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缘得识张爱玲

   张爱玲女士去世后,老友庄信正曾给我建议,要我把我所知道的张爱玲——特别是她在洛杉矶最后几年的生活状况,叙述出来,说是有许多她的读者会有兴趣看。

    我想自己从来没有写过文章,不知道如何下手,同时正忙着准备明年的玻璃美展,抽不出时间来,对庄信正的建议,就没有慎重地去考虑。

    之后有些朋友来电询问,我也看了些媒体的报道,逐渐我觉得做为张爱玲的遗嘱执行人,有必要把整个过程据实报告出来,由此可以澄清我的任务,也表明我的立场。

    在我常识写作的时候,初稿曾寄莊信正过目,也曾得到他的鼓励,又承孙曾尧、王积青夫妇,学生朱谜试读,有他们的建议,才有现在这篇报告的可读性。在此特地谢谢他们。

楔子

    同床之雅——结交庄信正

    一九六零年九月,我从台湾搭乘民航CAT留学生班机动身,螺旋桨的推进机,上上下下的跳岛飞行,经过漫长的颠簸摇晃,到达西雅图(Seattle)时,我已是昏昏沉沉,不辨东西了。

    甫出机场大门,一片眼花缭乱,高速来往的汽车,五彩缤纷的颜色,这是当年在台湾所梦想不到的景色。

    初秋美洲大陆的空气,显得异常清新干燥,令我回忆起幼时在南京的情景,然而在旅途赶路的我,却没有心情领略这些,只是急急地想在这人地生疏的地方,尽快地能搭上灰狗客车,赶到在Minneapolis的学校上课去。

    在灰狗车站托运行李时,发觉班车要到第二天清晨才能出发,怎么办呢?非得找地方过夜才行,可不能在机场的会客室里睡觉!更何况那会客室仅是那打扮得像卓别林留小胡子的领事先生,为了暂时安顿我们这些没有找关系拜托他的学生,请机场当局给我们落脚的地方。而他自己却早已带领那些有关系的子弟们,扬长而去了。

    我当时又累又饿,而口袋里的少数美金,是当年父母以他们做公务员勤苦所积的钱,在台湾的地下钱庄经黑市兑换而来的,它在我心上的份量非常沉重,可不能乱花!

    有位同机学生找到了一家便宜旅馆,不带浴室的单人房一块钱一晚,大家一哄而上,每人都想省钱,反正明天一早就要动身了,两个人挤一张单人床,将就过一夜吧。

    和我同床的是一位山东口音很重的人,从来没有见过,不晓得从哪里突然冒了出来,手里紧紧地握着一个蓝布包,板着脸没有一丝笑容,因为长时飞行,没有机会洗澡,身上淡淡的飘出一股味来。他匆匆告诉我一个名字,我当时心不在焉地也没听清楚。

    那时我满身带的都是台湾习惯,好几天没洗澡了,只觉满身发痒,非得要冲洗一下不可!于是慌慌张张地向浴室跑去。

     进浴室的当儿,我照旧把鞋子脱了,放在门外走廊边,然后关门就浴。

    等洗完了澡,一步跨出门来,奇怪!鞋子呢?

    起先以为那位仁兄在这种忙乱场合还会跟我开玩笑,后来渐渐地觉出不对,我仅有的,朋友为我出国而送的全新皮鞋已不翼而飞了!我另外带的一双力士鞋在行李包里已被灰狗车早些时送去了Minneapolis,可不是,我要面临光脚走路的命运了!

    不行!在到美国这黄金国度的头天晚上居然有人偷我的鞋子?真是不可思议,我得要旅馆老板陪鞋子!

    在一片道歉声中,日裔旅馆老板拿出一堆他穿过的旧鞋子给我试,全都太大不能用。买新的要八块,太贵了,想想来日要钱的时候多得很,再向家里要?不可能,家里的储蓄都在我的口袋里了……正好预官七期的顾锡元同学身边有一双多下的没穿,试试小了一点,将就一下罢,到Minneapolis后再还他。

    经过这阵折腾,回到房中,那位山东朋友已经抱着那蓝布包呼呼入睡了。

    挤在一张不习惯的软钢丝床上,全身不知如何安插,就如此地过了一夜。

    第二天天不亮,大家就开始忙着各自上路,我也早就把那位同床的山东朋友给忘掉了。

    直到一九七零年,在洛杉矶的一个朋友婚礼上,我见到了一位似曾相识的人,我们互相端详的好一阵,想不起在哪儿见过,想着想着,突然恍然大悟,原来他就是那位在我初到美国头天晚上有同床之雅的山东朋友!

    他的名字叫“庄信正”,这回我可再也不会忘掉了!

之后我们经常来往,交谈,他家里常常坐了一大堆人,多半是文艺界的,地上桌上架上摆满了书。一到他那里就觉得无拘无束,吹起牛来特别痛快,我慢慢地体会到他是位重感情的人,而我们的性格和志趣也颇为相近,如此逐渐地结下了不渝的友谊。

介绍一位朋友——张爱玲

    自一九七四年庄信正去了纽约后,我们不时有联络,一九八三年的一天,他突然来了电话,说是在洛杉矶有个朋友要搬家,托我帮帮忙,此人是位女士,没有什么亲人,在生活上如有需要也要我就近照应,我当时马上就答应了。唔,是的,朋友要我办事,说什么都得干,不然说我不够朋友,那还得了,不要做人了?

    他说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张爱玲,是个作家,可是我却从来没听说过,更不知道她是干什么的。之后庄信正又寄来了一些有关张爱玲的剪报和杂志,我才对她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

    从有记忆开始,我就被父亲大屁股背四书,小说是不准看的。直到小学四年级时,我才半懂不懂偷偷地开始看第一部小说——《西游记》。之后我就明里暗里一直被那些神奇古怪,飞仙剑侠所吸引、陶醉。在初一时为了迷恋武侠小说,曾经逃过学,留过级,这些事父亲事先是不知道的,他那是忙于事业,一天到晚不在家。

    年岁渐长后,父亲也酌量的放宽看小说的尺度,但是涉及男女关系的《红楼梦》,则一直被他列为禁书,到初三时他还把我偷着看的《红楼梦》没收去丢在他办公室的字纸篓里。我虽然在这样的教育环境里长大,说老实话直到今天我真的还是没有看懂《红楼梦》,这可不能再怪我的父亲,因为他已去世快四十年了。

    武侠小说对我一生发生极其深刻的影响,那就是锄强扶弱重然诺讲义气的价值观。为了要修炼武功,我打了近四十年的太极拳。我对在深山幽谷里勤修苦练的剑仙们始终抱有高度的崇敬和憧憬。

    我可以看诸子百家,资治通鉴,可以欣赏唐诗和宋词,但对近代的小说,就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去浏览,这可说是受了太多的“文以载道”的熏陶吧。

吃了一张汽车罚单

    庄信正在我帮忙张爱玲的同时,曾大致地叙述了一些她的性格,我却没把这放在心上,认为搬家这种事情直截了当,没有什么复杂性,和性格扯不上边!

    过了一阵庄信正又寄来了一个黄色信封,要我亲自送去给张爱玲,借此问问她需要什么,见见面,彼此认识一下。

一天我用庄信正给我的电话号码和张爱玲取得联系,约定在傍晚八点左右把信送去,那时她住在Hollywood的Kingsley街上的一幢公寓里,离我家有四十多分钟的车程。

    那是一个秋凉的晚上,天在六点多就很快地黑了下来,饭后我套了一件夹克上车。平常上班回家后晚上很少外出,这天确是例外,车子开在路上要把前灯打开,经过Beverly Hills时后面突然被一辆警车钉了上来。糟糕!我大概要吃罚单了,但想不出我的车开得有什么不对。

原来车子前面的灯少了一双,变成了独眼龙,这毛病在别的城市不一定会被抓,唯有在防盗严密的Beverly Hills则逃不了此劫,如今拿了这张罚单,又得要破财,真倒霉!

    上了三楼,从电梯出来后,向左拐就是一道长廊,黄黄暗暗的灯光,两边都是房间,一样的门,张爱玲住的三零五号是在右面。

    敲了门后,里面窸窸窣窣的好一阵,一位女士用缓慢轻柔带点抱歉意味的声音说:“我衣服还没换好,请你把信摆在门口就回去吧,谢谢!”

我心中觉得满不是味,开了好一阵的车,又吃了一张罚单,连面都没有见到,唔,那庄信正也真是的……张爱玲这人确是有点特别。

第一次见面

    一九八四年八月,我突然收到张爱玲的一封信,其中只说她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八四年,前后共十年时间,住在1825N. Kingsley Drive, Apt. #305, Hollywood,这就是上次我去见她而没有见到的地方,一九八四年夏六月她搬到2025 Argyle Ave, Apt. 26, Hollywood,两个月后,又搬到她现在下榻的这家汽车旅馆Plazars Motor Hotel,地址是777 Vine St, Hollywood。

    信中什么都没提只写了一句“万一需要的话”,当时我捉摸不出是什么意思,她特地写信告诉我搬家的历史干什么?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我作见证?直到今天,当我在此追溯她搬家的历史时,这封信才算真正地派上了用场。

    后来她托我替她找地方住,待我把住房申请表寄给她以后,次年(一九八五)二月间,她从位在209 S Figueroa St, Los Angeles的Best Inn Hotel寄来一封短信,说她不能提供“申请房子的收入证件”,又“连日心境太坏,不想打电话”,叫我不必麻烦为她找房子了。

    但是她又改变了主意,两个多月之后,张爱玲主动打电话说要见见我。我就在她住的一家汽车旅馆的办公室内,头一次见到了她。

到这时候,我对上次要见而没有见到的那位女士,已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很想会会这位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奇人异士。

    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阳光还被晨雾淡淡地笼罩着。我照自己的习惯在预定的会面时间前早到了几分钟,旅社的大门坐北朝南地对着近城中心的Olympic(近似得考)大街,我先到办公室里以英语告诉那位东方面孔的经理说我要见Eileen Reyher(张爱玲的英文名字),然后在一把面向客房的椅子上坐下等着。

    十点整从旅社的走廊上快步走来了一位瘦瘦高高、潇潇洒洒的女士,头上包着一幅灰色头巾,身上罩着一件近乎灰色的宽大的灯笼衣,就这样无声无息地飘了过来。

    打了招呼之后,她马上在那张能避过旅社经理视线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当她开始端详我的时候,“唔,你真是一位隐士!”我先说了这么一句。

    她笑着没有回答,接着谈了一些问候生活起居的话。

    我注意到她一直在避免旅社经理的视线,“这经理是中国人吧?”我问她,她还是笑着没有回答。

    整个见面过程没有超过五分钟,她的气定神闲、头脑清晰以及反应敏锐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我也觉得她在观察我。

    她送我走出办公室,在门口向我挥手致别,我走了几步再回头看时,她还是含着笑站在那儿,透着飘然出世的气氛。这时我才发觉她脚上套了一双浴室用的拖鞋。

搬来搬去——流浪的日子

    自从一九八五年见过面后,张爱玲自己一直马不停蹄地在搬家,她住的多半是分布在洛杉矶市内的各个汽车旅馆。

    自一般大众达到已车代步的生活条件后,汽车旅馆就应运而生了,它收费比正式旅社低,地点也较分散。因为造价便宜,市场需求大,数量就很多,除基本设备外,唯一供人方便的就是那宽广的停车场。张爱玲不开车,她住在汽车旅馆,我想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费用少,二是可以多搬地方——她平均一星期就换一个旅馆。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没有太多的联络,她曾从不同的旅馆,寄给我几封信,也送了两本作品给我看,一本是我看不懂的《红楼梦魇》,另一本是《怨女》,我也没有看完。我们也曾互相通过几次电话,多半是我告诉她有关我的行踪,如有需要,请她不要客气,尽管来找我。譬如在一九八七年,我去了一趟欧洲,我也告诉她了。

    张爱玲给我的信,按她的习惯,只写月日。地址和年代,只有在信封上才能找得到。而我平常收到信后总是不留信封的,因此有许多她住过的旅馆,那地址我就不记得了,很是可惜。下面所列的是几家还留了些印象的。

Best Western Park Hotel: 434 Potrero Grande, Monterey Park

Monterey Park Inn: 420 N. Atlantic Blvd., Monterey Park

Bell Vista: 1065 N. San Fernando Blvd., Burbank

Howard Johnson’s Beverly Garland Resort Lodge: 4222 Vineland Ave., North Hollywood

Best Western Colorado Inn: 2156 E. Colorado Blvd., Pasadena

    一九八八年二月十日,张爱玲从Redwood Inn Motel, Rm. #103, 9111 Sepulveda Blvd., Sepulveda写封信来说又要我帮她找地方住,信中留了个电话号码。她又说:“这两三年来都住在Valley(洛杉矶以北的山谷区,天气比较热,房租也较低),以前住遍市区与近郊。”又特地说明她害的皮肤病早已痊愈,言下之意是可以住公寓了。

     过了十天,二月二十日,她从另一个地方,Nutel Motel, Rm. #210, 1906 W. 3rd. St., Los Angeles写信来催我赶快替她找房子。

    可是到了三月十九日,我正在帮她留意房子的时候,她来信说房子她已找到了,地址是“245 So. Reno St., Apt. #9, Los Angeles”,又附了一个电话号码。她说她已签了半年的合同,叫我不必再去为她找房子的事担心。这封信中她已开始提到她的健康情形。

    起先我觉得张爱玲这人真怪,为什么一天到晚要搬家?而且搬的都是些汽车旅馆。她说她在躲蚤子,我说我不信,有蚤子,喷喷杀虫剂就完了,不至于要搬家去躲。她强调说那些蚤子产于南美,生命力奇强,非搬家避难不可。我听了还是不信,蚤子就是蚤子,那有什么北美南美之分?

    我猜想她是一位从事写作的人,像海明威一样,为了找题材,得亲自体验各种生活。说不定她要写汽车旅馆的生活,因此东奔西跑的搬。

    接触多了,我才体会出她是一个从容不迫,凡事顺其自然的人,她的行动多出于直觉,不怎么计划。她这样搬是从她的性格里自然衍生出来的喜好。汽车旅馆一般都设在闹市,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来穿去,没有人认得出她是谁,没有人会去麻烦她,没有家累,没有牵挂,她要搬就搬,要走就走,身无长物,逍遥自在,痛快的很。她这种孤独的形象,超脱的性格,拿得起放得下的气魄,一直在吸引着我,是的,这种人我得多见识见识!

    我自年事渐长后,越来越觉得在芸芸众生中,要坚持信念为自己的生活而生活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对像张爱玲这样有卓志孤行的人,产生由衷的敬佩,愿意为她做一些能做的事情。因此每次在她有事找我的时候,我总是抱着热心负责的态度,这点我想她也早已体会到了。

    自一九八四年八月到这时(一九八八年三月),前后约三年半的时间,张爱玲一直过着迁徙流离的汽车旅馆生活,可能因为是搬家太频繁了,生活不安,饮食无节,从信中可以看出她的身体已大不如前了,不能再继续那独来独往的流浪生涯,而想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何况她已经六十八岁了,在心理上也希望能找人谈谈,并帮一点忙。

    在那段流浪的日子里,她把随身带的东西都丢光了,连各种重要证件也都没有保住!这情况后来带给她很大的不便,也促成我一个帮忙她的机会。

做了张爱玲的房东——安定下来

    我自来美以后,一直都在建筑的领域里学习、工作和发展。一九七五年以来,我在洛杉矶设计并施工造了许多房子。当张爱玲住的Reno St.合同期满时,正巧我在Lake St.造的具八十一单位的公寓,于一九八八年底完工要出租,里面有单人房,什么都是全新的,很合张爱玲的心意,她看了之后,马上就搬进去了。在搬家之前,她特地关照我不要把她的行踪告诉别人,而我也听说有人曾去破坏她尽力维护的宁静生活,我当时义不容辞地满口答应要照她的意思办事。

    我请Lake St.公寓经理石先生在她迁入之后,注意几件事:一是不要她出具“申请房子的收入证件”,二是不要告诉任何人有关她搬进来的事,另外万一她有什么需要或急事,也请尽快通知我。

    就这样我做了张爱玲的房东。这公寓的地址是:433 S. Lake St., Apt. #322, Los Angeles。从此之后,我没有把她的住处,告诉过任何人。

    我再三问搬家要不要人帮忙,张爱玲总是说不必,找计程车就可以了。起初以为她不欢迎别人去触动她的东西,后来才知道她丢东西的程度,远超乎我想象之外!她如此能看得破,做得彻底,除了有超脱的人生观外,还得要有相当坚定的意志和决心才行。

摔坏了肩骨——日益弱化的健康

    一九八九年初的一天,公寓经理石先生说张爱玲的手臂给摔坏了,用布包起来像个球!我大吃一惊,马上打电话去问怎么回事,她在电话里仍和往常一样用缓慢平和而沉着的口吻回答说:“坐公车不小心摔了一跤,”又说:“没有什么,多躺躺,再用水冲冲就好了,不必担心。”

    同年七月中旬,她来信告诉我她的肩骨已经好了,不用开刀。信里也提到打算买医疗保险的事,要我代她物色适当的保险公司。

    骨头摔破是很痛苦的,她就这么一个人静静地挺了过来,如果换一个人,一定会闹得鸡飞狗跳、全家不宁。唔,张爱玲这人,是好样儿的!我心里如此地称赞着。

    张爱玲这时说她的眼睛、牙齿、皮肤都有毛病,得要看医生,不过这些事,她照旧不要我帮忙。

    石先生也曾告诉我说她变瘦了,气色也不好,我又打电话去问她要些什么,当下她又婉拒了,不过对我的善意,她倒是很感激的。

    她在三楼住的那房间,离电梯太远,每次进出,她都用靠街的楼梯,这时她在信中表示提东西爬那楼梯已经不太方便了。

    为了不打搅她,我除了在多年前吃罚单那天敲过她的房门外,以后从未上过门。虽然我为了公寓的事常去找石先生,但也很少见到她。有一次看到她的背影,浑身洋溢着中国文人特有的清秀气,……这次我注意到她在戴假发,而那双浴室拖鞋还是留在她的脚上!

    她平常和不认识和不亲近的人交谈,都是用英语,石先生是北平人,大概是公事上来往要保持距离的缘故吧。对他她也用英语。可是我却一直没有听她说过英语,连英文词汇都不带一点。虽然她在上海待过,但她的口音却是近乎北方人的。

再搬家——最后一次

    张爱玲每次要我帮忙找地方住的时候,条件大同小异,我把它们列在下面,由这些要求可以揣测到她的生活环境的大致情况。

1. 单人房(小的最好)

2. 有浴室

3. 有冰箱(没有也行)

4. 没炉灶

5. 没家具(有也行)

6. 房子相当新,没虫

7. 除了海边(避虫蚁)之外,市区、郊区也行

8. 附近要有公车

9. 不怕吵(有噪音、车声、飞机声最好)

    张爱玲告诉我说她搬家是为了避蚤子,她说她那里的蚤子产于南美,生命力奇强,什么地方都钻!还在冰箱里的保温层中藏着,因此她把头发理了,衣服也丢了,东西也甩了,还到处躲,只有住没家具的新房子才忍受得了。

    我想她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而且心里充满幻想,不善也不喜去处理生活中的麻烦琐事,当初是不是因为汽车旅馆简便,没有厨房,不会联想到冰箱?而每天又有人进房打扫,比较干净,如此蚤子就待不住了?如今要搬回公寓住,当然是越新越好,蚤子来不及跑进去。

    如果把皮肤敏感和蚤子不加联系,怕虫倒是张爱玲的天性,只是怕如此程度确实罕见。

    张爱玲极其不喜家务,为了省事,住房越小越好。她不怎么烧饭,有没有炉灶,也无所谓。

    她又有一个习惯,要在四周有声音的环境里住,什么汽车声、飞机声、机器声都可以,不仅如此,她说她在房间里,没事还把电视打开,而且声量调得很高,“把电话铃声都盖住了,”(她没有收音机,也没有录影机)不过她在讲电视的时候,我从没有听到背后有电视机的声音。

    一九九一年,因地点关系,我在Lake St.的那栋公寓住进了许多中美移民,素质较差,三年新的房子,已经被弄的很脏了,有人养了猫,引来许多蟑螂虫蚁。于是在那年四月,张爱玲来信要搬家。她愿意付九百块左右的房租,当时我住在加州大学附近,居民知识程度高些,环境好多了,于是建议在我家附近找房子。

    非不得已她是不会麻烦我的,找公寓也不例外。我先在离家不远的公寓区兜了几转,抄了些地址给她,然后她坐计程车自己去勘察,满意了才决定。

    七月初她由我介绍找到了位于10911 Rochester Ave., #206, Los Angeles的公寓,和伊朗房东签了约后,她就搬了进去。那时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是她最后一次搬家,回想起来,不胜唏嘘!

    像往常一样她拒绝了我的建议去帮她搬家,她也没有找别人。这家公寓她在世时我还没去过!

    搬了家后两个星期,那伊朗房东打电话来告诉我说张爱玲忘了钥匙,有好几次把自己锁在门外,要房东帮忙开门,又抱怨浴室设备不好,找房东修理,事情多得很,问我张爱玲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问题?我回答说以前我当她房东的时候一点问题也没有,按时交房租,安静得很,请放心。

    张爱玲力气并不大,提不了太重的东西,虽然她搬的地方很多,如果同属一区,就相距不远,而且都近公共汽车路线。后来我循她的老地址去照相,用不了太多的时间,就都照完了。

    她跑银行、买东西、上邮局,都是在沿公共汽车的路上,以前住Hollywood时,就沿Sunset大道而行,住Westwood时就多半按Wilshire大道而行了。

    如果寄东西或电传信件,包括照相(就是那张带金日成去世新闻的),她都在离家附近走路可达的店里办妥的,要看医生买药,比较远,不得已,她就雇计程车。

    她搬了这么多地方,为了通信,却只用了两个信箱号码,就是P.O.Box #36467和#36D89,她每月才去取一次信,时间也不固定,大大的信箱,塞得满满的,有时候堆得太多了,又去得少,招来邮政当局的批评。

    另外一个信箱,位在1626 N. Wilcox, #645, Hollywood,是个私人办的信箱店,张爱玲在汽车旅馆跳着住的时候,她就用这家信箱店,旁边紧邻着一家旅社。这信箱的地址,给我一个错觉,以为她有一阵子还在公寓里住呢。

    在Rochester Ave.公寓内的信箱上,张爱玲用了一个越南名字Phong,她说同公寓的中国房客太多,怕被发现,引来无聊的麻烦。她向伊朗房东解释换名字的理由很妙:“因为有许多亲戚想找我借钱,谣言说我发了财。而Phong又是我祖母的名字,在中国很普遍,不会引起注意。”

第二次见面

    和伊朗房东签约的当儿,是我开车陪张爱玲一起去的。

    下午两点,她要我到Lake St.的公寓去接她,我本想在抵达后到办公室去打电话通知她,不料她早已在大门口等着,我车子还没全停,她已快步迎了上来。数年不见,她已苍老了许多。不过行动还很便捷。

    在车上我们交换了对洛杉矶的一般印象,我也问候了她的健康情况,她说她有些小毛病可以自己解决,最大的苦恼是牙齿,不管怎么医,总是不见好。言谈中我注意到她的牙齿真的有点走样了。连嘴唇都受了影响。

    她提到三毛,说她怎么自杀了,言下甚不以为然。我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因为我没有看过三毛的作品。

    多年来我们通了多次的电话,她又常来信,因此她对我的态度,非常自然,也说些家常话,她需要帮忙的地方,我就理所当然地承受下来。上面提到她在搬来搬去的时候,把一切证明文件都丢光了,现在要租房签约,没有财务证件是不行的,这回我不再是房东,这证明不能免掉,自然得用我的经济担保,来代她租房子。

    那公寓经理,是伊朗房东的女儿,名叫A NAZY EFRAIM,长得很漂亮,张爱玲问我她的眉毛好不好看,我忸怩地没作正面的答复。那天张爱玲仍旧戴假发,黑里带白的,穿的是近黄色的衣服,不怎么显眼,唯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双浴室拖鞋,还是拖着没丢。

    前面提到张爱玲对我说话都是用中文,我从没有听她说过英语,唯有这次和那房东女儿签约时她得说英语,她的用词造句和我常用的很不一样,丰富而多姿,令我自叹弗如。真是天外有天,人上有人!

办理身份证

    一九九一年五月,张爱玲为了多种原因要再申请她丢掉的美国公民身份证,她原来的身份证在旅馆被偷掉了,她在申请表上写着:

“Missing from luggage at Hotel Howard, 1738 Whitly St. after weekly cleaning, Next Day the maid unlocked my door for no reason & withdrew at once, seeing I was not out, evidently looking for more.”

    七月搬家前她在申请单上填我的地址作为她的永久通信处,我对此当然没有任何异议,自此以后,在她的心目中,我这里就算是可靠的联络站了。之后她如向政府申请什么,所需来往信件,也有些是经我转交的。

    办好了公民身份证以后,她继续办理联邦医药保险、老人福利卡、图书馆借书证等等。

    回想过去,张爱玲在汽车旅馆搬家流浪的时日里,她就感到在附近要有一个固定的联络人的需要,她在一九八四年还没有见到我之前给我的短信里说:“万一需要的话”,就含有这个意思。

Los Angeles的暴动和地震——闲话家常

    张爱玲以前住的那些汽车旅馆,包括我造的Lake St.公寓,区域、环境都不好,夹住着许多黑人及墨西哥人,治安常有问题,而她又经常要搭公共汽车,对一个单身女子来说,更不安全,这点顾虑,她一直不在乎,可是一九九二年洛杉矶发生的暴动,就蔓延到她以前住的区域附近,她因此特地打电话来谢谢我,说她现在住的地方很好,没有被波及,说我还选择得对,算是我的功劳。

    每次通电话,我们常常顺便聊聊天,她思路清晰,反应敏捷,举一反三,和她谈天,有如行云流水,非常顺畅自然。

    她说我讨了日本太太,一定“罗曼蒂克得要命!”对我住的玻璃房子,躺在床上,还可以看星星月亮太阳,大加赞赏。

    有次打电话没有接通,收到她的信后才知道生了病,我和太太买了一张慰问卡寄去,没有回音,过了好一阵她才来信谢谢,措词很动人,当时我想,张爱玲是真懂感情的人,她不轻易表示,可是记得住。可惜我把那封信给丢了,想起来很后悔。

    有一次她无意地提到她喜欢吃鸡饼(chicken pie),省事又好吃。隔些时我又提起这件事,她听了一怔,我解释着说她的话我都记得,她说她的记忆力也很好!后来我才晓得大概什么文章叙述过这个,她对我所说的消息来源有怀疑,因此感到意外。

    她很喜欢睡觉,“没事总躺着”,由此我说自己也常常睡懒觉,并且述及睡觉时飘飘欲仙的妙处,她听了连声称是。

    在和我的言谈中,她很少提到她的过去,偶然谈到时也没带留恋的意思。有一次我要去上海,曾打电话告诉她,她似乎沉入回忆中地说了一句:“恍如隔世!”之后她就没有再提上海了。

     她从没有向我提过她的作品,如果不是张爱玲这名字和文学有关联外,在她的谈吐里我觉不出她是专门写文章的人,她有修养的气质和平易近人的态度,令我感到她是一位诚恳和蔼明智的朋友。

     论及中国文化,张爱玲有她独特的看法,说中国文化受西藏影响很大,当时我曾表示我不清楚,在我受的传统教育里,还没听过有此一说。

     我又提到旧小说里的才子都是娘娘腔,一点没有男人味,不知道为什么,能被大众接受。她同意我的批评,而且引用了欧洲一位文学家的批评话来做注解。

     她常常看电视消遣,有次她问我有没有看Simpson案的审判,我说没有,她说那是社会上的电视连续剧,是侦探故事,很有趣,她一直在看。

     她怕蚤子,我说完全是心理作用,她开始不同意,我又说我的皮肤也经常发痒,原因是皮下脂肪太少,抗菌力不够,加上洛杉矶的气候,少雨而近沙漠,很干燥,什么样的过敏症都有,她有些心动了,于是要我把我的皮肤科医生介绍给她,结果她也去找过这位医生。

    她常常提到她的牙齿给她许多痛苦,我说我的牙齿也有毛病,但没有像她说的那么痛苦,原因是我舍得拔,毛病不能在我的嘴里留下来。她听了自言自语地道:“身外之物还丢得不够彻底!”

    一九九四年大地震之后,我马上打电话给她,没有接通,又写了封信去,然后才接了电话,说地震对她影响不大,只掉了厨房里的灯罩。她经常不接电话,我有时打去,没人接,急了,先写封信去,再通电话。如果她要找我,则比较容易,打来就是了。如果她写信来,知道我会打电话去,她就在电话边等,白天半夜都可以打得通。她打电话给我的时间多半在晚上。


位于10911 Rochester Ave.,Los Angeles的公寓
张爱玲在此度过她的 最后四年,直至1995年去世

寄来了遗书

    在办理各种证件的期间,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七日,张爱玲寄来了一封信,信中附着一份遗书,一看之下我心里觉得这人真怪,好好的给我遗书干什么!也不讲些忌讳。当时我从来没见过遗书的样子,因为我自己都还没立过遗书。

    遗书中提到Stephen. C. & Mae Soong(宋淇),我并不认识,信中也没有说明他们夫妇的联络处,仅说如果我不肯当执行人,可以让她另请他人。我觉得这件事有点子虚乌有,张爱玲不是好好的么?我母亲比她大得多,一点事也没有,算了,这不能把它当回事看,因此我把这封信摆在一边,没有答复她。

    可是在张爱玲来说,我不回音,就等于是默认,后来我们从未再提这件事,我几乎把它忘了。

    回想起来,如果我当时知道后来在执行遗嘱上有如此多的麻烦,至少会打电话和她讨论下。

    顺便提一下,以前已写信都用“式同先生”称呼我,自此之后就直接称我“式同”了,在电话上,她早已叫我“式同”而不用“林先生”这样的称呼。

想搬到Las Vegas去——最后的来信和电话

    又是好久没有听到张爱玲的消息了,想必一切都好。有年过节,庄信正在电话上问及张爱玲的近况,我说不知道,打了电话没人接,因为没有特别事情,我没有再写信,怕去打搅她。

    另一个原因,自一九九二年初至一九九三年底,我为了事业常常不在洛杉矶,离开前我曾写信告诉她如有什么事可以找我太太,不过她从没有当我不在的时候找过她。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七日,她来了一封长信,并附来The Arizona Republic及Las Vegas Review的剪报,又要我替她找房子搬家了。信中说那伊朗房东在找她麻烦,要她雇人清扫房子,吵得她已吃不消了。

    接到信时我又吃了一惊,什么?又要搬家?而且要搬到那么远的赌城Las Vegas去!太远了一点吧?这下子我可鞭长莫及了。张爱玲这人怎么老是翻出这些奇奇怪怪的念头来,跑到那些沙漠中间,光是一个人,日子怎么过?

    我立即打电话去,问她在Las Vegas及Phoenix有没有熟人,她回答说没有,我说那不行,不能去,没人照应怎么可以,然后她说要找新房子,我告诉她近来美国不景气,尤其在洛杉矶,很少有人造新房子,会很难找,不过我得试试,过一些时再和她联络。反正她的租约要到七月底才到期,还有一段时间,可以慢慢地找,请她不必担心。

    过了两个星期后,我列了一份公寓招租表,打电话请她像往常一样先自己去探探。她问是不是新的,我说不是,不过还干净,她说不行,一定要新的,我说我再试试。两天之后,我还没有来得及找,她打电话来说那伊朗房东又不赶她了,要她再住下去。

    在这通电话里她说以前害得皮肤病又发作了,而且很厉害,衣服都不能穿,整天照紫外线医,要用太阳灯,因为如此,常常伤风,得了病拖了好久也不见好,我建议她去买墨西哥人穿的斗篷衣,一块布上只有一个洞,套在身上方便省事,她听了不置可否。她说话时语调一如往常平静,没有使我觉出有什么不对来。

    我又谈及我在研究美工玻璃,叫她猜是什么样的,她说不知道,要我拿给她看,但不要我送,因为累赘没地方摆。她又说如果用玻璃做首饰一定很漂亮,我说已经有很多人在做了,而且技术一直在翻新,我们又谈了一些家常,她高高兴兴地挂了电话。

    忽然我记起她在电话里说她忘了以前住的Lake St.的公寓门牌号码,她和伊朗房东再签约时要用,我当时一下记不起来,查到后马上打电话告诉她,她对我这么快就回了电话,颇觉突兀。

    这居然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余音袅袅,到现在还不敢信以为真


张爱玲最后一张照片,摄于1994年

噩耗传来

    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中午十二点多,我回家正想再看当天还没看完的报纸,十二点三十分,张爱玲的公寓经理,租房时见过的那位伊朗房东的女儿,突然打电话来说:“你是我知道的唯一认识张爱玲的人,所以我打电话给你,我想张爱玲已经去世了!”

   “什么,我不信!不久前我才和她讲过话。”我说。

   “我已叫了急救车,他们快来了。”她说。

   “我马上过来。”我说。

   “不不!……急救车……我想他们已在大门口了。”她说。

    我突然记起遗书的事,马上喊了一声:“我有遗书!”

   “好!”她回答说。电话马上给挂断了。

    我坐立不安,百感交集,这怎么可能?她的音容,和十多年来的交往……一下子统统跳了出来!

    半点多钟后,电话又来了,一个男音说:“这是L.A.P.D(洛杉矶警察局),你是林先生吗?张女士已经去世了,我们在这儿调查一下,请你等二十分钟以后再打电话来,我们在她的房间里,你有这儿的电话号码。”

    警察局要证实我与张爱玲的熟悉的,不然不会有她的电话号码。等我打回去的时候,那男警察要我在家等候他们的通知。

    我千头万绪,心乱如麻,拼命地在家里找遗书,那遗书被我塞到哪里去了呢?还没有弄清楚,电话又来了,这回是个女音说:“请你今天通知殡仪馆和法医联络。” “今天?”我茫然的问,为什么那样急?我正在捉摸,“是的,今天!”她说,这时已经是星期五下午快两点了,我脑子还没转过来,她又丢给了我一个法医的电话号码。

    我哪里认识什么殡仪馆,慌了,打电话问问朋友,中国人的或外国人的?意见反而多了……突然想起为我弟弟安葬的殡仪馆,风景宜人,办事简洁,那不是很好么?马上拨了过去,把法医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们,回答是:“我们知道。”原来他们之间早有职业上的来往,处理这类事物他们是熟悉的。我同时约好明天早上十一点半到他们的办公室去,商谈殡殓事宜。

    我得要找人谈谈,这种事我一辈子都还没碰到过。找庄信正吧,他是介绍人,和他商量商量,加上他多年来每次和我通话,都询及张爱玲的起居,我想这回他得出点主意,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大事,他一定会关心的。打过去时,他不在家,留话请他打回来。要命!我匆匆没有想到纽约的时差,还在拼命地找庄信正。

    他一定在上班,糟了!我没有办公室的电话号码。什么人会知道呢?对了,我以前在他家见过张信生,她可能知道。

    幸亏我平常有存档的习惯,在租房档案薄里找到遗书后,又打电话找到了张信生,她也不知道庄信正的电话号码,不过她了解情况后,立即要我把遗书电传过去,我为了要证明我的话不假,不假思索地把遗书传了过去。

    快三点时,那女警察来电要我到张爱玲的住所去,她们在房间里等我。要我把遗书也一起带去。我马上出发,这时才庆幸我当初建议张爱玲搬到我家附近住。不到十分钟,我已到了张爱玲的公寓门外。

我一跨出电梯,迎面看到两位警察,“你就是林式同先生?”那女警察问。

    当我点头证实之后,那男警察(Office C. Smith)就迎了上来,先仔细看了遗书,然后查看我的驾驶执照,验明正身之后,我想跟警察到房间里去,那男警察就阻止了我。我就在走廊上等着。

    一会女警察拿出一个手提包交给我,里面装满了信封及文件,同时也交给我一串钥匙,说这些是张爱玲的随身重要东西,不要给房东收去。这些场合我就注意到美国警察训练有素,临事有条不紊。

    当我在走廊上和警察们交谈时,电梯口出现了两位彪形大汉,说他们是殡仪馆来的人,来取遗体送给法医检验的。他们进房间去了一会出来拿一张纸要我签名,我问这是什么证明,他们说这是证明这遗体就是张爱玲本人的,我说我没有见过遗体怎么可以签,他们问我见过张爱玲本人没有,我说当然见过,于是警察就让我进了房间。

    张爱玲是躺在房里唯一的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去世的,身下垫着一床蓝灰色的毯子,没有盖任何东西,头朝着房门,脸向外,眼和嘴都闭着,头发很短,手和腿都很自然地平放着。她的遗容很安详,只是出奇的瘦,保暖的日光灯在房东发现时还亮着。

    我觉得世上的一切都停住了!

    当男警察引导我出房门的时候,我还没有清醒过来!

    殡仪馆的人说看情形张爱玲已去世三四天了,我茫然地签了名,拿着手提包就离开了。

    我好久说不出话来。

    回来后才知道庄信正去了香港,他要到星期一晚上才得回纽约家中。联络上张信生约好第二天(九月九日)一起去Rose Hills殡仪馆的时候,已是晚上七八点了。我又想找张错谈谈,他是我多年前的挚友,是文学界的人,一定知道张爱玲在写作方面的活动,他那天晚上也不在家。

   一夜翻来覆去没有睡。

   也完全不知道新闻界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而我又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因此在头两天里,我表现得杂乱无章,手足无措,办事没有经过周详的考虑,有负张爱玲所托,很是对不起她。

把骨灰送到海上

 

    第二天是星期六(九月九日),一早在台湾的朋友洪健益先生电传一份剪报,张爱玲去世的消息和遗书内容,赫然大幅地被登了出来!

稍后和张错通了电话,简报了一下情况后,他马上建议成立少数人的治丧小组,我觉得这很合不事张扬的原则,立即同意了,我们决定在星期二晚上待我和庄信正在头天(星期一)晚上回家商量后,大家见面商讨如何办理治丧事宜,并如何统一对外发布新闻。

    早上十一点半,我和张信生到Rose Hills殡仪馆商谈丧事手续和费用方面的事。殡仪馆的办事员说张爱玲的遗体在头天下午已经进了殡仪馆的冷冻库,离手续完成后再火化还有几天之隔为了不耽误时间,当下我就申请了在法律手续上必须的死亡证。也在火化授权书上签了名。

   下午回家后,我再向张错报告了一下早上去殡仪馆商谈的内容,也把遗书电传给他研究,请他先计划一下星期二晚上见面时的讨论内容。然后打电话给张爱玲的房东注意门户,以防有人用不正当的办法进去乱翻东西。到这时候我还没有机会注意房间里面的情形。

    从九日去过Rose Hills殡仪馆之后,我几乎每天打电话和那里的办事人Eberle先生询问申请火化的进度,我还预先付清所有殡仪馆的费用以打通手续上的障碍。

    殡仪馆在收到张爱玲的遗体后,立即向洛杉矶县政府有关部门申请火化许可,在得到许可后遗体立即于九月十九日按遗志火化,前后除手续必须外没有任何耽搁。火化时亦按遗志不举行任何仪式,照殡仪馆惯例也没有旁观的必要。

    十一日(星期一)晚和庄信正通过电话后,我们决定一切按遗嘱办理,不举行葬礼,这建议和张错在十二日晚所表示的意见不谋而合。

至此我们治丧小组的成员为:林式同、张错、张信生,及在纽约的庄信正。而以张错为对外新闻发言人。

    遗嘱吩咐骨灰撒在空旷的地方,按加州法律只能撒到离岸三里外的海里,我向安排船只的Borden太太说最好把出海的日期定在星期六,大家都可以按时出席,她说九月三十日有船,于是我们定于该日举行海葬仪式,这天正巧是张爱玲的七十五岁冥诞,大家觉得很有意义。

    九月三十日我和担任录影的朋友张绍迁在清早七点钟从家里出发,当时晨雾未散,路上车辆稀少,本来要一小时的路程,我们却早到了十五分钟。

    八点整,殡仪馆开门,我到办公室取到张爱玲的骨灰盒,这是一个一英尺高十英寸直径的木质圆桶,桶底扣着一片金属盖,用两个螺旋钉钉着,上面贴着张爱玲的名字,我恭恭敬敬地捧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十多年来常常写信、聊天的朋友,现在就在我手里了!心里混杂着似实似虚,亦哀亦怅的不安感。

    半个多小时后我们两人在San Pedro的预定地点——中国餐馆“亚细亚村”——和大家会面。因为这地方我早一天曾去勘察过,于是我们很顺利地准时到达。

    当天(九月十三日)风和日丽,治丧小组除在纽约的庄信正因太远不能赶来外,其他三位成员:林式同、张错、张信生,都出席参加。除此之外,我们还请了三位朋友做摄影工作,把全部过程都记录下来。许媛翔照相,张绍迁和高全之录影。我们也准备了红白二色的玫瑰和康乃馨。张错、张信生分别撰写了祭文。

   九点整,我们大家和船长Jim McCampbell在Ports O’Call Village的第七十七号泊位会面,然后上船出发,这船可容二十人,开在水面上相当平稳。

    我们把张爱玲的骨灰盒放在船头正中预设的木架上,然后绕以鲜花,衬托着迎面而来的碧空,拂袖的微风,真有超世出尘之感。

    此时晴天无云,波平浪静,海鸥阵阵,机声隆隆,大家心情哀肃,陪伴张爱玲走在她的最后一程路上。

    半小时后到达目的地,船长把引擎关掉,船就静静地漂在水上,于是我们大家向盛张爱玲的骨灰盒行三鞠躬礼,念祭文,然后在船长示意下开始撒灰。当我向船长要来螺丝起子,想打开骨灰盒的金属底盖时,船身摇晃得厉害,靠着张错的帮忙,我才打开骨灰包,又按船长的指示,走向左边下风处,在低于船舷的高度,开始慢慢地撒灰。当时汽笛长鸣,伴着隐隐的潮声,灰白色的骨灰,随风飘到深蓝的海上。

    在专心撒灰的同时,其他同行各人,把带来的鲜花,也伴着撒向海里。此际海天一色,白浪飘飘,我的心情随张爱玲的骨灰,飞向遥远水天之间。

    举行海葬仪式后,大家在一家咖啡店小坐,治丧小组任务圆满完成,至此宣布解散。在整个治丧过程中,治丧小组成员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发布新闻,安排海葬仪式,撰写祭文,拍照录影等等。他们的热心帮忙,具体地表示了他们对张爱玲的崇敬。

    大事已了,回家后如释重负,浑身觉得特别轻松。可是心里自此留下了不可磨灭、时隐时现的空虚。我将把这位超凡脱俗的奇女气,和我的这一段友谊,深深地藏在记忆里。


海葬任务完成后全体出席人员在船坞合影,自左至右;许媛翔、张错、林式同、张绍迁、张信生、高全之

收拾房间

    在清理张爱玲的房间之前,我曾顾虑到那是女士的寝室,有些东西整理起来可能不太方便,于是我请了在台湾教过的女学生朱谜来帮忙,她在图书馆做事,心很细,一定会胜任的。

    打电话给朱谜,她正好在星期三(九月十三日)那天有假,我们约定早上一齐去清理房间。

    正对着电梯口,一条笔直的走道,四面没有窗,灰灰的日光灯,整天亮着。到了尽头,靠左边,就是张爱玲住的房间。

    一打开门,房里弥漫着沉郁的空气,我很快的把所有的窗户打开,这是注意到对街没有窗,不会有人看得到这边的情形。

    我非常惊讶地感到所有东西都好像在哪儿见过,她在购买时所作的选择,居然和我的差不多。奇怪!

    地上摆着许多纸袋,包着不同的东西,门旁靠墙放着那一张窄窄的行军床,上面还铺着张爱玲去世时躺的那床蓝灰色的毯子,床前地上放着电视机、落地灯、日光灯,唯一的一张折叠床倚在东墙靠近门的地方,厨房里搁着一把棕色的折叠椅,一具折叠梯,这就是全部的家具了。这些东西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轻便好拿,包括电视,她原来有个小的,只有五六寸,大概太小了,看不清楚,搬家后买了一个新的,大一点,有十几寸,也不重。

    张爱玲买了大量的灯泡,因为她怕黑怕冷清,电灯电视一天到晚开着,这习惯她曾经和我谈起过,“有时还借电视声音催眠。”

    对门朝北的床前,堆着一叠纸盒,就是写字台,张爱玲坐在这堆纸盒前面的地毯上,做她的书写工作。她打稿不用一般的写字纸,在旧信封上、买菜单上、收据上、报纸上,都有她的字迹。

    墙上没有挂任何东西,连一张日历也没有,真可算是家徒四壁了。

张爱玲的房内除了她自己的作品和定期杂志外没有书,和我想象中的一般作家不同,也没有任何参考书,有的英文报,是从报摊上买的。由台湾经航空每日寄来的联合报,是她每月一次到信箱去取来的,其中有许多都还留在封套里没有看。她喜欢看英文侦探小说,看完就丢,所剩的两三本翻得都破烂了,她还订侦探杂志。房里到处摆着许多赠阅的皇冠和联合文学。

    房间里凌乱不堪,伊朗房东逼张爱玲雇人帮忙清扫厨房和浴室,打扫完了张爱玲还是不满意,说她不能忍受他们留下的那层清洁粉,她要自己来做,一动手就“掉了一层皮”,结果房里还是没清理,确实不干净,尤其是浴室,白的浴缸都变成灰黑的了。她生前一再抱怨她的浴室设备不好。现在亲眼看到,果然很差!张爱玲用了无数的纸巾,也无济于事。洗脸盆旁,以及盆旁的药柜里,摆着牙膏牙刷、化妆品、药瓶之类。有一个特点,我没有看到洗脸用的毛巾!大概她怕毛巾用了脏,不好洗,浴用的大毛巾在去世后还留在地下室里的洗衣房架上,可能是体力弱了拿不动,或者是不想多和其他房客和洗衣机打交道,结果她的浴室里堆满了用过丢弃的纸巾。

    在这浴室里可以看到既爱干净又嫌家事繁琐的张爱玲,多年来挣扎奋斗的结果。

    贮衣室是东西摆得最多的地方,除挂着的衣服外,地上堆满了各色各样的纸袋,衣服大半是搬家以后买的,快四年了,看起来都非常新。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就是她从来不用箱子,什么都是临时现货,一搬家能丢的就丢了。

    在房间里,包括去世那天警察给我的手提包内,我没有看到任何首饰,她用的东西都不贵,这和她在《对照记》里的照片很不符合。

    她不用普通的女鞋;凉鞋、皮鞋、高跟鞋都没有,唯一常用的是胶底浴用拖鞋,买了好几大包,全是新的,用脏了就丢。

    张爱玲不用通常的碗筷,厨房里堆了许多纸碗纸碟及塑胶刀叉,吃剩的电视餐,连盒带刀叉统统塞进纸袋里丢掉,有些买来的金属刀叉也逃不了被丢的命运。她不常煮东西吃,锅子都很干净,不怎么用,还留下些全新的。用得最多的算是那小烤箱了,又破又脏。她也喝浓咖啡、茶,有咖啡壶。

    她买了许多罐头食品,也有一大桶冰淇淋,最显眼的,莫过于那四五大包ENSURE营养炼奶了。

    她长期服用一种草药,名叫Senna Pods,去世前还煮了一锅,这药是从墨西哥进口的,据说是为了医眼病的。

   自从她身体不好之后,常常叫附近超级市场派人送食品。因此订单一大堆,纸袋到处随地摆。凡是她喜欢的东西,她就老是用,怕用完,一买就买一大堆,所有的纸碟、纸巾、拖鞋、假发、营养奶等等,都是如此。

   幸亏朱谜来帮忙,而且带了她的父亲来照相,我们用了两天的时间,把房间打扫一净,在九月十八日交还房东。

临终前

    张爱玲是因心血管病去世的,按古语可以说是无疾而终。

    这诊断是法医说的。从我认识她开始,她就说她的皮肤被跳蚤叮得发痒,好了以后,才开始安定下来住公寓。后来她又看了许多医生,大多是皮肤病科的,长期涂用各种药膏,也不见好,最后还用太阳灯紫外线疗法,直到去世。至于牙齿,她定期看医生,也用假牙,不晓得为什么,还是经常喊痛。她也花钱配眼镜,还吃补眼神的药。每次在电话上,她经常抱怨染上感冒,和得了这样那样的小毛病,说用了各种的药,总不见好。不过她讲的这些都不是大病,没有引起我特别警觉的地方。

    我没有料到她会有心脏病!

    最后几个月,看样子她的身体情况突然恶化,可能是好久没有吃东西了,或者是吃不下东西,她去世后的遗体,瘦得真是皮包骨了。

    她极其不喜欢烧饭煮菜,也不出外上馆子,在家尽吃些罐头或现煮食品,又为了补充营养,她买了不计其数的ENSURE营养奶,喝奶喝坏了肚子,又去看医生,这样生活,身体弱了,没有人照拂,是不能维持的。张爱玲的个性,和她的健康,是有因果关系的。

    今年七月底当租约满期时她可能没有料到自己会走得这么快,因此她又多签了两年的续约,为了这订约那伊朗房东还动脑筋想多要些钱,闹得我找律师几乎和那伊朗房东打官司。

    去世前她大概也知道自己不行了,就把各种重要证件全部放在手提包内,摆在靠门口的那张折叠桌上,因此警察很容易地发现它而把它交给了我。而我也因此很顺利地办完她所交代的事,不必东翻西翻地找。

就在这个时候,她还是不要人帮忙,一个人就这么泠泠清清地走了!每当我想到这里,为我对她照顾不周,抱着深深的歉意。

遗物处理

    张爱玲去世后,各方反应的热烈程度,真是大出我意料之外!心想管理她的遗物,责任可不轻,面前摆着的这些信件手稿和衣物,不小心给什么人拿去,又会大做文章,这样我的罪过,可洗也洗不清了。我特别谨慎,按照遗嘱,把所有东西,全部寄给宋淇夫妇,不得有所遗漏!

    我本人从开始到现在,因为不懂文学,一直把张爱玲视为一个值得敬佩的朋友看待,所以当整理遗物时,在好坏取舍上,全凭直觉,和普通朋友没有两样。

    张爱玲生前,为了避免搬家累赘,在韩国城租了一个三英尺见方的小仓库,里面放着她以前的英文著作、打字手稿之类的东西,没有任何一点所谓“值钱”的。和她的家居一样,她仍旧不用箱子、盒子,为了她自己提携方便,她把所有的物件用许多手提纸袋装着。在和仓库老板订约签名的时候,她就把我的名字也填了上去。这件事她从未向我提过,直到去世后,我才在那女警察交给我的手提包里,发现那份仓库合同。不然我是进不了那仓库的。

    她如此地信任我,我却一无所知!走笔至此,不禁怆然!

    我把所有的东西,仓库里的和房间里的,稍事分类,装进纸箱里,以海运寄给在香港的宋淇夫妇。在整理遗物的过程中,除清理房间时请朱谜帮忙外,其余我都没有假手他人,在法律问题上和财务处理上则借重了律师的帮忙。

    有些遗物我没有保存下来;譬如厨房用具及食品,房间里的清洁用品,牙膏牙刷等没有纪念性的东西,我就把它丢了。还有在坊间可以买到的,而且从图书馆也借得到的报纸、定期杂志,和通俗侦探小说等等,如果上面没有张爱玲的笔迹,我也没有留下来。

    去世时用过的毯子及行军床,因为不干净,也在被丢之列。家具并不多,也不方便寄,就没有打包。


朝东窗前的一堆纸盒,就是张爱玲的写字台,一具折叠梯,可以拿到冰箱上面柜子里的东西。
太阳灯是为了医皮肤病新买的,盒子还在。左下边可以看到联合报的一角。

遗书内容的诠释

    在执行遗书的任务时,对丧事的处理方式,大家意见特别多。怎么回事?张爱玲的遗书上不是很清楚的列出她的交代吗?她生前不是一直在避免那些闹哄哄的场面吗?她找我办事,我不能用我自己的意见来改变她的愿望,更何况她所交代的那几点,充分显示了她对人生看法的一贯性。她毕生所作所为所想的精华,就是遗书里列出来的这些,我得按照她的意思执行,不然我会对她不住!

    她要马上火葬,不要人看到遗体。自她去世火化,除了房东、警察、我和殡仪馆的执行人员外,没有任何人看过她的遗容,也没有照过相,这点要求我认为已经达到了。

    从去世到火葬,除按规定手续需要时间外,没有任何耽误。

她不要葬礼。我们就依她的意思,不管是在火化时或海葬时,都没有举行公开的仪式。

    她又要把她的骨灰,撒向空旷无人之处。这遗愿我们也都为她做到了。

    最后她要我把她的遗物,包括银行的存款,全部寄给宋淇夫妇。这差事我也由律师协助,顺利完成。

    她在遗书上写的几点,我都替她办到了,她如在天有灵,想来也会满意点头称许了。

我所认识的张爱玲

    回顾十多年的相识和来往的原因,我一直从未深思过,在这里我想对张爱玲的为人,以我的了解,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也可以做为一个自我的反省和交代吧。

    为了使这个总结做得比较客观与完善,在张爱玲去世后,我曾参考了一些她自述的文章,也看了几篇别人叙述她的著作。

    高度敏感——“感受”和“接触”的冲突

    当我第一次和张爱玲见面的时候,从头到尾她一直在避免那旅馆经理的目光,这个动作一直困惑着我,那两位旅馆经理是东方人,可能就是中国人也说不定,不过看起来普普通通,没有什么显眼的地方,那为什么她要躲避他们呢?她是那旅馆的客人,旅馆经理是不会得罪她的。

    接触多了,发现她对人性的感受力,超乎常人,不然不可能写出那么深刻的文章来。既然如此,那么她对日常来往的对象,一定有她的选择,她极力避免那旅馆经理的目光,我想就是不愿和他们寒暄、来往。可是她的个性又是善良的,很怕得罪人,欠人情债,如果见面不理,岂不是不礼貌?所以她就尽量避免那旅馆经理的眼光了。

    由这些小动作,可以推断张爱玲对人的态度,在一般情况下是如何的了。

    2 怕麻烦——离群索居

    张爱玲的离群索居,是她出自内心的自然要求,在她的心目中,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以及带来的繁文缛节,就是麻烦,而她为解脱麻烦所持的态度,就出自她的不予不欠的自主人生观。

    有一回她延误了付钱的时限,有一封催钱的信,数目很小,由我转交给她,她说:“那没有什么,他们就是要钱。”言下颇有不屑之意。她不是有意拖欠的人,只是讨厌处理付账这类日常生活里的琐事,所以总是拖拖拉拉,不想去碰。除此之外,她也不太喜欢和那些“唯利是图”的人打交道。她在信中常述及应该做的事,不是没有开始,就是没有做完,什么事情都是非不得已,不会动手。

    在她遗物里的信件中,如果她不喜欢的人写信给她,或是她预感信中会提到有什么不值一看的事,她收到信后连拆都不会拆。稍不如意,轻而易举的拆信动作都不做,那就更不用想要她花精神去应酬听电话了。按她的个性,她不想装电话,她那电话只是为了怕病倒要人帮忙才装的,在住汽车旅馆的时候,如果她不想找人,就没有人用电话可以联络到她。

    由此推想一般要去接触她的人,不管是自认为出自如何的善意,对她来说,大概都是可有可无的,总是要她花精力去应付的,有些甚至是给她添麻烦的,遇到这种情况,她就不应门,不接电话,尽量躲,结果和人群拉开的距离。也激起别人的好奇心,她越是躲,大家的兴趣就愈高。她的传说,是一个谜,大家都想一窥究竟。

    可是对我来说,她的避世,是她为了保持安静生活很自然的表现。我很尊重她的决定,因此在我们整个交往过程中,我从来没有主动登门去找过她。我每次问她要什么样的协助,总是被婉拒掉了,这非但没有将我对她的热忱泼了冷水,反而使我对这位不欠不求卓立坚决的女士,倍加崇敬。

    3 自得其乐——不受缚于外加的约束

    张爱玲和我在电话里闲聊时,她对所谈到的每件事都有浓厚的兴趣,都加上联想,也发表她自己独特的看法,和她说话有时海阔天空,有时微妙细致,大大地增强了我的联想力。有这样生动活泼的想法的人,对生活中各种美好的趣味,是很有鉴赏力的。而这种自我欣赏的境界,用文字表达就足够了,不必借重其他的传达媒介。

    张爱玲自己说过,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她很能自得其乐,而且这些喜悦,又都是随时皆在,顺手拈来的。在纯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如果没有她所不喜欢的,在很自然的情绪下,她倒是非常乐意交谈的。有一天和我在电话上谈着谈着,她说了一声:“我很喜欢和你聊天,”我无意地用我在商场上习惯的思维方式回答了一声“为什么?”谈话不久就中断了。我为这句在当时不适当的回答,至今耿耿于心。

    虽然张爱玲的作品能叙述大众的感受,但她自己,却不受那七情六欲所束缚。譬如她不太留恋过去的上海。在言谈上,也从不不表示对什么失误有憎恨的意思。对她喜欢的东西,也只是看看而已,没有占有和保留的欲望。她的叙事,总是点到即止,从没有把自己陷在里面。

    她的生活方式,是她内在个性的表现,不受外来的规范所左右。一般人被牢牢套住而不自觉的习惯,不管是属于社会上的或道德上的,她都觉得和她的个性格格不入,就认为是打搅她的麻烦,对于这些,她所采取的态度,就是退避三舍,敬而远之。

    她甚至要把她自己的骨灰,撒在远离尘世、无人空旷的地方!如此才能自由自在,平静安乐。

    4 成名早——不和人来往的客观条件

    从头到尾,在和我的交往中,张爱玲从来不提银钱的事,租房时她只说一个总数就是了。直到处理她身后账务时,我才了解到一些收支情况。

    她没有借钱、欠钱,不用信用卡,充分显示她的量入为出不借不欠的独立生活观,只有她住的公寓,因为她不能在签约时预期有什么意外的结果,所以在今年(一九九五)七月底和房东续订了两年的期约,按法律规定要付的房租,也由她少量的银行存款中付掉了。

    又由于她成名得早,有固定的收入,可以维持她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换了一个人,要顾及生活,想要隐居,不和人接触,恐怕就不太容易办到。话虽如此说,以她的收入,手头还是很拮据的。

    5 看得破——身外之物,不足道也

    张爱玲没有家具,没有珠宝,不置产,不置业,对身外之物,确是看得透、看得薄,也舍得丢,一般注重精神生活的艺术家都有这种倾向,不过就是不及她丢得彻底。看她身后遗物的萧条情形,真是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

    她不执着,不攀缘,无是非,无贪瞋,这种生活境界,不是看透看破了世事的人,是办不到的。       

    6 爱美——入世的态度

    张爱玲很会调配自己而自得其乐,譬如在一九九三年五月,她做了一次整容手术,又觉得戴眼镜不适合她的脸型,因此配了隐形眼镜。她也买了好些化妆品,多半是保护皮肤的。

    她又喜欢买衣服,各色各样的都有,她花了很多钱去吃药看医生,去掉房租,她所剩的钱就不多了,不然我想她可能会买更多的衣服。

因为怕蚤子钻到头发里,她把头发剪了,以后一直戴假发,最早的假发是全黑的,可能她觉得和年龄不合,后来用的都是黑中带白的了。 

    她穿的拖鞋是胶底的,可以上街,但是那毛松松的鞋帮,很好看,但不能防雨,又容易脏。她这两样习惯,很特殊,给我的印象最鲜明。

审美观——讨论建筑

    当张爱玲向我提到她认为洛杉矶城里只有两栋建筑物够美,其他的就不怎么样;一栋是城中心的煤气大楼(Gas Building),这和我的许多同行看法居然一致,令我惊异不已。那是一栋玻璃高楼,它的美是以材料搭配和比例感来取胜的,的确具有某种独一无二的吸引力。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专业训练,不太可能在洛杉矶地区那么多的建筑物中,单挑这栋煤气大楼为抽象的建筑美的代表。张爱玲对这楼的评语,显示她对形象美的感受力,出自天赋,与众不同。

    另外一栋在Beverly Hills,她说不清地址,我也没有印象。

    不过她在文章里常用的对颜色的感受,则带有大量的联想作用,她说她对我在Lake St.造的那栋公寓所采用的蓝色特别喜欢,如果不用联想,单一色彩是不怎么会吸引人的。

书本上的叙述

   《今生今世》是张爱玲的第一任丈夫——胡兰成写的自传,他们结婚时张爱玲才二十三岁,那时她的作品已经走红了。在那本书里有一篇名叫<民国女子>的,专门写作者和张爱玲结识的经过。

    张爱玲的自述<天才梦>,发表在《张看》里,写这篇文章时她只有十九岁。

    我看了这两篇叙述张爱玲年轻时性格的文章后,好像今年在我眼前的这位年逾古稀的女士,和在纸上浮现的那位妙龄少女,样子和脾气完全没有改变!她这始终如一、外柔内刚、独来独往的个性,是很少有的。

    胡兰成说他在五十多年前第一次去见张爱玲时吃了闭门羹,这和我的经历没有两样。

    胡兰成又说:“她(张爱玲)的人太大,坐在那里,又幼稚可怜相,……我甚至怕她贫寒,……但她又不能使我当她是作家。”这段形容和我第二次见张爱玲面的时候,她坐在那伊朗房东经理面前的景象,完全一致,真是神来之笔!

    五十多年前张爱玲在<天才梦>里说她自己“怕见客,怕上理发店,怕给裁缝试衣裳。”又说她“不会削苹果,不会织绒线。”到今年我也不觉得她对这些家常事物的处理能力,有多大的改进。

    今天的张爱玲又早就认为人和人接触时所带来的麻烦,是“咬嚼性的小烦恼”,是跳来跳去的“蚤子”。不可思议的事是:在她十年前第一次给我的电话里,说要搬家的原因,和去世前给我的最后一通电话里,说她旧病复发,都提到蚤子,都和蚤子扯上了关系。

她为这讨厌的小东西,躲了一辈子!

后记

    张爱玲和我,非亲非故,亦非文字之交,见面也不过两次,能维持这么长的来往和博得她如此的信任,除了对生活态度彼此有某方面的认同外,大部分还是要归诸缘分。

    如果张爱玲没有预先把遗书写好交给我,她在洛杉矶又无亲无故,按法律他人不能参与丧事,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如果九月八日那天我不在家,公寓经理找不到我,没有人知道张爱玲会有遗嘱,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又如果张爱玲在她搬来搬去时住的一家汽车旅馆去世,那后果真是更不堪设想!

    这一切都是缘分。

   照片、信件和其他

    我个人因为事业的需要,有把文件存档的习惯,不过对一般朋友的来信,我却没有保留。张爱玲和我有多年的来往,她的信,有很多已经不见了,这里所有的是剩下来的,算是聊胜于无吧。

    在张爱玲托我转交申请公民身份证的时间,和我在一九九一年最后一次和她会面的时间相距很近,我把那护照照片复印了一张,显示在我记忆中的张爱玲的样子。

    我把她住过的地方,以我知道的照了几张相,也把她平常去的,或常走的街景,照了几张,以做纪念。

   在清理张爱玲房间时照的相片,我也包括在这里,并稍作说明。

   和张爱玲有关的文件,由我经手的,也影印在此。

(本文作者——林式同:张爱玲遗嘱执行人)


張愛玲海葬始末  张错

水般亮麗自然——張愛玲海葬始末

  其實愛玲女士的遺囑很簡單,只有兩點。第一、一旦棄世,所有財產將贈予宋淇先生夫婦。第二、希望立即火化,不要殯殮儀式,如在陸地,則將骨灰撒向任何廣漠無人之處……

  前言

  一九九五年九月三十日和林式同等人出聖必渚(San Pedro)外海安葬張愛玲女士。葬禮完畢。開始解散治喪小組,一直想交代經過,一直有所顧忌。本來心中坦蕩蕩,無得亦無失。時光流轉,轉眼八年,式同兄更於前年(二○○一年)去世,雖然他在《華麗與蒼涼》(台北,皇冠,一九九六)一書內,撰有〈有緣得識張愛玲〉一文,述說和愛玲女士交往經過。但處理其身後事畢竟只是一部分,皆於大處著墨,蛛絲馬跡,處處仍有心中不平的辯護痕跡,令我更深切感到,有一種道義責任,向世人公佈經過。

  記得當時謹慎處理,不敢掉以輕心,每天更寫有誌事日記(log)一份,以作備忘。怎知陰錯陽差,竟成日後珍貴追憶資料。所敘各事,均為個人經歷見解,掛一漏萬,種種主觀判斷認定,更是在所難免。

  秞經過

  (一九九五年,美國洛杉磯太平洋西岸時間)

  九月八日下午

  ...美洲《世界日報》趙慧珍早晨來電留話謂有急事相詢。我適不在,及至回電,遂得悉張愛玲女士逝世消息。告知趙謂我不認識張女士,惟可找我的朋友林式同。十分詫異趙已知悉林式同,更進一步追問宋淇是誰?我回答謂即林以亮,亦即宋春舫之子。當時以為他們要找宋先生,是因為張宋多年私人交情及張曾在香港電影公司寫有劇本。遂叫他們找《聯合文學》參考,趙回答謂現在正十萬火急,準備發稿,哪有時間去做research?

  ...因明日(九月九日)將有一場「以詩迎月:今夜星光燦爛」的中秋節現代詩朗誦晚會,正是密鑼緊鼓,如火如荼,紀弦已來,楊牧剛到,愁予即將飛抵洛杉磯,因為接待人手有限,十分緊張。

  ...晚上自文化組晚宴回家,即被告知林式同找我。我和林是多年拳友舊交,更兼老同學朱謎是林在新竹女中任教時的學生,所以三家均有來往,林之太太 Kimiko是日本人,為人親切誠懇。但我搬遷東區後,林住西區,後亦搬家,一東一西,相隔數十里,所以甚少來往,即有,也是以朱謎家中為主。他手上的舊電話號碼找我不到,找朱謎才要到我電話。

  酖酖焦桐自台來電叫我寫張愛玲,我亦告知不認識,不來往,無從寫起。雖有閱讀張全部作品及用作教材,亦曾指導研究生的碩、博士論文(甚至有一篇胡蘭成的碩士論文),但皆是學術研究。林式同的確曾給我提起他是張愛玲房東之事,但因林不是文壇中人,對張愛玲所知不多,和他談王宗岳的「太極拳經」比談張愛玲還多。印象深刻的一次是因為我從未見過張愛玲,他給我描述張走路飄逸姿態,「了無聲息地飄過來,水一般的亮麗自然。」倒是我倆的共同朋友是莊信正,莊原在南加大任教,我來南加大,算得上是莊信正及郭大夏的「繼承人」。

  還告訴焦桐我極端尊重張的隱私權,多年來即使可以自林式同處找到她地址,或藉林去接觸她,我也不想這樣做,亦不會這樣做。我的觀念是,人家說leave me alone,我一定尊重,leave him or her alone。記得當年高信疆來洛杉磯,興沖沖地拿著地址與禮物去找張愛玲,我們一行四人,我、信疆、還有金恆煒和但漢章,在西木區聚合。但我拒絕和他們同行,獨自留在「船艘」(Ships)咖啡廳等他們回來。結果當然是乘興而去,敗興而返。從此更加深不欲打擾張女士的觀念。

  ..凌晨電話不斷,無法入睡。除了洛杉磯佳視要張女士地址外,其他媒體均要求我提供遺囑。我皆回答沒有。的確沒有,但心中納悶為何他們有此要求。

  九月九日(星期六)

  ...晨回林式同,交換意見,他說找不到莊信正,只找到莊在洛杉磯的學生高太太。我們分別交換新地址及傳真號碼。我開始婉拒林,認為既不認識張,自不宜過分涉入,但有詢及林處理遺體問題,林說仍在驗屍官處(coroner's office),因週六、日不辦公,最快要到週一才能辦事。我因晚上有上述的大型以詩迎月的朗誦活動,分身乏術,與林相約明日再通電話。

  ...中午星雲大師在西來寺宴請詩會貴賓。席間見到卜大中,告知他媒體如此追索,我甚困擾,而的確無張地址,若真有,亦不會洩漏,因為張生前極端努力保護其個人隱私,我們亦應適可而止,有所保留。但大中隨即告知電視台已找到張地址,並拍攝現場報導。我聽後甚為氣餒,一方面覺得媒體神通廣大,另一方面激起我保護張個人隱私之心。

  酖酖晚上以詩迎月,星光燦爛,力倦筋疲。

  九月十日(星期日)

  ...晨七時半赴教堂。回來慰理謂林式同八點鐘有電話來找。我稍後覆電林。

  ...電話談話內容如後:林十分後悔把遺囑電傳給他人,現今遍佈天下,有誤信他人之意。我安慰他不必如此想,事情發生了就不要後悔。但亦有詢及為何如此做,他說當初得悉遺囑委託他處理,感到責任重大,孤立無援,別人叫他馬上把遺囑傳真,他就馬上做了。如今看到報紙,十分後悔。另外,他已找到律師,進行清理銀行戶口及遺物,而所有將來交宋淇先生之物件,在整理時最好有人在場見證。別人告知他以張之身世,一定有不少骨董,更令他有戒心。

  他約我星期二在蒙市Marie Callender's開會,即我、他及張信生(高太太)。林並告知本月三十日將有一葬禮(funeral ser-vice),我不置可否,亦無意見,只把日期記下來。

  九月十一日(星期一)

  ...戴文采來電要張信生電話,我不給。她說有一絡張愛玲頭髮,可作為紀念品,並告知夏志清先生謂要土葬。我亦不置可否,其實當時心中空無成見,各事可有可無,可做亦可不做。

  ...香港《明報月刊》邱立本找我寫張愛玲,交談中,立本告知我,鄭樹森謂宋淇先生已病重,靠氧氣筒呼吸,要把張女士遺物寄交宋先生不太實際。

  九月十二日(星期二)

  ...晨電林式同請他把張遺囑今晚開會時帶來,讓我閱讀參考,俾能研究及執行張之遺願。林謂不必等到今晚,立即便可傳真給我。收閱遺囑後,覺得張的意願是不欲別人打擾。

  ...告知林有關宋淇先生病重消息,林謂不必擔心,他已與在香港的宋太太聯絡,一切寄宋太太收便可。我覺得如此也好,了卻一件心事。也討論到月底葬禮之事,我、宋太太及林式同均覺得,既然遺囑寫得那麼清楚,實在不宜舉行。

  酖酖戴文采來電云願將頭髮捐出,並云有人建議永久安放,如在玫瑰崗墓地則需四五○○美元。我覺得第一,此事與張之安葬無關,我無從協助;二是別人對張憐香惜玉,其實是變相糟蹋。

  ...午後趙慧珍來電云於梨華可能不會來洛,因聞道葬禮可能會取消。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之Bob Thomas經南加州大學新聞處(USC News Bureau)管道找到我,做了一個訪問。我儘量強調張二十世紀文學地位,授課採用張愛玲小說作為教材的情形,以及但漢章早年拍攝的電影《怨女》。並向 Mr. Thomas澄清〈金鎖記〉與《怨女》的關係,一些混淆的英文譯名,如The Golden Cangue, The Embittered Woman, Rouge of the North……等。

  ...晚上七時在Marie Callen-der's與林、張開會,初步接觸發覺彼此意見不統一,於是以開會逐條討論形式,儘量把分歧意見歸納成下面的執行原則:

  1.正式成立工作執行小組,即林式同、我、張信生及莊信正(in absentia,人在紐約)四人。儘快遵照張之遺囑及意願去處理她身後事。

  2.把紀念張之活動或研究,與處理身後事分開。張愛玲專家們可以繼續討論作品或生平,但目前不想太多人參與執行張遺囑的工作。一旦工作處理完畢,將會有一報告說明處理過程。屆時專家們亦可藉此報告再作評判或研討。

  3.由林式同決定遺物之丟棄及保留,由張錯負責對外發言。儘快火化及遵照遺囑處理靈灰。因遺囑有一句「不要殯殮儀式」(No funeral parlor),有人作不同解讀,有異議,但最後三人均同意取消月底之葬禮儀式。

  4.工作希望兩星期內完成。

  ...其實愛玲女士的遺囑很簡單,只有兩點。第一、一旦棄世,所有財產(possessions)將贈予宋淇先生夫婦。第二、希望立即火化,不要殯殮儀式,如在陸地,則將骨灰撒向任何廣漠無人之處(the ashes scattered in any desolate spot over [a fairly] wide area if on land)。總的來說,處理原則應該是(1)隱私,(2)迅速,(3)簡單。

  九月十三日(星期三)

  ...趙慧珍來電,我告知工作小組開會決定,並要求先看趙之稿子才可發表。晚六時半,趙傳來稿子,我再轉傳林式同請他過目。林指出有兩段火藥味「太重」請求修改,其他並無異議,我傳真給林一份九月十二日《中央日報》馮志清、黃富美綜合報導,內有「儘管剛過世的作家張愛玲是一個不喜世面俗禮,美國西岸華人作家十日還是決定於九月三十日在洛杉磯玫瑰公園為張愛玲辦個追思會,以表達對這位文壇老友的敬意。」之語。指出治喪委員會必須作出澄清,不舉行追悼會。林同意,並順便告我,平鑫濤先生來電,謂如有追悼會,他兩位女兒會前來洛杉磯。林已回覆謂已取消。(上)

  【2003/08/25 聯合報】

  和林式同討論撒放靈灰之事,兩人十分傷感。其實媒體已知海葬之事,只是不知時間地點而已。請母親開始在後園採集玫瑰花瓣,只需紅、白二色,以備海葬之用……

  九月十四日(星期四)

  ──北美《世界日報》(台北《聯合晚報》同時刊載)早上報導一出,媒體大譁。紛紛指責我為何只交《世界日報》,我不欲多作分辯,本來就沒有做什麼記者招待會的打算,更不打算日日召開記者會。因此空惹得一個厚此薄彼罪名,媒體更要我作「補贖」,提供火葬日期,張停靈玫瑰崗墓園(Rose Hills Cemetery)已是人所共知。我回答實不知道,一切均由林式同一人進行,事實如此。

  ...林晚間來電向我報告,洛郡 (County)已批准火葬一切手續,火化應在此一、二日間,屆時他會一人處理,並請保密,我甚稱善。林亦提到靈灰問題,覺得如要撒在陸地荒漠無人之所,勢需租一小飛機在沙漠進行,費時失事。他選擇海葬,但如要由玫瑰崗安排,則需火葬後兩星期,為時頗久。當時我心中隱隱覺得,難道真的會在月底三十日張的誕辰?如此亦屬巧合。

  ...各方對工作小組的處理方式,包括台北藝文界,均甚肯定。陳義芝來電謂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或可替遺物做一管理,亦是照顧文學遺產。我告之一切皆需先寄交宋淇先生夫婦後,再作打算。

  ...開始發覺有一股黑暗的反動力量,竭力推動公開悼念張愛玲女士的活動,四面八方,有如陰風冷箭。

  九月十五日(星期五)

  ...一早回校開會,已有心力交瘁之感,不聽電話,亦不耐媒體相迫,當然他們也有苦衷,職業上的採訪追尋,不得不如此。但我一直警戒自己不要曝光太多,免讓人覺得妄出風頭,其實是自喫苦頭才對,真是自尋煩惱。

  ...林式同晚上來電告知將於下星期二火化,事後再通知我如何發佈消息。並商量及海葬之事,他想錄影及以鮮花致祭,我均同意,並建議用紅、白玫瑰花瓣撒在海中以陪葬。

  ...是夜接姚宜瑛大姐台北傳真,得獲台北友情與正義支持,心中稍微寬慰,覺得值得,有如魯迅詩句酖酖「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僑報》吳琦幸來電採訪張愛玲生平作品,有學人風範,甚安全,與他暢談。

  九月十八日(星期一)

  ...星期六、日無事,天下太平。星期一晚電話又開始湧來,我均回覆謂林先生處理火葬後,會有說明。後與Stone(式同英文名字)通電話,兩人均同意媒體會向玫瑰崗辦事處查詢火葬,我等無能為力阻止,但亦相信玫瑰崗對個人隱私保護的安排,也開始擔心海葬如何能隱密進行。覺得好像和媒體在角力,好累,沒有必要。本來就沒有什麼好隱瞞,只因彼此立場不同,一方是尊重逝者意願,另一方必須有所報導。

  ...白先勇來電,順便問他有關基金會及處理遺物之事,他提議找皇冠平先生。稍後,去電卜大中,向他請教如何分別向媒體發佈消息之事,他答應幫忙。

  九月十九日(星期二)

  ...一大早被「華視」王美吵醒,查詢之餘,要作訪問。我婉拒,一切皆應工作完成後再算。《世界日報》劉永毅亦謂要採訪林式同,我答應代為轉達。晚上和林通電話,告知從劉永毅談話中,覺得他們已有辦法(gained access)進入殯儀館。林直說不可能,我遂和他打賭。

  九月二十日(星期三)

  ...林早上打電話來說我贏了。他已看到今日《世界日報》劉永毅報導火葬現場及照片,並且覺得報導中有些句子令林「不太好受」,好像張之火化下場如此「淒涼」,都是我們做成的。我回答林說求仁得仁,我們將盡所能,讓愛玲女士瀟灑地來,瀟灑地去。

  並和林討論撒放靈灰之事,兩人十分傷感。其實媒體已知海葬之事,只是不知時間地點而已。

  請母親開始在後園採集玫瑰花瓣,只需紅、白二色,以備海葬之用。

  九月二十一日(星期四)

  ...無媒體來電,十分輕鬆。開始構思一篇祭文〈如水一般華麗自然〉。李黎傳真附報導,十分贊成我等作為,甚為鼓舞。

  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五)

  ...祭文用一上午完成,傳真給式同過目,他同意。並談及海葬當日鮮花、拍照、錄影之事,林建議我找兩名朋友,負責拍照錄影,我提出高全之(負責錄影)、許媛翔(負責拍照)。林屆時亦會帶他好友張紹遷先生(亦負責錄影)來。

  九月二十三至二十九日(共七日)

  ...因無暇回傳真,和李黎通電,她仍肯定我等取消追悼會的做法,並云王渝在紐約諸人亦覺得做得對,惟我覺得從此江湖結怨,開罪仇家。一直想向林正式提出,海葬之後立即解散工作小組。星期日身體稍感不適,想是辛勞過度。晚上新大陸詩社友人來我處,處理中秋詩夜之事,凌晨一時許始散,更感不適。

  ...到花店分訂紅、白玫瑰花各一束。學校開會,協調東亞圖書館及文學院,探討成立「張愛玲特藏」之可能,但端視乎宋淇先生夫婦之決定。學校 Development Office之Susan Chao女士趁將赴港之便,拜訪宋家。身體極不適,已轉入支氣管細菌感染,必須赴醫生處取抗生素服食。只有兩天休息,仍需與林商量當日出海細節及祭拜過程。二十九日晚母親交我兩大袋紅白玫瑰花瓣,功德無量。

  ...林已安排好明日一切,由Neptune Society負責駛出外海安葬。為保密,一切時間地點只有林一人知道。林前一天會告知我和張信生聚合地點,再由他帶大家去碼頭上船。我遂分別通知高全之、許媛翔兩人。

  九月三十日(星期六)

  ...晨七時半我的學生許媛翔開車來接我,九時到達聖必渚,與林式同、張紹遷差不多同時到達。林抱著張愛玲女士的骨灰盒,神色恭敬嚴謹,慢慢走過來和我們聚合。海葬詳細情形可參閱向媒體公佈的「報告書」及林式同撰寫的〈有緣得識張愛玲〉一文。

  秞後語

  林式同在上文中有一段沉痛的話,是這樣寫的:

  在執行遺書的任務時,對喪事的處理方式,大家意見特別多。怎麼回事?張愛玲的遺書上不是很清楚地列出她的交代嗎?她生前不是一直在避免那些鬧哄哄的場面嗎?她找我辦事,我不能用我自己的意見來改變她的願望,更何況她所交代的那幾點,充分顯示了她對人生看法的一貫性。她畢生所作所為所想的精華,就是遺書裡列出來的這些,我得按照她的意思執行,不然我會對她不住!

  她要馬上火葬,不要人看到遺體。自她去世至火化,除了房東、警察、我和殯儀館的執行人員外,沒有任何人看過她的遺容,也沒有照過相,這點要求我認為已達到了。

  從去世至火葬,除按規定手續需要時間外,沒有任何耽誤。

  她不要葬禮。我們就依她的意思,不管是在火化時或海葬時,都沒有舉行公開的儀式。

  她又要把她的骨灰,撒向空曠無人之處。這遺願我們也都為她做到了。

  上面是林式同對張愛玲遺書的文本演繹。但是,卻有人作不同解讀。我想原因出自兩種。第一種是純學術訴求,認為張愛玲選擇陸地的潛意識多於大海。其實解讀遺書文本,if on land(如在陸地)這句條件句法(conditional clause)的虛擬語氣十分重要,它強調的其實是「撒向任何廣漠無人之處」酖酖假如在陸地的話。所謂desolate spot,並不一定就是荒野之地,應是指無人之所。當然耽迷於張愛玲華麗與蒼涼的人,會特別喜歡蒼涼荒野的聯想。事實上,陸地撒灰安葬是不可能之事。高全之曾經上網查詢加州法例,在州政府的「健康及安全條例」(Health and Safety Code)內的七○五四條說得最清楚,墳場(cemetery)除外,骨灰只能放在家裡一個堅固容器內(7054.6 \"in a durable container\")或撒於海中(7117 \"cremated remains shall be removed from their container before the remains are buried at sea\"),除此以外,所有其他處理骨灰方法都觸犯法例(misdemeanor)。

  第二種解讀卻是來自那些認為應該替張愛玲舉行葬禮的人,更由於治喪小組對媒體的抗拒,造成媒體對這另類解讀某種程度的渲染。張愛玲女士過世後不久,我讀到的悼念文章不下數十篇。其中最得箇中三昧,領會張氏精神的,有黃寶蓮一篇〈把最後的寂寞還給天地〉短文(逌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逡,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日),其中有下面幾段:

  其實,她離開我們的世界非常遙遠,祇是,如此隱祕也還不可避免的公眾,被眾人談論,同樣被眾多人喜愛。……

  不捨是活著的關愛她的人。

  然而,這人世,她也許早已無心眷戀。

  ……然而,她避世而不棄世,執著而不自恃,為自己的選擇負責,對生活負責,所以她還認真做她應該做的事,拒絕她不願意不喜歡的事。

  她沒有拒絕人生。她祇是拒絕苟同這個和她心性不合的時代吧了。……

  蒼涼是她生命的基調。她一定沒有淚,她不會有淚,淚是後人為她流的。

  上面這番話,其實,和當初治喪小組的了解是精神一致的。然而,世人多不了解,並且多強作解人。(下)

  【2003/08/26 聯合報】


黄宝莲

把最後的寂寞还给天地—寫於1995.9.15

其实,她离我们的世界非常遥远,祗是,如此隐秘也还不可避免的公众,被众多人谈论同样被众多人喜爱。死,原来是很自然的事,时候到了,自然要走,人们所震惊的是: 一则曾经如此华丽的传奇,是以如此寂然孤伶的方式结束。
 
不舍的是活著的关爱她的人。
然而,这人世,她也许早已无心眷恋。
久来,她隐身俗世之中,生活在孤独里,自闭、自适、自知、自爱,而不自恋、自弃、自绝。
不管这是怎样一个时代,她一贯冷眼,早就洞悉了的尘世,悟透了的男女。童年没有亲情的爱,父亲在别的女人的生活中,美丽而自觉的母亲他乡远走,初恋是一个负情的胡兰成,一直到中年才有一个赖雅,那是她短暂的安宁。

爱,在生活里从来如此残缺,仿佛她对人世很久也就失去了热情,天涯海角兀自飘零,她的心从来就是孤独的了。生性敏感而早熟的天才,小小年纪已悟透人世苍凉。故事里都没有惊天动地的情爱,有的是身不由己、无奈又无能逃脱命运的小人物的悲哀。

悟了无常而回到最後的恒常,灵颖和超俗承载了她一生的寂寞。她选择成全自己的孤独而不肯生活在浮世,丝毫不肯忍受流俗的精神洁癖。然而,她避世而不弃世,执著而不自恃,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对生活负责,所以她还认真做她应该做的事,拒绝她不愿意不喜欢的事。

她没有拒绝人生。她祗是拒绝苟同这个她和她心性不合的时代罢了。
她这样清清楚楚的自爱著,不需要读者,不需要世人的爱戴或崇敬,也许,她从来已经拥有这些,也许她早就超然,所以她寂寞而从容。祗要她对这人世还有眷恋,她便能写,祗要她心中有爱,就还会有所追求。
然而,恐怕她是彻彻底底的平静,无爱无恨的沧桑剔透了。
那就是从来都特立不群的张爱玲了。年轻时有的是热情,便能标新立异,繁华已尽,沧海桑田,孤独是必然的选择。

像季节最後一抹落叶的凋零飘落,安然回到自然的寂静中,没有任何声响,不愿惊扰原本清宁的世界,把最後的寂寞还给天地的恒常,留给对她还有不舍,对梦想还有追求的有情人生,留给活著的人。

苍凉是她生命的基调。她一定没有泪,她不会有泪,泪是後人为她流的。


善隐世的张爱玲与不知情的美国客(James K.Lyon 叶美瑶/译 )

本文想说明当年我的无知、天真及固执是如何帮助了我,使我得以在一九七一年于加州柏克莱大学见到素以孤僻避世闻名的张爱玲女士。

话说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三年间,当时我任教加大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德国文学,有一天我与一位同僚郑树森先生--当时他是比较文学系的助教一一聊起我那本研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滞美时期生活的书。那本书于一九八O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印刷出版。我漫不经心地提到自己另外还在一九七八年时写过布莱希特的一位美国友人,他就是甫德南·赖雅 ( Ferdinand Reyher )。郑树森立刻指出此人是张爱玲的美国夫婿,并询问我是否与赖雅或张爱玲见过面。我告诉他我曾经在一九七一年会晤张爱玲女士还访问了她,他听了以后面露惊色(或许说“不可置信”更为贴切),我感到相当不解。透过他的说明,我才知道张女士向来以离群索居著称,过去不知有多少批评家与仰慕者试图见她一面,最后却都碰了一鼻子灰,并指出连张女士的出版代理人要联络她都很困难,而且从来没能私下与她面对面晤谈过;言下之意,我见过张女士已经够耸人听闻了,能够当面采访她恐怕算得是空前绝后。一九八四年,我认识了司马新先生,他也向我印证郑教授对张女士的陈述。

在我见张爱玲女士之前,我只知道她是赖雅的第二任妻子,我听说她是一九五五年来到美国,与赖雅在新罕布夏州彼得堡( Peterborough ) 的麦道伟文艺营( MacDowell Colony ) 结识,一九五六年两人便结婚。一九六七年赖雅去世后,她则慢慢与公众团疏远。赖雅的女儿杰克森太太 ( Faith Reyher Jackson ) 曾经告诉我张女士出版过中文以及英文小说,不过当时我一本都没读过,而且杰克森太太并没有强调张女士在文坛的重要性。当我问她有什么方法可以联络到张爱玲时,她建议我向麻州康桥的罗德克里福女校(Radcliff Institute ) 询问,因为该校曾邀请张爱玲女士于一九六七到一九六九年间担任特别研究员。刚巧我因为身为哈佛大学的职员,又住在康桥,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张女士的联络地址:加州柏克莱杜汉大道第 2025 号 307 室。一九七一年元月十一日,我寄了封信到这个地址给张爱玲,信中向她说明我正在研究布莱希特流放美国期间的生活,并旁及他与赖雅的友谊,接着问她可否让我在西海岸的行程中与她见个面,以便与她进一步讨论布莱希特与赖雅之间的情谊。几天后,我收到一张明信片,上面说她将很乐意接待我。她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要我到达后挂个电话给她,然后再到她的寓所跟她会面。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日星期二早晨我到达柏克莱。我拨了电话号码,却无人接听,事后我才知道她当时人就在公寓里,却故意不应理。跟着,我直接把车开到她公寓前。我按了门铃,同样又是没人理;虽然我当时并不知道她人就在屋里,而且不愿与外人接触。由于她事前告知我她会在家,我便推断她只是暂时外出,应该一会儿就回来。何况我已经订好明天一早飞回波士顿的机票,我非得当天见到她不可。因此我把租来的车停在路边,公寓的惟一入口就在我面前,我等在那里。几个小时后仍旧没有人进出那栋公寓的大门。我随便买了点东西充当午餐,回去,再度按她的门铃。还是没人在。我大约又等了两个多钟头,再按一次门铃,始终还是没人应门。这一次我留了一张便条给她,放在信封里,交给公寓的管理员,他答应我一定转送,还告诉我张女士在柏克莱市中心的加州大学某个机构服务,并把那条街的街名写给我,不过他没有完整的地址;他补充说她有时候待在那里,并且一直忙到晚上。

当时已近傍晚。我开到那条街上,找了一会儿,发现一栋建筑,里头是加大中国研究协会的办公室,我猜那正是她上班的地方。我过去敲办公室的门,没人答应,室内灯也没亮着,所以我就在大厅等候。过了几分钟,一位女士手抱着几本书从楼上来到大厅,她没有看到我,径往刚才那间办公室走去。当她忙着开门锁时,我上前去问她是否就是张爱玲女士。很明显地,我的举止让她吓了一跳,待我向她表明身份,她才变得友善些,告诉我她就是张爱玲,并邀我进到她办公室里去。聊了几分钟彼此熟悉一点之后,我们就在那里进行访谈,整个访问持续约一个小时多。

访问她的过程中,有几件事让我印象深刻;她的英语无论是文法、用词遣字或是句型结构,都可以用完美来形容,仅听得出些微的口音。此外她使用英文成语之流利也令人刮目相看。对于我提出关于她的先夫与布莱希特的问题,她给了我丰富的讯息且讲得清晰明白。言谈间她不经意地流露出高度的学识涵养以及惊人的记性。她所提关于她与赖雅生活的细节均符实,证诸我先前的研究。她与赖雅最后的那几年过得艰难(赖雅晚年健康状况恶化,致使他生活起居几乎事事要人照料),我很讶异在这样的前提下,她能敞开心怀毫不忌惮地与人谈论他。言词中,她对这个在生命将尽处拖累她写作事业的男人,丝毫不见怨怼或愤恨之情。相反地,她以公允的态度称许她先生的才能,说明他的弱点所在,并评估布莱希特与他之间的友情。.她认为他这个人之所以迷人(甚至是太过迷人),在于他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写作者(太过聪明以至于变得世故圆滑);在于他缺乏一种固执,一种撑过冗长、严肃计划的忍耐力。用她的话来说,他少的正是“勇气和毅力”(“gumption,grit”),这种习惯用语一般外国人很少能知道的。作为一名好莱坞的编剧,她接着又说,他知道该耍什么公式、用哪些窍门;而她觉得正是这些把戏破坏了他成为一个严肃作家的资质。

当她向我说明赖雅对布莱希特才华的仰慕时,我发现赖雅有可能是布莱希特在美国最亲近的友人。她强调赖雅需要友谊以及坚持对朋友忠诚的一面,朋友对他而言甚至比家人更重要(“他对人际关系的渴求简直到了太过分的程度”)。我们聊到这两个人在合作美国版的《伽利略传》时,赖雅因为布莱希特在最后定版中没有把他写的部分编进去而感到忿忿不平,赖雅的反应让她无法理解。毕竟他从事好莱坞剧本写作多年,在这个圈子里,东西被别人改写或更动是家常便饭。我问她这是否因于赖雅觉得自己与布莱希特间有一种竞争压力,她承认这个可能性。同时她也提出对这个看法的疑虑;她声称这些行径与赖雅素来对朋友的热诚以及他一贯在合作关系中抹杀自我的作风太不相符。她以为这两人不和的情形大概在一九五O年前后开始,究其原因,乃是赖雅曾于一九五O年时到柏林访晤布莱希特,当时赖雅因为没有受到最亲密的朋友应得的款待,因此感到被伤害;相较之下,布莱希特没把赖雅所写的部分放进《伽利略传》一事恐怕无关宏旨。

虽然因为这次的失和造成两人从此断讯,她指出赖雅自始至终对布莱希特是一贯地忠诚,并仍旧把他的作品推荐给她。例如:他鼓励她去看布莱希特的剧作《四川贤妇》(The Good Women of Sechwan),一方面出于此剧的背景是中国,更重要的原因是它的杰出。张女士还替我解读赖雅给布莱希特信简中的一段话,当时他们正讨论关于“延续中国式戏剧”的惊人计划,而且显然想在纽约演出它。据她的说法,他们原想要把每天的新闻事件编写出来,不分场次地演出,大抵的形式则采用中国共产党所鼓吹的街头样版戏,用以宣导新的社会事件。

她略带批判地指出,赖雅耗费太多时间在纽约街头和其他地方闲逛(“四下逡巡”“prowling”他自称),但夸赞他有担任导游的天赋。‘当他跟我住在纽约时,”她说道,“那城市仿佛是我的,街巷也因此变成活生生的。”她同时指出赖雅正如布莱希特一样,他们与大多数四O年代的美国编剧们认同的是左翼思想,任何批评共产主义的言论他们都拒而不听,无论是斯大林的恐怖整肃抑或是共产主义下的中国;她推荐他读一些有关中国的资料,他却因为怕是负面的而予以婉拒。

在整个访谈过程中,张女士的表现热诚又令人舒坦,且相当帮忙。她的谈吐闲雅,怡然自若,我的印象是她对整个访谈很是满意;在我们相处的时刻,我丝毫不觉她有任何不自在或者有逃避与人接触的想法。事实上,她优雅的举止留给我完全不同的印象;我对当天稍早与她联系困难的情况也没往其他因素去揣想,只归因于我听混了,或她记错了这种常见的理由。不久我得知不是这么简单——她的确曾试图逃躲。

谈最后,她和善地告诉我若是还有进一步的问题可以写下来寄给她。我谢过她,离开办公室,第二天一早搭机返回康桥。就在我到达后没多久,我收到她寄来的一封信,信上的日期误记为一九七一年二月一日,但是这封信很明显是我们访谈当天写的,正确的日期应是一九七一年二月二日。信上说:

亲爱的莱昂博士:

请接受我迟来的道歉——因为我手边正有一些工作本周内需完成,怕有人来催,所以才不接电话也不应门。我原来并不知道就是你,一直到我们聊完,我独自回住所,见到了管理员塞在我门缝里头的信,才明白过来。

走笔匆促。愿你的书出版成功。

你的友人爱玲·赖雅

附带说明:在谈到他们之间有竞争意味时,请不要提到我。当时因为你说赖雅可能是布莱希特在美国仅有的亲密好友,我是头一回听人这么说,一时之间觉得这样的竞争说法不妥。赖雅有值得信赖和性情随和的特质。当然,尔后他因为对自己的作品在意而心受伤害。或许他往后不复与布莱希特来往与不引用他作品一事有关;毕竟这与写剧本不同。

对于这封书写于精致洋葱信纸上的回函,有两件事让我感到惊奇——一来她署名“ Eileen Reyher ”,二来我们的会谈显然教她印象深刻,所以才会有后续而来的书信探询。有了这样的鼓舞,我收到信当天就给她回了封信——一九七一年二月四日——信里对赖雅及布莱希特间的事提出一些较详细的问题。她于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号给我答复——这回她签的是本名“ Eileen Chang ”--而且这一次她侃侃谈起自己,就如她毫不隐藏地告诉我赖雅与布莱希特之事一般。信上说:

亲爱的莱昂博士:

感谢您在二月四日的来信。能够这么快速地互相了解并对话着,在我而言是罕有的经验。而这样不同的经验无疑是教我欣喜的,应当说是再高兴不过的事;因我平常是不善与人沟通的。

先答复您所提出的问题:

(l)的确,我和甫德是在彼得堡相识的,后来在纽约结的婚。

(2)我的祖母是李鸿章的长女,她之后还有两个男孩,一个是亲弟弟,另一个是领回来养的——其实是侄子。因为这位先祖实在太热门,很多不相干的人也称他为祖宗,所以我得详细说明。

(3)史提芬·布莱希特(Stefan Brecht)曾经到我们旧金山的居所来访,是哪一年我已经不记得了——我们是一九五九年春天搬过去的,住到一九六一年秋天。甫德很热诚地接待他,我没跟他们一道,他和朋友聚会,我总是避开。他们这次碰面大概不到一个钟头。后来他跟我说起史提芬最近结了婚——也许这能帮你确定年期。

(4)我印象里,你那天提到甫德帮布莱希特的事——当天我有点困——是指帮布莱希特编写剧本吧?——但他所写的部分并没有被采用,起先他并未放在心上,后来他还造访他们。

或许他一开始不吭气,心上仍是不快的。

他常向我提起待在英伦及法国的日子,他很喜欢,可是对德国的那趟旅行,他则甚少提及,谈到也很简短。我猜那是因为他对德国有着复杂情感,还有一九五O年东柏林的气氛(莱昂教授注:赖雅在一九五O年至东柏林,发现当地民不聊生,而布莱希特则住在豪华别墅,进出有司机轿车,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与现实,有天壤之别,赖雅终生信仰共产主义,看了很受刺激,而大失所望。);又或许与他当时在作品中,因为有更多寂寞感,所以对这件事才变得特别敏感。

总之,在一九五五年,他想为美国的当代文学注入一种‘粗嘎的声音”(sounding strident)。他说许多作品表面上强硬,骨子里滥情( sentimental )。我认为他说得对。

我们在旧金山时便看过《三便士歌剧》,在华盛顿又跟别人去看一次。整个节目进行中他都默默不语,只有在看完戏后,他把我想在东柏林看这出戏的想法椰榆了一阵。我会这么想,是因为其中有一场的制作相当精彩,所以才说想看德文演出。

有一位黑人作家到辛克莱·刘易士家作客后,写了一本书,他读后相当愤慨。平日他也会把辛克莱的事当作茶余饭后的话题,但仅止于嘴皮上说说。我也不认为他有意将这些事写成文章,可以说那就是一种朋友间的忠诚吧!我个人以为里头不止一种自尊的成分在。布莱希特或许也察觉出他这一点。

他会给人一种饱藏强烈能量的印象,他戴的扁帽则予人十分欧派的感觉。我曾听过与他初会面的年轻人以及年长女士评论他的外形,言词中饶富敬佩之意。一九五五年前即使在阅读或观赏表演时,他一直都不戴眼镜,他总是说:“可以作二手厨子切刀。”他也是个玩扑克牌的好手。包括哈佛在内,他曾经到过不少学校研究院,不过他从未参加过毕业礼,也没缴所需的五元去取文凭。

一九五五年夏天他制作一出戏叫《夜空》,讲的是天文台的故事。《大杂会》其实就是《锡》,因旅行摄影师可将众多的故事挤凑一起。

我其实从没把他的文稿看完过。在旧金山时他就把存放在加州的书都丢掉大半,只带了一部分到华盛顿去,后来到华盛顿我才发现他已经把文稿都丢了。纽约那边的借书库后来搬到彼得堡,当时是六O年代中期,恩斯脱·哈勃许塔脱( Enst Halberstadt )因为准备毕业报告,要找《锡》这本书,所以前来帮忙整理,倒找到了他小学文凭。我的某些文稿大概在那阵子搞丢了,因为我有一部分稿件跟甫德的行李一起打包,后来均找不着了。我惟一保存的是他使用到五O年代的一本电话簿,上头还记着布莱希特、他太太孩子的联络电话。

至于他与布莱希特分手一事,甫德向来不听人作解释,或给别人一个解释。

我只希望您在提到他两人间可能有(或是缺乏)竞争意味时,避免提及我,因为那样的推想,是您首先提出的。您的研究若是触及甫德最后几年的情形,如不麻烦,我很希望能看看。

致上我的问候。

您诚挚的友人张爱玲

(我在信箱上把两个姓氏都写上,因此您无论用哪个姓氏,我都可以收到。)

我回了封谢函给她,感谢她对我的协助,心想这大约是我们最后一次联络了。出乎意外的是,两个月后我收到她寄来的包裹,里面除了一本书还附上信函,署名日期是一九七一年三月十日,信依旧打在见了熟悉的洋葱纸上。那本书就是赖雅的小说《我听到他们唱歌》( I Heard Them Sing ,一九四五)。这是他为数稀少的小说作品之一,可能还是他严肃作品之中最杰出的。可见她还记得我曾说过因为找不到书,而无缘一睹赖雅的小说,因此一直引以为憾的话。她信上说道:

亲爱的莱昂博士:

上一封信我就想把这本书寄给你,可惜当时我手边没书。前几次的信上,因为一面赶稿子,又常感冒,所以写得匆匆忙忙,事后我便发现没好好把辛克莱一书的事给说明白;不过您或许已经看过那本书了。此外,若是需要,你倒是可以在说明关于他两人竞争的看法上,附加上我的赞同;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只是希望不要让这个看法变成是我的。相信你的论文应该进行得很顺利吧!

谨致问候

您诚挚的友人张爱玲

有趣的是,在我们访谈过后两个月,间中她完成了许多工作,又几次感冒,而张女士仍旧可以详记我们会晤当天她所说的一切,当然还有后来书信中的话。我自己却都忘了,尤其是抱怨找不到赖雅写的《我听到他们歌唱》那件事。也许是因为她较少跟人接触,夸大了我们的相晤对她心理的冲击——因此她感到有责任要为她所说所写的一切作更进一步的澄清。不管怎么说,承她记得我想找赖雅的书,并特地寄来给我,这样的亲切无疑有效地打破她孤僻难缠的恶名;相反地,她的行径说明了一种与人为善、有高度社交经验的人方有的慷慨。

如今,我回想着当年能与她相遇的种种幸运,要不是我对她叱文坛的名声如此无知;或者是我不必赶在第二天一早离去,可能我也不会坚持要等,甚至跑到她办公室去找。但是在这一切里面,教我觉得自己再幸运不过的是她在一九七一年三月十日那封信上所提到的(在那封信上,她提到自己日益从人际中退缩)——她的挫败正在于无法找到能谈话的对象。

她的说法是,跟我对话所产生的“迅速理解”与她自况“与人沟通的挫败”,两种情形实如天壤之别。到今天我仍不解她的天性中究竟有着什么,使得她能与我“心有灵犀一点通”,并教她这样一个决意要隐世的女子,还愿意坦然向我说点话。

惟有在回顾过往的此际,我才明白当日看似平常的会晤,如今竟成了我人生中奇遇之一。


我見過張愛玲?  柯振中   2004.01.20

讀《香港文學》二一一期(二○○二年七月號)張錯兄的《香港行旅四帖》,文首提到林式同先生於二○○一年七月棄世憾事。林式同生前寫了〈有緣得識張愛玲〉長文共八十頁,收輯一九九六年三月一日台灣皇冠文學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華麗與蒼涼─張愛玲紀念文集》一書內,作卷一〈告別〉重頭文章。林氏是張愛玲臨離世前數年極信任的少數友人之一,他予她家居生活瑣事上幫忙不少。是她遺囑的執行人。更是遵她遺囑處理她身後事海葬儀式其中一人。

「汽笛長鳴聲裡,伴著隱隱的潮聲,灰白色的骨灰隨風飄到深藍的海上,我們伴著張愛玲女士走在她最後的一程路上。」林式同在該文首頁作這樣「告別」。

一九七○年代末期,我攜眷旅居洛杉磯後,經張錯兄介紹認識林式同。他的英文名字叫STONE,住西洛杉磯,是一位建築師。那次初識是在托倫斯市近海張錯兄的家,客人除林式同外,還有張太太的親戚陳威全牧師夫婦(也是我和內子的友人)。記得談話中威全兄曾鄭重說:「人生了病若依靠神,神會醫治。」林式同接口笑答:「生病沒什麼不好呀!不用上班,在家裡休養,太太也會及時送上一杯清茶,多享福!」當時做夢也沒想到他日後會成為寫紀念張愛玲逝世的第一手事蹟資料文章的人,更沒想到讀過他這篇長文後竟困惑我至今已有六、七年之久,仍不能、不敢作出定斷以作解疑解惑。

林氏文中曾列張愛玲晚年因躲離奇蚤子,在洛杉磯地區到處流浪所住過的汽車旅館名字。最後一家是BEST WESTERN COLORADO INN:2156E. COLORADO BLVD. PASADENA。

「自一九八四年八月到這時(一九八八年三月),前後約三年半的時間,張愛玲一直過著遷徙流離的汽車旅館生活,可能因為是搬家太頻繁了,生活不安,飲食無節,從信中可以看出她的身體已大不如前了,不能再繼續那獨來獨往的流浪生涯,而想找一個地方安頓下來。何況她已經六十八歲了,在心理上也希望能找人談談,並幫一點忙。」

那年(一九八七)暑假過後未久,我有一篇短篇小說〈裝雲〉在當時銷量龐大的《中報.東西風》連刊,該篇小說文內引用了張愛玲一則「廬山裝雲」的比譬,加以描述。未久此間《國際日報》辦報慶活動,有講座在加州理工學院一處禮堂舉行。那次我與內子同赴會。會場上又遇見這位身穿樸鬆灰圓衣、頭裹灰方布、頸纏灰長巾及臉的高瘦獨特安閒老婦人。內子也見到她了。而位於巴市的加州理工學院,離同一時段張愛玲住過的那林式同列名的巴市汽車旅館並不遠。走路坐公車都可到達。

那次過後我作了一趟亞洲遠行。回返洛城後,不再在中國人任何聚會場合碰見過這位曾引起我好奇注意的獨特優閒灰衣灰巾的老年高瘦婦人。

續看林式同長文章,知道他建了大幢公寓,一九八八年底張愛玲租住了其間一單人房。「在搬家之前,她(張愛玲)特地關照我不要把她的行蹤告訴別人。」林式同這樣寫下。

之前,林式同在文章中則這樣描述了初見張愛玲的情景:

「十點正從旅社的走廊上快步走來了一位瘦瘦高高、瀟瀟灑灑的女士,頭上包著一幅灰色的方巾,身上罩著一件近乎灰色的寬大的燈籠衣,就這樣無聲無息地飄了過來。」

張愛玲有文曾提及她欣賞早年紅女影星嘉寶隱居簡出及改裝行事生涯。她自己是不是避世離群流徙之餘也常作「微服出巡」呢?人家認不得她,她也認不得人家。只是我想:人與人活在人世間有時是需要共同聚在一起互相取暖的。

六、七年前讀林式同長文至此,曾多次竭力憶思一個腦際印象甚深刻的人。跟內子也曾談起多回,內子也見過她一面。原因是剛巧在那一段時間末段,在中國人聚居社區舉辦的一些文化節目聚會上,諸如文化講座等,我參加時常會發現一位高瘦清?的年過六十老婦人。她頭上包一塊灰布遮去頭髮,身穿寬鬆鬆、灰撲撲圓大衣,頸也圍上一片沉色長布巾之類,布巾有時高起掩上半邊臉。沒理會旁人,也沒見有人跟她談話。獨自安閒幽靜的坐在前頭位置聽講。在當時熱鬧的蒙市「小台北」,我就見過她好幾次(林氏列出那段時間張
愛玲住過的蒙市汽車旅館便有兩間),相信那期間見過她這人的其他中國人,至今仍留有印象的應有人在。因她是那樣獨特閒雅不言不群。我印象最深的還是在我住的巴沙迪那市見她那次。

同一年(一九八七)上半年四月八日晚八時半,蒙特利公園市「小台北」圖書館友誼廳辦過一場講座,邀得少數親身訪問過張愛玲之人的楊沂(水晶)教授作有關張氏演講。

座中傳回楊教授珍藏的張愛玲早年著作珍本。我印象最深的有兩本:一是《流言》。扉頁張愛玲親筆署題:道藩先生賜正/張愛玲。民國卅六年五月。該書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初版。定價五百元。著作者、發行者:張愛玲。印刷者:中國科學公司。上海山東路二二一號。總經售:五洲書報社。電話:九二四七六。一是《張愛玲短篇小說集》,香港天風出版社印行。民國四十四年初版。四十五年再版。和富道三十二號四樓。

水晶演講完畢,有聽眾問:「張愛玲是偉大的作家嗎?」

水晶回答:「不算。張愛玲的作品寫人性灰暗面,小說中主人翁一錯便錯到底,沒有希望走回頭,她的書有些情節更令人產生心驚肉跳,對人生人性的絕對絕望。她的作品有一好處,是教人有所比諸,現實的景況並沒有比她筆下的人物景況壞,從而產生慰藉提升作用。偉大的作家必然離不了對人性對人生的深深同情,而張愛玲卻沒有。」

我個人則認為讀張愛玲作品,除了直接讀外,有時也要間折及曲折來讀。譬如直接讀她的散文〈燼餘錄〉會直覺她這人做人有點不近人情。設若換個角度間折曲折讀,還是會覺得她冷澈文字背後存有的那絲絲稀薄悲天憫人之情。雖然絲絲稀得祇像幾縷蛛絲卻要去密密網住那些讀者人世心。

出自《張看》一書的一段〈姑姑語錄〉可作個人這種看法的一則例證:她(姑姑)手裡賣掉過許多珠寶,只有一塊淡紅的帔霞,還留到現在,因為欠好的緣故。……青綠絲線穿著的一塊寶石,凍瘡腫到一個程度就有那樣的淡紫紅的半透明。姑姑嘆息說:「看著這塊披霞,使人覺得它生命沒有意義。」

張愛玲寫腫凍瘡似的人生人性往往寫到淡紫紅的半透那等程度。凍瘡似的人類人心可以因「腫」變到「淡紫紅半透明」那種詭異奇色,生命真的會是完全「沒有意義」的嗎?張愛玲採取戳破剖解「腫凍瘡」的方式來拯救「生命」,讓它徹底脫胎換骨再來出生一次,希望這生會比前生沒再那般腫痛臭毒。

另一位張愛玲專家兼摯友莊信正(也就是他介紹林式同與張愛玲認識)教授編選的《中國近代小說選集》中言:魯迅作品滿薰著中國的土氣。沈從文最能洞了理解生命的幽微。張愛玲早慧藝術成就譬若喬依斯。張愛玲在心理的透視、細節的觀察和意象及語言的運用方面,她往往超越魯迅和沈從文。她廿二歲至廿四歲(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五)時寫的作品已屬圓熟。

(柯振中,一九四五年生,原籍廣東潮陽,一九七二年於靈頓學院修讀工商管理課程。六○年代開始踏足文壇,作品散見於北美洲、香港等地中文報刊。)


中国网    张爱玲遗产曝光 最大的遗产不是现金 而是作品    2015.03.14

资助香港大学本科女生的做法最得我心,因为张爱玲就是从香港大学肄业后走向文学的。谁知若干年后,被资助者中会不会再涌现几个“张爱玲”?

张爱玲最大的遗产不是现金,而是作品,这毋庸讳言。张爱玲生前买入日元等外币,说明她颇有余裕,手头美金已有保值需要。那么,张爱玲去世后共留存了多少现金呢?

宋以朗在《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一书中记述,张爱玲遗嘱执行人林式同在张去世后整理其遗留物品时有一个清单,张爱玲在花旗银行、美国银行等共有六个银行户头,林式同在洛杉矶市遗产承办法庭办理手续后,共取出2.810771万美金,并按张爱玲遗嘱要求把这笔现金全部汇给了宋琪夫妇。张爱玲的丧葬费及清理费用、遗物运费共计1.168703万美金,宋淇夫妇另付给林式同。1995年时美金与港币的汇率为1:7.75左右,那这笔存款折合20万港币多一点。宋以朗说这笔钱“在当时不算多也不算少”,所以张爱玲的晚年生活并非外界所说的那么寒酸。除此之外,宋以朗查阅张爱玲与父母的通信,里面提及过财务报告,父亲宋淇在香港帮张爱玲买过一些外币及其他存款,母亲邝文美也为张爱玲开立过银行户头,其中有一张邝文美写的字条,上面写着E.Chang的银行外币存款为32万多美金,这在1995年相当于248万港币,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两样加在一起,共有近270万元港币。

张爱玲在遗嘱中对这笔钱的用途如下要求:(一)是要请宋淇夫妇买些东西做纪念(其实就是作为一种补偿,给宋淇夫妇照顾身体),(二)是请高手翻译她的作品。

在张爱玲去世没几年,宋淇夫妇也相继离开了人世。他夫妇二人虽也不富裕,但绝对不会动用张爱玲的遗产来做自己的花销。至于翻译,除了张爱玲的英文作品《雷峰塔》《易经》《少帅》是由宋以朗邀请的译者、用张爱玲版税入息支付的之外,其余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捷克文、日文、韩文、越南文的,都是由国外出版社自己付的翻译费。张爱玲遗留下来的这笔钱,宋以朗先生在她曾就读的香港大学设立了张爱玲纪念奖学金,从2009年开始,每年颁给一位来自内地或台湾的就读文学及人文学科的本科女生,额度为5万元港币;另外设立了张爱玲五年研究计划,从2011年开始,每年一届,每届选出三至五个项目予以资助,论文与创作资助5万元人民币,纪录片资助10万元人民币;其他还资助了在香港和北京举行的张爱玲学术研讨会等。

这个资助香港大学本科女生的做法最得我心,因为张爱玲就是从香港大学肄业后走向文学的。谁知若干年后,被资助者中会不会再涌现几个“张爱玲”?

(中国网-京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