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
梅兰芳張愛玲《小團圓》
她刚回上海的时候写过剧评。有一次到后台去，是燕山第一次主演的“金碧霞”，看见他下楼梯，低著头，逼紧了两臂，疾趋而过，穿著长袍，没化妆，一脸戒备的神气，一溜烟走了，使她立刻想起回上海的时候上船，珍珠港后的日本船，很小，在船阑干边狭窄的过道里遇见一行人，眾星捧月般的围著个中年男子迎面走来，这人高个子，白净的方脸，细细的两撇小鬍子，西装虽然合身，像借来的，倒像化装逃命似的，一副避人的神气，彷彿深恐被人佔了便宜去，儘管前呼后拥有人护送，内中还有日本官员与船长之类穿制服的。她不由得注意他，后来才听见说梅兰芳在船上。不然她会告诉燕山：“我在‘金碧霞’后台看见你，你下了台还在演那角色，像极了，”但是当然不提了。他也始终默然，直到有个名导演来了，有人来请她过去相见。
張愛玲《易经》(The Book of Change)
Lute pressed back against the rails to let another Chinese woman pass who was as well-dressed a M.H.'s wife, maybe younger, a big woman, rather handsome, she did not really see. But there was something about the Chinese man behind the woman that made her take a good look at him. He was tall and immaculately dressed in a grey suit that somehow seemed borrowed. His pallid face was a squarish moon with almond eyes and a straggly moustache. He sidled by self-effacingly and as if afraid to be touched.
"That's Mei Lan-fang," M.H. wife whispered to Lute after he had passed with three Japanese in obsequious attendance.
"Really?"
Lute could hardly believe that she was on the same boat as Dr. Mei Lan-fang, considered the most beautiful Chinese alive, awarded an honorary degree b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fter the American tour of his Peking opera troupe. Both the female impersonator and the diplomat were taken by the Japanese in protective custody and shipped back to Shanghai where they were best known and could be put to the greatest use. The woman with Mei would be his concubine the Manchu who had also used to be a Peking opera singer.
"I didn't recognize him," she whispered. "With his moustache."
"Yes," M.H.'s wife said too quickly with a smile.
So the moustache was an issue and a forbidden subject. Lute remembered now, he had grown a beard as a patriotic gesture to show he had retired for good. Beard and moustache are the same word in Chinese, to tell one from the other it must be qualified. Judging by the moustache he had not yet capitulated.
《易經》
琵琶後退壓著欄杆讓另一個中國女人過去，她也同張夫人一樣盛裝打扮，年輕些，個頭大，倒也漂亮，看得並不真切。可是女人後面的中國男人卻讓她仔細的看了一眼。他高個子，灰色西裝纖塵不染，不知怎地卻像是借來的。臉上沒有血色，白淨的方臉，一對杏眼，八字鬍不齊整，謙讓似的側身而行，彷彿深恐被人碰到。還有三個日本人隨行，頂巴結的模樣。
他走過之後，張夫人悄聲對琵琶說：「那是梅蘭芳。」
「真的？」
琵琶真不敢相信竟然與梅蘭芳博士同船，他可是有口皆碑，當代最漂亮的中國人，到美國巡迴演出京劇之後，加州大學還贈他榮譽學位。反串旦角的名伶與外交家都被日本人押送回上海，他們在上海的名氣可以讓日本人好好利用。同梅蘭芳一起的女人是他的姨太太，滿州人，結婚前也是京戲演員。
「我認不出來。」她低聲道。「留著鬍子。」
「噯。」張夫人忙笑道。
看來鬍子這事是不能提的。琵琶想起來了，他蓄鬚明志，退出菊壇。從還留著鬍子來看，他還沒投降。日本人對張先生似乎也還客氣。他們實在不該站在這說話，雖然那些日本人還在後頭，並未露出不耐的神色，只是靠著欄杆，望著海輕聲交談。
周劭《魂兮归来，张爱玲！》（收《文饭小品》）云：
“太平洋战起，香港被日军攻占，这个繁盛的岛屿顿时成为死港，当时留港的‘皇亲国戚’连同她们的宠物都被重庆以专机接走，但留在香港的知名人士却被丢在这个死港上，毫无办法。日本侵占香港的头目是号称中国通的矶谷廉介，他深知把他们送往上海，还可以有些用处，遂于一九四二年春季，特派一艘专轮，遣送滞港人士四百多人至沪，其中头面人物有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摄行元首职务的颜惠卿、国民党收回武汉租界的外交部长陈友仁、金融巨头周作民、唐寿民、冯耿光及戏剧大师梅兰芳等。 张爱玲当时仅二十出头，也在附轮之列。
(中國網) 《小團圓》中的真人真事：真實成分遠多於虛構 謝其章 2009.05.15
有張愛玲專家稱“《小團圓》對得上人未必對得上事，對得上事未必對得上細節”。我不這麼認為，對不上是因為你沒有能力對上，或者是你主觀上不願意對上。
張愛玲的《小團圓》橫空出世，石破天驚，擊碎了所有人(普通讀者和資深張學家)的夢，無人倖免，區別只在於受傷的大小。我還好，只是被輕微晃了一下，原本我就是覺淺的人，五歲以後就沒再做過夢，最後一夢是在石附馬幼兒園午睡時做的，內容是盼著以後頓頓喝棒子面粥灑芝麻醬，此時張愛玲已到了美國。我出生時張愛玲還在上海，我住愚園路一幢帶大露臺的樓房，她住哪。我還跟周作人住過一條街，跟齊白石也住過，這兩個文化名人的故居門朝哪開有沒有旁門我亦一清二楚，天藍藍，海藍藍，佳人遠行兮，魂歸離恨天。
我以前説過“關於張愛玲，我不大樂意甚而有些厭煩那些個沒完沒了的‘評論派’，像評論魯迅那樣掘地三尺地挖出張愛玲的創作思想根源。我喜歡唐文標那樣的‘資料派’兼而發點議論”。現在張愛玲親手把資料送上門來了，真令人無以復加般地受鼓舞。已經有張學專家火急火燎地警告張迷，別拿《小團圓》當成自傳來獵奇要當成小説來欣賞。孰不知，當自傳看比之當小説看要難得多需要的知識更多，不熟悉那段歷史和人物的讀者您們還真用不著警告之，專家們多慮了。能看出《小團圓》為自傳的乃是最高級別骨灰級的張迷。下面我就説説《小團圓》中幾個人物的本事。這裡有個前提，這些事都和我所掌握的材料能夠“驚人地相似”，天下若有這麼多的假設都與事實“一一對應”，這世界就真的瘋了。
我感興趣的是這幾個人，他們在《小團圓》的化名是：荀樺——柯靈、文姬——蘇青、虞克潛——沈啟無、湯孤鶩——周瘦鵑、向璟——邵洵美、燕山——桑弧；還有不化名的，譬如梅蘭芳、袁殊。在抗戰勝利後，張愛玲的寫作謀生一時遇阻，龔之方是她的救星，給她發稿的地方(如《大家》雜誌、《亦報》)，給她有劇本編掙稿費。可是在《小團圓》中沒有龔之方的事跡。袁殊也只是在宋以朗的前言中透露了一句，説明張愛玲是非常知道袁殊的。
《小團圓》漏寫了不少張愛玲與各雜誌報紙編輯的交往，已經寫到的也多語焉不詳，讀者很難對上號。按説沒有這些個編輯，張愛玲難有今天這麼大的名聲，譬如首刊使張名滿天下的《金鎖記》、《傾城之戀》的《雜誌》月刊編輯和張是如何交往的，書中未作一字的交待。其他像《紫羅蘭》、《萬象》、《天地》、《苦竹》、《古今》張愛玲自己不寫，已有的材料也湊合用了，這幾本雜誌的編輯當年或後來都有回憶與張的交往，惟獨最最重要的《雜誌》月刊沒有一點雙方留下的只言片語，殊為可惜亦令人不解。
柯靈略去不談罷，雖然他的名篇《遙寄張愛玲》情辭並茂，感動了萬千張愛玲迷，可是《小團圓》裏這七個字“漢奸妻，人人可戲”，一下子使得這位文壇長者的仁厚面罩戴不住了，《小團圓》此處真該以“小説家言”視之，不然，本來悲觀的世界就更加悲觀了。
梅蘭芳是張愛玲筆下以真名現身的名人。香港淪陷，張愛玲湊巧和梅蘭芳同船回上海。《小團圓》寫道：“她剛回上海的時候寫過劇評。有一次到後臺去，是燕山第一次主演《金碧霞》，看見他下樓梯，低著頭，逼緊了兩臂，疾趨而過，穿著長袍，沒化粧，一臉戒備的神氣，一溜煙走了，使她立刻想起回上海的時候上船，珍珠港後的日本船，很小，在船闌幹邊狹小的過道裏遇見一行人，眾星捧月般的圍著個中年男子迎面走來，這人高個子，白凈的方臉，細細的兩撇小鬍子，西裝雖然合身，像借來的，倒像化裝逃命似的，一副避人的神氣，仿佛深恐被人佔了便宜去，儘管前呼後應有人護送，內中還有日本官員與船長之類穿制服的。她不由得注意他，後來才聽見梅蘭芳在船上。”關於梅蘭芳這件事情，《古今》編輯周黎庵(周劭)最有發言權，周認識梅蘭芳是在一九四三年，還差點成了梅蘭芳回憶錄的“執筆人”。周黎庵説“梅蘭芳是一九四二年春被日軍遣送返滬的，同輪有顏惠卿、陳友仁、周作民等人，張愛玲那時尚未成名，也附輪來滬，那時梅蘭芳實齡不過四十八歲。”(《梅蘭芳》與梅蘭芳)
蘇青編《天地》，跟張愛玲要文章還要照片，《小團圓》寫道：“有一張是文姬要登她的照片，特為到對門一家德國攝影師西坡爾那裏照的，非常貴，所以只印了一張。陰影裏只露出一個臉，看不見頭髮，像阮布然特的畫。”張愛玲“因為照相沒帶眼鏡，她覺得是她的本來面目”。這張照片登在《天地》第四期扉頁，正面是周作人先生，周楊淑慧女士(周佛海之妻)，樊仲雲先生。背面是五個人照片，五顆星式的佈局，張愛玲居中，左上角是柳雨生，右上角紀果廠，左下周班公，右下譚惟翰。現在我們知道張愛玲這張是專門去照的(《對照記》裏沒有這張。《小團圓》説“因此原來的一張更獨一無二，他喜歡就送了給他”)；譚惟翰最應付事，拿出的是劇照；柳雨生伏案工作頭都不抬。張的照相，好得真是好，正大仙容，天然妙目，差得真是差。由此可知照相術或拔高或減色，具體到人，就是上相不上相。胡蘭成説“我在看守所裏看見，也看得出你很高”。只憑頭相就知道張身材很高，當不是凡眼看人。
“蕊秋剛回來，所以沒看過燕山的戲，不認識他，但是他能夠引人注目的，瘦長條子，甜凈的方圓臉，濃眉大眼長睫毛，頭髮有個小花尖，”——濃眉大眼長睫毛，燕山該是個美男子。以前都傳説當時有人撮合張愛玲桑弧，《小團圓》坐實了傳説。雖然張愛玲聽從宋淇的建議“燕山我們猜是桑弧，你都可以拿他從編導改為演員”，(宋淇致張愛玲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將桑弧的身份改成演員，並説“是燕山第一次主演的《金碧霞》，”之類的話岔開讀者的對號入座，可是讀者不上當。沈鵬年説“龔之方曾主動想使桑弧與張愛玲締結秦晉之好。解放後，前輩夏衍同志是上海市的文化主管，把桑弧吸收入上海電影製片廠仁導演；把張愛玲吸收入劇本創作所任編劇，我親眼看到‘桑弧與張愛玲合影’的彩色照片——這在當時，市場上沒有彩色照片，只有電影廠有此條件。”(《張愛玲論唐大郎的詩文——《大郎小品》中的張愛玲佚文》)龔之方後來的回憶卻全然否認“因之,我可以在此作證,所有關於張愛玲與桑弧談戀愛的事,都是沒有事實根據的。還有一點,當時上海的小報很多,他們談話較隨意,有的出於猜測,有的有些戲謔,這卻是十足冤枉了桑弧了”(《離滬之前》)。張愛玲總不會在這種事上往自己身上抹醜吧，讀者看了《小團圓》有關燕山的幾段就會明白龔之方不是不了解內情，就是想替桑弧遮掩點什麼。
《小團圓》這麼講沈啟無“他從華北找了虞克潛來，到報社幫忙。虞克潛是當代首席名作家的大弟子。之雍帶他來看九莉。虞克潛學者風度，但是她看見他眼睛在眼鏡框邊緣下斜溜著她，不禁想到‘這人心術不正’”。“首席大作家”是指周作人，當年北平學界都視沈啟無為周的“四大弟子”之一，後周沈交惡，沈跑到南方投奔胡蘭成。在《周沈交惡》裏，胡蘭成説：“周作人和沈啟無決裂，沒有法子，也只好讓他們決裂吧，我個人，是同情沈啟無的。”胡蘭成評論沈啟無的為人的措詞，使人感覺沈只是個可憐的小人，胡對他僅是在交惡一件事上表示同情，而這種同情有很大成分是不問是非只看強弱的，周作人太過強大了，擠迫得沈啟無沒法在京城呆下去，我們似乎找不出周作人對第二個人有過像對沈啟無這樣痛恨的徹底。據《沈啟無自述》(1968年5月13日)説：“1944年4月間，周作人日公開發表破門聲明，並在各報上登載這個聲明，一連寫了好幾篇文章在報上攻擊我。我並未還手，只想把事實擺清楚，寫了‘另一封信’送到北京，上海各報，他們都不刊登。當時只有南京胡蘭成等人，還支援我，‘另一封信’才在南京報刊上發表出來。周作人不經過北大評議會，挾其權力，就勒令文學院對我立即停職停薪，舊同事誰也不敢和我接近。由於周作人的封鎖，使我一切生路斷絕，《文學集刊》新民印書館也宣佈停刊。我從5月到10月，靠變賣書物來維持生活。武田熙，柳龍光要拉我到《武德報》去工作，我拒絕沒有接受。北京現待不下去，我就到南京去謀生，胡蘭成約我幫他編《苦竹》雜誌。我在這刊物上發表過兩篇文章，一篇《南來隨筆》，一篇是新詩《十月》。1945年初，我隨胡蘭成到漢口接辦《大楚報》(大約1944年11月間去漢口)。本來我打算在南京中央大學中文系謀一教書位置，胡蘭成説武漢大學有機會，勸我一同到武漢。到了漢口以後，方知武漢大學停辦，只好幫他辦《大楚報》。胡蘭成做社長，我任副社長。”《小團圓》説“報社正副社長為了小康小姐吃醋”。而“小康”即胡蘭成情婦“小周”。張愛玲有一段時間幫胡蘭成辦《苦竹》雜誌，這些事是既對得上人也對得上事還對得上細節。
《小團圓》真實的成分遠遠多於虛構，有某些對不上的，想來也是張愛玲的誤記(或成心誤記)，畢竟隔了三十多年，她在美國一個人寫回憶，誰也幫不上她。
(南方都市报) 谢其章：梅兰芳离港返沪往事 2011.12.22
●谢其章
一九三八年年初(另一说是“一九三八年春末”)，梅兰芳乘上海邮轮到达香港演出。香港被日军占领后，一九四二年(准确日期不详，一说当年春，一说当年夏)，梅兰芳又选择返回上海。关于这次回上海，梅兰芳是乘船，还是乘飞机？或是先乘船到广州，再由广州乘飞机回上海？存在着不同的说法。
先说说“轮船说”的几个线索。和久田幸助，日本的广东语专家，以谙广东语，被编入香港日军部队，在报道部任“艺能班”班长，所以与当时滞留香港的影星伶人多有接触，因有袒护中国人的嫌疑曾遭日本宪兵队拘捕。战后写有《梅兰芳、胡蝶香港避难记往》，内称“他(梅兰芳)有一次对我说，我的家原来在上海，想回上海去，希望替我办手续。”“我很快地就为他办了手续，备妥了护照，让他回上海去了。”和久此处没有说明梅兰芳是坐船还是坐飞机。但是，接下来他说到了 “船”：“翌年(一九四二)年春天(按：这里和久说的时间和梅离港的时间对不上)，我因公去到上海。当时从香港到上海，要坐三天的海轮。”和久到了上海的第二天早晨，梅兰芳便来登门致谢，并邀请和久一起在“大世界”看李少春的《孙悟空大闹天宫》。梅兰芳“蓄须明志”，但是同行“不蓄须不明志”，他并不反感。
《古今》杂志的编者周黎庵(周劭)说过一段话：“太平洋战起，梅兰芳适避地香港，他的‘蓄须明志’，恐怕是在香港开始的。”周认识梅兰芳是在一九四三年，还差点成了梅兰芳回忆录的“执笔人”。周黎庵说：“梅兰芳是一九四二年春被日军遣送返沪的，同轮有颜惠卿、陈友仁、周作民等人，张爱玲那时尚未成名，也附轮来沪，那时梅兰芳实龄不过四十八岁。”(《〈梅兰芳〉与梅兰芳》)
此外，周黎庵还说到当年柳存仁(柳雨生)也在这条船上。查柳存仁《四年回想录》有云：“我于民国三十一年五月八日回抵上海……忽然有一天周黎庵先生过访，原来是听到某先生见告，才知道我回沪的，某先生和我同乘一船，又是旧识，在船中曾晤谈过的。”柳存仁是所有当事人里惟一记有确切日期的。
张爱玲也是一九四二年从香港回上海的。(按：具体日期不详)她在《小团圆》中写道：“她刚回上海的时候写过剧评。有一次到后台去，是燕山第一次主演《金碧霞》……使她立刻想起回上海的时候上船，珍珠港后的日本船，很小，在船阑干边狭小的过道里遇见一行人，众星捧月般地围着个中年男子迎面走来，这人高个子，白净的方脸，细细的两撇小胡子……她不由得注意他，后来才听见梅兰芳在船上。”《小团圆》虽为小说，但是传记成色十足，所涉人物都有原型可考，此处 “燕山”者即上海名导演桑弧。
还有一条传闻也和“轮船”有关。说是传闻，但传闻者却不是一般人，而是许姬传的弟弟许源来。许氏昆仲都是梅兰芳最亲近的人(梅滞港期间虽不登台演出，但于住处由许源来吹笛吊嗓)，这是人所共知的。许源来在《梅兰芳在香港》中讲“他(梅兰芳)回到上海，又黑又瘦，比去的时候憔悴多了，嘴上又留了胡子，样子变了。梅夫人一把抓住他，含着眼泪说‘上海传遍了你的凶讯，说你从香港坐船回来，半路上船被打沉了，今天我们还能见面，真不容易！”
再谈“飞机说”的几个线索。
上面说到许源来，香港四年他和梅兰芳是经常往来的，其密切程度不下“梅党”首要冯耿光。许源来透露梅兰芳留须的秘密，“他是旦角演员，年轻时为了怕胡子太浓，常用镊子拔须，现在要用着它了，可总是稀稀朗朗的几根，老长不密。直等回到了上海，时隔半年，他的胡子才留得有个样子。”留须是为了不登台，许源来讲日本人几次三番想叫梅兰芳公开演出，有一回逼迫甚急，南京汪伪政权庆祝“还都”，日本的特务机关派专人来港，请梅兰芳去参加庆典，准备用飞机接梅走。交涉多次，最后梅兰芳称有心脏病不能坐飞机，日本人才罢手。
香港不是久留之地，梅兰芳先托人将两个在港上学的儿子葆琛、葆珍带到内地，葆琛化名“绍斯”去了重庆，葆珍化名“绍武”去了贵阳。几个月后，梅的朋友也纷纷离港，梅兰芳在和密友商议后决定不走“偷渡回内地”这步险棋，许源来讲：“大家认为目下香港、上海都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没有什么两样，熟朋友慢慢走光了，一个人留在香港不太妥当，不如回到上海去。梅接受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就在一九四二年的夏天，取道广州飞回了上海。”许源来是持“飞机说”的，但是 “取道广州”，就与笔者的“先船后机”说挂上了钩。
也许有人会说，查查梅兰芳年谱或梅兰芳传记，这两个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笔者当然查了，全部空手而归。倒是有位网友提醒笔者不妨从与梅兰芳同船(同机)的人物中找找线索，一语惊醒梦中人，赶紧找来比较好找的《周作民传》，周黎庵不是说同轮的有周作民么。该书第166页倒是有这么几句：“闷事儿纷至沓来，周作民被日本宪兵拘禁！押进九龙半岛酒店，押进香港大酒店……一直押到1942年4月15日，又押上飞机，押到广州，押到台北，押回上海。”这样的语气写出来的传记，能相信么，一连七个“押”，日本宪兵是好耍的么？就算“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五日”对得上“一九四二年春”；“又押上飞机”对得上“飞机说”，笔者亦不敢采信。国人作传记之手法，于此可见一斑。
另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也持“飞机说”。这位名字叫“金雄白”，就是用“朱子家”化名著述《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的那位。金雄白与梅兰芳有交谊，金雄白一九四八年获释后选择去香港，临行前梅兰芳和夫人福芝芳到金的住处华懋公寓来道别。
金雄白写有《在沪时的梅兰芳》，内云“太平洋战争发生的时候，梅兰芳是在香港，既然变起仓卒，政府虽曾派机接运，而仍把许多重要的人物遗留在那里。香港沦陷后，大部分知名之士，被关在香港大酒店，梅兰芳到底只是一个艺人，幸而没有遭到日军的拘辱，而且日军中那时地位仅次于香港总督矶谷廉介的是矢畸堪十，他是华南日本的特务机关长，又是香港的军民长官，他虽武人，却懂得怜香惜玉的一套，影后胡蝶，舞后北平李丽以及伶王梅兰芳，他都下了命令予以特别照顾。”
这当然与我们一贯的说法和想法不符，但却是不易驳倒的事实。金接着写到了问题的核心：“梅兰芳留香港不久，汪伪政权向日方梅松两机关交涉的结果，派了徐采丞等把在港囚禁中的叶恭绰、李思浩、陈友仁、郑洪年、唐寿民、林康侯等专机接往上海，而梅兰芳竟得与这几位当时政治经济方面的巨头一同东返。”不但是飞机，还是专机呢。这份名单上却没有“周作民”，也许名单是不全的。我们可以沿着名单一个一个地挖线索，终会得到事实的。
◎谢其章，藏书家，著有《漫话老杂志》等。
(上海书评-东方早报网) 谢其章: “是一个初夏轻阴的下午” 2012.04.07
写考证文章，好像永远处于“未完状态”，新的材料永远在文章发表后出现，补不胜补，不知别人有没有这样的体会，我是最近才有的。其实也算不得什么“考证”，但总归不能算散文。以前写过《轮船乎，飞机乎——一九四二年梅兰芳离港返沪》，发表后又添写了几回新材料，自以为差不多了就收进新编的集子里，不料又有新发现，忙不迭地联系编辑。说来还是“读书未广”的老毛病，所谓材料并非要“挖地三尺”那么费劲儿，就在伸手可及处，甚至就在“下一行”。
1938年初（另一说是“1938年春末”），梅兰芳携带家眷和剧团演职人员，乘上海邮轮到达香港演出。香港被日军占领后，1942年（准确日期不详，一说当年春，一说当年夏），梅兰芳选择返回上海。关于这次梅兰芳回上海的交通工具存在“不同说法”：一是乘轮船回的上海，二是乘飞机。除非梅兰芳 1942年从香港返上海不止一趟两趟，那么这两种说法里只有一种是对的。
持“轮船说”的有以下几位：
和久田幸助，日本的广东语专家，战时被征服役，以谙广东语，编入香港日军部队，在报道部任“艺能班”班长，所以与当时滞留香港的影星伶人多有接触，因有袒护中国人的嫌疑，曾遭日本宪兵队拘捕。战后写有《梅兰芳、胡蝶香港避难记往》。
另一位是《古今》杂志編者周黎庵（周劭），他说：“太平洋战起，梅兰芳适避地香港，他的‘蓄须明志’，恐怕是在香港开始的。蓄了须表明不能再唱戏了，这对本国人无异是骗小孩的手法，但对日本人却很有效力，所谓‘君子可欺以方’，对那些蠢如豕鹿的日本军人倒也‘可以欺方’，居然蓄了须四年之久。” 周黎庵还说：“日本侵占香港的头目是号称中国通的矶谷廉介，他深知把他们送往上海，还可以有些用处，遂于一九四二年春季，特派一艘专轮，遣送滞港人士四百多人至沪，其中头面人物……及戏剧大师梅兰芳等，张爱玲当时仅二十出头，也在附轮之列。其中还有一位现今蜚声国际学术界的柳存仁教授，那时也还不到三十岁，是周旋于众多名人之间的最活跃人物。” 查柳存仁（柳雨生）《四年回想录》（载1944年11月《光化》第二期）内云：“我于民国三十一年五月八日回抵上海。……回来之后，所有的旧友们都没有去惊扰。……忽然有一天周黎庵先生过访，原来是听到某先生见告，才知道我回沪的，某先生和我同乘一船，又是旧识，在船中曾晤谈过的。”柳存仁是所有当事人里惟一记有确切日期的。
张爱玲也是1942年从香港回上海的。她在《小团圆》中写道：“使她立刻想起回上海的时候上船，珍珠港后的日本船，很小，在船阑干边狭小的过道里遇见一行人，众星捧月般的围着个中年男子迎面走来，这人高个子，白净的方脸，细细的两撇小胡子，西装虽然合身，像借来的，倒像化装逃命似的，一副避人的神气，仿佛深恐被人占了便宜去，尽管前呼后应有人护送，内中还有日本官员与船长之类穿制服的。她不由得注意他，后来才听见梅兰芳在船上。”《小团圆》虽为小说，但是传记成色十足，所涉人物皆有原型可考。
持“飞机说”的有以下几位：
许源来（许姬传之弟），香港四年他和梅兰芳是经常往来的，其密切程度不下“梅党”首要冯耿光。许源来讲：“大家认为目下香港、上海都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没有什么两样，熟朋友慢慢走光了，一个人留在香港不太妥当，不如回到上海去。梅接受了大多数的意见，就在一九四二年的夏天，取道广州飞回了上海。”许姬传《香岛梅讯》（载《许姬传艺坛漫录》）中谈到梅兰芳的香港四年，多是依循弟弟的说法。
另一位重量级人物叫“金雄白”，即化名“朱子家”著述《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的那位。金的这本书后来成为研究汪伪政权的必备参考书。金雄白与梅兰芳有交谊，金雄白1948年获释后选择去香港，临行前梅兰芳和夫人福芝芳到金的住处华懋公寓来道别。金雄白写有《在沪时的梅兰芳》，内云：“太平洋战争发生的时候，梅兰芳是在香港，既然变起仓卒，政府虽曾派机接运，而仍把许多重要的人物遗留在那里。香港沦陷后，大部分知名之士，被关在香港大酒店，梅兰芳到底只是一个艺人，幸而没有遭到日军的拘辱，而且日军中那时地位仅次于香港总督矶谷廉介的是矢畸堪十（按，与下文梅兰芳说的“矢崎”应为同一人），他是华南日本的特务机关长，又是香港的军民长官，他虽武人，却懂得怜香惜玉的一套，影后胡蝶，舞后北平李丽以及伶王梅兰芳，他都下了命令予以特别照顾。”金接着写到了问题的核心：“梅兰芳留香港不久，汪伪政权向日方梅松两机关交涉的结果，派了徐采丞（杜月笙的密友，前数年在港仰药自尽）等把在港囚禁中的叶恭绰、李思浩、陈友仁、郑洪年、唐寿民、林康侯等专机接往上海，而梅兰芳竟得与这几位当时政治经济方面的巨头一同东返。”
上面说的新材料，是柯灵1945年9月发表的《梅兰芳的一席谈》，柯灵拜访梅兰芳的日期是“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梅兰芳对柯灵讲：“后来他带我去见了矢崎——这个人您大概知道，不久以前他还在南京，管着‘民政’什么一类的事，他把我找了去，骇了我一身汗，闹到归齐，原来他也是我的二十年前的看客。他问我为什么不在香港登台，我说嗓子坏了，是养病来的，所以不能演出。”柯灵紧张地看着梅兰芳，急于知道下文，梅兰芳安慰似的，用轻松的语调跟柯灵讲：“还好，他还不怎么为难。我趁此机会说离家久了，急于想回上海，问他能不能替我弄张飞机票；他答应了，后来我就是这么回上海的。”“闹到归齐”是北京方言，通常说成“闹了归齐”。
2009年，张爱玲遗作《重访边城》发表，其中有云：“我从前没到过台湾，但是珍珠港事变后从香港回上海，乘的日本轮船因为躲避轰炸，航线弯弯扭扭的路过南台湾，不靠岸，远远的只看见个山。是一个初夏轻阴的下午，浅翠绿的欹斜秀削的山峰映在雪白的天上，近山脚没入白云中。像古画的青绿山水，不过纸张没有泛黄。”
“是一个初夏轻阴的下午”这句很重要，南方的初夏，5月就算是了。如果照周黎庵所说柳存仁与张爱玲同船，那么张爱玲回到上海的日期即可确定为 “一九四二年五月八日”。这个重要的日期这么多“张学家”都没推算出来。没想到梅兰芳的交通工具悬而未决，倒把张爱玲年谱中的一个重要日子先考定了。
(东方早报) 也说梅兰芳如何返沪 万殊 2012.05.06
1942年，梅兰芳离开香港返回上海，具体在什么时间？是坐船还是乘机？谢其章先生《是一个初夏轻阴的下午》一文对此进行了探讨（见《上海书评》2012年4月8日）。难得这样考证性质的文章有如此浪漫的名字，题目好，开头也开得漂亮——“写考证文章，好像永远处于‘未完状态’，新的材料永远在文章发表后出现……说来还是‘读书未广’的老毛病，所谓材料并非要‘挖地三尺’那么费劲儿，就在伸手可及处，甚至就在‘下一行’。”这真是生动且有体味的话。接下去的文章主体中，谢先生旁征博引，试图在各种相互抵牾的说法中寻得真相，可惜，读到最后，结论却仍是“悬而未决”。
然而，这已足以使我被这一片“轻阴”所吸引，产生了探究的兴趣。这里，先提出相关史料一则。1942年创刊的《大众》杂志第一期中，刊有一诗，题为《畹华由香港乘机抵沪率赋以赠》，引如下：
传觞料理启华筵，轧轧鸣机飞远天。台北甫归王紫稼（原注：途经台北），江南重遇李龟年。回看港海一钩月，可忆齐州九点烟。我亦龙城同作客，好寻鸿雪话因缘。八十六叟陈庸庵
畹华即梅兰芳，据诗中所言，梅氏返沪是乘坐飞机并途经台北。此则史料对于谢先生来说，虽然到不了“就在下一行”的地步，至少也是失之眉睫了。《大众》共出三十二期，谢先生藏有全套，且十余年前，就在其所著的《漫话老杂志》一书中作过介绍，只能说是贵人多忘，抑或是因为此诗只是补白，不见于该期目录，以致被忽略了。
不过，如此的考证还是太绕弯子了，谢先生在《轻阴》一文的“初级版”（《梅兰芳离港返沪往事》，《南方都市报》2011年12月22日）中说：“也许有人会说，查查梅兰芳年谱或梅兰芳传记，这两个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笔者当然查了，全部空手而归。”记述梅氏生平的著作很多，出版时间较近且内容较详的一本是谢思进、孙利华编著的《梅兰芳艺术年谱》（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此书谢先生似乎未能寓目，其实此谱在相关问题上都有较明确的记载。关于1938年梅氏的赴港，年谱说：
4月24日 日场演出剧目为：梅兰芳、刘连荣《霸王别姬》……夜场演出剧目为：梅兰芳、刘连荣、王少亭《木兰从军》。
本月底 携家眷和梅剧团演职人员，乘上海邮轮第四次赴香港演出。
5月11日 梅兰芳《西施》，奚啸伯《骂曹》，杨盛春《武文华》，朱桂芳《蟠桃会》。
4月在上海、5月在香港的演出剧目，编者的依据是当时的戏单，赴港的时间推定在４月底自然可信。梅氏抵港的具体时间是5月5日，据当时因战事转移到香港出版的《申报》报道，5日下午五时半，梅兰芳夫妇乘坐俄国皇后号抵港，前往迎接者有在港名流二十余人（见1938年5月6日第四版）。当时较有影响的影刊《电声》对此事也给予了关注，并特别提到影星胡蝶也在迎候诸人之中。
关于1942年的返沪，年谱说：
夏 由于侵港日军不断纠缠，决定返沪，与家人团聚。
7月27日 梅兰芳取道广州回上海。
这里27日当是26日之误。《申报》1942年7月27日以《留港五载的梅兰芳昨由广州飞返上海》为题对此事作了较大篇幅的报道，据云，梅氏乘坐的C1502广州号巨型机，26日晨九时起飞，下午一时到台北，停留一小时后飞沪，四时半落地。文中还提到梅氏在广州住在爱群旅社，因为等飞机耽搁了二十来天。随文还刊登了唇上微髭的梅氏照片。
至此，谢先生的疑问已大致有了答案。最后，还可以探讨一下之所以会产生这些歧异说法的原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一段时间内，大批滞港人士通过各种途径返回内地，这就容易使人的记忆产生交叉，若干年后以梅兰芳为主体叙述时，连类而及，产生错误。比如谢文所引周黎庵、金雄白的文章中，提到与梅兰芳同时返沪的有颜惠庆、陈友仁、周作民、李思浩、郑洪年、唐寿民、林康侯、叶恭绰等人。其实稍加翻检，便可知并非确实。唐寿民在《辛亥革命后上海金融事件简述》中说：“直至1942年4月15日，由冈田带同日兵押送我和周作民、李思浩、林康侯暨眷属，乘飞机到上海。”4月15日这一日期，在《颜惠庆日记》中也可得到佐证。颜氏自己，据其日记是5月5日登船，经基隆，于13日抵沪。叶恭绰则要晚到10月才返沪（据《遐庵年谱》）。
除了记忆的不确，记述时语言的减省也是一个原因。如唐寿民只说是“乘飞机到上海”，而在《梅兰芳离港返沪往事》一文中被谢先生斥为不经的《周作民传》则说：“周作民被日本宪兵拘禁！押进九龙半岛酒店，押进香港大酒店……一直押到1942年4月15日，又押上飞机，押到广州，押到台北，押回上海。”这个路线与梅氏正同，实际上，这正是日伪合办的所谓“中华航空株式会社”在沦陷区开辟的主要航线之一。梅兰芳需先坐船到广州再乘飞机，如果笼统地说坐船逃离香港或乘机返回上海，便容易让人误解。至于梅氏具体是何时离港赴穗，相信谢先生仍有兴趣考证下去。“漠漠轻阴晚自开”，希望谢先生继续努力，最终将这层蒙在梅兰芳身上的薄薄的迷雾完全揭开。 万 殊
(东方早报) 谢其章: 张爱玲认错人?周黎庵记错事? 2012.06.07
5月7日《上海书评》“读者会所”版所载万殊先生《也说梅兰芳如何返沪》，是对拙文《“是一个初夏轻阴的下午”》再好没有的批评，我提出问题，万殊先生解决问题，这就是将问题公开化的好处。2009年春，止庵在编简体字版《小团圆》时，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查3月22日日记：“大风嚎了一夜，白天风还是很硬。止庵电话，说《小团圆》中有一个细节，张爱玲和梅兰芳是同船从香港回上海的，船上还有日本人。”这就是纠缠了我三年的“轮船乎，飞机乎”的第一天，当时我还没有读到《小团圆》。
后来偶然翻读早年间买的香港旧刊物，读到了几篇持“飞机说”的文章，这几位作者（包括日本人）均可算作“梅边人物”，尤其是许源来（许姬传之弟）那几年与梅兰芳朝夕相处，他的话可信度最高。这么着我就迷惑起来，到底信谁的。如果持“轮船说”的只是张爱玲一人的话，我也就会认为《小团圆》所涉人物有真有假（尽管张爱玲在用英文写作的《易经》里亦坚称——“琵琶真不敢相信竟然与梅兰芳博士同船，他可是有口皆碑，当代最漂亮的中国人。”），读过便算，不必认真。问题是周黎庵也持“轮船说”（见1996年周黎庵《〈梅兰芳〉与梅兰芳》），说得有鼻子有眼，而且敢于声称“蓄须明志”乃“君子可欺以方” 的骗小孩手法，这真是捅破天的话。
周黎庵的分量在于1942年梅兰芳回到上海之后，他与梅在各种场合有过接触，甚至差点成为梅兰芳舞台生涯回忆录的执笔人——“我认识梅兰芳，便在冯耿光席上，一九四三年梅兰芳虚龄五十，席间谈起要写一本他过去四十年舞台生涯的回忆录，苦无执笔之人。冯六爷听了立刻对梅指着我说：‘就叫他替你写好了。’梅对冯耿光是一切唯命的，我也贸然同意。当下敲定每星期到上海马斯南路程潜将军故居梅公馆去几次，听梅口述由我执笔。可怜我哪里知道个中的奥妙，连梅兰芳所说的一些京剧上的名词、切口都莫名其妙，深悔贸然应允冯六爷的孟浪。只去了一次，便托故不去；幸而梅的秘书许姬传正好从内地到沪，这是执笔最适当人选，我如释重负。”
周黎庵主编《古今》杂志时期，曾于1944年2月出版的第四十期撰有《甲申元日胜集记》，前面记叙的都是有头有脸的达官文客的出场，迟来者贵焉，最后一笔——“更有可述者，则梅畹华博士亦翩然莅止，拥护左右者，梅党元勋冯耿光与珍重阁主人赵叔雍两氏也。”你说说看，周黎庵怎么就会错得和《小团圆》、《易经》那么一致。
周黎庵在《魂兮归来，张爱玲！》中，不但再弹“轮船说”，而且把张爱玲经柳雨生绍介投稿《古今》的前前后后说了一遍——“可惜她谈的是她本人设计的现代服装，殊不合我编辑杂志的格调；但为了柳存仁殷殷致意的介绍，只好用小字放在刊物的末尾发表。她对此大概很为不满，以后便不再来稿，而转向柯灵和周瘦鹃编辑的刊物投稿。”此处周黎庵的记忆也有差错，张爱玲给周瘦鹃的《紫罗兰》写稿要早于《古今》。
万殊先生说到“贵人多忘”的《大众》杂志，我确实没有想到去察看（与《大众》同时期的《万象》杂志可能也有材料）。有朋友说，梅兰芳回上海这么件大事，当时的报纸一定会报道的，建议我去图书馆翻翻旧报纸。朋友不了解我，我是从来不跑图书馆的，国家图书馆离我家不远，乘公交只几站地。我说过“有的时候，真理就在自己家里”，这句话是我跟内人开玩笑说，她凡事总是讲外面谁谁谁如何如何说，不相信自己家里会出真理。就在我将《“是一个初夏轻阴的下午”》用电子邮件发给编辑的第二天晚上，整理书刊，翻出一摞《太平洋周刊》（《太平洋周刊》是怎样一本刊物，我以前在《我本无心做“张迷”》里有过介绍），随手打开一本（1942年8月8日，第一卷第三十期），轰隆一声雷——《安然归来的梅兰芳》，轰隆又一声雷——本报专访·文熊：《梅兰芳安然归来 暂拟息影红氍毹》，旁边还有一张“梅兰芳近影”。
梅兰芳行将返沪的消息，粉碎了他溺死在海洋里的谣诼，全沪“梅迷”皆大欢喜，拭干眼泪，盼望梅博士“从天而降”（乘机飞沪），然而日复一日，梅兰芳回沪依旧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于是怀疑纷起——以为这又是个谣言。
终于在七月廿六日的午后四时半，这位阔别五载、使人望眼欲穿的“缀玉轩主人”梅兰芳，在大场飞机场出现了。回沪的消息，现在是千真万确的被证实了。
“梅兰芳老得多了。”这是我见到梅兰芳后，脑中第一个浮起的印象。他的脸庞是那么的清瘦，精神又不振作，而嘴唇上留着的一撮短髭，更显出他苍老的姿态。
按，大场飞机场位于上海市宝山区大场镇，1938年侵华日军所建，占地四千一百三十六亩。抗战胜利后，由国民党军队接管。1953年3月由海军航空兵部队管理，为军队服役机场，不向公众开放。
虽然来得及将《太平洋周刊》的材料补发给编辑，但我没有补发，现在想想，不补是对的，补了，也许就读不到万殊先生的精彩文章了。这真是一次成功的“抛砖引玉”。万殊先生最后写“这正是日伪合办的所谓‘中华航空株式会社’在沦陷区开辟的主要航线之一。梅兰芳需先坐船到广州再乘飞机”，倒给了我一个新的启发，实际的情形也许是：梅兰芳自香港先乘船到广州，再从广州转乘飞机返回上海，而张爱玲（还有柳存仁）只是香港到广州的这一小段与梅兰芳“同船”。事实果真如此的话，张爱玲就没认错人，周黎庵也没记错事，皆大欢喜，可是时间对不上。
止庵：再就是关于张爱玲。但这本书是我所有想写的这几本书里面最不容易写的。我想写一本像评传那样的书，但评传涉及到她的生平，写作的困难在哪里？在张爱玲，是她自己造成的。因为在她写了《小团圆》、《易经》、《雷峰塔》之后，关于里面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这件事情就给我很大的障碍。举个例子，和我写的《旦幕帖》一块出的谢其章先生写的《玲珑文抄》里面有两三篇文章都谈一个事，就是张爱玲在《小团圆》里说，她从香港坐船回到上海的时候，梅兰芳和她坐同一条船回来。当时有人写这篇文章，过去就说张爱玲跟梅兰芳从香港同坐一条船上回来，可是又有人写梅兰芳是坐飞机回来的。如果你相信《小团圆》，他们就是一起回来的。如果你相信别的材料，那确实有证明他们不在一起，这就需要做辨别，谢先生就把这个事给解决了：其实《小团圆》是虚构的，船上没有梅兰芳，梅兰芳是坐飞机回来的。类似这样的事情，你需要逐一搞清楚，在对待自传体作品上需要花很多精力。
文坛：所以我记得当时咱们俩讨论《小团圆》的时候，您就跟我说过这就是一个自传体小东方早报说。
止庵：对。有真有假。作为一个文学作品我认为它是一个好的作品，但从传记的意义上，它不仅没有提供新的材料，反而把原来有的材料弄得不知道是真是假了。所以这本书出了之后，我就觉得张爱玲的书比较难写了。
文坛：但是还是准备会写。
止庵：也许有可能写，也有可能就不写了。张爱玲跟胡兰成的关系，我们以前有《今生今世》，现在看来跟《今生今世》说的又不一样。类似这样的，包括他们是否结婚了，这事都不知道。按照胡兰成以前说的他们还有婚约，还有各自写的一句话。按张爱玲小说写的根本就没这事，就是有一张纸，根本没有结婚这件事。类似这种事情，使得原本就很少的材料，变得动摇了，新添的我都不敢信。所以我觉得从我整理这些书之后，我就放淡了写这本书的心了，大概也就是写这些东西。
东方早报 柳雨生移居香港的时间 谢其章 2013.06.03
1951年柳存仁（此时“柳雨生”已弃用）与叶灵凤、俞振飞、李伯言、陈梦茵、贾纳夫、唐碧川、胡春冰、江陵等在香港贾纳夫宅合影。前排左一席地而坐者即柳雨生
抗战后柳雨生（1917-2009）以汉奸罪被判刑。他出狱后去了香港，此后漂流海外，越混越好，竟然成为国际著名学者。我以前说过，朱省斋在《古今》作者群里结局最好，其实柳雨生的结局亦不差，除享誉国际学界之外，寿命也最为长久。关于柳雨生移居香港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是“一九四六年”，一是“一九四八年”。高克勤《从柳雨生到柳存仁》内云：“由于他（按：即柳雨生）的这些作为，他被称为上海‘汉奸文人’中的‘最为活跃’分子，是抗战胜利后被中国政府明确以‘汉奸文人’罪名通缉的少数作家之一。1946年，柳雨生赴香港工作。”这段话中的第三句，封世辉编著《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史料卷》是这么表述的：“（柳雨生）因而成为抗战胜利后被以‘汉奸文人’罪通令逮捕的少数作家之一。”“通缉”与“通令逮捕”不同，前者乃疑犯在逃尚未归案，如胡兰成；后者是疑犯已捉拿归案。
柳雨生被捕是事实，判了几年呢？如果是判了三年，那么他1946年去香港就不可能。有研究者告诉我判是判了三年，但是柳雨生只在狱中待了半年就给放出来了，所以1946年出走香港是可能的。对这个说法，我将信将疑。
网络上有人说：“于网络上能查到的是知识，查不到的才是学问。”近年我每遇疑难，先想到的就是上网去碰碰运气，果然这次又碰到了。《申报》 1946年5月31日有报道说：“文化汉奸柳雨生、谭伸将、刘炜俊、印奸那那克昌、鲍培等则将于今日下午二时宣判决。”6月1日又有报道：“柳雨生等亦定罪，昨日下午高院又宣判一文化汉奸柳雨生‘通牒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有期徒刑三年，剥夺公权三年，全部财产除留家族必需之生活费外没收’。柳逆闻判含笑，其妻亦笑逐颜开。”
这样，柳雨生被判三年是确定无疑的了。《申报》先有影印版，现在又有了“缩微”，查起来也算便当。
苏青《续结婚十年》里的诸多人物，经几位“索隐家”考证皆有原型可一一对应。索隐家开列出名单：金世诚——陈公博，戚中江——周佛海，徐光来 ——朱朴，鲁思纯——陶亢德，潘子美——柳雨生，周凡——谭惟翰，木然——实斋，范其时——鲁风，秋韵声——关露，裘尚文——金性尧，周礼堂——纪果庵，谈维明——胡兰成，郭小姐——莫国康，郑烈——袁殊，张明健——吴婴之，钱英俊——周黎庵。
以我对上海沦陷时期文学和作家的了解，这份名单非常准确，既对得上人也对得上事。几年前张爱玲《小团圆》也引起一阵“索隐热”，但是成绩不如《续结婚十年》那么严丝合缝。
《续结婚十年》第十七章《惊心动魄的一幕》里有这么一段情节：
谈话又突然中止，我想起身告辞。他叫我再坐下，一面又问：
“鲁思纯你认识吗？”
“是的。”
“潘子美你认识吗？”
“是的。”
“现在上面有命令要找这两个人，请你帮一些忙吧。”
“帮什么忙呢？”
“因为他们的家里都没有电话，我们不知道此刻究竟在家不。现在我想请你与我们这里的人同去，到了他们家里，你先上去找他们，假使不在家的话，你便什么也不要提起；假使他们在家，你便叫他们走下楼来说一句话，以后就没有你的事了。”
“我不能够这么做。”
“为什么？”
“因为我不愿意出卖朋友。”
“你还承认他们是朋友？”
“就是不算朋友吧，我也不能这样做，因为如此一来我以后便再也没有面孔出去见人了。”
“笑话，你还包庇他们吗？”
“随你怎么说吧。”
作为一个女人的苏青、作为一个女作家的苏青的这番话，使我想起一首诗：“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
1948年8月上海报摊上出现了一本文摘性质的《好文章》，关于这本杂志内情，我曾在《〈好文章〉作者小考》中略作介绍。柳雨生化名“吴商”，在《好文章》写有《沦陷日记》。1992年4月号《民国春秋》杂志中有篇《周作人出狱之初》的文章，透露《好文章》出版内情。周作人出狱之后暂住横滨桥尤炳圻家，此时一批抗战后入狱的人如柳雨生、陶亢德等，也都获得释放，为解决这些人的生计，有家出版社愿意为他们出版一本丛刊，条件是：内容不得触犯时忌，不得使用真名。
据此可以推断，柳雨生并非1946年去的香港，不然的话，他还有必要在1948年化名往上海投稿吗？
去年我将《沦陷日记》（1945年1月1日至2月12日）一字字敲入电脑，得六千多字，现摘录其中几天的。
三十四年一月一日 星期一
余多年辍记日记矣。最后之记，在十二年前。
晨起觉甚燠，被中闻屋外鸟语，时已八时。与佩兄谈，乡间坟旁多有砌空成丁财二字者，吾人爱说添丁发财，此又一证。屋外旷野有霜，天爽朗，日涌赤橙色。今岁元旦余在乡间。回忆元日余不与家人聚者凡数次：（一）民廿五（二）廿六年（三）三十一年，此为第四次。
一月十日 星期三
《海报》今日载目前物价指数，一百圆约值战前八分，择万金为战前八圆，余上月收入六万馀，不过昔时之五十金耳。以此撑支全家，苟不为人所谅，又何病诸！一家老小，月内再添一孩，正符八口之数。
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晨闻悉昨夜事，系游击队袭倭寇，闻声数响，
某君言国光印刷断电，《大众》及《语林》均停中。夜访浩君，未遇，在忠清处。读其架上《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谈龙集》《永日集》《瓜豆集》《泻泽集》等。
一月二日 星期二
上午到肆（按：即太平书局）。午间，浩兄加菜宴客，因前生一女，夥友曾送贺礼也。庄女士来谈，至四五时，霜兄亦来。六十许，霜，宛，君浩及余相偕小宴于二马路同华楼，食二蚶子，醉蟹一，大鱼头豆腐，白蹄，烧菜心，又酒饭，共九千馀元，四人分摊。余与君浩，胡，庄诸君久不聚食，无所不谈，亦自快意。然苦中作乐，是苦是乐耶。
为了给小文配图，我找到了1951年柳存仁（此时“柳雨生”已弃用）与叶灵凤、俞振飞、李伯言、陈梦茵、贾纳夫、唐碧川、胡春冰、江陵等在香港贾纳夫宅合影。前排左一席地而坐者即柳雨生，瞧他笑得多开心。我还是喜欢沦陷时期的那位“柳雨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