等到张爱玲“确立名声”之时--而不是只有几篇散文的青涩作家。是《金锁记》(1943年11月)使得张爱玲真正地声名鹊起,而等到单行本的面世还要稍晚些时候(《传奇》初版是1944年8月,《流言》初版是1944年12月)。在这个大致的时间段内重点核查(前面的作法是“普查”),不致于陷入漫无边际“无”的陷阱。现将张爱玲作品在刊物上刊出的篇目大致排列一下:

  《西风》:《天才梦》

  《紫罗兰》:《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

  《万象》:《心经》《连环套》《琉璃瓦》

  《天地》:《封锁》《公寓生活记趣》《道路以目》《烬余录》《谈女人》《童言

  无忌》《造人》《打人》《私语》《中国人的宗教》《谈跳舞》《“卷首玉照”及其他》

        《双声》《我看苏青》

  《小天地》: 《散戏》《炎樱语录》《气短情长及其它》

  《古今》:《洋人看京戏及其它》《更衣记》

  《苦竹》:《桂花蒸,阿小悲秋》《谈音乐》《自己的文章》

  《语林》:《不得不说的废话》《关于汪宏声先生》(原无题)

  《太平洋周刊》:《银宫就学记》

  《太平》:《借银灯》

  《大家》:《华丽缘》《多少恨》(此刊为抗战胜利后出版,与“南玲北梅”不搭界)

  《新东方》:《鸿銮禧》《存稿》。

  《飙》没有张爱玲的文字作品,只有张的一幅速写。

  《春秋》只有张爱玲写给某编辑的一封信。

  这是我的第二个方法,很遗憾,通查之后,未能在以上刊物中发现“南玲北梅”的说法,及“谁是最受欢迎的女作家”评选活动的一丁点儿痕迹。

  推举张爱玲最力刊物当属《杂志》,张爱玲最重要的作品《金锁记》最初刊载的光荣也被《杂志》获得。我对《杂志》下了最多的功夫,这是第三种方法,希望有所斩获。

  《杂志》发表张爱玲作品的顺序:

  《茉莉香片》(11:4 。 1943年7月)(按,“11:4”即第11卷第4期。下同)

  《到底是上海人》(11:5 。 1943年8月)

  《倾城之恋》(11:6,12:1连载 。  1943年9月至10月)

  《金锁记》(12:2,12:3连载。1943年11月至12月)

  《必也正名乎》(12:4。1944年1月)

  《年轻的时候》(12:5。1944年2月)

  《花凋》(12:6。1944年3月)

  《爱》《论写作》《有女同车》《走!走到楼上去!》(13:1。1944年4月)

        《红玫瑰与白玫瑰》《说胡罗卜》(13:2,13:3,13:4。1944年5月至7月)

  《诗与胡说》《写什么》(13:5。1944年8月)

  《忘不了的画》(13:6。1944年9月)

  《殷宝滟送花楼会》(烈女传之一)(14:2。1944年11月)

  《等》(14:3。1944年12月)

  《留情》(14:5。1945年2月)

  《创世纪》(14:6,15:1,15:3。1945年3月至6月)

  《吉利》(15:1。1945年4月)

  《姑姑语录》(15:2。1945年5月)

  《浪子与善女子》(炎樱作,张爱玲译)(15:4。1945年7月)

  这期间,杂志社还组织了《苏青张爱玲对谈记》(1945年3月);《传奇》集评茶话会(1944年9月);《女作家聚谈》(1944年4月);《我们该写什么》特辑(1944年8月);一次以张爱玲为主角的纳凉聚会(1945年8月)等。《杂志》都给予很多篇幅进行报道并配有照片。

  《杂志》后面有四个栏目是每期必有的;“文化报道”,“杂志信箱”,“编辑后记”,“每月文摘”。密密麻麻,信息量极大,连大后方的文人文事也有极其详尽的消息,这于沦陷时期的上海殊为不易。

  自第三期开始,《杂志》开辟了“杂志信箱”栏目。这个栏目不是装装样子,每期回答二十多个读者的问题,栏目一直坚持到终刊。刚开始的问题五花八门,如: “打火机中的电石,是什么东西?”--“鸟栖息在电线上,为什么不会触电而死?”--“近来借债利息,有高至月息四分五分者,法律上对此有无限制?”-- “杂志编者先生大鉴:兹有问题一则,请在贵刊信箱赐答。鄙人身体尚健,惟每日小便次数极多,不知何故?或谓‘频尿症’,未知确否?请指示治疗之法。德增上。”--“写信去向电影明星索照片,是否能如愿以偿?”--“何谓‘歇斯底里症’?”--“请介绍好的象棋谱数种。”--“通常的编者,每月的酬金多少?”等等,不一而足。

        数期之后,读者的问题比较集中在文学知识,人物行踪,集配旧书刊的方向上来了,如:“请问作曲家聂耳系何地人?生平简史若何?卒年何时?”--“近见《作家》月刊广告,但无处可购,请告售处。”--“已故诗人徐志摩闻一多之遗著(注:闻一多此时仍在世,不应称遗著。),请介绍数种,现在沪上能否购得?”--“《中国新文学大系》,该书系何人所编?何处出售?价值多少?”

  又数期之后,为节省版面,“问题”不登出来,只登编者的“回答”,读者可以从“回答”中推想到“问题”提的是什么内容。如:“上海赵骧先生:《南社影事》作者劲草先生为南社老社友,其姓名在未征得作者同意前,恕不宣布。”--“常熟铮铮先生:先生对于本刊的‘文化报道’,‘人物记述’,‘报告文学’感到满意,我们非常感激。集邮和奕棋等消遣文字,本刊不拟刊载。”--“镇江史宏瑜先生:本刊文章题目之刊在封面上的,并不是说这些文章比其他的文章好,不过是比较特殊一点,或是有点吸引力,或是有点时间性,再或是于本期起开始连载的缘故。”--“蒋昧先生:王易庵并非邵洵美。王予即王玉。疏影并非漱石。”--“宓杏元先生:文载道君有《星星小文》散文集,在文化生活社出版,现已绝版。”--“上海张文化先生:一,本刊不拟刊载侦探译作。二,先生要我们每期刊载漫画四至六页,这在事实上办不到,第一是制版费太贵,第二是漫画家的作品也没有这么多,题材的限制也有问题。” 看过许多古旧杂志,能如此耐心地回答读者疑问并坚持始终的,似仅《杂志》一家。

  现摘录这四个栏目中涉及张爱玲的全部报道。(附带说一句,在几百条消息中竟只一条涉及梅娘,没有名字,只提到她写的书《鱼》)。

  1943年7月《编辑后记》:张爱玲女士的小说在本刊还是第一次出现,在《茉莉香片》中,对于一个在腐烂的家庭环境中生长起来的青年的变态心理有深入的刻划,写法也很新颖,更难得的,还由张女士自己插图,应向读者推荐。

  1943年8月《文化报道》:张爱玲之《香港传奇》短篇小说集,将由中央书店出版。

  1943年9月《编辑后记》:张爱玲女士的《倾城之恋》是一篇好小说,可惜因篇幅关系,不能一期登载,兹先刊上半篇,下期续完,

  1943年10月《编辑后记》:张爱玲女士的小说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好评甚多,《倾城之恋》于本期刊完,下期将有最新作品出现。

  1943年12月《编辑后记》:这期续完的是张爱玲女士的《金锁记》。写一个旧时代的故事,一个金钱锁练下的女主人的悲剧的一生。对于女主人公嫉视他人幸福的变态心理的由来有深入的刻划,应当郑重的推荐。

        1944年3月《杂志信箱》:杭州凌济美先生:张爱玲女士的《香港传奇》原交中央书店出版,可是后来因为纸张关系,不曾出成。原来收集在《香港传奇》里的几个短篇现在早在各刊物上发表过了。张女士的作品,除载本刊外,在《天地》《古今》《万象》《太平洋周报》等刊物都有发表。究竟发表过多少,那可不清楚了。作者原有将已发表的出单行本的意思,后来因为印刷成本合不上,所以打消了。张女士的长篇除《连环套》外,尚未有新的发表过。

  1944年3月《编辑后记》:张女士的《论写作》将在下期与读者相见。

  1944年5月《编辑后记》:张爱玲女士的作品,尤其是她的小说,的一种无与伦比的风格,是人所共赏的,本期起我们又郑重刊载张女士的新作中篇《红玫瑰与白玫瑰》,大约连载三期,可以刊完。更能得的,是本期同时刊载胡兰成先生的《评张爱玲》,不但评判了她重要的作品,而且正确地指出了作者的禀赋,性格,及其创作的态度,从内容来说,这是一篇文艺批评的文章,但从文字的韵味及其造句之美来说,那简直是一首诗。

  1944年6月《文化报道》:张爱玲创作集《传奇》,收中短篇小说十篇,由本社刊行,内容丰富,现在印刷中。

  1944年7月《文化报道》:苏青之《结婚十年》已脱稿,近写《女像陈列所》,将在《小天地》连载,由实斋加评,张爱玲插图,为连载长篇之别开生面者。

  1944年8月《文化报道》:张爱玲小说集《传奇》业已出版,计集近作中短篇小说十种而成,都三百余页,内容甚为精彩,并由作者装帧,售价二百元,由本社发行。

  1944年9月《编辑后记》:张爱玲女士的小说集《传奇》由本社刊行后,不数日而初版销售一空,开出版界之新纪录,张女士作品为读者所重,于此可见。本社为《传奇》出版特约名作家多人,举行茶会,对张女士作品作一公正而坦白之集体批评,茶会记录于本期刊出。《传奇》再版本在印刷中,不日出书。

  1944年9月《文化报道》:张爱玲中篇《倾城之恋》(前在本刊刊出)已由作者编成一四幕剧,即将由某剧团演出。

  1944年10月《文化报道》:张爱玲著《传奇》再版出书,由炎樱设计新封面,作者写“再版的话”,由本社发行。

  1944年11月《编辑后记》:张爱玲女士的《列女传》,每一传各自成篇。本期所载的一篇,风格似于前此的作品有了改变,不知读者的意见如何。

  1945年1月《文化报道》:张爱玲新著《流言》出版,系作者年来所作散文小品之结集,前有作者所作素描及作者照片,内容甚精,售五百元,街灯书报社总经售。

1945年2月《编辑后记》:张爱玲女士的《留情》经预告后,终与读者如期相见。本文似可视为张君近顷的力作,张君作品所有的优点都在本文中充分表现。

  1945年4月《文化报道》:张爱玲将与其文友炎樱创办一时装设计社,专为人设计服装。

  1945年5月《文化报道》:《天地》刊张爱玲《我看苏青》一文,闻苏青亦将有《我看张爱玲》一文,将在《小天地》发表。

  1945年6月《文化报道》:苏青之《结婚十年》《涛》,张爱玲之《传奇》《流言》,在北方均有翻版本,苏张大为愤慨,而尚无对付办法。按男作家之畅销书被人翻版,由来已久,向无办法。

  1945年7月《编辑后记》:炎樱为张爱玲畏友,《浪子与善女人》等小品四章为其近作,并由张女士执笔迻译,相得益彰。

  1945年7月《文化报道》:张爱玲近顷甚少文章发表,现正埋头写作一中型长篇或长型中篇,约十万字之小说:《描金凤》。将收在其将于不日出版之小说集中。近顷报闻,关于张之喜讯频传,询诸本人,则顾而言他,衡之常理,是即不否认之意,若是,则张之近况为一面待嫁,一面写作矣。

  1945年8月《编辑后记》:七月廿一日本社举行纳凉座谈,特请新闻界前辈陈彬 ,金雄白两先生,一流作家及一流影星张爱玲,李香兰两女士参加,纵谈影艺文学,评论大小型报纸,兼及生活感想,完全采随谈闲谈方式,足为本期《杂志》生色不少。以陈、今、李、张四位之身分,而能聚首一堂,各抒议论,尤称难得。

        推举张爱玲最力的《杂志》中的所有涉及张和梅的报道,我全数摘录下来了,只想说明一个道理:动静这么大的一项“读者调查”,难道《杂志》会视而不见么。对张爱玲,《杂志》真是每闻必录,每事必记之地步。某次联谊,张爱玲未到,“大家未免失望”。连张爱玲生活的枝节末梢与文学不粘边的都不漏掉,难道他们会漏掉“评选最受欢迎”这么有新闻爆料的重大事件么。我们亲爱的读者,亲爱的“张迷”,尤其是亲爱的“梅迷”,亲爱的现代文学专业研究者,谁能解释得通。逻辑一直是解决难题的强大武器,让我们一起重拾逻辑,少说些傻话。还有一法,也像我这样,沉浸到图书馆去,证“有”或证“无”罢。
    
        张泉在文章中还说到“到日本人统治后期,曾兴盛一时的北京出版业迅速委顿,鲜有新书印行,最流行的文学作品是些有销路的翻印本(盗版书),包括苏青的自传体长篇《结婚十年》、张爱玲的散文集《流言》、苏青的散文小说集《涛》。南方也在翻印梅娘的小说集《蟹》(北京《中华周报》1945 年5月30日)。寒舍正巧藏有全份的《中华周报》(1944年9月24日至1945年8月19日),此刊文化报道也像《杂志》一样极其详尽全面。梅娘是此刊的重要作家。张泉说的这条”翻印本”消息,刊于1945年5月13日(而非5月30日)《中华周报》,原消息为三条,其一云“京津青济各出版商,联合致力翻印大量文艺新书,预计月出二到三册之间。除《结婚十年》已出版外,计有张爱玲《流言》,苏青《涛》《浣锦集》,及《传奇》等等。”我见过翻印本《流言》,源头原来在此。《中华周报》有十数条说及张爱玲,然已经张泉翻过,我虽也“逐页翻过”,但就不必在此报告了。

    我读《梅娘近作及书简》,看到这样一段话“他家(柳龙光)是晚清时的小官家之一,祖辈有过四品带刀护卫的往事,在北京西城的按院胡同有所大宅子。有什么假山石,金鱼缸等富家摆设。”我家在按院胡同居住了三十多年,这条胡同有三四处大宅子,就在离我家很近的地方,不知哪家是柳家大宅门。明代北京地图即著录的按院胡同今已拆干净了,现在写到梅娘,顺带说上这段往事,自觉很有意思。

    梅娘是非常值得尊重的老一辈作家,但是做为“南玲北梅”的当事人,却默认而不是澄清这种漏洞百出的缺少历史依据的传言(我们当然不愿意相信某些学者私下的议论——“南玲北梅”其实正是梅娘自己杜撰出来的。)这真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南玲北梅”之说以讹传讹,钱理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竟也将“南玲北梅”这种坊间传说写进书里;学者雷颐《三重语境下的梅娘》也拿此说事,这就大成问题。梅娘是北京沦陷时期最具声名的女作家,文学成就是公认的,很没有必把自己与张爱玲并列起来。

  我们的读者,我们的“张迷”,尤其我们的“梅迷”,我们的现代文学专业研究者,谁能够解释得通。逻辑一直是解决难题的强大武器,让我们一起重温逻辑,少说些傻话。还有一法,也像我这样,沉浸到图书馆去,证“有”或证“无”罢。

  张泉在文章中还说到“到日本人统治后期,曾兴盛一时的北京出版业迅速委顿,鲜有新书印行,最流行的文学作品是些有销路的翻印本,包括苏青的自传体长篇《结婚十年》、张爱玲的散文集《流言》、苏青的散文小说集《涛》。南方也在翻印梅娘的小说集《蟹》(北京《中华周报》1945年5月30日)。

  寒舍正巧藏有全份的《中华周报》(1944年9月24日至1945年8月19日),此刊文化报道也像《杂志》一样极其详尽全面。梅娘是此刊的重要作家。张泉说的这条”翻印本”消息,刊于1945年5月13日(而非5月30日)《中华周报》,原消息为三条,其一云“京津青济各出版商,联合致力翻印大量文艺新书,预计月出二到三册之间。除《结婚十年》已出版外,计有张爱玲《流言》,苏青《涛》《浣锦集》,及《传奇》等等。”《中华周报》有十数条说及张爱玲,然已经张泉翻过,我虽也“逐页翻过”,但就不必在此报告了。

  我读《梅娘近作及书简》,看到这样一段话“他家(柳龙光)是晚清时的小官家之一,祖辈有过四品带刀护卫的往事,在北京西城的按院胡同有所大宅子。有什么假山石,金鱼缸等富家摆设。”我家在按院胡同居住了三十多年,这条胡同有三四处大宅子,就在离我家很近的地方,不知哪家是柳家大宅门。明代北京地图即著录的按院胡同今已拆干净了,现在写到梅娘,顺带说上这段往事,自觉很有意思。

  梅娘是非常值得尊重的老一辈作家,但是做为“南玲北梅”的当事人,却默认而不是澄清这种漏洞百出的缺少历史依据的传言(我们当然不愿意相信某些学者私下的议论--“南玲北梅”其实正是梅娘自己杜撰出来的。)这真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南玲北梅”之说以讹传讹,钱理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竟也将“南玲北梅”这种坊间传说写进书里;学者雷颐《三重语境下的梅娘》也拿此说事,这就大成问题。梅娘是北京沦陷时期最具声名的女作家,文学成就是公认的,似乎没有必把自己与张爱玲相提并论。

  二0一0年一月十八日


京华时报     梅娘女儿柳青编书忆母亲    2014.05.14

       京华时报讯(记者田超)5月7日是梅娘去世一周年的日子,梅娘的亲友以及出版社界同仁在现代文学馆举行座谈会,追忆这位当年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由梅娘女儿柳青参与编写的《再见梅娘》《梅娘怀人与纪事》等纪念书籍也于当天首发,记录了梅娘不为人知的往事。

    座谈会上,文艺评论家郑伯农,学者、作家徐晓、刘索拉、丁东、陈言等人追忆了梅娘的生平往事以及创作成就。与梅娘有忘年之交的刘索拉认为,梅娘最为难得的是经历了磨难之后,依然保持大女人的文字风范,在文章中没有一句对过去的毒舌语言。

    《再见梅娘》一书是梅娘去世后,由三十多位中外研究学者、作家和亲友自发撰写的缅怀文章,由梅娘女儿柳青编辑整理。每位作者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追忆了与梅娘的交往点滴,特别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日本和加拿大学者,发表了令人深思的考证文章,对中国抗战时期,尤其是沦陷区文学的一些争议话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梅娘的女儿柳青在书中向妈妈道歉,在这篇《向妈妈道声对不起》的文章中,柳青回忆了妈妈的写作经历以及对自己的影响,也特别提到了1968年与母亲“划清界限”的经历。她写道:“我曾经让你的心一块块的碎裂,在你被摔的地上破裂了的心上,再踏上一只脚。”柳青称,虽然妈妈宽容了她,但是她心上的自创却无法平复。


东方早报    自编自演之“南玲北梅”(上)    谢其章    2014.05.11

“南玲北梅”算是个半老不新的话题,现在重提,我也觉得没啥意思了,因为这个话题还是面对面的辩论比较有意思,也比较能够说得清楚,而在纸面上争论来争论去,永远像是“捣浆糊”。既然觉得没意思,“为什么你还要一写再写呢?”——有人如此质疑我。我忽然发现破解“南玲北梅”这个伪命题很像上初中时的解几何题,已知条件越多,解题就越容易。现在我手头的材料足够给出答案了,我心情愉快地来解这道题,有知识的“白相人”爱说什么说什么。为了把话说清楚,分“自编”与“自演”两部分。

梅娘自编“南玲北梅”

先说我手头的材料,所谓材料并非如何机密,或如何神秘(只有“领受文学赏的梅娘女士”照片,乃第一次披露)。但是一旦将这些唾手可得的材料,全部摆在眼前,稍加分析串联,“南玲北梅”之真相便昭然若揭。

一、陈放《一个女作家的一生》,1987年第4期《追求》杂志;

二、陈放《一个女作家的一生》,1993年10月(总第5期)《星光》杂志;

三、张泉《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1994年10月,中国和平出版社;

四、梅娘《往事》,1995年2月作;

五、梅娘《我与张爱玲》,1996年初冬作,刊1997年4月《中华读书报》;

六、梅娘《记忆断片》,1997年4月应《现代家庭》记者之约作;

七、梅娘《北梅说给南玲的话》,2001年11月27日《北京青年报》;

八、张泉《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2005年5月,贵州教育出版社;

九、梅娘《梅娘近作及书简》,2005年8月,同心出版社;

十、止庵《关于“南玲北梅”》,2005年11月30日《中华读书报》;

十一、郝啸野《梅娘的回忆可信吗?》,2006年1月18日《中华读书报》;

十二、张泉《也说“南玲北梅”——兼谈如何看待“口述历史”》;

十三、刘琼《从“南玲北梅”说起》,2006年3月17日《人民日报》;

十四、北京上海沦陷时期所出期刊几十种(本文所涉及的《中华周报》乃北京出版)。

张泉说:

就我目前为止的视野所及,“南玲北梅”说最早见诸陈放的文章《一个女作家的一生》(刊于1987年第3期《追求》杂志):

    1942年,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书店,联合发起了“读者喜爱的女作家调查”,调查结果,南方的张爱玲和北方的梅娘,是读者最喜爱的两位年轻的女作家。从此,文坛上出现了“南玲北梅”之说。

那么,《一个女作家的一生》是篇什么样的文章呢?我把1987年所出的六期《追求》全买了来(幸亏全买了,因为陈放的文章未刊在第3期,而是第4期),我是从不买这种杂志的,这次实出无奈。六期全买好像是浪费,实则大有意外之收获。陈放《一个女作家的一生》是他的“准报告文学”系列的第二篇,第一篇是刊于该刊第2期的《“服装女皇”与潜在的激流》。这位“服装女皇”真名单小燕,陈放称“我的电影剧本《时装模特之死》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投入拍摄。导演广道布尔基请我帮助挑选演员。导演把三大本相册摆在我的面前,征求我的意见”。

单小燕就占了两大本,“第一眼,我就认出了她,单小燕,相册很厚,有几百张,都是她”。陈放写道。

到了《一个女作家的一生》,陈放加了个副标题“《女人的研究》系列准报告文学之二”。文章开头的小题是“一组特写镜头”,里面分“镜号1,2,3,4”,“镜号4:南玲北梅”,劈头就是那段疑窦重重的话(与张泉所述略有出入):

    1942年,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书店,联合发起了“读者喜爱的女作家”的调查活动,调查结果,南方的张爱玲和北方的梅娘,是读者最喜爱的两位年轻的女作家。从此,文坛上出现了“南玲北梅”之说。

梅娘在《一代故人》(原刊2000年9月号《博览群书》)里,专门引了陈放《一个女作家的一生》里的一段赞美的话,还说:“推算起来,陈放怕也有50岁了,在当代青年人眼中,是老陈了。”文中也错记成“1987年《追求》3期”。

时间到了1993年,陈放的《一个女作家的一生》又刊在《星光》杂志。《星光》杂志是我当年从创刊号一本一本连续在报摊买的,它的外观比《追求》豪华多了,用纸也好,内容也有我感兴趣的。第二期有篇谈四九之前旧期刊的,我当时正热衷搜求民国杂志,情不自禁地往编辑部打电话询问该文作者情况。原来作者是中国期刊协会会长张伯海先生。十几年后我和张会长还通过一次电话。

《星光》所载《一个女作家的一生》,文字与《追求》一模一样,不同的是在目录页该文标题下加了一段按语:“四十年代,女作家中有‘南玲北梅’之说,‘南玲’,指张爱玲,‘北梅’呢?半个世纪过去了,在北京农业电影制厂,我们找到了当时的‘北梅’——梅娘,遂揭开一段尘封的往事,一个传奇的故事。”

如果没有看过1987年的《追求》,读者会以为陈放是1993年刚刚采访梅娘的,事情越来越像一个精心设计的局。还有一处不同,这回的文章配了两张照片,一张是“五十年代梅娘和孩子在院子里”;另一张是“8月27日梅娘同前来访问的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岸阳子先生在家中合影”。事情不止于此,接着陈放的文章后面是署名“阿一”的文章《梅花香到老——女作家梅娘近况》,开头说: “最近,《星光月刊》要刊登陈放的文章(一个女作家的一生),他们知道我认识女主人公——梅娘,便请我谈谈她的近况。”

何文配了一张梅娘的生活照。何文无意之中让陈放的话穿帮了,何说“梅娘的女儿现定居加拿大,外孙女也在那儿”,而陈放1987年那句“今日活跃在影坛上的青年女导演柳青是她(梅娘)的长女,所以有时她也用‘柳青娘’这个笔名”,到了1993年人家已经去国万里却仍一字不改。由于柳青与陈放是同行,所以陈放才能知道有个梅娘 “大隐于市”,所以陈放才可能采访单小燕和梅娘这两个看似毫不搭界的女人(实际上有一根线牵着,这根线就是电影),所以有知情人称,柳青也参与了“南玲北梅”的出笼。

我们都知道报告文学是必须采访本人的,所以从表面上看是陈放最先提出“南玲北梅”说,而梅娘好像只是附合其说。实际上陈放的文章是在采访梅娘后撰述并刊发的,所以有理由认为“南玲北梅”的说法最先出自梅娘之口,而陈放只不过是个转述者。正因为出自梅娘之口,所以这个编造出来的“南玲北梅”才符合编造者必有的编造动机。又由于时隔四十几年老作家记性差了,又由于梅娘是北方作家,所以“南玲北梅”中的两大破绽“1942年”和“宇宙风书店”是因为梅娘不熟悉上海文坛不熟悉张爱玲造成的。为什么“北平的马德增书店”梅娘没弄错呢,因为这个位于东安市场里的书店经常代销梅娘的书,常与梅娘打交道。

说到这儿,必须交代一下陈放的情况了。

陈放,黑龙江哈尔滨人,1944年出生。“文革”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受迫害达十二年之久。1978年平反后任《华人世界》主编,《星光》月刊常务副总编。 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小说集《第七圈第二环的两个女人》,报告文学《中国硅谷》,电影文学剧本《女模特之死》(已拍摄发行),电视连续剧剧本《都市危情》《撞击世纪之门》等。长篇小说《天怒》(《天怒人怨》)有韩、日、法、英等译本。《撞击世纪之门》获飞天奖,《中国硅谷》获火凤凰杯一等奖。 2005年11月19日因脑溢血在北京病逝,享年六十一岁。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梅娘自演“南玲北梅” (下)   2014年5月18日

梅娘编造出“南玲北梅”之后,梅娘开始自我表演,这是老作家晚年最大的败笔,十分令人痛惜。越表演破绽越多。上述止庵、郝啸野的文章已将破绽揭露得近乎体无完肤。

“南玲北梅”最大的破绽是“联合发起”这四个字,也就是郝啸野文章所说:“当时北平和上海两地的文化界实际上处于隔绝状态(日寇对东北、华北、华东及华南等占领区,一直是实行‘分而治之’的),更不可能有京沪两地的书店联手开展读者的问卷调查活动了。”

近年相继有《华北伪政权史稿》《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研究》《伪满州国文学》《汪伪政权全史》等专著面世,里面大量的原始档案材料,完全可以佐证郝啸野的观点。

梅娘的表演,均有她自己的原话白纸黑字的印在书里(《梅娘近作及书简》),凡涉及“南玲北梅”,居然没有一件事情是真实可信的,这就不像有些人为其辩解为“老年的失忆”所说得通的。

一、《记忆的断片》:小队长问了:“你和张爱玲齐名,为什么‘大东亚文学奖’给你不给她,这是什么原因?”

二、接上:大队长一锤定音了!他更重重地加了一句:“你当然也知道,张爱玲叛国投敌,栽到美帝的怀抱里去了!”

跟帖:呵呵,1958年劳动教养所的大小队长就知道张爱玲了,比夏志清还早。

三、《我与张爱玲》:正是那年的夏初(1942),北京市有一个在中南海招待“名人“的赏花游园会。有人说:张爱玲从上海来了。原本不打算游园的我,兴冲冲地赶了去,为的是一睹这位才女的风采。又是一次难以分说的遗憾:在众多的仕女中间,千寻万觅,找到了一位似乎是张的女士,那人穿着绛红配有大绿云头的清式半长上衣,长发垂肩,被男士们簇拥着,在太平花甜香的行列中走来,衣着色彩的眩目,衬得白花极其淡雅。因为在众人的簇拥之中,我不愿插足进去,因此未能搭话。

跟帖:关于梅娘的这段绘声绘色的杜撰,止庵文章称:“可以断定,那位‘似乎是张的女士’并非张爱玲,因为一九四二年她根本未到北京。”我要补充一点,梅娘关于“似乎是张的女士”的服装的描述是从张爱玲文章里生吞活剥来的。

四、接上:1944年的冬天,上海漂着冷雨,兰心大戏院正在排练张爱玲亲自改编为话剧的《倾城之恋》。朋友们劝我去看看,就便结识张爱玲。……我们赶到兰心,排练已经结束,在众人簇拥中走向台下的张爱玲,长发披肩,一件绛红的旗袍,直觉,正是她为流苏界定的怯怯的身材。因为她在众多的名艺人中间,我不便上前搭话。

跟帖:这又是梅娘的杜撰。事实是,1944年11月12日至14日,“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梅娘参加并获奖(梅娘作品《蟹》获“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赏”)。会后是有部分华北代表(杨丙辰、林榕、侯少君、萧艾)去了苏州和上海,但是梅娘并没有去上海。张泉说:“但上海《杂志》上的纪实文章报道说,梅娘来的晚,走的早。我揣测,这大概是因为她的第二个女儿出生才三个多月,不宜离开太久。”

查《杂志》1944年12月号杨光政《中国文学年会记》,内称梅娘“因偶患小病”未参加于11月11日的“中国文学年会”,但是第二天12日开幕的“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梅娘赶上参加了。杨光政写道:“梅娘为柳龙光先生之夫人,是一摩登化的女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蟹》,得到了此次‘大东亚文学奖’,此外有《鱼》等小说集,因此赵荫棠先生戏呼为‘水族馆(在天津)主’;闻已有两个女儿,因生产未久,体颇娇弱,惟在大东亚文学会议上颇为活跃,会后即首途返平,看护小女儿去了。”

五、接上:1995年初夏,我有机会在美国逗留,托《中国时报》的朋友帮我联系张爱玲。很想跟她侃侃诸如女儿心等等的话题,得到的回答非常干脆:“陌生人一律不见!”我当然是陌生人了,难以分说的遗憾又一次袭上心头。

跟帖:1995年初夏梅娘是否在美国逗留过?有这个可能,但是最大可能只是在美国领空掠过。我的根据是,1995年3月22日梅娘在加拿大(柳青定居在加国)写给刘小沁(《当代》杂志编辑,曾编辑《南玲北梅》一书,1992年海天出版社出版)信中所说:“去年7月来加后,言语关像一堵厚墙,实难通过。…… 我决定六月归去!”而梅娘真正到了美国,是在女儿柳青定居美国之后,时间已是张爱玲去世之后好几年了(《梅娘近作及书简》里有几封信可以佐证这个时间是在 1995年之后)。

至于“陌生人一律不见!”则近乎笑话,先不说张爱玲买不买《中国时报》的账,也不说张爱玲不接电话不拆信不开门的自绝于人世的禀性,张爱玲是不见就是不见,并无生熟之分。张爱玲飘飘乎如遗世独立,正是梅娘最缺少的品质。梅娘说“愧对并称”,总算还有一点自知之明。

六、《北梅说给南玲的话》:而今,张爱玲带着她的冷隽之爱走了,并称的我却仍滞留在这恩恩怨怨的人世之间。我渴望与她对谈,说说姐妹之间才有的悄悄话。甚至狂想,能把一位倜傥的男士推荐给她,免得她在汽车旅馆里,独自伴着流徒,与孤寂相随,与跳蚤相斗。望着纯静的蓝天,望着携带遐思的行云,我这个“北梅”说给 “南玲”的心里话是:“女人的环境在逐渐改善,你放心吧!”

跟帖:这段话没有杜撰,没有可疑的故事,完全的梅式抒情。可是却几乎将我对老作家最后的敬重,最后的同情,最后的理解,一扫而光。

七、《我与日本文学》:《鱼》、《蟹》先后得了“大东亚文学奖”之后,使我困惑了好长时间,我没有为“大东亚的文学共荣”做出过贡献,为什么要颁奖给我?……尽管这样想,我仍然没有去领奖。

跟帖:对此,我不得不拿出这张梅娘领奖的照片,内心五味杂陈,真是抱歉得很。在历实真相面前,谁也没有特权。


东方早报     也说“南玲北梅”    陈言    2014.06.08

  近读谢其章刊于《上海书评》的文章《自编自演之“南玲北梅”》(5月11日、18日),略感气闷。尽管面对这位博学多才的藏书家试图提出质疑,我稍显底气不足,但还是希望凭借这几年的研究积累,为观察梅娘乃至沦陷区文学提供一个较为客观、温和的视角。

  谢文多处提到的马德增书店,并非仅如他所说,“只是东安市场旧书铺里的一家小书铺”。这家个体书店致力于经营新书,尽管规模小,但是从北京沦陷时期到人民共和国初期一直都在从事文学文化类书籍的出版活动。台湾寓京著名作家钟理和生前唯一结集出版的著作、也是他早期的代表作《夹竹桃》就由马德增书店出版,谢人堡、雷妍等北京沦陷区重要作家的作品也选择在此刊行。张泉还通过官办周刊《中华周报》曾刊登的启事,寻找到其官方背景的可能性[启事称:“本报直接订阅现均由华北出版配给会北京支部(王府井大街64号马德增书店)直接办理”(1945年3月25日)]。

  其次,谢文根据陈放提及的“青年女导演柳青是她(梅娘)的长女”,就推断“由于柳青与陈放是同行,所以陈放才能知道有个梅娘‘大隐于市’,所以陈放才可能采访单小燕和梅娘这两个看似毫不搭界的女人(实际上有一根线牵着,这根线就是电影),所以有知情人称,柳青也参与了‘南玲北梅’的出笼”;谢先生还从网上搜到陈放的生平及创作,以此证明写过电影文学剧本的陈放跟柳青有关联。而他没有搜到的是:陈放原本就职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与梅娘同事,他们成为忘年好友,根本不需要柳青作介绍人。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柳青“文革”后期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1980年代初任职于中国新闻社。据笔者所知,其时柳青既不知晓张爱玲的文学声名(在1980年代,就是很多著名作家都不知道张爱玲的存在,何况文学圈外的柳青),对母亲梅娘的文学世界亦很陌生(当然这也与梅娘平日里不跟女儿谈自己的过去有关),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她与其他读者一样,是在读了陈放的文章之后,才对她们过往的文学世界有所了解的。柳青1989年赴美,不久嫁给了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最早投资北京房地产的北美商人卢堡。在先后拿到加拿大绿卡和公民证之后,因为业务上的关系,柳青夫妇经常在加、美两居住地间往返。柳青为了弥补对母亲的亏欠,经常把梅娘接到身边;梅娘当时的护照签证可以在十年内多次往返探亲,她说自己1995年初夏寓居美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梅娘近作及书简》中收录的仅是梅娘大量书信中极少的一部分(计划将于明年出版的《梅娘全集》将会单列“书信集”),仅仅读了几封书信,就开始质疑梅娘逗留美国的事实,是不是太轻率?谢先生又进一步言:有逗留美国的可能,“但是最大可能只是在美国领空掠过”,语气也显得极为轻佻。

  谢文最后说“我不得不拿出这张梅娘领奖的照片”,又是对当时历史情境的误解。梅娘的确参加了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而且小说《蟹》也获得了大东亚文学奖,不过作者贴出的是梅娘出席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照片,并非领奖的照片。梅娘获奖与她说“我仍然没有去领奖”是两件事,并不矛盾。她当时是否亲自领奖,目前并没有相关的文字和图片佐证;能够证明的是:她本人没有使用这笔奖金,依据是:《中华周报》(1945年4月8日)曾刊出梅娘委托中华周报社设立“梅娘氏奖金”的启事,“以其昨年荣受之奖金二千五百元全部……征求创作短篇小说一篇,以资鼓励短篇小说之创作。”

  我还想说的是:尽管“南玲北梅”一说的出身、来历颇为可疑,但是一味地反对,未免简略疏失。即便此说沦陷时期不存在,但是现代人反观和叙述历史,鉴于两人在南北沦陷区的地位、出身、经历和写作风格,将其并置论述,以廓清沦陷时期不同地域女性创作的特质,我以为“南玲北梅”一说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有人以为梅娘是为了攀附张爱玲才制造了此说,但是别忘了,梅娘还曾谦卑地说过:“我仍然十分惭愧,因为至今,我尚未达到她的高度,愧对并称”;“我没有她的深邃,我的书生气质和忧国激情,能配上她的深邃可能就完美了。”

  “南玲北梅”一说受到质疑的潜在意识,是一些张爱玲研究者或者“张迷”骨子里认为二者的创作存在明显的高下之别,梅娘根本不配与张爱玲并称。如果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张腔”语言,看她在字眼、词语、修辞诸方面的异调别声,以及她那独特的叙事哲学,其惊艳效果的确非梅娘所能匹敌。然而这不足以成为评判一个作家价值的全部。梅娘漫长的人生历程折射了中国百年历史的演变,而她长达七十七年的写作生涯也记录了中国的政权更迭和家国灾难。作为最富文名的北方沦陷区作家,梅娘的创作反映出了殖民地一部分人的生活和思想。透过梅娘这一个案的研究,不仅能够了解到日本殖民主义与殖民地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探寻到梅娘及其同时代人对殖民主义的回应、挣扎和纠结,而且透过文学文本能够洞察到日本殖民统治在殖民地的某种历史构造。遗憾的是,梅娘研究看似涉及的议题广泛,但是视野不够开阔,研究主题趋同;梅娘年谱、梅娘著译系年、梅娘研究目录等基础性资料尚未整理完毕;目前连一部像样的传记作品都没有。而这些都是我们治沦陷区文学者迫在眉睫的工作。


中国青年报     梅娘:在灰暗的人生里找到光    2014.06.17

    “她是被诋毁的,又是倔强的;她是灰暗的,又是明亮的”。日前,在梅娘辞世一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在京主办《再见梅娘》、《梅娘怀人与纪事》新书出版座谈会。来自海内外的60余位作家、学者、文友以及亲朋与会,共同缅怀和研讨这位从文八十载、见证了中国百年风雨的现代作家。

    梅娘,本名孙嘉瑞,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沦陷区文学重要作家之一,与张爱玲一起被称为“南玲北梅”。她1920年出生在海参崴,在吉林省长春市长大。1936年出版《小姐集》,后赴日本求学。上世纪40年代出版《第二代》和《鱼》、《蚌》、《蟹》水族三部曲,在华北沦陷区文坛脱颖而出。然而,她上世纪50年代末被打成“右派”,被迫搁笔20多年,靠做保姆、打零工维持生计。到晚年她重新提笔,以散文创作为主,出版有《梅娘小说散文集》、《梅娘近作及书简》等。

    《再见梅娘》一书是梅娘去世后,30多位中外研究学者、作家和亲友撰写的缅怀文章集结而成。《梅娘怀人与纪事》是现代文学史上唯一一本自传性质的散文集,收入了她回忆生平往事的散文和书信。这两本书不仅是她个人对百年风雨人生的回望,更融涵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艰难的历程。

    梅娘的一生传奇又多难。她幼年丧母,“梅娘”即是“没娘”的谐音。16岁时,最疼爱她的父亲去世,一夜间她从花的暖房走进了寒冷的冰窖。28岁时,她的丈夫柳龙光带着地下党布置的特殊任务,乘船从上海赴台湾,途中不幸遇难,那时梅娘正怀着第三个孩子。 1957年,等待她的是更大的浩劫——她被打成右派劳动改造,在此期间二女儿由于生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病死医院,之后她的儿子又不幸夭折。尽管如此,读者却很难从她晚年的新作中看到悲苦、怨怼和呐喊。

    史铁生生前的撰文也被收入《孙姨和梅娘》中。文中说:1972年年底他受伤回北京养病,寸步难行。一天同学跟他讲起孙姨,一个特棒的老太太,1957年的右派。女儿在外地,儿子病在床上好几年,她只能在外面偷偷找活儿干,养这个家还得给儿子治病。“保证你没见过那么乐观的人。那老太太比你可难多了。”朋友跟史铁生说。后来,史铁生才知道孙姨就是梅娘。

    他感慨道:“我们这般年纪的人,那时对梅娘和梅娘的作品一无所知。历史常就是这样被割断着、湮灭着。梅娘好像从不存在。一个人,生命中最美丽的时光竟似消散得无影无踪。一个人丰饶的心魂,竟可以沉默到无声无息。”

    梅娘曾做过各种活计,甚至当过装卸工,做过泥瓦工,串过冰糖葫芦,当过绣花女,做过保姆。她伺候过的人,永远也不会想到家里使唤的是一个名满天下的女作家。

    郑伯农也称梅娘为孙姨。他于“文革”时期与梅娘相识。他说:“梅娘在很困难的时候,没有把体力劳动看作很低贱。处在最底层的时候,她也不会把自己看得很卑贱。她有光环的时候,她也不以一个曾经的文学天才自居。她还是她——这样一种境界,并不慷慨激昂、惊天动地,而在无声里让人感到力量。她令人佩服。”

    国内外学者把梅娘作为具有女权思想的作家看待。梅娘曾说:“女权是针对整个社会形态而言的,整个社会对女性的看法不改变,女性就难获得实质性的独立。所以,争取女权是一个长远的话题。”当时她已年近80岁,思维敏锐。

    与梅娘有忘年之交的刘索拉说:“她是真正的女性主义者。她年轻时候的作品,就体现出女性主义的尖锐、豪放和觉醒。作为一个人,她年轻的时候没有酸情,老年的时候没有矫情。跟她讲话,感受不到周围有阴暗的磁场。这对于当代女性、当代作家,都是一个永远的启发。”  

    1978年,梅娘获得平反,重返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过上了正常的生活。上世纪90年代,沉寂了半个世纪的梅娘“复苏”,写的第一篇散文《新美人计》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她写下附记道:“诸般磨难,爱国深情未有稍减”。

    她曾与香港两个女青年通信14年,信件内容集结成书《与青春同行》出版。1997年,她被列入现代文学百家,作品被编辑出版《梅娘代表作》。她如此坦然!重新提笔道:“于心无愧,青春无悔。”

    86岁时,梅娘曾写道:“我只是一只草萤,具有点点微光,在民族蒙难的艰涩岁月中,抱着灼亮黑暗一角的豪情,莽撞地运用了青春的笔,励志:‘燃尽微光,送走生命’。”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者吴福辉所说:“沦陷区作家的风骨就体现在梅娘身上。她打破了通俗文学和非通俗文学的界限。她的小说有故事、有悬念。特别重要的是,其中始终体现了市民最积极的人生态度。相信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一定会有梅娘的地位。”


《中华读书报》    “南玲北梅”之我见 ——兼回应谢其章之观点         陈言 ( 2014年06月18日 05 版)


    
        “南玲北梅”之说初次见诸文字的,是陈放的《一个女作家的一生》(载《追求》1987年第4期),其中谓:
    
        1942年,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书店,联合发起了“读者喜爱的女作家”的调查活动,调查结果,南方的张爱玲和北方的梅娘,是读者最喜爱的两位年轻的女作家。从此,文坛上出现了“南玲北梅”之说。
    
        最早质疑“南玲北梅”一说的,是徐迺翔的《梅娘论》(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1期)。徐文在表明“‘南玲北梅’ 之说已无从考证”之后,继而提出将二者并置论述的可能性:“不过,梅娘那质朴而清隽的创作风格,恰也与同时代的张爱玲构成了鲜明的对照。”随后,张泉在他的《华北沦陷区文学中的史事辨证问题》(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1期)指出:张爱玲文学生涯的辉煌期是1943~1945年,1942年尚不具备评选“南玲北梅”的起码条件。大概因为这两篇文章都刊发在学术期刊上,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2005年同心出版社出版《梅娘近作及书简》之后不久,止庵撰文《关于“南玲北梅”》(《中华读书报》2005年11月30日),用多种证据明辨此说的不实之处,文章写得理致密察,成为郝啸野、陈福康和谢其章等人持论的源头和基础。“南玲北梅”说一度成为媒体小范围讨论的焦点。
    
        在笔者看来,围绕“南玲北梅”之说如果有再生意义,有如下两条路径可探寻:其一,继续下工夫考证历史资料;其二,考虑它是否具有现实意义。张泉推出两篇文章:《“南玲北梅”辨析》(载《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4月3日)、《构建沦陷区文学记忆的方法——以女作家梅娘的当代境遇为中心》(载《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他以为,“当时的人或现在的人虚构出南玲北梅说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不过,如果从张爱玲、梅娘二位女作家的作品当时在南北沦陷区文坛上的实际影响来看,从她们在现代文学史中的定位来看,此说基本上没有离谱。比如,由中国现代文学馆选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代表作书系’(华夏出版社,1998、2000),收入了爵青、梅娘、袁犀、关永吉、张爱玲、予且六位沦陷区作家的专集,其中,只有梅娘、张爱玲是女性。”张泉还指出:谢其章反复提及的郝啸野一文有关臧式毅、叶兵的订正精确、翔实,但是郝文本身也难完全避免史实差错。进一步而言,梅娘的回忆和记述文字中的确存在差错,但对差错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差错本身不应该成为判定价值取向的依据,作家的文艺创作毕竟不是学者的学术著作。也就是说,他承认“南玲北梅”说的现实意义。
    
        而上海沦陷时期著名作家柯灵与幼年有过沦陷区生活经验的诗人邵燕祥均认可“南玲北梅”一说。柯灵于1997年8月16日在为《虹影丛书·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
    
        北平沦陷区,则有著名的梅娘,当时与张爱玲并称,曾有“南玲北梅”之说。
    
        另据“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的张均于2014年5月7日《再见梅娘》《梅娘怀人与纪事》新书出版座谈会上披露:诗人邵燕祥在接受他的采访时说,梅娘的作品对他的影响很大,他小时候曾有依循“南玲北梅”一说去寻找她们作品的经历。
    
        我举这两个例子,并非是为了证明“南玲北梅”的说法早在沦陷时期就已出现,因为就学术规范性而言,这两个例子的时间点都是在1990年代之后,不足以成为证据。但是她们的同时代人能够欣然接受并认可这一说法,自有其道理。
    
        笔者近期刚刚完成《梅娘研究资料目录索引》的整理工作,据统计,在目前26篇专论梅娘的硕士论文中,有4篇直接以“南玲北梅”为题;在近200篇评论及学术文章中,以“南玲北梅”为题进行论述的近20篇左右,而其他大量的评论及学术论文在运用比较研究的视角时,也往往将这两位作家并置论述。这表明:尽管“南玲北梅”说的出身、来历颇为可疑,但它却以不可挡之势,越来越被治现代文学者和攻读学位的研究生引用、接受并阐释,成为学界观察日本殖民时期南北沦陷区女性创作异同的有趣而且有效的视角。即便此说沦陷时期不存在,但是现代人反观和叙述历史,鉴于二人在南北沦陷区的地位、出身、经历和写作风格,将其并置论述,以廓清沦陷时期不同地域女性创作的特质,我以为“南玲北梅”一说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故而一味地反对,未免简略疏失。
    
        然而在媒体上,“南玲北梅”之说则呈愈演愈烈的态势,竟至发展到人身攻击。其中用力最勤的,莫过于谢其章。他关注梅娘久矣。近有刊于《东方早报》的《自编自演之“南玲北梅”》(上)、(下)(5月11日、18日);在此之前,他还写过《当年就没有“南玲北梅”这回事》(载其 2012年的大著《玲珑文抄》);再往前,就是刊载于《藏书家》第十二辑、第十五辑的《拨开迷雾说〈杂志〉》和《我本无心做“张迷”》两篇文章。载于《藏书家》的这两篇文章涉及梅娘的文字只是沿袭他人旧说,没必要在此赘述。不过依然要指出的是:谢文多处提到的马德增书店,并非仅如他所说,“只是东安市场旧书铺里的一家小书铺”。这家个体书店致力于经营新书,尽管规模小,但是从北京沦陷时期到人民共和国初期一直都在从事文学文化类书籍的出版活动。台湾寓京著名作家钟理和生前唯一结集出版的著作、也是他早期的代表作《夹竹桃》就由马德增书店出版,谢人堡、雷妍等北京沦陷区重要作家的作品也选择在此刊行。张泉还通过官办周刊《中华周报》曾刊登的启事,寻找到其官方背景的可能性,启事称:“本报直接订阅现均由华北出版配给会北京支部(王府井大街64号马德增书店)直接办理”(1945年3月25日)。一方面,马德增书店是否做过或者宣称做过“读者喜爱的女作家”的调查活动,跟它的“书铺”身份无关;另一方面,梅娘能记住一个不错的书店的名字属于正常,但谢先生就此而推断“这个位于东安市场里的书店经常代销梅娘的书,常与梅娘打交道”,一是不知其根据何在,二是不知其用意何在。
    
        其次,谢其章在《自编自演之“南玲北梅”》中根据陈放提及的“青年女导演柳青是她(梅娘)的长女”,就推断“由于柳青与陈放是同行,所以陈放才能知道有个梅娘‘大隐于市’,所以陈放才可能采访单小燕和梅娘这两个看似毫不搭界的女人(实际上有一根线牵着,这根线就是电影),所以有知情人称,柳青也参与了‘南玲北梅’的出笼”;谢先生还从网上搜到陈放的生平及创作,以此证明写过电影文学剧本的陈放跟柳青有关联。而他没有搜到的是:陈放原本就职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与梅娘同事,他们成为忘年好友,根本不需要柳青作介绍人。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柳青“文革”后期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1980年代初任职于中国新闻社。据笔者所知,其时柳青既不知晓张爱玲的文学声名(在1980年代,就是很多著名作家都不知道张爱玲的存在,何况文学圈外的柳青?!),对母亲梅娘的文学世界亦很陌生(当然这也与梅娘平日里不跟女儿谈自己的过去有关),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她与其他读者一样,是在读了陈放的文章之后,才对她们过往的文学世界有所了解的。谢先生这种毫无依据的推断不仅是对柳青的极大伤害,也是对那段本已暧昧的历史的进一步歪曲和抹黑,不知道他意在何为。柳青1989年赴美,不久嫁给了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最早投资北京房地产的北美商人卢堡。在先后拿到加拿大绿卡和公民证之后,因为业务上的关系,柳青夫妇经常在加、美两居住地间往返。柳青为了弥补对母亲的亏欠,经常把梅娘接到身边;梅娘当时的护照签证可以在十年内多次往返探亲,她说自己 1995年初夏寓居美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梅娘近作及书简》中收录的仅是梅娘大量书信中极少的一部分(计划将于明年出版的《梅娘全集》将会单列“书信集”),仅仅读了几封书信,就开始质疑梅娘逗留美国的事实,是不是太轻率?他又进一步言:有逗留美国的可能,“但是最大可能只是在美国领空掠过”,语气也显得极为轻佻。
    
        谢文列举了一些“唾手可得的材料”,声称如果“全部摆在眼前,稍加分析串联,‘南玲北梅’之真相便昭然若揭。”如果谢先生是本着学术精神来澄清一段糊涂的历史的话,那么笔者必须指出,学术研究要求使用的材料不能是“唾手可得的材料”,必须是尽可能搜集全部的先行研究成果,并对其进行有效地分析,继而得出自己的结论。但是谢先生所列的学术论文相当有限。此外,谢文除了孜孜于阐释陈放那两篇文章在刊载形式上的变化,提到张泉在文章引用方面的出入,对其他材料基本不做分析,似乎在他看来,那些少得可怜的材料摆在那里就能成为证据,这显然有违学术精神。我想就谢先生在资料选取和分析方面作进一步分析。
    
        比如,谢文所列举的《从“南玲北梅”说起》一文因为刊载于《人民日报》,作者又是该报的记者,故而在质疑“南玲北梅”一说时被视为权威,屡屡被引用。然而在笔者看来,该文质疑“南玲北梅”所引用的无非是止庵的观点,并无新材料,刘琼想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出版社竟然出了当年获得日伪殖民当局设立的文学奖的人的书,而且这个人的丈夫当年供职于日伪报纸《武德报》报社,这种出版行为岂不是对民族历史大义的挑战?!
    
        不可否认,日本殖民当局召开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其初衷是服务于“大东亚圣战”,推行“国策文学”。然而悖论的是:那些获得 “大东亚文学奖”的作品基本上是疏离日本殖民政治的,其中甚至不乏民族反抗意识的作品。梅娘的那两部获奖作品当然也没有任何迎合日本殖民当局的意图和言论。这一方面与沦陷区作家“心理抵抗”的社会环境有关,因而通过追求纯文学来谋得生存空间;另一方面,殖民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是简单的积累和征服过程,而文化殖民也并非总是以强势文化摧毁弱势文化的方式运作的——这恰是驳杂的殖民情境的反映。梅娘的丈夫柳龙光的确供职过隶属于日本当局的报社,但仅因此就有理由剥夺几十年后梅娘的著作出版权吗?在没有对柳龙光作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就对其作政治评判,并且拒绝出版与他有关系的人的著作,在沦陷区文学研究逐步深化的今日,这种视野与株连心理无疑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与“反右”和“文革时期”看待沦陷区文学的视野并无二致。
    
        作者刘琼还说:“根据梅娘在《梅娘近作及书简》一书中的解释,大东亚文学奖是纯文学性的,是日本不得已而为之的文化行为”。而笔者查阅整本书,发现梅娘的相关论述是:“得这个奖的同时,我就意识到这将是个走不完的怪圈,我不知道我将怎样去向爱我的读者说清楚,这毕竟是日帝文学报国会操纵下的产物。”(第24页)“《鱼》、《蟹》先后得了‘大东亚文学奖’之后,使我困惑了好长时间,我没有为‘大东亚的文学共荣’做过贡献,为什么要颁奖给我?”(第169页)梅娘根本没有说过“大东亚文学奖是纯文学性的”之类的蠢话,只能说,这是作者刘琼的臆测。
    
        谢文说:“近年来相继有《华北伪政权史稿》(2007)《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研究》(2012)《伪满洲国文学》(2001)《汪伪政权全史》(2006)等专著面世,里面大量的原始档案材料,完全可以佐证郝啸野的观点”。这句话存在如下缺陷:一方面,既然说是“相继”出版,那应该按照出版时间的先后列举书目,正确的顺序是《伪满洲国文学》(2001)《汪伪政权全史》(2006)《华北伪政权史稿》(2007)《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研究》(2012)。另一方面,只列举书目,以“大量”、“完全”等模糊字眼表明自己的观点,不是学术的态度。作者应该做的,是一一列举其中的证据,来一一佐证郝啸野的所有观点,而不是列举一大堆书目摆在那里。
    
        谢文谓:“‘南玲北梅’最大的破绽是‘联合发起’这四个字,也就是郝啸野文章所说:‘当时北平和上海两地的文化界实际上处于隔绝状态(日寇对东北、华北、华东及华南等占领区,一直是实行“分而治之”的)’,更不可能有京沪两地的书店联手开展读者的问卷调查活动了。”事实上,尽管各占领区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但文化界并非处于互不来往的隔绝状态。以“满洲国”与华北为例。1941年日伪当局在“满洲国”实施的《艺文指导要纲》之后,“满洲国”文学生态环境恶化,作家纷纷出逃到北京,结成北京文坛上的满洲帮。寓居北京的东北作家利用各自的人脉,拉拢东北友人在华北报刊上发表作品。如北京的《中国文艺》刊载满洲作家作品;华北作家协会推出“华北满洲交换作品特辑”,等等,“满洲国”的“国报”《大同报》也辟出关于华北信息的版面。 1943年10月下旬,京、沪沦陷区的文化官员曾商议建立南北方统一的文学团体事宜。殖民模式的差异反而造成了人员的流动与文化的流转,从而丰富了沦陷区文学的样态。
    
        谢文说“我不得不拿出这张梅娘领奖的照片”,又是对当时历史情境的误解。梅娘的确参加了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而且小说《蟹》也获得了大东亚文学奖,不过作者贴出的是梅娘出席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时的照片,并非领奖的照片。梅娘获奖与她说“我仍然没有去领奖”是两件事,并不矛盾。她当时是否亲自领奖,目前并没有相关的文字和图片佐证;能够证明的是:她本人没有使用这笔奖金,依据是:《中华周报》曾刊出梅娘委托中华周报社设立“梅娘氏奖金”的启事,“以其昨年荣受之奖金二千五百元全部……征求创作短篇小说一篇,以资鼓励短篇小说之创作。”(1945年4月8日)
    
        二
    
        有人以为梅娘是为了攀附张爱玲才制造了此说,但是别忘了,梅娘还曾谦卑地说过:“我仍然十分惭愧,因为至今,我尚未达到她的高度,愧对并称”;“我没有她的深邃,我的书生气质和忧国激情,能配上她的深邃可能就完美了。”
    
        “南玲北梅”一说受到质疑的潜在意识,是一些张爱玲研究者或者“张迷”骨子里认为二者的创作存在明显的高下之别,梅娘根本不配与张爱玲并称。如果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张腔”语言,看她在字眼、词语、修辞诸方面的异调别声,以及她那独特的叙事哲学,其惊艳效果的确非梅娘所能匹敌。然而这不足以成为评判一个作家价值的全部。梅娘漫长的人生历程折射了中国百年历史的演变,而她长达77年的写作生涯也纪录了中国的政权更迭和家国灾难。作为最富文名的北方沦陷区作家,梅娘的创作反映出了殖民地一部分人的生活和思想。透过梅娘这一个案的研究,不仅能够了解到日本殖民主义与殖民地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探寻到梅娘及其同时代人对殖民主义的回应、挣扎和纠结,而且透过文学文本能够洞察到日本殖民统治在殖民地的某种历史构造。日本学者岸阳子曾指出:
    
        在错综复杂的环境里,梅娘明智地认准了自己想说的是什么?”“现在能说的是什么?”并且竭尽全力地倾诉了。可以说她的作品通过对比“爱国抗日”更深层次的人类存在根源的凝视,获得了不朽的价值。(岸阳子:《论梅娘的短篇小说〈侨民〉》,赵晖译,载《抗战文化研究》第1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梅娘的这种文学特质也正是她在文学研究中不断被经典化的先决条件。遗憾的是,梅娘研究看似涉及的议题广泛,但是视野不够开阔,研究主题趋同;梅娘年谱、梅娘著译系年、梅娘研究目录等基础性资料尚未整理完毕;目前连一部像样的传记作品都没有。而这些都是我们治沦陷区文学者迫在眉睫的工作。
    
        谢先生开篇就说:“‘南玲北梅’算是个半老不新的话题,现在重提,我也觉得没啥意思了”。我则相信,随着梅娘研究和沦陷区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化,在学术领域,“南玲北梅”仍然是一个具有魅力的话题。只是如果反复纠缠于具体历史事件的某一枝节,将很难获得开阔的宏观视野。谢文貌似有材料、有观点,但使用资料相当随意,对现有的学术观点没有分析和吸纳,展开问题的视角和方法与深入问题的路径都有问题。这也是我拜读谢文之后,感觉他无法摆脱“南玲北梅”一说给他带来的重复的困境的原因所在。而谢文的影响之大、流弊之广,也是让我深感在媒体与学术之间似乎横亘着一条深深的鸿沟。我写作的初衷,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思考,能够让人以一种更为温和的心态来观察沦陷区作家和历史,来平复一下弥漫在心中的戾气;而写完之后,我则心生无力感。然而无力又如何?还是抱着绝望的心情努力地做吧。


《再见梅娘》    荣幸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5月版)

有一次打车去见梅娘,路上和出租司机讲起老人家的遭遇:两岁没了亲娘,16岁没了亲爹,不到30岁没了丈夫,40多岁没了一儿一女。不知梅娘何许人也的司机脱口而出:“这老太太命硬!”

生于东北,求学在日本,辗转于华北、华东、台湾,短期居住于加拿大,终在北京生活大半辈子的梅娘,不单扛过了从父母、丈夫到子女一个个离开的惨痛,更扛住了家乡沦陷、国破家毁、山河破碎、动荡无依、残酷斗争、尊严剥夺等等时代风云的摧折和碾压。——她很坚硬。

一、从梅娘到孙姨

我第一次上门拜见老人家,就说:我叫您孙姨吧,史铁生先生写的关于您的文章,称您孙姨,这个好听。老人家未置可否,我就这样叫下来。那次是去签她的《梅娘近作及书简》合同,和同心社两个同事一起去,谈这部稿子的编辑意见。我是责编,责任在细节,有备而去,我的想法说出来,得到她首肯。临别,她说:继续交流,有啥想法或需要,就到家来。

其实,去她家之前,我已经在国家图书馆将她的生平资料、个人著作浏览一遍,还整理了一份简单的创作年表。这本由侯健飞先生编选的近作,内容比较起她 “出土发掘”的第一本《梅娘小说散文集》,没有那么厚重、丰富,但十分新鲜、生动。我们很快确定了体例,书名约定再议,随后顺理成章、按图索骥补充了些她 20世纪50年代在香港报纸发表的文章、最近的书信、一组从历史到现实的照片,前期编辑工作就告完成。我后来前去的谈话,即从书本谈到了她自己和我自己,她感慨,我和她大外孙女蓉蓉几乎同龄,对人对事对生活的体会与看法却多有不同。忘年之交的厚谊,就此结成。

她说,作为一个小说家,她对人的认识和判断很自信。她邀请我下一次带着爱人和孩子一道去做客。

我携妇将雏去了。女儿夔笳是小学生,孙姨很高兴,她和香港一对小姐妹通信十几年,陪伴着她们从小学生成长为大学生。就眼前所见夔笳小朋友的一些习惯,老人家直言不讳地批评,且直指我们大人的教养问题,她说:不能太娇!我是大家庭出生,家里有许多佣人,但从小,内裤内衣也是自己洗的。孙姨的批评,我接受了让孩子自个收拾内衣内裤一项,另加上洗袜子,搓毛巾。但娇宠这一点,我自认不属实,实在讲,我们没这条件。后来,我们一家也不时到孙姨家,夔笳从她的孙奶奶那里,获益匪浅。

我独自到孙姨家去,时勤时惰,但每次去,老人家都很高兴。电话过去,她总是问:小荣,这么久没你的消息了,还好吧?小小荣怎么样啊?——你来吧。她家里来了学者,也会邀我作陪,我因此结识了好几个学者群体,大陆的,台湾的,国外如加拿大、日本、韩国都有。对我的职业促进,对我的学识积累,都大有帮助。

那时候,她还坚持不请护工,自己独自打理生活。我去的时候,有时陪她出去买菜,和她一起做一顿简单的午餐或晚餐,一般是粥或面条,就着超市买的凉菜或罐头食品;偶尔我们也会去饭店,我们吃过友谊宾馆餐厅的大餐,吃过金钱豹的自助餐,吃过真功夫的快餐,吃过路边小店的饺子。每次孙姨坚决买单,她说,你还在养家糊口呢!她和她的研究者张泉先生一样,最关心我的生计:你要租房子,你要供孩子,工作还不稳定,你人还挺不安分。

在家里,我们就闲聊,她手边一个小本,一支圆珠笔,说着话,不时会记点什么,也会让我把不标准普通话说道的某些句子写出来,尤其我们提及的一些古诗文句子,写下来,再看几眼。回头想想,孙姨和我的交谈,文学并非第一话题,小说、诗歌、散文都非我们谈论的主题,而其外,比如我们最近读到的书,报刊上的文章,我所见最近网上、涉及到她的文字,会谈很多。我们谈的,是这些文字、书本和事件底下的人心人情人性……。她会复印一些文章,还有一些她给亲友、学者的信件,往往送我一份,其中多是关于人生、社会的观察和想法。

在这些谈话里,她经历的人间苦难,让我敬重而痛惜;我个性的简单和倔强,让她同感又心疼。她令我如坐春风、率性自在,我让她开心温暖。对人对事的看法,在人生观世界观上相互认同,她以她的苦难体验和善意坚守,时时拨正我、鼓励我。大概如此吧。

二、关于“南玲北梅”及争议

《梅娘近作及书简》出版时,赶上北京市社科院文学所开一个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研讨会,我联系印厂直接送100本书到会场,与会老小,欢欢喜喜抱着书来请她签字,还有二三有心人请孙姨签名后还要我也附上。孙姨由此让我给她刻制了一枚签名章,我从她收藏的一册猫头鹰画册上,将韩美林题赠的“梅娘”二字做了字模,刻成,老人家很高兴……她说,她很喜欢韩美林的画和工艺美术。以后,她送我新书,就盖上这个印章。

但《梅娘近作及书简》出版不到半年,意外引起不少媒体关注,书评人止庵先生从年代的质疑发端,以考辨方式指出,“南玲北梅”一说不可信;由此引发另一名郝先生撰写长文,升级为梅娘的回忆编造历史;更想不到的是,《人民日报》也发表一篇“文艺点评”《从“南玲北梅”说起》,直指“出版社和媒体的编辑审稿却缺乏起码的历史常识,把关不严,甚至毫不作为,以至发生重大历史错误”。出版社主管单位立即电话到社,要求说明《近作》一书的出版情况。

社领导非常清楚我编辑此书的前期准备与把关情况,安排我撰写一份情况说明,特别强调:不能写成自我检讨。由于涉及梅娘当年极“左”思潮下“右派”、“特嫌”等身份平反问题,他们指示我拿着北京日报社开据的介绍信,前去梅娘工作单位查实有关文件依据。

之前,北京社科院文学所张泉先生告诉我,当年他做梅娘研究就想查阅梅娘档案,据说有一小车,人家不给查,如果我能接触到这个材料,那可太好了。我兴致勃勃拿着大红公章介绍信就去了。

我先到孙姨家询问,她说,那时候平反是一批人通知的,个人并没有给文件留存,只能到单位档案馆查。档案管理员看看介绍信,先是答应查询,但在我等候大约二十分钟后,突然又告诉我,报社级别不够,必须要更高级别主管单位的介绍信。我不能查阅。

我回社汇报,请教领导指示下一步怎么办。孙姨的电话过来了,让我去她家。一进家门,她的两三位牌友也在,老人家说:“小荣,你可别再查我的档案了,厂里都乱哄哄了,说有人要查梅娘,是不是又出了什么问题了?又要搞什么运动啦?怎么这么多事儿!”我哭笑不得。社领导十分体谅,指示说,别查档案了,把编辑经过写一写,把不让查的事情说一说,交主管部门去决定吧。

当我拿着该书编辑说明,交到主管单位一位处长手上,向他絮絮叨叨说起查档案而不成的经过、梅娘老人的反应,他出乎意料、很坚决地说:这件事到此为止!个别人的意见,不能代表党和国家,梅娘身份早有定论,你们不要再纠结此事,到此为止!到此为止!

针对止庵先生和郝先生、《人民日报》文章的质疑,幸有张泉先生和一位叫殷实的记者,在《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中国图书商报》各发表了一篇长文(分别题为《“南玲北梅”辨析》《写给张爱玲的信徒们》),进一步辨明“南玲北梅”一说的真伪及其来历,以及如何看待回忆里的史料等问题,该风波似乎过去了。然而,梅娘去世后,一些学者接受媒体采访,罔顾学术公器的公正和尊重逝者的道义,重提“南玲北梅”造假,还有人信口将其责任暗示、明示在梅娘自己身上!

作为专事华北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学者,张泉先生从20世纪40年代南北文学中张爱玲、梅娘二人的实际影响,得出这一说法“基本上没有太离谱”的结论;他还指出,“南玲北梅”之说首见于陈放1987年的一篇文章《一个女作家的一生》,本非梅娘自己的说法,当其不胫而走之后,她一直视之为商业炒作的口号。

就我所知,孙姨并不接受这个“封号”,她始终自视文采不及南玲,也始终不赞同张爱玲将人生看得千疮百孔、阴郁黑暗。“南玲北梅”一说,作为书业销售广告词,于她老人家无益,其实也无伤,与她根本无关。老人的回忆文字容或有误,甚至不少的误漏,但不掩她一颗始终向善、坚守光亮的心。在今天这个猥琐和伪劣犹如雾霾、大肆侵害人身心的年代,善良和亮光更需要善意的打量和呵护。

三、陪孙姨散步

2006年冬天或下一年初,柳青大姐和孙姨商量,拟安排她一次欧洲之行,了结一个未曾实现的心愿。孙姨问我:“我也老了,要个陪伴,你陪我去吧。” 我大喜过望,向单位领导提出,且列计划、拟标题,以和梅娘合作写一本书稿为诱饵。领导不同意,且好心地提醒我:那么大岁数,老人家在路上有点什么事情,你负得起责任吗?我接受了劝告,低了头。结果是,孙姨八十多岁的欧洲之行取消了。

台湾是孙姨的伤心话题,虽然她和丈夫在那里居住了很短一段时间,但柳龙光先生就死于两岸奔波途中,太平轮上。她拖着两个女儿,怀着一个胎儿回归大陆。想不到几年后,便陷身她努力逃避的政治风云,经历劳教、丧子丧女之痛。前几年,台湾刚刚开放自由行的时候,孙姨跟我说,她想去台北、北投温泉等等她住过的地方看看。

这次,我明确表态,我走不了,不能陪她老人家。后来,《我的朝鲜战争》《孤岛》作者相约赴台自由行,探望赴台志愿军战俘,我犹豫之后,也拒绝了。梅娘的台湾行,后来也没再提起。

我有愧于孙姨,让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愿望落空。

我每次到她家,孙姨就很高兴。我说出去走走吧,她会以寄发邮件、复印资料或买菜为理由,一起下楼走走。孙姨年事已高,行走不便,后来在家急着接电话摔了一跤,又发生脊椎、胸椎等身体上的问题,她几乎不能出门。但答应了我,要出门,就要走出去。而一出门,她能步行的,绝不要轮椅;即便坐轮椅,上下三层楼也不要人扶持。

我陪在旁边,就和她说笑,她不由自主伸手搭我一把,会说:你看,你还是要做做我的拐棍。我坚决反对着:孙姨,我可不做拐棍!您看,恶棍、讼棍、赌棍、党棍、搅屎棍、打光棍、打棍子……都是棍,棍不是好词儿!我做拐杖吧,法杖、仰杖、擀面杖、龙头杖、大丈夫、老丈人,孔夫子路遇荷杖老头,苏东坡倚杖听江声,还是杖好!我是男士,至少也是丈夫啊!我们就这样嘻嘻哈哈挪下楼,慢慢散步。

陪孙姨散步,我们主要在农科院大院里走。从大院西门进,逛过树林,草坪,喷水池,花圃,平房,楼房,或从南门出去,是高大挺拔白杨树的学院南路;顺着这条路往西,到第一个十字路口往北,就返回宿舍小区。农科院里的、或者说农业科学方面的一些技术、趣闻,她会随时随地指点着说出来,比如他们实验的花果如何奇怪,种植工人和技术人员之间看待同一件事的错位,采下来的水果如何分配等等。……有一次,我们走过十字路口,直到西三环边一个小区,孙姨说,那里是齐白石墓,我们就探访了过去。

最远的一次散步,是2006年深秋,孙姨坐上轮椅,腿上盖一条毯子,我们从小区出来,沿着中关村南大街往南走,先去魏公村邮局寄书。天气实在很好,北京最美的季节。我说,要不我们逛逛紫竹院去?她说,走走吧。于是继续南行,我们一直走过魏公村、民族大学、北京舞蹈学院,直到紫竹院公园北门、万寿寺南口的河边。那条在上世纪90年代初长满芦苇的小街道,此时拓展成宽阔整洁的大路,花坛鲜亮,两旁全是尚不高大的银杏树,树叶绿黄,秋天下午的阳光,在晴空之下,很是美好,清爽。

沿紫竹院公园北路,进舞蹈学院里兜一圈,看了些美丽图片,我们继续前行,便见路南一棵巨大的银杏老树,它以铁围栏保护着,立在道路中间,围栏里,满地黄叶,巨大的树冠,黑色枝干和金色树叶,在下午西斜的阳光里好美!坐在轮椅里的孙姨和推着轮椅的我,惊讶着,感叹着,停下来,看着这棵大树。

在孙姨出神凝望那棵大树的时候,我心有所动,静静走开,看着老银杏与老人,在路边蹲下去,拍下了一张照片。后来,单位举办员工摄影展,我给它题名《晚景》,交上去。古树与老人,在一片暖色里,寄托着我对父辈、对身边和远方的老人们的祝福吧。

四、梅娘的遗产

听到孙姨去世的消息,我一下子涌出了眼泪。柳青大姐在医院楼下一看见我,就对我说:妈妈一定听得见,你和她说说话去吧。医院地下太平间里,工友们在忙碌布置明天的告别仪式,在一侧,我站在孙姨身边,看着她祥和宁静的面容,依然浓密花白的头发,毫无条理、漫无边际跟她说了许多话。我说着那许多话,没有流泪。

为她上过三炷香后,一直在为姥姥诵经的蓉蓉,递给我一份佛经,我垂首一字一句地为老人家念诵一遍,最后,俯身看着孙姨,轻轻地说:孙姨,您好好的,您不再受病痛之苦了,您不再受亲人离开之痛,您不再受另眼相看之恶,您不再受莫名迫害之罪,您平平安安走吧。

告别仪式头一天夜里,我和同心社解老师、宛兄电话交流,为孙姨撰写了一副挽联:

“九十载坚守良知,满洲如此,民国如此,共和国如此,哭天地间痛失我孙姨;

百万言锦绣文章,小说名家,书简名家,儿童文学家,为新文学成就一梅娘。”

第二天上午,我买了一小束花,把挽联用小纸条写上,别好,告别仪式开始前,放在她头边。拿着相机,照了几张照片,我想留下些孙姨最后的纪念。告别之后,我一检查,相机里存储卡都没有,刚才拍的所有相片都不存在。我突然醒悟,如平时去探望她一样,孙姨不许我给她照无准备的相,她曾反复告诫我,人不能虚荣心太强。我那点留个纪念的虚荣让她看破了,她不许我存这念想。

孙姨去世“二七”之后,经柳青大姐允准,我到孙姨的家里去整理她的遗物。在曾和孙姨一起说话、翻检的书橱、抽屉前,我独自翻阅,分捡,不由自主要想起一年多前,我第一次在她指点下清理书、清理稿的场景:孙姨的大红衣服,说笑声,努力挺直腰身看我的姿势,……我搭凳子,蹲下来,一摞书一摞书移来移去。我哪里想过再不能见到她呢,我怎么能以为,那样的日子还长,还有许多在前头。

一个人的翻检,看着一个又一个纸袋上随手写下的字句,另一种悲伤浸润着我……我没有来陪伴她的那许多天,孙姨佝偻着伸不直的腰,也是一个人在这屋子里独自收检。我并没有如愿望的那样,来陪着她,多来陪陪她。有我陪着的她,会多一些阳光,少一些孤单的。

四天时间,才得初步完成。这里把孙姨的遗稿整理情况记录一个大概,留待后来的研究者参考吧。

一文稿:已刊发并汇入重印书中的,小说,20世纪40年代发表出版的中短篇代表作,广为人知,50年代以后未发表居多,如中篇《依依芦苇》,待整理出版;散文,70年代以来陆续发表,渐为人知,尤其一些民刊上发表不少,50年代以前、2000年以后的需汇集整理,可考虑编辑“谈往录”、“八十以后” 诸集,接续《梅娘小说散文集》《梅娘近作及书简》;诗歌,各个时代时有所作,需汇编整理,进行初步介绍和研究;译文,40年代和60年代、90年代以单行本出版过几种小说、科普和评论,尚有译作散见于40年代沦陷区、80年代以来学术刊物,需汇编整理,如她曾译介过拜伦、芥川龙之介作品等,并初步研究;

二书信:数量巨大,质量甚高,已出版的不过极少一点点,另可考虑按照通信对象,编辑如丁(景唐、言昭)梅书简集、家书集、亲友(尤其是难友)集、书友集等;

三日记:从未公布过,有六七十年代残篇,80年代后期至2010年数本,不连贯,简略的生活记录,是她坚强底下的孤单。这一部分需假时日,悉心整理,如90年代的美洲客居、2000年代以后的短期游历,可以先期出版;

四笔记:可归两大类,一是创作笔记,构想,专题整理资料,人物或故事片段,她一直试图续写《夜合花开》,想写一部家族题材的长篇,皆未开笔;二是阅读札记,随手录,随谈录,带日记性质却无涉生活状况,间或留下些读后感;

五儿童文学:延续一生,是她始终如一的关注焦点,含:1.青少年生活素描:如《小姐集》;2.创作与翻译童话:如《青姑娘的梦》;3.连环画改编:包括《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署名:落霞改编)等四五种;4.给孩子的信:已出版《邂逅相遇:梅娘、芷渊·茵渊书札》。一共四大块,孩子尤其是女孩子的成长与呵护是其重心,可先行汇编出版“梅娘儿童文学作品集”;

另外的遗产,就是梅娘的个人档案。在她生前工作过单位的档案馆,或是其他什么审查记录的机关?大家闺秀,著名作家,“汉奸文人”,科教片编剧,单身母亲,“右派”,“特嫌”,劳教分子,绣花女工,保姆,平反人员,专职编辑,三个时代,九十多年岁月,……无论孙姨是否情愿,无数不同的打量眼神、窥视目光,义正言辞、或窃窃私语,围绕着她,筑起一道特别的历史文献走廊,指向时代,指向未来,直指人心。

 

在阳光斜照的起居室,时不时让窗外过往的车鸣、人声惊醒,我翻检着孙姨的手稿——文稿、书信,还有日记、笔记等,分检她经手的剪报、复印件、照片。打开一只纸袋,分开一份资料,就看见孙姨一种表情:小朋友、研究者寄来的旧刊,她自己也没见过的三四十年代旧书,让她开心、又叹息;一些文友、编辑奉上签名新书、请老人家题辞,赐文稿,让她愉快,也惶惑;发表她的文章、等着评论她作品的刊物,还有朋友奉上的民刊、复印资料,让她满足,还犯愁;……书信往还,梅娘几乎每一封信都在专用笔记本或顺手抓来的复印纸背面、空处,写个草稿,再抄写寄出;她心有所悟的信,无论长短,会复印几份再发出原件,复印件也是她款待我这样的小朋友的礼物,她看着我说:你也拿去看看吧。

翻检着,阅读着,我叹息,也微笑,甚至哈哈大笑。我把最新的发现拿着,与另在一个屋子里的柳青大姐分享。孙姨还在这里,永在这里,一如往常。


梅娘近作及书简:一段特殊的记忆
    
     2014年5月7日夜重贴旧文按语:去年5月7日上午10点,96岁的梅娘去世了;今天上午9点半,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再见梅娘》《梅娘:怀人与纪事》新书出版座谈会”。亲友、学者、媒体近百人围坐一堂,追思梅娘的生平点滴、人格力量和作品价值,除媒体之外,一多半都是花白、皓首的长者和老人。我在文学馆大门口迎着梅娘难友中年岁最小的钱阿姨,陪着她一步一步缓缓走入会场。已经81岁的她,独自坐公交车从西城过来,代表还活着劳动改造的难友 ——她说,她们都来不了啦,我最小,我来代表她们。梅娘的文友,成幼殊阿姨,由女儿用轮椅推着她过来,在麦克风前,用断断续续的话语,说着大家的心声:你走了,花还在开,还开在今天,开在我们心里。这篇文字,是去年梅娘去世第二天匆忙草就的,一份材料而已。
    
     昨天上午,年过92岁的梅娘平静地走了。
    
     今天刚一得知,我忍不住自己的泪水,——我已经这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看望老人家,没有去陪她说说话,好几项心愿未完成,她已经悄悄离开。
    
     我说不出话。回到家,应一家媒体的邀约,找一张我拍的梅娘照片,找到了。同时,也翻出来记忆里似乎未存档的一篇报告。 没有标题,但印象深刻,是我自己2006年3月撰写,经当时的社领导审核,再由我递交上去的一份材料。——但这份应该是过程稿,先把它贴在这里,为梅娘曾经的遭遇做一个见证,也为我的编辑职业生涯存留一个记忆。
    
    *****部负责同志:
    
     我社2005年8月出版的《梅娘近作及书简》一书出版后,引起读书界和媒体普遍关注,也引发了一些有关梅娘生平事实的质疑和讨论。现将该书出版前的组稿及审读情况汇报如下,并将相关材料附后。
    
     一、 该书组稿和选题立项情况:
    
     该书为编者自投稿件,编者侯健飞先生因撰写梅娘传记接触作者,进而搜集梅娘作品编成此稿。本社副总编解玺璋同志于2005年5月收到此稿,对作者及稿件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解,获得如下情况:
    
     1、梅娘原名孙嘉瑞,1949年以后一直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电影制片厂(现称农业影视制作中心)工作,50年代后在“四清”、“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中被审查和批斗,曾打成右派,戴上“特嫌”帽子,被开除工职、劳动教养,1978年由原单位平反并恢复工作,是一个立场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在政治上没有重大问题;(具体情况见附件一)
    
     2、梅娘16岁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其创作在20世纪30、40年代东北、华北沦陷区产生很大影响,50年代初以及80年代以来继续创作了一系列歌颂新中国,描写新生活,正面反映时代精神面貌的作品,其小说先后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1990年,康濯同志主编)、《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1990)、《东北现代文学大系(1919—1949)》(1996)等国家重点出版项目,《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等高校中文专业教材和《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1994)《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2005)等专业研究著作均以专节专章的篇幅对其生平、创作进行分析研究,1997年入选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之一,中国现代文学馆列有专版介绍,在文学上是一个有成就、有定评,并且至今健在的大作家;(相关评价见附件二)
    
     3、该稿汇集梅娘1978年以来散文近作60余篇,书信90余通,其散文作品都曾经在报刊或作品选集中发表,或回顾往事,或讲述工作,记录见闻,抒发情感,其书信的交往对象均是朋友、亲属和研究者,所谈论的问题也多是所见所闻所感的生活点滴,从整体上说,全稿表现出一种热爱国家民族、热爱生活、尊重生命的理想信念,正是当前文化建设中迫切需要的一种正面精神价值。
    
     根据以上三点意见,我社经社委会扩大会议讨论,一致认为,该稿没有重大历史问题,此前梅娘的作品已经出版了多种小说选集(具体情况附件三),而本稿初次汇集梅娘的散文书信,具有一定的原创性和经典性,本着打造本社著名作家经典作品的思路通过了这一选题,并报送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审批,通过立项。
    
     二、该书审读及出版过程回顾:
    
     通过选题申报与审批之后,2005年6月24日我社与作者签订出版合同,按照三审三校程序,安排解玺璋同志担任责编,邀请荣挺进同志做特邀编辑,编辑该书,他们遵照编辑工作原则和规范,认真仔细的通读全稿,就书名确定、文章取舍、内容编排、文字处理和作者进行了多次磋商,在完成一般性的原稿加工、文字校改任务过程中,还协助作者、编者进行了以下工作:
    
     1、原稿暂定名为《晚晴》,又先后拟订过《只有香如故》《岁岁年年》等书题,最终定现名《梅娘近作及书简》;
    
     2、原稿散文60多篇,书信90多封,经协商减去书信和散文若干篇,又增补作者50年代初期作品3篇,并调整其编辑结构,形成目前篇目和结构;
    
     3、与编者、作者协商增加辑注、题注及内文注释。力求完整地标明写作及发表时间、原刊出处和署名情况,供检索核对;个别篇目入集时经作者修订,亦题注说明之;未发表作品及书信部分,均经作者审订,其中涉及名讳、隐私和政治敏感问题者进行了必要的技术处理;对原稿中发现的疑问和错漏经与作者商定后进行校正,或注释说明等等;
    
     为此,两位编辑查阅了不少资料,多次和作者进行交流,并向梅娘作品的研究者,以及沦陷区文学研究的专家请教相关问题,比如争议已久的“南玲北梅”并称问题、梅娘领取日本报国文学会“大东亚文学赏”问题、梅娘丈夫柳龙光身份及其在沦陷区的作为等问题,我社编辑均作过前期资料调查(相关材料见附件二),却发现上述问题在读书界、学术界属于争议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结论,故而本着尊重作者的编辑工作规范将其留存。
    
     根据我社和作者签订的出版合同,本书要求在8月出版,作者将以此书参加2005年8月7日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暨北平沦陷区文学研讨会”。为此,该书的编辑、审稿及设计、录排、印制工作的时间安排比较紧张,兼之本书是一本已发表作品的文学创作集,尽管本书编辑在进行原稿加工环节投入了大量工作,也对关涉现实敏感的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技术处理,编辑时对创作内容的想象成分审核标准较宽,未能将其中疑问和疏漏全部核实,履行编辑职责不够严格。而面对历史是非问题的判断,由于缺乏专业研究,因此把关不深严。特别是急功近利,紧赶出版周期产生的浮躁心态,使一些问题的发现和解决不及时,给读者造成误解和错觉,是需要进行深刻反省和认真检查的。
    
     三、附录材料:
    
     (一)附件一:中国农业影视制作中心关于作者情况的书面材料
    
     (二)附件二:关于梅娘创作的研究资料及相关争议文字(以发表或出版时间排序)
    
     1、《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主编,国家教委“九五”规划重点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版)相关材料:
    
    第517页:“(梅娘)小说以描写宦商封建大家庭的女性生存状态为显著特征……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所谓水族系列小说:中篇《蚌》、短篇《鱼》、中篇《蟹》……她的小说讲究标题的象征性,表明对人的生存困境的注视程度,这比一般的通俗小说要高出一筹,但她的青年男女故事又有相当的可读性,行文的舒展有致、女性讲述故事的细腻敏感,都为她获得了北方都市的大众读者。”
    
    2、《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张泉著,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相关材料:
    
    ①关于大东亚文学奖的评述。原书42-50页第二章第三节“大东亚文学”复印件
    
    ②关于梅娘的评价。原书第六章第二节“梅娘:刚柔相济的独特女性视角”复印件
    
    ③关于柳龙光及《武德报》的评价。原书39-42页第二章第二节“日本当局方面与北京文坛”之“《华文大阪每日》”部分;原书108-115页第四章第一节“文艺社团及活动”之“华北作家协会”部分;原书102-103页第三章第五节关于《武德报》的评述
    
    3、《寻找梅娘》,张泉编选,1998年加拿大明镜出版社出版;
    
    4、《又见梅娘》(陈晓帆编选,2002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漫忆女作家丛书”一种)参看第二、三辑相关评论即“一个女作家的一生”、 “人间事哪有这么简单”、“中国文学鳞爪”(附:南玲北海)、“认识梅娘的历史”、“梅娘徐徐进入现代文学史”、“抗战时期梅娘与日本的关联”等篇;
    
    5、《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张泉著,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相关章节;
    
    6、一篇论文复印件:《华北沦陷区文学研究中的史实辨证问题》(张泉作,原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1期);
    
    7、著名学者张泉先生就有关梅娘回忆文章是否可靠问题询问的专题回答论文。
    
     (三)附件三:本书出版前梅娘作品出版简目
    
    1、1949年前出版的著作
    
    (1)《小姐集》,作文习作选,1936年,长春益智书店出版;
    
    (2)《第二代》,短篇小说集,1940年,长春益智书店出版;
    
    (3)《聪明的南陔》、《白鸟》、《风神与花精》,儿童读物,1943年,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
    
    (4)《鱼》,中短篇小说集,1943年,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
    
    (5)《青姑娘的梦》,儿童读物,1944年,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
    
    (6)《蟹》,中短篇小说集,1944年北京华北作家协会;
    
    (7)《母系家族》,长篇小说译作,1945年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
    
    2、1949年以后出版的个人著作
    
    (1)《尉迟恭单鞭夺槊》、《吴用智取华州》,通俗故事读物,1957年北京出版社出版;
    
    (2)《格兰特船长的女儿》等,连环画文字改编,1959年前后,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辽宁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出版;
    
    (3)《梅娘小说散文集》,90年代以前小说散文合集,1997年北京出版社出版;
    
    (4)《梅娘代表作》,小说选集,1998年华夏出版社出版;
    
    (5)《梅娘小说·黄昏之献》,小说选集,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6)《大作家与小画家》,儿童读物,2000年香港日月出版公司出版;
    
    (7)《玉米地里的作家——赵树理评传》,文学评论译作,2000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8)《学生阅读经典——梅娘》,小说散文选集,2002年文汇出版社出版;
    
    3、1980年以来收录梅娘作品的出版物
    
    (1)《长夜萤火》,东北沦陷时期女作家选集,收梅娘的五篇作品,1986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2)《新秋海棠》(1988)
    
    (3)《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康濯主编,199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
    
    (4)《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孔范今主编,1990年明天出版社
    
    (5)《南玲北梅》,与张爱玲合集小说选,1992年海天出版社出版
    
    (6)《红杜鹃——二十世纪华夏女性文学经典文库》(1995)
    
    (7)《大师文库·百年百部争议小说》(1996)
    
    (8)《东北现代文学大系(1919—1949)》(1996)
    
     顺便补充说明一下,“附件一:中国农业影视制作中心关于作者情况的书面材料”后来并未拿到。当我在出版社主管单位开具证明文件,到梅娘原单位去查阅她的平反材料时,被该单位档案室明确拒绝,他们的答复是:我所持单位的证明规格不够,级别不够,不能查阅梅娘的档案。
    
     而这一举动,当时便引起梅娘身边老同事、老朋友的不安,老人家们很担心,怎么又要查梅娘了?!因此,报送本报告时,特别将此情况告知主管领导,主管领导也急了:谁让你们去查档案的!国家已经平反了的,你们一查,让老人家生气,告我们一状怎么办?《人民日报》那篇文章,不过是个别人的意见,此事到此为止,你们材料交了就行了。的确,这一主管部门过问的事件,就此不了了之。


中华读书报    两种人的友谊——记梅娘与赵树理    董大中    2014.07.10

  梅娘,今天的读者可能生疏,但在七十年前,这却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1942年,北平的马增德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书店联合发起“读者喜爱的女作家”的调查,结果,南方的张爱玲和北方的梅娘同时中选,从此文坛上出现了“南玲北梅”之说。那是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环境特殊,他们只能像压在石板底下的小草一样曲折地生长,既不能跟后来成为中国文学主流的的根据地文学相比较,也无法追踪大后方文学的脚步,而梅娘,由于自身和家庭情况特殊,命运比张爱玲凄惨得多。因此,在多少年里,梅娘的名字消失了,梅娘本人也受尽屈辱,不然,她的创作何以只有青年时代的那一些?

  梅娘,本姓孙,名嘉瑞,梅娘是她的笔名。祖籍山东,1920年生于海参崴。17岁开始发表作品,早年曾去日本留学,上神户女大。从日本回国以后,在敌占区文艺界很是活跃。梅娘在上海鲁迅经常光顾的内山书店认识了一位北京青年,名叫柳龙光,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梅娘违背家人的意志,跟柳龙光相恋、结婚,并因此断绝了跟家庭的联系。柳龙光也是位作家,办过文学杂志。他又是抗日积极分子,同情共产党,营救过陷入困境的共产党员,又曾以日本记者身份为新四军采买过药品,受到陈毅的表彰。1948年,柳龙光接受共产党负责人刘仁(“文革”前长期担任北京市委书记)的指派,赴台湾从事秘密工作,在第二次赴台途中,轮船失事,不幸遇难。梅娘积极支持丈夫的革命活动。丈夫牺牲后,台北的台湾大学请她担任教授,主讲日本文学,她拒绝了,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亦请她任教,她也拒绝了,她决心在共产党领导下为人民工作。她带着孩子回到北京,找到刘仁。赵树理到北京以后,于1949年10月15日办起了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接着创办了《说说唱唱》杂志。刘仁照顾到梅娘的兴趣和爱好,把她安排到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在《说说唱唱》杂志社当了一名编辑。这样,梅娘和赵树理到了一起。

  梅娘和赵树理,是人生经历和政治面貌截然相反的两种人。一个是来自根据地被称为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最好的大作家,一个是在伪满洲国文坛成名、在日本统治下的北平“发红”的女作家。梅娘虽然受到刘仁等党的负责人的照料和爱护,但她的经历和身份总是受到周围人们的怀疑。梅娘在给笔者信中说,她一踏进《说说唱唱》的大门,就感受到了一种异样的氛围,人们不信任她,怀疑她,只有一个人与众不同,那人就是赵树理。赵树理是热情接待她的,把她称为同志。“同志”这个字眼,在刚解放的那个年代,具有强烈的政治内涵和身份认定,直到上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我所看到的文章和老同志的信件中,他们在说到自己的朋友时,绝不会忘记在名字后边加上“同志”二字,就是对其革命历史的肯定,如不这样,会给人留下那些朋友已被开除“革命队伍”之外的印象。赵树理以 “同志”待梅娘,始终如一,使梅娘感激莫名,终身不忘。

  梅娘的“政治面貌”终究不为组织和领导所相信,1952年初,梅娘“被下放”了,那可能是“下放”这个词的最早运用。梅娘“被下放”到哪里?巧得很,她“被下放”的地方,是赵树理很熟悉的一个地方——山西省平顺县郭玉恩所在的村子。梅娘的丈夫死后,留下三个孩子,最大的女儿柳青这时候也只有十几岁,负起了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梅娘独自一个人,跋山涉水,来到太行山深处,找到那个村子,住到青年妇女夏景的家里。那时候山西正办农业合作社试验,全省十个试点社,其中就有郭玉恩领导的农业社。赵树理为了了解山西农业合作社试点情况,来到这个村。在这个偏僻小山村,梅娘和赵树理两种身份截然不同的人又见面了。夏景家的一间屋里,放着一口白木棺材,那是为老人准备的。这种东西,年轻人见到,都会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梅娘这年刚过三十岁,正当年轻,自然感到害怕,第一夜在院子里坐着,不敢睡觉。赵树理听说后,找到梅娘,再三解释,为她壮胆。赵树理又领梅娘在村子转悠,让她跟各方人士见面、相识,介绍这个地区的民情风俗,打消她的孤独感和清高习气,让她全心全意、一心一意跟当地老百姓生活打成一片。让梅娘特别感动的,是赵树理在政治上、人格上对她的尊重。直到 90年代,梅娘又一次告诉我:“我和赵树理在山西平顺县郭玉恩社时,只要是公开场合,他总是郑重其事地称我同志。我当时是带着‘被改造’的歉仄去体验生活的,被他那样的老同志叫做同志,似乎一切不平等的感觉都消失了。我们在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时,同样是革命老区来的人,我就怕跟ΧΧ相对,他那无声的优越,常常使我非常的不自在,甚至有时会想,我们这样的人,是不是不该侈谈革命?当然,这些早已是历史了。我之所以联想及此,从你的文章中,我感到了赵树理对我们这些人的情谊。”

  赵树理的关怀、爱护和平等相待,使梅娘感到赵树理是真正的好人,他们的关系是“同事加同志”,具有双重的意义。

  梅娘终究逃脱不掉无产阶级专政拳头的惩罚,不久,另一个“被”降临到她的头上——她“被捕”了,罪名是“日本特务嫌疑”,关到了监牢里。虽然没有证据,可是也没有根据解除嫌疑,只好关着。从进入牢狱起,梅娘就“被”——第三个“被”——分配做一件大事,搞翻译,译作的版权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那个被高墙围起来的机构,出版后用一个虚拟的名字——“博苑”。博者,“北”之谐音也,博苑,就是北苑,监狱所在地。她翻译了什么,我问过,印象中有文艺作品,更有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好像是苏联人写的《政治经济学》。当然不是她一个人干,而是许多人,她分工用日语校勘。这种写作职业,恐怕是世间少有吧。后来,她虽然被放出来了,可是失去了职业,失去了工资,失去了生活来源,更使她痛心的,是失去了二女儿和男孩子。在“文革”中,当年受读者欢迎的“北梅”是以给人当保姆为生的,而雇佣她的人,有一个是一度大名鼎鼎的张中行先生。只是她改换了名字,长时期里张中行并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我后来写过一篇对张中行学术散文有所訾议的文章,梅娘问我要不要给张中行先生寄去,或你们见见面,我说不用。

  梅娘生命的春天,是在“文革”以后。党提出实事求是,落实政策,梅娘到农业电影制片厂当了编导。赵树理在“文革”中的遭遇,是梅娘所无法想象的。梅娘忘不掉赵树理对她的关怀和爱护,忘不掉赵树理平等待人的态度,对赵树理的磨难,她有更多的悲痛和伤心。大约80年代中期,梅娘女士偶然看到日本釜屋修先生所著《中国的光荣与悲惨》,便想为这个“另一种人”的朋友做点事,于是想到翻译。她最早的一篇译文,发表在中国文联办的《文艺界通讯》上,那是赵树理评传中的一章。

  正是赵树理,把我跟梅娘女士联系了起来。那时我办《批评家》。釜屋修先生的《中国的光荣与悲惨——评传赵树理》出版后,我及时看到,曾想请人译出,总找不到好译手。大约从《文艺界通讯》上看到梅娘的译文后,我想法打听到她的通信地址,向她提出了翻译的要求。我手边所存梅娘最早给我的信,是 1987年12月15日写的,说:“您的信使我非常高兴,特别是知道您早有译赵之评传的动意。解放初期与赵树理同志的相处,至今如在眼前,译赵评传,是我的心愿,能发表几段也很不错了。按您的要求,先将其中的九、十两章奉上,请审核。”查《批评家》,1988年第二期《国外理论批评界》栏刊有署名孙家瑞翻译的《赵树理评传》第十章《为农民读者》,即是梅娘所寄来者。

  这以后,我跟梅娘的书信来往多了。我到北京办事,几次顺便去看望梅娘。梅娘向我叙述了她一生的重大经历和所受的苦难,特别说了她跟赵树理的友情。那时大陆有一家不太重要的刊物发表过一篇《一个女作家的一生》的文章,是对梅娘的全面介绍。梅娘给我复印了一份。我又从其他渠道搜寻梅娘的材料。后来写了《“南玲北梅”的“梅”》的长文,在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发表。《文汇读书周报》是发行量很大的一种读书报纸,在读书人中影响比较大。此后,梅娘广为人知。据说,张爱玲看到我的文章后大为不满,质疑“南玲北梅”说法的来历,似乎觉得把梅娘的名字跟她摆在一起,有损她的尊严和高大。她不想想,梅娘在成名之后遭遇到多么巨大的厄运,哪像她,一生都在写作,而且后来得到高人的评点和推崇。

  赵树理是我跟梅娘的媒介,也是梅娘跟釜屋修先生的媒介。1993年,釜屋修先生作为驹泽大学的一位资深教授,有机会在北京大学讲学,我告诉他,翻译过他那本书几章的梅娘女士就住在白石桥路,跟他所在的北京大学不远。釜屋修急于见到梅娘。收到我的信后,他立即前往“农影宿舍”拜访。两人见面,非常高兴。釜屋修先生随后来太原看我,说到他跟梅娘女士见面情景,仍然掩不住内心的喜悦。

  正如梅娘第一封信中所说,我“早有译赵之评传的动意”。我这一“动意”,90年代后期,进入实施阶段,我跟梅娘的通信也以这一时期为最多,所谈,都跟翻译这本书有关。梅娘的信,几乎每一次都说到为赵树理评传翻译是她最大的心愿,是她对赵树理友情的报偿,无论多么辛苦她都愿意忍受。1996年的一封信中说:“这三章短短的译文,竟拖了两个多月,我真的十分不好意思,只能求知音者理解了。这三章中的情节,对我们中国读者来说,是再熟悉也不过的了。但是,作为日本的汉学家,釜屋不知涉猎了多少典籍,才深入浅出地描绘了一个中国作家的生活历程。这显示了日本人的治学文风,也显示了釜屋对赵树理的一片友情。把釜屋的书完整地介绍给赵树理的爱读者,是釜屋的喜悦,更是我的安慰。能为长者赵树理做点什么,这是我的幸福。”

  梅娘翻译釜屋修先生有关赵树理的论著,还有一事。1986年在太原举行赵树理诞生八十周年纪念大会暨第二次赵树理学术讨论会,釜屋修先生前来参加,他带来一篇《赵树理和伊藤永之介》的论文,受到贾植芳等中国学者的高度赞赏。釜屋这篇文章只是把两人的文学做了比较,而且含有两人并没有见面的意思。釜屋回国以后,继续搜集资料,竟然发现两人曾经见过面,而且谈过话,赵树理还在伊藤永之介递过来的纸片上写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题词,釜屋说他从未有过这样的高兴。我得到伊藤永之介的文章后,寄请梅娘翻译。梅娘于1988年6月译出。梅娘说:“伊文记述的观感多于同赵的相会(相会部分仅三百字),观感已是昨日黄花,作为史料并不合适。”又说:“伊文较有风趣,斟酌之余,用了一些北京口语,如能与釜屋的‘比较’一文同时发表,或许值得一看。” 另一封信说:“伊藤文,旨在述怀,其实与赵树理关系不多,只发写赵一节,在‘赵树理研究’上作为补白,似更合适。其他几节作为日本人写中国的散文,倒是不错。”因此这篇译文就没有用。釜屋修先生见到新的资料后,受到启发,把他原来的那篇文章做了扩充,几乎可以当作一本小册子,我把这视作釜屋修在赵树理研究上的重大贡献之一。《赵树理研究文集》下卷收入了此文的译稿。在准备出版釜屋修的赵树理评传时,我跟梅娘商量,把这篇文章加进去,作为附录,请她另行翻译。梅娘最后给我的译稿,是釜屋先前写的《伊藤永之介与赵树理——两个农民作家》。

  梅娘女士对赵树理友情的珍惜和爱护,我一直记在心里。1992年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我请她参加,她早早就到了会场。1996 年,由中国赵树理研究会跟中国作家协会、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联合举行赵树理诞生九十周年纪念大会,她也参加了,并做了热情的发言。

  梅娘女士为报答赵树理对她的尊重和爱护,前后近二十年把她一部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翻译日本学者所写有关赵树理的论著上。这种精神,令人钦佩。她的认真劲儿,实干劲儿,值得赞赏。现在梅娘女士遽尔走了,我想,对赵树理,她应该感到无憾。赵树理对得起梅娘这另一种朋友,梅娘也对得起赵树理这位革命作家的杰出代表。我感到对不起这位女作家的,是梅娘曾寄给我一个中篇小说稿,托我找刊物发表,我没有完成任务。

  我跟梅娘女士的交往,是一般的交往。真正值得怀念和追忆的交往,是梅娘女士和赵树理两种具有不同政治面貌人物的交往,那是可歌可泣的。

  (本文写于2013年6月,未曾发表。本报有删节。)


神之荣耀    董大中,该吃药了!!~~    2014.07.11

董大中在《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7月02日 05 版)发表了《两种人的友谊——记梅娘与赵树理》一文,他在里面说“这以后,我跟梅娘的书信来往多了。我到北京办事,几次顺便去看望梅娘。梅娘向我叙述了她一生的重大经历和所受的苦难,特别说了她跟赵树理的友情。那时大陆有一家不太重要的刊物发表过一篇《一个女作家的一生》的文章,是对梅娘的全面介绍。梅娘给我复印了一份。我又从其他渠道搜寻梅娘的材料。后来写了《“南玲北梅”的“梅”》的长文,在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发表。《文汇读书周报》是发行量很大的一种读书报纸,在读书人中影响比较大。此后,梅娘广为人知。据说,张爱玲看到我的文章后大为不满,质疑“南玲北梅”说法的来历,似乎觉得把梅娘的名字跟她摆在一起,有损她的尊严和高大。”

对此,藏书家谢其章先生很不客气的戳穿了这八十老叟的谎言——“ 这里的“据说”是听今晨阿根廷第一罚第一中的梅西,说的么?”后经“查实:董大中该文(神按:指《“南玲北梅”的“梅”》)发表在1996年6月1日《文汇读书周报》,哈哈,张爱玲死于1995年9月8日,哈哈。莫非董大中将草稿或手稿,提前给张爱玲审阅?哈哈。梅娘一个撒谎还不算,连累了一帮学者撒谎,若搁今天,老董轻则扯谎,重则造谣。”

百度了下董大中(1935~),山西万荣人。中共党员。初中肄业,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进修一年。历任小学教师,太原市教师进修学校教师、太原市革委机关干部,《山西文学》副主编,《批评家》主编。已退休,现为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会长,山西省作家协会顾问。


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会长,山西省作家协会顾问董大中公然扯谎!    2014.07.11

董大中在文章(董文载2014年7月2日》中华读书报》瞭望版)中称“这以后,我跟梅娘的书信来往多了。我到北京办事,几次顺便去看望梅娘。梅娘向我叙述了她一生的重大经历和所受的苦难,特别说了她跟赵树理的友情。那时大陆有一家不太重要的刊物发表过一篇《一个女作家的一生》的文章,是对梅娘的全面介绍。梅娘给我复印了一份。我又从其他渠道搜寻梅娘的材料。后来写了《“南玲北梅”的“梅”》的长文,在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发表。《文汇读书周报》是发行量很大的一种读书报纸,在读书人中影响比较大。此后,梅娘广为人知。据说,张爱玲看到我的文章后大为不满,质疑“南玲北梅”说法的来历,似乎觉得把梅娘的名字跟她摆在一起,有损她的尊严和高大。她不想想,梅娘在成名之后遭遇到多么巨大的厄运,哪像她,一生都在写作,而且后来得到高人的评点和推崇。”

经有关部门连夜打“苍蝇”,查实:董大中《“南玲北梅”的“梅”》发表在1996年6月1日《文汇读书周报》,哈哈,张爱玲死于1995年9月8 日,哈哈。莫非董大中将草稿或手稿,提前给张爱玲审阅?哈哈梅娘一个撒谎还不算,连累了一帮学者撒谎,若搁今天,老董轻则扯谎,重则造谣。


南方周末    【《随笔》精选】难忘梅娘    邢小群    2014.07.16

今年5月7日是梅娘的周年。回想我和她的交往,其实很有限。但每每想来,总是感慨万端。

梅娘的一生,几乎牵涉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命运,其人生背景就是现代中国的图景。梅娘的父亲是近代闯关东开拓东北富饶荒原人的后代,遂成为近现代边贸通商中迅速发达起来的民族工商业首富;“九.一八”以后,他从日本买军火支持进山抗日的马占山;他抵制任伪满中央银行的副总裁或什么通产大臣,并曾联络内地军阀组织抗日义勇军,不惜毁家纾难。这是一个怎样的民族资本家?梅娘还未成年,就成为伪满洲国的臣民,且居于伪满之都长春并在那里读书到高中毕业。她长成于富裕扭曲的封建大家庭,心灵的寂寞催生了她少年时期的写作才华,她拿起笔写小说,借此倾诉自己被压抑的女性心声;高中毕业,她想到内地读书,伪满的钞票不能兑换民国政府的货币,只好选择去日本留学;在那里认识了她的丈夫柳龙光,他们留学时,曾不露痕迹地在日本各地采购磺胺制剂送往国内抗日战场;后一同回到仍然是华北沦陷区的北平定居。这时梅娘的创作走向成熟,成为四十年代最受欢迎的北方女作家,她的小说获得大东亚文学奖。就大沦陷区域而言,这是个什么性质的奖?如何接受这种现实,关乎到我们对当时中国历史格局怎么认识。临近1949年,柳龙光受中共地下党北方领导刘仁的委托去台湾做内蒙古参谋总长的策反工作,他们曾是日本留学时的同学,不想回来时柳龙光遇海难身亡。如果柳龙光还活着,他这个给新四军买过药品、以日本反战同盟者为朋友,帮助进步青年开路条投奔八路军的人,在中国大陆后来的政治文化中怎么定位?丈夫逝去,梅娘放弃到日本或台湾的工作机遇,憧憬在民主自由的天地中重生。事与愿违,她投入的怀抱并不喜欢她。她本不复杂的个人经历,没有躲过解放后的每一次运动,甚至把她的人生投向了灭顶之灾。这个曾经锦衣玉食的富家小姐、在日本如饥似渴地阅读五四新文化作品的日本留学生,1952年,因“忠诚老实”交代历史,遭到批判;1955年,因“日本特嫌”被肃反审查;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革”让她这个“历史反革命”升级为“现行反革命”。二十年的失业、劳教、管制,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梅娘先后失去一儿一女。1990年代文化界才重新找回消失了近半个世纪的作家梅娘。在今天,我们重新审视百年中国历史,梅娘是不是一个标志性人物?

在杨颖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在一些人眼里,梅娘是一个孤僻的、很怪的人。北京话说,甚至很‘吝'、很‘个'的老人,她傲慢、倔强、不随和、不迁就;在另一些人眼里,这是个了不起的老人,她压不垮、吓不倒,她才华横溢,性格坚强,眼光犀利。”杨颖的这些描述,我都感受到了,加之她的热情和善良。我一直在想,梅娘性格的多棱性,哪一面属于历史,哪一面属于文化,哪一面属于个性?

我是1997年认识梅娘的。因鄢烈山的介绍,她既不拒绝,又很矜持。我表示想对她的身世有个采访,还把采访别人的文章送她一阅。她赠我一本《梅娘小说散文集》。

第二次我是带着录音机去的。看了她的作品,对她小说的内容,印象不深,无非是旧时代封建家庭中女性的不幸,但感觉她的文笔很雅,很静,讲究措辞。我知道,她的作品已经陆续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短篇小说卷》、《中国新文学补遗书系.小说卷》。虽然梅娘的小说没有多少时代的、民族的、政治的社会气息,但她自己怎么看待在沦陷区、在日伪政权管辖下的媒体上发表作品?这是绕不开的问题。当时,我对沦陷区作家作品没有研究,思想上还没有摆脱过去的思维定势。我想,让梅娘谈身世,这些她可能不太愿意谈,但不能不问。

其实,不要说她的创作经历,就是她的身世和“右派”遭遇,她也是一问一答,不大耐烦。果然,当我问道:“您怎么看待在沦陷区的有日伪色彩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梅娘听了很不高兴:“你还是受‘不是白就是黑'这种教化比较深。我们生活在沦陷区的人当时并没有‘日伪时期'这个概念。只知道凭良心办事,不做日本狗。”后来我又问:您被打成右派,有说得上的理由吗?梅娘又是一句:“那时,领导定你是什么就是什么,没有道理可讲!不过如此。”我不知道怎样提问题,才能既有历史感,又不让她感到难堪。不要说我们是隔代人,即便是同代人,没有相同遭遇,也很难有对那个时代际遇的意会。她的批评是对的。让她耐心说明自己的时代经历和认识,不啻于对一个历史空白者的启蒙教育,就好比对不了解文革的青年人,解说文革,从哪儿说起呢?也许,她实在不想对一个陌生人谈起过去的伤痛,但她的理性又告诉她,我的工作有意义,应该支持。所以,在回答我的问题时,她还是尽量举例子让我明白。那天的采访,时间不算短,但不成系统,很不具体。

随着后来的了解,我感到梅娘老人总有一种遇事不惊的淡定神清,唯独对沦陷区文学的历史判定,她的反映比较强烈。1995年,她给女儿的信中说:“我终于在我的祖国获得了对我的肯定的评价。”看来,这是“文革”后梅娘精神上的真正解放。研究沦陷区文学的专家张泉先生说,1999年4月在“《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暨华北沦陷区文学座谈会”上,梅娘有一段慷慨激昂的发言:“过去我们评价历史,习惯于不是黑就是白,缺少中间色,这实际是对历史的亵渎。抗战期间,中国有一半国土沦丧,我生活的地方,它就沦丧了,个人无法选择。怎么能对他们的作品统统不予理睬,不予承认呢?”梅娘在和我的交谈中,十分认可张中行先生在《梅娘小说散文集》序中说的:“有守土之责的肉食者不争气,逃之夭夭,依刑不上大夫的传统,把‘气节'留给不能逃之夭夭者,这担子也太重了吧?” 她还认可张泉先生在研究中所说的:“在沦陷区文学中,有认贼作父的钻营者,有丧失民族气节的愚氓,也有头脑清晰、创作态度认真的作家。他们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或主动或被动地陷入这个泥潭。”有了这些理解性文字,梅娘这方面的情绪似乎平和了很多。她并不愿意张扬自己早期的作品,并不看重把自己和张爱玲相提并论,通过她对张爱玲和萧红的评价,通过她平时的谈论,可看出,她有着很深的纯文学情结,她写文学、看文学似乎没有时代政治的尺度,但是她没有逃出时代政治对她的评介。后来,她的那段比较激烈的情绪,也不都是为她个人而 发的,而是为沦陷区有正义感、有良知和有进步文学倾向的作家、作品鸣不平。比如,当梅娘知道同是沦陷区的女作家吴瑛的作品被收入康濯主编的《1937— 1949新文学大系》时,高兴得千方百计地寻找吴瑛亲人的下落。“渴望把‘历史承认了吴瑛,吴瑛不是汉奸'的特大喜讯告诉他们。”她曾和我谈到:“日本方面给我发奖,我就不去领。写电影《归心似箭》的李克异也曾两次被评上‘大东亚文学奖',也没有去领嘛。关露曾是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代表,但却是中共地下工作者。”但我从张泉先生编的《梅娘生平著译年表》看到:1944年11月,参加在南京召开的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短篇小说集《蟹》获第二届大东亚文学奖。我问张泉先生,怎么理解梅娘的这次参会?张先生说,前两届颁奖在东京,南京这次开会,日本在沦陷区的统治已成颓势。梅娘的获奖作品很畅销,受欢迎,日本人有邀买人心的意味。又想到梅娘说过“日伪时期”这个概念,是后来总结历史的一种说法。“那个时候怎么会有在沦陷区就怎么样;到大后方就怎么怎么样;到解放区又怎么怎么样这种想法,这些政治意识都是以后强加给老百姓的。身处其境的人们当时没有这种概念,只是凭着民族良心办事。”她的父亲,丈夫不都如此吗?对此我再没有提起。

我的文章《你好,梅娘》在《书屋》杂志发表后,我和丁东想去看望她,电话中清亮的话音传过来,表示欢迎。这次见面,仿佛已是熟人。一开始,梅娘就提到看了丁东编辑的《反思郭沫若》一书,又说起看到了我们某篇文章。一时间,彼此有了不少共同的话语。她很关注当今时政,也有自己的阅读渠道。梅娘非要请我们在她家附近一间叫九头鸟的餐厅吃饭。那年梅娘70多岁,走路已有些迟缓,下楼、上台阶,我总想搀扶她一下,她两次甩去我的手臂。我心想,真是个自尊要强的老太太。就是那顿饭让我知道了一个不错的素菜“上汤白菜”。记得那天,她没有谈到我的那篇采访。我想,可能她对我的采访不是太满意。是采访内容的蜻蜓点水,还是文章写作不够“文学”?恐怕都有。她是小说家,她的笔下有氛围、有细节、有情致。而我对她的采访这些都不够,可能距离她的期望差得很远。后来,我将《你好,梅娘》编入我的小书《凝望夕阳》。出版后给她送书,她也没有说什么。她愉快地和我谈到,她应邀去日本访问,见到一些新老朋友。好像这段时间,梅娘自己的写作也多起来,加上媒体的访问,感觉她有一种回归文坛被重新认同的好心情。

后来柳青见到我说:“妈妈把你的文章给我看了,她挺喜欢的。”或许梅娘的喜欢,多表现为外冷内热。当人民文学出版社要编一本《又见梅娘》时,她曾问我,是否愿意再写一篇,我答应了。这次写的《人间事哪有这么简单》,我用了一些上次没有用的采访资料,和我们后来的一些接触。也提到我与梅娘在心理上的距离。而后再见面,梅娘仍然不提文章。但相处更自然了。比如,有一次,她不满意我的围巾色彩,把我拉到立柜前,取出一个多彩的真丝锦缎大方围巾,不容置疑地让我围上。“看,这个比你那个好看多了!”我想却之,又不好违其美意,就戴上了。文学家的骄傲,人生磨难的不屈,处事尺度的柔韧,在她的人格上都有体现。

说到人生对她的磨难,不免又有许多感叹。在以后的接触中,问到她失去公职后的生活,她总是三言两语:“不过如此”,“不说也罢”。我便小心翼翼,不再多问。后来在《又见梅娘》一书中,看到很多人对她那段生活的描述。比如,陈放的文章说:“在建筑工地,她搬砖、挑土、和泥,一天下来能挣九角钱;火车站货场上,她摆货位,把土豆、白菜、萝卜装上卸下,一天下来挣九角钱。”“冬天买不起煤,生不起火炉,在左邻右舍做饭时,常常替她蒸几个窝头、一碗饭。晚上又送来一壶开水。就这样,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窝头、开水,没有炉子,没有煤。”柳青说,星期天她也帮助妈妈去扛冬储大白菜,一包包冰冻的一百多斤大白菜,“压在背上,沉得直不起腰,冰得背生疼。”外孙女儿说,姥姥常让她把别家搬完煤的煤灰扫起来,合水撮成小球,当煤球烧。劳教所的朋友惠沛林说,梅娘靠绣外贸枕套维持生计,绣一叠枕套才收入三毛钱。当惠沛林的女儿拉练需要五毛钱找到梅娘时,梅娘二话不说,给了孩子五毛钱。劳教期间,梅娘一个女儿因病死去;文革中,儿子得了急性肝炎,戴着“黑五类”帽子挖过十二条防空洞的梅娘,连饭都吃不上,到哪去找钱给儿子看病?她四处告借无果,最后儿子由街道担保送进了医院,终因医治迟误死去。梅娘没有坠入极度的伤心,她对儿子的思念是每月将绣活挣来的十几元钱中抽出十元还给医院。断断续续竟还了四年,终让医院不忍,余欠部分一笔勾销。梅娘和我说过,小说就是写人间事,那么面对如此凄凉的“人间事”,如此深刻的丧子之痛,放在小说中,会是怎样“伤痕”累累的描述;写在散文中又会是怎样地如泣如诉,可是,在梅娘复出后的作品中,写得很少。在散文《往事》、《记忆断片》中,才有一些较细致的情节描写。看了那个外调的高官又拍桌子又瞪眼不容分说的审讯逻辑,梅娘与其活灵活现的问答,令人拍案叫绝!真真是研究文革的好范本。难怪梅娘不大愿意说,仓促间说出的事,哪有她纤细笔尖的感性与真切?梅娘在另一篇文章中曾写道:“蒙难时,不愿痛哭,为的是激励自己,以渡难关;昭雪时,不愿痛哭,庆幸那得来不易的苟安;孤独时,更不愿痛哭,为的是制造一种假相,似乎一切心满意足。”这时我才明白,梅娘看重的是真正的理解,那种一般的同情,一般的溢美,面对她水晶般又亮又硬的心结,都会显得苍白无力。在侯建飞的文章中我看到梅娘这样的解释:“所谓苦难,那是一个时代造成的。时代对于哪个人应该都是公平的,人要活着,本身就得付出代价。”在散文“告白云”中,她又有解释:“生命必然伴随七灾八难,韧才能支撑人类到达彼岸。”不要说当年大祸来临时,梅娘“从来没有怨言和呻吟”;就是走出泥淖后,梅娘的平静,也是一般女性难以做到的。她那种豁达的胸襟和思考,近乎宗教性的超脱,让我震惊和敬佩!

也许,有着苦难的经历,让她对一切自己可以援手的事,都富于同情和热心,截然不同于她对某些事的固执和不容劝说。给还在劳教中的难友的孩子织毛衣;给邻居李燕平细致周到地介绍婚事;果敢地帮助遇罗克发表文章;耐心给邻里绣友们讲解绣图;认真帮助街道主任办黑板报,这些既可看到民间的同情给她以支撑,又可看到她热情善良的助人本能。她总说,我的朋友很多,农影厂有自己的朋友圈;劳教回来的是一个朋友圈;当年的“右派”又是一个圈;支持她帮助过她的老作家康濯、赵树理等,更是她精神上念念不忘的友情之圈。“归来”的梅娘在朋友圈中发挥着她的能量。八十年代,她着手翻译一本日本学者写的《赵树理评传》,2000年才出版。她表示:不是为了扬名,也不要稿酬,只是为了“偿还思念”。我相信“相濡以沫”的感情世界。她帮助着朋友,朋友们也在帮助她。有一次,我问她,是否有人给您介绍过老伴,她大笑:“介绍过一个,那是什么人啊!那是什么价值观啊!根本谈不到一起。”见了一面,她就否定了。当然,她也有过心心相印的人,那人为她“遮挡过冷风”,种种原因,让他们没能相携成伴。

随着年龄的绵延,我感觉梅娘老年性的衰弱在增多。一度,她那里的保姆仅仅是白天的小时工。我们曾介绍一个当编辑的女孩和她相识,请她考虑是否可让女孩晚上住在她那里,一来女孩不必专门租房,二来晚间是个伴儿,对她有个照应。她们相识了,女孩没有去住,但她很喜欢女孩的淳朴与好学。后来女孩考上人民大学研究生,经常看望她,以至于女孩毕业后参加了NGO工作又结婚的消息,还是梅娘告诉我们的。

有一年,梅娘去温哥华与女儿、外孙女团聚,大约住了半年。她给我们来过两封信。每当读到:“亲爱的小群、丁东:你们好!”我都感到非常的亲切温暖。来信谈到她在那边的观感、谈到给华人报纸写的散文并抄给我一阅,如《牙行博士》,谈到与我弟弟的交往。我弟弟移民温哥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婚姻也解体了。事前我也给弟弟去了信,让他去拜访梅娘。我弟弟大学中文系毕业,出国前曾在某省社科院文学所工作。这个文学出身的人在温哥华一直打零工、开出租,心情颇郁闷。后来,梅娘和我弟弟成了望年交。大概是弟弟在温哥华总算找到一个可以谈谈文学的长者。他还把自己写的小散文拿给梅娘看。梅娘后来告诉我,她不客气地批评我弟弟堆积辞藻多,人生感悟不够。但没有妨碍梅娘对我弟弟的关心。弟弟还和她探讨过,再去读个研究生怎样?后来我弟弟在北京找到一份教汉语的工作,也几次去看望她。弟弟常感慨地对我说:“梅娘身上有一种我们时代少见的贵族气质。”贵族气质不是财富铸成的,是教养形成的。可惜我们所处的时代,几近绝迹。

柳青操心着母亲的身体,多次接她到加拿大居住,并动员她在那边终老,她不愿意,一定要回来,忙这忙那。后来,我们搬到昌平,离她越来越远,过了很长时间去看望她,还遇到她胳膊骨折,正在恢复期。她几乎没有主动来过电话,我们的节日问候,她也从来不说自己的难处,和那些总爱说自己有这病那病的老太太们比,梅娘真是要把坚强进行到底。

梅娘健在时,我没有主动提出给她做口述历史,说实话,我怕她会很挑剔。张泉先生研究她最早最深入,是最合适的人选,似乎也遭到婉拒。后来,柳青感到时不我待,做了一些录音工作。口述历史作为史学研究,挖掘带有时代感的人生细节最为重要。梅娘的一生,何曾不是现当代中国女作家和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好在,她自己写的家世、经历、遭遇,以及大家的回忆,已经有了一个传记的模样。

难忘梅娘。


中华读书报    不是回应       谢其章     2014.08.05

我的文章《自编自演之“南玲北梅”》于《上海书评》连载两期(2014.5.11;5.18)后,很快该报于6月8日刊出了陈言博士的文章《也说 “南玲北梅”》,开头便说“近读谢其章刊于《上海书评》的文章《自编自演之“南玲北梅”》(5月11日、18日),略感气闷。尽管面对这位博学多才的藏书家试图提出质疑,我稍显底气不足,但还是希望凭借这几年的研究积累,为观察梅娘乃至沦陷区文学提供一个较为客观、温和的视角。”我当然知道“藏书家”的名号是陈言从网络上搜来的。我的博客和微博均冠名“藏书家谢其章”,我还不至于蠢到自己封自己为“藏书家”,那是2006年博客的管理者为我加的头衔,理由是“吸引眼球”。这个头衔所带来的负面作用我在“开博的话”里早早预见到了。所以陈言博士再多封我一个“博学多才”,我一点儿也不奇怪。我所奇怪的是, “略感气闷”“底气不足”的陈言又将此文投给了《中华读书报》(《“南玲北梅”之我见——兼回应谢其章之观点》),观点还是原来的那几个观点,材料还是原来的那几个材料,无非是篇幅涨出了许多,语气更显气闷,惟有逻辑混乱如故。

  一

  陈言说:“我还想说的是:尽管‘南玲北梅’一说的出身、来历颇为可疑,但是一味地反对,未免简略疏失。即便此说沦陷时期不存在,但是现代人反观和叙述历史,鉴于两人在南北沦陷区的地位、出身、经历和写作风格,将其并置论述,以廓清沦陷时期不同地域女性创作的特质,我以为‘南玲北梅’一说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我想说的是,我与陈言在怀疑“南玲北梅”的来历上,没有分歧。可是当我将怀疑的对象明确的指向梅娘时,陈博士坐不住了,她当然不愿意看到她下大力气进行学术研究的梅娘,竟然一手炮制了“南玲北梅”这个伪话题,而且极其热衷地“自编自演”二十年。陈言说的“谢文的影响之大、流弊之广。”我想,配得上这八个字的该是梅娘研制的“南玲北梅”罢。

  为了维护自己的学术研究对象的形象,陈某居然说出这样的话:“ 然而在媒体上,“南玲北梅”之说则呈愈演愈烈的态势,竟至发展到人身攻击。其中用力最勤的,莫过于谢其章。”我什么时候“人身攻击”过梅娘?我对梅娘一直是敬重的,如果说有一点不同意见的话,也仅限于“南玲北梅”这个谎言。十几年前我与赵龙江兄拜访梅娘,我带去了全套的周作人主编的《艺文杂志》,上面有多篇北平沦陷时期梅娘的作品。梅娘把杂志拿到里屋,写了两句话“谢谢你替我们保存旧作”;“我们历经坎坷,渴望理解”。临别之时,我看到冰箱门上贴的剪纸很好看,便夸了一句,梅娘马上转身进屋拿出一沓剪纸送给我。这沓剪纸至今我还珍藏着。我在网络上花高价竞拍梅娘的旧版书《鱼》,还为了争抢梅娘的旧版书《蟹》差点与书友翻了脸。可以这么说,“吾爱梅娘,吾更爱真相。”本来这句话应由陈言等学术人士们喊出来的,现在让我这个业余的史料考据爱好者抢先喊了,不胜啼笑皆非。

  二

  陈言不断用“学术”及“学术规范”的标准来要求我这么个学术界门外汉;反复强调“南玲北梅”的现实意义以掩饰历史真相。我却从中看出了她行文 “剪不断,理还乱”的逻辑混乱及概念混淆的语文水平。沦陷时期有没有过读者推选“南玲北梅”这回事,与当代学界将“南玲北梅”作为学术课题,完全是两码子事。拙文《当年就没有“南玲北梅”这回事》,早已明确地表明我只追究“当年”。陈言的同事张泉教授采取实证的学术方法:“作为最早的一批华北沦陷区文学研究者,我曾将几十种刊物从头到尾一页一页翻过,未发现‘南玲北梅’的说法。”而我将上海沦陷时期所出几十种文艺刊物从头到尾一页一页翻过,也未发现“南玲北梅”的说法。张教授利用的是社科院丰饶的公藏,而我使用的是从自家生活费里省俭的钱购买的旧杂志,得到的却是陈言两样的态度,“气闷”的似乎该是我啊。

  陈言说:“笔者近期刚刚完成《梅娘研究资料目录索引》的整理工作,据统计,在目前26篇专论梅娘的硕士论文中,有4篇直接以‘南玲北梅’为题;在近200篇评论及学术文章中,以‘南玲北梅’为题进行论述的近20篇左右”。我想说,这种事情适宜比较数量的多寡么?就算是有一万篇的论文,能与“出身与来历都颇为可疑”的“南玲北梅”进行置换么?这么多论文只能说明我们的沦陷区文学研究者“图省事”与“趁现成”。连“南玲北梅”的真相都不愿意搞清楚而且对于质疑“南玲北梅”的我们横挡竖拦,所谓学术精神,倒是你们应该严肃对待且亟须整改。忍不住举个小例,陈言说“‘南玲北梅’之说初次见诸文字的,是陈放的《一个女作家的一生》(载《追求》1987年第4期)”。此处的“1987年第4期”一直被张泉说成“1987年3期”,众多论家都沿用至今,我是第一个纠正的。陈言若不是看了我的文章恐怕也还是沿袭“1987年3期”罢。事虽微小,但是说明我是查了原始材料的,我是认真的。张泉说“1987年3 期”,也是有语病的,少了个“第”。追求“宏大叙事”,轻蔑“唾手可得的材料”,也许是我们学术界的通病,也许是沦陷区文学研究的短板。我说过“南玲北梅”越来越像一块试金石,却没有想过,首先考试不及格的却是学界的前沿人物。

  三

  陈言称:“而上海沦陷时期著名作家柯灵与幼年有过沦陷区生活经验的诗人邵燕祥均认可‘南玲北梅’一说。……另据‘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的张均于2014年5月7日《再见梅娘》《梅娘怀人与纪事》新书出版座谈会上披露:诗人邵燕祥在接受他的采访时说,梅娘的作品对他的影响很大,他小时候曾有依循‘南玲北梅’一说去寻找她们作品的经历。”

  陈言拿这一老一幼来作弘扬“南玲北梅”合理性的论据,本来是不值一驳的,不巧的是,我刚刚在2014年6月20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读到邵燕祥的文章《面对〈路翎全集〉的杂感》,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张爱玲写秋天‘清如水,明如镜’这句话在1944年9月。她最好的创作季节,也只不过是 1943至1945那两三年吧。当时在上海有她,在大后方的四川有路翎,在沦陷区的古城北平有袁犀即李克异,年纪相仿,都以中长篇显露了自己的才华。这三位最有希望成为大家的二十多岁的小说家,不久都因各各不同的政治原因搁笔,该说是十分可惜的。这三个被遗忘了的中国四十年代的小说家,其实是很值得研究一下的;至少在鸟瞰那一时期中国文学的人,不该对他们视而不见。……把这三位现代小说史上的名家相提并论是否洽当,学者们可以研究。”

  邵燕祥的“相提并论”里并没有陈言所期盼的“南玲北梅”呀。我当然以邵燕祥现在说的话为准,而不会去相信什么“幼年有过沦陷区生活经验的诗人邵燕祥均认可‘南玲北梅’一说”。我虽然没有受过学术训练,但是自信在写文章上比之陈言高明得多。说句小气的话,一位在北方沦陷时期度过青年时代的德高望重的前辈看了拙文《自编自演之“南玲北梅”》,第一句便是“酣畅淋漓”,我说有人质疑那张照片不能说明梅娘在领奖,前辈说,不是领奖旁边那几个人在看什么呢?要实事求是嘛。

  四

  陈言称:“谢先生还从网上搜到陈放的生平及创作,以此证明写过电影文学剧本的陈放跟柳青有关联。而他没有搜到的是:陈放原本就职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与梅娘同事,他们成为忘年好友,根本不需要柳青作介绍人。”我当然没有那么便利的“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条件得知陈放与梅娘原本就是同事,但是我楞是凭着“少得可怜的材料”摸清了陈放与梅娘之间的采访与被采访的关系。而陈言所说陈梅之间且同事且忘年交的深刻关系,不正是坐实了“南玲北梅”的始作俑者非梅娘莫属了么?难不成是陈放?请宽恕我再“轻佻”一回,我真的是边笑边写这篇不是回应的回应,对方不断地往我嘴里送话,想严肃却始终严肃不起来。

  五

  陈言称:“谢文说‘我不得不拿出这张梅娘领奖的照片’,又是对当时历史情境的误解。梅娘的确参加了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而且小说《蟹》也获得了大东亚文学奖,不过作者贴出的是梅娘出席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时的照片,并非领奖的照片。梅娘获奖与她说‘我仍然没有去领奖’是两件事,并不矛盾。她当时是否亲自领奖,目前并没有相关的文字和图片佐证;能够证明的是:她本人没有使用这笔奖金,依据是:《中华周报》曾刊出梅娘委托中华周报社设立‘梅娘氏奖金’的启事,‘以其昨年荣受之奖金二千五百元全部……征求创作短篇小说一篇,以资鼓励短篇小说之创作。’(1945年4月8日)”

  如今是“无图无真相”的年代,我却在陈言这里碰上了“有图亦无真相”的怪事。难道陈言没有看见照片旁边的说明“领受文学赏的梅娘女士”么,字虽然小了点儿,但是如果成心“视而不见”的话,神仙也奈何不得。

  对于陈言“她(梅娘)本人没有使用这笔奖金”,(张泉教授以前说过这种话。陈言的很多观点是打张泉那“借”来的)。我不得不调侃,贪官说我贪来的钱捐给灾区了,这种狡辩能改变钱的性质么?

  至于陈言所称“马德增书店的大小”,及“‘南玲北梅’一说受到质疑的潜在意识,是一些张爱玲研究者或者‘张迷’骨子里认为二者的创作存在明显的高下之别,梅娘根本不配与张爱玲并称”等等荒诞论说,我是没有力气,也没有兴趣再写下去了。我只想说,步履蹒跚的沦陷时期文学研究,如果陈言博士代表的是最高最新水平的话,前景仍旧堪忧。


新浪网_文化读书频道     梅娘自编自演之“南玲北梅”     谢其章  2014.08.06

  “南玲北梅”算是个半老不新的话题,现在重提,我也觉得没啥意思了,因为这个话题还是面对面的辩论比较有意思,也比较能够说得清楚,而在纸面上争论来争论去,永远像是“捣浆糊”。既然觉得没意思,“为什么你还要一写再写呢?”——有人如此质疑我。我忽然发现破解“南玲北梅”这道伪命题很像上初中时的解几何题,已知条件越多,解题就越容易。现在我手头的材料足够给出答案了,我心情愉快的来解这道题,有知识的“白相人”爱说什么说什么。为了把话说清楚,分“自编”与“自演”两部分。

  一,梅娘自编“南玲北梅”

  先说我手头的材料,所谓材料并非如何机密,或如何神秘(只有“领受文学赏的梅娘女士”照片,乃第一次披露)。但是一旦将这些唾手可得的材料,全部摆在眼前,稍加分析串联,“南玲北梅”之真相便昭然若揭。

  1,陈放《一个女作家的一生》1987年第4期《追求》杂志

  2,陈放《一个女作家的一生》1993年10月(总第5期)《星光》杂志

  3,张泉《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1994年10月中国和平出版社

  4,梅娘《往事》1995年2月作

  5,梅娘《我与张爱玲》1996年初冬作,刊1997年4月《中华读书报》

  6,梅娘《记忆断片》1997年4月应《现代家庭》记者之约作

  7,梅娘《北梅说给南玲的话》2001年11月27日《北京青年报》

  8,张泉《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2005年5月贵州教育出版社

  9,梅娘《梅娘近作及书简》2005年8月同心出版社

  10,止庵《关于“南玲北梅”》2005年11月30日《中华读书报》

  11,郝啸野《梅娘的回忆可信吗?》2006年1月18日《中华读书报》

  12,张泉《也说“南玲北梅”——兼谈如何看待“口述历史”》

  13,刘琼《从“南玲北梅”说起》2006年3月17日《人民日报》

  14,北京上海沦陷时期所出期刊几十种(本文所涉及的《中华周报》乃北京出版)

  张泉说:“就我目前为止的视野所及,‘南玲北梅’说最早见诸陈放的文章《一个女作家的一生》(刊于1987年第3期《追求》杂志):

  1942年,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书店,联合发起了‘读者喜爱的女作家调查’,调查结果,南方的张爱玲和北方的梅娘,是读者最喜爱的两位年轻的女作家。从此,文坛上出现了‘南玲北梅’之说。”

  那么,《一个女作家的一生》是篇什么样的文章呢?我把1987年所出的6期《追求》全买了来(幸亏全买了,因为陈放的文章未刊在第3期,而是第 4期),我是从不买这种杂志的,这次实出无奈。6期全买好像是浪费,实则大有意外之收获。陈放《一个女作家的一生》是他的“准报告文学”系列的第二篇,第一篇是刊于该刊第2期的《“服装女皇”与潜在的激流》。这位“服装女皇”真名单小燕,陈放称“我的电影剧本《时装模特之死》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投入拍摄。导演广道布尔基请我帮助挑选演员。导演把三大本相册摆在我的面前,征求我的意见。”

  单小燕就占了两大本,“第一眼,我就认出了她,单小燕,相册很厚,有几百张,都是她。”陈放写道。

  到了《一个女作家的一生》,陈放加了个副标题“《女人的研究》系列准报告文学之二”。文章开头的小题是“一组特写镜头”,里面分“镜号1,2,3,4”,“镜号4:南玲北梅”,劈头就是那段疑窦重重的话(与张泉所述略有出入):

  1942年,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书店,联合发起了“读者喜爱的女作家”的调查活动,调查结果,南方的张爱玲和北方的梅娘,是读者最喜爱的两位年轻的女作家。从此,文坛上出现了“南玲北梅”之说。

  梅娘在《一代故人》(原刊2000年9月号《博览群书》)里,专门引了陈放《一个女作家的一生》里的一段赞美的话,还说“推算起来,陈放怕也有50岁了,在当代青年人眼中,是老陈了。”文中也错记成“1987年《追求》3期”。

  时间到了一九九三年,陈放的《一个女作家的一生》又刊在《星光》杂志。《星光》杂志是我当年从创刊号一本一本连续在报摊买的,它的外观比《追求》豪华多了,用纸也好,内容也有我感兴趣的。第二期有篇谈四九之前旧期刊的,我当时正热衷搜求民国杂志,情不自禁地往编辑部打电话询问该文作者情况。原来作者是中国期刊协会会长张伯海先生。十几年后我和张会长还通过一次电话。

  《星光》所载《一个女作家的一生》,文字与《追求》一模一样,不同的是在目录页该文标题下加了一段按语“四十年代,女作家中有‘南玲北梅’之说,‘南玲’,指张爱玲,‘北梅’呢?半个世纪过去了,在北京农业电影制厂,我们找到了当时的‘北梅’——梅娘,遂揭开一段尘封的往事,一个传奇的故事。”

  如果没有看过1987年的《追求》,读者会以为陈放是1993年刚刚采访梅娘的,事情越来越像一个精心设计的局。还有一处不同,这回的文章配了两张照片,一张是“五十年代梅娘和孩子在院子里”;另一张是“8月27日梅娘同前来访问的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岸阳子先生在家中合影”。事情不止于此,接着陈放的文章后面是署名“阿一”的文章《梅花香到老——女作家梅娘近况》,开头说“最近,《星光月刊》要刊登陈放的文章(一个女作家的一生),他们知道我认识女主人公——梅娘,便请我谈谈她的近况。”

  何文配了一张梅娘的生活照。何文无意之中戳开了陈放的穿帮,何说“梅娘的女儿现定居加拿大,外孙女也在那儿”,而陈放1987年那句“今日活跃在影坛上的青年女导演柳青是她(梅娘)的长女,所以有时她也用‘柳青娘’这个笔名。”到了1993年人家已经去国万里却仍一字不改。由于柳青与陈放是同行,所以陈放才能知道有个梅娘“大隐于市”,所以陈放才可能采访单小燕和梅娘这两个看似毫不搭界的女人(实际上有一根线牵着,这根线就是电影),所以有知情人称,柳青也参与了“南玲北梅”的出笼。

  我们都知道报告文学是必须采访本人的,所以从表面上看是陈放最先提出“南玲北梅”说,而梅娘好像只是附合其说。实际上陈放的文章是在采访梅娘后撰述并刊发的,所以有理由认为“南玲北梅”的说法最先出自梅娘之口,而陈放只不过是个转述者。正因为出自梅娘之口,所以这个编造出来的“南玲北梅”才符合编造者必有的编造动机。又由于时隔四十几年老作家记性差了,又由于梅娘是北方作家,所以“南玲北梅”中的两大破绽“1942年”和“宇宙风书店”是因为梅娘不熟悉上海文坛不熟悉张爱玲造成的。为什么“北平的马德增书店”梅娘搞不错呢,因为这个位于东安市场里的书店经常代销梅娘的书,常与梅娘打交道。

  说这到必须交代一下陈放的情况了。

  陈放,黑龙江哈尔滨人,1944年出生。文革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受迫害达12年之久。1978年平反后任《华人世界》主编,《星光》月刊常务副总编。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小说集《第七圈第二环的两个女人》,报告文学《中国硅谷》,电影文学剧本《女模特之死》(已拍摄发行),电视连续剧剧本《都市危情》《撞击世纪之门》等。长篇小说《天怒》(《天怒人怨》)译有韩、日、法、英外文版本。《撞击世纪之门》获飞天奖,《中国硅谷》获火凤凰杯一等奖。2005年11月19日因脑溢血在北京病逝,享年61岁。

  二,梅娘自演“南玲北梅”

  梅娘编造出“南玲北梅”之后,梅娘开始自我表演,这是老作家晚年最大的败笔,十分令人痛惜。越表演破绽越多。上述止庵,郝啸野的文章已将破绽揭露得近乎体无完肤。

  “南玲北梅”最大的破绽是“联合发起”这四个字,也就是郝啸野文章所说“当时北平和上海两地的文化界实际上处于隔绝状态(日寇对东北、华北、华东及华南等占领区,一直是实行‘分而治之’的),更不可能有京沪两地的书店联手开展读者的问卷调查活动了。”

梅娘女士

  近年相继有《华北伪政权史稿》《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研究》《伪满州国文学》《汪伪政权全史》等专著面世,里面大量的原始档案材料,完全可以佐证郝啸野的观点。

  梅娘的表演,均有她自己的原话白纸黑字的印在书里(《梅娘近作及书简》),凡涉及“南玲北梅”,居然没有一件事情是真实可信的,这就不像有些人为其辩解为“老年的失忆”所说得通的。

  1,《记忆的断片》:小队长问了:“你和张爱玲齐名,为什么‘大东亚文学奖’给你不给她,这是什么原因?”

  2,接上。大队长一锤定音了!他更重重地加了一句:“你当然也知道,张爱玲叛国投敌,栽到美帝的怀抱里去了!”

  跟帖:呵呵,1958年劳动教养所的大小队长就知道张爱玲了,比夏志清还早。

  3,《我与张爱玲》:正是那年的夏初(1942),北京市有一个在中南海招待“名人”的赏花游园会。有人说:张爱玲从上海来了。原本不打算游园的我,兴冲冲地赶了去,为的是一睹这位才女的风采。又是一次难以分说的遗憾:在众多的仕女中间,千寻万觅,找到了一位似乎是张的女士,那人穿着绛红配有大绿云头的清式半长上衣,长发垂肩,被男士们簇拥着,在太平花甜香的行列中走来,衣着色彩的眩目,衬得白花极其淡雅。因为在众人的簇拥之中,我不愿插足进去,因此未能搭话。

  跟帖:关于梅娘的这段绘声绘色的杜撰,止庵文章称“可以断定,那位‘似乎是张的女士’并非张爱玲,因为一九四二年她根本未到北京。”我要补充一点,梅娘关于“似乎是张的女士”的服装的描述是从张爱玲文章里生吞活剥来的。

  4,接上。1944年的冬天,上海漂着冷雨,兰心大戏院正在排练张爱玲亲自改编为话剧的《倾城之恋》。朋友们劝我去看看,就便结识张爱玲。…… 我们赶到兰心,排练已经结束,在众人簇拥中走向台下的张爱玲,长发披肩,一件绛红的旗袍,直觉,正是她为流苏界定的怯怯的身材。因为她在众多的名艺人中间,我不便上前搭话。

  跟帖:这又是梅娘的杜撰。事实是,1944年11月12日至14日,“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梅娘参加并获奖(梅娘作品《蟹》获“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赏”)。会后是有部分华北代表(杨丙辰、林榕、侯少君、萧艾)去了苏州和上海,但是梅娘并没有去上海。张泉说“但上海《杂志》上的纪实文章报道说,梅娘来的晚,走的早。我揣测,这大概是因为她的第二个女儿出生才三个多月,不宜离开太久。”查《杂志》1944年12月号杨光政《中国文学年会记》,内称梅娘“因偶患小病”未参加于11月11日的“中国文学年会”,但是第二天12号开幕的“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梅娘赶上参加了。杨光政写道:“梅娘为柳龙光先生之夫人,是一摩登化的女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蟹》,得到了此次‘大东亚文学奖’,此外有《鱼》等小说集,因此赵荫棠先生戏呼为‘水族馆(在天津)主’;闻已有两个女儿,因生产未久,体颇娇弱,惟在大东亚文学会议上颇为活跃,会后即首途返平,看护小女儿去了。”

  5,接上。1995年初夏,我有机会在美国逗留,托《中国时报》的朋友帮我联系张爱玲。很想跟她侃侃诸如女儿心等等的话题,得到的回答非常干脆:“陌生人一律不见!”我当然是陌生人了,难以分说的遗憾又一次袭上心头。

  跟帖:1995年初夏梅娘是否在美国逗留过?有这个可能,但是最大可能只是在美国领空掠过。我的根据是,1995年3月22日梅娘在加拿大(柳青定居在加国)写给刘小沁(《当代》杂志编辑,曾编辑《南玲北梅》一书,1992年海天出版社出版)信中所说:“去年7月来加后,言语关像一堵厚墙,实难通过。……我决定六月归去!”而梅娘真正到了美国,是在女儿柳青定居美国之后,时间已是张爱玲去世之后好几年了(《梅娘近作及书简》里有几封信可以佐证这个时间是在1995年之后)

  至于“陌生人一律不见!”则近乎笑话,先不说张爱玲买不买《中国时报》的帐,也不说张爱玲不接电话不拆信不开门的自绝于人世的禀性,张爱玲是不见就是不见,并无生熟之分。张爱玲飘飘乎如遗世独立,正是梅娘最缺少的品质。梅娘说“愧对并称”,总算还有一点自知之明。

  6,《北梅说给南玲的话》:而今,张爱玲带着她的冷隽之爱走了,并称的我却仍滞留在这恩恩怨怨的人世之间。我渴望与她对谈,说说姐妹之间才有的悄悄话。甚至狂想,能把一位倜傥的男士推荐给她,免得她在汽车旅馆里,独自伴着流徒,与孤寂相随,与跳蚤相斗。望着纯静的蓝天,望着携带遐思的行云,我这个“北梅”说给“南玲”的心里话是:“女人的环境在逐渐改善,你放心吧!”

  跟帖:这段话没有杜撰,没有可疑的故事,完全的梅式舒情。可是却几乎将我对老作家最后的敬重,最后的同情,最后的理解,一扫而光。

  7,《我与日本文学》:《鱼、《蟹》先后得了“大东亚文学奖”之后,使我困惑了好长时间,我没有为“大东亚的文学共荣”做出过贡献,为什么要颁奖给我?……尽管这样想,我仍然没有去领奖。

  跟帖:对此,我不得不拿出这张梅娘领取大东亚文学奖的照片,内心五味杂陈,真是抱歉得很。在历实真相面前,谁也没有特权。

领受文学赏的梅娘女士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止庵的BLOG    时代错迕则事必伪”    2014.09.07

几年前我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过一篇小文《关于“南玲北梅”》,颇惹了些是非出来,用论家的话说就是“‘南玲北梅’说一度成为媒体小范围讨论的焦点”。有朋友问我怎么会对“南玲北梅”提出质疑,我说皆因倡此说者一口咬定那是一九四二年的事,而但凡同时对梅娘与张爱玲的创作生涯有点了解的,就知道此乃子虚乌有。假如把时间推迟一两年,我未必看得出其中的破绽。此即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说:“时代错迕则事必伪,此反证之最有力者也。”

我起初买过一本《南玲北梅——四十年代最受读者喜爱的女作家作品选》(刘小沁编),但并未当回事,觉得不过是坊间出书的噱头。后来看到《新文学史料》上登出《梅娘著译年表》(范宇娟作),一九四二年项下有云:“本年,北平马德增书店和上海宇宙风书店联合发起‘读者最喜爱的女作家’调查活动。梅娘和张爱玲分别当选。自此流传开‘南玲北梅’之说。”我也只是明白了研究者水平不可高估而已。

及至梅娘著《梅娘近作及书简》出版,《北梅说给南玲的话》一篇有云:“一九四二年末,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杂志联合筹办了一项读者调查‘谁是最受欢迎的女作家’。结果,张爱玲和我双双名列榜首,从此,就有了‘南玲北梅’之说。”既然“当事人”之一也这么说——或首先这么说——那么我就不可不稍予订正了。梅娘提到的那个时候,她自己的代表作《蚌》、《蟹》、《鱼》等均已面世,被推为北方沦陷区“最受欢迎的女作家”或许异议不大;但张爱玲至此公开发表的中文作品总共只有一篇,即一九四○年八月《西风》第四十八期所载纪念征文《天才梦》,仅凭这区区一千五百字的文章,怎能算是南方沦陷区“最受欢迎的女作家”,梅娘与之“双双名列榜首”岂不掉价。论家说:“‘南玲北梅’一说受到质疑的潜在意识,是一些张爱玲研究者或者‘张迷’骨子里认为二者的创作存在明显的高下之别,梅娘根本不配与张爱玲并称。”其实我当时想的是,无论张爱玲以后文学成就如何,“一九四二年末”她还根本不配与梅娘并称。

前述《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列举了不少例证。其一是:“《商君书·徕民篇》有‘自魏襄以来’语,有‘长平之胜’语;魏襄死在商君死后四十二年,长平战役在商君死后七十八年,今谓商君能语及此二事,不问而知其伪也。”偶阅二○一四年七月二日《中华读书报》,有一篇《两种人的友谊——记梅娘与赵树理》,与梁氏所言《商君书》事如出一辙,恰巧也是涉及“南玲北梅”的:

“那时大陆有一家不太重要的刊物发表过一篇《一个女作家的一生》的文章,是对梅娘的全面介绍。梅娘给我复印了一份。我又从其他渠道搜寻梅娘的材料。后来写了《‘南玲北梅’的‘梅’》的长文,在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发表。《文汇读书周报》是发行量很大的一种读书报纸,在读书人中影响比较大。此后,梅娘广为人知。据说,张爱玲看到我的文章后大为不满,质疑‘南玲北梅’说法的来历,似乎觉得把梅娘的名字跟她摆在一起,有损她的尊严和高大。她不想想,梅娘在成名之后遭遇到多么巨大的厄运,哪像她,一生都在写作,而且后来得到高人的评点和推崇。”

翻检《文汇读书周报》,《“南玲北梅”的“梅”》发表于一九九六年六月一日;而张爱玲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被发现死于所居洛杉矶公寓。因此可以肯定,“据说,张爱玲看到我的文章后大为不满”云云是讹传,而作者误信了。至于接下来“她不想想”一番议论,也就成了无稽之谈。


凤凰网    梅娘:张爱玲的悲剧在于没有爱心   2014.10.29

杜平: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本非常特别的书,这本书不是一个人写的,而是三个人写的。真正的来讲,也不是说为了写书而出了这本书,而是因为三人之间的通讯,就是编辑之后成了这本书,这个书名就是《与青春同行》。作者三个人一个是梅娘、一个是芷渊,一个是茵渊,梅娘是谁呢?就是在过去有一种说法就是南边有张爱玲,北边有梅娘【1】,梅娘真实名叫孙嘉瑞。只是因为她的运气可能没有张爱玲好,所以经过中国很多的政治运动她的很多的作品都被烧掉了,现在可能也找不到了,但是她的名气在中国的文艺界依然是非常的大。

为什么这个老太太跟两个小女孩能认识,而且是通讯时间长达十几年时间,到底是什么缘由呢?来历是这样的,梅娘应该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到香港来参加一个文化的活动,她年老的时候写的东西、写的文章和书基本上是跟孩子们有关系,主要是为孩子们写作,写孩子们的故事。

到香港的时候,她请香港有关方面为她物色一个小画家为她的文章和书进行插画,当然就是说推荐了黄芷渊。黄芷渊的年龄当时才五岁,当然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同事了,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记者正在凤凰卫视工作。那个时候五岁的她就开始为梅娘进行插画,印刷之后反响非常的好,所以梅娘非常非常地喜欢她。回到北京之后,就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和一个五年级左右的小女孩开始通信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为止还在继续当中。那么这本书其实就是集结了梅娘和黄芷渊之间通信,当然后来芷渊的妹妹茵渊也加入了这个通信的行列,所以这本书是三个人的信件的集合。

我看了这本书之后其实有很多的感慨,第一个就是说在现在网络时代,我们大家都不太愿意写信了,最多就是打个电话,现在或者是微信或者说电邮而已,也不会把这些电邮或者是微信集结起来、留下来,都是很少。可是在她们那个时候,应该说就是在梅娘和芷渊和茵渊之间所有的来信都保存得完好,而且每封信都充满了很多的感情,而且谈的内容其实也非常多。我们很难想像比如说一个七十岁以上或者八十岁的一个老人跟一个小学、初中学生进行对话的情景到底是什么样?

奶奶和孙女的对话在这个时代的时候应该是很少了,而且因为代沟的关系,不止是一个代沟,其实隔了两代人,她们哪里有那么多共同的语言,有那么多的话可以说呢?但是在她们三个人之间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话。我们从文章里面可以看得出来,首先这两位小女孩她的成长的经历,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然后到大学,甚至到最后当记者,其实不是说这些流水帐,而是谈到了很多的人生问题,包括比如说学生、生活、工作,甚至还有涉及到一些国际大事、国际政治等等的大课题。梅娘这位老人其实也是放下她那些姿态,用奶奶的口吻跟自己的孙女说话,也是用同样的笔调谈到了她对人生的一些看法,对学生、对生活、对未来等等的看法。

所以我们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好像表面上就是说梅娘与芷渊、茵渊通讯集,其实总结起来就是非常好的一本书。这本书里面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感情是最浓厚的。她们之间后来应该是在北京见过几次,然后就是芷渊也回忆到了北京,再次见到梅娘奶奶的一些情况。

我可以在这个书里面挑几个段落跟大家念一下,就是这个梅娘其实年龄那么大的时候其实写东西已经比较麻烦、比较困难,因为眼睛不太好,手也不太管用,所以她每次讲到说给两个女孩写信的时候其实都比较困难,先是用手写,然后学着用打电脑,那么打电脑的时候比如打A的时候可能会打成Q,然后打这个字可能形成那个字,但是她还是坚持的努力,但是她说为了给两个女孩子写信所以她不断的学习,也使得这种交流,使得年轻人现在学的东西也影响了老人,所以她比较感激这两位年轻人。

她讲到说,讲到北京,因为一个在北方,一个在南方,所以梅娘在信里面经常会讲到中国各地,特别是北方地区的季节的变换跟人的感情或者情绪之间的关系,你可以听听这个,“北京这几天中央台正在放映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的电视剧,尽管电影导演增加了许多小故事,基本上体现了张爱玲的衷情,那就是冷眼看人,人在尔虞我诈当中互相伤害,全是坏心眼,看得你浑身披冰浴雪,其实这也是张爱玲的悲剧,她没有爱心,以至于生活在冗语的冷光当中直到逝世。”

一个奶奶跟小女孩谈到张爱玲,这就是过去,多么好的一个机会,然后她讲到说“亲爱的姑娘,我一向坚信一个民族的成长关键在于女人。”她讲到女人,“女人就是爱的播种人,然后努力做个爱的使者,为事情增加和谐,也为自己收获快乐,这个才是不负上天为女人的安排。”所以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两个小女孩为什么成长那么快,学习成绩或者事业都非常的好,其实都沐浴在爱和教育这种氛围当中。我相信这两位小女孩在回忆她曾经和这位大作家相互之间的交流的时候应该是心存感激的,那么关于其他的方面比如说芷渊所写的东西其实也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就是每篇文章里面都饱含感情,然后就是没有说一些多余的一些寒暄的话,都谈得非常具体的内容,要么就是一件事情、一个想法,然后谈谈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方法。好,这天我们介绍这本书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谢谢收看!

·注释

【1】梅娘:现代女作家,1920年生于海参崴,长于长春一个仕宦大家庭。本名孙嘉瑞,另有敏子、孙敏子、柳青娘、青娘、落霞等笔名,早年丧母,梅娘谐“没娘” 之音。1942年在“读者最喜爱的女作家”评选活动,梅娘与张爱玲双双夺魁,从此有“南玲北梅”之誉。1997年,梅娘被列入现代文学百家。2013年5 月7日上午10时35分,梅娘病逝,享年92岁。


凤凰读书|开卷八分钟    梅娘:张爱玲的悲剧在于没有爱心   2014.10.22

杜平: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本非常特别的书,这本书不是一个人写的,而是三个人写的。真正的来讲,也不是说为了写书而出了这本书,而是因为三人之间的通讯,就是编辑之后成了这本书,这个书名就是《与青春同行》。作者三个人一个是梅娘、一个是芷渊,一个是茵渊,梅娘是谁呢?就是在过去有一种说法就是南边有张爱玲,北边有梅娘【1】,梅娘真实名叫孙嘉瑞。只是因为她的运气可能没有张爱玲好,所以经过中国很多的政治运动她的很多的作品都被烧掉了,现在可能也找不到了,但是她的名气在中国的文艺界依然是非常的大。

为什么这个老太太跟两个小女孩能认识,而且是通讯时间长达十几年时间,到底是什么缘由呢?来历是这样的,梅娘应该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到香港来参加一个文化的活动,她年老的时候写的东西、写的文章和书基本上是跟孩子们有关系,主要是为孩子们写作,写孩子们的故事。

到香港的时候,她请香港有关方面为她物色一个小画家为她的文章和书进行插画,当然就是说推荐了黄芷渊。黄芷渊的年龄当时才五岁,当然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同事了,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记者正在凤凰卫视工作。那个时候五岁的她就开始为梅娘进行插画,印刷之后反响非常的好,所以梅娘非常非常地喜欢她。回到北京之后,就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和一个五年级左右的小女孩开始通信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为止还在继续当中。那么这本书其实就是集结了梅娘和黄芷渊之间通信,当然后来芷渊的妹妹茵渊也加入了这个通信的行列,所以这本书是三个人的信件的集合。

我看了这本书之后其实有很多的感慨,第一个就是说在现在网络时代,我们大家都不太愿意写信了,最多就是打个电话,现在或者是微信或者说电邮而已,也不会把这些电邮或者是微信集结起来、留下来,都是很少。可是在她们那个时候,应该说就是在梅娘和芷渊和茵渊之间所有的来信都保存得完好,而且每封信都充满了很多的感情,而且谈的内容其实也非常多。我们很难想像比如说一个七十岁以上或者八十岁的一个老人跟一个小学、初中学生进行对话的情景到底是什么样?

奶奶和孙女的对话在这个时代的时候应该是很少了,而且因为代沟的关系,不止是一个代沟,其实隔了两代人,她们哪里有那么多共同的语言,有那么多的话可以说呢?但是在她们三个人之间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话。我们从文章里面可以看得出来,首先这两位小女孩她的成长的经历,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然后到大学,甚至到最后当记者,其实不是说这些流水帐,而是谈到了很多的人生问题,包括比如说学生、生活、工作,甚至还有涉及到一些国际大事、国际政治等等的大课题。梅娘这位老人其实也是放下她那些姿态,用奶奶的口吻跟自己的孙女说话,也是用同样的笔调谈到了她对人生的一些看法,对学生、对生活、对未来等等的看法。

所以我们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好像表面上就是说梅娘与芷渊、茵渊通讯集,其实总结起来就是非常好的一本书。这本书里面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感情是最浓厚的。她们之间后来应该是在北京见过几次,然后就是芷渊也回忆到了北京,再次见到梅娘奶奶的一些情况。

我可以在这个书里面挑几个段落跟大家念一下,就是这个梅娘其实年龄那么大的时候其实写东西已经比较麻烦、比较困难,因为眼睛不太好,手也不太管用,所以她每次讲到说给两个女孩写信的时候其实都比较困难,先是用手写,然后学着用打电脑,那么打电脑的时候比如打A的时候可能会打成Q,然后打这个字可能形成那个字,但是她还是坚持的努力,但是她说为了给两个女孩子写信所以她不断的学习,也使得这种交流,使得年轻人现在学的东西也影响了老人,所以她比较感激这两位年轻人。

她讲到说,讲到北京,因为一个在北方,一个在南方,所以梅娘在信里面经常会讲到中国各地,特别是北方地区的季节的变换跟人的感情或者情绪之间的关系,你可以听听这个,“北京这几天中央台正在放映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的电视剧,尽管电影导演增加了许多小故事,基本上体现了张爱玲的衷情,那就是冷眼看人,人在尔虞我诈当中互相伤害,全是坏心眼,看得你浑身披冰浴雪,其实这也是张爱玲的悲剧,她没有爱心,以至于生活在冗语的冷光当中直到逝世。”

一个奶奶跟小女孩谈到张爱玲,这就是过去,多么好的一个机会,然后她讲到说“亲爱的姑娘,我一向坚信一个民族的成长关键在于女人。”她讲到女人,“女人就是爱的播种人,然后努力做个爱的使者,为事情增加和谐,也为自己收获快乐,这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