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與張愛玲
（一）
志清：
近来可好？我这些时都没写信来，因为一直在忙着改这小说，上星期总算寄出，大概日内该收到了。寄出后又发现些错误，这里附上两页，代替原来的53、54 页。至于为什幺需要大改特改，我想一个原因是一九四九年曾改编电影，后未拍成，留下些电影剧本的成份未经消化。英文本是在纽英伦乡间写的，与从前的环境距离太远，影响很坏，不像在大城市里蹲在家里，住在哪里也没多大分别。你说也许应当先在杂志上发表，恐怕风格相近的杂志难找。“星期六晚报”的小说似乎不是公式化就是名作家的。“Esquire”新文艺腔极重，小型杂志也是文艺气氛较明显。以前的代理人没试过杂志，大出版公司全都试过，RandomHouse是 Hiram Haydn看过。我觉得在这阶段或者还是先给你认识的批评家与编辑看看，不过当然等你看过之后再看着办，也不必随时告诉我。事实是在改写中，因为要给你过目，你是曾经赏识“金锁记”的，已经给了我一点insight，看出许多毛病，使我非常感激。我喜欢收到信，自己都写惯一两行的明信片，恐怕令兄不会高兴跟我通信，但是我希望你们俩不论有什幺作品都寄一份给我看看。我对翻译很有兴趣，预备在 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领点政治性的东西来译，但是他们根据学位给钱，而我连大学都没读完。有个 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贵校的Prof.Doak Barnett ＆ Prof．C．Martin Wilbur都在里面，不知道他们找人翻译是不是也分等级？得便能不能替我打听打听？这是不急之务，请不要特为抽空给我写信。我月底搬家，地址是1315 C Street SE， Apt．22
电话仍是547—1552。祝安好，前一向Harlem出事我担心是不是离你们这里很近。爱玲九月廿五(一九六三)
【按语】第一封信是张明片，寄我哥大校址。一九六五年六月开始，所有她的信件才改寄我的公寓地址。明片寄自 APt．207，105 6th， S．E，Washington，D．C。一九六二年三月张爱玲从香港回来，即搬进她丈夫赖雅(Ferdinand Reyher)，同年正月即已找到的这个公寓。第315C St，S．E。一九六七年张爱玲搬居麻州剑桥后，曾寄我一份三页的履历表。上面写道她于同年十一月才搬出第六街那个公寓而迁入Apt． 22， 1335 13thst， S．E。细察这两个乔迁后的住址，只有公寓号码是一样的。不出两三年，张爱玲竟把华府旧居的街道也记错，实在不易置信。十一月搬家之说想也是误记。
张爱玲在第六街那个公寓住了将近两年，五月十九日那张明片一九六二年寄出也并非不可能。但明片上提到的那篇改稿也即是第二封信上她谓已寄给我审阅的那部英文小说稿the Rouge of the North(北地胭脂)。此稿脱胎于〈金锁记〉，原题 Pink Tears(粉泪)，一九五六年她居留麦道伟文艺营(MacDowell Colony)期间，即在专心写作这部小型的长篇小说了。一九五七年初，《粉泪》可能已经完稿，但根据司马新的记载，出版她第一本英文小说《秧歌》的 Scribners公司，却“不准备选用她的第二部小说，即《粉泪》。这个消息对她当然是个不小的打击”。(《张赖》页—一五)因之有好多年她把《粉泪》拋在一旁，从事其它的编译写作计划。香港回来后，她决定把《粉泪》改写成《北地胭脂》，一九六七年终于由伦敦Cassell书局出版。
大家都知道，《北地胭脂》的中文本即是《怨女》。爱玲自己分析《粉泪》失败，一因“英文本是在纽英伦乡间写的，与从前的环境距离太远，影响很坏”。二是因为一九四九年爱玲曾把〈金锁记〉改编电影，片虽未拍成，“留下些电影剧本的成份未经消化”。要好好研究〈金锁记〉转成《怨女》的经过，那部电影剧本假如还能找到，应该受到我们的重视。
爱玲要我把《北地胭脂》稿找几个“批评家与编辑看看”。除了哥大几位教授外，纽约的名批评家和编辑我实在一个也不认识。后来爱玲信上指名要我找同系教授Denald Keene，只好硬了头皮请他把书稿加以审阅，但他的反应并不太好。早在五、六O年代，美国学人间译介古今日本文学的，Keene即已推为第一功臣。他居然看了《北地胭脂》稿，也算是我天大的面子。
赖雅身体愈来愈坏，每月只领社会福利金五十二元，连付房租都不够。爱玲在改写小说期间，电影剧本也不写了，只好靠翻译工作来维持生活。为此她在信上问及 Doak Barnett、C．Martin Wilbur这两位哥大教授。后者中文名字叫韦慕庭，一直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保持了友善的关系，退休已好多年。Baruett非学院正规出身，曾写过不少书，早已离开哥大到华府著名的研究机构Bookings Institution去工作。近年来报章上不见他著作的书评，想也已退休了。
--------------------------------------------------------------------------------（二）
志清：
我很早听见令兄的噩耗，非常震动，那天匆匆一面，如在目前，也记得你们俩同飞纽约的话。在他这年纪，实在使我觉得人生一切无定，从来还没有这样切实的感到。Stephen信上也说他百忙中答应译书，不知道是否给他添病，因此耿耿。我这些时也就在忙着译那本书，今天刚寄出。一直想写信给你，也是觉得无话可说，所以迟到今天。你在这一切之间还在替我想办法，待人实在热心。托蒋彝的事，我觉得不必问他了，Norton不会有兴趣的，他只忙着自己也是常惰，在国人尤其是意中事。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只要你随时替我留神就是了。明年印第安纳开会，原则上我当然愿意去，不过我向来得到人的帮助总是从文字上来，单靠个性从来没有用，这是实话。似乎总应当做出点成绩来才行，和你们讲学的又情形不同。我住在华盛顿完全是accident，不过现在搬了个便宜而很喜欢的房子，所以不想再搬。固定收入是从来没有过。托你的那部小说改写不是为了能不能出版的问题，因为改了之后也不见得有人要，不过总要自己这一关先通过。现在中文本就快写完了，如果出单行本一定第一个寄给你看。近来我特别感到时间消逝之快，寒(口+丝)(口+丝)的。这封信耽搁得太久，明天尽早寄出──其实这时候写着已经天亮了。高先生近来没看见，麦卡赛也调到南越去了。“文星”的纪念号你手边如果有就寄一本给我，不然我下次到 Library of Congress中文部，他们大概有。祝安好爱玲六月十六晨(一九六五)
【按语】先兄济安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在加州柏克莱中风不治而亡。朋友吊唁的信我看到很多，爱玲这封寄出已在六月中旬，可说是很迟的了。但读来极为感人，尤其“近来我特别感到时间消逝之快，寒 ( 口 + 丝 )( 口 + 丝 ) 的”那一句，极有张味。在济安的遗物里我只找到了爱玲一九五七年初给他的一封邮简和同年年底的一张年卡。邮简上她特别提到了《文学杂志》将刊出的一篇文章：“听说贵刊将载令弟的《张爱玲论》，我自己反省了一下过去的工作，自己先觉得惭愧。”先兄也在同年正月号《文学杂志》上刊登了她的小说〈五四遗事〉。但二人仅有的一次见面则在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六星期六那天下午。克毅兄 ( 信里的“高先生” ) 做东，地点在华府 Market Inn 这家小馆子。同场喝香槟酒的还有已故陈世骧教授和我自己。我一直以为吴鲁芹兄也在场，爱玲在一封信上也附和我说，那天打翻一杯香摈的即是鲁芹自己。但克毅兄亲自驾车把陈夏三人开到爱玲寓所，再把我们开到离张寓较近的一家酒馆，当然不会记错。详情请见高文《张爱玲的广播剧》，载《联合文学》一九九五年十月号。
麦卡赛 (Richard McCarthy ，也称 Dick McCarthy) 是位深爱中国文艺、东亚文艺的美国文化官员。受惠者除了张爱玲外，还有聂华苓、陈若曦等名作家。台北《文星月刊》第十六卷第一期 ( 一九六七 ) 为先兄出了个专辑，载有拙文《亡兄济安杂忆》。
--------------------------------------------------------------------------------（三）
志清：
今天收到王敬义的信，才知道《怨女》已在星岛晚报连载，实在头痛万分。那份稿子还是去年十一月空邮寄出到宋家，此后又去信请他们如果尚未交给报馆，就寄回来让我改。二月间收到 Mae Soong 的信，发现稿子没寄到，我一月的两封信也显然是丢了，赶紧问他们稿子收到没有。二月底 Mae 还有信来，也没提这件事，显然并未收到，我实在不懂，即使改寄平邮也寄到了。初夏再写信去请她无论如何来张便条 confirm 一下稿子确是丢了，也没有回音。我终于下结论是丢了，才在动身前托你。前两天刚又写信托你代办连载与出书事，倒像是你在港台休假几个月没事干似的，要你白忙，太岂有此理。以前 Stephen 所说的只限星岛连载，我信上说出单行本想托夏志清，他也始终没说什幺。──除非是在我寄丢的两封信上？──如果你怕再闹双包案的话，就等到香港看见他的时候，确实知道没人出书，再替我进行也好。我过两天再给他们写封信去，但是当然又是白写，实在莫名其妙。一方面我再写信去跟王敬义解释。收到 Prof ． Badgley 的信说他们对你荐我的 warm letter 非常重视，我的感动也无从说起。王敬义建议让征信在台同时连载，我觉得即使现在登也已经比星岛晚了，不如索性再等一个月，刊载改正本，因为我对台湾的读者更重视些。今天深夜两点半刚拆开他的信，赶紧写了这封信给你，马上去寄去，赶明早八点钟一班邮。爱玲八月卅一日 ( 一九六六 )
【按语】Mae是宋文美的英文名字。prof.Badgley是代表迈阿密大学同张爱玲接洽事宜的那位教授。
--------------------------------------------------------------------------------（四）
志清：
附上《皇冠》收条。此地已经大雪。这里的事不会联下去的，因为我太不会跟人周旋，除 Prof．Badgley外也没有别人有真正的接触，他也就要走了。最初上两课是Badgley的学生，他对我很失望。后来好点，但也还没摸着窍门。 Ferd久病，我在华盛顿替他安排的统统被他女儿破坏了，只好去把他接了来，预备在附近城里找个公寓给他住着，另找个人每天来两次照料，但这未找到人，在我这极小的公寓里挤着，实在妨碍工作，与在华府时不同。《怨女》抄到现在还剩两章。你给讲成的出书条件已经非常好了，就是这样。平君代接洽摄片事，如果成功固然对书的销路有点帮助，似乎无论如何应当给他与你两份commission。我知道你不用赚外快，但是也可以给令媛买点小东西。好在到时候再说。江青外型太差，虽然演过《西施》，我认为她红不起来的，恐怕影响片子卖座。当然这是他们公司的事，我不会干涉的。汪玲与国联的纠纷我最近读到。其它三凤我没什幺印象，有便或可请他们寄一本有她们照片的电影刊物给我，这是看不到影片无可奈何中的办法。胡适题《旋风》的话我看过，觉得他不怎幺喜欢那本书。我别的作品他也都不喜欢。我小时候受我母亲与姑姑的 privacy cult影响，对熟人毫无好奇心，无论听见什幺也从来不觉得奇怪，“总有他（或她）的理由”。对济安因为难得看到这样多方面从不同角度写他的文宇，成了特别立体的书中人物，所以大感兴趣起来，感想很多。你母亲是不是这次见到你才知道他的噩耗？但“世姐”在我已经觉得是美人，你们兄弟眼界之高实在令人咋舌。你说那次在你们家聚会后向往那位宁波小姐，情调很浓，如在目前。宁波人漂亮的多，如王丹凤，我想是沿海史前人种学关系。胡兰成书中讲我的部分缠夹得奇怪，他也不至于老到这样。不知从哪里来的quote我姑姑的话，幸而她看不到，不然要气死了。后来来过许多信，我要是回信势必“出恶声”。绍铭他们对我热心，是我受济安之赐。如果自己不努力，他们迟早会对我失望的。爱玲十一月四日(一九六六)
周翔初因为你与绍铭托他，对我照应得很周到，但并不friendly。
【按语】早在六O年代初期，有一两个暑假周翔初住在哥大附近，我即认识他了。一九八一年我在哥大开了一个暑期研究班，规定只录取非主修中国文学的教授十二名。周翔初那时仍在迈阿密大学教书，也在录取之列。但暑期班结束之后，他不再同我有任何来往，爱玲觉得他“并不friendly”，我想是有其事实根据的。最近才知道，他跟马逢华原来是大学同学，至今还是好友。
我同爱玲无话不谈，大学毕业后我在上海、北京爱上了两个女子的故事也吐露给她听了。二人都算不上是我的女友，因为从未单独date过。那位宁波刘小姐即在一九四四年夏天我初会张爱玲的那个下午认识的(见《华丽与苍凉：张爱玲纪念文集》页一三0)。爱玲看信不太仔细，我家里来一个客人都嫌太挤，哪有可能开派对？派对召集人乃那年刚毕业于沪江英文系的章珍英女士，家住旧公共租界巨籁达路六六一号。刘小姐同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英文系，想必是她的好友。我来美后结识的好友罗郁正教授及其夫人邓瑚烈跟刘同校同系，很可能也是同届毕业生，应该同她很熟，可惜我从未在他们面前谈到过这位宁波小姐。
一九四六一四七那年，我在北大只教一门大一先修班的英文课程。我爱上的那位但小姐却在另一个先修班上，我无福教她，也就失掉了同她多有接触的机会。她的父亲乃名导演但杜宇，贵州人；母亲乃苏州美人殷明珠，当年红星。自思像我这样一位苏州才子兼影迷（虽然不常看国片）去追求他们的女儿，真是配极了，但对方不为我所动，有什幺办法？一九五二年夏天她的妹妹但茉迪(Judy Dan)以“香港小姐”的身分来加州竞选“世界小姐”(Miss Universe)，结果名列第四，美国中文报纸引以为荣，到处都见到她的照片。连我在康州新港也见到了，写封信去问她姊姊的近况。那次给爱玲的信上，我说“世姐”第四名远比不上其姊姊漂亮，这完全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与眼界高低无关。我在这里既讲起了两位我所爱慕的女郎，一有空当写两篇散文去好好追忆她们，刘但二妹的芳名也就暂不宣布了。
--------------------------------------------------------------------------------（五）
志清：
这两天我正在改《十八春》，(题目也不能不换一个)重抄部份需要印个副本，又要耽搁些时候。如果你预备在明年一月内离开台湾，望来张便条或明信片通知我，不然也许寄到了你已经走了。《皇冠》除非已经寄来，请不要跟他们要。另一本我也只看了别人的小说，自己的根本看不下去，随手一翻就看见脱落的字句。也请千万不要跟平君讨还《怨女》稿子。我搬来搬去次数太多，有两篇没发表的短篇小说稿子都遗失了，(不止一份)何况其它。你讲《西厢》的文章我一直想等你回美后请你寄来给我看了再寄还，讲旧小说的书等出版了也借给我。“说唐”等是另一篇？电影剧本不给commission我是实在觉得情理上不对，否则也就不提了。以前宋奇经手的事，我也只有《赤地之恋》电影版权卖给中影那次给了cormmission。我知道你是不愿意要，目前我本来不想再说了。我还有个更实际的理由，是《十八春》的戏剧性强，拍电影可由一人兼饰姊妹俩正反二角，(当然等你看过后再说)但是你一共才在远东这幺点时候，怎幺能让你百忙中还为这种事奔走？至少这件事上稍微营业化一点，免得我太于心不安。海外的commission向来是 20 ％，所以希望你与平君都拿个 10％，你临走可以托他。这件事不能找宋奇，他为了从前我写剧本的事夹在中间受委屈，后来他离开电懋后，又因为我有个老同学的丈夫在电懋，叫太太找我写剧本(夫妇与陆运\涛同堕机死)，更生了气。──他最近来信建议《十八春》也港台同时连载，可以早点预备起来。我回信说你代接洽的稿费高些，如果香港给得少，台湾会不会不高兴？等我写信去让你跟他商量。你这一向如果没有空写信，等见了面再跟他谈也一样。这件事我别的都不在意，不希望太费事。祝新禧
爱玲十二月卅夜(一九六六)
【按语】爱玲于小年夜写封长信给我，又不少次提到了commission这个字。我想她不习惯用中文谈金钱出入的事，用commission这个字比较大方一点。故友宋淇、先兄济安都曾为美国新闻处编译了不少书，但他们觉得，译介美国文学之精品，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从不因为担任此项工作而有愧于心。我想张爱玲真的因为并无固定收入才去编写电影剧本，也去翻译、节译才华远不如她的中、美当代作家，因之对此项hark work有时感到十分厌恶。她不时在信上提到要给我些 commission，我当然不会拿她一分钱的，但她翻译《金锁记》所得的酬劳费可能只有四百美金，连五百元都不到，我总觉得有些对不住她。我编译那册《二十世纪中国小说选》自己没有去请钱，只凭了系主任分配给我的暑期研究费，哪里会够用？
爱玲在信上不时提到要看我的作品。讲《西厢记》的那篇是为熊式一旧译所写的〈新序〉，可能赴台前即已写就了。写一篇综论《说唐》等二三十种“战争小说”的文章是我返台那半年的主要工作。(该文英文主要标题为：“The Military Romance”，因此爱玲在有几封信上称之为“军事传奇”。)此二文的中译本皆见《爱情、社会、小说》。那本“讲旧小说的书”即是《中国古典小说》〈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A Critical Introduction〉，一九六八年才出版。也在留台期间，我把全书校订竣工的。
--------------------------------------------------------------------------------（六）
志清：
刚收到你廿日的信，想不到害你特到邮局去拿那份稿子，添出这些麻烦，而且刚赶着这两天你家里有事，你太太生hepatitis吓了我一跳，你从前寄给宋奇那张小照片上的她的健康美如在目前。希望快点康复。《金锁记》说实话译得极不满意，一开始就苦于没有十九世纪英文小说的笔调，达不出时代气氛。旧小说我只喜欢中国的，所以统未看过。你诧异我译得快，所以我说费了不少时候，并不快。匆匆写这封信来的原因，是请你绝对不要Asian Society贴补稿费。我只希望你随时替我留心发表东西的事──东西在哪里是个问题，以后会随时报告。
Radcliffe因为Ferd的病，由commute改为住在Cambridge，所以由三千加为五千一年，要到下月初发表。在我看来译这种书是较有前途的事，不像在这里不过是绍铭挑我赚了笔钱。 Merle Godman我去年夏天就等着看她将出版的一本讲了一九五七后中国作家的书。我也知道Benjamin Schwartz非常出名。你的“中国古典小说”与最近的演辞集与“军事传奇”一文我都想看，虽然不想保留，以后希望都寄给我看。“十八春”改写部分一直没空抄，正要动手。王鼎钧没有来信，一方面宋奇说没法港台同时出版，港方他还没有找到地方。我正想给王写信，今天看到你剪的目录，“笑声泪影”一定是“十八春”，头痛到极点。只好托宋去找来看看。或者还可以先在台出版。“秧歌”“赤地”再版要得美新处同意，已写信去问。宋奇出主意叫我写篇忆胡适的文章，现在可以译“海上花”，就又有话说些。也许将来可以转载作“秧歌”序。陈纪(水+莹)听说是台北一霸，一定要去拜望他，幸而我那次只耽搁了一两天，没去。令媛没在台进学校？祝你太太好。爱玲三月廿四日(一九六七)
【按语】台港报馆、杂志社、出版社每有稿费、版税寄来，必寄挂号信，多一层麻烦。其实此类信件，只要地址没有写错，一定寄到，实在不必挂号的。爱玲寄我一包《金锁记》译稿，想是挂了号的。那天我们夫妻都不在家(卡洛想是进了医院了)，邮差在信箱里放了一张黄色通知单，再把邮包带回邮局，由我自己凭条去领取。我在信上如实告知了爱玲，她回信表示心里有些不安。
在香港那两三天，我们住在弥敦道一家旅馆里，晚饭后在大道上散步，逛逛那些店铺也很有意思。程靖宇兄一定要为我们接风，即在大道横街的一家海鲜馆子用餐，倒也很有情调。但他点了一道菜，由我们自己把蛤蛎等物放在暖锅里烫熟了吃。我吃了没有事，卡洛可能人太累了，多吃了半生不熟的海鲜，一两月之后竟在纽约发病了。亏得她患的肝炎不太严重，住院多天，再静养一段时间，也就痊愈了。我至今认为蛤蛎生吃是天下第一美味。但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每年至多冒险两三次。
Merle Goldman的第一本书叫 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哈佛大学出版所出版。我自己那本扉页上写的日期乃一九六七年六月，爱玲来信时想尚未出版。哈佛教授史华兹(B．Schwartz)的确“非常出名”，但他汉学训练不够，也很吃亏。普林斯登教授牟复礼(F．W，Mote)汉学根抵深厚，曾为史氏综论中国上古思想的一本大书——The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一九八五)──写了一篇严正的长评，读了不由我不叫好。该文载《哈佛亚洲学报》五十卷一期(一九九0)。
《笑声泪影》应作《笑声泪痕》。这本冒用张名在香港出版的小说并非《十八春》。张曾发表过一篇〈关于《笑声泪痕》〉，已收入《续集》。
张爱玲曾节译过陈纪(水+莹)的长篇小说《获村传》，题名为 Foolin the Reeds，一九五九年九月由香港 Rainbow Press初版。爱玲一九六一年秋访台，避不了要和陈先生见面的，但她提前去了香港，也就没有去“拜望他”。关于那次台港之行，可参阅《张赖》第八章。
--------------------------------------------------------------------------------（七）
志清：
廿一日的信与“Pigs for Ancestors”都收到，光是几张照片已经看了又看，书留着慢慢的看。“仕女图”也会去找来看。那两篇旧作小说“连环套”、“创世纪”未完，是因为写得太坏写不下去，自动腰斩的，与另一篇“殷宝滟送花楼会”都是在“红白玫瑰”之后，是前一个时期多产的后果。这次给拿去发表，我踌躇了半个月之后没有反对，因为不“出门不认货”，除了“十八春”也从来没用笔名写过东西。这三篇一直不预备收到小说集里，所以没带出大陆，现在也不想收入集子出书，不过隔得年数太久，觉得应当等再看一遍再回掉大地出版社，所以耽搁了几星期，等幼狮寄来“连环套”清样，一看实在太糟，记得其余两篇还更坏，赶紧给姚宜瑛女士去信回绝。没想到她等得着急，四下托人，刚赶着这大考期问让你在百忙中写信来，我实在感到抱歉。她收到我的信，又来信叫我改这几篇小说，但是这不是改的事。── “谈看书”里本来也提起文艺与电影主动被动等，因为太长删掉，后来看到你写的“文学的前途”里面已经有了。我也最讨厌relevancy这字。前些时写了两个短篇小说，都需要添改，搁下来让它多marinate些时，先写一个很长的中篇或是短的长篇。请不要让哑弦他们知道，我投稿都是为了实际的打算，不注重拉稿信，写信来的结果反而得罪人。丁玲的书，UCLA也有好些冷门的如“一年” (1936)、“一颗未出膛的子弹” (1939)。宋淇最注重她以都市为背景的早期小说，大概觉得较近她的本质。五O年间的杂志他们有，只缺二O、三O年间的书刊。我做这一类的研究当然是为了钱，大概不少，想等确定了再托你影印。等暑假随便几时有空请到哥大图书馆抄点书名给我，不要延安的。不知道有没有下列：(一) 二O、三O年间的小说集。(我最想知道除了《丁玲选集》(1952)前五篇──《梦珂》到《一九三O年春上海》──还有没有别的这一类的作品。)
(二) 《韦护》。(我没看过，是长篇？)
(三) 《母亲》单行本。在洛杉矶的大学如果能借书，付费当然值得，就是路远，去很费事，有些资料也许中大可以供给，所以还没决定托信正介绍。匆匆先寄出这封信，祝近好，Della自珍都好──
爱玲六月九日(一九七四)
【按语】哥大公寓房子的住客有习惯把要丢弃的书放在门厅或地下室的桌子上，任其它住客选中对胃口的拿回家去。 Pigs for Ancestors(爱玲后来在信上自译为《猪祭祖》)就是这样一本被丢的人类学著作。我拣了看看书里那些图片很有趣，就把它包装后寄给爱玲了。
她在上一封信里大谈亨利.詹姆斯，我在回信里一定提到了他那部最引人入胜的长篇巨著《仕女图》，即 The Portrait of a Lady。这部小说一九九六年由女导演 Jane Campion搬上银幕，拍得极糟，我看后非常生气。
唐文标教授生前曾为搜求张爱玲四十年代作品的原刊本做了一番努力，很有成绩。但他未征求原作者的同意，先把有些尚未在台港重刊的作品，投寄杂志去发表，后来再把此类作品放人他自己独“编”的《张爱玲卷》(一九八二)、主编的《张爱玲资料大全集》(一九八四)，张对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在给朋友信上发发牢骚。另外一种唐着《张爱玲杂碎》(一九七六)则从左派批评家的立场把张的早期小说做了一个总批判。
唐文标治学相当粗心。他明知《连环套》、《创世纪》这两篇未完成的小说皆于一九七四(民国六三年)先后重刊于台北《幼狮文艺》六月号、《文季》季刊第三期(八月十日出版)，在他所编的《张爱玲小说系年》里，二者的重刊日期却都提早了一年。见《杂碎》页一四二——一四三。
台北出版人间，对张爱玲最表示崇拜的要推姚宜瑛女士。她的大地出版社已出了好几种赏析研讨张的书籍，偏偏爱玲自己的文集一本也没有出过。我曾多次致函爱玲为姚宜瑛说项，也没有用。
到了一九七四年六月，爱玲虽因新旧作品推出较多而声誉更隆，她已整整三年没有一份固定收入的工作，自不免恐慌，因之她“投稿都是为了实际的打算”──赚钱。上一封信上她提到香港中文大学有可能找她“写篇丁玲小说的研究”，就不免兴奋起来，要我为她在哥大图书馆找书，此信也如此。“为了钱”，做任何那一类的研究都没有什幺难为情，研究丁玲无论如何要比研究术语有趣的多。但张、丁二人的才华、成就实有天壤之别，以爱玲这样的大天才去花时间研究丁玲，实在是说不通的。后来爱玲并未从事此项研究，信里提到的那些丁玲作品也就不必—一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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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清：
信正的消息虽然意外，想起我好两次说他前进，不禁笑了。物价涨，但是我跟你们情形不同，又等于从来没有过固定收入，习惯拿到点钱就留着过日子，也不怎幺省，就是不会撑场面。勿念。出书的事需要再考虑一下，我本来也确定会有人盗印。我知道王敬义，登在他的杂志上恐怕以后有麻烦，更公然盗印。只好请代回绝，也许就说预备出书，不能再转印。“创世纪”——是写我祖母的妹妹——我没有，“文季”没寄来，我写过一封信给编者王拓，请他在末尾加上个1944，也没有回音。明报月刊我知道你经常看，寄那份来是因为补的两句做了个记号，省得你再看一遍。中国时报上的那封公开信寄来了。为了个affair而离婚，结果又没结婚的也很多。三十年不见，大家都老了——胡兰成会把我说成他的妾之一，大概是报复，因为写过许多信来我没回信。济安日记还没来得及看。Della Natalie都好？顺便拜年！【按语】有关庄信正的“意外”消息，隔了多少年，连他自己也想不起来了。他在柏克莱那几年，交识了不少来自台湾的“前进”分子，唐文标即是其中的一位。
由我校注的《夏济安日记》台北言心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秋季初版。此书在台湾已绝版多年，去年十一月却被列入“新世纪万有文库”，由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发行。
--------------------------------------------------------------------------------（九）
志清：
有这幺巧的事──应当说不巧──那天刚写信给你投入楼下的邮筒，就手开信箱，你的信就在里面。我总是尽先看图书馆两星期内要还的书，“爱情、社会、小说” 与“人的文学”都还没细看。等“红楼梦魔”出版了，也请千万不要特为腾出时问来看，我不过要搁一本在你那里。不记得告诉过你没有，前些时在幼狮上看见译的 Daisy Miller，才想起’54USIS有意叫我译，给我看厚厚一册James的小说，竟会忘了。我只喜欢晚年的一篇The Beast in the Jungle，虽然文字晦涩，觉得造意好到极点：这人──也许有点自传性── 一直有预感会遇到极大的不幸，但是什幺事都没发生，最后才悟到这不幸的事已经发生了。这些年后再看中译 Daisy Miller，还是觉得结局有点软弱 evasive。我对朋友的见解从来不要求一致，or expecti it──不然早已一个朋友也没有了。沈登恩是胡兰成的出版人，曾经写信来要替我出书，说“胡先生可代写序”。我回掉了之后还纠缠不清，只好把送的书都退了回去。又去见宋淇，说现在知道错误了，胡兰成的书也已经都收回了。前一向又听说仍在经售。我根本没信沉的话。请代回绝，“赤地之恋”再版只好再等机会。皇冠出全集的时候，这一本也签了约，没印，想必销路关系。祝近好──今年夏天累了一点，幸而你 enjoy it。大概教大学教员较有趣。 Dalla自珍都好？荣华倒又有喜了！！爱玲七月十二日(一九七七)
【按语】Chinese Stories from Taiwan：1960-1970哥大出版所一九七六年初版，刘绍铭主编，选择了陈若曦、王文兴、陈映真等名家凡十一人。我为此集写了篇《前言》，中译本改称《台湾小说里的两个世界》，见时报文化出版公司为我出的《新文学的传统》(一九七九)。
三年之内，爱玲倒两次在信上讲起了《丛林野兽》。这篇小说我想真正的张迷也应该有勇气去读它，我在这里不妨先把它的情节、思想和创作背景略加说明。《野兽》的男女主角叫 John Marcher、 May Bartram。二人第一次在意大利见面，二十五岁的约翰即把他在等待大灾难的个人秘密告诉了二十岁的梅女士了。十年后二人在一幢媲美博物馆的英国收藏家大宅里相逢，约翰对似曾相识的梅女士，兴趣仍非常之浓。十年之间，他未把心底秘密告诉过其它任何人，但无意中与梅重会，他又禁不住在她面前吐露了一番。这次梅也答应不再离开他，跟着等候“野兽”之来临。
但期待中“最不幸的事”，其实也可能就是改变平凡人生，赐予最大幸福的一个“奇迹”。第二次见面时，梅即问，那个“消灭自我” (annihilating me)，“改换一切”(altering everything)的恐怖经验，可否即是对“坠人情网之期待”(the expectation……of falling in love)？约翰太自我中心，听不出也听不懂女方问句之深义而即加以否定。多少年之后，梅已病入膏盲，约翰倒紧张起来，难道她的逝世即是在他期待中的大灾难、大事情？梅笑道：这不是。它已经来过了，可惜你一直未注意到，现在它要去了。年轻时约翰在意大利见到了梅，假如他有勇气不顾一切自私的考虑，无条件去爱她，二人就进入了一个“消灭自我”、“改换一切”的新天地、新境界。一般人世俗考虑太多而不敢大彻大悟的去大爱。其实大作家也何尝不是如此？亨利.詹姆斯一生致力于写作，冷眼旁观人生而自己反不能热情地投入生活中。进入晚年后，自感生活空虚，才会写出《丛林野兽》这样的小说来的。
詹姆斯有个朋友叫康斯登斯.乌尔森(Constance Fenimore Woolson)。她也是长居英国、欧陆的美国作家，且是名门之后(大小说家James Fenimore Cooper是她的舅公)。一八八O年四月，她同詹姆斯初会于翡冷翠。乌女士首访名城而竟有心仪已久的文豪当她的向导，其乐何如！但五月底或六月初，詹姆斯终于要回伦敦去了。之后，乌女士对他的友情大半时间只好靠书信来维持。他是个大忙人，不免慢慢的对她表示疏远。往往她写三封长信，他只回她一封短的，女士失望之余(当然还有其它原因)，一八九四年正月终于在威尼斯跳楼丧命，詹姆斯原想去参与丧礼的，但得知她自杀的消息后，也就怕见遗容，打电报托词不去了。《丛林野兽》写成于一九O二年，主要灵感即来自作者同乌尔森女士这段友情。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Leon Edel，Henry James：A life(New York，1985)。
一九七七年我向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请到了一笔钱，在哥大开一个暑期研究班，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参与者限定十二人，美国大学、学院的文科教授都可申请，只要他们的主修科目并非中国文学。人选者另由政府津贴二千元。那年暑假八星期(六月十三-八月五日)，每星期讨论一本书或一个人，计有；《诗经》、《楚辞》、陶潜、杜甫、李贺、《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所以爱玲觉得我虽“累一点”，一定教得“很有趣”。八个星期教下来，我发现对不懂中文的读者而言，李贺实在不易教。一九八一年我又开了同样的一个暑期班，就把李贺改成元曲《西厢记》，学生受惠得多了。
--------------------------------------------------------------------------------（十）
志清：
收到你的圣诞信，信上说我给海上花译本写自序，你写个短foreword，我也觉得是这样好。我的圣诞信上是担心耽误你出文集，以为你可以没看译文先写序，那是因为我没给人写过序，说的外行话。我上次写信给宋淇讲起你来信建议由哥大出版，你写序。此后我忙着看牙齿，没再去信。今天收到他的信，知道他也跟你提起写序的事。事实是我因为一向以为是由代理人推销，作为普通读物，所以也没想到要请学者写序。Dick McCarthy是在一本“中国小说书目”上看到海上花的故事，非常喜欢，所以自动举荐代理人。这两年我译书时候是心理上的一个支柱，所以年前写信去回掉了之后，一直非常低气压。再一想，既然不等着钱用，何必自苦？还是多费点时间让代理人去试试，只要有极小的一部分人喜欢，能出书，就比大学印刷所的发行较广。当然我客观的看法也是哥大出版最相宜，不过我对这书像别人对子女一样，即使明知不是这块料，总想 give them every chance。但是三心两意，让你因此为难，实在是不可原宥的。前两天我写了信告诉McCarthy等今年年底有了定稿，寄一份给他看了再说。哥大方面暂缓进行，如果他们失去兴趣，也只好作罢了。等以后卖不掉，我也还是感激你当初替我打算。国语对白的海上花三月起在皇冠连载，大概要登到八九月。我因为冷牛奶吃了作气，多年不吃了，近来改吃热的，脱脂的不吃，没有你的毅力。快过阴历年了，正好给你跟王洞自珍拜年。爱玲一月廿二(一九八二)
【按语】当年看了本信，我只好叹口气。爱玲考虑很久，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也就不便再去规劝她了。其实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的出版所都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了。由它们出版比较冷门的外国文艺名著实在是最相宜的。余国藩所译之四巨册《西游记》是芝大出版的，Moss Robert。所译之千页厚册《三国演义》是加大出版的，我人在哥大，知道它所出版的东方各国之古典名著更是多不胜数。爱玲的原有代理人推销《北地胭脂》，没有一家美国书商对它有兴趣。麦卡赛举荐的那一位即使比 Marie Rodell强得多，他又有什幺本领把张译《海上花》卖给 Random House、Knopf等水准较高的美国书局？该书手稿未能在译者生前出版，我想同她的错误决定大有关系。
美国报界每季都要挑出十几本新出的小说，乱捧一阵；因此，报界的捧场，也不足以使大众注意到这本书的价值。除了报界的好评以外，美国文坛对这本书似乎不加注意。
《秧歌》真正的价值，迄今无人讨论；作者的生平和她的文学生涯，美国也无人研究。但是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儿(Katherine Mansfield)、安泡特(Katherine Anne Por tor)、韦尔蒂(Eudora Welty)、麦克勒斯(Carson McCullers)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
张爱玲的家世和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不同：她出身阀阅门第，她家既有前朝的豪华，又复很早接受了西洋文化。从她两篇自传性质的散文(《私语》和《童言无忌》)看来，她的父亲该是名门之后，而且和满清宫廷关系也颇密切。他对于西洋文学，似乎也略有认识(张爱玲有一天发现她父亲的藏书中有一本萧伯纳的 Heart break House，上面有他的英文签名，并用英文写下购买年月等)。可是张老先生既然享有中国旧派绅士的特权，难免也沾染上绅土的恶习。她的母亲在当时应该算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子：张爱玲年龄还很小的时候，她母亲和她姑姑姐妹二人到欧洲留学去了。她恐怕是对家庭不满，才肯抛下儿女，远涉重洋去读书的。她丈夫抽上了鸦片，而且讨了一个姨太太。母亲虽然不在身边，张爱玲的童年生活相必过得还有趣。她常常看到穿得花枝招展的妓女，到她父亲的宴会卜来(出条子)。她有个弟弟，年龄比她小一岁；弟弟的性格比较柔弱，在腐化的环境中，难以上进。
张爱玲八岁那年，母亲游学归来，她家也从天津搬到了上海。她父亲那时痛改前非，把姨太太遣走，而且拼了命把鸦片戒掉。父母既已言归于好，张爱玲的生活也就恢复正常。可是不久父亲故态复萌，母亲忍无可忍，毅然办理离婚手续之后，再度去法国。张爱玲那时在中学读书，知识已开，更感觉到失掉母爱的痛苦；但是好在她姑姑这次没有跟去，还可以给她一点安慰。
因为生活苦闷，张爱玲读书很用功，同时幻想以写作成名。她中学毕业那一年(一九三七年)，母亲从欧洲回上海。现在她在父母之间有个选择，可是她心向母亲，亲友间无人不知；她父亲和后母想拉住她不放，拉不成，就由妒生怒，她同后母吵了一架，又给父亲重重的打了一顿；打完之后，又给父亲关了起来，丧失了自由，她觉得人都老了几年。她体会到做疯人的味道，同时幻想她如何能学《三剑客》、《基度山恩仇记》和中国旧小说里的人物那样，可以逃出牢狱，重获自由。……
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回到她父亲的家。她继续用功读书，考取厂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伦敦大学那时在上海举行招生考试)，因为欧战关系，英国没有去成，她改入香港大学。香港那地方，比上海更要五方杂处，她所认识的人也更多了。港大的学生有欧亚混血儿，有英国、印度和华侨富商的子女，这些人物在她小说里有时也出现。她大三那一年，太平洋大战爆发，香港沦陷，她和同学们邵在宿舍里被禁闭过一个时候。她后来回到上海，开始从事写作。那时候上海文人不是受日本帝国主义所利用，就是那些只谈风月的周作人派散文作家，写作的环境当然并不好。但……张爱玲可以不又左振理论的影响，安心培养自己的“风格”。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她是上海最走红的作家，经常在《杂志》、《万象》、《天地》等月刊上发表文章。除了《传奇》(一九四四年)外，她出了一本散文集《流言》(一九四五年)。《传奇》增订本在一九四七年出版，一九五四年香港天风书店重版，题目改成《张爱玲短篇小说集》。
张爱玲早年的生活并不快乐，亏得她毅力坚强，没有向环境屈服；后世读者能够读到她的作品，’应该觉得幸运。一般青年女作家的作品，大多带些顾影自怜神经质的倾向；但在张爱玲的作品里，却很少这种倾向。这原因是她能享受人生，对于人生小小的乐趣都不肯放过；再则，她对于七情六欲，一开头就有早熟的兴趣，即使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她都在注意研究它们的动态。她能和简?奥斯汀一样地涉笔成趣，一样地笔中带刺；但是刮破她滑稽的表面，我们可以看出她的“大悲”——对于人生热情的荒谬与无聊的一种非个人的深刻悲哀。张爱玲一方面有乔叟式享受人生乐趣的襟怀，可是在观察人生处境这方面，她的态度又是老练的、带有悲剧感的 ——这两种性质的混合，使得这位写《传奇》的年轻作家，成为中国当年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
张爱玲在差不多刚会执笔的时候，就不断编故事，画图画。据她自己说，她七岁那年，就在编一则以隋唐为背景的历史小说。这种写作兴趣的早熟，可以和白朗蒂姐妹相比。年岁渐长，她又试写各样的通俗小说，从鸳鸯蝴蝶派章回小说一直到叫喊革命口号的普罗小说。把文字好好地活用，固然给她极大的乐趣；但是画人物画也使她很得意。《流言》里面有好几页人物素描，都是些她在上海香港所见到的人物，她的描绘能够把握重点，而且笔触轻灵，不浮不乱。她假如好好地受过一些图画训练，可能成为一个画家。
张爱玲从小就用文字、图画来记录她自己看到的世界，因为她对这个世界给予她的感官享受，非常爱好。她有一篇散文，描写上海虹口日本布店所发售的各种色布，色彩非常华丽。她对于嗅觉的快感，也有同样强烈的嗜好。这里可以抄录她的散文《谈音乐》中的两段文字：
气味也是这样的。别人不喜欢的有许多气味我都喜欢，雾的轻微的霉气，雨打湿的灰尘，葱，蒜，廉价的香水。像汽油，有人闻见了要头昏，我却特意要坐在汽车夫旁边，或是走到汽车后面，等它开动的时候“布布布”放气。每年用汽油擦洗衣服，满房都是清刚明亮的气息；我母亲从来不要我帮忙，因为我故意把手脚放慢了，尽着汽油大量蒸发。
牛奶烧糊了，火柴烧黑了，那焦香我闻见了就觉得饿。油漆的气味，因为簇崭新，所以是积极奋发的，仿佛在新房子里过新年，清冷，干净，兴旺。火腿咸肉花生油搁得日子久，变了味，有一种“油哈”气。那个我也喜欢，使油更油得厉害，烂熟，丰盈，如同古时候的“米烂陈仓”。香港打仗的时候我们吃的茶都是椰子油烧的，有强烈的肥皂味，起初吃不惯要呕，后来发现肥皂也有一种寒香。战争期间没有牙膏，用洗衣服的粗肥皂擦牙齿我也不介意。
音乐通常都带一点悲伤意味，张爱玲说她因此对音乐不怎么喜欢。可是惟其因为音乐是悲伤的，音乐在她的小说所创造的世界里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她母亲是个有修养的音乐家，她自己很小的时候就学钢琴。在《谈音乐》那篇文章里，她说她喜欢巴哈、莫扎特等古典派作曲家，甚于浪漫派作曲家。足见她的趣味不凡。可是读者且不要误会她像一般教会学校出身自命高贵的小姐一样，对于“下流”的东西，不屑一顾。她喜欢平剧，也喜欢国产电影；还常常一个人溜出去看绍兴戏、蹦蹦戏。那些地方戏的内容是所谓”封建道德”，它们的表现的方式——不论曲调和唱词——是粗陋的，单调的，但是她认为它们同样表现人生的真谛。文明社会里，仪式是幽雅了，趣味是繁复了，但是人生的真谛仍旧不变。中国旧戏不自觉地粗陋地表现了人生一切饥渴和挫折中所内藏的苍凉的意味，我们可以说张爱玲的小说里所求表现的，也是这种苍凉的意味，只是她的技巧比较纯熟精巧而已。“苍凉”、“凄凉”是她所最爱用的字眼。
张爱玲天赋既然灵敏，她所受的又是最理想的教育。她的遗少型的父亲，督促她的课业很严，她从小就熟读中国旧诗古文。她的文字技巧，实在得力于此。否则以区区二十几岁的少女(她开始发表作品是在那时候)，把中文运用得如是圆熟自如，是叫人难信的。她的父亲逼她学中文，母亲又很早把她带人西洋艺术、音乐、文学的世界。论学问，她当然比不上钱钟书。太平洋战争发生，她辍学的时候，她的西洋文化的知识决不会超过一个美国东部女子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但是作家所需要的不一定是知识，而是她的人生的教育。换言之，作家应该在日常生活里能够吸收材料，保留印象，并且善加利用。人生的范围是广大的；巴哈、莎士比亚固然重要，爵士音乐和好莱坞也有它们的重要性；中国旧诗里所抒写的情感虽然精致，申曲里所表现的人生虽然恶俗，但对于作家而言，它们是同样有其效用的。张爱玲雅俗兼赏，因此她的小说里所表现的感性，内容也更为丰富。
凭张爱玲灵敏的头脑和对于感觉快感的爱好，她小说里意象的丰富，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钱钟书善用巧妙的比喻，沈从文善写山明水秀的乡村风景；他们在描写方面，可以和张爱玲比拟，但是他们的观察范围，较为狭小。
……张爱玲在《传奇》里所描写的世界，上起清末，下迄中日战争；这世界里面的房屋、家具、服装等等，都整齐而完备。她的视觉的想象，有时候可以达到济慈那样华丽的程度。至少她的女角所穿的衣服，差不多每个人都经她详细描写。自从《红楼梦》以来，中国小说恐怕还没有一部对闺阁下过这样一番写实的工夫。但是《红楼梦》所写的是一个静止的社会，道德标准和女人服装从卷首到卷尾，都没有变迁。张爱玲所写的是个变动的社会，生活在变，思想在变，行为在变，所不变者只是每个人的自私和偶然表现出来足以补救自私的同情心而已。她的意象不仅强调优美和丑恶的对比，也让人看到在显然不断变更的物质环境中，中国人行为方式的持续性。她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她认识过去如何影响着现在——这种看法是近代人的看法。
她的世界里也充满了自然景物的意象。小说里的人物虽然住在都市，但是他们仍旧看得见太阳，能够给风吹着，给雨淋着，花草树木也总在他们眼前不远。公共汽车乘客怀抱里的一大捆红杜鹃，公寓房子的洋灰屋顶上的一盆藤草努力朝天爬，夏天的微风在一个失意的男人纺绸裤褂里面像一群白鸽似的“飘飘拍着翅子”——这种小节不但使故事更为生动，而且使当时的“人”和“地”更能给人一个明确的印象。张爱玲的世界里的恋人总喜欢抬头望月亮——寒冷的、光明的、朦胧的、同情的、伤感的、或者仁慈而带着冷笑的月亮。月亮这个象征，功用繁多，差不多每种意义都可表示。
张爱玲见了具体事物，固然深感喜悦，她对于人和人之间的微妙复杂的关系，把握得也十分稳定。她诚然一点也没有受到中国左派小说的影响，当代西洋小说家间所流行的一些写作技巧，她也无意模仿。有些西洋小说家专写意识流，即为她所不取；因为在意识流之外，还有更重要的道德问题，需要小说家来处理。人心的真相，最好放在社会风俗的框子里来描写；因为人表示情感的方式，总是受社会习俗的决定的——这一点，凡是大小说家都肯定，张爱玲也肯定。张爱玲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也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这是从她心理描写的细腻和运用暗喻以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两点上看得出来的。可是给她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旧小说。她对于中国的人情风俗，观察如此深刻，若不熟读中国旧小说，绝对办不到。她文章里就有不少旧小说的痕迹，例如她喜欢用“道”字代替“说”字。她受旧小说之益最深之处是她对白的圆熟和中国人脾气的给她摸透。《传奇》里的人物都是道地的中国人，有时候简直道地得可怕；因此他们都是道地的活人，有时候活得可怕。他们大多是她同时代的人；那些人和中国旧文化算是脱了节，而且从闭关自守的环境里解脱出来了，可是他们心灵上的反应仍是旧式的——这一点张发玲表现得最为深刻。人的感性进化本来很慢；国家虽然是民国了，经济上工业上的进步更是旷古未有，但是旧风俗习惯却仍旧深入人心。《传奇》里每个人都勾画得清清楚楚，他们给他们的背景一衬托，更显得栩栩如生；他们的背景是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形，是他们的父母，或者广言之，是一个衰颓中的文化。
上面一节里，我们把张爱玲短篇小说的特色，作一个笼统的介绍。她的意象的繁复和丰富，她的历史感，她的处理人情风俗的熟练，她对于人的性格的深刻的揭发 ——这些特色当然最好用具体例子来说明。《传奇》里很多篇小说都和男女之事有关：追求，献媚，或者是私情；男女之爱总有它可笑的或者是悲哀的一面，但是张爱玲所写的决不止此。人的灵魂通常都是给虚荣心和欲望支撑着的，把支撑拿走以后，人变成了什么样子——这是张爱玲的题材。张爱玲说她不愿意遵照古典的悲剧原则来写小说，因为人在兽欲和习俗双重压力之下，不可能再像古典悲剧人物那样的有持续的崇高情感或热情的尽量发挥。契诃夫以后的短篇小说作家，大多认为悲剧只是一刹那间的事：悲剧人物暂时跳出自我的空壳子，看看自己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空虚的。这种苍凉的意味，也就是张爱玲小说的特色。她的几篇讽刺性的短篇小说里，主角人物在如意的环境里忽然来了一点小不如意，他的满怀希望忽然临时变成失望，这样他对于人生的悲剧，多少有了认识。但是张爱玲还认真的写过几篇比较长的短篇小说，这里面她把悲剧意识充分发挥。这几篇小说我们预备详细的讨论一下，我们可以看看张爱玲的艺术在顶紧张的状态下可以达到多高的巅峰。
《金锁记》长达五十页，据我看来，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这篇小说的叙事方法和文章风格很明显的受了中国旧小说的影响。但是中国旧小说可能任意道来，随随便便，不够谨严。《金锁记》的道德意义和心理描写，却极尽深刻之能事。从这点看来，作者还是受西洋小说的影响为多。
小说的主角曹七巧——打个比喻——是把自己锁在黄金的枷锁里的女人，不给自己快乐，也不给她子女快乐。她是麻油铺店老板的女儿，性情暴躁；小说开始的时候，她已经结婚五年了，丈夫是官宦人家的二少爷，害骨痨的残疾人。有钱有势的人家决不肯把女儿嫁给这样一个病人，七巧家的门第差，而且七巧的哥哥希望妹妹高攀了，自己可以占些便宜。七巧勇敢的接受了她不幸的命运。她偶尔接济她哥哥，但是不让他尽情侵占；对于出身比她好的人的势利观念，她只是嗤之以鼻，不加理会。她惟一的安慰是，一旦丈夫去世，分到一大笔钱，她便可独立自主了。她陪丈夫抽大烟，她自己也上了瘾；可是她身体还是正常健康，丈夫不能使她满足(虽然他们也生了两个弱小的孩子)，而她需要爱，于是她自以为爱上了丈夫的弟弟——姜季泽。那时姜季泽结婚才一个月。这三少爷风流倜傥，不务正业，平日走马章台，征歌逐色，对于丫头也是毛手毛脚的；可是对七巧，却是严守叔嫂之防。七巧伸手去摸他的腿，他只是捏她一把脚，就打定主意立起身走开了。
十年之后，她丈夫婆婆都死了，七巧的苦也熬到头了(作者描写分家吵嘴一幕，有声有色)。那时她分到了家产，搬出老宅，自立门户。可是季泽把他名下的一份早就花得差不多了，他现在专诚来拜访他的寡嫂，向她倾诉爱情。
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可不是，这半辈子已经完了——花一般的年纪已经过去了。人生就是这样的错综复杂，不讲理。当初她为甚么嫁到姜家来?为了钱吗?不是的，为了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泽相爱。她微微抬起脸来，季泽立在她跟前，两手合在她扇子上，面颊贴在她扇子上。他也老了十年了，然而人究竟还是那个人啊!他难道是哄她么?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仅仅这一转念便使她暴怒起来。就算她错怪了他，他为她吃的苦抵得过她为他吃的苦么?好容易她死了心了，他又来撩拨她，她恨他。他还在看他。他的眼睛——虽然隔了十年，人还是那个人啊!就算他是骗她的，迟一点儿发现不好么?即使明知是骗人的，他太会演戏了，也跟真的差不多罢?
她一下子觉得心旌摇荡，可是她这几年来，不断的等待，不断的算计，早就把自己套在金锁里面，不论真爱假爱，她都不能接受。她开始同季泽谈生意经，讨论金钱的事情，后来发现他在骗她：他的爱是假的。一怒之下，她把手里的扇子向他掷去，打翻了一杯酸梅汤，溅得他一身。
季泽走了。丫头老妈子也给七巧骂跑了。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像迟迟的夜漏——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真长，这寂寂的一刹那。七巧扶着头站着倏地掉转身来上楼去，提着裙子，性急慌忙，跌跌跄跄，不住地撞到那阴暗的绿粉墙上，佛青袄子上沾了大块的淡色的灰。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是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意。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进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今天完全是她的错。他不是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她为甚么要戳穿他?人生在世，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归根究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她到了窗前，揭开了那边上缀有小绒球的墨绿洋式窗帘，季泽正在衖堂里往外走，长衫搭在臂上，晴天的风像一群白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褂里去，哪儿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
普通小说家写到这里，大可搁笔。一个女人又贪钱，又爱上一个不挣气的男人——很多好小说是拿这样一个人作为题材的。《金锁记》的上半部，感情与意象配合得恰到好处(从前面引的几段可以看出来)，别人假如能写这半部，也足以自豪的了。可是对于张爱玲，这一段浪漫故事只是小说的开头。在下半部里，她研究七巧下半世的生活；七巧因孤寂而疯狂，因疯狂而做出种种可怕的事情，张爱玲把这种“道德上的恐怖”加以充分的描写。
七巧的儿女是在她的专制淫威下长大的。儿子长白是个弱者，完全听母亲的支配。他没有好好的上过学校，很早就养成了大少爷的恶习。他开始要逛窑子的时候，母亲给他娶了一房媳妇。七巧自己性欲得不到满足，也不容她身边的人享受正当的性生活。儿子娶了媳妇，七巧的妒忌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她向他百般挖苦，使他不能和妻子同房。她叫他来陪她装烟，半夜三更，母子二人抽着大烟，一面取笑这位可怜的媳妇。七巧还替儿子讨了一个姨太太，使媳妇的日子更不好过。妻妾二人都在不堪折磨之余，结束了残生。
七巧和她女儿长安的冲突，张爱玲有更细腻的描写；她的戏剧手法，令人叫绝。长安上过学，可是七巧不断的羞辱她，使她没有脸去见师长同学。她最后缀学了，但她是个灵敏的女孩子，“她觉得她这牺牲是一个美丽的，苍凉的手势”。她母亲在世之日，她这种“手势”是她惟一自卫的武器。
七巧有时也想把长安嫁到好人家去。但是七巧恶名四播，长安又姿色平庸，好人家是不要这样一房媳妇的。家境颓败的人家，七巧总疑心他们有贪财的企图，也不予考虑。主要的原因当然是七巧不愿意让长安离开，她要控制她，折磨她。一年一年过去，长安也抽上了鸦片，脾气也同母亲一样的恶劣了。
堂房妹子同情她，替她介绍了一个男朋友童世舫。那时候长安快三十岁了，童世舫也有三十九岁；他过去谈过的几次恋爱都不顺利，在德国过了八年寂寞的留学生活，现在回转头来，反而不喜欢新式女子，长安那种旧式家庭的淑女，倒很对他的劲。他们二人偷偷的有了几次约会，最后正式订婚了。长安要对得起她的未婚夫，暗中把鸦片烟都戒了。
可是七巧把婚期不断地拖延，女儿表示着急的时候，她总骂她不要脸。母亲的冷嘲热讽，女儿不能忍受，最后决定同童世舫解了约。
他果真一辈子见不到她母亲，倒也罢了，可是他迟早要认识七巧。这是天长地久的事，只有于年做贼的，没有千年防贼的——她知道她母亲会放出什么手段来?迟早要出乱子，迟早要决裂。这是她的生命里顶完美的一段，与其让别人给它加上一个不堪的尾巴，不如她自己早早结束了它。
婚约取消后，她和童世舫仍旧保持友谊的关系。他们继续来往几次之后，反而发生了真正的爱情了。可是这种脆薄的爱情，决敌不过七巧魔鬼般的智巧。接着就是全篇小说的高潮：七巧在童世舫这个陌生人眼里，第一次以老太婆的姿态出现，这段文章也充满了戏剧性的紧张刺激：
然而风声吹到了七巧耳朵里。七巧背着长安吩咐长白下帖子请童世舫吃便饭。世舫猜着姜家许是要警告他一声，不准和他们小姐藕断丝连，可是他同长白在那阴森高敞的餐室里吃了两盅酒，说了一回话，天气、时局、风土人情，并没有一个字沾到长安身上，冷盆一撤了下去，长白突然手按着桌子站了起来。世舫回过头去，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峙有两个高大的女仆。门外日色昏黄，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世舫直觉地感到那是个疯人——无缘无故的，他只是毛骨悚然。长白介绍道：“这就是家母。”
世舫挪开椅子站起来，鞠了一躬。七巧将手搭在一个佣妇的胳膊上，款款走了进来，客套了几句，坐下来便敬酒让茶，长白道： “妹妹呢?来了客，也不帮着张罗张罗。”七巧道：“她再抽两筒就下来了。”世舫吃了一惊，睁眼望着她。七巧忙解释道：“这孩子就苦在先天不足，下地就得给她喷烟。后来也是为了病，抽上了这东西。小姐家，够多不方便哪!也不是没戒过，身子又娇，又是任性儿惯了的，说丢，哪儿就丢得掉呀?戒戒抽抽，这也有十年了。”世舫不由得变了色，七巧有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她知道，一不留心，人们就会用嘲笑的、不信任的眼光截断了她的话锋，她已经习惯了那种痛苦。她怕话说多了要被人看穿了，因此及早止住了自己，忙着添酒布菜。隔了些时，再提起长安的时候，她还是轻描淡写的把那几句话重复了一遍。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四面割着人，像剃刀片。
长安悄悄的走下楼来，玄色花缎鞋与白丝袜停留在日色昏黄的楼梯上，停了一会儿，又上去了，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十五年前，季泽来向她倾诉爱情的时候，她还有强烈的情感，她还能真心的发怒。现在她已经把她自己正当的情感，完全压抑。她随随便便撒个谎(“她再抽两筒就下来了”)，就断送了女儿终身幸福。她应付童世舫那段真好，她的计谋是成功了，可是她既无愧疚之感，也并不得意。丧失了人的情感，她已经不是人。“……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婆，脸看不清楚……”这个明确而使读者牢记不忘的意象，正是代表道德的破产，人性的完全丧失。
可是在半夜里，她回顾自己的空虚的胜利，七巧会不会起一点自怜之感——觉得这许多年是白活了呢?《金锁记》的结束是一个出神沉思的场面，七巧一辈子生活的空虚完全展现在读者面前了。七巧似睡非睡横在烟铺上。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轻的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就连出了嫁之后几年，镯子里只塞得进一条洋绉手帕。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喜欢她，也许只是喜欢跟她开玩笑，然而如果她挑中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七巧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小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了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就懒怠去揩试，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
这段描写文字经济，多用具体的意象，在读者眼睛中可以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实在是小说艺术中的杰作。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白痴》中挪斯塔霞死了，苍蝇在她身上飞(批评家泰特Allen Tate在讨论小说技巧的一篇文章里，就用这个意象作为讨论的中心)，这景象够悲惨，对于人生够挖苦的了；但是《金锁记》里这段文章的力量不在杜斯妥也夫斯基之下。套过滚圆胳膊的翠玉镯子，现在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这正表示她的生命的浪费，她的天真之一去不可复返。不论多少铁石心肠的人，自怜自惜的心总是有的；张爱玲充分利用七巧心理上的弱点，达到了令人难忘的效果。翠玉镯子一直推到腋下——读者读到这里，不免有毛骨悚然之感；诗和小说里最紧张最伟大的一刹那，常常会使人引起这种恐怖之感。读者不免要想起约翰?邓恩有名的诗句：
光亮的发镯绕在骨上。
(A bracelet of bright hair about the bone．)七巧是特殊文化环境中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女子。她生命的悲剧，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引起我们的恐惧与怜悯；事实上，恐惧多于怜悯。张爱玲正视心理的事实，而且她在情感上把握住了中国历史上那一个时代。她对于那时代的人情风俗的正确的了解，不单是自然主义客观描写的成功：她于认识之外，更有强烈的情感——她感觉到那时代的可爱与可怕。张爱玲喜欢描写旧时上流阶级的没落，她的情感一方面是因害怕而惊退，一方面是多少有点留恋——这种情感表达得最强烈的是在《金锁记》里。一个出身不高的女子，尽管她自己不乐意，投身于上流社会的礼仪与罪恶之中；最后她却成为上流社会最腐化的典型人物。七巧是她社会环境的产物，可是更重要的，她是她自己各种巴望、考虑、情感的奴隶。张爱玲兼顾到七巧的性格和社会，使她的一生，更经得起我们道德性的玩味。
七巧和女儿长安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冲突，最能显出《金锁记》的悲剧的力量。张爱玲另外几篇小说的感情力量，也得力于亲子关系的描写。所谓革命小说家描写起亲子关系来，总是根据革命的理论：凡是反抗老顽固父母的就是好孩子，乖乖的听话的孩子便是可怜虫，其实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与恨，情形很是复杂，岂是革命理论所可包括?美国近代小说，以剽袭弗洛伊德的学说(儿子对父亲天生的有敌意)为时髦，其浅薄与中国那种革命小说初无二致。一个大小说家当以人的全部心理活动为研究的对象，不可简单的抓住一点爱或是一点恨，就可满足。这一点，张爱玲是做到了的。在长安——这个中国旧家庭制度下的悲剧人物——的青春时期，爱与恨有多方面的而且常常是畸形的表现，张爱玲都能恰到好处的写出来。假如我们说，她把她自己不快乐的童年生活反映并转化在《茉莉香片》和《心经》等小说里面，也许不算妄事猜测吧。
在前面一节里，我们所讨论的是她作品里的悲剧性。事实上她怎样成为悲剧作家，恐怕她自己也不知道。她的短篇小说大部分都带一点喜剧和讽刺的意味。我们日常生活里总有种种可资笑谑的庸俗的言行；为了要保持我们生活的正常，我们常常不得不牺牲理想，迁就现实。这种矛盾可笑的事情是最能吸引张爱玲的注意的。《金锁记》里七巧的为人，前后一贯，她在张爱玲的世界里，可说是独一无二的人物。她的另外那些角色，大多得使出他们渺小的力量，在浪漫的梦想和逼人而来的悲剧之间，找寻一条出路。他们虽然是些可笑的人物，但是他们仍旧是悲哀的：人生本来就很少完全无缺的幸福；你要调整生活，适应环境，你的勇气自然会消失，你的理想也会幻减。在《封锁》这篇小说里，一位会计师和一位大学英文女助教在停止不动的电车里攀谈起来，两人愈谈愈投机——会计师讲起他的太太怎样的没有头脑，他的孩子又多么的多，他又多么的不快乐；女助教本来过了一辈子平凡的生活，现在多少的期待着一点浪漫的刺激了。可是封锁一解除，会计师立刻离她而去，消失于人丛之中。“电车里点上了灯，她一睁眼望见他遥遥坐在他原先的位子上。她震了一震——原来他没有下去车!她明白他的意思了：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倾城之恋》是篇相当长的小说，讲的是一个二十八岁的离过婚的女人，和一个三十二岁的花花公子在战争艰难的环境下，发现两人谁也离不了谁，最后结婚了事。 “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张爱玲描写他们恋爱的经过很是细腻，最后他们虽然不能有什么甜蜜的欢乐，却多少有点真正的(即使是平凡的)幸福。与其做难以实现的美梦，不如享受一点夫妻之乐吧。
对于普通人的错误弱点，张爱玲有极大的容忍。她从不拉起清教徒的长脸来责人为善，她的同情心是无所不包的。一般讽刺作家看见世界上的人不肯正正当当老老实实的做人，激于义愤，所以笔下刻薄。可是中国近代一些政治兴趣过浓的讽刺作家，对于道德问题并无充分的认识，他们的讽刺只是歇斯底里式的发泄一股怨气而已。张爱玲并不标榜甚么主义，可是这并不是说她的道德观念较那些教条派作家的为弱。她深深知道人总是人，一切虚张声势的姿态终归无用。她所记录下来的小人物，不可避免的做些有失高贵的事情；这些小故事读来叫人悲哀，不由得使人对于道德问题加以思索。张爱玲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可是同时又是一个活泼的讽刺作家，记录近代中国都市生活的一个忠实而又宽厚的历史家。她同简?奥斯汀一样，态度诚挚，可是又能冷眼旁观；随意嘲弄，都成妙文。这种成就恐怕得归功她们严肃而悲剧式的人生观。
……张爱玲的讽刺并不惩恶劝善，它只是她的悲剧人生观的补充。人生的愚妄是她的题材，可是她对于一般人正当的要求——适当限度内的追求名利和幸福，她是宽容的，或者甚至可以说是赞同的。这种态度使得她的小说的内容更为丰富——表面上是写实的幽默的描写，骨子里却带一点契诃夫的苦味。在《留情》、《等》、《桂花蒸 阿小悲秋》几篇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隽永的讽刺，一方面是压抑了的悲哀。这两种性质巧妙的融合，使得这些小说都有一种苍凉之感。《桂花蒸 阿小悲秋》尤其令人感动。这是一个在上海洋人家里工作的阿妈一天里的故事。阿小是个纯朴拘谨而又爱家的乡下女人，她一生只希望她的小儿子出头；同她对比的是那个无情、放荡、而又吝啬的洋主人。这个女人——她的骄傲，她的贫穷，她的无可奈何的去侍候她所不喜的洋人，这些将永远留在读者的印象里。
（选自《是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5章，1979年7月）
因之，我初讀「傳奇」「流言」時，全身為之震驚，想不到中國文壇會出這樣一個奇才，以「質」而言，實在可同西洋現代極少數第一流作家相比而無愧色。
隔兩年讀了「秧歌」「赤地之戀」（後書前三分之一，描寫「土改」，非常深刻，可惜皇冠雜誌社沒有把它重印），更使我深信張愛玲是當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來最優秀的作家。
別的作家產量多，寫了不少有份量的作品，也自有其貢獻，但他們在文字上，在意象的運用上，在人生觀察透徹和深刻方面，實在都不能同張愛玲相比。
..............................張愛玲從不諱「俗」，在她的散文裏她直談自己的好惡，追憶自己幼年、少年時期的遭遇，從不裝腔作勢，給人一個極真的印象。
她 的小說卻是非個人impersonal的，自己從沒有露過面，但同時小說裏每一觀察，每一景象，祇有她能寫得出來，真正表達了她自己感官的反應，自己對人對物累積的世故和智慧。
就憑這一點非個人而無處不流露自己真正「感性」的境界，就可以就我們信服何以郁達夫和大半五四時代的小說家如此「粗糙」「幼稚」，而張愛玲卻如此「細緻」「成熟」。
......................................
就意象而言，也是張愛玲的密度較濃，不知多少段描寫，鮮艷奪目而不減其淒涼或陰森的氣氛.....
在「流言」裏，年輕的張愛玲對人生的一切表示了強烈的好奇，強烈的愛好。
張愛玲四十年代在上海走紅的時候，可能有不少人在報章上捧她、評她。那些資料我當時沒有注意，現在更無法搜集，但想來沒有人曾以嚴肅的批評態度去分析她的小說，也沒有人把她同五四以來已享盛名的作家相提並論，去肯定她超前的成就。 本書所錄周瘦鵑介紹張愛玲的一段文字，可說是善意批評的代表；而帶些惡意的批評，可能會在文中涉及她的私生活，因為在當年上海，一般人對比較突出的女演員、女作家都還抱著不正常另眼相看的態度。 當時在上海，最有地位，最懂得些文藝理論的批評家要算是李健吾，但他的注意力集中於曹禺、巴金以及其他「正統」左派作家，像張愛玲這樣在禮拜六派雜誌上寫文章的，當然是不屑一顧的。
一九五二年張愛玲逃出大陸後，在香港美國新聞處作事。宋淇太太鄺文美女士是她的同事，他們夫婦酷愛文藝，一下子就同張愛玲締了深交，對她的作品也非常激賞。 宋淇知道我那時在寫本中國近代小說史，就把香港盜印的「傳奇」「流言」寄給我。 我當時已讀了不少五四以來的小說家，雖然有幾位頗有成就，但拙劣的居多，讀後心中很煩。 因之，我初讀「傳奇」「流言」時，全身為之震驚，想不到中國文壇會出這樣一個奇才，以「質」而言，實在可同西洋現代極少數第一流作家相比而無愧色。
隔兩年讀了「秧歌」「赤地之戀」（後書前三分之一，描寫「土改」，非常深刻，可惜皇冠雜誌社沒有把它重印），更使我深信張愛玲是當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來最優秀的作家。
別的作家產量多，寫了不少有份量的作品，也自有其貢獻，但他們在文字上，在意象的運用上，在人生觀察透徹和深刻方面，實在都不能同張愛玲相比。
先兄濟安一九五六年創辦「文學雜誌」，向我拉稿。 隔年我把書稿中已成的「張愛玲」那一章寄給他，他親自把它譯成中文，分兩次發表，題名「張愛玲的短篇小說」和「評『秧歌』」。
這兩篇文章，絕對肯定了張愛玲的成就，當時可能很受注意。 後來我認識了好幾位旅美小說家，他們都是讀了我的文章後才去找張愛玲的作品來讀的，而且他們自認在創作方面也受了她的影響。 一九六一年「近代中國小說史」出版後，書評大半很好，但也有人抗議，覺得我把張愛玲捧得太高，給她的篇幅太多（四十二頁），而論魯迅的專章僅有二十六頁，評得也較苛刻。
這也不能怪他們：研究魯迅的書籍有數十種，而張愛玲在一般中國文學史上是不列名的。
但事隔十年，即在國外，讀張愛玲的人數也在不斷增加中。 張自譯的「金鎖記」，已被選入我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說選」，今年剛出版，當遲早會引起讀者的注意。
加州大學教授白區Cyril Birch編的「中國文學選讀」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下冊即將出版，該書選了「怨女」英文本頭二章來代表自由中國的文藝成就。
該書上冊一九六五年出版後，已被美國各大學普遍採用為教本，假如下冊一樣被採用，則以後美國大學生初讀中國文學，必從「詩經」一直讀到張愛玲。
至少在美國，張愛玲即將名列李白、杜甫、吳承恩、曹雪芹之儕，成為一位必讀作家，使我感到當年評介她的工作沒有白做。
水晶到加拿大念書後，才開始同我通信，初次見面在一九六九年初夏。 他是當代最用心寫小說的一位，產量雖然不多，著實寫了幾篇好小說。 他同時也是專研小說的人，中外古今的小說讀得很多，對美國小說的研究更化過些死功夫。 最近一年來他閒居在家，有時我真羨慕他能有時間把「戰爭與和平」、喬治?艾略特“Middlemarch”等的千頁巨著一本本聚精會神的去研讀觀摩。
水晶自稱張迷，可能在中學時代就把「傳奇」「流言」讀了。 多少年來寫小說，更把她的小說同「紅樓夢」一樣的讀得爛熟，以作自己創作的借鏡。 在本書裏，他把自己累積的心得公開，不僅使我們對張愛玲有更精深的瞭解，也使我們將來讀任何值得玩味的小說時，把自己的欣賞程度提高，而體會到小說家寫作時用心的艱苦。
「張愛玲的小說藝術」集了三類文章：訪問記，書評與讀後感，論文。 早兩三年寫書評和訪問記的時候，水晶還沒有意思寫本專書。 後來文章積得多了，才接連寫了幾篇評析張愛玲中、短篇（「傾城之戀」「桂花蒸阿小悲秋」「沉香屑第一爐香」「紅玫瑰與白玫瑰」）的論文。（「泛論張愛玲短篇小說中的鏡子意象」，可能是全書中最精采的一篇，我尚未見到。）
論文章結構的完整，批評、分析功夫的細到，當然是這幾篇論文最見勝。
但「夜訪張愛玲」是篇極重要的文獻（杜牧為李賀詩稿寫序，李商隱為他作傳，都是建立李賀聲譽了不起的功臣，但可借二詩人生得太晚，無緣見到李賀，假如其中一人能寫一篇「夜訪李長吉」，該是我國文學史上何等重要的文獻！）
早兩年寫的書評和讀後感對張愛玲後期作品的欣賞，很有幫助。 水晶讀張愛玲讀得太熟了，隨便提出幾點討論，都牽涉到她小說藝術發展的過程。 論文中，我祇想談兩篇：「潛望鏡下一男性」，「爐香裊裊仕女圖」。 為這兩篇，除了把「紅、白玫瑰」「沉香屑」中一般人不易看到的好處細細道來，我想水晶是別有用意的。 在「潛望鏡」裏他把張愛玲和五四以來的「新小說」連在一起討論，以證明她的小說藝術，遠勝前一代的作家。 水晶二、二十年代的中國小說讀得很多，他把郁達夫「鞭屍」，實在因為同時期對心理描寫，或者性心理描寫有興趣的小說家，沒有比他更突出的。 但同張愛玲相較之下，郁達夫的小說實在寫得馬虎，同時他的自傳性的男主角是定了型的人物：一方面郁達夫讀了不少西洋、日本小說，心理學方面的參考書也看了不少，隨便寫些變態性心理的情景，即可吸引讀者的注意； 另一方面郁達夫舊文人習氣特重，覺得把自己寫得越窮、越潦倒，越顯得自己的高傲脫俗。
張愛玲從不諱「俗」，在她的散文裏她直談自己的好惡，追憶自己幼年、少年時期的遭遇，從不裝腔作勢，給人一個極真的印象。
她 的小說卻是非個人impersonal的，自己從沒有露過面，但同時小說裏每一觀察，每一景象，祇有她能寫得出來，真正表達了她自己感官的反應，自己對人對物累積的世故和智慧。 就憑這一點非個人而無處不流露自己真正「感性」的境界，就可以就我們信服何以鬱達夫和大半五四時代的小說家如此「粗糙」「幼稚」，而張愛玲卻如此「細緻」「成熟」。
在「爐香裊裊仕女圖」裏，水晶把張愛玲和近代西洋小說巨匠亨利•詹姆斯相比，也同樣證明瞭她的「細緻」「成熟」。 在「流言」裏所提到英美近代作家不外乎蕭伯納、韋爾斯、赫胥黎諸人，而且想來張愛玲並未讀過韋爾斯早期寫實派的小說，吸引她的是他後期泛論科學、人生，未來世界的暢銷書。 讀蕭、韋、赫的書很能滿足年輕人的求知慾，而到今日張愛玲看的英文書，也還是這一類的（有關希臘神話的小說，當今原始民族、落後民族生活實況的調查）。
她可能在契珂夫的小說劇本裏學到些東西（「流言」裏也提到他，沒有一個現代短篇小說家不是契珂夫的學生），但我相信她真的沒有把西洋小說當學問研究過，像她下功夫精讀「金瓶」「紅樓」一樣。水晶也明知道張愛玲沒有讀過「仕女圖」，但他特別把這部長達八百五十頁的長篇同一篇五十頁的中篇（「沉香屑」）相比，實在要表示張愛玲和詹姆斯一樣，是一位別具匠心、洞察人心世情的藝術家。他們既選定了 相類似的題材，在故事的發展上，人物的刻劃上自然會有些不約而同的地方。
在我看來，張愛玲和詹姆斯當然是不太相像的作家。就文體而言，我更歡喜張愛玲，詹姆斯娓語道來，文句實在太長（尤其是晚年的小說），紳士氣也太重。 就意象而言，也是張愛玲的密度較濃，不知多少段描寫，鮮艷奪目而不減其淒涼或陰森的氣氛。 但就整個成就而言，當然張愛玲還遠比不上詹姆斯。
我想，這完全是氣魄和創作力持久性的問題：詹姆斯一生寫了多少長短篇小說，而且據一般批評家的看法，越寫越好（雖然我個人同意李佛斯F.R. Leavis的看法，中期的「仕女圖」才代表他創作的頂峰），這種情形在文學史上是罕見的。水晶說得對，張愛玲創作慾最旺盛的時期是一九四三「沉香屑」發表後的三四年，那時期差不多每篇小說都橫溢著她驚人的天才。
逃出大陸後不久，她寫了「秧歌」和「赤地之戀」兩本小說，至少「秧歌」已公認是部「經典」之作。但她移居美國已十七年了，也僅寫了兩本：「怨女」是「金鎖記」故事的重寫，「半生緣」是四十年代晚期「十八春」的改編，她創作的靈感顯然逗留在她早期的上海時代。張愛玲在美國過著極孤獨的生活，簡直可說是同塵世隔絕了。
在「流言」裏，年輕的張愛玲對人生的一切表示了強烈的好奇，強烈的愛好。
現在，自甘淡泊，多少影響她創作的情緒和密度，何況，為了 生活，她還得放很多時間在翻譯、小說考證、中共研究這些工作上。根據水晶的訪問，張愛玲有好幾篇長篇、短篇要寫，有些開了頭，還沒有寫完。
近代大小說家（最顯著的例子是普盧斯德、喬哀思），生活到某一階段，往往就不再在生活裏吸收創作資料，閉門寫作，回憶過去。 我希望張愛玲也能有同樣的毅力，一方面珍攝自己的身體，一方面把自己已定的計劃，一部一部的寫出來。
當然，即使張愛玲今後擱筆不寫，她在中國文學史上已有了極高的地位，雖然她自己對作品留傳的問題，「感到非常的不確定」。 五四時代的作家不如她，民國以前的小說家，除了曹雪芹外，也還有幾人在藝術成就上可同張愛玲相比？（當然不少古典小說，藝術成就雖不太高，在文學史上自有其重要的地位。）
可借，中國批評事業不發達，否則張愛玲這樣光輝的成就，早應有好幾本專書討論它了。 本書的出版不僅彌補了這個缺憾，它應該也是奠定張愛玲在中國文學史上地位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水晶是受過嚴格訓練的批評家，但他絕不賣弄學問，也不寫學院體一般人不耐讀的文章，儘管他討論的是「神話結構」，「意象」「象徵」之類西洋學院批評家最愛討論的題目。
他的文評，同他的散文、書信一樣總是清新可讀，而且引用了不少詩詞名句，說理時也盡可能多用意象，暗喻，給人一個華麗的印象。這種講究文句的文評，當代英美批評家很少有人嘗試，倒使我想起了維多利亞後期的批評家貝特Walter Pater。
近年來，以一個作家為對象的批評專書絕少（我僅能想起周誠真的「李賀論」），水晶的新著可說是本示範的文藝批評，它研究的對象又是這樣一位重要的作家，二者相得益彰，應該值得每個愛好文藝讀者的注意。
(南方周末) 夏志清：中國文人應酬太多 2007.01.07
夏志清對魯迅的評價頗具爭議，後來夏志清作了修正：“我對《狂人日記》確實評價過低，《狂人日記》是魯迅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其中的諷刺和藝術技巧，是和作者對主題的精心闡明緊密結合的，大半是運用意象派和象徵派的手法。”
夏志清的寓所在曼哈頓百老匯大街附近一條僻靜的街道上，距離他曾經任教的哥倫比亞大學和赫德遜河一箭之地。
老式電梯一直通向五樓。這是一套書籍擁塞的公寓，從過道開始，室內的每一個墻面都被放滿了書的書架所佔據，書房裏的兩張書桌上報刊書籍更是堆積如山。桌上的不少出版物是國內寄去的，“我這裏有《書城》，上面有我的文章。”夏志清隨手拿起一本雜志這樣說道。
客廳的長桌上放滿了藥瓶，裏面有各種維生素。這些大大小小的藥瓶倣佛無聲地說明主人已經是86歲高齡的老人了。
夏志清1921年生人，1947年赴美，1951年在耶魯大學取得博士學位。 1961年，夏志清在美國用英文出版了使他一舉成名的《中國現代小說史》，這部著作與正統的文學史觀有著較大的差異，對以前被忽略和屏蔽的作家kk錢鍾書、沈從文、張愛玲等人給予高度的評價，張愛玲的《金鎖記》被稱為“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錢鍾書被推崇為吳敬梓之後最有力的諷刺小說家，張天翼是“這十年當中最富才華的短篇小說家”。有評論稱，《中國現代小說史》是中國現代小說批評的拓荒巨著，不亞于一次文學的革命。從這本書以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才進入西方高等院校。
在採訪之前，夏志清有著特別的要求，希望會上海話的記者採訪。交談自然用上海話進行，夏志清間或用普通話夾雜著英語回答。
夏志清說的是舊式上海話，在交談中，不止一次地提醒記者：“你又說‘老好’了，你們這樣說不對。我們都說，邪氣好！‘邪氣’這樣的詞多形象！”夏志清加重語氣說的“邪氣好”在上海話中意為“很好”，在年輕一輩的上海人中已經很少聽到了。
夏志清是性情中人，說到激動處，聲音會突然高昂上去。早就聽說夏志清說話的風格如連珠炮一般。他倣佛永遠充滿了好奇，問題一個接一個：“哎喲！你的個子真高！以前只是外國人高，現在中國人也這樣高了，真是了不起！”“你的頭發這麼長多久了？現在允許的嗎？”
1983年，夏志清曾應錢鍾書之邀，回過北京和上海，以後再也沒有回過中國。懷舊的夏志清，記憶中的上海仍然是半個世紀前的上海。問起老上海，如數家珍：“南京大戲院還有嗎？”“國泰、大光明、大華、美琪大戲院還在嗎？”
1969年，夏志清來到紐約，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係任中文教授。1991年退休之後，夏志清專事回憶錄寫作，整理過去發表的文章，準備結集出版。他和張愛玲的通信正在臺灣《聯合文學》連載，還有兩期就連載完了。
夏志清的著作近年相繼在國內出版，最有影響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在英文版問世40年後于2005年終于在中國內地出了中譯簡體字增刪版，此外，尚有《中國古典小說史論》、《文學的前途》、《人的文學》、《新文學的傳統》、《歲除的哀傷》等多種。
盡管夏志清是以對現代小說的研究揚名立萬，但是他現在已經很少閱讀現代文學作品，美國的當代小說看得也少，平時只是看看書評。
採訪結束時，記者詢問可否攝影。夏志清爽快地說：你早就可以拍了。看到記者取出的數碼相機，大為驚奇：這個相機要多少錢？這麼貴！要小心，紐約會有人搶的。當他從顯示屏上看到拍攝效果，問道：不用閃光燈嗎？還可以拍得這麼清楚，真是了不起！連忙招呼夫人來看。
夏志清特地在書架前手捧其兄夏濟安的著作《夏濟安日記》留影。“夏濟安死了以後，我給他的信都保存好了，一封都沒有少。不像張愛玲把我的信丟了一大半。他的日記生意好得一塌糊涂，9個月的日記寫的是他如何愛女學生的事情。魯迅、鬱達夫的日記都很差，都是空的。《夏濟安日記》重版以後，銷路很好。大陸也出過了，你去買兩本。幫我捧捧場。”
“張愛玲在前三四名”
記者：您寫《中國現代小說史》，已經是好多年以前的事情了。您現在對當年寫的作家評價有改動嗎？
夏志清：沒有改變。人家跟我走的，我自己不改。
記者：您對張愛玲的評價也沒有變化？
夏志清：沒有變化。
記者：張愛玲離開大陸以後寫的作品都是好作品嗎？她晚年的作品質量和她年輕的時候還是一樣嗎？
夏志清：孤僻了，人變了，不開心。開心的話，你文章寫不完的，故事寫不完的。她不寫了，要寫的話，紐約有中國人，和上海、香港一樣好玩，主要是attitude(態度)。我們是見過面的。我請她吃飯，她不來。
記者：除了她的境遇和心情不好之外，是不是跟她的創造能力衰退也有關係？
夏志清：跟attitude(態度)有關係，關鍵是不動，動的話是用不完的。一個人在于人生的興趣，本來一個人看看世界，很舒服的事情。她一方面身體不好，沒有錢，靠稿費，靠版稅，而且她不肯寫，名氣太大了——我的身價不同。普通的人寫一篇小文章沒有關係的嘛，有的人名氣大了以後，會覺得這些文章用不著我寫的。
她後來到美國，就把她的老東西再弄起來。外國確實陌生的，她其實可以找一份稍微清閒一點的工作，做設計師她也可以的。這個事情她真的喜歡做的，那時美國還沒有很流行中國人做的衣服，做起來不得了。她沒什麼朋友，她只感激胡適，別的人她不提的。我和宋淇這樣的朋友，她都不大提的。
記者：現在給魯迅、茅盾、老舍、張愛玲排一下座次的話，您覺得誰最好？
夏志清：還是這樣的，張愛玲在前三四名。張愛玲到了後期，身體不好，不行了。魯迅還是很低。魯迅學問並不好，兄弟兩個人，他弟弟的學問比他好。說起來最可憐，他是洋文沒有學好。魯迅開頭懂點德文，因為念醫學。後面忘記了，英文也沒有學好。周作人日文好，兩個人日文都好，周作人比他更好，能夠翻譯古日文。周作人、鬱達夫人日文好，英文也好，還懂一點德文。郭沫若也懂一點德文，郭沫若就是英文不夠好。
記者：因為您身在海外，對左派作家都比較反感，這是不是一種逆反心理？
夏志清：沒有，我覺得魯迅很好，茅盾也很好。他不好，我不會講他這麼高嘛。
記者：您對他們的評價和正統的評價總是有很大的出入。
夏志清：我是冤枉的。我把張天翼說得好的，他就是共產黨作家，吳祖緗也是好的作家。有兩個人的才還是很高的，我不說失敗，只是失望。一個是茅盾，開頭很好，講茅盾《虹》寫得好，是我第一個講的。他就是早期好，後來就太乖了。《虹》以後，寫到《子夜》，真正不好，因為他完全就是根據Party(黨派)的意思去寫的。老舍這個人是英美派，個人主義。老舍沒有寫過英文信和小說，不像張愛玲寫過英文小說。他的中文很好，尤其是北京土話。《駱駝祥子》講的是個人主義的失敗，同情社會主義。老舍早期好，《四世同堂》(前半部分——編者注)好得不得了，書的後面就不好了，完全是瞎編。後來，他和郭沫若兩個人都發瘋了，瞎寫，寫了20個劇本，怎麼寫出來的？
Party(黨派)這種最討厭，Party(黨派)還是有的。張愛玲的朋友都是假朋友。傅雷的學問是西洋文學翻譯，他自己不會去碰張愛玲的。但是張愛玲在1943、1944年實在太紅了，左派派人讓他用筆名寫一篇文章來罵她。他歡喜翻譯巴爾扎克，巴爾扎克的作品講女性壞的很多的，他發現《金鎖記》實在是好，和巴爾扎克的作品一樣的。我們寫文章，會這樣說，早期作品不好，到了《金鎖記》好。他倒過來，《金鎖記》最好，《傾城之戀》差一點，最後發現《連環套》一塌糊涂。完全是聽從上面的，這種最討厭。
學問方面講起來有很多，自己要有主見，要有智商，不要跟著人家走。所以你要學我的話就要這樣。
記者：學是學不像的，學就是聽別人的。
夏志清：好壞自己決定。𤆥
罵魯迅？“我沒有”
記者：您對魯迅的《狂人日記》的評價有了一些調整。
夏志清：調整一些。開始我覺得不好，因為書裏面說是講故事，又沒有故事，完全是一堆空文章。別的我沒有認錯。
記者：魯迅後期的散文，您仍然不覺得那是文學作品？
夏志清：他的氣量太小，做了事情，也用不著這樣辯的。魯迅這樣的地位，小家夥來罵你，一點都不理就是了。If you are doing something
serious，(如果你認認真真地做些事)。他晚年只寫散文，別的事情不做，翻譯《死魂靈》，翻得一塌糊涂。魯迅就寫了幾篇短篇小說，只有紹興鄉下的作品那些是好的，《故事新編》並不好，長篇都沒有。有人說我罵人，其實我沒有罵過人。
《傷逝》寫的是許廣平之外的另外一個女朋友，沒有人提過。這是真事情，大家不敢講。他們研究了半天，不敢去問他，真是的。沒什麼難為情，他又沒有太太，不出名以前也有女朋友。沒有人提，真是奇怪。開始看《傷逝》，就覺得很有真實性，你感覺到了嗎？他的經驗就是靠自己嘛，《肥皂》裏的老頭就是他自己。他作為一個小說家的虛構能力和創造能力是沒有的。其實罵魯迅的人和批評他的人很多呀。
記者：那些罵魯迅的言論您看到過嗎？
夏志清：國內有很多是吧。我沒有看過。
“中國作品大都千篇一律”
記者：您在平時，包括您以前在讀書的時候，您的英文閱讀主要是讀哪些作品？
夏志清：英國文學是我的主修課，全部都讀過。當代作家不要講的，近代作家都是很好的，古代都要看的，莎士比亞都要看的。讀博士的時候，古英文，中世紀英文都看過嘛。
記者：您最喜歡哪些作家的作品？
夏志清：都喜歡。
記者：都喜歡？
夏志清：英國作品比美國作品、中國作品要好。中國作品大都千篇一律，其實唐詩也不好的，詩太短了。你講散文，英國、美國都有好的，美國好的不知有多少。自己選擇一些好看的，名家很多好看的。
記者：中國的現代文學，放在世界文學的范疇裏面，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位置？
夏志清：這個不太好比較，就看自己怎麼看了。中國的白話詩，中國人都不承認。這個最吃虧了。小說我捧了以後，大家承認了一點。中國的戲劇只有曹禺出名，別的人都沒有啊。中國電影大家捧場，給大家一點希望。但是像張藝謀這種人捧的人太多了，美國人的批評不嚴的，所以很難講，美國人講的生意好的不一定是好片子。所以最後講好壞，還是要我們中國人自己決定的，自己的良心決定的，中國文學只有中國人自己講。而且文學不好比較，當年除了日本文學以外，世界文學只有英、美、法、意大利、西班牙。現在的世界這樣大，一下子匈牙利、波蘭的小說來了，嚇壞了。還有阿拉伯人用英文寫的小說。現在要講研究世界文學，只講中國就沒有意思。
記者：一些新的作家，比如說哈金，您看過嗎？
夏志清：我看過他的《等待》，我覺得有點軟，有一點賣弄，有一點對政府的批評，有一點靠人事關係。要我寫的話，不會這樣寫的———重新團圓，皆大歡喜。他的觀察不錯，文字也不錯，可以去看，可是他的basic perspection(基本觀點)，我覺得沒什麼，那還不如張愛玲的作品好。張愛玲這個人敢講真話。哈金名氣很大，書太多。最好像喬伊斯一樣一生只有幾本書，最佔便宜呀。
“中國文人應酬太多”
記者：漢學研究在美國的學術研究裏面佔什麼地位？
夏志清：沒有弄起來。《西遊記》全翻出來，沒有人看。《紅樓夢》有人看，但是真正喜歡看這種大小說的沒有，還是專家在看。
記者：有什麼辦法讓西方人把漢學研究當成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不是要等中國更發達一些才行？
夏志清：我覺得中國文學本身不夠好。
記者：有沒有不同語言的原因，因為要翻譯一下才能看到。
夏志清：我覺得現代文學大家都是一樣。中國古代就不如人家，中國人太乖，唐朝、漢朝都是聽上面的話。中國的文學好的太少。中國文人應酬太多。
記者：在您眼中，好作品的標準是什麼？
夏志清：洋人看中國書看得少的時候，興趣很大；看得多了，反而沒有興趣了。阿瑟• 威利、艾茲拉•龐德翻譯的中國古詩，看的人很多，大家說：就是好！翻譯得多了，就沒什麼好了。小說也一樣，《西遊記》翻譯一點點，大家覺得很好，後來多了以後，就看得很煩，中國人不覺得什麼，洋人就覺得長，而且人名又都差不多，看不下去。所以，中國文學弄不大，弄了很多年弄不起來，要起來早就起來了。法國的《包法利夫人》大家都在看，中國的《紅樓夢》你不看也沒有關係，中國沒有一本書大家必須看。詩還看得多一點，杜甫的。19世紀俄國文學都是翻譯家弄出來的，大家要看，中國人也要看，但是中國沒有這種文學。人生真問題中國文學不大講的，只有《紅樓夢》稍微講一點點。(王寅)
說明：沈亦文對本文亦有貢獻
(中華讀書報) 通過夏志清閱讀張愛玲 2007.03.07
人世間最令人感到哀傷的，莫過于悼亡事。在這部《歲除的哀傷》裏，夏志清的主要文章竟是悼文，作者清點昔日歲月，以及與這歲月息息相關卻已然逝去的人們，只能用哀這個字來形容。
書裏單列的張愛玲那部分，也沾染了全書哀的基調，但除此之外，還有一種無可名狀的痛惜。都是些舊文，如他悼張愛玲的那篇《超
人才華，絕世淒涼》，還有《〈張愛玲的小說藝術〉序》，等等。夏志清對張愛玲小說不遺余力的推廣，世所共知。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給了張愛玲一個人42頁的篇幅，背景是，此前在一般中國文學史上幾乎沒有張愛玲這個名字，她甚至是被主流故意遺忘的角落。所以，夏志清這種逆主流而上的厚此薄彼，招致非議聲四起幾乎是必然的結局。可以這麼說，是他的欣賞與研究，為我們衝破了一道封鎖，那是特殊時代對一位有才華作者的封鎖。讀《歲除的哀傷》，總能想起張愛玲的短篇小說《封鎖》來。許多人能讀到小說裏人性的出逃這一層面，其實，讀她的關鍵詞卻是“瞬間”，而非“出逃”：瞬間的非常態，被非瞬間的常態死死壓抑住了，所以，出逃的結局仍是回歸後的蒼涼。封鎖在那個年代是常有的事，封鎖與這封鎖的被衝破、解開，注定能成就一段難忘的歷史。這是人們常把夏志清和張愛玲的名字放在一起的理由。
張愛玲雖然身不由己地被卷入時代的旋渦之中，寫出過《十八春》、《小艾》等有明顯樂觀色調的小說來，但她作為一位作家，對于現實的審慎與打量仍然盡可能地融入了自己的角度。張愛玲對于“時代”、“鬥爭”這樣一些大的題目，有著冷靜的個人式的體察，她更喜歡關注一些時代的背景下活得“不徹底的人物。他們不是英雄，他們是這時代的廣大的負荷者”。她對于自己創作與主流的格格不入，是足夠清醒的，“我知道我的作品裏缺少力，但既然是個寫小說的，就只能盡量表現小說裏人物的力，不能代替他們創造出力來。”她對于“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這時代的總量”的堅持，更能見出她的固執與自信來。但這種固執與自信在那樣一個時代是不會遇到知音的，她與她筆下的人物們的結局是殊途同歸的，“沒有悲壯，只有蒼涼”。
而在那樣一個時代，是不以蒼涼為美的時代，是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發現了這不為時代所容的蒼涼之美。夏志清是與去美之後的張愛玲保持聯係的不多的幾個人之一，但從他們斷斷續續的通信生涯，足可以望見張愛玲晚年的困頓與淡漠。夏志清1985年寫給她的信，因為頻繁搬家和疾病之故，竟然在1988年才被拆開來看。她最好的朋友炎櫻寫給她的信，也是同樣的遭遇。一個連朋友和親情都不再眷顧的人，她的內心究竟已經打上了一個怎樣硬實的死結？她固執到要一個人悄悄地在寓所死去。她要把自己的晚年完全閉鎖在世人的視野之外。《封鎖》好似她人生的一個隱喻，她是從平庸世間跳脫出來的一個精靈，努力要映照出人生的蒼涼來。
閱讀張愛玲，總會因為語言和人物的陌生化而有一種遠痛；而通過夏志清來閱讀張愛玲，會有拿鎖開門的感覺，撲面而來的，除了歲月的積塵，還有一段無名的哀傷。（趙允芳）
(郝譽翔) 在秋日紐約見到夏志清先生 2008.10.07
剛進入九月的紐約，地鐵從四十二街的時代廣場出發，前往哥倫比亞大學。當地鐵轟隆隆如閃電穿梭過曼哈頓的地底時，我從背包中拿出《中國現代小說史》，再度攤開來溫習，如果以「朝聖」來形容我此刻既興奮又忐忑的心情，是一點也不為過的。早在學生時代，夏志清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古典小說》就是文學系必讀的經典，而哥倫比亞大學更是我深嚮往的海外漢學重鎮。如今終於來到這塊夢土，我心中不免充滿了無可言喻的激動與惶恐。
中午哥大東亞系主任王德威教授從繁忙的系務抽身，帶領我穿過校園，他一再向我說明夏先生是個熱情而健談的人，相信訪問一定可以順利圓滿。果然，一踏入餐廳，夏先生就已經等在那兒了，臉上溢滿笑容朝我們迎來。一坐定，還來不及等我開口，夏先生已連珠炮似的說了一大串，說《阿伊達》馬上就要在紐約開演，陣容堅強，他特地排了兩個多小時的隊伍才買到票，他開心得連說好幾次「這真是太幸運了」。接著他又談起前些日子在中國城看京戲，觀眾鬧哄哄亂成一團，令他心痛得無法再看下去。緊接話鋒一轉，又說到電影以及音樂，小提琴天后慕特到哥大演出時還只是個少女，夏先生邊說邊以雙手做出拉小提琴的動作，眉飛色舞的樣子既鮮活又逗趣。
不過短短幾分鐘之內，夏先生的談話就幾乎囊括了紐約各式表演藝術。不僅如此，他的國語帶著濃重蘇州腔，不時冒出成串的英文字句，所以一頓飯下來，我的耳朵只忙著追逐那些在空中飛也似叮噹流過的話語，幾乎不容有喘息和思考的空間。不過，這也使得我原本懸吊的緊張心情頓時輕鬆下來，只慚愧自己所知太少。夏先生在表演藝術上驚人的嫻熟與喜好，其實在他散文《雞窗集》第二輯「迷上電影也看戲」中已有詳細描述，他甚至說；「早在中學時代，我最感興趣的一們學問是美國電影」，而且他生平發表的第一篇文章談的主題也是電影。他看電影，不僅對明星有興趣，對導演、製片人、攝影師、編劇都有興趣，而這份對於「人」的興趣，使得他身上自然而然散發出一股親和活力。這時我才發覺，文學恐怕只是夏先生學問中的一小部份罷了，而「人生」這本大書，才真正是他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
這就是夏先生，臉色紅潤，目光炯炯有神，總是帶著笑意，不但對於後輩不吝讚賞，對自己更充滿了無比信心，於是他說；「像我這樣charming的好人實在是不多了呀。」說完他不禁又得意又頑皮的笑起來，飯後我們散步到他的住所，距離哥大不過三五分鐘的路程，位在一條安靜的巷內。紐約是他一生中定居最久也最喜歡的地方，近年來因為心臟病的關係，更不輕易離開，他喟嘆著：「紐約真是好呀，可看的東西一輩子也看不完。」顯然是對自己居住的地方滿意極了。而在他身上，我也彷彿見到了紐約的質素──一股兼容並蓄，飽滿旺盛的生命力。
這或許可以說明，為什麼夏先生以一個受西洋文學訓練的學者，卻在短時間內完成一鳴驚人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而成為現代文學研究的權威。其實不論中西，夏先生一貫對自己的文學品味和審美眼光深具信心，當年他大膽而且準確地評論作家優劣，如今回顧起來，仍然禁得起時間考驗，在這一點上夏先生非常自豪，他說：「現在的批評家都不敢論斷作品的好壞，但是文學批評如果不能區分好壞的話，那又有什麼作用呢？這應該才是最基本的功夫。」然而這份品味與美感的養成，正仰賴於生活中不厭涓滴的累積。
夏先生是一個永遠充滿活力與好奇的文學人。在他那處處擺滿了各式維他命罐的家中，他熱心為我張羅茶和糕點，還不忘提醒我要多吃健康食品，以補充體力。「你必須使自己保持在最佳狀態。」他一邊笑稱自己可以當營養專家了，一邊肯定的說，「你必須把生活發揮到極致，使自己的生命重要並且有用，而不是苟延殘喘，因為我們要成為的是歷史的一部分，而不止是動物史而已。」
當然他也不免感慨生命的短暫渺小，「宇宙之大而人類之小啊，地球在宇宙中不過如一粒塵土。」他搖頭嘆息，但是這卻不曾阻礙他對美好事物的渴望。對他而言，生活就是積極地與時間進行對抗。所以夏先生特別重視有沒有著作可以傳世，對他而言，這才是唯一可以與時間抗衡的方法。唯有使自己具備源源不絕的創造力，而不人云亦云、隨波逐流，才能夠獲得永恆的生命，除此之外，任何外在的財富名利都是虛假的。至於對於寫作者，夏先生則給予有力的忠告：「要勇敢而努力的經驗人生，失敗又有什麼關係呢？Just do it.」
說到這兒，夏先生不免又想起張愛玲，他以為張愛玲最大的致命傷，就是她後來對人失去了興趣，否則以她的才華大可以好好發揮，只可惜張愛玲後來將自己閉鎖起來。所以夏先生對待生命的態度相當開放自由，他以為：「一定要去經驗人生，沒有什麼事情是不可做的。經驗對於寫作而言太重要了，不過女性先天上受到許多束縛，比起男人，確實是比較吃虧辛苦。」
熟識夏先生的人都知道他向來特別憐惜女性，恰如《紅樓夢》中的賈寶玉一樣，女兒是水作的骨肉，要懂得欣賞，更要懂得尊重。對於現代文學史上幾位傑出的女性，沒有獲得相對的重視，他為之叫屈，蘇雪林就是其中之一。「說起蘇雪林，她才真正是現代文學研究的先驅。我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就受到她啟發。而且蘇雪林不但文章好，學問也大，《屈賦論叢》是真正了不起的著作。」至於《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沒有評論蕭紅，夏先生也懊悔不已，「蕭紅實在是個好作家呀。可惜那時候受限於材料而疏忽了，真的很不應該。」
至於張愛玲，可能是太多人談她的緣故，而夏先生自己也曾寫過文章記述與張愛玲的書信往來，反倒對張愛玲沒太大的興趣，不過經這麼一說，又不禁勾起他對往事的記憶。他說：「我在上海見過張愛玲一次，可是那天我根本沒把她放在心上，反倒是她身邊的劉金川小姐，才是真正叫我難忘。」說完，夏先生就迫不及待起身，找出他所寫的〈初見張愛玲，喜逢劉金川──兼憶我的滬江歲月〉（刊於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一、二日《聯副》）一文給我看。接著又覺不夠，夏先生走到書房，從抽屜裡翻出當年他寫給劉金川的情書，薄薄的紙箋已然泛黃，上面整整寫滿了五頁密麻的蟹行英文。
「妳看，劉小姐當時已經有未婚夫了，我只是暗戀她而已，可是卻有這樣巨大的熱情，這真是純潔又浪漫的愛情啊，現在有哪一個年輕人能夠比得上？」此時夏先生因為興奮而緋紅的臉龐上，忍不住微笑起來，午後的陽光穿透白紗窗簾，寂靜而溫暖的落在他肩膀上。
當年夏先生才二十四歲，大學剛畢業兩年，沒有交過女朋友，在一個文藝聚會上對劉金川一見鍾情，無奈這段思慕沒有結果，半年後夏先生寫下這封情書寄給她，劉小姐卻將原信退還，在傷心失望之餘，三年後當夏先生乘船赴美時，便將信連同信封一起帶在身邊，保留至今，已經有五十多年了。信上熱情洋溢的字跡依舊清晰可見，只是年華已逝，佳人老去，而青春卻因這封信而得到了永恆。夏先生的英文典雅華麗，在此我不揣淺陋，權充翻譯一小部份，以見青年時代的夏先生如何浮沉在愛的痛苦與喜悅之中，經歷一次又一次無望的掙扎徘徊：
「一份愛情，誕生於一場文學聚會，而在信紙上持續滋長，飽受各種情感的反覆煎熬，從戲院相遇的痛苦，到最終的絕望，以及繼之而來的期盼等待，這是一份對我而言永恆不滅的愛情。幾乎一整年的時間我費力幻想，而今我不僅接受妳的靈魂以及軀體，任何一刻妳細微的動作，甚至妳膚上纖小的毛髮，對我而言都深具意義。從你的談話中我知道你對我並無感情，而事實可能是我太過敏感，任何妳給予我的一點點暗示，都對我產生了巨大的撞擊。某個星期日，我幾乎什麼事也沒有做除了想妳。在妳房外等候妳上鋼琴課，故意忘記你可能將忽視我的存在，而我得到是如此死寂的靈魂，以至於我幾乎無法支撐自己。……
對於一個局外人而言，熱情總是荒謬的事，但對於一個看不見的靈魂、一個蒙受痛苦的心靈來說，它需要的不是嘲笑，而是憐憫；不是厭惡，而是慈悲的關愛。……
知道你對我的實際態度，知道你對我多麼仁慈和耐性，我感覺羞辱和孤獨，無疑也有感激。因為妳是如此溫和地避免去傷害我的感情。妳是我遇過最仁慈的女孩，最吸引我的，而且一直如此。妳自然而耀眼的舉止，一部分是自內在生發的優美，一部分是來自攀登心智平衡的頂點，而妳的靈魂如水流動，開放且自由。……
我勇於想像但怯於行動，這也是為什麼我立即被妳吸引的原因。妳樂天、不拘泥且和諧的天性，都為我所渴望卻缺乏。如果妳降尊紆貴，恩賜給我一點妳的甜美和光明，那麼我將變成一個更加快樂、完整和自然的人。但所有的想法卻都是枉然。……
我記起了濟慈的句子，表達他生命至高的愛，「我每日每夜渴望死亡能將我帶離這些痛苦，然而我又渴望遠離死亡，因為死亡將破壞那份痛苦，痛苦總比空無好。」我對自己如此說。若沒有經歷痛苦，就不會覺醒到生命與愛。……」
採訪結束的時候，已經將近六點了，天氣忽然變冷，夏先生忙找了件毛衣讓我添上，並一再開心的拍著我的肩說，以後我們就是好朋友了。臨出門前他仍不忘叮囑我一句，要好好把日文和英文學好啊，語言是認識這個世界的管道，實在太重要了。
沿著逐漸亮起燈光的街道，我穿過倉促人群走進地鐵，身上裹著的毛衣越來越暖和起來。地鐵月台上有個中年黑人正唱起yesterday，昨日，昨日已經如流水般走了呀，一時間，我忽然感到一種溫暖的哀傷，就在這座即將步入冬季、人來人往的熙攘城市中 。
(南方日報) 夏志清：他把張愛玲重新告訴我們 2009.04.01
上月的今天，恰逢張愛玲去世10週年紀念日。一本最新的、由陳子善主編的張愛玲絕調文字《沉香》出版了。《沉香》這本書是為紀念張愛玲逝世10週年而編的。這本書主要收錄台灣皇冠版《張愛玲典藏全集》所沒有收錄的張愛玲的散文和劇本。同時，也收錄了張愛玲一些遺物的照片和張愛玲的一些畫作。 著名學者、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子善先生近日接受了記者特約採訪，暢談張愛玲和她的“倡導者”夏志清。
談《中國現代小說史》:夏志清肯定的三個人:張愛玲、錢鍾書、沈從文，《小說史》出版前從未進文學史
記者:夏志清是張愛玲、錢鍾書、沈從文的發現者，可以說如果沒有《中國現代小說史》，或許也就不會有後來的張愛玲、沈從文、錢鍾書熱。今年7月，這部名作在隔絕44年後，簡體中文版終於由復旦大學出版社推出，這本書裏至少肯定了三個人，張愛玲、錢鍾書、沈從文。他對這三個人的評價，在上世紀60年代，是石破天驚的，當時很多人不服。他們三人在當時文壇的處境怎樣？據說張愛玲當時在正統文學來說，並不入流。
陳子善:在上個世紀60年代，我們國內跟夏先生這本《中國現代小說史》前後也出版過幾本《中國現代文學史》。但是，這些文學史都沒有提到張愛玲、錢鍾書、沈從文，好像他們三位在文學史上不存在似的。
當時錢鍾書和沈從文已經停筆，不再從事文學創作。錢鍾書在進行古典文學研究，沈從文在從事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張愛玲遠在美國，嘗試用英文寫作。錢鍾書和沈從文停止文學創作的原因我想大家都比較清楚，用不著我再多說。
他眼中的夏志清:他說話沒有顧慮，從不掩飾自負
記者:聽說您見過夏志清先生，對他印象如何？
陳子善:夏先生已經八十多歲了，我見過他兩面，一次在香港，一次在紐約。在紐約見他以後半個月，“9·11”就發生了。夏先生很注意穿著，西裝筆挺的，也很喜歡聊天。他講的比我有趣多了，而且講起來滔滔不絕。
記者:有些文章中說夏志清很風趣，是個性情中人。您跟他見過面，能否談談具體細節？
陳子善:所謂性情中人就是說，他說話沒有什麼顧慮，想什麼就說什麼，暢所欲言，他也從不掩飾自己的自負。他往往對一些作家，對一些朋友有很具體的批評。說到高興的時候他常常會哈哈大笑，當然具體對某個人的某些評價還不適合說，但是你跟他談話你就會感受到他的真誠。他最不喜歡的就是當面吹捧他，背後又另外做一套。
記者:聽說您經常同夏先生通信，其中有沒有一些有意思的細節可以先披露一下？
陳子善:也不是很經常通信，因為夏先生年事已高，手頭的事情很多，不方便多打擾他。他作為前輩很關心我這樣的後輩，在信中有時候會經常提醒我要多多增加營養，怎麼仍然那麼瘦，多吃維生素。這是一個長輩對後學的關心。他雖然很自負，但有時也會把一些文章寄給我看，也願意聽聽我的看法，這也使我很感動。
記者:夏先生的書出來之後影響很大，也有一些學者對夏先生學術思想有所商榷，個人所知，劉再復先生大概是去年吧寫了一篇長文跟夏先生商榷？陳先生怎麼看劉先生的文章？
陳子善:劉再復先生跟夏先生第一次商榷我在場，那是2000年香港嶺南大學舉行張愛玲國際研討會，夏先生和劉先生都參加了。劉先生在會上有一個發言，在肯定張愛玲成就的同時，也提到了他所認為的張愛玲的不足，並對夏先生對魯迅的批評提出商榷。後來的長文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我想這是正常的學術討論，也沒有必要非要定出誰勝誰負，誰對誰錯。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繼續關注這個問題。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研究有些爭論可能是長期的，研究者的看法肯定會有不同，甚至會有爭議和對立，這都是很正常的。
談張愛玲絕調文字《沉香》:收入張愛玲散佚散文和劇本，遺物照片和畫作
記者:您是張愛玲研究專家，曾經發掘、整理過張愛玲的許多作品，主編過《私語張愛玲》、《作別張愛玲》、《張愛玲》等書，自己還寫過一本《說不盡的張愛玲》。您最新發掘整理的張愛玲的絕調文字《沉香》也剛剛出版。9月8日是張愛玲去世10週年紀念日，這本書也是對張愛玲最好的懷念。陳老師，請你先介紹一下這本書吧。
陳子善:《沉香》這本書是為紀念張愛玲逝世10週年而編的。我只是做了一個力所能及的工作。或者可以說，海內外很多研究者共同努力的結果。這本書主要收錄台灣皇冠版張愛玲典藏全集所沒有收錄的張愛玲的散文和劇本。同時，也收錄了張愛玲一些遺物的照片和張愛玲的一些畫作。
記者:《沉香》被稱為張愛玲的絕調文字。與你主編的其他張愛玲的著作相比，這本書有什麼特別之處？書裏的文章都是首次收錄嗎？
陳子善:我想更準確地表述我所講的，書裏的文章都是台灣版《張愛玲典藏全集》所沒有收錄的，其中《不了情》電影劇本是首次披露。不過，北京中華讀書報有一個更有趣的發現，張愛玲的一篇我們從來不知道的小說《鬱金香》出土。我想對廣大張愛玲作品愛好者來說，這也是一個大喜訊。
談張愛玲佚文《不了情》的發掘:“瞎貓抓死老鼠——撞上的”
記者:《沉香》裏收錄了張愛玲的文學劇本——《不了情》、《太太萬歲》、《一曲難忘》等，據說其中的《不了情》張愛玲自己曾以為找不到了。那麼，你是怎麼發掘出來的呢？
陳子善:在40年代的時候，上海對她就有很多評論。如果要說發掘，《不了情》不像《太太萬歲》，《太太萬歲》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就在上海和其他地方放映過。但《不了情》至今沒有放映過。
有趣的是，廣州的俏佳人影像公司把它製作成了VCD，全國發行，也許你就能夠在你附近的音像商店買到，好像是20塊左右一盤。
記者:您是否能估計一下，張愛玲大概還有多少佚文未被尋獲。她留下的文字後來到哪去了？
陳子善:只有天知道，也許還能夠找到。這次先後找到了《不了情》和《鬱金香》，誰敢保證以後不會再找到呢？
記者:《沉香》首次披露了張愛玲的遺物照片，這些遺物照片是張愛玲在美國的寓所留下的，還是留在上海故居裏的？
陳子善:這些遺物是她晚年的，全部留在美國。去世以後，先送到了香港的宋淇先生處，然後又歸往台灣皇冠保存。張愛玲在上海時期的遺物，記得1995 年張愛玲去世以後，我去拜訪她的弟弟張子靜先生，他曾指著房子裏的一個破箱子跟我說，這是張愛玲留下的。現在張先生也已經去世了。這個箱子去了哪我也不知道。
《沉香》文章背後的故事:張愛玲不滿處女作《憶西風》只得第13名
記者:張愛玲的散文也是一絕，《沉香》裏共收入《幾句話對讀者說》、《太太萬歲題記》和《憶西風》等散文，據說“幾乎每篇都有一個或簡單或複雜的故事，一段或動人或有趣的因緣。”能否給我們簡單講講背後的故事？
陳子善:就舉一個例子，《憶西風》是張愛玲的絕筆，也就是我們今天能看到的張愛玲的最後一篇作品。她在文章中回憶了她當年應徵參加上海西風雜誌徵文比賽，她的應徵作品是散文《天才夢》，是很有名的。也是她自己承認的文學創作的“處女作”。最後得了名譽獎第三名，在名譽獎前面還有第一名到第十名，也就是說她只得到了第十三名。張愛玲當然很不服氣，晚年的這篇文章當中就專門談這件事，她認為第一名的字數遠遠超過規定的字數，卻拿了第一名，顯然是不公正的。但實際上，第一名並沒有超過規定的字數，是張愛玲自己搞錯了。這不是很有趣嗎？不過，當時的評委也沒有瞎眼，至少給了她一個名譽獎。
記者:當時第一至十名中有哪些人？
陳子善:第一名到第十名中，其他九位好像後來都沒有什麼文名，但有一位鹿橋後來在港臺文壇也大名鼎鼎。2001年我去美國曾經拜訪過鹿橋先生，談起張愛玲，他對張愛玲的畫還是讚不絕口。他現在也已經去世了，一次評獎能夠產生後來很有影響的兩位名作家，已經不容易了。
張愛玲半世紀不老的秘密解讀:她對日常生活充滿關注
記者:張愛玲的作品暢銷不衰，從上世紀40年代登上文壇到現在，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依然是個不老的傳奇。你認為相比現代文學史上其他作家，張愛玲的獨特之處在哪？張愛玲熱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她對大上海世俗人情的洞穿和刻畫，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現在的上海？
陳子善:張愛玲的獨特之處很多，但我想她對日常生活的關注是現代文學其他作家所不具備的。她對人性的發掘也是很特別很深刻的。她對上海世俗人情的洞穿和刻畫我不覺得能夠代表現在的上海，只能夠代表當時的上海。
記者:您能談談張愛玲與王安憶的異同嗎？許多人把她們放在一起說。提起張愛玲，不僅想起她的作品，還想起她的“身世”。這也是很特別的。
陳子善:我不配談張愛玲和王安憶的異同，因為缺乏研究。
記者:今年紀念張愛玲去世十週年的活動有哪些？
陳子善:張愛玲逝世十週年按照中國人的傳統應該有所紀念，海外我所知道的有她的散文集《流言》的出版、翻譯的《海上花》英譯本的出版，都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台灣有一個張愛玲遺物展覽，北京已經舉行過張愛玲的照片展覽。北京的中國華僑出版社舉行了“張愛玲與本土文化”學術座談會。海峽兩岸幾乎是同步出版了《沉香》，華東師大還在籌備“張愛玲與上海”國際學術研討會，這些都可以看作是紀念活動。特別應該提到的是，小說《鬱金香》的發現，為這個紀念活動增添了濃重的一筆。
相關人物簡介
陳子善
文學史學者，因對張愛玲的研究而為海內外文學愛好者熟知。1948年生，上海市人，就讀于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英國康橋大學、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者。曾任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副館長，現為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現代文學數據與研究中心主任。長期致力於張愛玲、周作人、鬱達夫、梁實秋等現代作家史料的整理和研究，著有《遺落的明珠》、《中國現代文學側影》、《文人事》、《撈針集》、《說不盡的張愛玲》、《生命的記憶》等。
(世界新聞網) 夏志清虎口蒙難記 2009.10.07
八十八高齡的老先生，雖客居異鄉已數十載，雖是主流著名大學教授、縱然是馳譽歐美的漢學界領軍學者，縱然為自己同胞視為國寶級文壇重鎮，彼時彼刻，昏睡加護病房中，命懸如絲，不由讓人興起「斯人獨憔悴」的感嘆！
現代中國文學評論大家、中央研究院院士夏志清教授，剛從虎口繞了一圈，幸運地回到我們身邊。
俗話嘗以「虎口」比喻驚險程度危及性命，而夏先生此次走過的，是讓許多人有「羊入虎口」恐懼感的「醫院」，尤其海外華人在大醫院急診室更能體會「我為魚肉」的苦惱且無奈的滋味。
夫人王洞女士，回憶當時情況，驚魂未定地說：「我們夏先生差點回不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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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先生是紐約華文作家協會的元老會員，更是作協的鎮會之寶；筆者忝任會長之職，忽忽六年之久，其間，多蒙夏先生垂愛，早幾年，體力允許的情況下，尚由夫人陪著，遠從曼哈坦上城哥大附近的寓所，相扶相持搭地鐵，轉兩趟車穿過哈德遜河底，到皇后區法拉盛參加作協的活動，他倆總是以不疾不徐的步伐踏進活動會場，必也總是引起熱烈歡迎掌聲；2005年，作協特別為他舉辦了一場演講會，這場夏先生自己稱謂的「第一次用中文談『我如何在美國研究中國文學』」演說，轟動美東地區文藝界。
此外，他還給紐約作協出版的文學刊物《文薈》提供作品，並親自校對自己的稿子，除了中文字的修正、英文拼音字母的校改，即便是標點符號的使用，他都嚴格要求，其慎重、用心寫作、治學的精神，令人欽敬！
夏先生做學問一絲不茍，但做人則灑脫有狂狷氣、言談幽默充滿智慧，致有「老頑童」之稱；就在他從醫院回家不久，筆者馳電問候，電話彼端傳來夏先生中氣十足的聲音：「我還有好多事情要做，怎麼可以隨便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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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的冬天，並非探訪友人的季節，今年二月上旬，剛過完元宵節，撥電話向夏先生拜晚年，並想約定一個時間，趁早春前往拜訪，孰料，電話裡卻傳來夏先生住院觀察的驚人消息。
「夏先生在醫院呢，剛巧我回來拿些用品，馬上還要趕去，這次夏先生情況恨嚴重！」夏太太的聲音顯得很緊張很無助，幾乎有些哽咽，數十年夫妻，情深彌篤。「正好你打電話來，我真不知該怎辦好。」
「慢慢說，有困難，大家一起想辦法！」夏太太在電話裡將情況做了簡要的敘述。
夏先生農曆年前就有些咳嗽、氣喘，一月廿八日，年初三，咳得更嚴重，二月二日，王洞先與夏先生的家庭醫師通了電話，希望安排醫療住院事宜，對方卻正要全家度假去，無法接受這位病人，建議他們直接前往醫院求診。
二月五日，當他們抵達哥大附近他們熟悉的那家醫院，值班醫師就把夏先生送進急診室，此期間，先生一度呼吸困難，進行搶救。之後又將他送入加護病房。二月七日，院方認為夏先生體力衰弱，隨即在夏先生鼻子裡插入管子，以助飲食，並以氧氣罩幫他呼吸。
第二天，來了一位年輕醫師，看了X光片，認為鼻管插得太低，怕傷及聲帶，於是將管子拔出重新調整，誰知，居然接連插了三次，都無法順利完成；夏太太心疼地抱怨：「夏先生被折騰好一陣子，受罪哪！嚇死我了！」
夏先生無法自己飲食，靠吊點滴補充養分以維持生命力。「夏先生年紀大了，這裡又沒人主治，如果再這樣拖下去，真怕他出不了醫院！」
如此的描述，眼前的畫面十分具象，醫院急診室或加護病房，生命與死亡僅一線之隔的陰森恐懼，不免令人倒抽口冷氣，為夏先生感到難過、焦急。當夏太太問到有什麼辦法救救夏先生？我實在無言以對，只能乾著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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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八高齡的老先生，雖客居異鄉已數十載，雖是主流著名大學教授、縱然是馳譽歐美的漢學界領軍學者，縱然為自己同胞視為國寶級文壇重鎮，彼時彼刻，昏睡加護病房中，命懸如絲，不由讓人興起「斯人獨憔悴」的感嘆！
美國醫療體系，本就令人高深莫測，外界根本難窺其堂奧；若想透過醫療內體系，形成影響，幫助夏先生獲得更得當的治療，不啻天方夜譚，但若尋找「醫學界華人」，或許還多些機會。
在醫學界具有影響力又具有知名度的華裔，眼前只有一人，何大一；他是世界聞名的醫學科學家，於1996年研發出治療愛滋病的「雞尾酒式處方」，獲選為《時代》風雲人物，被推崇為創造歷史的人物。
何大一和夏志清是在2007年秋天，歡迎白先勇訪紐約的一場宴會中結識，當天兩人同是貴賓與主客白先生比鄰而座；雖然兩人治學領域不同，但彼此仰慕與敬重，大有惺惺相惜之感，席間互相敬酒，笑語歡談。筆者當天有幸也在場，此一因緣，促成靈光乍現：找何大一幫忙！
立刻回撥電話，夏太太還未出門，趕緊把此一想法說了，她也認為是唯一的好途徑，「怎麼找何大一呢？」她反問。
「請Ben去找！」毫不遲疑地給她答案。
Ben 是夏志清好友汪班先生，他尊夏先生為老師，是故舊老交情了，曾在哥倫比亞大學、聯合國、紐約大學和華美協進社執教數十年，對中國文學、語言、戲劇和書法都有淵博的造詣，他用英語教授《詩經》、《楚辭》、《紅樓夢》、唐宋詩詞等課程，很受美國學生喜愛。而何大一正是他的學生之一，彼此尊重十分投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汪班得知夏先生的境況，非常焦急，也認為透過何大一應可幫助解決夏先生的住院問題及改善醫療方式。
待汪班傳回消息，知道何大一正在倫敦開會，據何太太說，他隨後要轉往香港參加另一醫學會議，短時間內不會回紐約。
不論香港還是倫敦，距離哥大附近的這家醫院，此時倍感遙遠！
正發愁，汪班電話中傳來希望之音：「我已請何太太在他cell phone裡留言，請他一得空就給我回話，相信大一會幫這忙的，我會告訴他：夏志清是咱們的傳奇，是國寶！」
第二天，得到汪班的好消息，跟何大一說上話了，他答應會盡快了解情況，做最大的努力。夏太太也接到汪班的電話，心中寬慰許多！
過了兩天，夏太太「百忙之中」打來報平安電話，告知，醫院接獲Dr.何的電話，他向院方醫師瞭解了病人C. T.夏的病情及醫療方案，「情況」有了改善；接著，夏先生的主治醫師度假歸營，夏太太總算安了心，她不停地感謝Ben和何大一！
可是，二月十八日，夏先生病情又轉壞，無法正常呼吸，醫師建議在他喉管及胃部各開小洞以助灌食，夏太太一時難做決定，她要等何大一，徵詢他的意見。
廿四日，何大一返回紐約，廿五日旋即到醫院探望夏先生；夏太太可像大海中抓住了浮木，事後，她告訴我：「當時，何大一告訴我，夏先生死不了！」
這句話，無異給她吃了一顆定心丸！
廿六日，夏先生做了手術，完全靠機器和管道來呼吸、飲食。
三月三十日，以肌肉萎縮無法恢復原因，夏先生被送進新布朗士區的療養院，期間發生嚴重感染，經細心醫療、照顧，五星期後恢復正常，不需輔助器可以自己呼吸了，因而拔去插管，被轉送紐約療養院，開始進行復健。
八月五日，夏先生終於出院回到家了，不過仍需接受家庭護理的復健治療。
夏太太總算鬆了口氣，半年來，她奔走於家裡、醫院，忙進忙出，顧前顧後，連頓正經飯都沒好好吃過，以往喜歡散散步、上個小館、喝杯咖啡還有看場電影的逍遙樂趣，已然成了遙不可及的奢求！
六個月的辛勞，她人清瘦許多。
打趣地問：「您這不是『衣帶漸寬終不悔』嗎？」
「他瘦得更多呢！」夏太太回答得輕描淡寫，簡單話語中沒有激情也沒有矯情，有的只是真情，那是他倆相濡以沫數十年積澱下的關愛和恩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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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先生以超人的意志克服病痛帶來的困苦與阻撓，勇敢且堅強地從虎口裡走了回來，或許這就是「智者無憂」、「勇者無懼」吧！
不過，這位智者還是有脆弱的一面，據太太爆料，夏先生在病床上曾一度感到很沒尊嚴、了無生趣，吵著要「交代後事」，結果所交代的全無關財產之事，而是告訴她：濟安哥哥的信札放在哪，張愛玲給他寫的信藏在哪，喬治高的又是收在哪！
輾轉病榻，他心裡惦記的還是文學，懷念的依然是故人情義啊！
夏太太特別秀出她電腦記事簿裡一段記載，廿五日，當何大一站在病床前，夏先生不能言語，頭腦也並不很清醒，但他在紙上用中文寫了「名人在此，何日再來？」幾個字。談及此，夏先生樂說：「我真的覺得自己太幽默了！」
儘管鼻子裡、身上插著管子，無法言語，他不失「頑童」本色，用筆談還跟小護士開玩笑，逗得她們笑聲不斷，看來病房裡可是春風鬧人呢！
「我不怕死！因為我開朗、不吊兒郎當，絕不要說年紀老了就無所謂了！凡事還是要認真的。」夏先生自豪地說，「我六個月裡住了三家醫院，現在比以前還健康，照常看書、讀雜誌、講笑話，只是太久沒走動，散步有點困難，但我每天練身體。」
他所謂的練身體，是每隔一天，家庭護理到家中，幫夏先生練習走路、爬樓梯等動作。夏太太很欣慰地說：「夏先生很聽話，恢復得很好，連醫生都誇讚，他的血壓、血糖反而變得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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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倆又開始下樓散步了，夏先生可以推著助行器走一個block；鄰居們最近也常在路邊的咖啡座上，見到這對老夫妻的身影，於初秋午後的斜陽裡相依啜品咖啡；是否，他們正回味著一路走來的甘甘苦苦？
（寄自紐約）
(CDnews) 文訊雜誌第290期--人物春秋 ／縱論文學的史筆-----夏志清其人其文 姚嘉為 2009.12.02
1953年夏志清於耶魯大學任研究員夏志清對於評論極其慎重，詳讀其人作品，也讀同時期其他作家的作品，以便參照比較，下筆時則以西方文學的尺度，審視中國現代文學，強調普世性與人文主義情懷，為中國現代文學評論建立了文學性的傳統。
筆下的力量，來自豐富的知識。
──夏志清教授
「我寫評論，壞的要罵一罵，好的要捧一捧，這樣做人才舒服嘛！」在紐約曼哈頓的夏府客廳裡，夏志清說著，自己先嘩然而笑，一語道出了他快人快語的性格。
2008年春天，我去紐約拜訪夏志清，88歲的他，皮膚白淨光滑，神采奕奕，談笑風生，十分可親。他濃重的江南口音，國字臉型和所屬的時代，讓我忽然聯想起胡適。談話一開始，久聞的夏式談話風格便在眼前跳動起來，迅如機關槍的說話速度，跳躍式的思維，飛揚的神采，我凝神專注傾聽，偶而追趕不及，夏師母王洞便從旁解釋補充。
直率不鄉愿，敢言人之不敢言，是夏志清為人治學最特出之處。在小說史中替中國作家重排次序，拔擢張愛玲、錢鍾書，貶抑魯迅，甚至引來了與捷克漢學家普斯克（Jaroslav Prusek）的筆戰；其後他與唐德剛、顏元叔的兩場筆戰在台灣報章上喧騰一時等等，都是此一性格的流露。
夏志清一生酷愛讀書，主要是閱讀經典，很少看閒書。他認為一部好作品要能感動人，啟發人思考，有偉大的精神境界。優秀作家通常很聰明，敏感度高，有好記性。他深信「筆下的力量，來自豐富的知識」。身為評論家，他極其慎重，不但詳讀其人作品，也閱讀同時期其他作家的作品，以便參照比較。下筆時，不斷的推敲潤飾，務求精確完美。
曼哈頓哥倫比亞大學教員宿舍的夏府裡，書海氾濫，書房裡三面書牆放不下，書桌四周堆滿了書，夏公置身書海，怡然自得，樂在其中。他最喜深夜讀書到天明，有本散文集即以「雞窗集」名之。他很注意光線的明亮，讀書時總是將書攤開在桌上，正襟危坐地閱讀。
夏公退休後，由於心臟不好，讀書寫作放慢了腳步。情況好轉後，在王德威及劉紹銘的敦促下，他編校了16篇已發表過的英文學術文章，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了一部530頁的專集《夏志清論評中國文學》（C.T. Hsiaon Chinese Literature, 2004）。
2006年夏志清以85歲高齡當選中研院院士，提名他的王德威在越洋電話中告訴他這個好消息時，他高興得說不出話來。後來記者訪問他，他口出妙語，說自己「好像在作新娘子」。
夏師母說：「夏先生看到朋友總是很高興，他為人熱情，對事對物都充滿了好奇心。」王德威說，夏志清是一個天真、坦白的人，像個「老頑童」，這也是劉紹銘說「夏公總也不老」的原因吧！
2009年3月，我馳電向夏公夫婦問安，驚聞春節期間，夏公身體違和，入院治療，一度竟需要靠機器呼吸，插管進食。後來住進療養院復健，又發生嚴重感染。夏師母憂心忡忡地說：「當時以為夏先生回不來了！」所幸經過悉心照顧，恢復情況良好。她欣慰地說，雖然一度不能言語，他還以筆談的方式和護士們開玩笑呢！夏公生命力旺盛，吉人天相，已於八月初出院，在家中復健。
離鄉一甲子
夏志清出國留學與留在美國發展，可以說是20世紀中葉冷戰時空中，無數中國知識分子面臨家國之變，個人命運隨之丕變的縮影。
1921年生於浦東的夏志清是江蘇吳縣人，父親任職銀行界，家中兄妹三人。從上海滬江大學英文系畢業後，他於1946年秋天，隨兄夏濟安前往北京大學擔任英文助教。當時胡適剛回國擔任北大校長，紐約華僑李國欽捐贈三份留美獎學金給北大資淺教員。夏志清以一篇論英國詩人布雷克的文章脫穎而出，獲得文科獎學金，於1947年到美國深造，次年轉入耶魯大學英文系，1951年獲得耶魯大學英國文學博士學位。
50年代以還，海外文人作家筆下瀰漫著落花飄零的流離與鄉愁，夏志清卻是個例外。在頂尖的耶魯大學英文系唸研究所，以三年半的勤學苦讀取得英國文學博士學位。課業繁忙極了，那有時間傷春悲秋，他自認性格中沒有文人的多愁善感。
1949年大陸易幟後，他無法也無意返回故鄉，先在耶魯大學擔任研究員，後至密西根大學和匹茲堡大學等校執教。因緣際會，得到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王際真教授的賞識，舉薦他為接班人，遂於1962年轉往哥大東亞系任教，直到1991年退休。29年間，作育英才無數，當今美國漢學界的狄華斯根、何谷理、耿德華、齊夫斯便是「夏門四大弟子」。
70年代末期，夏志清開始應台灣報章雜誌之請，發表中文文章，除了文學評論與介紹英美文學外，最見真性情的是憶舊與平生交遊的文字。在他筆下，作家吳魯芹、林以亮（宋淇）、高克毅（喬志高）、學者許芥昱、陳世驤等的音容笑貌，言談舉止，栩栩如生。他也寫了專文評介凌叔華、琦君、白先勇、陳若曦、於梨華、李渝、程明錚等作家。1979年及1980年，錢鍾書與曹禺先後到哥大訪問，他夾敘夾議，記下整個過程。近年來整理註解他與夏濟安，張愛玲的來往書信，凡此種種，均透露了他強烈的歷史感。
從40年代末期離開故國，至今已逾一甲子，時空變遷很大，他回憶1968年以前，教師上課都得打領帶，女孩都穿裙子，老師說什麼，學生照做，沒有什麼好商量的，後來卻演變成老師怕學生給的評鑑不好，成績一律都給A。黑人、女人、少數民族紛紛起來爭取權利，美國的改變很大。他在耶魯唸書時，中國人很少，「大學部有幾位，都是大陸來的，50年代後都是台灣來的。」
小說史與時空的弔詭
夏志清中英著作等身，以《中國現代小說史》影響最為深遠，是西方漢學界研究現代中國文學必讀之經典。
《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寫作緣起於1951年，當時他替耶魯大學政治系饒大衛教授編寫《中國手冊》，寫到「文學」一章時，讀了許多中國當代小說和文學史著作，很訝異沒有一部夠水準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次年，他提出一篇撰寫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計畫，得到洛克斐勒基金會的研究補助，在耶魯大學以研究員身分，專心研究撰寫三年。該書於1961年由耶魯大學出版，中譯繁體字兩種版本分別於1979年和1991年在香港與台灣出版，2001年香港又出版繁體字增訂本，2005年大陸出版簡體字增刪本。
小說史最石破天驚之處在於替1917年至1957年的中國作家重新定位，他抬高錢鍾書、張愛玲、沈從文、張天翼，貶低魯迅一代文學宗師的地位。他認為「批評家的工作是發掘與眾不同，能結合藝術與生命的作家。」他的另一獨到見解是，中國小說強烈的感時憂國的特性，很容易流於狹隘的愛國主義，局限了對藝術性的追求，因而整體上不如西方小說，此一論點引起了不少爭議。 然而《中國現代小說史》自1961年問世後，在華文世界的遭遇，卻折射了作品與歷史時空環境間殊堪玩味的弔詭關係。
小說史繁體版於1979年出版，簡體版直到2005年方問世，26年的差距，意味著此書在大陸所遭受的冷淡待遇，實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有關。早在 1983年時，他趁韓國開會之便，經由錢鍾書安排，回大陸探親講學。他訪問幾所大學時，校方均以高度敏感，不聲張的方式接待，夏志清也始終保持低調的態度。《文藝報》原定在他來訪時刊出文章批判此書，稱他為製造精神污染的罪人之一，但礙於他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邀請的貴賓，而暫時壓下，等他離開後才刊出。
隨著90年代大陸的開放，政治氛圍逐漸解凍。2005年簡體版出版時，基於政治正確的考量，刪除了附錄的〈1958年以來中國的大陸文學〉和〈姜貴的兩部小說〉兩篇，節選了〈抗戰時期以及勝利以後的文學〉、〈張愛玲〉和〈第二階段的共產主義小說〉三章，添增了他對東北作家的評論。但簡體版的問世意味著大陸學界已肯定了他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貢獻。夏志清笑道：「當年反共的人，今天在大陸最紅的是我和余英時。」
經典作品的特質
夏志清評斷作品的優劣，主要是「看文章好不好，偉不偉大，能不能感動人，從中間有沒有學到東西。我看的是作家夠不夠聰明，是不是敏感。寫小說要 ruthless，不要怕難為情，寫作最重要的是講真話，不在於玩弄技巧。基本上，情境要真，寫出真正想說的。作家要更多的認識人性，從好作品中學習。」
他認為優秀作家都很聰明，記性很好，能夠記住看過的和經歷過的事。譬如狄更斯、喬埃斯和斯湯達爾，都記得童年的事，拿來再創造，把他們那個時代和人物都寫活了。創意僅憑虛構是不夠的，還要根據經驗，「象徵也是寫實，為了使文章有意義，Symbol is what you make it。」能開創潮流的才是最好的作家，如馬克吐溫、王文興、白先勇，模仿他人是不行的，好作品一定要與眾不同。
他治學嚴謹，寫小說史時，先把同時代的作品從頭到尾都看過，他深信「文章的力量來自於你的知識。當今的許多評論，學問不夠，都是套用理論。我寫評論，壞的要罵一罵，好的要捧一捧，這樣做人才舒服嘛！」
談起60年來以英文寫作揚名美國的第一代華人作家，夏志清說，張愛玲是自學的英文，《秧歌》寫得很好。黎錦揚本是嚴肅作家，“Lover 掇 Cove”寫得很好，自從《花鼓歌》成名後，人家要他寫喜劇，加了很多Rodgers & Hammerstein的東西。他的英文好，文章能在《紐約客》刊出，很了不起。現在有不少中國人在《紐約客》上刊出文章，但除了哈金外，都不夠好。
閱讀經典無數，他想過創作嗎？他說，「創作我不行的，沒那麼有創意，畫蛇添足，沒意思嘛！我水準那麼高，經驗那麼不豐富，女朋友交得那麼少。寫小說是要懂男女關係的，否則寫起來會吃虧，莎士比亞就很懂得男女關係。」
影響最大的人
影響夏志清一生最大的人是夏濟安，「因為哥哥，我才會去北大，才會考取獎學金，到美國留學。」他在小說史中評論張愛玲的專章，也因夏濟安的譯介，在「文學雜誌」上發表，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台港文壇吹起張愛玲風，新生代作家爭相模仿，數十年不衰，形成了王德威所稱的「張派作家」廣大譜系。張愛玲作品後來更延燒大陸，使她成為兩岸共同的「張派祖師奶奶」。追本溯源，皆因夏志清當年的別具慧眼。
1965年夏濟安在美國驟逝後，夏志清出版了《夏濟安日記》一書，一時洛陽紙貴。後來他寫了〈亡兄濟安雜憶〉一文，描述兩人童年生活和求學過程，兄弟情深，躍然紙上。
夏氏兄弟勤於寫信，來往信札中談生活，學問，交遊，感情，順手寫來，洋洋灑灑，文人筆墨，饒富趣味，尤見真性情。夏志清還保存了張愛玲寫給夏濟安的信，白先勇、陳若曦、王文興當年創辦「現代文學」時，寫給老師夏濟安的信，都是珍貴的文學史料。夏志清正在整理註解，準備出版。
平生三大得意事
談起平生三大得意事，夏志清脫口而出：「發掘張愛玲和錢鍾書，找到王德威為接班人，還有我自己的成功。」說罷，拊掌大笑。他是張、錢、王三人的伯樂，他們對夏的感戴敬重，也傳為當代文人相重的佳話。
一、錢鍾書與夏志清
1943年秋，22歲的夏志清在上海宋淇家中初見錢鍾書、楊絳夫婦，他眼中的錢鍾書「風流倜儻，雄姿英發，好似周公瑾」，充滿孺慕之情。他早聽宋淇盛讚錢驚人的學問，立即趨前請益。第二次見面是36年後，錢鍾書1979年訪問哥大時。當時美、德、港、澳已有論文研究錢鍾書的小說，但錢遲至 1978年去義大利開會時方知是因為夏志清的小說史中有專章推介他。他在北大圖書館找到此書，閱後讚揚道：「文筆之雅，識力之定，迥異點鬼簿，戶口冊之倫，足以開拓心胸，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傳世。」
1979年錢鍾書在哥大的訪問，夏志清夾敘夾議，記下全部過程，包括正式演講，專題討論，二人在辦公室的談話內容。他對錢氏的英語造詣，中西學問的淵博，記憶力的驚人，推崇備至，並讚揚《談藝錄》為其最重要的學術著作，肯定他以30年心血完成的「管錐篇」，痛惜錢鍾書30年不能從事小說創作的境遇，對於他未完成的「百合心」小說稿之遺失，深感遺憾。
對於夏志清的知遇之恩，錢鍾書也湧泉以報。1983年夏志清有意回鄉探親，錢鍾書出面安排他到大陸學術機構交流，1979年錢鍾書訪哥大時，在繁忙行程中，特別留出一晚，單獨宴請夏志清晚餐，並專程至夏府拜訪。
二、張愛玲與夏志清
夏志清初見張愛玲，是在1944年上海滬江大學的同學會中，當時她應邀來演講。23歲的他對張愛玲的印象是「臉色紅潤，戴了副厚玻璃的眼鏡」，和照片上看到的不同。當時他只看過她的《天才夢》，真正有系統地閱讀張愛玲作品是50年代，宋淇寄來香港盜印的《傳奇》和《流言》。
他一讀之下，驚為天人。「我一開始就相信她會紅，她的metaphor（隱喻）太好了，像莎士比亞那樣俏皮，比我看過的很多女作家的小說要好得多。」他在小說史中闢專章，以42頁的篇幅，推崇張愛玲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秧歌》是不朽之作，《金鎖記》是「中國從古以來最傑出的中篇小說」。
第二次見到張愛玲是1964年亞洲學會在華府開會，由高克毅作東，請夏氏兄弟，吳魯芹與張愛玲餐敘，夏志清的印象是「她很害羞」。後來他介紹張愛玲到波士頓Radcliffe女子學院翻譯《海上花列傳》，她來紐約短期居住時，夏志清去看過她。最後一次見面是在巴斯頓亞洲學會年會，之後張愛玲離開美東，到加大柏克萊中國研究中心工作。
張愛玲曾試圖以英文創作《秧歌》、《赤地之戀》、《怨女》打入英美文壇，卻沒受到重視。夏志清說「《秧歌》很紅，文字乾淨，內容感人，《紐約時報》有書評，可是賣得不好。《赤地之戀》美國不讓它出版，結果在香港出版。她的《金鎖記》最好，和她家族有關，基本上是寫她所知道的中國。」
張愛玲性情內向，深居簡出，鮮與人來往，但她對夏志清十分敬重，每年都會寫二至三封信問候，談生活近況。1995年張愛玲在洛杉磯去世，夏志清寫「超人才華，絕世淒涼」一文悼念，不勝哀慟之情。目前他正在整理他們間的一百多封來往書信，準備出版。
三、王德威與夏志清
1986年在德國的一項學術會議中，夏志清初次讀到王德威的論文。王德威是威斯康辛大學東亞系劉紹銘教授的弟子，這篇論文討論的是現代小說的諷刺喜劇傳統，夏志清覺得非常精采。後來又看了幾篇王德威的論文，欣賞之餘，數次向哥大系主任安德勒力薦，說王德威是他最理想的接班人，更預言數年後，王會被各校爭聘，哈佛也會給他終身職，哥大到時悔之晚矣。安德勒細讀王德威的書稿後，與夏志清同心，聘請王德威到哥大任教。
夏志清盛讚王德威中英文俱佳，文章寫得好，看小說有與眾不同的見解，把大陸、台灣和香港的主要作家作品都仔細讀過，因此評論有力量有見地，是傑出的文學評論家。
1991年，夏志清自哥倫比亞大學退休，當時已至哥大任教的王德威，與夏門弟子狄華思根籌備了一場榮退慶祝會，邀請學術界人士和夏志清的弟子們參加。2005年10月王德威在哥大主辦「夏氏兄弟與中國文學」研討會，70多位學者與會，發表論文，舉行座談，肯定夏氏兄弟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貢獻。
在《重讀夏志清教授中國現代小說史》論文中，王德威詳析此書的內容、結構、影響、方法學，與當今文學批評理論參照比較，推崇此書「體制恢宏，見解獨到」，在出版40年後，學者治現代中國文學時，「很少人能另起爐灶，不參照，辯難和反思夏著的觀點。」
2006年經由王德威提名，夏志清以85歲高齡當選中研院院士，傳為文人相重的佳話。以前夏志清曾被提名兩次，在越洋電話中他問王德威：「這次沒問題了吧？」顯然很看重這項殊榮。王德威在第一時間打電話致賀，當時是紐約的凌晨三、四點，電話剛響，師母立刻接聽，話筒中傳來了陣陣笑聲，夏志清高興得說不出話來。
桃李滿天下
張愛玲研究成為顯學，皆因夏志清當年獨具的慧眼和膽識。已退休的哈佛大學知名漢學教授韓南（Patrick Hanan）說夏志清是「上世紀60年代以來最有影響力的中國小說評論家。」
劉紹銘說，夏志清最難得的是「為了堅持己見而甘冒不韙的勇氣。他的英文著作，大筆如椽，黑白分明，少見『無不是之處』這類含混過關的滑頭語。他拒絕見風轉舵，曲學阿世」，這是為什麼他兩本論中國新舊小說的著作成為經典的原因。
在美國一流學府執教數十年，作育英才無數，也是夏志清引以為傲的成就之一。他熱心提拔後進，常為學生，同事，朋友寫推薦信，幫忙他們得到獎學金，研究費，換到更理想的教職。
1991年5月4日在哥大舉辦的榮退慶祝會中，三類夏門桃李齊聚一堂，向夏志清致敬，包括夏濟安的學生白先勇、李歐梵、劉紹銘，他自己指導過的許多學生，和以師禮相待的私淑弟子們，大多數是自費遠道而來，帶給他「做人一世最大的快樂」。
後記
2009年10月7日世界副刊上刊出〈夏志清虎口蒙難記〉一文，詳述夏公從年初住院到8月5日痊癒出院的經過。作者趙俊邁為紐約華文作家協會會長，他前往夏府探望，夏公對他說：「我不怕死！因為我開朗、不吊兒郎當，絕不要說年紀老了就無所謂了！凡事還是要認真的。我六個月裡住了三家醫院，現在比以前還健康，照常看書、讀雜誌、講笑話，只是太久沒走動，散步有點困難，但我每天練身體。」 療養期間，開朗的他也曾有過低潮，一再跟夏師母交代張愛玲、夏濟安和喬志高寫給他的書信放在哪裡。這些都是他正在整理，準備出版，心中最記掛的重要文獻啊！
(時代周報) 誰憑著一本書捧紅了張愛玲和沈從文？ 2010.12.22
2010年10月23日，學界在美國紐約舉辦了夏志清九十華誕酒會。夏志清的好友、學生紛紛出席祝賀，馬英九致贈「績學雅範」的賀軸、「台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王汎森親手為夏志清佩上院士胸章。夏志清以85歲高齡當選2006年第26屆「台中央研究院」院士，被譽為遲到三十年的榮耀。
歐美漢學界第一人
為慶祝夏志清九十華誕，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主編的《中國現代小說的史與學》一書趕在此前出版，此書副題為「向夏志清先生致敬」，由台北聯經出版公司出版。全書撰寫者匯聚了劉紹銘、李歐梵、莊信正等名家，其中有夏志清先生的門生友人、再傳或私淑弟子，也有夏濟安先生的學生和故舊，還有與夏先生時相往來的大陸、台灣、香港等地傑出學者。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半數以上的學者都畢業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哥大是夏志清曾經任教三十年的名校，也是夏志清的學術發揚光大的重鎮。
王德威被視為夏志清的接班人，他認為：「歐美漢學界裡，以涉獵之廣博，影響之深遠，而又在批評方法上能自成一家之言者，夏志清先生可謂是第一人。《中國現代小說史》自初版迄今已經五十年。半個世紀以來，現代中國文學研究因為夏先生和其他前輩的開拓之功，已經成為顯學。不僅學者學生對晚清、五四以降的各項課題趨之若鶩，研究的方法也是五花八門。儘管論者對夏先生的專書根據不同理論、政治、甚至性別、區域立場，時有辯詰的聲音。但迄今為止，仍然沒有另外一部小說史出現相與抗衡，則是不爭之實。」
劉再復作為夏志清的老朋友，專門寫信熱情讚頌夏氏兄弟為文學研究界的「兄弟雙子星座」。劉再復的女兒劉劍梅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導師是王德威，可謂夏志清的再傳弟子。劉再復說：「我喜歡夏志清先生的性格，他是很率直的人。夏先生最大的功勞是讓歷史活埋的幾個作家重見天光，特別是張愛玲。但是不能說張愛玲什麼都好，我認為她是一個夭折的天才。她在早年寫的《金鎖記》和《傾城之戀》是天才之作。」
夏志清1921年生於上海浦東。父親讀的是吳淞商船學校，卻一生從商。夏志清1942年自滬江大學英文系畢業時，自稱「當代中國小說，簡直不看，一直在研讀西洋文學」。夏志清的長兄夏濟安也是著名學者，去世時四十九歲。
1946年9月，夏志清隨長兄夏濟安至北京大學擔任助教，寫了一篇研究英國詩人布萊克（WilliamBlake）的論文，脫穎而出，取得留美獎學金。當時胡適從美國返回北大任校長，夏志清恰因留學之事有了和胡適面談的機會。關於那次面談的印象，夏志清說：「胡適看不起教會學校，一聽我是滬江大學的畢業生，就大失所望。他對英美文壇的行情不熟悉，他說美國大學英文系的正派教授最討厭艾略特（T.S.Eliot）、龐德（EzraPound），這是二十年前的老話，早已站不住了。那時候艾略特已經公認是英美的首席詩人、批評家。」但夏志清晚年自認對胡適越來越佩服。
對《阿Q正傳》的評價
夏志清1948年考取北大文科留美獎學金赴美深造，1952年獲耶魯大學英文系博士學位。當年夏志清隻身從中國赴美國留學，要乘車往耶魯大學所在的紐黑文（NewHaven）時，著名學者蘭蓀教授親自開車送他到火車站。夏志清後來說：「我乘船來美，帶了一鐵皮箱書。抵達舊金山後，又買了一架打字機，沒有人接送，簡直難以行動。留居美國已五十三年，還沒有第二個長者詩人學問家為我這樣服務過，至今每想到蘭蓀，還是不知如何報答他。」
1952年，夏志清取得耶魯大學博士學位後，獲得洛氏基金會三年贊助，從此「過了三年無拘無束、讀書寫作的生活」。1961年，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由耶魯大學出版。
對於《中國現代小說史》一書，夏志清說：「我開始是研究西洋文學的，從做學問開始，當年真是沒有時間去研讀中國文學的。我是拿到博士後，才去仔細審讀中國現代文學，就不容易像當年中學生一樣被感動而叫好了。我原先是要寫一部現代文學史的，發現早期白話新詩寫得這樣壞，簡直無法作評，倒是小說比較耐看，就認真去寫一部小說史吧。」
當年耶魯大學所藏中國現代小說很少，哥倫比亞大學因為開發得早，這類藏書比耶魯大學多，夏志清便每個月到哥倫比亞大學一次。夏志清不怕書看不完，對名家的作品，一本一本仔細看下去，當發現一個新作家時，極為開心。他認為：「中國文學史最不好就是抄人家的，人家這樣講，你也這樣講。我是不跟人家走的，自己有自己的看法。而且我西洋文學的根底好，看的書也多，寫出來的評論，較有份量。《中國現代小說史》有個好處，每一個人都不一樣，是有個人觀點的第一本。」
《中國現代小說史》對魯迅、茅盾、老捨、沈從文、張天翼、巴金、吳組緗、張愛玲、錢鍾書、師陀等作家有專章論述，成一家之言。夏志清到晚年見解依然清晰，對一些名家的看法獨出心裁，他說：「我批評魯迅的話，別人不懂的，魯迅的小說不錯，《阿Q正傳》不太好，滑稽太多了。」「老捨的《四世同堂》抗戰以後為評者大捧，惟我獨表異議。」「茅盾開頭很好，我很歡喜他。後來就不大好，一個人根據一條路線寫小說，這就不行，我一看就看出來。中國人每一個人都是不一樣，不能因為小資產階級就要罵一通，這是不通的。」
在寫《中國現代小說史》時，夏志清在圖書館沒有看到蕭紅的書，故沒有為蕭紅寫專論。後來他看了蕭紅的書後，「發現蕭紅好得一塌糊塗！蕭紅真是偉大，茅盾曾為《呼蘭河傳》寫序，其實茅盾哪裡能寫出像《呼蘭河傳》這樣讀後回味無窮的作品。」日後夏志清想補這個遺憾，碰巧那時葛浩文正在寫蕭紅的博士論文，夏志清覺得假如自己先有文章刊出，葛浩文的博士論文就更難寫了。因此，夏志清改評端木蕻良，讓葛浩文有充分的時間把論文寫完。
唯一沒捧紅的是張天翼
《中國現代小說史》成為經典，夏志清頗為得意的是捧了四個人：張愛玲、沈從文、錢鍾書、張天翼。在他之前，一般現代文學史對這四個人重視不夠。
張愛玲讀者萬千，要感謝夏志清的發掘之功，《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說：「張愛玲該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後來夏志清指出：「張愛玲從上海到香港，再到美國，要寫的東西實在是寫不完的呀。可惜她雖長期住在美國，她想寫的資料，還停留在當年上海那段歲月，所以很吃了些虧。」
《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認為「《圍城》比任何中國古典諷刺小說優秀」。1976年1月3日，夏志清寫了一篇《追念錢鍾書先生》，事緣宋淇寫信告訴他「錢鍾書先生去世了」。後來知道是誤會，夏志清和錢鍾書在哥倫比亞大學見面後，便寫了《重會錢鍾書紀實》。等到錢鍾書逝世，夏志清又寫了《錢氏未完稿〈百合心〉遺落何方？》悼念他。夏志清說：「錢鍾書對我很好，很感激我，他是在意大利看見我那本《中國現代小說史》的，一看到，就大為感動。本來內行都知道他才高博學，可是在1940年代末期，上面有意要打擊他，他的小說就沒人看了。後來大捧他是我的書發行以後。錢鍾書就是寫信太捧人了，客氣得一塌糊塗。錢鍾書待人過分客氣，但對我真是當知心朋友看待的。」錢鍾書給夏志清的信中稱道：「文筆之雅，識力之定，迥異點鬼簿、戶口冊之倫，足以開拓心胸，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傳世。」
《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大讚張天翼的才華，但是張愛玲、沈從文、錢鍾書都紅了，唯獨張天翼未紅。夏志清指出：「張天翼腦子裡資料豐富，諷刺天才！沈從文和張天翼兩個人才太高了。可張天翼就是不紅。真奇怪，多少人捧沈從文。張天翼一個都沒有，左派朋友一個都沒有為他講話，沒有人響應的。很可能，他奉命改寫兒童文學，對整個文壇就沒有影響力了。」
夏志清1962年應聘為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文系副教授，1969年升任為正教授，1991年榮休後為該校中國文學名譽教授。他揚名海內外的兩部英文專著是《中國現代小說史》（1961年初版，1971年增訂）和《中國古典小說》（1968年），後來又出版新著《夏志清論中國文學》（C.T.HsiaonChineseLiterature，哥大出版社，2004年）。夏志清說：「我改治中國文學之後，並未忘本，西洋文學仍是我治學關注的一部分。當今有特別好的歐美文學作品、文學批評著作，我是盡可能要去閱讀的。我仍在繼續研究中國古今小說，我的新著《夏志清論中國文學》寫了不少篇明清小說的論文，不僅是《中國古典小說》裡那六大名著。我評論《鏡花緣》、《老殘遊記》、《玉梨魂》等近代小說的文章，皆見《夏志清論中國文學》。我的研究主題早已不是張愛玲、沈從文這些現代作家了。我要研究三本英文專著裡尚未討論到的中國古代、近代、現代的小說名著。」
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翻譯成中文，不得不提到主持者劉紹銘之功。對這位比自己低半輩的老朋友，夏志清說：「劉紹銘可靠，編了好多中國文學讀本，他對我很好。」而在夏志清九十華誕之際，劉紹銘也專門寫文章祝賀：「夏公在《小說史》以最大的篇幅給張愛玲定位，推許她為『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不但是離經叛道，更是駭人聽聞。其實夏先生看魯迅、張愛玲，用的是類同的標準，著眼的是作品的文學本質，the intrinsic literary value。錢鍾書、沈從文、張天翼、吳組緗，這幾位在大陸主流評論中頗受冷落的小說家，因受到夏公的品題，贏得『後八股』時代的讀者對他們另眼相看。」
(蘋果日報) 堅持真我:夏志清 2011.01.16
親友早前為夏志清預祝 90歲大壽，台灣總統派人送上賀軸。右為夏妻王洞。深居紐約曼哈頓多年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家夏志清，下月便滿 90歲。滿清皇朝都被推翻一百年了，新文化運動以後成長的著名學者，在一陣風就可以熄滅的人生光景裏，依然堅持最耀眼的文學原則：小說家要獨立、說真感受。 記者：冼麗婷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講座教授王德威指出，夏志清著述的《中國現代小說史》（ 1961年），至今仍被奉為經典，他是英語世界中創立中國現代文學研立方法和理論的第一人，此前，沒有西方學者很認真的看待中國現代文學。
夏志清曾任教約 30年的哥倫比亞大學，也是胡適念哲學的地方， 1917年胡適在哥大當研究生時，於《新青年》雜誌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一文，倡議用白話文寫作。而祖籍江蘇的夏志清， 1921年上海出生，後來到台灣工作，並在美國耶魯大學取得英國文學博士學位， 1961年發表了具影響力的英語學術著作《中國現代小說史》（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上世紀劃時代的文學巨匠早已一一辭世，活到 21世紀，老文學批評家前年 2月 5日肺炎入院，醫生御准一杯乳酪，他嗆進肺裏，停止呼吸，經搶救後要用呼吸機及插胃喉進食維生。外人看他不行了，他卻輕柔地以樂觀幽默跟死神無聲對弈。後來他又在喉嚨裏開了個洞插管，老人家耐不住了，對妻子王洞說：「太痛苦啊，這一關我是過不了。」他鄭重交代身後事，都與錢財無關，第一件事關於已故兄長夏濟安，第二件事關於張愛玲，第三件事關於著名繙譯家高克毅，說的都是三人信件的收藏處。足足半年，近 90歲人在死亡線前掙扎，最終奇蹟痊癒，去年 8月 5日回到哥大教授宿舍寓所休養。
近日他接受本報長途電話訪問，精神很不錯，「我現在身體很好」。挨着死亡線走過，一條老命與大半生文學史觀點與原則，他通通不放棄。半世紀前所寫所說的文學批評，絕無一筆勾消。「我老了，不可能變回 25歲，人會變，就如女人的頭髮經常變，所以頭髮裏頭是沒有真理的。文學隨時間變，道德會變，世界會變，當評論家們都認同某一種改變，新時代就要降臨。但我是成功地不會變的人，我依然相信自己多年前所寫的東西」。
大病一場奇蹟康復，夏志清在其 90大壽酒宴會上笑容滿面，精神煥發。文學與政治分不開，夏志清相信一個簡單的原則：小說家要真，寫自己想寫的東西。 50年前夏志清高捧錢鍾書及張愛玲，「張愛玲與錢鍾書我都愛看，張愛玲是很真的，錢鍾書也講自己的看法。作家要忠於自己而不是政府或任何人。對於我來說，忠於自己是寶貴的，跟從既定路向就會失去價值」。他喜歡魯迅早期的作品，後來覺得魯迅不真，「因為他跟着大家走，左派攻擊他，他怕了，改了，毛澤東也把他捧得很高，後期作品就不好了」。
小說史家以往被評為反共，他不諱言不喜歡左派作家的作品，「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共產黨，寫的東西就要真，但很多左派作家都是跟口號，跟隨群眾，寫的東西都一樣」。他把張愛玲的《金鎖記》及錢鍾書的《圍城》評為中國近代最偉大的中篇與長篇小說之一，提升了兩人正統文學地位。但張愛玲的《秧歌》被評為反共、毒草，她也為美國新聞處工作；錢鍾書則替毛澤東繙譯《毛選》，小說家真可以非政治化、不當政治工具嗎？「沒有一個人是非政治的，張愛玲是按自己的想法寫小說，《秧歌》寫簡單的一家人，寫鄉下人就是鄉下人的說話與想法；錢鍾書繙譯《毛選》不同寫小說，那是一個任務。我也可以繙譯，但當我寫中國問題，就按自己意思寫」。
夏志清說多年以來，共產黨恨他，他也恨共產黨恨得要死，除了 1983年應錢鍾書邀請回北京、上海一趟，實在不能在中國留多過三個月。如今中國緊隨美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國情改變，他會不會有新看法？「我個人是不變的。」他說知道中國比以往好多了，感覺上，作家與學生說話能相對地自由，但像劉曉波，仍然被抓起來，「他想做死士，想政府軟化讓他說真話，共產黨就是怕他講真話，動搖政權，所以剝奪他的政治權」。
離開中國多年，甘願長作紐約人，夏志清今年 2月足 90歲了。去年大病初癒，體重下降至 109磅，出入要坐輪椅由夏太太推行。近日他體重增至 130多磅，陪伴他 40年的妻子只管吃力推，有時推不動，夏志清就自己走幾步。老教授現時沒有看完一本書的精力，但頭腦清晰。訪問尾聲，他耐不住幽默好玩的性格說：「要寫張愛玲，我會是重要配角，因為我當年敏銳察覺她的才華，現在很多人都喜歡她。」
夏志清簡歷
重要著作包括《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古典小說史論》、《文學的前途》、《人的文學》、《新文學的傳統》及《歲除的哀傷》。
1921年 上海出生
1942年 上海滬江大學英文系畢業
1945年 到台灣當公務員
1952年 取得美國耶魯大學英文系博士學位
1962年 任哥倫比亞大學東方語言文化系中文副教授
1969年 任哥倫比亞大學東方語言文化系中文教授
1991年 退休，為哥倫比亞大學中文名譽教授
2006年 當選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現時 居於紐約曼哈頓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宿舍
(蘋果日報 ) 中國矛盾的感時憂國意識 2011.01.16
夏志清與女兒 Joyce（右）及 Natalie（左）。文學與政治及國情不能分開，夏志清當年所寫的「 Obsession With China： The Moral Burden of Modern Chinese」（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提及現代中國文學隱含對民主和科學的嚮往，但面對上世紀初中國勢弱，外憂內患，政府無能，中國作家眼光從不踰越中國範疇，是出於狹窄的愛國主義。
夏志清去年病癒不久，哈佛大學東亞系講座教授王德威親往拜訪。現在中國崛起，夏志清好友、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講座教授王德威認為這種感時憂國的意識，只殘留在對自己沒有信心的政府裏，很多中國作家早已超越這種局限心態。
王德威說張愛玲、錢鍾書、沈從文及張天翼是當時少數能超越這種局限的作家，「魯迅則是個反面教材」。時至今日，中國作家大都具世界觀，「不會只以中國為唯一焦慮對象、關注對象、厭惡對象，但是中國政治機器本身是很沒有自信心的」。他說中國目前的國力是 100年來最好的，但中國的感時憂國情意結卻複雜矛盾，「這是我的困惑，我覺得中國人很奇怪，一方面看去很有信心的樣子，一方很沒信心，不是麼？高行健、劉曉波得諾貝爾獎有甚麼好怕？我覺得這是個問題，但我不願意給答案。中國已經夠強大，為甚麼還是好像畏首畏尾？動不動怕西方帝國主義對我們的民族主義有甚麼影響」。他提醒，民族主義也可變成一種政治工具。
(南方人物周刊) 夏志清：90岁的顽童 2011.03.21
在现代文学史研究中，他最早发现了张爱玲的价值，他贬低老舍《四世同堂》，他认为鲁迅被拔高，钱锺书的《围城》无出其右。有“快人”之称的夏志清在学术上也爱憎分明，但无人否认他《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厚重价值
本刊记者 卫毅 发自纽约 图 卫毅
去年冬日的一个上午，火车行驶在纽黑文通往纽约的铁道上，窗外掠过树林、雪地、房屋和停靠在港湾里的船只。
纽黑文-纽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大约60年前，1950年代初，三十出头的夏志清在这条路线上往返奔波。那时他正在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这部日后让他声誉鹊起的学术著作，苦于耶鲁大学中文书籍匮乏，于是他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中日文系（现在的东亚语文系）图书馆的常客。他通常是上午从耶鲁出发，下午在哥大饱览群书，然后再借上一箱子资料，返回纽黑文。
离耶鲁并不遥远的哈佛大学当年的中文藏书虽然并不丰富，但也有一些哥大所没有的书籍。夏志清没去哈佛借过书，除了生性不爱动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缺钱。他曾为此而遗憾，作为文学史的研究者，占有的资料再多都不为过。
“朝鲜战争开始，我就得省下钱来寄给上海家里。从1951年7月开始，月寄100美金，一年1200元。所以那3年，每年自用2800美元，够维持生活，谈不上有什么研究经费。”当时已经从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毕业的夏志清仍然住学生宿舍，吃食堂。
夏志清如今住在纽约113街的一幢公寓，紧邻晨边高地上的哥伦比亚大学，通往他家楼层的电梯有着木质外壳，楼龄超过百年。
在夏志清家里，有墙壁处皆是书。他自己的著作都集中在一个书架上。我从大陆带来的几本署名“夏志清”的简体字书，却不在此列。
“大陆出版他的书，几乎从来不给稿费，很多时候连书都不寄过来，真是很过分。”夏志清的太太王洞女士翻着我带来的书说道。
夏志清则拿着我带去的“桂系军阀”做封面的《南方人物周刊》说：“这是白崇禧年轻的时候，我跟他儿子白先勇很熟。”白先勇是夏志清的哥哥夏济安在台湾大学外文系教过的学生。白先勇认为夏济安对那一届台大外文系学生有过非常好的指导。那批学生中，日后成名的除了白先勇，还有李欧梵、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等人。对于夏济安和夏志清，刘再复的评价是：中国文学研究界的兄弟双子星座。
上海来的年轻人
夏志清在2011年阴历正月十一度过了自己 90岁生日，为了避开美国东北部多雪的冬天，生日的聚会提前到2010年秋天。1921年，夏志清出生在上海浦东。浦东当时只是落后的郊区，黄浦江对岸才是繁华的十里洋场。夏志清的家境并不好。“年轻时的夏志清多少有一些自卑感，这对他之后的人生会有影响。” 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说。
客厅里挂着马英九送来的一幅生日贺匾： 绩学雅范。“这个出典我不晓得。”夏志清指着这幅字说，“这些字都有出典的，他们不敢乱写，中国人胆子小，你自己发明一个什么‘伟大的……’，大家会笑的，所以中国人总是要用古人的话。”
这幅字上还写着：“志清院士九秩嵩庆”。夏志清在2006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为当选院士中最年长者。
胡适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可能没料到，自己不太器重的夏志清几十年后会当选院士。1946年，从沪江大学毕业的夏志清到北大外文系做助教时，时任北大校长胡适“听说我是沪江大学毕业生，脸就一沉，透露很大的失望。我那时还不知道胡校长偏见如此之深，好像全国最优秀的学生，都该进北大、清华、南开才是正路。”
1947年，纽约华侨富商李国钦决定给北大的年轻教员3个留美奖学金的名额，文、法、理各一名。刚到北大工作不到一年的夏志清过关斩将，得到文科惟一的名额。发榜后，十几位教员一起到校长胡适那里表示抗议：夏志清是什么人啊，怎么能让他把这个名额占去。胡适虽然不喜欢夏志清，但非常尊重评选委员会的决定，夏志清获得了赴美留学的机会。
1947年对夏志清来说，是特别的一年。这一年，他最喜欢的德裔美国电影导演刘别谦（Ernst Lubitsch）在洛杉矶突发心脏病去世。“我对刘别谦的导演手法特别佩服，他的好多电影我都看过3遍。”他认为作为电影导演的刘别谦相当于诗人中的蒲伯、剧作家中的莫里哀。
夏志清是个超级影迷，他在上海的时候，曾经在《新闻报》上发表《好莱坞大导演阵容》。“那个时候，我对电影的研究比文学更好。我大学还没毕业，电影全都懂了”，“刘别谦的电影好得一塌糊涂”，“现在的电影是退步得一塌糊涂”。他所喜欢的大抵是1960年代以前的电影，书房里，挂着伊丽莎白·泰勒和玛丽莲·梦露的照片。
1947年，还发生了一件影响夏志清学术生涯的事，那就是，钱锺书在这一年出版了小说《围城》。多年以后，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写道：“《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
从西到中
夏志清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说话，正如他的朋友所言，他的语速飞快且毫无束缚，对情绪的表达总是淋漓尽致。“XXX是好人。”“XXX是坏人。”这些极端的话语还带着浓重的上海口音。
夏志清喜欢说别人笨，说自己聪明，如果别人这样说，容易让人产生反感，但在他的语境里，倒显出几分可爱来。“到我这里时，在耶鲁拿到英文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只有3个。”夏志清说。耶鲁大学英文系的博士是全美国要求最严的英文博士学位。博士生要想拿到学位，至少需要通过法、德、拉丁3门语言的考试。夏志清之前，华人当中只有柳无忌、陈嘉两位拿到过耶鲁大学英文系的博士，那已经是1930年代的事情了。
1951年，作为耶鲁大学英文系优等生的夏志清，进入博士生研读的最后一年，开始为自己的前途发起愁来。他希望在美国谋得一份工作。这在当时对一位东方人来说，并非易事。
此时，同住一幢宿舍楼的政治系同学告诉他，耶鲁大学政治系的饶大卫（David N.Rowe）教授从政府那里获得了一笔研究基金，正在找人帮他做事。当时正值朝鲜战争，美国需要了解中国。饶大卫主持的工作是编写一部《中国：地区导览》（China:An Arca Manual），供美国军官做参考之用。
夏志清既了解中国又精通英文，他找到饶大卫，顺利加入了这个编写团队，年薪是4000美元。夏志清是这个团队的主力，他一个人就撰写了《文学》、《思想》、《中共大众传播》三大章，还有《礼节》、《幽默》两小章，《家喻户晓的人物小传》一章，也参与了《中共人物》章、《地理》章的编写。
《中国：地区导览》试印本编写出来后，先由美国军政官员审阅。这本册子最终未被正式采用，只印了350册。
在纽约的这个早上，夏志清扒开一叠叠资料，从家中靠近窗户的书架上找出一册《中国：地区导览》。王洞女士为夏志清能找出这本册子而大为惊讶。“你是第一个看这本册子的记者，我都没看过。”王洞女士说。
1950年代，《时代》周刊做过一期以毛泽东为封面人物的中国报道。夏志清在看这期《时代》周刊时，发现里面的许多内容都是根据他在《中国：地区导览》里的文字来写，有的地方甚至一个字都没改。“生平看《时代》周刊，从来没有这样得意过。”
在编写这套书的过程中，原本一心研读英美文学的夏志清对自己的祖国有了更多的了解。特别是在编写《文学》这一章的时候，夏志清翻看了大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突然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史竟没有一部像样的书”，“我当时觉得非常诧异。”
1952年春，虽然饶大卫将夏志清的年薪加至4800，但他已对继续编写册子失去了兴趣。夏志清有了新的计划：撰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他将计划书寄给洛克菲勒基金会，最后获得两年的研究补助金，每年4000美元。
此后，夏志清辗转美国各地授课为生，工作十分繁忙，《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撰写也是断断续续。直到1961年3月，《中国现代小说史》才得以出版。
1961年4月13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刊登了芝加哥大学中国文学教授大卫·洛埃（David Roy）写的长篇评论。他认为《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出版是一件大事，它不仅是专论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本严肃英文著述，“更令人稀罕的是，现有各国文字书写的此类研究中，也推此书为最佳”。
1961年，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授王际真正在耶鲁大学短期授课，他已经临近退休，想寻找合适的人选接替他的位置。在饶大卫的推荐下，王际真看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激赏不已。他写信给这个年轻的后辈，表达了自己对这本书的喜爱，在信中赞扬40岁的夏志清的英文造诣高过了所有留美的华籍教授，“简直可同罗素、狄金森两位大师媲美”。
王际真的赏识让夏志清在1962年获聘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副教授。1968年，他出版了《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再次引起学界震动，这两本书奠定了夏志清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殿堂级的地位。
谈到《中国现代小说史》时，夏志清说：“我的看法没有改变。”他一再指出，他并不是以左或右来挑选作家进入他的小说史。“我不是恨左派，东西的好坏也不是用左派或右派来判断，你是个高级的人我就佩服嘛。中国的作家中好的我就喜欢，我推崇张天翼，他就是左派嘛。”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张天翼被前所未有地放到了重要的位置上。特别是张爱玲，夏志清对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最早做出了高度评价，“《金锁记》长达50页，据我看来，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这样的话从来没人说过，这在当时需要锐利的眼光。“我一看她（张爱玲）的东西就觉得她厉害，我是自己看她的书看出来的，我没有什么老师指导的。我把很多大作家打了下来，比如老舍的《四世同堂》，大家捧得一塌糊涂，我在书里讲他不行。”
这些文字对于抱持左翼文学史观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是巨大的刺激，引起的争论可想而知。最有名的是夏志清和捷克左翼汉学家普实克在1962年的争论。直到今天，《中国现代小说史》仍然是左翼批评者攻击的重要靶子。
“如果从人文主义的关怀出发，里面有很多东西，无论你持什么样的政治立场，都会同意。说夏志清是右派没有问题，但是大家要知道，右派有很多种啊，有可爱的右派，有不可爱的右派，有疯狂的右派，有不疯狂的右派。夏先生可以说是超左的右派，他是右派里的左派，右派看了他也不痛快的。”这是王德威教授的说法。
“国民党也不喜欢他。台湾有很多奖，他一个奖也没有拿到，他在那边没有朋友嘛，他也不说国民党爱听的话。”王洞女士说。
左派对于夏志清的批评，更为极端的说法是：夏志清是美国政府请来的“打手”。
“夏志清写的东西是有意识形态在里面，但没有人逼着他这么讲，他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批评者。左派的批评者高估了夏志清和美国政府的关系，你能相信美国政府会用夏志清这样个性的人来做‘打手’吗？太不能相信了，他讲话讲三句之后就不靠谱了，完全是一个疯狂的老顽童嘛。”王德威笑着说。
好玩的人
关于学术上的争论，有时也发生在夏志清和他要好的朋友身上。在张爱玲和鲁迅谁更伟大这个问题上，夏志清和刘再复持有不同的意见。夏志清也曾在会场上为此而生气，不过，就如同他老顽童的性格，他用开玩笑的方式与刘再复言好。
直到今天，夏志清还是不喜欢鲁迅。“鲁迅学问不灵，不如他弟弟，周作人比他好多了。鲁迅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被人家捧得太高。鲁迅有一点最不好，他不喜欢自己的原配，但又不让她离开，又不跟她生孩子，这对女性很残忍啊，这是什么意思！”夏志清说到这的时候，嗓门很大，就好像刚从报纸上看到这么一则新闻时的反应。“对鲁迅，你要讲一讲这件事情，你就说是我讲的。”说完，他又用英文加了一句：It's very cruel.
他还是喜欢张爱玲。对1960年代之后的电影已经没有太多兴趣的夏志清，2007年又去看了一场电影--根据张爱玲同名小说改编的《色·戒》。《色·戒》上映之前，李安的团队想听听文学专家的意见，找到王德威。王德威说，我给你们推荐一位张爱玲专家。他推荐的是夏志清。
“李安当时感到不安的地方是，电影里的上海有没有拍得很像？对于张爱玲小说里性和暴力的理解是不是到位？我特别约了夏先生去看。他觉得很好啊，右派通常是保守派，但是他完全可以接受。在看电影的时候，在不可怕的地方，他‘哎呀’一声，把我们全场的气氛都打坏了。在最露骨的性描写部分，他突然跑去跟夏师母说，这个好像是真的。他太好玩了。”
说到政治，夏志清不喜欢毛泽东，但他承认毛泽东打仗很厉害。“老毛很厉害，我是不厉害，我连太太都打不过。”
说到宗教信仰，他甚至调侃起教皇。 “教皇懂这么多种语言，他学问比我好，但他信不信上帝，我就不晓得了，他这么聪明的人，会信上帝吗？”
“您怎么看生死的问题？”
“没法子看。靠着我的书，我还可以多活几年。人是没有梦的，死掉了就死掉了。我哥哥死了多少年了，他从来没有给过我一个梦。我从来没有梦到过我哥哥，没有梦到过我爸爸妈妈。我没有什么宗教信仰，什么都不信最好，没有寄托。”
90岁的夏志清来美国已经六十多年了，在纽约住了50年。他喜欢纽约生活的快捷方便，比如公共交通。所以，夏志清至今还未学会开车，连脚踏车都不会。到这个时候，一直说自己聪明的夏志清才会说一句 “我很笨”。他会感叹现在没有多少年轻人愿意沉下心来多研究几国文学。“现在的人都去弄computer（电脑）去了。”
当全世界都在谈论电影《社交网络》时，当年轻人都在羡慕扎克伯格时，夏志清仍在为不能重看刘别谦的电影《驸马艳史》而感到遗憾。
“节奏太快了，我们这些老派人士已经跟不上了。”
(东方早报) 文脉的赓续与呼应 余夏云 2011.03.31
英语世界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起步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今天，一个甲子的时间流逝，筚路蓝缕的工程，经由几代人胼手胝足的“劳作”，无论在思路、方法、取材、定位上，都已俨然小具规模。影响所及，更是成为时人热捧的“主义”和典范。六十年的时间，著述量产，名家辈出，其间变化不可谓不大。可真正说到开风气之先，且是众望所归者，恐怕无论如何都绕不开人称夏公的夏志清先生和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夏先生1921年出生，原籍苏州，生于上海。早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后渡海赴美，在新批评的重镇耶鲁大学取得英国文学的博士学位。五十年代以来，凭借一人之才胆识力完成大作《中国现代小说史》。该书自1961年出版以来，屡经再版、修订、翻译，泽被既广，反响也大，是学术史上不可移易的经典。王德威说：“任何有志现代中国文学文化研究的学者及学生，（此书）都是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少有人能在另起炉灶前，不参照、辩难，或反思夏著的观点。”
2010年恰好是夏先生九十大寿，门生友人不仅在纽约为其举办“夏志清九十华诞酒会”，而且专门奉上了由台北联经刊行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史与学》一书，向这位中国文学评论巨擘致敬。该书囊集名家凡二十七位，均系夏志清及其胞兄夏济安教授的学生、友人、私淑弟子或再传门人。他们中的多数都与夏志清执教二十九年之久的哥伦比亚大学存有学术因缘，不是曾求学于斯，就是曾执教于此，以亲历者的身份写来夏志清的启蒙与启悟，在在见证一脉学术传统的薪火相延。
这些文章或就事论事，评说夏氏兄弟的才华、贡献，乃至立场、风骨；也或对其人其作有所发挥、对话，做学术上的研讨和学理上的拓展。前者重在追忆、定位，有历史的形象和氛围，后者则更关切文学研究的旧貌新颜，激出的乃是文脉的赓续与呼应。王德威就此将全书分为两辑，一辑“史”，一辑“学”，借由两者之间不断的回旋衍生、辩证协商，写来一种与他当年论说张爱玲与“张派”传人相似的“再生缘”，点明夏公的学问，评断乃如“落地的麦子不死”。
第一辑的六篇文字，专写夏氏兄弟的接受史和影响史。对夏济安，李欧梵、庄信正都是登堂入室的弟子，曾亲领教会。李欧梵自白受惠于《黑暗的闸门》一书多矣，从随堂的作业，到后来蜚声成名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以及《铁屋中的呐喊》，均无例外。不过，夏氏的功绩似乎远不止如此。他有关“百花齐放”、“大跃进”时期的政治术语研究，虽然才华堪比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但时至今日，却乏人问津，端的令人痛惜。而其当年在台大创办的《文学杂志》，更是流风余韵，述之不尽，梅家玲称其开启了一代文学之面貌。
至于夏志清，尽管其“真诚与实在”（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学识与涵养往往令后学晚辈心生“感念和颤栗” （love and trembling），不过其所论所述，最终还是要“历史性”地看待。王德威以“理解之同情”，还《中国现代小说史》以“里程碑”之作的客观评价。不过，以此法来检验小说史写作本身，可能我们又不难发现，夏公对“五四”一段史实的评价太过苛严，少有历史的同情和理解，所以招来“以政治立场取舍文本”的非议，也是情理中的事了。有鉴于此，陈平原提醒说，我们总要放大眼光，不仅要纵观，也要横看各中国学家的小说史研究，倡议海内外研究当 “彼此沟通思路”，走向成熟。
第二辑对夏氏的观点、内容及评断，或作补充，或作对话，或作发挥，或作疑问，各有精彩之处。其中，最为评者津津乐道者莫过于“感时忧国”的执念。该观点直陈中国现代作家政治负累过重，只专一国之事物，而无法将之放于四海。韩嵩文（Michael Hill）、白睿文（Michael Berry）、吴文思（John B. Weinstein）三位再接再厉，分别写来“感时忧国”的前史、后话和另类情势。此举不仅拓宽了“忧国”之思的论面，搬出了性别、时间的维度，更是反转了爱国之情必托于血泪的定见，从喜剧之中源源引来笑声的价值。但是，究其极，似乎也未能真正触及问题的实质，即此种“爱国”症候，果然成立？其后果竟只是一种文学写作上的限制？回归动荡的时代当场，应该肯定这种对民族国家的迷恋，不惟是寓言式的操作或曰情感上的限制，而应有其深厚的伦理维度和现实意义，是普世皆然的。退一步讲，是否专于国事，就注定要遗忘世界？对中国“天下”观念胥有心得的研究者，可能要扬言，这实在是谬见。近代中国岂是在将“天下”缩变为“国家”，明明是使“天下”平稳地向“世界”过渡。
在夏志清的观念中，“情迷家国”实乃中国抒情传统的末焉下流。在情的传承上，谴责小说和“五四”新文学，反不如哀哀怨怨的俗文学，尤其是鸳鸯蝴蝶文学，来得有作为。他曾写《徐枕亚的〈玉梨魂〉》一文标明心意。徐钢在彻读之后，也深以为然，指出该作在语言和心理分析上的特色，使其足堪现代，且弗失传统。就着一个“情”字，论者当然还可以有更大的发挥。比如，宋伟杰就此深挖俗文学的价值，在张恨水的小说或曰罗曼史中探勘中国心灵；刘剑梅、罗福林（Charles A. Laughlin）两位，则从白薇、蒋光慈、茅盾作品之中辨析政治与情感的无尽纠缠与回旋。然而，在此之外，我也要提醒，周蕾当年尖锐的批评仍言犹在耳。对通俗文学，作“社会学”式的解读，实在是贻误了其丰富的内蕴；而像夏志清一样做“文学式的阐读”，其所要挽回的并不是那部受到欢迎的作品本身，而是与此关联的文学传统。因执著于传统的完备和接续，而非其突破与转折，所以夏志清对现代文学时有恶评。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一大贡献，当然在于它力排众议、洞若观火的人物发掘。当年经夏志清提拔的几位都已俨然气候小成：张爱玲成了“祖师奶奶”，沈从文、钱锺书日渐抢眼，张天翼也似乎指日可待。本书中，除张天翼外，上述三位都有专论。刘绍铭考察张爱玲的中英互译；雷勤风（Christopher G. Rea）关注钱锺书的早期创作；王晓珏则倾心沈从文的后期转折，这些方面都是历来评者不为所重的方面，三文的意义当然就此昭明。不过，这也就同时泄露了夏著在写作模式上的缺弊，即其人物考察总是阶段性的，可其结论却常常指向作家的一生。例如，他对鲁迅的低评，主要是基于对其1917到1928年间创作的分析。在夏看来，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太受时代的摆布，然而事实上，这种批判随时变迁，却能每有新意。从三十年代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到后来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在在显示省思国民性，有其深意存焉。舒允中在书中所提出的异议，正可以从此角度来领会。
行文至此，我们也自不能忘怀，《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一大特色，是其对人物的弹赞每有世界的参照系统。一方面，这显示了夏深厚的文学功力，也说明现代文学有着不容否认的广泛外援；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免显露夏著的欧美中心主义偏见。借着“以亚洲为方法”的观念来反思，我们可以发觉，过去对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的认知，未免过分沉溺于欧美经验而不能自拔。这不仅窄化了分析视野，割除了欧美之外多元的历史经验，更几乎是把欧美的知识方式变成了唯一的典范。如果现代中国是以日本、印度或其他亚洲国家为参照，那么，中国的现代小说史面目会有怎样的不同？这是需要我们思量再三的问题。
全书最后还收录了季进与夏公的访谈文字，借着言说的现场感，还原了一个立体的夏志清。文题《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判》，一语中的，点明夏著的核心要义所在。而这也是本书作者群所主要遵循的批评准则之一，但是，他们对“作品”的理解，早不是对夏著的亦步亦趋。当年夏志清所要“细读”的作品，主要落实在“文字”的实践上，而现今的批评家则倾向于将其理解为一种“社会操作”，书写、出版、宣传、阅读，浑然一体。陈思和提出“五四”文学的先锋与常态，正是部分取纳了这个角度。
全书本以时间线索排列，对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做了细腻关照。不过，其唯独不谈的是二三十年代风行上海的“新感觉派”，同时，对“晚清民初”一段也着墨不多，这些都是夏著付之阙如的，或者这一点可以视为遗憾。夏志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成绩就今人的眼光来看，可能不是过于前卫，而是过于保守，但是这种后见之明，无非再次证明：没有“史”的眼光，任何“文”的论说都必将是“明日黄花”，我们仅需记取那首古老的诗词曾经这样吟唱：“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中國時報) 藝往事－張愛玲、宋淇與夏志清 符立中 2011.07.12
要說肯定張愛玲，那麼夏志清雖不是最早的一個，卻絕對是被想起的第一個──很可能也是獲益最大的一個！最起碼，若無張愛玲的光環，他那本反共色彩濃厚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是無法進入大陸的。夏志清和張愛玲結緣，始於宋淇。1957年《文學雜誌》刊登夏志清的〈張愛玲論〉，由夏濟安翻譯。夏濟安是台大外文系教授，和宋淇為上海光華大學同學；夏志清係夏濟安之弟，當時還是研究生，並無文名。夏志清進修英美文學，發憤練習英文，遇上燕京名校出來、受業錢鍾書的宋淇，自云：「吸收到不少知識」，並且從宋淇那裡「知道英國批評界的近況」，向宋淇借閱霍思曼的《原詩》、李維斯的《英詩重估價》和墨瑞的《濟慈與莎士比亞》。夏志清自云在耶魯時：「東方人，拿到博士學位，回祖國教授英美文學，這才是正當出路。」後因跟隨政治系的反共教授饒大衛（David N. Rowe）進行中國問題研究，開始接觸左翼作家作品，就此從英美文學轉向中國現代文學，尋思撰寫中國現代文學史申請洛克斐勒補助金。這時經宋淇贈閱《傳奇》、《流言》，得識張愛玲的精妙，寫成書中篇幅最長的一章。1959年《中國現代小說史》經饒大衛推薦、耶魯首肯出書；1961年出版後登上紐約時報星期書評，得以於62年接替待退王際真，被哥倫比亞大學聘為中國文學副教授。
張愛玲的著作被有系統地出版之後，有夏志清的理論背書、再加上兩大報文學獎開辦、一幫有志寫作青年的觀摹學習，「張派」終於在台灣開枝散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