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與張愛玲

初见张爱玲，喜逢刘金川——兼忆我的沪江岁月    夏志清文选

　　我当年的爱情观，同但丁在《新生》里所表扬的差不多：我爱上了一个女子，不管她对我反应如何，她已充实了我的生命，这是我的运气，我的福分，我该多么虔诚地去感谢她！即使为了她，我增添了不少痛苦，那痛苦的日子也比平平凡凡读书的日子好得多，有意义得多。

　一九四二年六月大学毕业后，到一九四五年十月离沪驶往台北去当一名小公务员，那三年多的时间里我只参与过两个像样的文艺集会：一九四三年秋天我在宋淇兄嫂家里见到了钱锺书、杨绛夫妇和其他上海的文艺名流；一九四四年夏天我在沪江英文系低班同学家里见到了张爱玲和不少沪江、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他们都是仰慕张爱玲而来的。此外我并未参加过一个文艺集会，说出来不会有人相信，但实情确是如此。

　　毕业后我读书更为专心，只同老同学来往，常见面的四位：陆文渊、吴新民和张心沧、丁念庄这对伉俪—至今尚健在，我想另写一文回忆他们。另两位英文系同班同学王楚良、王玉书，同我也有来往。王楚良思想比较“前进”，一九四九年后他在中国外交部工作，曾出差加拿大多年。王玉书来自福建，可能家庭环境比我还要清寒，毕业后即结了婚，且考进了邮政局，抱住了一个铁饭碗。一九四八年我进耶鲁研究院后，给他一封信，他回信对我极表钦羡。假如他终身在邮政局服务，我想即在六七十年代王玉书也未曾受到过多少苦难。赴美前我到他家里去辞别，见到他们小夫妻十分恩爱，而我自己在上海竟连一个女朋友都没有，对他们的处境也颇为羡慕。

　　大三那年，张心沧接任为学生自办的英文《沪江旁观报》(The Shanghai Spectatot) 的主编，我当文艺编辑。心沧同我一样是个不爱搞课外活动的纯学者，到了大四那年，他辞掉《旁观报》主编之职，只好由我接任，另请一位大三学生当文艺编辑。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珍珠港事变，翌晨星期一我照旧乘公共汽车、电车到校，才知道上海也有了个大变动。我刚编好的一期《旁观报》，原该星期一分发给老师、同学的，不料承印该报的英文《大美晚报》社已被封锁，该期也就从未见过天日。对我来说，时局大变之后，整个春季学期我不必再费神去编报，倒是个大解放。

　　连学校都将改称为“沪江学院”，我们这一届毕业生当然更无兴致去编印一本毕业纪念册了。少了这本留下每人学士装小照的书，原先不熟的同届毕业生也就更容易忘怀了。不过，上列六位同系同学之外，沪江熟朋友我倒还是有几个的。其中一位名叫王弘之，高一上学期我在江湾沪江附中住读时即同他很熟了。我在《读· 写·研究三部曲》此文末段，提到“毕业后两年，有一天沪江政治系同学王君来访”，借走了我的孤本学士论文，这位同学即是王弘之。引文见《难窗集》五十九页。九歌出版社刚把此书重印了一次，市面上应该买得到。

　　沪江学生要对自己的主修学科、两门副修学科修满了多少学分，才能毕业。一不小心，副修课程学分不够，就有留级之虞。我想王弘之就是这样给拖延一年的。到了一九四三年，上海局势已比较稳定，沪江的大四学生又要出一本毕业纪念册了。王弘之想必参与其事，知道我英文写得好，就向我来拉稿。我反正在家里读书，为他写了两篇，并亲约张心沧写了一篇，对纪念册的编排方面我也出了不少主意。一九八三年六月我回到上海老家，才知道所有我的藏书玉瑛妹交给政府后并未发还，想都给毁了。那本毕业纪念册如尚在，我能看到自己的少作同所有一九四三年毕业生的个别照片，应该是很有意思的。

　　我在沪江编了一年半《旁观报》，也为一九四三年的毕业纪念册写了两篇文章，比我低一两班的学生，尤其是主修英文系的同学，应该对我都有些认识的。实情确是如此。柯灵夫人陈国容即是一九四三年的英文系毕业生。一九八七年，她趁文评家李子云来纽约之便，托她带给我一册《沪江大学纪念集，University of Shanghai 1906—1986》，且同我通了好多封信。一九四四年毕业生中，在校时即同我有些来往的要推秦小孟女士。她是有名的好学生，果然毕业后一直在上海教英文，先在中学，后来在上海外语专科学校。她八十年代即已来美，现在南加州定居。一九四四年召集同学、师友在她家里同张爱玲见面的则是同届英文系另一位毕业生章珍英女士。我同她不熟，但当然知道其人。到今天，我已记不清是否她亲自电话上邀我，还是托熟人到我家里来邀我去参与此会的。我想后者的可能性较大。

　　到了一九四四年七八月，张爱玲最著名的几篇小说、散文都已在杂志上发表过了，只可惜当时我还无缘拜读。早已看过的只是她那篇处女作《天才梦》，因为济安哥既是《西风》的长期撰稿员，赠阅的杂志寄到家里，翻阅是很方便的。大学毕业后，我抱定宗旨不去阅览我国的当代作品，因为自己既在专攻英美文学，兼及从古以来的西洋文学，要精读的经典著作，须涉猎的现代名家，实在太多，连张爱玲这样特别走红的作家，也都不敢去碰了。此外，我交往的沪江老同学，除了丁念庄外，清一色都是男生。如能在一个文艺集会上，见到几位爱好文艺的聪明女子这也是我所期望的。因之那天下午我去章珍英家里，既非迫不及待地要同张爱玲会面，也不能说是专心为了要见她而去的。

　　我那时住在霞飞路（胜利后改称为林森路，一九四九年后再改称为淮海路）八五五弄十号，斜对过即是国泰大戏院，但弄堂里的房子却十分旧式。我们是三房客，只住三楼一层加一个亭子间，实在不敷应用。父母亲睡在三楼卧房内，济安哥在家时住亭子间，女佣阿二（后改称为“寄好婆”）想是搭地铺睡的，玉瑛妹睡在哪里我已记不得了。我自己则睡在客厅兼书房。每晚阿二同母亲或我自己把棕垫搭在两条长凳上，上面再放褥垫、棉被，翌晨我起床后，阿二再把这些东西收拾好，倒是很费时间的。一九三七年抗战前夕，父亲把我们一家从南京迁往上海法租界，自己再到大后方去，我就每晚搭床睡觉，几近睡了八年。一九四五年初，我们终于有机会搬居临近兆丰公园的兆丰别墅，面积大多了。我们虽仍是三房客，我终于有了一张床，放在我的书房里。

　　珍英住在公共租界巨籁达路六六一号，该路的新名为何，手边无资料可查。住惯了纽约市，一九八三年返沪一看，觉得旧日的公共租界、法租界区实在不能算大。章小姐住的是新式洋房，客厅和餐厅连在一起非常宽敞，请了二三十个客人，一点也不觉得挤。我到场时，可能张爱玲还没有来，我为孙贵定教授所吸引，跟着五六个人听他讲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读英文系博士学位的经过。他学成返国才两三年，一直在光华大学当教授，济安哥自己在光华教英文的时候，即同我讲起过他。那天不管他讲古英文、拉丁文如何难学，我倒也从他那里得到一些精神上的支持。家里无钱，留学的事不能去想，只有自己继续努力用功这条路。孙贵定风度极好，但未听说过他有什么著作。后来张心沧、丁念庄都去爱丁堡留学，心沧拿到英文系博士学位后，还写了本以中国观点看大诗人史本塞（Edmund Spenser）的书；念庄研究四川方言有成果，也拿到了语言学的博士学位。

　　我在《超人才华，绝世凄凉》这篇悼文里，提到过那天下午的集会，谓张爱玲“那时脸色红润，戴了副厚玻璃的眼镜，形象同在照片上看到的不一样”(《华丽与苍凉：张爱玲纪念文集》，蔡凤仪编，一百三十页)。我在哥大教书期间，知道哪个女生是戴隐形眼镜的，总私下劝她不要为了美容而伤害自己的眼睛，还是戴普通眼镜较安全。现在的隐形镜片比过去的进步多了，有些女子，在我看来天生美目，想不到却是一直戴着隐形眼镜的。早在四十年代，爱玲的近视眼少说也有八九百度，厚玻璃的眼镜把她脸部的美都掩盖起来，后来她改用隐形眼镜是没有错的。但她在五十年代即有眼疾，严重的时候眼睛会出血，我想同她戴隐形眼镜总有些关系的。

　　爱玲那天的谈话，原先只记得她提到了那篇新文艺腔的少作《牛》。五十年代初期，我开始研读张爱玲，看到《流言》里《存稿》那篇散文，才想起那天下午张爱玲也讲起过《理想中的理想村》、《霸王别姬》这些作品的。张子静、唐文标所供应的张爱玲著作表里，都没有提到过《存稿》，想来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文原刊何处。作为红作家，张爱玲学了乖，不仅要应付拉稿的编辑们，也得留几篇有趣的文章，当谈话的题材在不同场合口头开讲。《存稿》的发表日期，一定在我那天听讲之后。美国的名学者、名批评家也如此，写了一篇讲稿、论文，不立即拿去发表（高级的文艺季刊、学术期刊都是不给稿费的），假如有时间到各地巡回演讲一趟，就发了个小财。记得名批评家阿伦·泰特（A11en Tate）曾于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来耶鲁演讲，题目为“Our Cousin, Mr.Poe”(我们的表兄弟爱伦·坡)，很惹人注意，我当然到场去一睹他的风采。但这篇讲稿正式发表于《党派季刊》（Partisan Review），好像已是两三年后之事了。

　　张爱玲穿的是一袭旗袍或西服，站着谈话，笑起来好像给人一点缺乏自信的感觉。听众围着她，好像也都是站着的。谈话前后，我必然同她讲过几句话。但只看了她一篇《天才梦》，除了介绍我自己以外，实在没有什么话好说的。我一直想问她：那天初会，你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但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我这个人？但一共只见了几次面（上海一次，华府一次，纽约三次，波士顿一次），不会同她这样去叙旧的。但我们长期通信，叙旧的机会倒多得多。凭爱玲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那封信，表示我已在上一封信上提到了二人一九四四年的初会了。该函及我的按语见《联合文学》一九九七年五月号所载《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二)，六十一页至六十三页。

　　对我来说，爱玲信上提到的那位宁波小姐才是那天下午真正的明星，我一见了就喜爱，而且永远忘不了她，虽然连她的形象也早已模糊了。若同当代明星相比，我想她的笑容、脸型、身材都有些像《莎翁情史》(Shakespeare in Love)的主角葛妮丝·派特洛（Gwyneth Paltrow）。我当年的爱情观，同但丁在《新生》里所表扬的差不多：我爱上了一个女子，不管她对我反应如何，她已充实了我的生命，这是我的运气，我的福分，我该多么虔诚地去感谢她！即使为了她，我增添了不少痛苦，那痛苦的日子也比平平凡凡读书的日子好得多，有意义得多。因之从大三开始到离沪赴台的那五六年(一九四至一九四五)间，虽然从未同任何女子有过单独约会，萦绕我心头的总永远有一两位自己爱慕女子的美丽形象。我从不同她们约会看场电影，原先是穷，后来因为自己缺乏实际恋爱经验，反要表示脱俗而以交识男朋友的方法去交识女友，同她们谈学问、交换书籍看，可说非常愚蠢。到了一九四四年，我已考进海关，在外滩江海关工作。虽然月薪一半都交给母亲去贴补家用，请女友吃饭看戏的钱当然是足够的。但电影、京戏我总是一人去看，晚饭总在家里吃，赴台以前，连自己做东，请朋友在小馆子吃顿饭的经验也没有过。

　　那位宁波小姐是章珍英自己的好友，名叫刘金川，英文名为Nancy，刚从圣约翰大学毕业，读的也是英文系。我一向喜欢比较娇小的女子，刘的高度却同我相仿，但她如此和蔼可亲，我在她面前不感到一点拘束、紧张，同她谈话非常投机。后来我在给她的一封信上写道：“What from the very first attracted me irresistibly，was and still is ，your all naturalness，your radiant spontaneity，SO Shakespearian and SO feminine?”莎翁剧本里叫人难忘的女主角实在太多，聪明活泼同她最相像的要算是喜剧《如愿》（As You Like It）里的罗塞琳（Rosalind），但我自己哪里有福气当她的情人奥兰多？刘金川对待我态度上如此潇洒，可能因为她自己的爱情问题早已解决了。半年后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我一人去皇后大戏院看童芷苓演唱全部《王宝钏》，散戏后见到金川同她的男友也从戏院里出来，我们说了几句话。男友（也是她的表兄，丁念庄后来对我说）比她高半个头，人长得很挺，凭其仪表配她应该是很合适的。后来我又发现她手指上戴了钻戒，想一定同男友订了婚了，当然我更是伤心异常。

　　到了那时，刘金川脾气虽好，心肠虽软，实在也有些不耐烦。我在吃午饭的空当，跑到她的办公室（离江海关不远）去同她谈话了。于是她托丁念庄转话过来，我听到了当然伤心，却一点也不怪她。但既不便同她再见面了，总得表明一番心迹，于是在念庄转话的那天下午（六月十日星期天），我在新居书房里写了一封五页英文长信寄到她的家里，但此信看后，金川也把它交给念庄退还给我，这不免让我对她有些失望。但她的照片我都没有一帧，这封信对我来说倒有永久保存价值的。此外，我无意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她翻译的一则“简洁”而“深刻”的故事《父亲》(The Father)，原作者系挪威大作家巴乔生 （Bjornstjerne Bjorson）。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我乘船来美，把这篇译作同我的信连信封一起带了出来，所以至今我还知道她当年的住址（上海西摩路六四三弄八号）和同她来往的主要情节。这些情节上文加以简述后，我可能给人一个可笑的形象。重读旧信给我的印象却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活到了七八十岁，自己写的中文都觉得生硬无味，要把二十四岁时所写的那封真情流露的英文情书，译成同样感人的中文，也殆非易事。但我还想试试，让读者多少看到我青年时代的真面目。那天散会后，我一人走回家，孙贵定、张爱玲的谈话都不在我心上，因为我已完全给刘金川迷住了。到家天还没有黑，我却叫阿二帮我把床搭起来，要躺在床上无休止地去回想伊人，回想一个我为了她甘心堕入情网的神奇下午。

（本文最早刊于1999年3月21、22日《联合报副刊》）

夏志清：论张爱玲

　　导语：上世纪90年代后的“张爱玲热”，与夏志清不无关系。在现代文学史研究中，他最早发现了张爱玲的价值，称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新派得一塌糊涂。这是其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5章中对张爱玲的论述和评价。

　　论张爱玲

　　——夏志清

　　美国报界每季都要挑出十几本新出的小说，乱捧一阵；因此，报界的捧场，也不足以使大众注意到这本书的价值。除了报界的好评以外，美国文坛对这本书似乎不加注意。

　　《秧歌》真正的价值，迄今无人讨论；作者的生平和她的文学生涯，美国也无人研究。但是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儿(Katherine Mansfield)、安泡特(Katherine Anne Por tor)、韦尔蒂(Eudora Welty)、麦克勒斯(Carson McCullers)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

　　张爱玲的家世和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不同：她出身阀阅门第，她家既有前朝的豪华，又复很早接受了西洋文化。从她两篇自传性质的散文(《私语》和《童言无忌》)看来，她的父亲该是名门之后，而且和满清宫廷关系也颇密切。他对于西洋文学，似乎也略有认识(张爱玲有一天发现她父亲的藏书中有一本萧伯纳的Heart break House，上面有他的英文签名，并用英文写下购买年月等)。可是张老先生既然享有中国旧派绅士的特权，难免也沾染上绅土的恶习。她的母亲在当时应该算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子：张爱玲年龄还很小的时候，她母亲和她姑姑姐妹二人到欧洲留学去了。她恐怕是对家庭不满，才肯抛下儿女，远涉重洋去读书的。她丈夫抽上了鸦片，而且讨了一个姨太太。母亲虽然不在身边，张爱玲的童年生活相必过得还有趣。她常常看到穿得花枝招展的妓女，到她父亲的宴会卜来(出条子)。她有个弟弟，年龄比她小一岁；弟弟的性格比较柔弱，在腐化的环境中，难以上进。

　　张爱玲八岁那年，母亲游学归来，她家也从天津搬到了上海。她父亲那时痛改前非，把姨太太遣走，而且拼了命把鸦片戒掉。父母既已言归于好，张爱玲的生活也就恢复正常。可是不久父亲故态复萌，母亲忍无可忍，毅然办理离婚手续之后，再度去法国。张爱玲那时在中学读书，知识已开，更感觉到失掉母爱的痛苦；但是好在她姑姑这次没有跟去，还可以给她一点安慰。

　　因为生活苦闷，张爱玲读书很用功，同时幻想以写作成名。她中学毕业那一年(一九三七年)，母亲从欧洲回上海。现在她在父母之间有个选择，可是她心向母亲，亲友间无人不知；她父亲和后母想拉住她不放，拉不成，就由妒生怒，她同后母吵了一架，又给父亲重重的打了一顿；打完之后，又给父亲关了起来，丧失了自由，她觉得人都老了几年。她体会到做疯人的味道，同时幻想她如何能学《三剑客》、《基度山恩仇记》和中国旧小说里的人物那样，可以逃出牢狱，重获自由。……

　　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回到她父亲的家。她继续用功读书，考取厂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伦敦大学那时在上海举行招生考试)，因为欧战关系，英国没有去成，她改入香港大学。香港那地方，比上海更要五方杂处，她所认识的人也更多了。港大的学生有欧亚混血儿，有英国、印度和华侨富商的子女，这些人物在她小说里有时也出现。她大三那一年，太平洋大战爆发，香港沦陷，她和同学们邵在宿舍里被禁闭过一个时候。她后来回到上海，开始从事写作。那时候上海文人不是受日本帝国主义所利用，就是那些只谈风月的周作人派散文作家，写作的环境当然并不好。但……张爱玲可以不又左振理论的影响，安心培养自己的“风格”。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她是上海最走红的作家，经常在《杂志》、《万象》、《天地》等月刊上发表文章。除了《传奇》(一九四四年)外，她出了一本散文集《流言》(一九四五年)。《传奇》增订本在一九四七年出版，一九五四年香港天风书店重版，题目改成《张爱玲短篇小说集》。

　　张爱玲早年的生活并不快乐，亏得她毅力坚强，没有向环境屈服；后世读者能够读到她的作品，’应该觉得幸运。一般青年女作家的作品，大多带些顾影自怜神经质的倾向；但在张爱玲的作品里，却很少这种倾向。这原因是她能享受人生，对于人生小小的乐趣都不肯放过；再则，她对于七情六欲，一开头就有早熟的兴趣，即使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她都在注意研究它们的动态。她能和简？奥斯汀一样地涉笔成趣，一样地笔中带刺；但是刮破她滑稽的表面，我们可以看出她的“大悲”——对于人生热情的荒谬与无聊的一种非个人的深刻悲哀。张爱玲一方面有乔叟式享受人生乐趣的襟怀，可是在观察人生处境这方面，她的态度又是老练的、带有悲剧感的——这两种性质的混合，使得这位写《传奇》的年轻作家，成为中国当年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

　　张爱玲在差不多刚会执笔的时候，就不断编故事，画图画。据她自己说，她七岁那年，就在编一则以隋唐为背景的历史小说。这种写作兴趣的早熟，可以和白朗蒂姐妹相比。年岁渐长，她又试写各样的通俗小说，从鸳鸯蝴蝶派章回小说一直到叫喊革命口号的普罗小说。把文字好好地活用，固然给她极大的乐趣；但是画人物画也使她很得意。《流言》里面有好几页人物素描，都是些她在上海香港所见到的人物，她的描绘能够把握重点，而且笔触轻灵，不浮不乱。她假如好好地受过一些图画训练，可能成为一个画家。

　　张爱玲从小就用文字、图画来记录她自己看到的世界，因为她对这个世界给予她的感官享受，非常爱好。她有一篇散文，描写上海虹口日本布店所发售的各种色布，色彩非常华丽。她对于嗅觉的快感，也有同样强烈的嗜好。这里可以抄录她的散文《谈音乐》中的两段文字：

　　气味也是这样的。别人不喜欢的有许多气味我都喜欢，雾的轻微的霉气，雨打湿的灰尘，葱，蒜，廉价的香水。像汽油，有人闻见了要头昏，我却特意要坐在汽车夫旁边，或是走到汽车后面，等它开动的时候“布布布”放气。每年用汽油擦洗衣服，满房都是清刚明亮的气息；我母亲从来不要我帮忙，因为我故意把手脚放慢了，尽着汽油大量蒸发。

　　牛奶烧糊了，火柴烧黑了，那焦香我闻见了就觉得饿。油漆的气味，因为簇崭新，所以是积极奋发的，仿佛在新房子里过新年，清冷，干净，兴旺。火腿咸肉花生油搁得日子久，变了味，有一种“油哈”气。那个我也喜欢，使油更油得厉害，烂熟，丰盈，如同古时候的“米烂陈仓”。香港打仗的时候我们吃的茶都是椰子油烧的，有强烈的肥皂味，起初吃不惯要呕，后来发现肥皂也有一种寒香。战争期间没有牙膏，用洗衣服的粗肥皂擦牙齿我也不介意。

　　音乐通常都带一点悲伤意味，张爱玲说她因此对音乐不怎么喜欢。可是惟其因为音乐是悲伤的，音乐在她的小说所创造的世界里占着很重要的地位。…… 她母亲是个有修养的音乐家，她自己很小的时候就学钢琴。在《谈音乐》那篇文章里，她说她喜欢巴哈、莫扎特等古典派作曲家，甚于浪漫派作曲家。足见她的趣味不凡。可是读者且不要误会她像一般教会学校出身自命高贵的小姐一样，对于“下流”的东西，不屑一顾。她喜欢平剧，也喜欢国产电影；还常常一个人溜出去看绍兴戏、蹦蹦戏。那些地方戏的内容是所谓”封建道德”，它们的表现的方式——不论曲调和唱词——是粗陋的，单调的，但是她认为它们同样表现人生的真谛。文明社会里，仪式是幽雅了，趣味是繁复了，但是人生的真谛仍旧不变。中国旧戏不自觉地粗陋地表现了人生一切饥渴和挫折中所内藏的苍凉的意味，我们可以说张爱玲的小说里所求表现的，也是这种苍凉的意味，只是她的技巧比较纯熟精巧而已。“苍凉”、“凄凉”是她所最爱用的字眼。

　　张爱玲天赋既然灵敏，她所受的又是最理想的教育。她的遗少型的父亲，督促她的课业很严，她从小就熟读中国旧诗古文。她的文字技巧，实在得力于此。否则以区区二十几岁的少女(她开始发表作品是在那时候)，把中文运用得如是圆熟自如，是叫人难信的。她的父亲逼她学中文，母亲又很早把她带人西洋艺术、音乐、文学的世界。论学问，她当然比不上钱钟书。太平洋战争发生，她辍学的时候，她的西洋文化的知识决不会超过一个美国东部女子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但是作家所需要的不一定是知识，而是她的人生的教育。换言之，作家应该在日常生活里能够吸收材料，保留印象，并且善加利用。人生的范围是广大的；巴哈、莎士比亚固然重要，爵士音乐和好莱坞也有它们的重要性；中国旧诗里所抒写的情感虽然精致，申曲里所表现的人生虽然恶俗，但对于作家而言，它们是同样有其效用的。张爱玲雅俗兼赏，因此她的小说里所表现的感性，内容也更为丰富。

　　凭张爱玲灵敏的头脑和对于感觉快感的爱好，她小说里意象的丰富，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钱钟书善用巧妙的比喻，沈从文善写山明水秀的乡村风景；他们在描写方面，可以和张爱玲比拟，但是他们的观察范围，较为狭小。

　　……张爱玲在《传奇》里所描写的世界，上起清末，下迄中日战争；这世界里面的房屋、家具、服装等等，都整齐而完备。她的视觉的想象，有时候可以达到济慈那样华丽的程度。至少她的女角所穿的衣服，差不多每个人都经她详细描写。自从《红楼梦》以来，中国小说恐怕还没有一部对闺阁下过这样一番写实的工夫。但是《红楼梦》所写的是一个静止的社会，道德标准和女人服装从卷首到卷尾，都没有变迁。张爱玲所写的是个变动的社会，生活在变，思想在变，行为在变，所不变者只是每个人的自私和偶然表现出来足以补救自私的同情心而已。她的意象不仅强调优美和丑恶的对比，也让人看到在显然不断变更的物质环境中，中国人行为方式的持续性。她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她认识过去如何影响着现在——这种看法是近代人的看法。

　　她的世界里也充满了自然景物的意象。小说里的人物虽然住在都市，但是他们仍旧看得见太阳，能够给风吹着，给雨淋着，花草树木也总在他们眼前不远。公共汽车乘客怀抱里的一大捆红杜鹃，公寓房子的洋灰屋顶上的一盆藤草努力朝天爬，夏天的微风在一个失意的男人纺绸裤褂里面像一群白鸽似的“飘飘拍着翅子”——这种小节不但使故事更为生动，而且使当时的“人”和“地”更能给人一个明确的印象。张爱玲的世界里的恋人总喜欢抬头望月亮——寒冷的、光明的、朦胧的、同情的、伤感的、或者仁慈而带着冷笑的月亮。月亮这个象征，功用繁多，差不多每种意义都可表示。

　　张爱玲见了具体事物，固然深感喜悦，她对于人和人之间的微妙复杂的关系，把握得也十分稳定。她诚然一点也没有受到中国左派小说的影响，当代西洋小说家间所流行的一些写作技巧，她也无意模仿。有些西洋小说家专写意识流，即为她所不取；因为在意识流之外，还有更重要的道德问题，需要小说家来处理。人心的真相，最好放在社会风俗的框子里来描写；因为人表示情感的方式，总是受社会习俗的决定的——这一点，凡是大小说家都肯定，张爱玲也肯定。张爱玲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也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这是从她心理描写的细腻和运用暗喻以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两点上看得出来的。可是给她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旧小说。她对于中国的人情风俗，观察如此深刻，若不熟读中国旧小说，绝对办不到。她文章里就有不少旧小说的痕迹，例如她喜欢用“道”字代替“说”字。她受旧小说之益最深之处是她对白的圆熟和中国人脾气的给她摸透。《传奇》里的人物都是道地的中国人，有时候简直道地得可怕；因此他们都是道地的活人，有时候活得可怕。他们大多是她同时代的人；那些人和中国旧文化算是脱了节，而且从闭关自守的环境里解脱出来了，可是他们心灵上的反应仍是旧式的——这一点张发玲表现得最为深刻。人的感性进化本来很慢；国家虽然是民国了，经济上工业上的进步更是旷古未有，但是旧风俗习惯却仍旧深入人心。《传奇》里每个人都勾画得清清楚楚，他们给他们的背景一衬托，更显得栩栩如生；他们的背景是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形，是他们的父母，或者广言之，是一个衰颓中的文化。

　　上面一节里，我们把张爱玲短篇小说的特色，作一个笼统的介绍。她的意象的繁复和丰富，她的历史感，她的处理人情风俗的熟练，她对于人的性格的深刻的揭发——这些特色当然最好用具体例子来说明。《传奇》里很多篇小说都和男女之事有关：追求，献媚，或者是私情；男女之爱总有它可笑的或者是悲哀的一面，但是张爱玲所写的决不止此。人的灵魂通常都是给虚荣心和欲望支撑着的，把支撑拿走以后，人变成了什么样子——这是张爱玲的题材。张爱玲说她不愿意遵照古典的悲剧原则来写小说，因为人在兽欲和习俗双重压力之下，不可能再像古典悲剧人物那样的有持续的崇高情感或热情的尽量发挥。契诃夫以后的短篇小说作家，大多认为悲剧只是一刹那间的事：悲剧人物暂时跳出自我的空壳子，看看自己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空虚的。这种苍凉的意味，也就是张爱玲小说的特色。她的几篇讽刺性的短篇小说里，主角人物在如意的环境里忽然来了一点小不如意，他的满怀希望忽然临时变成失望，这样他对于人生的悲剧，多少有了认识。但是张爱玲还认真的写过几篇比较长的短篇小说，这里面她把悲剧意识充分发挥。这几篇小说我们预备详细的讨论一下，我们可以看看张爱玲的艺术在顶紧张的状态下可以达到多高的巅峰。

　　《金锁记》长达五十页，据我看来，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这篇小说的叙事方法和文章风格很明显的受了中国旧小说的影响。但是中国旧小说可能任意道来，随随便便，不够谨严。《金锁记》的道德意义和心理描写，却极尽深刻之能事。从这点看来，作者还是受西洋小说的影响为多。

　　小说的主角曹七巧——打个比喻——是把自己锁在黄金的枷锁里的女人，不给自己快乐，也不给她子女快乐。她是麻油铺店老板的女儿，性情暴躁；小说开始的时候，她已经结婚五年了，丈夫是官宦人家的二少爷，害骨痨的残疾人。有钱有势的人家决不肯把女儿嫁给这样一个病人，七巧家的门第差，而且七巧的哥哥希望妹妹高攀了，自己可以占些便宜。七巧勇敢的接受了她不幸的命运。她偶尔接济她哥哥，但是不让他尽情侵占；对于出身比她好的人的势利观念，她只是嗤之以鼻，不加理会。她惟一的安慰是，一旦丈夫去世，分到一大笔钱，她便可独立自主了。她陪丈夫抽大烟，她自己也上了瘾；可是她身体还是正常健康，丈夫不能使她满足(虽然他们也生了两个弱小的孩子)，而她需要爱，于是她自以为爱上了丈夫的弟弟——姜季泽。那时姜季泽结婚才一个月。这三少爷风流倜傥，不务正业，平日走马章台，征歌逐色，对于丫头也是毛手毛脚的；可是对七巧，却是严守叔嫂之防。七巧伸手去摸他的腿，他只是捏她一把脚，就打定主意立起身走开了。

　　十年之后，她丈夫婆婆都死了，七巧的苦也熬到头了(作者描写分家吵嘴一幕，有声有色)。那时她分到了家产，搬出老宅，自立门户。可是季泽把他名下的一份早就花得差不多了，他现在专诚来拜访他的寡嫂，向她倾诉爱情。

　　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可不是，这半辈子已经完了 ——花一般的年纪已经过去了。人生就是这样的错综复杂，不讲理。当初她为甚么嫁到姜家来？为了钱吗？不是的，为了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泽相爱。她微微抬起脸来，季泽立在她跟前，两手合在她扇子上，面颊贴在她扇子上。他也老了十年了，然而人究竟还是那个人啊！他难道是哄她么？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仅仅这一转念便使她暴怒起来。就算她错怪了他，他为她吃的苦抵得过她为他吃的苦么？好容易她死了心了，他又来撩拨她，她恨他。他还在看他。他的眼睛——虽然隔了十年，人还是那个人啊！就算他是骗她的，迟一点儿发现不好么？即使明知是骗人的，他太会演戏了，也跟真的差不多罢？

　　她一下子觉得心旌摇荡，可是她这几年来，不断的等待，不断的算计，早就把自己套在金锁里面，不论真爱假爱，她都不能接受。她开始同季泽谈生意经，讨论金钱的事情，后来发现他在骗她：他的爱是假的。一怒之下，她把手里的扇子向他掷去，打翻了一杯酸梅汤，溅得他一身。

　　季泽走了。丫头老妈子也给七巧骂跑了。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像迟迟的夜漏——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真长，这寂寂的一刹那。七巧扶着头站着倏地掉转身来上楼去，提着裙子，性急慌忙，跌跌跄跄，不住地撞到那阴暗的绿粉墙上，佛青袄子上沾了大块的淡色的灰。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是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意。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进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今天完全是她的错。他不是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她为甚么要戳穿他？人生在世，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归根究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她到了窗前，揭开了那边上缀有小绒球的墨绿洋式窗帘，季泽正在衖堂里往外走，长衫搭在臂上，晴天的风像一群白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褂里去，哪儿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

　　普通小说家写到这里，大可搁笔。一个女人又贪钱，又爱上一个不挣气的男人——很多好小说是拿这样一个人作为题材的。《金锁记》的上半部，感情与意象配合得恰到好处(从前面引的几段可以看出来)，别人假如能写这半部，也足以自豪的了。可是对于张爱玲，这一段浪漫故事只是小说的开头。在下半部里，她研究七巧下半世的生活；七巧因孤寂而疯狂，因疯狂而做出种种可怕的事情，张爱玲把这种“道德上的恐怖”加以充分的描写。

　　七巧的儿女是在她的专制淫威下长大的。儿子长白是个弱者，完全听母亲的支配。他没有好好的上过学校，很早就养成了大少爷的恶习。他开始要逛窑子的时候，母亲给他娶了一房媳妇。七巧自己性欲得不到满足，也不容她身边的人享受正当的性生活。儿子娶了媳妇，七巧的妒忌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她向他百般挖苦，使他不能和妻子同房。她叫他来陪她装烟，半夜三更，母子二人抽着大烟，一面取笑这位可怜的媳妇。七巧还替儿子讨了一个姨太太，使媳妇的日子更不好过。妻妾二人都在不堪折磨之余，结束了残生。

　　七巧和她女儿长安的冲突，张爱玲有更细腻的描写；她的戏剧手法，令人叫绝。长安上过学，可是七巧不断的羞辱她，使她没有脸去见师长同学。她最后缀学了，但她是个灵敏的女孩子，“她觉得她这牺牲是一个美丽的，苍凉的手势”。她母亲在世之日，她这种“手势”是她惟一自卫的武器。

　　七巧有时也想把长安嫁到好人家去。但是七巧恶名四播，长安又姿色平庸，好人家是不要这样一房媳妇的。家境颓败的人家，七巧总疑心他们有贪财的企图，也不予考虑。主要的原因当然是七巧不愿意让长安离开，她要控制她，折磨她。一年一年过去，长安也抽上了鸦片，脾气也同母亲一样的恶劣了。

　　堂房妹子同情她，替她介绍了一个男朋友童世舫。那时候长安快三十岁了，童世舫也有三十九岁；他过去谈过的几次恋爱都不顺利，在德国过了八年寂寞的留学生活，现在回转头来，反而不喜欢新式女子，长安那种旧式家庭的淑女，倒很对他的劲。他们二人偷偷的有了几次约会，最后正式订婚了。长安要对得起她的未婚夫，暗中把鸦片烟都戒了。

　　可是七巧把婚期不断地拖延，女儿表示着急的时候，她总骂她不要脸。母亲的冷嘲热讽，女儿不能忍受，最后决定同童世舫解了约。

　　他果真一辈子见不到她母亲，倒也罢了，可是他迟早要认识七巧。这是天长地久的事，只有于年做贼的，没有千年防贼的——她知道她母亲会放出什么手段来？迟早要出乱子，迟早要决裂。这是她的生命里顶完美的一段，与其让别人给它加上一个不堪的尾巴，不如她自己早早结束了它。

　　婚约取消后，她和童世舫仍旧保持友谊的关系。他们继续来往几次之后，反而发生了真正的爱情了。可是这种脆薄的爱情，决敌不过七巧魔鬼般的智巧。接着就是全篇小说的高潮：七巧在童世舫这个陌生人眼里，第一次以老太婆的姿态出现，这段文章也充满了戏剧性的紧张刺激：

　　然而风声吹到了七巧耳朵里。七巧背着长安吩咐长白下帖子请童世舫吃便饭。世舫猜着姜家许是要警告他一声，不准和他们小姐藕断丝连，可是他同长白在那阴森高敞的餐室里吃了两盅酒，说了一回话，天气、时局、风土人情，并没有一个字沾到长安身上，冷盆一撤了下去，长白突然手按着桌子站了起来。世舫回过头去，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峙有两个高大的女仆。门外日色昏黄，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世舫直觉地感到那是个疯人——无缘无故的，他只是毛骨悚然。长白介绍道：“这就是家母。”

　　世舫挪开椅子站起来，鞠了一躬。七巧将手搭在一个佣妇的胳膊上，款款走了进来，客套了几句，坐下来便敬酒让茶，长白道： “妹妹呢？来了客，也不帮着张罗张罗。”七巧道：“她再抽两筒就下来了。”世舫吃了一惊，睁眼望着她。七巧忙解释道：“这孩子就苦在先天不足，下地就得给她喷烟。后来也是为了病，抽上了这东西。小姐家，够多不方便哪！也不是没戒过，身子又娇，又是任性儿惯了的，说丢，哪儿就丢得掉呀？戒戒抽抽，这也有十年了。”世舫不由得变了色，七巧有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她知道，一不留心，人们就会用嘲笑的、不信任的眼光截断了她的话锋，她已经习惯了那种痛苦。她怕话说多了要被人看穿了，因此及早止住了自己，忙着添酒布菜。隔了些时，再提起长安的时候，她还是轻描淡写的把那几句话重复了一遍。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四面割着人，像剃刀片。

　　长安悄悄的走下楼来，玄色花缎鞋与白丝袜停留在日色昏黄的楼梯上，停了一会儿，又上去了，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十五年前，季泽来向她倾诉爱情的时候，她还有强烈的情感，她还能真心的发怒。现在她已经把她自己正当的情感，完全压抑。她随随便便撒个谎(“她再抽两筒就下来了”)，就断送了女儿终身幸福。她应付童世舫那段真好，她的计谋是成功了，可是她既无愧疚之感，也并不得意。丧失了人的情感，她已经不是人。“……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婆，脸看不清楚……”这个明确而使读者牢记不忘的意象，正是代表道德的破产，人性的完全丧失。

　　可是在半夜里，她回顾自己的空虚的胜利，七巧会不会起一点自怜之感——觉得这许多年是白活了呢？《金锁记》的结束是一个出神沉思的场面，七巧一辈子生活的空虚完全展现在读者面前了。

　　七巧似睡非睡横在烟铺上。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轻的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就连出了嫁之后几年，镯子里只塞得进一条洋绉手帕。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喜欢她，也许只是喜欢跟她开玩笑，然而如果她挑中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七巧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小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了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就懒怠去揩试，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

　　这段描写文字经济，多用具体的意象，在读者眼睛中可以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实在是小说艺术中的杰作。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白痴》中挪斯塔霞死了，苍蝇在她身上飞(批评家泰特Allen Tate在讨论小说技巧的一篇文章里，就用这个意象作为讨论的中心)，这景象够悲惨，对于人生够挖苦的了；但是《金锁记》里这段文章的力量不在杜斯妥也夫斯基之下。套过滚圆胳膊的翠玉镯子，现在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这正表示她的生命的浪费，她的天真之一去不可复返。不论多少铁石心肠的人，自怜自惜的心总是有的；张爱玲充分利用七巧心理上的弱点，达到了令人难忘的效果。翠玉镯子一直推到腋下——读者读到这里，不免有毛骨悚然之感；诗和小说里最紧张最伟大的一刹那，常常会使人引起这种恐怖之感。读者不免要想起约翰？邓恩有名的诗句：

　　光亮的发镯绕在骨上。

　　(A bracelet of brght hair about the bone。)

　　七巧是特殊文化环境中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女子。她生命的悲剧，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引起我们的恐惧与怜悯；事实上，恐惧多于怜悯。张爱玲正视心理的事实，而且她在情感上把握住了中国历史上那一个时代。她对于那时代的人情风俗的正确的了解，不单是自然主义客观描写的成功：她于认识之外，更有强烈的情感——她感觉到那时代的可爱与可怕。张爱玲喜欢描写旧时上流阶级的没落，她的情感一方面是因害怕而惊退，一方面是多少有点留恋——这种情感表达得最强烈的是在《金锁记》里。一个出身不高的女子，尽管她自己不乐意，投身于上流社会的礼仪与罪恶之中；最后她却成为上流社会最腐化的典型人物。七巧是她社会环境的产物，可是更重要的，她是她自己各种巴望、考虑、情感的奴隶。张爱玲兼顾到七巧的性格和社会，使她的一生，更经得起我们道德性的玩味。

　　七巧和女儿长安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冲突，最能显出《金锁记》的悲剧的力量。张爱玲另外几篇小说的感情力量，也得力于亲子关系的描写。所谓革命小说家描写起亲子关系来，总是根据革命的理论：凡是反抗老顽固父母的就是好孩子，乖乖的听话的孩子便是可怜虫，其实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与恨，情形很是复杂，岂是革命理论所可包括？美国近代小说，以剽袭弗洛伊德的学说(儿子对父亲天生的有敌意)为时髦，其浅薄与中国那种革命小说初无二致。一个大小说家当以人的全部心理活动为研究的对象，不可简单的抓住一点爱或是一点恨，就可满足。这一点，张爱玲是做到了的。在长安——这个中国旧家庭制度下的悲剧人物——的青春时期，爱与恨有多方面的而且常常是畸形的表现，张爱玲都能恰到好处的写出来。假如我们说，她把她自己不快乐的童年生活反映并转化在《茉莉香片》和《心经》等小说里面，也许不算妄事猜测吧。

　　在前面一节里，我们所讨论的是她作品里的悲剧性。事实上她怎样成为悲剧作家，恐怕她自己也不知道。她的短篇小说大部分都带一点喜剧和讽刺的意味。我们日常生活里总有种种可资笑谑的庸俗的言行；为了要保持我们生活的正常，我们常常不得不牺牲理想，迁就现实。这种矛盾可笑的事情是最能吸引张爱玲的注意的。《金锁记》里七巧的为人，前后一贯，她在张爱玲的世界里，可说是独一无二的人物。她的另外那些角色，大多得使出他们渺小的力量，在浪漫的梦想和逼人而来的悲剧之间，找寻一条出路。他们虽然是些可笑的人物，但是他们仍旧是悲哀的：人生本来就很少完全无缺的幸福；你要调整生活，适应环境，你的勇气自然会消失，你的理想也会幻减。在《封锁》这篇小说里，一位会计师和一位大学英文女助教在停止不动的电车里攀谈起来，两人愈谈愈投机——会计师讲起他的太太怎样的没有头脑，他的孩子又多么的多，他又多么的不快乐；女助教本来过了一辈子平凡的生活，现在多少的期待着一点浪漫的刺激了。可是封锁一解除，会计师立刻离她而去，消失于人丛之中。“电车里点上了灯，她一睁眼望见他遥遥坐在他原先的位子上。她震了一震——原来他没有下去车！她明白他的意思了：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倾城之恋》是篇相当长的小说，讲的是一个二十八岁的离过婚的女人，和一个三十二岁的花花公子在战争艰难的环境下，发现两人谁也离不了谁，最后结婚了事。 “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张爱玲描写他们恋爱的经过很是细腻，最后他们虽然不能有什么甜蜜的欢乐，却多少有点真正的(即使是平凡的)幸福。与其做难以实现的美梦，不如享受一点夫妻之乐吧。

　　对于普通人的错误弱点，张爱玲有极大的容忍。她从不拉起清教徒的长脸来责人为善，她的同情心是无所不包的。一般讽刺作家看见世界上的人不肯正正当当老老实实的做人，激于义愤，所以笔下刻薄。可是中国近代一些政治兴趣过浓的讽刺作家，对于道德问题并无充分的认识，他们的讽刺只是歇斯底里式的发泄一股怨气而已。张爱玲并不标榜甚么主义，可是这并不是说她的道德观念较那些教条派作家的为弱。她深深知道人总是人，一切虚张声势的姿态终归无用。她所记录下来的小人物，不可避免的做些有失高贵的事情；这些小故事读来叫人悲哀，不由得使人对于道德问题加以思索。张爱玲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可是同时又是一个活泼的讽刺作家，记录近代中国都市生活的一个忠实而又宽厚的历史家。她同简？奥斯汀一样，态度诚挚，可是又能冷眼旁观；随意嘲弄，都成妙文。这种成就恐怕得归功她们严肃而悲剧式的人生观。

　　……张爱玲的讽刺并不惩恶劝善，它只是她的悲剧人生观的补充。人生的愚妄是她的题材，可是她对于一般人正当的要求——适当限度内的追求名利和幸福，她是宽容的，或者甚至可以说是赞同的。这种态度使得她的小说的内容更为丰富——表面上是写实的幽默的描写，骨子里却带一点契诃夫的苦味。在《留情》、《等》、《桂花蒸 阿小悲秋》几篇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隽永的讽刺，一方面是压抑了的悲哀。这两种性质巧妙的融合，使得这些小说都有一种苍凉之感。《桂花蒸 阿小悲秋》尤其令人感动。这是一个在上海洋人家里工作的阿妈一天里的故事。阿小是个纯朴拘谨而又爱家的乡下女人，她一生只希望她的小儿子出头；同她对比的是那个无情、放荡、而又吝啬的洋主人。这个女人——她的骄傲，她的贫穷，她的无可奈何的去侍候她所不喜的洋人，这些将永远留在读者的印象里。

　　(选自夏志清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5章，1979年7月)

张爱玲给夏志清的信(10则)

（一）

志清：
　　 近来可好？我这些时都没写信来，因为一直在忙着改这小说，上星期总算寄出，大概日内该收到了。寄出后又发现些错误，这里附上两页，代替原来的53、54 页。至于为什幺需要大改特改，我想一个原因是一九四九年曾改编电影，后未拍成，留下些电影剧本的成份未经消化。英文本是在纽英伦乡间写的，与从前的环境距离太远，影响很坏，不像在大城市里蹲在家里，住在哪里也没多大分别。你说也许应当先在杂志上发表，恐怕风格相近的杂志难找。“星期六晚报”的小说似乎不是公式化就是名作家的。“Esquire”新文艺腔极重，小型杂志也是文艺气氛较明显。以前的代理人没试过杂志，大出版公司全都试过，RandomHouse是 Hiram Haydn看过。我觉得在这阶段或者还是先给你认识的批评家与编辑看看，不过当然等你看过之后再看着办，也不必随时告诉我。事实是在改写中，因为要给你过目，你是曾经赏识“金锁记”的，已经给了我一点insight，看出许多毛病，使我非常感激。我喜欢收到信，自己都写惯一两行的明信片，恐怕令兄不会高兴跟我通信，但是我希望你们俩不论有什幺作品都寄一份给我看看。我对翻译很有兴趣，预备在 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领点政治性的东西来译，但是他们根据学位给钱，而我连大学都没读完。有个 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贵校的Prof.Doak Barnett ＆ Prof．C．Martin Wilbur都在里面，不知道他们找人翻译是不是也分等级？得便能不能替我打听打听？这是不急之务，请不要特为抽空给我写信。我月底搬家，地址是1315 C Street SE， Apt．22
电话仍是547—1552。祝安好，前一向Harlem出事我担心是不是离你们这里很近。

爱玲九月廿五(一九六三)

【按语】第一封信是张明片，寄我哥大校址。一九六五年六月开始，所有她的信件才改寄我的公寓地址。明片寄自 APt．207，105 6th， S．E，Washington，D．C。一九六二年三月张爱玲从香港回来，即搬进她丈夫赖雅(Ferdinand Reyher)，同年正月即已找到的这个公寓。第315C St，S．E。一九六七年张爱玲搬居麻州剑桥后，曾寄我一份三页的履历表。上面写道她于同年十一月才搬出第六街那个公寓而迁入Apt． 22， 1335 13thst， S．E。细察这两个乔迁后的住址，只有公寓号码是一样的。不出两三年，张爱玲竟把华府旧居的街道也记错，实在不易置信。十一月搬家之说想也是误记。

张爱玲在第六街那个公寓住了将近两年，五月十九日那张明片一九六二年寄出也并非不可能。但明片上提到的那篇改稿也即是第二封信上她谓已寄给我审阅的那部英文小说稿the Rouge of the North(北地胭脂)。此稿脱胎于〈金锁记〉，原题 Pink Tears(粉泪)，一九五六年她居留麦道伟文艺营(MacDowell Colony)期间，即在专心写作这部小型的长篇小说了。一九五七年初，《粉泪》可能已经完稿，但根据司马新的记载，出版她第一本英文小说《秧歌》的 Scribners公司，却“不准备选用她的第二部小说，即《粉泪》。这个消息对她当然是个不小的打击”。(《张赖》页—一五)因之有好多年她把《粉泪》拋在一旁，从事其它的编译写作计划。香港回来后，她决定把《粉泪》改写成《北地胭脂》，一九六七年终于由伦敦Cassell书局出版。

大家都知道，《北地胭脂》的中文本即是《怨女》。爱玲自己分析《粉泪》失败，一因“英文本是在纽英伦乡间写的，与从前的环境距离太远，影响很坏”。二是因为一九四九年爱玲曾把〈金锁记〉改编电影，片虽未拍成，“留下些电影剧本的成份未经消化”。要好好研究〈金锁记〉转成《怨女》的经过，那部电影剧本假如还能找到，应该受到我们的重视。

爱玲要我把《北地胭脂》稿找几个“批评家与编辑看看”。除了哥大几位教授外，纽约的名批评家和编辑我实在一个也不认识。后来爱玲信上指名要我找同系教授Denald Keene，只好硬了头皮请他把书稿加以审阅，但他的反应并不太好。早在五、六O年代，美国学人间译介古今日本文学的，Keene即已推为第一功臣。他居然看了《北地胭脂》稿，也算是我天大的面子。

赖雅身体愈来愈坏，每月只领社会福利金五十二元，连付房租都不够。爱玲在改写小说期间，电影剧本也不写了，只好靠翻译工作来维持生活。为此她在信上问及 Doak Barnett、C．Martin Wilbur这两位哥大教授。后者中文名字叫韦慕庭，一直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保持了友善的关系，退休已好多年。Baruett非学院正规出身，曾写过不少书，早已离开哥大到华府著名的研究机构Bookings Institution去工作。近年来报章上不见他著作的书评，想也已退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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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志清：
    我很早听见令兄的噩耗，非常震动，那天匆匆一面，如在目前，也记得你们俩同飞纽约的话。在他这年纪，实在使我觉得人生一切无定，从来还没有这样切实的感到。Stephen信上也说他百忙中答应译书，不知道是否给他添病，因此耿耿。我这些时也就在忙着译那本书，今天刚寄出。一直想写信给你，也是觉得无话可说，所以迟到今天。你在这一切之间还在替我想办法，待人实在热心。托蒋彝的事，我觉得不必问他了，Norton不会有兴趣的，他只忙着自己也是常惰，在国人尤其是意中事。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只要你随时替我留神就是了。明年印第安纳开会，原则上我当然愿意去，不过我向来得到人的帮助总是从文字上来，单靠个性从来没有用，这是实话。似乎总应当做出点成绩来才行，和你们讲学的又情形不同。我住在华盛顿完全是accident，不过现在搬了个便宜而很喜欢的房子，所以不想再搬。固定收入是从来没有过。托你的那部小说改写不是为了能不能出版的问题，因为改了之后也不见得有人要，不过总要自己这一关先通过。现在中文本就快写完了，如果出单行本一定第一个寄给你看。近来我特别感到时间消逝之快，寒(口+丝)(口+丝)的。这封信耽搁得太久，明天尽早寄出──其实这时候写着已经天亮了。高先生近来没看见，麦卡赛也调到南越去了。“文星”的纪念号你手边如果有就寄一本给我，不然我下次到 Library of Congress中文部，他们大概有。祝安好

爱玲六月十六晨(一九六五)

【按语】先兄济安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在加州柏克莱中风不治而亡。朋友吊唁的信我看到很多，爱玲这封寄出已在六月中旬，可说是很迟的了。但读来极为感人，尤其“近来我特别感到时间消逝之快，寒 ( 口 + 丝 )( 口 + 丝 ) 的”那一句，极有张味。在济安的遗物里我只找到了爱玲一九五七年初给他的一封邮简和同年年底的一张年卡。邮简上她特别提到了《文学杂志》将刊出的一篇文章：“听说贵刊将载令弟的《张爱玲论》，我自己反省了一下过去的工作，自己先觉得惭愧。”先兄也在同年正月号《文学杂志》上刊登了她的小说〈五四遗事〉。但二人仅有的一次见面则在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六星期六那天下午。克毅兄 ( 信里的“高先生” ) 做东，地点在华府 Market Inn 这家小馆子。同场喝香槟酒的还有已故陈世骧教授和我自己。我一直以为吴鲁芹兄也在场，爱玲在一封信上也附和我说，那天打翻一杯香摈的即是鲁芹自己。但克毅兄亲自驾车把陈夏三人开到爱玲寓所，再把我们开到离张寓较近的一家酒馆，当然不会记错。详情请见高文《张爱玲的广播剧》，载《联合文学》一九九五年十月号。

麦卡赛 (Richard McCarthy ，也称 Dick McCarthy) 是位深爱中国文艺、东亚文艺的美国文化官员。受惠者除了张爱玲外，还有聂华苓、陈若曦等名作家。台北《文星月刊》第十六卷第一期 ( 一九六七 ) 为先兄出了个专辑，载有拙文《亡兄济安杂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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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志清：
    今天收到王敬义的信，才知道《怨女》已在星岛晚报连载，实在头痛万分。那份稿子还是去年十一月空邮寄出到宋家，此后又去信请他们如果尚未交给报馆，就寄回来让我改。二月间收到 Mae Soong 的信，发现稿子没寄到，我一月的两封信也显然是丢了，赶紧问他们稿子收到没有。二月底 Mae 还有信来，也没提这件事，显然并未收到，我实在不懂，即使改寄平邮也寄到了。初夏再写信去请她无论如何来张便条 confirm 一下稿子确是丢了，也没有回音。我终于下结论是丢了，才在动身前托你。前两天刚又写信托你代办连载与出书事，倒像是你在港台休假几个月没事干似的，要你白忙，太岂有此理。以前 Stephen 所说的只限星岛连载，我信上说出单行本想托夏志清，他也始终没说什幺。──除非是在我寄丢的两封信上？──如果你怕再闹双包案的话，就等到香港看见他的时候，确实知道没人出书，再替我进行也好。我过两天再给他们写封信去，但是当然又是白写，实在莫名其妙。一方面我再写信去跟王敬义解释。收到 Prof ． Badgley 的信说他们对你荐我的 warm letter 非常重视，我的感动也无从说起。王敬义建议让征信在台同时连载，我觉得即使现在登也已经比星岛晚了，不如索性再等一个月，刊载改正本，因为我对台湾的读者更重视些。今天深夜两点半刚拆开他的信，赶紧写了这封信给你，马上去寄去，赶明早八点钟一班邮。

爱玲八月卅一日 ( 一九六六 )
【按语】Mae是宋文美的英文名字。prof.Badgley是代表迈阿密大学同张爱玲接洽事宜的那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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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志清：
    附上《皇冠》收条。此地已经大雪。这里的事不会联下去的，因为我太不会跟人周旋，除 Prof．Badgley外也没有别人有真正的接触，他也就要走了。最初上两课是Badgley的学生，他对我很失望。后来好点，但也还没摸着窍门。 Ferd久病，我在华盛顿替他安排的统统被他女儿破坏了，只好去把他接了来，预备在附近城里找个公寓给他住着，另找个人每天来两次照料，但这未找到人，在我这极小的公寓里挤着，实在妨碍工作，与在华府时不同。《怨女》抄到现在还剩两章。你给讲成的出书条件已经非常好了，就是这样。平君代接洽摄片事，如果成功固然对书的销路有点帮助，似乎无论如何应当给他与你两份commission。我知道你不用赚外快，但是也可以给令媛买点小东西。好在到时候再说。江青外型太差，虽然演过《西施》，我认为她红不起来的，恐怕影响片子卖座。当然这是他们公司的事，我不会干涉的。汪玲与国联的纠纷我最近读到。其它三凤我没什幺印象，有便或可请他们寄一本有她们照片的电影刊物给我，这是看不到影片无可奈何中的办法。胡适题《旋风》的话我看过，觉得他不怎幺喜欢那本书。我别的作品他也都不喜欢。我小时候受我母亲与姑姑的 privacy cult影响，对熟人毫无好奇心，无论听见什幺也从来不觉得奇怪，“总有他（或她）的理由”。对济安因为难得看到这样多方面从不同角度写他的文宇，成了特别立体的书中人物，所以大感兴趣起来，感想很多。你母亲是不是这次见到你才知道他的噩耗？但“世姐”在我已经觉得是美人，你们兄弟眼界之高实在令人咋舌。你说那次在你们家聚会后向往那位宁波小姐，情调很浓，如在目前。宁波人漂亮的多，如王丹凤，我想是沿海史前人种学关系。胡兰成书中讲我的部分缠夹得奇怪，他也不至于老到这样。不知从哪里来的quote我姑姑的话，幸而她看不到，不然要气死了。后来来过许多信，我要是回信势必“出恶声”。绍铭他们对我热心，是我受济安之赐。如果自己不努力，他们迟早会对我失望的。

爱玲十一月四日(一九六六)

周翔初因为你与绍铭托他，对我照应得很周到，但并不friendly。

【按语】早在六O年代初期，有一两个暑假周翔初住在哥大附近，我即认识他了。一九八一年我在哥大开了一个暑期研究班，规定只录取非主修中国文学的教授十二名。周翔初那时仍在迈阿密大学教书，也在录取之列。但暑期班结束之后，他不再同我有任何来往，爱玲觉得他“并不friendly”，我想是有其事实根据的。最近才知道，他跟马逢华原来是大学同学，至今还是好友。

我同爱玲无话不谈，大学毕业后我在上海、北京爱上了两个女子的故事也吐露给她听了。二人都算不上是我的女友，因为从未单独date过。那位宁波刘小姐即在一九四四年夏天我初会张爱玲的那个下午认识的(见《华丽与苍凉：张爱玲纪念文集》页一三0)。爱玲看信不太仔细，我家里来一个客人都嫌太挤，哪有可能开派对？派对召集人乃那年刚毕业于沪江英文系的章珍英女士，家住旧公共租界巨籁达路六六一号。刘小姐同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英文系，想必是她的好友。我来美后结识的好友罗郁正教授及其夫人邓瑚烈跟刘同校同系，很可能也是同届毕业生，应该同她很熟，可惜我从未在他们面前谈到过这位宁波小姐。

一九四六一四七那年，我在北大只教一门大一先修班的英文课程。我爱上的那位但小姐却在另一个先修班上，我无福教她，也就失掉了同她多有接触的机会。她的父亲乃名导演但杜宇，贵州人；母亲乃苏州美人殷明珠，当年红星。自思像我这样一位苏州才子兼影迷（虽然不常看国片）去追求他们的女儿，真是配极了，但对方不为我所动，有什幺办法？一九五二年夏天她的妹妹但茉迪(Judy Dan)以“香港小姐”的身分来加州竞选“世界小姐”(Miss Universe)，结果名列第四，美国中文报纸引以为荣，到处都见到她的照片。连我在康州新港也见到了，写封信去问她姊姊的近况。那次给爱玲的信上，我说“世姐”第四名远比不上其姊姊漂亮，这完全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与眼界高低无关。我在这里既讲起了两位我所爱慕的女郎，一有空当写两篇散文去好好追忆她们，刘但二妹的芳名也就暂不宣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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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志清：
    这两天我正在改《十八春》，(题目也不能不换一个)重抄部份需要印个副本，又要耽搁些时候。如果你预备在明年一月内离开台湾，望来张便条或明信片通知我，不然也许寄到了你已经走了。《皇冠》除非已经寄来，请不要跟他们要。另一本我也只看了别人的小说，自己的根本看不下去，随手一翻就看见脱落的字句。也请千万不要跟平君讨还《怨女》稿子。我搬来搬去次数太多，有两篇没发表的短篇小说稿子都遗失了，(不止一份)何况其它。你讲《西厢》的文章我一直想等你回美后请你寄来给我看了再寄还，讲旧小说的书等出版了也借给我。“说唐”等是另一篇？电影剧本不给commission我是实在觉得情理上不对，否则也就不提了。以前宋奇经手的事，我也只有《赤地之恋》电影版权卖给中影那次给了cormmission。我知道你是不愿意要，目前我本来不想再说了。我还有个更实际的理由，是《十八春》的戏剧性强，拍电影可由一人兼饰姊妹俩正反二角，(当然等你看过后再说)但是你一共才在远东这幺点时候，怎幺能让你百忙中还为这种事奔走？至少这件事上稍微营业化一点，免得我太于心不安。海外的commission向来是 20 ％，所以希望你与平君都拿个 10％，你临走可以托他。这件事不能找宋奇，他为了从前我写剧本的事夹在中间受委屈，后来他离开电懋后，又因为我有个老同学的丈夫在电懋，叫太太找我写剧本(夫妇与陆运\涛同堕机死)，更生了气。──他最近来信建议《十八春》也港台同时连载，可以早点预备起来。我回信说你代接洽的稿费高些，如果香港给得少，台湾会不会不高兴？等我写信去让你跟他商量。你这一向如果没有空写信，等见了面再跟他谈也一样。这件事我别的都不在意，不希望太费事。祝

新禧

爱玲十二月卅夜(一九六六)

【按语】爱玲于小年夜写封长信给我，又不少次提到了commission这个字。我想她不习惯用中文谈金钱出入的事，用commission这个字比较大方一点。故友宋淇、先兄济安都曾为美国新闻处编译了不少书，但他们觉得，译介美国文学之精品，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从不因为担任此项工作而有愧于心。我想张爱玲真的因为并无固定收入才去编写电影剧本，也去翻译、节译才华远不如她的中、美当代作家，因之对此项hark work有时感到十分厌恶。她不时在信上提到要给我些 commission，我当然不会拿她一分钱的，但她翻译《金锁记》所得的酬劳费可能只有四百美金，连五百元都不到，我总觉得有些对不住她。我编译那册《二十世纪中国小说选》自己没有去请钱，只凭了系主任分配给我的暑期研究费，哪里会够用？

爱玲在信上不时提到要看我的作品。讲《西厢记》的那篇是为熊式一旧译所写的〈新序〉，可能赴台前即已写就了。写一篇综论《说唐》等二三十种“战争小说”的文章是我返台那半年的主要工作。(该文英文主要标题为：“The Military Romance”，因此爱玲在有几封信上称之为“军事传奇”。)此二文的中译本皆见《爱情、社会、小说》。那本“讲旧小说的书”即是《中国古典小说》〈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A Critical Introduction〉，一九六八年才出版。也在留台期间，我把全书校订竣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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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志清：
     刚收到你廿日的信，想不到害你特到邮局去拿那份稿子，添出这些麻烦，而且刚赶着这两天你家里有事，你太太生hepatitis吓了我一跳，你从前寄给宋奇那张小照片上的她的健康美如在目前。希望快点康复。《金锁记》说实话译得极不满意，一开始就苦于没有十九世纪英文小说的笔调，达不出时代气氛。旧小说我只喜欢中国的，所以统未看过。你诧异我译得快，所以我说费了不少时候，并不快。匆匆写这封信来的原因，是请你绝对不要Asian Society贴补稿费。我只希望你随时替我留心发表东西的事──东西在哪里是个问题，以后会随时报告。
    Radcliffe因为Ferd的病，由commute改为住在Cambridge，所以由三千加为五千一年，要到下月初发表。在我看来译这种书是较有前途的事，不像在这里不过是绍铭挑我赚了笔钱。 Merle Godman我去年夏天就等着看她将出版的一本讲了一九五七后中国作家的书。我也知道Benjamin Schwartz非常出名。你的“中国古典小说”与最近的演辞集与“军事传奇”一文我都想看，虽然不想保留，以后希望都寄给我看。“十八春”改写部分一直没空抄，正要动手。王鼎钧没有来信，一方面宋奇说没法港台同时出版，港方他还没有找到地方。我正想给王写信，今天看到你剪的目录，“笑声泪影”一定是“十八春”，头痛到极点。只好托宋去找来看看。或者还可以先在台出版。“秧歌”“赤地”再版要得美新处同意，已写信去问。宋奇出主意叫我写篇忆胡适的文章，现在可以译“海上花”，就又有话说些。也许将来可以转载作“秧歌”序。陈纪(水+莹)听说是台北一霸，一定要去拜望他，幸而我那次只耽搁了一两天，没去。令媛没在台进学校？祝你太太好。

爱玲三月廿四日(一九六七)

【按语】台港报馆、杂志社、出版社每有稿费、版税寄来，必寄挂号信，多一层麻烦。其实此类信件，只要地址没有写错，一定寄到，实在不必挂号的。爱玲寄我一包《金锁记》译稿，想是挂了号的。那天我们夫妻都不在家(卡洛想是进了医院了)，邮差在信箱里放了一张黄色通知单，再把邮包带回邮局，由我自己凭条去领取。我在信上如实告知了爱玲，她回信表示心里有些不安。

在香港那两三天，我们住在弥敦道一家旅馆里，晚饭后在大道上散步，逛逛那些店铺也很有意思。程靖宇兄一定要为我们接风，即在大道横街的一家海鲜馆子用餐，倒也很有情调。但他点了一道菜，由我们自己把蛤蛎等物放在暖锅里烫熟了吃。我吃了没有事，卡洛可能人太累了，多吃了半生不熟的海鲜，一两月之后竟在纽约发病了。亏得她患的肝炎不太严重，住院多天，再静养一段时间，也就痊愈了。我至今认为蛤蛎生吃是天下第一美味。但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每年至多冒险两三次。

Merle Goldman的第一本书叫 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哈佛大学出版所出版。我自己那本扉页上写的日期乃一九六七年六月，爱玲来信时想尚未出版。哈佛教授史华兹(B．Schwartz)的确“非常出名”，但他汉学训练不够，也很吃亏。普林斯登教授牟复礼(F．W，Mote)汉学根抵深厚，曾为史氏综论中国上古思想的一本大书——The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一九八五)──写了一篇严正的长评，读了不由我不叫好。该文载《哈佛亚洲学报》五十卷一期(一九九0)。

《笑声泪影》应作《笑声泪痕》。这本冒用张名在香港出版的小说并非《十八春》。张曾发表过一篇〈关于《笑声泪痕》〉，已收入《续集》。

张爱玲曾节译过陈纪(水+莹)的长篇小说《获村传》，题名为 Foolin the Reeds，一九五九年九月由香港 Rainbow Press初版。爱玲一九六一年秋访台，避不了要和陈先生见面的，但她提前去了香港，也就没有去“拜望他”。关于那次台港之行，可参阅《张赖》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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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志清：
     廿一日的信与“Pigs for Ancestors”都收到，光是几张照片已经看了又看，书留着慢慢的看。“仕女图”也会去找来看。那两篇旧作小说“连环套”、“创世纪”未完，是因为写得太坏写不下去，自动腰斩的，与另一篇“殷宝滟送花楼会”都是在“红白玫瑰”之后，是前一个时期多产的后果。这次给拿去发表，我踌躇了半个月之后没有反对，因为不“出门不认货”，除了“十八春”也从来没用笔名写过东西。这三篇一直不预备收到小说集里，所以没带出大陆，现在也不想收入集子出书，不过隔得年数太久，觉得应当等再看一遍再回掉大地出版社，所以耽搁了几星期，等幼狮寄来“连环套”清样，一看实在太糟，记得其余两篇还更坏，赶紧给姚宜瑛女士去信回绝。没想到她等得着急，四下托人，刚赶着这大考期问让你在百忙中写信来，我实在感到抱歉。她收到我的信，又来信叫我改这几篇小说，但是这不是改的事。── “谈看书”里本来也提起文艺与电影主动被动等，因为太长删掉，后来看到你写的“文学的前途”里面已经有了。我也最讨厌relevancy这字。前些时写了两个短篇小说，都需要添改，搁下来让它多marinate些时，先写一个很长的中篇或是短的长篇。请不要让哑弦他们知道，我投稿都是为了实际的打算，不注重拉稿信，写信来的结果反而得罪人。丁玲的书，UCLA也有好些冷门的如“一年” (1936)、“一颗未出膛的子弹” (1939)。宋淇最注重她以都市为背景的早期小说，大概觉得较近她的本质。五O年间的杂志他们有，只缺二O、三O年间的书刊。我做这一类的研究当然是为了钱，大概不少，想等确定了再托你影印。等暑假随便几时有空请到哥大图书馆抄点书名给我，不要延安的。不知道有没有下列：

(一) 二O、三O年间的小说集。(我最想知道除了《丁玲选集》(1952)前五篇──《梦珂》到《一九三O年春上海》──还有没有别的这一类的作品。)
(二) 《韦护》。(我没看过，是长篇？)
(三) 《母亲》单行本。

    在洛杉矶的大学如果能借书，付费当然值得，就是路远，去很费事，有些资料也许中大可以供给，所以还没决定托信正介绍。匆匆先寄出这封信，祝近好，Della自珍都好──

爱玲六月九日(一九七四)

【按语】哥大公寓房子的住客有习惯把要丢弃的书放在门厅或地下室的桌子上，任其它住客选中对胃口的拿回家去。 Pigs for Ancestors(爱玲后来在信上自译为《猪祭祖》)就是这样一本被丢的人类学著作。我拣了看看书里那些图片很有趣，就把它包装后寄给爱玲了。

她在上一封信里大谈亨利.詹姆斯，我在回信里一定提到了他那部最引人入胜的长篇巨著《仕女图》，即 The Portrait of a Lady。这部小说一九九六年由女导演 Jane Campion搬上银幕，拍得极糟，我看后非常生气。

唐文标教授生前曾为搜求张爱玲四十年代作品的原刊本做了一番努力，很有成绩。但他未征求原作者的同意，先把有些尚未在台港重刊的作品，投寄杂志去发表，后来再把此类作品放人他自己独“编”的《张爱玲卷》(一九八二)、主编的《张爱玲资料大全集》(一九八四)，张对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在给朋友信上发发牢骚。另外一种唐着《张爱玲杂碎》(一九七六)则从左派批评家的立场把张的早期小说做了一个总批判。

唐文标治学相当粗心。他明知《连环套》、《创世纪》这两篇未完成的小说皆于一九七四(民国六三年)先后重刊于台北《幼狮文艺》六月号、《文季》季刊第三期(八月十日出版)，在他所编的《张爱玲小说系年》里，二者的重刊日期却都提早了一年。见《杂碎》页一四二——一四三。

台北出版人间，对张爱玲最表示崇拜的要推姚宜瑛女士。她的大地出版社已出了好几种赏析研讨张的书籍，偏偏爱玲自己的文集一本也没有出过。我曾多次致函爱玲为姚宜瑛说项，也没有用。

到了一九七四年六月，爱玲虽因新旧作品推出较多而声誉更隆，她已整整三年没有一份固定收入的工作，自不免恐慌，因之她“投稿都是为了实际的打算”──赚钱。上一封信上她提到香港中文大学有可能找她“写篇丁玲小说的研究”，就不免兴奋起来，要我为她在哥大图书馆找书，此信也如此。“为了钱”，做任何那一类的研究都没有什幺难为情，研究丁玲无论如何要比研究术语有趣的多。但张、丁二人的才华、成就实有天壤之别，以爱玲这样的大天才去花时间研究丁玲，实在是说不通的。后来爱玲并未从事此项研究，信里提到的那些丁玲作品也就不必—一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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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志清：
    信正的消息虽然意外，想起我好两次说他前进，不禁笑了。物价涨，但是我跟你们情形不同，又等于从来没有过固定收入，习惯拿到点钱就留着过日子，也不怎幺省，就是不会撑场面。勿念。出书的事需要再考虑一下，我本来也确定会有人盗印。我知道王敬义，登在他的杂志上恐怕以后有麻烦，更公然盗印。只好请代回绝，也许就说预备出书，不能再转印。“创世纪”——是写我祖母的妹妹——我没有，“文季”没寄来，我写过一封信给编者王拓，请他在末尾加上个1944，也没有回音。明报月刊我知道你经常看，寄那份来是因为补的两句做了个记号，省得你再看一遍。中国时报上的那封公开信寄来了。为了个affair而离婚，结果又没结婚的也很多。三十年不见，大家都老了——胡兰成会把我说成他的妾之一，大概是报复，因为写过许多信来我没回信。济安日记还没来得及看。Della Natalie都好？顺便拜年！

【按语】有关庄信正的“意外”消息，隔了多少年，连他自己也想不起来了。他在柏克莱那几年，交识了不少来自台湾的“前进”分子，唐文标即是其中的一位。

由我校注的《夏济安日记》台北言心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秋季初版。此书在台湾已绝版多年，去年十一月却被列入“新世纪万有文库”，由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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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志清：
    有这幺巧的事──应当说不巧──那天刚写信给你投入楼下的邮筒，就手开信箱，你的信就在里面。我总是尽先看图书馆两星期内要还的书，“爱情、社会、小说” 与“人的文学”都还没细看。等“红楼梦魔”出版了，也请千万不要特为腾出时问来看，我不过要搁一本在你那里。不记得告诉过你没有，前些时在幼狮上看见译的 Daisy Miller，才想起’54USIS有意叫我译，给我看厚厚一册James的小说，竟会忘了。我只喜欢晚年的一篇The　Beast in　the Jungle，虽然文字晦涩，觉得造意好到极点：这人──也许有点自传性──　一直有预感会遇到极大的不幸，但是什幺事都没发生，最后才悟到这不幸的事已经发生了。这些年后再看中译 Daisy Miller，还是觉得结局有点软弱 evasive。我对朋友的见解从来不要求一致，or expecti it──不然早已一个朋友也没有了。沈登恩是胡兰成的出版人，曾经写信来要替我出书，说“胡先生可代写序”。我回掉了之后还纠缠不清，只好把送的书都退了回去。又去见宋淇，说现在知道错误了，胡兰成的书也已经都收回了。前一向又听说仍在经售。我根本没信沉的话。请代回绝，“赤地之恋”再版只好再等机会。皇冠出全集的时候，这一本也签了约，没印，想必销路关系。祝近好──今年夏天累了一点，幸而你 enjoy it。大概教大学教员较有趣。 Dalla自珍都好？荣华倒又有喜了！！

爱玲七月十二日(一九七七)

【按语】Chinese Stories from Taiwan：1960-1970哥大出版所一九七六年初版，刘绍铭主编，选择了陈若曦、王文兴、陈映真等名家凡十一人。我为此集写了篇《前言》，中译本改称《台湾小说里的两个世界》，见时报文化出版公司为我出的《新文学的传统》(一九七九)。

三年之内，爱玲倒两次在信上讲起了《丛林野兽》。这篇小说我想真正的张迷也应该有勇气去读它，我在这里不妨先把它的情节、思想和创作背景略加说明。《野兽》的男女主角叫 John Marcher、 May Bartram。二人第一次在意大利见面，二十五岁的约翰即把他在等待大灾难的个人秘密告诉了二十岁的梅女士了。十年后二人在一幢媲美博物馆的英国收藏家大宅里相逢，约翰对似曾相识的梅女士，兴趣仍非常之浓。十年之间，他未把心底秘密告诉过其它任何人，但无意中与梅重会，他又禁不住在她面前吐露了一番。这次梅也答应不再离开他，跟着等候“野兽”之来临。

但期待中“最不幸的事”，其实也可能就是改变平凡人生，赐予最大幸福的一个“奇迹”。第二次见面时，梅即问，那个“消灭自我” (annihilating me)，“改换一切”(altering everything)的恐怖经验，可否即是对“坠人情网之期待”(the expectation……of falling in love)？约翰太自我中心，听不出也听不懂女方问句之深义而即加以否定。多少年之后，梅已病入膏盲，约翰倒紧张起来，难道她的逝世即是在他期待中的大灾难、大事情？梅笑道：这不是。它已经来过了，可惜你一直未注意到，现在它要去了。年轻时约翰在意大利见到了梅，假如他有勇气不顾一切自私的考虑，无条件去爱她，二人就进入了一个“消灭自我”、“改换一切”的新天地、新境界。一般人世俗考虑太多而不敢大彻大悟的去大爱。其实大作家也何尝不是如此？亨利.詹姆斯一生致力于写作，冷眼旁观人生而自己反不能热情地投入生活中。进入晚年后，自感生活空虚，才会写出《丛林野兽》这样的小说来的。

詹姆斯有个朋友叫康斯登斯.乌尔森(Constance Fenimore Woolson)。她也是长居英国、欧陆的美国作家，且是名门之后(大小说家James Fenimore Cooper是她的舅公)。一八八O年四月，她同詹姆斯初会于翡冷翠。乌女士首访名城而竟有心仪已久的文豪当她的向导，其乐何如！但五月底或六月初，詹姆斯终于要回伦敦去了。之后，乌女士对他的友情大半时间只好靠书信来维持。他是个大忙人，不免慢慢的对她表示疏远。往往她写三封长信，他只回她一封短的，女士失望之余(当然还有其它原因)，一八九四年正月终于在威尼斯跳楼丧命，詹姆斯原想去参与丧礼的，但得知她自杀的消息后，也就怕见遗容，打电报托词不去了。《丛林野兽》写成于一九O二年，主要灵感即来自作者同乌尔森女士这段友情。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Leon Edel，Henry James：A life(New York，1985)。

一九七七年我向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请到了一笔钱，在哥大开一个暑期研究班，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参与者限定十二人，美国大学、学院的文科教授都可申请，只要他们的主修科目并非中国文学。人选者另由政府津贴二千元。那年暑假八星期(六月十三-八月五日)，每星期讨论一本书或一个人，计有；《诗经》、《楚辞》、陶潜、杜甫、李贺、《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所以爱玲觉得我虽“累一点”，一定教得“很有趣”。八个星期教下来，我发现对不懂中文的读者而言，李贺实在不易教。一九八一年我又开了同样的一个暑期班，就把李贺改成元曲《西厢记》，学生受惠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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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志清：
     收到你的圣诞信，信上说我给海上花译本写自序，你写个短foreword，我也觉得是这样好。我的圣诞信上是担心耽误你出文集，以为你可以没看译文先写序，那是因为我没给人写过序，说的外行话。我上次写信给宋淇讲起你来信建议由哥大出版，你写序。此后我忙着看牙齿，没再去信。今天收到他的信，知道他也跟你提起写序的事。事实是我因为一向以为是由代理人推销，作为普通读物，所以也没想到要请学者写序。Dick McCarthy是在一本“中国小说书目”上看到海上花的故事，非常喜欢，所以自动举荐代理人。这两年我译书时候是心理上的一个支柱，所以年前写信去回掉了之后，一直非常低气压。再一想，既然不等着钱用，何必自苦？还是多费点时间让代理人去试试，只要有极小的一部分人喜欢，能出书，就比大学印刷所的发行较广。当然我客观的看法也是哥大出版最相宜，不过我对这书像别人对子女一样，即使明知不是这块料，总想 give them every chance。但是三心两意，让你因此为难，实在是不可原宥的。前两天我写了信告诉McCarthy等今年年底有了定稿，寄一份给他看了再说。哥大方面暂缓进行，如果他们失去兴趣，也只好作罢了。等以后卖不掉，我也还是感激你当初替我打算。国语对白的海上花三月起在皇冠连载，大概要登到八九月。我因为冷牛奶吃了作气，多年不吃了，近来改吃热的，脱脂的不吃，没有你的毅力。快过阴历年了，正好给你跟王洞自珍拜年。

爱玲一月廿二(一九八二)

【按语】当年看了本信，我只好叹口气。爱玲考虑很久，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也就不便再去规劝她了。其实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的出版所都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了。由它们出版比较冷门的外国文艺名著实在是最相宜的。余国藩所译之四巨册《西游记》是芝大出版的，Moss Robert。所译之千页厚册《三国演义》是加大出版的，我人在哥大，知道它所出版的东方各国之古典名著更是多不胜数。爱玲的原有代理人推销《北地胭脂》，没有一家美国书商对它有兴趣。麦卡赛举荐的那一位即使比 Marie Rodell强得多，他又有什幺本领把张译《海上花》卖给 Random House、Knopf等水准较高的美国书局？该书手稿未能在译者生前出版，我想同她的错误决定大有关系。

夏志清：感谢林以亮 寄来张爱玲二书

这是节选，摘自夏志清的《鸡窗夜静思故友》一文。


感谢林以亮 寄来张爱玲二书

《鸡窗集》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集，1984年九歌出版社台北初版，我那时已六十三岁。在此前后所出的五种集子，皆以谈论文学为主，而少谈到自己。香港7月刚出版的《谈文艺，忆师友──夏志清自选集》倒是本道地的散文集，入选的二十篇中只有〈上海，一九三二年春〉、〈红楼生活志〉、〈外行谈平剧〉这三篇录自《鸡窗集》。

林以亮（宋淇）为我写的长序〈禀赋、毅力、学问〉也算是本书一个特色，因为我的其他文集只备自序，而从不请比我年长的师友写篇序的。宋淇早在抗战期间即是济安哥的光华同学，且常来我家同我谈话。早于1976年我即为《林以亮诗话》写了篇序，但宋淇兄1996年去世后，我因患有心脏病而并未在台港报刊上为他写篇悼文。宋淇同我的另一至交高克毅兄都是香港中大《译丛》（Renditions）的创业编辑（Founding Editors）。《译丛》1973年创刊。继任他们的主编孔慧怡（Eva Hung）博士要于新世纪初出本庆贺该刊三十周年的纪念册《译丛点滴》（The Renditions Experience, 1973-2003）。我也在被邀写稿之列，写了篇追念宋淇的短文（"Remembering Stephen Soong"），主要感谢他于1943年秋召集了一个文友聚会，给我机会同钱钟书夫妇相见谈话；再于1950年代初从香港写封推崇张爱玲的信，并把《传奇》、《流言》此二书的盗印本也航邮寄我。我那时正在写《中国现代小说史》，假如未能及时看到此二书，很可能我不会辟一专章去大写张爱玲的。

夏志清：初见张爱玲，喜逢刘金川-——兼忆我的沪江岁月

  一九四二年六月大学毕业后，到一九四五年十月离沪驶往台北去当一名小公务员， 那三年多的时间里我只参与过两个像样的文艺集会：一九四三年秋天我在宋淇兄嫂家 里见到了钱锺书、杨绛夫妇和其他上海的文艺名流；一九四四年夏天我在沪江英文系 低班同学家里见到了张爱玲和不少沪江、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他们都是仰慕张爱玲而 来的。此外我并未参加过一个文艺集会，说出来不会有人相信，但实情确是如此。
　
    毕业后我读书更为专，只同老同学来往，常见面的四位：陆文渊、吴新民和张心 沧、丁念庄这对伉俪——至今尚健在，我想另写一文回忆他们。另两位英文系同班同 学王楚良、王玉书，同我也有来往。王楚良思想比“前进”，一九四九年后他在中 国外交部工作，曾出差加拿大多年。王玉书来自福建，可能家庭环境比我还要清寒，毕业后即结了婚，且考进了邮政局，抱住了一个铁饭碗。一九四八年我进耶鲁研究院 后，给他一封信，他回信对我极表钦羡。假如他终身在邮政局服务，我想即在六七十 年代王玉书也未曾受到过多少苦难。赴美前我到他家里去辞别，见到他们小夫妻十分 恩爱，而我自己在上海竟连一个女朋友都没有，对他们的处境也颇为羡慕。
　
    大三那年，张心沧接任为学生自办的英文《沪江旁观报》(The Shanghai Spectatot) 的主编，我当文艺编辑。心沧同我一样是个不爱搞课外活动的纯学者，到了大四那年， 他辞掉((旁观报》主编之职，只好由我接任，另请一位大三学生当文艺编辑。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珍珠港事变，翌晨星期一我照旧乘公共汽车、电车到校，才知道上海也有了个大变动。我刚编好的一期《旁观报》，原该星期一分发给老师、同学的，不料承印该报的英文《大美晚报》社已被封锁，该期也就从未见过天日。对我来说，时局大变之后，整个春季学期我不必再费神去编报，倒是个大解放。
　
    连学校都将改称为“沪江学院”，我们这一届毕业生当然更无兴致去编印一本毕业纪念册了。少了这本留下每人学士装小照的书，原先不熟的同届毕业生也就更容易 忘怀了。不过，上列六位同系同学之外，沪江熟朋友我倒还是有几个的。其中一位名叫王弘之，高一上学期我在江湾沪江附中住读时即同他很熟了。我在《读•写•研究三部曲))此文末段，提到“毕业后两年，有一天沪江政治系同学王君来访”，借走了我的孤本学士论文，这位同学即是王弘之。引文见((难窗集》五十九页。九歌出版社刚把此书重印了一次，市面上应该买得到。
　
    沪江学生要对自己的主修学科、两门副修学科修满了多少学分，才能毕业。一一不小心，副修课程学分不够，就有留级之虞。我想王弘之就是这样给拖延一年的。到了一九四三年，上海局势已比较稳定，沪江的大四学生又要出一本毕业纪念册了。王弘之想必参与其事，知道我英文写得好，就向我来拉稿。我反正在家里读书，为他写了两篇，并亲约张心沧写了一篇，对纪念册的编排方面我也出了不少主意。一九八三年六月我回到上海老家，才知道所有我的藏书玉瑛妹交给政府后并未发还，想都给毁了。那本毕业纪念册如尚在，我能看到自己的少作同所有一九四三年毕业生的个别照片，应该是很有意思的。
　
    我在沪江编了一年半《旁观报》，也为一九四三年的毕业纪念册写了两篇文章，比我低一两班的学生，尤其是主修英文系的同学，应该对我都有些认识的。实情确是如此。柯灵夫人陈国容即是一九四三年的英文系毕业生。一九八七年，她趁文评家李子云来纽约之便，托她带给我一册《沪江大学纪念集，University of Shanghai 1906—1986》，且同我通了好多封信。一九四四年毕业生中，在校时即同我有些来往的要推秦小孟女士。她是有名的好学生，果然毕业后一直在上海教英文，先在中学，后来在上海外语专科学校。她八十年代即已来美，现在南加州定居。一九四四年召集同学、师友在她家里同张爱玲见面的则是同届英文系另一位毕业生章珍英女士。我同她不熟，但当然知道其人。到今天，我已记不清是否她亲自电话上邀我，还是托熟人到我家里来邀我去参与此会的。我想后者的可能性较大。
　
    到了一九四四年七八月，张爱玲最著名的几篇小说、散文都已在杂志上发表过了，只可惜当时我还无缘拜读。早已看过的只是她那篇处女作《天才梦》，因为济安哥既是《西风》的长期撰稿员，赠阅的杂志寄到家里，翻阅是很方便的。大学毕业后，我抱定宗旨不去阅览我国的当代作品，因为自己既在专攻英美文学，兼及从古以来的西洋文学，要精读的经典著作，须涉猎的现代名家，实在太多，连张爱玲这样特别走红的作家，也都不敢去碰了。此外，我交往的沪江老同学，除了丁念庄外，清一色都是男生。如能在一个文艺集会上，见到几位爱好文艺的聪明女子这也是我所期望的。因之那天下午我去章珍英家里，既非迫不及待地要同张爱玲会面，也不能说是专心为了要见她而去的。
　
    我那时住在霞飞路(胜利后改称为林森路，一九四九年后再改称为淮海路)八五五弄十号，斜对过即是国泰大戏院，但弄堂里的房子却十分旧式。我们是三房客，只住三楼一层加一个亭子间，实在不敷应用。父母亲睡在三楼卧房内，济安哥在家时住亭子间，女佣阿二(后改称为“寄好婆”)想是搭地铺睡的，玉瑛妹睡在哪里我已记不得了。我自己则睡在客厅兼书房。每晚阿二同母亲或我自己把棕垫搭在两条长凳上，上面再放褥垫、棉被，翌晨我起床后，阿二再把这些东西收拾好，倒是很费时间的。一九三七年抗战前夕，父亲把我们一家从南京迁往上海法租界，自己再到大后方去，我就每晚搭床睡觉，几近睡了八年。一九四五年初，我们终于有机会搬居晦近兆丰公园的兆丰别墅，面积大多了。我们虽仍是三房客，我终于有了一张床，放在我的书房里。
　
    珍英住在公共租界巨籁达路六六一号，该路的新名为何，手边无资料可查。住惯了纽约市，一九八三年返沪一看，觉得旧目的公共租界、法租界区实在不能算大。章小姐住的是新式洋房，客厅和餐厅连在一起非常宽敞，请了二三十个客人，一点也不觉得挤。我到场时，可能张爱玲还没有来，我为孙贵定教授所吸引，跟着五六个人听他讲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读英文系博士学位再的经过。他学成返国才两三年，一直在光华大学当教授，济安哥自己在光华教英文的时候，即同我讲起过他。那天不管他讲古英文、拉丁文如何难学，我倒也从他那里得到一些精神上的支持。家里无钱，留学的事不能去想，只有自己继续努力用功这条路。孙贵定风度极好，但未听说过他有什么著作。后来张心沧、丁念庄都去爱丁堡留学，心沧拿到英文系博士学位后，还写了本以中国观点看大诗人史本塞(Edmund Spenser)的书；念庄研究四川方言有成果，也拿到了语言学的博士学位。
　
    我在《超人才华，绝世凄凉》这篇悼文里，提到过那天下午的集会，谓张爱玲“那时脸色红润，戴了副厚玻璃的眼镜，形象同在照片上看到的不一样”。(《华丽与苍凉：张爱玲纪念文集》，蔡凤仪编，一百三十页)我在哥大教书期间，知道哪个女生是戴隐形眼镜的，总私下劝她不要为了美容而伤害自己的眼睛，还是戴普通眼镜较安全。现在的隐形镜片比过去的进步多了，有些女子，在我看来天生美目，想不到却是一直戴着隐形眼镜的。早在四十年代，爱玲的近视眼少说也有八九百度，厚玻璃的眼镜把她脸部的美都掩盖起来，后来她改用隐形眼镜是没有错的。但她在五十年代即有眼疾，严重的时候眼睛会出血，我想同她戴隐形眼镜总有些关系的。
　
    爱玲那天的谈话，原先只记得她提到了那篇新文艺腔的少作《牛》。五十年代初期，我开始研读张爱玲，看到《流言》里《存稿》那篇散文，才想起那天下午张爱玲也讲起过《理想中的理想村》、《霸王别姬》这些作品的。张子静、唐文标所供应的张爱玲著作表里，都没有提到过《存稿》，想来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文原刊何处。作为红作家，张爱玲学了乖，不仅要应付拉稿的编辑们，也得留几篇有趣的文章，当谈话的题材在不同场合口头开讲。《存稿》的发表日期，一定在我那天听讲之后。美国的名学者、名批评家也如此，写了一篇讲稿、沦文，不立即拿去发表(高级的文艺季刊、学术期刊都是不给稿费的)，假如有时间到各地巡回演讲一趟，就发了个小财。记得名批评家阿伦泰特(A11en Tate)曾于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来耶鲁演讲，题目为“Our Cousin。Mr．Poe”(我们的表兄弟爱伦•坡)，很惹人注意，我当然到场去一睹他的风采。但这篇讲稿正式发表于《党派季刊》(Partisan Review)，好像已是两三年后之事了。
　
    张爱玲穿的是一袭旗袍或西服，站着谈话，笑起来好像给人一点缺乏自信的感觉。听众围着她，好像也都是站着的。谈话前后，我必然同她讲过几句话。但只看了她一篇《天才梦》，除了介绍我自己以外，实在没有什么话好说的。我一直想问她：那天初会，你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但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我这个人?但一共只见了几次面(上海一次，华府一次，纽约三次，波士顿一次)，不会同她这样去叙旧的。但我们长期通信，叙旧的机会倒多得多。凭爱玲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那封信，表示我已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著．香港友联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中译初版本。书中对张爱玲的文学作给予高度评价。
　
    上一封信上提到了二人一九四四年的初会了。该函及我的按语见《联合文学》一九九七年五月号所载《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二)，六十一页至六十三页。
　
    对我来说，爱玲信上提到的那位宁波小姐才是那天下午真正的明星，我一见了就喜爱，而且永远忘不了她，虽然连她的形象也早已模糊了。若同当代明星相比，我想她的笑容、脸型、身材都有些像《莎翁情史》(Shakespeare in Love)的主角葛妮丝•派特洛(Gwyneth Paltrow)。我当年的爱情观，同但丁在《新生》里所表扬的差不多：我爱上了一个女子，不管她对我反应如何，她已充实了我的生命，这是我的运气，我的福份，我该多么虔诚地去感谢她!即使为了她，我增添了不少痛苦，那痛苦的日子也比平平凡凡读书的日子好得多，有意义得多。因之从大三开始到离沪赴台的那五六年(一九四。至一九四五)问，虽然从未同任何女子有过单独约会，萦绕我心头的总永远有一两位自己爱慕女子的美丽形象。我从不同她们约会看场电影，原先是穷，后来因为自己缺乏实际恋爱经验，反要表示脱俗而以交识男朋友的方法去交识女友，同她们谈学问、交换书籍看，可说非常愚蠢。到了一九四四年，我已考进海关，在外滩江海关工作。虽然月薪一半都交给母亲去贴补家用，请女友吃饭看戏的钱当然是足够的。但电影、京戏我总是一人去看，晚饭总在家里吃，赴台以前，连自己做东，请朋友在小馆子吃顿饭的经验也没有过。
　
    那位宁波小姐是章珍英自己的好友，名叫刘金川，英文名为Nancy，刚从圣约翰大学毕业，读的也是英文系。我一向喜欢比较娇小的女子，刘的高度却同我相仿，但她如此和蔼可亲，我在她面前不感到一点拘束、紧张，同她谈话非常投机。后来我在给她的一封信上写道：“What from the very first attracted me irresistibly，was and still is ，your all naturalness，your radiant spontaneity，SO Shakespearian and SO feminine•”莎翁剧本里叫人难忘的女主角实在太多，聪明活泼同她最相像的要算是喜剧《如愿》(As You Like Jf)里的罗塞琳(Rosalind)，但我自己哪里有福气当她的情人奥兰多?刘金川对待我态度上如此潇洒，可能因为她自己的爱情问题早已解决了。半年后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我一入去皇后大戏院看童芷苓演唱全部《王宝钏》，散戏后见到金川同她的男友也从戏院里出来，我们说了几句话。男友 (也是她的表兄，丁念庄后来对我说)比她高半个头，人长得很挺，凭其仪表配她应该是很合适的。后来我又发现她手指上戴了钻戒，想一定同男友订了婚了，当然我更是伤心异常。
　
    到了那时，刘金川脾气虽好，心肠虽软，实在也有些不耐烦。我在吃午饭的空档，跑到她的办公室(离江海关不远)去同她谈话了。于是她托丁念庄转话过来，我听到了当然伤心，却一点也不怪她。但既不便同她再见面了，总得表明一番心迹，于是在念庄转话的那天下午(六月十日星期天)，我在新居书房里写了一封五页英文长信寄到她的家里，但此信看后，金川也把它交给念庄退还给我，这不免让我对她有些失望。但她的照片我都没有一帧，这封信对我来说倒有永久保存价值的。此外，我无意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她翻译的一则‘‘简洁”而“深刻”的故事《父亲》(劝eFather)，原作者系挪威大作家巴乔生 (Bjornstjerne Bjorson)。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我乘船来美，把这篇译作同我的信连信封一起带了出来，所以至今我还知道她当年的住址(上海西摩路六四三弄八号)和同她来往的主要情节。这些情节上文加以简述后，我可能给人一个可笑的形象。重读旧信给我的印象却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活到了七千八岁，自己写的中文都觉得生硬无味，要把二十四岁时所写的那封真情流露的英文情书，译成同样感人的中文，也殆非易事。但我还想试试，让读者多少看到我青年时代的真面目。那天散会后，我一人走回家，孙贵定、张爱玲的谈话都不在我心上，因为我已完全给刘金川迷住了。到家天还没有黑，我却叫阿二帮我把床搭起来，要躺在床上无休止地去回想伊人，回想一个我为了她甘心堕入情网的神奇下午。

　
       (原载1999年7月《万象》第1卷第5期。最早刊于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一、二日《联副》)

《论张爱玲》——夏志清

美国报界每季都要挑出十几本新出的小说，乱捧一阵；因此，报界的捧场，也不足以使大众注意到这本书的价值。除了报界的好评以外，美国文坛对这本书似乎不加注意。

《秧歌》真正的价值，迄今无人讨论；作者的生平和她的文学生涯，美国也无人研究。但是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儿(Katherine Mansfield)、安泡特(Katherine Anne Por tor)、韦尔蒂(Eudora Welty)、麦克勒斯(Carson McCullers)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

张爱玲的家世和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不同：她出身阀阅门第，她家既有前朝的豪华，又复很早接受了西洋文化。从她两篇自传性质的散文(《私语》和《童言无忌》)看来，她的父亲该是名门之后，而且和满清宫廷关系也颇密切。他对于西洋文学，似乎也略有认识(张爱玲有一天发现她父亲的藏书中有一本萧伯纳的 Heart break House，上面有他的英文签名，并用英文写下购买年月等)。可是张老先生既然享有中国旧派绅士的特权，难免也沾染上绅土的恶习。她的母亲在当时应该算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子：张爱玲年龄还很小的时候，她母亲和她姑姑姐妹二人到欧洲留学去了。她恐怕是对家庭不满，才肯抛下儿女，远涉重洋去读书的。她丈夫抽上了鸦片，而且讨了一个姨太太。母亲虽然不在身边，张爱玲的童年生活相必过得还有趣。她常常看到穿得花枝招展的妓女，到她父亲的宴会卜来(出条子)。她有个弟弟，年龄比她小一岁；弟弟的性格比较柔弱，在腐化的环境中，难以上进。

张爱玲八岁那年，母亲游学归来，她家也从天津搬到了上海。她父亲那时痛改前非，把姨太太遣走，而且拼了命把鸦片戒掉。父母既已言归于好，张爱玲的生活也就恢复正常。可是不久父亲故态复萌，母亲忍无可忍，毅然办理离婚手续之后，再度去法国。张爱玲那时在中学读书，知识已开，更感觉到失掉母爱的痛苦；但是好在她姑姑这次没有跟去，还可以给她一点安慰。

因为生活苦闷，张爱玲读书很用功，同时幻想以写作成名。她中学毕业那一年(一九三七年)，母亲从欧洲回上海。现在她在父母之间有个选择，可是她心向母亲，亲友间无人不知；她父亲和后母想拉住她不放，拉不成，就由妒生怒，她同后母吵了一架，又给父亲重重的打了一顿；打完之后，又给父亲关了起来，丧失了自由，她觉得人都老了几年。她体会到做疯人的味道，同时幻想她如何能学《三剑客》、《基度山恩仇记》和中国旧小说里的人物那样，可以逃出牢狱，重获自由。……

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回到她父亲的家。她继续用功读书，考取厂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伦敦大学那时在上海举行招生考试)，因为欧战关系，英国没有去成，她改入香港大学。香港那地方，比上海更要五方杂处，她所认识的人也更多了。港大的学生有欧亚混血儿，有英国、印度和华侨富商的子女，这些人物在她小说里有时也出现。她大三那一年，太平洋大战爆发，香港沦陷，她和同学们邵在宿舍里被禁闭过一个时候。她后来回到上海，开始从事写作。那时候上海文人不是受日本帝国主义所利用，就是那些只谈风月的周作人派散文作家，写作的环境当然并不好。但……张爱玲可以不又左振理论的影响，安心培养自己的“风格”。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她是上海最走红的作家，经常在《杂志》、《万象》、《天地》等月刊上发表文章。除了《传奇》(一九四四年)外，她出了一本散文集《流言》(一九四五年)。《传奇》增订本在一九四七年出版，一九五四年香港天风书店重版，题目改成《张爱玲短篇小说集》。

张爱玲早年的生活并不快乐，亏得她毅力坚强，没有向环境屈服；后世读者能够读到她的作品，’应该觉得幸运。一般青年女作家的作品，大多带些顾影自怜神经质的倾向；但在张爱玲的作品里，却很少这种倾向。这原因是她能享受人生，对于人生小小的乐趣都不肯放过；再则，她对于七情六欲，一开头就有早熟的兴趣，即使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她都在注意研究它们的动态。她能和简?奥斯汀一样地涉笔成趣，一样地笔中带刺；但是刮破她滑稽的表面，我们可以看出她的“大悲”——对于人生热情的荒谬与无聊的一种非个人的深刻悲哀。张爱玲一方面有乔叟式享受人生乐趣的襟怀，可是在观察人生处境这方面，她的态度又是老练的、带有悲剧感的 ——这两种性质的混合，使得这位写《传奇》的年轻作家，成为中国当年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

张爱玲在差不多刚会执笔的时候，就不断编故事，画图画。据她自己说，她七岁那年，就在编一则以隋唐为背景的历史小说。这种写作兴趣的早熟，可以和白朗蒂姐妹相比。年岁渐长，她又试写各样的通俗小说，从鸳鸯蝴蝶派章回小说一直到叫喊革命口号的普罗小说。把文字好好地活用，固然给她极大的乐趣；但是画人物画也使她很得意。《流言》里面有好几页人物素描，都是些她在上海香港所见到的人物，她的描绘能够把握重点，而且笔触轻灵，不浮不乱。她假如好好地受过一些图画训练，可能成为一个画家。

张爱玲从小就用文字、图画来记录她自己看到的世界，因为她对这个世界给予她的感官享受，非常爱好。她有一篇散文，描写上海虹口日本布店所发售的各种色布，色彩非常华丽。她对于嗅觉的快感，也有同样强烈的嗜好。这里可以抄录她的散文《谈音乐》中的两段文字：

气味也是这样的。别人不喜欢的有许多气味我都喜欢，雾的轻微的霉气，雨打湿的灰尘，葱，蒜，廉价的香水。像汽油，有人闻见了要头昏，我却特意要坐在汽车夫旁边，或是走到汽车后面，等它开动的时候“布布布”放气。每年用汽油擦洗衣服，满房都是清刚明亮的气息；我母亲从来不要我帮忙，因为我故意把手脚放慢了，尽着汽油大量蒸发。

牛奶烧糊了，火柴烧黑了，那焦香我闻见了就觉得饿。油漆的气味，因为簇崭新，所以是积极奋发的，仿佛在新房子里过新年，清冷，干净，兴旺。火腿咸肉花生油搁得日子久，变了味，有一种“油哈”气。那个我也喜欢，使油更油得厉害，烂熟，丰盈，如同古时候的“米烂陈仓”。香港打仗的时候我们吃的茶都是椰子油烧的，有强烈的肥皂味，起初吃不惯要呕，后来发现肥皂也有一种寒香。战争期间没有牙膏，用洗衣服的粗肥皂擦牙齿我也不介意。

音乐通常都带一点悲伤意味，张爱玲说她因此对音乐不怎么喜欢。可是惟其因为音乐是悲伤的，音乐在她的小说所创造的世界里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她母亲是个有修养的音乐家，她自己很小的时候就学钢琴。在《谈音乐》那篇文章里，她说她喜欢巴哈、莫扎特等古典派作曲家，甚于浪漫派作曲家。足见她的趣味不凡。可是读者且不要误会她像一般教会学校出身自命高贵的小姐一样，对于“下流”的东西，不屑一顾。她喜欢平剧，也喜欢国产电影；还常常一个人溜出去看绍兴戏、蹦蹦戏。那些地方戏的内容是所谓”封建道德”，它们的表现的方式——不论曲调和唱词——是粗陋的，单调的，但是她认为它们同样表现人生的真谛。文明社会里，仪式是幽雅了，趣味是繁复了，但是人生的真谛仍旧不变。中国旧戏不自觉地粗陋地表现了人生一切饥渴和挫折中所内藏的苍凉的意味，我们可以说张爱玲的小说里所求表现的，也是这种苍凉的意味，只是她的技巧比较纯熟精巧而已。“苍凉”、“凄凉”是她所最爱用的字眼。

张爱玲天赋既然灵敏，她所受的又是最理想的教育。她的遗少型的父亲，督促她的课业很严，她从小就熟读中国旧诗古文。她的文字技巧，实在得力于此。否则以区区二十几岁的少女(她开始发表作品是在那时候)，把中文运用得如是圆熟自如，是叫人难信的。她的父亲逼她学中文，母亲又很早把她带人西洋艺术、音乐、文学的世界。论学问，她当然比不上钱钟书。太平洋战争发生，她辍学的时候，她的西洋文化的知识决不会超过一个美国东部女子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但是作家所需要的不一定是知识，而是她的人生的教育。换言之，作家应该在日常生活里能够吸收材料，保留印象，并且善加利用。人生的范围是广大的；巴哈、莎士比亚固然重要，爵士音乐和好莱坞也有它们的重要性；中国旧诗里所抒写的情感虽然精致，申曲里所表现的人生虽然恶俗，但对于作家而言，它们是同样有其效用的。张爱玲雅俗兼赏，因此她的小说里所表现的感性，内容也更为丰富。

凭张爱玲灵敏的头脑和对于感觉快感的爱好，她小说里意象的丰富，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钱钟书善用巧妙的比喻，沈从文善写山明水秀的乡村风景；他们在描写方面，可以和张爱玲比拟，但是他们的观察范围，较为狭小。

……张爱玲在《传奇》里所描写的世界，上起清末，下迄中日战争；这世界里面的房屋、家具、服装等等，都整齐而完备。她的视觉的想象，有时候可以达到济慈那样华丽的程度。至少她的女角所穿的衣服，差不多每个人都经她详细描写。自从《红楼梦》以来，中国小说恐怕还没有一部对闺阁下过这样一番写实的工夫。但是《红楼梦》所写的是一个静止的社会，道德标准和女人服装从卷首到卷尾，都没有变迁。张爱玲所写的是个变动的社会，生活在变，思想在变，行为在变，所不变者只是每个人的自私和偶然表现出来足以补救自私的同情心而已。她的意象不仅强调优美和丑恶的对比，也让人看到在显然不断变更的物质环境中，中国人行为方式的持续性。她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她认识过去如何影响着现在——这种看法是近代人的看法。

她的世界里也充满了自然景物的意象。小说里的人物虽然住在都市，但是他们仍旧看得见太阳，能够给风吹着，给雨淋着，花草树木也总在他们眼前不远。公共汽车乘客怀抱里的一大捆红杜鹃，公寓房子的洋灰屋顶上的一盆藤草努力朝天爬，夏天的微风在一个失意的男人纺绸裤褂里面像一群白鸽似的“飘飘拍着翅子”——这种小节不但使故事更为生动，而且使当时的“人”和“地”更能给人一个明确的印象。张爱玲的世界里的恋人总喜欢抬头望月亮——寒冷的、光明的、朦胧的、同情的、伤感的、或者仁慈而带着冷笑的月亮。月亮这个象征，功用繁多，差不多每种意义都可表示。

张爱玲见了具体事物，固然深感喜悦，她对于人和人之间的微妙复杂的关系，把握得也十分稳定。她诚然一点也没有受到中国左派小说的影响，当代西洋小说家间所流行的一些写作技巧，她也无意模仿。有些西洋小说家专写意识流，即为她所不取；因为在意识流之外，还有更重要的道德问题，需要小说家来处理。人心的真相，最好放在社会风俗的框子里来描写；因为人表示情感的方式，总是受社会习俗的决定的——这一点，凡是大小说家都肯定，张爱玲也肯定。张爱玲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也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这是从她心理描写的细腻和运用暗喻以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两点上看得出来的。可是给她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旧小说。她对于中国的人情风俗，观察如此深刻，若不熟读中国旧小说，绝对办不到。她文章里就有不少旧小说的痕迹，例如她喜欢用“道”字代替“说”字。她受旧小说之益最深之处是她对白的圆熟和中国人脾气的给她摸透。《传奇》里的人物都是道地的中国人，有时候简直道地得可怕；因此他们都是道地的活人，有时候活得可怕。他们大多是她同时代的人；那些人和中国旧文化算是脱了节，而且从闭关自守的环境里解脱出来了，可是他们心灵上的反应仍是旧式的——这一点张发玲表现得最为深刻。人的感性进化本来很慢；国家虽然是民国了，经济上工业上的进步更是旷古未有，但是旧风俗习惯却仍旧深入人心。《传奇》里每个人都勾画得清清楚楚，他们给他们的背景一衬托，更显得栩栩如生；他们的背景是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形，是他们的父母，或者广言之，是一个衰颓中的文化。

上面一节里，我们把张爱玲短篇小说的特色，作一个笼统的介绍。她的意象的繁复和丰富，她的历史感，她的处理人情风俗的熟练，她对于人的性格的深刻的揭发 ——这些特色当然最好用具体例子来说明。《传奇》里很多篇小说都和男女之事有关：追求，献媚，或者是私情；男女之爱总有它可笑的或者是悲哀的一面，但是张爱玲所写的决不止此。人的灵魂通常都是给虚荣心和欲望支撑着的，把支撑拿走以后，人变成了什么样子——这是张爱玲的题材。张爱玲说她不愿意遵照古典的悲剧原则来写小说，因为人在兽欲和习俗双重压力之下，不可能再像古典悲剧人物那样的有持续的崇高情感或热情的尽量发挥。契诃夫以后的短篇小说作家，大多认为悲剧只是一刹那间的事：悲剧人物暂时跳出自我的空壳子，看看自己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空虚的。这种苍凉的意味，也就是张爱玲小说的特色。她的几篇讽刺性的短篇小说里，主角人物在如意的环境里忽然来了一点小不如意，他的满怀希望忽然临时变成失望，这样他对于人生的悲剧，多少有了认识。但是张爱玲还认真的写过几篇比较长的短篇小说，这里面她把悲剧意识充分发挥。这几篇小说我们预备详细的讨论一下，我们可以看看张爱玲的艺术在顶紧张的状态下可以达到多高的巅峰。

《金锁记》长达五十页，据我看来，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这篇小说的叙事方法和文章风格很明显的受了中国旧小说的影响。但是中国旧小说可能任意道来，随随便便，不够谨严。《金锁记》的道德意义和心理描写，却极尽深刻之能事。从这点看来，作者还是受西洋小说的影响为多。

小说的主角曹七巧——打个比喻——是把自己锁在黄金的枷锁里的女人，不给自己快乐，也不给她子女快乐。她是麻油铺店老板的女儿，性情暴躁；小说开始的时候，她已经结婚五年了，丈夫是官宦人家的二少爷，害骨痨的残疾人。有钱有势的人家决不肯把女儿嫁给这样一个病人，七巧家的门第差，而且七巧的哥哥希望妹妹高攀了，自己可以占些便宜。七巧勇敢的接受了她不幸的命运。她偶尔接济她哥哥，但是不让他尽情侵占；对于出身比她好的人的势利观念，她只是嗤之以鼻，不加理会。她惟一的安慰是，一旦丈夫去世，分到一大笔钱，她便可独立自主了。她陪丈夫抽大烟，她自己也上了瘾；可是她身体还是正常健康，丈夫不能使她满足(虽然他们也生了两个弱小的孩子)，而她需要爱，于是她自以为爱上了丈夫的弟弟——姜季泽。那时姜季泽结婚才一个月。这三少爷风流倜傥，不务正业，平日走马章台，征歌逐色，对于丫头也是毛手毛脚的；可是对七巧，却是严守叔嫂之防。七巧伸手去摸他的腿，他只是捏她一把脚，就打定主意立起身走开了。

十年之后，她丈夫婆婆都死了，七巧的苦也熬到头了(作者描写分家吵嘴一幕，有声有色)。那时她分到了家产，搬出老宅，自立门户。可是季泽把他名下的一份早就花得差不多了，他现在专诚来拜访他的寡嫂，向她倾诉爱情。

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可不是，这半辈子已经完了——花一般的年纪已经过去了。人生就是这样的错综复杂，不讲理。当初她为甚么嫁到姜家来?为了钱吗?不是的，为了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泽相爱。她微微抬起脸来，季泽立在她跟前，两手合在她扇子上，面颊贴在她扇子上。他也老了十年了，然而人究竟还是那个人啊!他难道是哄她么?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仅仅这一转念便使她暴怒起来。就算她错怪了他，他为她吃的苦抵得过她为他吃的苦么?好容易她死了心了，他又来撩拨她，她恨他。他还在看他。他的眼睛——虽然隔了十年，人还是那个人啊!就算他是骗她的，迟一点儿发现不好么?即使明知是骗人的，他太会演戏了，也跟真的差不多罢?

她一下子觉得心旌摇荡，可是她这几年来，不断的等待，不断的算计，早就把自己套在金锁里面，不论真爱假爱，她都不能接受。她开始同季泽谈生意经，讨论金钱的事情，后来发现他在骗她：他的爱是假的。一怒之下，她把手里的扇子向他掷去，打翻了一杯酸梅汤，溅得他一身。

季泽走了。丫头老妈子也给七巧骂跑了。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像迟迟的夜漏——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真长，这寂寂的一刹那。七巧扶着头站着倏地掉转身来上楼去，提着裙子，性急慌忙，跌跌跄跄，不住地撞到那阴暗的绿粉墙上，佛青袄子上沾了大块的淡色的灰。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是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意。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进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今天完全是她的错。他不是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她为甚么要戳穿他?人生在世，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归根究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她到了窗前，揭开了那边上缀有小绒球的墨绿洋式窗帘，季泽正在衖堂里往外走，长衫搭在臂上，晴天的风像一群白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褂里去，哪儿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

普通小说家写到这里，大可搁笔。一个女人又贪钱，又爱上一个不挣气的男人——很多好小说是拿这样一个人作为题材的。《金锁记》的上半部，感情与意象配合得恰到好处(从前面引的几段可以看出来)，别人假如能写这半部，也足以自豪的了。可是对于张爱玲，这一段浪漫故事只是小说的开头。在下半部里，她研究七巧下半世的生活；七巧因孤寂而疯狂，因疯狂而做出种种可怕的事情，张爱玲把这种“道德上的恐怖”加以充分的描写。

七巧的儿女是在她的专制淫威下长大的。儿子长白是个弱者，完全听母亲的支配。他没有好好的上过学校，很早就养成了大少爷的恶习。他开始要逛窑子的时候，母亲给他娶了一房媳妇。七巧自己性欲得不到满足，也不容她身边的人享受正当的性生活。儿子娶了媳妇，七巧的妒忌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她向他百般挖苦，使他不能和妻子同房。她叫他来陪她装烟，半夜三更，母子二人抽着大烟，一面取笑这位可怜的媳妇。七巧还替儿子讨了一个姨太太，使媳妇的日子更不好过。妻妾二人都在不堪折磨之余，结束了残生。

七巧和她女儿长安的冲突，张爱玲有更细腻的描写；她的戏剧手法，令人叫绝。长安上过学，可是七巧不断的羞辱她，使她没有脸去见师长同学。她最后缀学了，但她是个灵敏的女孩子，“她觉得她这牺牲是一个美丽的，苍凉的手势”。她母亲在世之日，她这种“手势”是她惟一自卫的武器。

七巧有时也想把长安嫁到好人家去。但是七巧恶名四播，长安又姿色平庸，好人家是不要这样一房媳妇的。家境颓败的人家，七巧总疑心他们有贪财的企图，也不予考虑。主要的原因当然是七巧不愿意让长安离开，她要控制她，折磨她。一年一年过去，长安也抽上了鸦片，脾气也同母亲一样的恶劣了。

堂房妹子同情她，替她介绍了一个男朋友童世舫。那时候长安快三十岁了，童世舫也有三十九岁；他过去谈过的几次恋爱都不顺利，在德国过了八年寂寞的留学生活，现在回转头来，反而不喜欢新式女子，长安那种旧式家庭的淑女，倒很对他的劲。他们二人偷偷的有了几次约会，最后正式订婚了。长安要对得起她的未婚夫，暗中把鸦片烟都戒了。

可是七巧把婚期不断地拖延，女儿表示着急的时候，她总骂她不要脸。母亲的冷嘲热讽，女儿不能忍受，最后决定同童世舫解了约。

他果真一辈子见不到她母亲，倒也罢了，可是他迟早要认识七巧。这是天长地久的事，只有于年做贼的，没有千年防贼的——她知道她母亲会放出什么手段来?迟早要出乱子，迟早要决裂。这是她的生命里顶完美的一段，与其让别人给它加上一个不堪的尾巴，不如她自己早早结束了它。

婚约取消后，她和童世舫仍旧保持友谊的关系。他们继续来往几次之后，反而发生了真正的爱情了。可是这种脆薄的爱情，决敌不过七巧魔鬼般的智巧。接着就是全篇小说的高潮：七巧在童世舫这个陌生人眼里，第一次以老太婆的姿态出现，这段文章也充满了戏剧性的紧张刺激：

然而风声吹到了七巧耳朵里。七巧背着长安吩咐长白下帖子请童世舫吃便饭。世舫猜着姜家许是要警告他一声，不准和他们小姐藕断丝连，可是他同长白在那阴森高敞的餐室里吃了两盅酒，说了一回话，天气、时局、风土人情，并没有一个字沾到长安身上，冷盆一撤了下去，长白突然手按着桌子站了起来。世舫回过头去，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峙有两个高大的女仆。门外日色昏黄，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世舫直觉地感到那是个疯人——无缘无故的，他只是毛骨悚然。长白介绍道：“这就是家母。”

世舫挪开椅子站起来，鞠了一躬。七巧将手搭在一个佣妇的胳膊上，款款走了进来，客套了几句，坐下来便敬酒让茶，长白道： “妹妹呢?来了客，也不帮着张罗张罗。”七巧道：“她再抽两筒就下来了。”世舫吃了一惊，睁眼望着她。七巧忙解释道：“这孩子就苦在先天不足，下地就得给她喷烟。后来也是为了病，抽上了这东西。小姐家，够多不方便哪!也不是没戒过，身子又娇，又是任性儿惯了的，说丢，哪儿就丢得掉呀?戒戒抽抽，这也有十年了。”世舫不由得变了色，七巧有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她知道，一不留心，人们就会用嘲笑的、不信任的眼光截断了她的话锋，她已经习惯了那种痛苦。她怕话说多了要被人看穿了，因此及早止住了自己，忙着添酒布菜。隔了些时，再提起长安的时候，她还是轻描淡写的把那几句话重复了一遍。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四面割着人，像剃刀片。

长安悄悄的走下楼来，玄色花缎鞋与白丝袜停留在日色昏黄的楼梯上，停了一会儿，又上去了，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十五年前，季泽来向她倾诉爱情的时候，她还有强烈的情感，她还能真心的发怒。现在她已经把她自己正当的情感，完全压抑。她随随便便撒个谎(“她再抽两筒就下来了”)，就断送了女儿终身幸福。她应付童世舫那段真好，她的计谋是成功了，可是她既无愧疚之感，也并不得意。丧失了人的情感，她已经不是人。“……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婆，脸看不清楚……”这个明确而使读者牢记不忘的意象，正是代表道德的破产，人性的完全丧失。
可是在半夜里，她回顾自己的空虚的胜利，七巧会不会起一点自怜之感——觉得这许多年是白活了呢?《金锁记》的结束是一个出神沉思的场面，七巧一辈子生活的空虚完全展现在读者面前了。

七巧似睡非睡横在烟铺上。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轻的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就连出了嫁之后几年，镯子里只塞得进一条洋绉手帕。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喜欢她，也许只是喜欢跟她开玩笑，然而如果她挑中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七巧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小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了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就懒怠去揩试，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

这段描写文字经济，多用具体的意象，在读者眼睛中可以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实在是小说艺术中的杰作。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白痴》中挪斯塔霞死了，苍蝇在她身上飞(批评家泰特Allen Tate在讨论小说技巧的一篇文章里，就用这个意象作为讨论的中心)，这景象够悲惨，对于人生够挖苦的了；但是《金锁记》里这段文章的力量不在杜斯妥也夫斯基之下。套过滚圆胳膊的翠玉镯子，现在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这正表示她的生命的浪费，她的天真之一去不可复返。不论多少铁石心肠的人，自怜自惜的心总是有的；张爱玲充分利用七巧心理上的弱点，达到了令人难忘的效果。翠玉镯子一直推到腋下——读者读到这里，不免有毛骨悚然之感；诗和小说里最紧张最伟大的一刹那，常常会使人引起这种恐怖之感。读者不免要想起约翰?邓恩有名的诗句：

光亮的发镯绕在骨上。
(A bracelet of bright hair about the bone．)

七巧是特殊文化环境中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女子。她生命的悲剧，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引起我们的恐惧与怜悯；事实上，恐惧多于怜悯。张爱玲正视心理的事实，而且她在情感上把握住了中国历史上那一个时代。她对于那时代的人情风俗的正确的了解，不单是自然主义客观描写的成功：她于认识之外，更有强烈的情感——她感觉到那时代的可爱与可怕。张爱玲喜欢描写旧时上流阶级的没落，她的情感一方面是因害怕而惊退，一方面是多少有点留恋——这种情感表达得最强烈的是在《金锁记》里。一个出身不高的女子，尽管她自己不乐意，投身于上流社会的礼仪与罪恶之中；最后她却成为上流社会最腐化的典型人物。七巧是她社会环境的产物，可是更重要的，她是她自己各种巴望、考虑、情感的奴隶。张爱玲兼顾到七巧的性格和社会，使她的一生，更经得起我们道德性的玩味。

七巧和女儿长安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冲突，最能显出《金锁记》的悲剧的力量。张爱玲另外几篇小说的感情力量，也得力于亲子关系的描写。所谓革命小说家描写起亲子关系来，总是根据革命的理论：凡是反抗老顽固父母的就是好孩子，乖乖的听话的孩子便是可怜虫，其实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与恨，情形很是复杂，岂是革命理论所可包括?美国近代小说，以剽袭弗洛伊德的学说(儿子对父亲天生的有敌意)为时髦，其浅薄与中国那种革命小说初无二致。一个大小说家当以人的全部心理活动为研究的对象，不可简单的抓住一点爱或是一点恨，就可满足。这一点，张爱玲是做到了的。在长安——这个中国旧家庭制度下的悲剧人物——的青春时期，爱与恨有多方面的而且常常是畸形的表现，张爱玲都能恰到好处的写出来。假如我们说，她把她自己不快乐的童年生活反映并转化在《茉莉香片》和《心经》等小说里面，也许不算妄事猜测吧。

在前面一节里，我们所讨论的是她作品里的悲剧性。事实上她怎样成为悲剧作家，恐怕她自己也不知道。她的短篇小说大部分都带一点喜剧和讽刺的意味。我们日常生活里总有种种可资笑谑的庸俗的言行；为了要保持我们生活的正常，我们常常不得不牺牲理想，迁就现实。这种矛盾可笑的事情是最能吸引张爱玲的注意的。《金锁记》里七巧的为人，前后一贯，她在张爱玲的世界里，可说是独一无二的人物。她的另外那些角色，大多得使出他们渺小的力量，在浪漫的梦想和逼人而来的悲剧之间，找寻一条出路。他们虽然是些可笑的人物，但是他们仍旧是悲哀的：人生本来就很少完全无缺的幸福；你要调整生活，适应环境，你的勇气自然会消失，你的理想也会幻减。在《封锁》这篇小说里，一位会计师和一位大学英文女助教在停止不动的电车里攀谈起来，两人愈谈愈投机——会计师讲起他的太太怎样的没有头脑，他的孩子又多么的多，他又多么的不快乐；女助教本来过了一辈子平凡的生活，现在多少的期待着一点浪漫的刺激了。可是封锁一解除，会计师立刻离她而去，消失于人丛之中。“电车里点上了灯，她一睁眼望见他遥遥坐在他原先的位子上。她震了一震——原来他没有下去车!她明白他的意思了：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倾城之恋》是篇相当长的小说，讲的是一个二十八岁的离过婚的女人，和一个三十二岁的花花公子在战争艰难的环境下，发现两人谁也离不了谁，最后结婚了事。 “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张爱玲描写他们恋爱的经过很是细腻，最后他们虽然不能有什么甜蜜的欢乐，却多少有点真正的(即使是平凡的)幸福。与其做难以实现的美梦，不如享受一点夫妻之乐吧。

对于普通人的错误弱点，张爱玲有极大的容忍。她从不拉起清教徒的长脸来责人为善，她的同情心是无所不包的。一般讽刺作家看见世界上的人不肯正正当当老老实实的做人，激于义愤，所以笔下刻薄。可是中国近代一些政治兴趣过浓的讽刺作家，对于道德问题并无充分的认识，他们的讽刺只是歇斯底里式的发泄一股怨气而已。张爱玲并不标榜甚么主义，可是这并不是说她的道德观念较那些教条派作家的为弱。她深深知道人总是人，一切虚张声势的姿态终归无用。她所记录下来的小人物，不可避免的做些有失高贵的事情；这些小故事读来叫人悲哀，不由得使人对于道德问题加以思索。张爱玲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可是同时又是一个活泼的讽刺作家，记录近代中国都市生活的一个忠实而又宽厚的历史家。她同简?奥斯汀一样，态度诚挚，可是又能冷眼旁观；随意嘲弄，都成妙文。这种成就恐怕得归功她们严肃而悲剧式的人生观。

……张爱玲的讽刺并不惩恶劝善，它只是她的悲剧人生观的补充。人生的愚妄是她的题材，可是她对于一般人正当的要求——适当限度内的追求名利和幸福，她是宽容的，或者甚至可以说是赞同的。这种态度使得她的小说的内容更为丰富——表面上是写实的幽默的描写，骨子里却带一点契诃夫的苦味。在《留情》、《等》、《桂花蒸 阿小悲秋》几篇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隽永的讽刺，一方面是压抑了的悲哀。这两种性质巧妙的融合，使得这些小说都有一种苍凉之感。《桂花蒸 阿小悲秋》尤其令人感动。这是一个在上海洋人家里工作的阿妈一天里的故事。阿小是个纯朴拘谨而又爱家的乡下女人，她一生只希望她的小儿子出头；同她对比的是那个无情、放荡、而又吝啬的洋主人。这个女人——她的骄傲，她的贫穷，她的无可奈何的去侍候她所不喜的洋人，这些将永远留在读者的印象里。

（选自《是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5章，1979年7月）

「張愛玲的小說藝術」序 ~夏志清

因之，我初讀「傳奇」「流言」時，全身為之震驚，想不到中國文壇會出這樣一個奇才，以「質」而言，實在可同西洋現代極少數第一流作家相比而無愧色。

隔兩年讀了「秧歌」「赤地之戀」（後書前三分之一，描寫「土改」，非常深刻，可惜皇冠雜誌社沒有把它重印），更使我深信張愛玲是當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來最優秀的作家。

別的作家產量多，寫了不少有份量的作品，也自有其貢獻，但他們在文字上，在意象的運用上，在人生觀察透徹和深刻方面，實在都不能同張愛玲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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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從不諱「俗」，在她的散文裏她直談自己的好惡，追憶自己幼年、少年時期的遭遇，從不裝腔作勢，給人一個極真的印象。

她 的小說卻是非個人impersonal的，自己從沒有露過面，但同時小說裏每一觀察，每一景象，祇有她能寫得出來，真正表達了她自己感官的反應，自己對人對物累積的世故和智慧。

就憑這一點非個人而無處不流露自己真正「感性」的境界，就可以就我們信服何以郁達夫和大半五四時代的小說家如此「粗糙」「幼稚」，而張愛玲卻如此「細緻」「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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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意象而言，也是張愛玲的密度較濃，不知多少段描寫，鮮艷奪目而不減其淒涼或陰森的氣氛.....

在「流言」裏，年輕的張愛玲對人生的一切表示了強烈的好奇，強烈的愛好。

張愛玲四十年代在上海走紅的時候，可能有不少人在報章上捧她、評她。

那些資料我當時沒有注意，現在更無法搜集，但想來沒有人曾以嚴肅的批評態度去分析她的小說，也沒有人把她同五四以來已享盛名的作家相提並論，去肯定她超前的成就。 本書所錄周瘦鵑介紹張愛玲的一段文字，可說是善意批評的代表；而帶些惡意的批評，可能會在文中涉及她的私生活，因為在當年上海，一般人對比較突出的女演員、女作家都還抱著不正常另眼相看的態度。 當時在上海，最有地位，最懂得些文藝理論的批評家要算是李健吾，但他的注意力集中於曹禺、巴金以及其他「正統」左派作家，像張愛玲這樣在禮拜六派雜誌上寫文章的，當然是不屑一顧的。

一九五二年張愛玲逃出大陸後，在香港美國新聞處作事。宋淇太太鄺文美女士是她的同事，他們夫婦酷愛文藝，一下子就同張愛玲締了深交，對她的作品也非常激賞。 宋淇知道我那時在寫本中國近代小說史，就把香港盜印的「傳奇」「流言」寄給我。 我當時已讀了不少五四以來的小說家，雖然有幾位頗有成就，但拙劣的居多，讀後心中很煩。 因之，我初讀「傳奇」「流言」時，全身為之震驚，想不到中國文壇會出這樣一個奇才，以「質」而言，實在可同西洋現代極少數第一流作家相比而無愧色。

隔兩年讀了「秧歌」「赤地之戀」（後書前三分之一，描寫「土改」，非常深刻，可惜皇冠雜誌社沒有把它重印），更使我深信張愛玲是當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來最優秀的作家。

別的作家產量多，寫了不少有份量的作品，也自有其貢獻，但他們在文字上，在意象的運用上，在人生觀察透徹和深刻方面，實在都不能同張愛玲相比。

先兄濟安一九五六年創辦「文學雜誌」，向我拉稿。 隔年我把書稿中已成的「張愛玲」那一章寄給他，他親自把它譯成中文，分兩次發表，題名「張愛玲的短篇小說」和「評『秧歌』」。

這兩篇文章，絕對肯定了張愛玲的成就，當時可能很受注意。 後來我認識了好幾位旅美小說家，他們都是讀了我的文章後才去找張愛玲的作品來讀的，而且他們自認在創作方面也受了她的影響。 一九六一年「近代中國小說史」出版後，書評大半很好，但也有人抗議，覺得我把張愛玲捧得太高，給她的篇幅太多（四十二頁），而論魯迅的專章僅有二十六頁，評得也較苛刻。

這也不能怪他們：研究魯迅的書籍有數十種，而張愛玲在一般中國文學史上是不列名的。

但事隔十年，即在國外，讀張愛玲的人數也在不斷增加中。 張自譯的「金鎖記」，已被選入我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說選」，今年剛出版，當遲早會引起讀者的注意。

加州大學教授白區Cyril Birch編的「中國文學選讀」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下冊即將出版，該書選了「怨女」英文本頭二章來代表自由中國的文藝成就。

該書上冊一九六五年出版後，已被美國各大學普遍採用為教本，假如下冊一樣被採用，則以後美國大學生初讀中國文學，必從「詩經」一直讀到張愛玲。

至少在美國，張愛玲即將名列李白、杜甫、吳承恩、曹雪芹之儕，成為一位必讀作家，使我感到當年評介她的工作沒有白做。

水晶到加拿大念書後，才開始同我通信，初次見面在一九六九年初夏。 他是當代最用心寫小說的一位，產量雖然不多，著實寫了幾篇好小說。 他同時也是專研小說的人，中外古今的小說讀得很多，對美國小說的研究更化過些死功夫。 最近一年來他閒居在家，有時我真羨慕他能有時間把「戰爭與和平」、喬治?艾略特“Middlemarch”等的千頁巨著一本本聚精會神的去研讀觀摩。

水晶自稱張迷，可能在中學時代就把「傳奇」「流言」讀了。 多少年來寫小說，更把她的小說同「紅樓夢」一樣的讀得爛熟，以作自己創作的借鏡。 在本書裏，他把自己累積的心得公開，不僅使我們對張愛玲有更精深的瞭解，也使我們將來讀任何值得玩味的小說時，把自己的欣賞程度提高，而體會到小說家寫作時用心的艱苦。

「張愛玲的小說藝術」集了三類文章：訪問記，書評與讀後感，論文。 早兩三年寫書評和訪問記的時候，水晶還沒有意思寫本專書。 後來文章積得多了，才接連寫了幾篇評析張愛玲中、短篇（「傾城之戀」「桂花蒸阿小悲秋」「沉香屑第一爐香」「紅玫瑰與白玫瑰」）的論文。（「泛論張愛玲短篇小說中的鏡子意象」，可能是全書中最精采的一篇，我尚未見到。）

論文章結構的完整，批評、分析功夫的細到，當然是這幾篇論文最見勝。

但「夜訪張愛玲」是篇極重要的文獻（杜牧為李賀詩稿寫序，李商隱為他作傳，都是建立李賀聲譽了不起的功臣，但可借二詩人生得太晚，無緣見到李賀，假如其中一人能寫一篇「夜訪李長吉」，該是我國文學史上何等重要的文獻！）

早兩年寫的書評和讀後感對張愛玲後期作品的欣賞，很有幫助。 水晶讀張愛玲讀得太熟了，隨便提出幾點討論，都牽涉到她小說藝術發展的過程。 論文中，我祇想談兩篇：「潛望鏡下一男性」，「爐香裊裊仕女圖」。 為這兩篇，除了把「紅、白玫瑰」「沉香屑」中一般人不易看到的好處細細道來，我想水晶是別有用意的。 在「潛望鏡」裏他把張愛玲和五四以來的「新小說」連在一起討論，以證明她的小說藝術，遠勝前一代的作家。 水晶二、二十年代的中國小說讀得很多，他把郁達夫「鞭屍」，實在因為同時期對心理描寫，或者性心理描寫有興趣的小說家，沒有比他更突出的。 但同張愛玲相較之下，郁達夫的小說實在寫得馬虎，同時他的自傳性的男主角是定了型的人物：一方面郁達夫讀了不少西洋、日本小說，心理學方面的參考書也看了不少，隨便寫些變態性心理的情景，即可吸引讀者的注意； 另一方面郁達夫舊文人習氣特重，覺得把自己寫得越窮、越潦倒，越顯得自己的高傲脫俗。

張愛玲從不諱「俗」，在她的散文裏她直談自己的好惡，追憶自己幼年、少年時期的遭遇，從不裝腔作勢，給人一個極真的印象。

她 的小說卻是非個人impersonal的，自己從沒有露過面，但同時小說裏每一觀察，每一景象，祇有她能寫得出來，真正表達了她自己感官的反應，自己對人對物累積的世故和智慧。 就憑這一點非個人而無處不流露自己真正「感性」的境界，就可以就我們信服何以鬱達夫和大半五四時代的小說家如此「粗糙」「幼稚」，而張愛玲卻如此「細緻」「成熟」。

在「爐香裊裊仕女圖」裏，水晶把張愛玲和近代西洋小說巨匠亨利•詹姆斯相比，也同樣證明瞭她的「細緻」「成熟」。 在「流言」裏所提到英美近代作家不外乎蕭伯納、韋爾斯、赫胥黎諸人，而且想來張愛玲並未讀過韋爾斯早期寫實派的小說，吸引她的是他後期泛論科學、人生，未來世界的暢銷書。 讀蕭、韋、赫的書很能滿足年輕人的求知慾，而到今日張愛玲看的英文書，也還是這一類的（有關希臘神話的小說，當今原始民族、落後民族生活實況的調查）。

她可能在契珂夫的小說劇本裏學到些東西（「流言」裏也提到他，沒有一個現代短篇小說家不是契珂夫的學生），但我相信她真的沒有把西洋小說當學問研究過，像她下功夫精讀「金瓶」「紅樓」一樣。水晶也明知道張愛玲沒有讀過「仕女圖」，但他特別把這部長達八百五十頁的長篇同一篇五十頁的中篇（「沉香屑」）相比，實在要表示張愛玲和詹姆斯一樣，是一位別具匠心、洞察人心世情的藝術家。他們既選定了 相類似的題材，在故事的發展上，人物的刻劃上自然會有些不約而同的地方。

在我看來，張愛玲和詹姆斯當然是不太相像的作家。就文體而言，我更歡喜張愛玲，詹姆斯娓語道來，文句實在太長（尤其是晚年的小說），紳士氣也太重。 就意象而言，也是張愛玲的密度較濃，不知多少段描寫，鮮艷奪目而不減其淒涼或陰森的氣氛。 但就整個成就而言，當然張愛玲還遠比不上詹姆斯。

我想，這完全是氣魄和創作力持久性的問題：詹姆斯一生寫了多少長短篇小說，而且據一般批評家的看法，越寫越好（雖然我個人同意李佛斯F.R. Leavis的看法，中期的「仕女圖」才代表他創作的頂峰），這種情形在文學史上是罕見的。水晶說得對，張愛玲創作慾最旺盛的時期是一九四三「沉香屑」發表後的三四年，那時期差不多每篇小說都橫溢著她驚人的天才。

逃出大陸後不久，她寫了「秧歌」和「赤地之戀」兩本小說，至少「秧歌」已公認是部「經典」之作。但她移居美國已十七年了，也僅寫了兩本：「怨女」是「金鎖記」故事的重寫，「半生緣」是四十年代晚期「十八春」的改編，她創作的靈感顯然逗留在她早期的上海時代。張愛玲在美國過著極孤獨的生活，簡直可說是同塵世隔絕了。

在「流言」裏，年輕的張愛玲對人生的一切表示了強烈的好奇，強烈的愛好。

現在，自甘淡泊，多少影響她創作的情緒和密度，何況，為了 生活，她還得放很多時間在翻譯、小說考證、中共研究這些工作上。根據水晶的訪問，張愛玲有好幾篇長篇、短篇要寫，有些開了頭，還沒有寫完。

近代大小說家（最顯著的例子是普盧斯德、喬哀思），生活到某一階段，往往就不再在生活裏吸收創作資料，閉門寫作，回憶過去。 我希望張愛玲也能有同樣的毅力，一方面珍攝自己的身體，一方面把自己已定的計劃，一部一部的寫出來。

當然，即使張愛玲今後擱筆不寫，她在中國文學史上已有了極高的地位，雖然她自己對作品留傳的問題，「感到非常的不確定」。 五四時代的作家不如她，民國以前的小說家，除了曹雪芹外，也還有幾人在藝術成就上可同張愛玲相比？（當然不少古典小說，藝術成就雖不太高，在文學史上自有其重要的地位。）

可借，中國批評事業不發達，否則張愛玲這樣光輝的成就，早應有好幾本專書討論它了。 本書的出版不僅彌補了這個缺憾，它應該也是奠定張愛玲在中國文學史上地位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水晶是受過嚴格訓練的批評家，但他絕不賣弄學問，也不寫學院體一般人不耐讀的文章，儘管他討論的是「神話結構」，「意象」「象徵」之類西洋學院批評家最愛討論的題目。

他的文評，同他的散文、書信一樣總是清新可讀，而且引用了不少詩詞名句，說理時也盡可能多用意象，暗喻，給人一個華麗的印象。這種講究文句的文評，當代英美批評家很少有人嘗試，倒使我想起了維多利亞後期的批評家貝特Walter Pater。

近年來，以一個作家為對象的批評專書絕少（我僅能想起周誠真的「李賀論」），水晶的新著可說是本示範的文藝批評，它研究的對象又是這樣一位重要的作家，二者相得益彰，應該值得每個愛好文藝讀者的注意。

超人才华，绝世凄凉——悼张爱玲 /夏志清

（１） 

　　张爱玲终于与世长辞。九月八日星期五下午四时许高张信生教授从南加州来电话报知噩耗，我震惊之余，想想张爱玲二十多年来一向多病，两三年来更显得虚弱不堪，能够安详地躺在地板上，心脏突然停止跳动，未受到任何痛苦，真是维持做人尊严、顺乎自然的一种解脱方法。张爱玲这几年来校阅了皇冠丛书为她出版的「全集」，并新添了一本《对照记》，把所有要留传后世的自藏照片，一一加以说明，等于写了一部简明的家史。去年底她更获得了「中国时报」颁给的文学「特别成就奖」。张爱玲虽然体弱不便亲自返国领奖，向多少敬爱她的作家、读者见面，但她已为他们和世界各地的中国文学读者留下一套校对精确的「全集」，可谓死无遗憾了。 

　　大家都知道，张爱玲乃一九四三年崛起于上海的红作家，其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大受欢迎，且为内行叫好。我自己初读张爱玲已在五十年代初期，那时我已有系统地读了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等的作品，大为其天才、成就所惊奇，认为「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且谓「《秧歌》在中国小说史已经是本不朽之作。……《金锁记》长达五十页；据我看来，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这些判断原见英文本《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九六一年才出版。但先兄济安特把书稿张爱玲章的大部分分作〈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评《秧歌》〉两文译出，先后载于一九五七年「文学杂志」二卷四期、六期。上面所引三句皆见「短篇小说」那篇。二文显然引发了有志创作的读者研读张爱玲的兴趣。因之张爱玲虽曾于六十年代初期来过一趟台湾而未受大众注意，她对台湾小说界发展的影响却是既深且远。到了今天，世界各地研读中国文学者，无人不知道张爱玲。她在大陆也重新走红起来，受到了学界、评者的重视。 

　　我至今仍认为《秧歌》是部不朽之作（classic），〈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早在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一年我认定张爱玲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也一点也没有错。当时中共文学不值得一读，台湾作家间，只有姜贵的《重阳》和《旋风》可同《秧歌》、《赤地之恋》相抗衡，可是短篇小说他写得极少，也无法同《传奇》相比的。但《赤地之恋》（一九五四，英文本一九五六）出版之后，张爱玲的创作量大大减少，不免影响到我们对她终生成就的评价。早在一九七三年，我为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写序，就注意到这个问题。水晶有一章把《沉香屑——第一炉香》同亨利·詹姆斯长篇名著《仕女图》（The Portrait of a Lady）相比，我在序里继续较量两人之短长： 

　　在我看来，张爱玲和詹姆斯当然是不太相像的作家。就文体而言，我更欢喜张爱玲，詹姆斯娓语道来，文句实在太长（尤其是晚年的小说），绅士气也太重。就意象而言，也是张爱玲的密度较浓，不知多少段描写，鲜艳夺目而不减其凄凉或阴森的气氛。但就整个成就而言，当然张爱玲还远比不上詹姆斯。我想，这完全是气魄和创作力持久性的问题：詹姆斯一生写了多少长短篇小说，而且据一般批评家的看法，越写越好……，张爱玲创作欲最旺盛的时期是一九四三《沉香屑》发表后的三四年，那时期差不多每篇小说都横溢着她惊人的天才。逃出大陆后不久，她写了《秧歌》和《赤地之恋》两本小说。至少《秧歌》已公认是部「经典」之作。但她移居美国已十七年了，也仅写了两本：《怨女》是〈金锁记〉故事的重写，《半生缘》是四十年代晚期《十八春》的改编，她创作的灵感显然逗留在她早期的上海时代。 

　　《怨女》、《半生缘》以及其后《张看》、《惘然记》、《余韵》、《续集》四书里所载的小说和散文当然我都细细品赏过，虽然尚未写过评论。连张爱玲不喜欢的早期小说（有些是未完成的，有些是重加改写的），读起来都很有韵味，因为张爱玲的作品总是不同凡响的。但即是最精采的那篇〈色，戒〉原也是「一九五○年间写的」小说，虽然初稿从未发表过。「古物出土」愈多，我们对四五十年代的张爱玲愈加敬佩，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近三十年来她创作力之衰退。为此，到了今天，我们公认她为名列前三四名的现代中国小说家就够了，不必坚持她为「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２） 

　　一九五五年张爱玲移民到美国，翌年她在新英格兰一个创作营（MacDowell Colony）写作，碰到一位三十年代即从欧洲移民美国的老作家瑞额（Ferdinand Reyher），两人相爱，同年八月结婚于纽约。瑞额一九六七年十月去世。想来《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九六一年出版前后，我已同爱玲开始通信了，可惜六十年代那束信一时找不到。记得爱玲在信上曾嘲称Ferd（她给丈夫的简称）为并无作品出版的作家（其实他早在三十年代即为好莱坞写电影剧本）。爱玲信上难得一露幽默，表示对其夫颇有感情。爱玲那时期身体也好，毕竟年纪还轻。一方面忙于为香港电影公司为剧本，一方面努力于英文写作、翻译。张爱玲至死以瑞额为姓，不像一般嫁洋人的作家，保持原姓。 

　　早在一九四四年夏天一个沪江同学的聚会上，我见到过张爱玲，她是主讲人。她那时脸色红润，数了副厚玻璃的眼镜，形象同在照片上看到的不一样。记得她讲起了她那篇少作〈牛〉（见《流言》「存稿」此文）。我自己那时专心攻读西洋文学，只看过「西风」上那篇〈天才梦〉，她的小说一篇也没有看过，不便同她谈话，她对我想来没有印象。一九六四年三月乘亚洲学会在华府开年会之便，高克毅作东，请陈世骧、吴鲁芹、夏氏兄弟同张爱玲在一家馆子相会。有人打翻了一杯香槟，我以为不是先兄即是爱玲，因为两人比较紧张。昨天（九月九日）看了张爱玲翻阅拙著《鸡窗集》后写的一封信（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廿六日），提及此事： 

　　　　悼吴鲁芹文中提起的，打翻一杯酒的是吴，我当时有点诧异，因为他不像是慌乱或是像我这样粗手笨脚的人，所以记得。 

　　由我推荐，张爱玲一九六七年九月抵达麻州剑桥，在赖氏女子学院所设立之研究所（Radcliffe Institute for Independent Study）专心翻译晚清小说《海上花列传》。她离开华府后，先在纽约市住上一两个月。我首次去访她，於梨华也跟着去，三人谈得甚欢。我说即在她公寓式旅馆的附近，有家上海馆子，周末备有小笼包子、蟹壳黄等点心，要不要去尝尝。爱玲有些心动，但隔一两天还是来电话邀我到地公寓房子去吃她的牛酪饼干红酒。显然她对上海点心兴趣不大，而且对我的洋太太、女儿长相如何，一无好奇心。爱玲离开纽约前，我又去看她一次，实在请不动她吃饭，或到第五大街去看看橱窗。隔一两年，我去巴斯顿参与亚洲学会的年会，最后一次同爱玲相叙。 

　　赖氏研究所任满之后，张爱玲想必返华府住了一年，再赴柏克莱加大中国研究中心去研究中共术语的。此顶研究计画向由陈世骧教授主持。先兄去世后，即由庄信正接任，张爱玲名气如此之大，我不写推荐信，世骧自己也愿意聘用的。但世骧兄嫂喜欢热闹，偏偏爱玲难得到他家里去请安，或者陪他们到旧金山中国城去吃饭。她也不按时上班，黄昏时间才去研究中心，一人在办公室熬夜。一九七○年开始，爱玲给我所有的信件昨天刚刚重温了一遍，在中心那年向我诉苦的信特别多。偏偏那年中共政府没有倡用什么新的术语、口号，世骧后来看到爱玲那份报告，所集词语太少，极为失望。更不幸的，一九七一年五月世骧心脏病猝发不救，爱玲在研究中心更无靠山，一年期满解聘是必然之事。爱玲到了柏克莱后，水土不服，老是感冒，决定搬居洛杉矶地区，气候温暖，身体或可转好。 

　　一九五五年来美后，年年都有一份薪水或奖金，供爱玲写作、翻译、研究之用。一九七一年秋季搬居洛杉矶后，她再也不去请一笔奖金，找一份工作。身体一年一年转坏，不说上班工作，能对付日常生活之需求——买菜、付账、看医生、打电话——就把她累坏了。两年前，她能写出这一小本《对照记》，而且文字保持她特有的韵味，真要有极大的勇气和毅力。一九七六年七月廿八日给我的信上她写道：「我自己是写三封信就是一天的工作，怎么会怪人写信不勤，而且实在能想象你忙的情形。」重读此段好为感动，我自己有了心脏病，比较要慎重措辞的英文信，有时打一封就是一天的工作。不像当年，中英文信写个不停，而且不会觉得累。 

　　在洛杉矶住了几年之后，不仅感冒照旧，牙齿也永远看不好。骨头脆弱，不小心手臂就断了。最可怕的，爱玲添了一种皮肤病，而且觉得屋子里到处是跳蚤，身上永远发痒。为了逃避「虫患」（张语），她就不断要搬家，每次遗失、丢掉些东西。那两年在赖氏研究所，爱玲差不多已把《海上花》译好了。隔几年信上不时讨论到译稿的问题。她想找经纪人把它交大书局审阅。我劝她把书稿当学术性的读物看待，加一篇她自己写的导论，我的前言，交哥大出版所处理较妥。她不接受我的建议，后来的信上也就不提这部《海上花》了。有一天庄信正对我言，这部译稿搬家时丢了，我听了好不心痛。除了首两章已发表过外，张爱玲三四年的心血全付之流水。全书译稿早该「全录」一份副本，交信正或我保管的。 

　　七十年代身体好的时候，爱玲每年给我三四封信。平常每年至少给我一封信，夹在贺卡内。迁居洛杉矶后，有两三年我给她的信，得不到回音，只好同庄信正在电话上、见面时对她互表关怀。一九八八年四月六日终于收到她一封满满两页的信，告知生活近况： 

　　　　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远道上城（按：主要去看医生），有时候回来已经过午夜了，最后一段公车停驶，要叫汽车——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唐行径。直到昨天才看了你一九八五年以来的信，相信你不会见怪。 

　　去年刘绍铭同葛浩文正在合编一本中国现代文学读本，由哥大出版。绍铭托我去问爱玲，哥大有位学生已翻译了她的〈封锁〉，可否录用在书内。爱玲回信谓她自己早已译了这篇小说，放在仓库懒得去拿。她是比较欢喜自己的译文的。绍铭等了半年，尚未收到爱玲的译稿，再嘱我去问她一声。爱玲明知我信里会提到此事，虽未加拆阅，也就在今年五月二日的两页来信里告知我，此事以后「再详谈」。信里提到的炎樱，大家都知道是爱玲当年最亲的朋友，《对照记》里载有她多帧照片。来信夹在一张正反面黑色的卡片里，正面图案乃一个华丽的金色镜框，有淡紫色的丝带，五颗垂珠等物作装饰。卡片里面有两行字：「给志清王洞自珍　爱玲」。她给我的每封信卡都不忘向我的妻女问好。下面是张爱玲给我最后一封信的全文： 

　　志清： 

　　　　一直这些时想给你写信没写，实在内疚得厉害。还是去年年前看到这张卡片，觉得它能代表我最喜欢的一切。想至少寄张贺年片给你，顺便解释一 下我为什么这样莫名其妙，不乘目前此间出版界的中国女作家热，振作一下，倒反而关起门来连信都不看。倘是病废，倒又发表一些不相干的短文。事实是我enslaved by my various ailments，都是不致命而要费时间精力在上面的，又精神不济，做点事歇半天。过去有一年多接连感冒卧病，荒废了这些日常功课，就都大坏。好了就只顾忙着补救，光是看牙齿就要不断地去两年多。迄今都还在紧急状态中，收到信只看账单与时限紧迫的业务信。你的信与久未通音讯的炎樱的都没拆开收了起来。我犯了眼高手低的毛病，作品让别人译实在painful。我个人的经验是太违心的事结果从来得不到任何好处。等看了你的信再详谈。信写到这里又搁下了，因为看医生刚暂告一段落，  正乘机做点不能再耽搁的事，倒又感冒——又要重新来过！吃了补剂好久没发，但是任何药物一习惯了就渐渐失灵。无论如何这封信要寄出，不能再等了。你和王洞自珍都好？有没旅行？我以前信上也许说过在超级市场看见洋芋沙拉就想起是自珍唯一爱吃的。你只爱吃西瓜，都是你文内提起过的。 

　　　　　　　　　　　　　　　　　　　　　　　　　　　　爱玲　五月二日 


　　我在那封信上提到女儿爱吃洋芋沙拉，当然记不起来了。我童年爱吃西瓜，典出《鸡窗集》〈读、写、研究三部曲〉此文。到了今天，怕拉肚子，西瓜也少吃了。爱玲在信里把我的名字同炎樱并列，要我感到高兴。可能到了今年春天，她就有意脱离尘世，所以连最好朋友寄给她的信札，都怕事不想知道它们的内容。爱玲同我一样是不相信什么上帝天堂的。尸体焚化之后，留传下去只有她的「全集」和尚未整理出版的遗稿、信件、照片。她晚年的生活给我绝世凄凉的感觉，但她超人的才华文章，也一定是会流芳百世的。 

纽约: 飘逝的最后炉香
---- 与夏 志 清 谈 张 爱 玲
周励 (美)

　　 －纽约随笔： 相约星期天

10月10日 星期日 （ 上 ）

　　我今年夏天回国商务旅行时，从上海淮海路新华书店买了一套知名台湾知名女编剧王惠玲的电视剧〔她从海上来－张爱玲传奇〕DVD带到纽约，因为担心不懂中文的美籍德裔先生，和儿子及生意上的客户们打扰，干脆将DVD像宝贝一样地藏在身边“逃离城市”，开车到90英哩之外纽约上州Catskill我们的乡下俱乐部住宅中，一口气看完。像王惠玲的〔人间四月天－徐志摩传奇〕一样，这部电视剧令我深深感动。当看到最后一集张爱玲临死前不久念写给夏志清的信时，我决定去找夏志清。

　　10月10日星期天，当哥大退休老教授、当代著名文学史家、83岁的夏志清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暗暗吃了一惊，只见一圈黄色眼垢沾在他的左眼上。十分明显，我担心他是否患了结膜炎之类的眼疾。后来听他太太讲，他不仅患有眼疾，心脏也开过刀，现在看书写东西都已经很吃力了。

　　我真高兴夏公能出来。

　　今天早上，阳光灿烂好心情。“找夏志清去，请他出来吃个Lunch！”大好阳光，再加上“ 中国欢” 餐馆的上海点心咸浆佳肴，他一定喜欢。果然，我一打电话给他，他即刻答应。我和夏公10多年前在一次作家聚会上曾见过面，但后来因为没有交往，他留给我的电话号码已找不到了。幸好上星期在东65街China Institute（ 华美协进社 ）举办了由哈佛、哥大、纽约大学教授们轮流演讲的〔夏志清作品研讨会〕，会上他重新给了我他的住宅电话。12点30分，我开车到他在哥大附近的寓所接他，一起去东64街的China fun“中国欢”饭店共进午餐。夏公一见丰盛的上海故乡味点心及缅因州大龙虾笑得非常开心。他的大衣是10多年前看到的那件旧大衣，他住的约八层的老式公寓看上去很陈旧，没有大堂门卫一类曼哈顿高级公寓通常有的设备。伟大的文人清贫的生活，除林语堂等少数人之外，在海外的中国文人生活历来如此吧。

　　明亮豪华的店堂内大都是美国人在品尝中国美食， 我和夏公坐在阳光射进的落地窗前，一边大块朵颐一边聊天。我讲：“夏公，我最近看了〔她从海上来〕，我算是半个张迷吧。看过张爱玲的 《 顷城之恋 》《封锁》，《 金锁记 》，可能因为我和张爱玲都来自上海，我对她的人生与感情世界实在很有兴趣。”

　　“什么〔她从海上来〕？”他问。

　　“您不知道？” 我很奇怪 ：“ 台湾王惠玲写的张爱玲传奇电视连续剧啊！”

　　夏公说：“我没有听说过。不过，你该感谢我啊，是我把张爱玲从遗忘中挖掘出来的呀！”他讲张爱玲1920年生于上海，比他大一岁。他上上海沪江大学时，张爱玲在圣约翰，正大红大紫地发表 《沉香宵----第一炉香》到《金锁记》一系列小说，用柯灵的话来说，张爱玲的辉煌时期只有两年。 夏公和她的第一次见面是大学文友聚会，他只记得张爱玲戴了厚厚的眼镜，穿着自己设计的“ 惊世骇俗“ 的奇异服装，她的清高和与众不同时尚风格，让他印象深刻。作为高材生在沪江大学毕业后，夏志清到北大任助教，时值有位海外华商捐献一笔留美奖学金，北大校长胡适决定公平竞争让优者胜出。胡适出了《 出洋留学利与弊 》的英文论文标题，在几十名应征娇娇者中，青年才俊夏克清一举夺冠。

　　“哈哈”，夏公一边吃，一边笑得好开心：“当时十几名竞争者排着队向胡适校长抗议，讲我非燕京清华出身，而是洋学堂的弟子，要求重考。 好在胡适之认为试卷面前人人平等，他亲自为我写了推荐信，让我这个贫寒子弟成了耶鲁大学的英美文学博士生！”

　　夏公取得耶鲁博士学位后到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文学院任教授，因才华横溢，贯通中西，他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拨款的一笔研究资金，让夏志清专门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这样他在1961年出版了英文版著作〔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次让美国人知道了鲁迅，茅盾、老舍， 钱钟书、沈从文， 张爱玲的名字。这本书至今仍为美国大学的中国文学研究重要精典必修书。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期间，夏志清大量阅读博览从明清到现代的文学戏剧小说，突然他发现“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中国自古以来最出色的中篇小说”。这样的评论引起不少人的异议，认为他“过份偏频”。但是现在我相信此书发表的六十年代初，张爱玲正在美国忍受贫困生活煎熬，这句话一定给她带来了极大的安慰和新的希望。

　　“夏公，您和张爱玲关系如何？”我问。

　　“好朋友呀， 我是她最信赖的人。 我欣赏她能用中，英文写出漂亮小说”。老人笑了， 用令我熟悉的上海话讲：“张爱玲去世前几个月给我写了最后一封长信，哀叹老年孤独生活的不易和对文学的依恋。唉，胡兰成是个大坏蛋，什么女人都要沾手，生活品格比政治品格更低下；而赖雅又太老太穷，自己明明中风多次却不告诉比他小30岁的张爱玲。结果婚后仅两个月再次中风，给了她沉重打击。张爱玲为了给丈夫筹线治病不得不为港台写应景笑剧，白白浪费了自己的才华和大好时光。嫁给这二个丈夫，真真作孽”。

　　“张爱玲在美国为什么这么穷？她在美国的生活资金来源究竟是什么？”

　　夏公讲：“刚来美国时她到麦克道崴慈善文艺营免费吃住写作， 但期限很快就到，她的 小说《 粉泪 》 也失败了。后来胡适介绍她去哈得福特文艺营，我再介绍她去麻州赖氏女子学院研究所专心翻译清代小说《 海上花 》，时间都不长。 我再后来是推荐 张爱玲到加州伯克莱大学当了短期住校作家。 但是都没有介决她的经济困境。 真正关键的忙倒是在我的英文著作《 中国现代文学史》 出版之后， 我和台湾的《 皇冠 》出版集团的平金涛，香港的宋淇一起协力陆续再版她四十年代的小说。皇冠和张爱玲的合同还是由我代张爱玲签的呢！虽然版税有限，但总算可以维持生活， 不需四处颠波了。张爱玲后来精神出现幻想症，认为美洲跳蚤到处跟着她，她不断搬家。根本没有家具，拖着一大堆纸袋不断四处搬家，把自己翻了十几年的英译〔海上花〕手稿搞丢，把赖雅的信和我给她的信也弄丢了。死时空徒四壁，屋里连一张写字台也没有，只有一个旧床垫，她太苦了！”夏公唏嘘感叹，他话题一转，讲：“Julia，你们这一代大陆青年真了不得，开奔驰，购买曼哈顿高级地段住宅-----唉！张爱玲的英文、绘画、服装设计倒是样样有功底，如果她不是一头钻进什么文艺营搞创作，而是先到纽约，像你这样先打工，再读书做生意就好了。如果张爱玲搞服装设计，很可能会打入美国主流社会，等经济富足生活无忧了，再像你这样拿起笔来边经商边写作就好啦！问题是张爱玲绝不肯迂尊降贵放下身架从打工做起，她一来美国就把自己在“ 文学” 中限制死了。”

　　夏公83 岁高令， 谈话却像38岁那么富于推理思辨。

　　我又问：“胡兰成是汉奸，赖雅信仰共产党，您看张爱玲是否有爱无类？”

　　“张爱玲作为文学艺术家，对爱情自然神往。她看重的是胡兰成的才华和赖雅的剧作家及哈佛背景，自然不去计较他们的政治身份了。这二个男人的政治倾向都给她带来了灭顶之灾。胡兰成作为通辑犯耻辱地死在日本，赖雅原来不是个等闲之辈，他的好友辛克莱－刘易斯在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时，曾说这个奖有一天会颁给赖雅，但后来他成了捷克共产党头头的好友， 信仰共产主义，遭到美国文艺主流社会排斥，再加上写作不出成果，一穷到底。依我看除了在麦克道威尔文艺营那段初恋时间，身无分文的他给张爱玲带来的幸福也实在有限。”

　　“夏公，赖雅死时张爱玲也只有40多岁，依我看她也是可以再找个伴侣的。”

　　“哪里容易！除了赖雅这个老头儿，依我看在美国再没有一个男人追求过张爱玲！赖雅多次中风照成婚姻不顺，后来她得了幻觉症。不过但即使如此，张爱玲清醒时心地仍很清高。”

　　“您举个例子好吗？”

　　夏公讲，张爱玲有一回在纽约逗留数日，他去看望她。张讲胡兰成写什么《今生今世》，《 民国女子 》借自己的名字为他粉饰炫耀。给她写的信也有阿臾谄媚之意。张爱玲对这个当年曾经让她“欲仙欲死“的人早已冷漠郫视，不予理睬。“ 后来张爱玲给我写信说，如果她回信给胡兰成，势必要‘出恶声’的”。夏志清喝了几口青岛啤酒后继续畅谈：“相比之下，赖雅虽然苍老体弱一贫如洗，但毕竟对她怜香惜玉，关注她的写作也护呵她的幸福。赖雅以后，依我看她对男人完全失去了关注与兴趣。”

　　讲到这里，夏公变得忿慨起来：“但是这个赖雅，因为穷得淌淌滴，一定要去张爱玲流产！孩子对于女人就像生命一样重要啊。张爱玲流产后真真是萎谢了。如果她有个一男半女，在以后寡居的几十年中会给她带来多大的欣慰快乐！我想，这可能是她在最后的《 对照记 》中即没有胡兰成，也没有赖雅的照片文字的原因。这二个男人实在都不值得她爱恋思念！”

　　望着夏公忿忿不平皱纹细细密布的红润面庞， 我想起不久前在纽约社交活动中看到的徐志摩儿子孙子孙女一大家人，和宋子文女儿女婿外孙一大家人，这两家的后代们个个在美国金融界科技界事业有成，大家相谈甚欢。我同意夏公的看法，女人无法怀孕也罢，怀了孕像张爱玲却因为穷去流产，而且是在美国，被美国老公所要求，的确不可思议。

　　“夏公，恕我直言，张爱玲从60年代到80年代给您写了100多封信，在当今社会就是情人很难写这么多信，你为什么对她这么关心备至？”

　　夏公哈哈一笑：“因为才华啊，我喜欢她的才华，也同情她的境遇。张爱玲原来有一个梦想，一个期待，那就是定居市纽约，东山再起。但是她太穷了，又不肯做写作之外的事，怎么可能在纽约生存呢？我有时想，如果她生活在纽约，可以写写第五大道，时代广场，林肯中心这些有血有肉真实的美国大都市生活，可她来美后一直在的小地方生活，孤陋寡闻，拒交朋友， 总是独自埋头写些三，四十年代旧上海的东西，虽然她英文好，但美国人是不要看的呀！张爱玲对现实的社会和人失去了兴趣，这是她的致命伤啊！ ”

　　我又问：“据讲在纽约，最关心，最帮助张爱玲的只有二个人；您和胡适先生，是吗？”

　　“张爱玲50年代刚从香港来到美国时，住在纽约市救世军贫民女宿舍中，胡适作为国民党政府前驻美大使，不惜放下架子去贫民窟看望她，还仔细读完了她的英文小说〔秧歌〕，我知道后很感动。这也促使我后来静静地读了张爱玲的全部作品。她因为胡兰成的关系被打入冷宫，但我发现她的中篇小说是最好的，无人可比。”看，到今天2004年10月，夏公讲到他61年的论断，还这么固执。

　　“胡适在张爱玲经济窘迫时，写信推荐她到哈特福基金会去住了半年，后来年迈的胡适结束了在纽约的寓公生活，回台湾去了。我继续尽自己的努力，联络在美国各大学，研究机构的朋友，推荐她，为她找工作，这样成了张爱玲最信任的朋友。”

　　“那么林语堂、钱钟书、沈从文呢？还有徐志摩？”

　　“徐志摩30年代飞机失事时我只有10岁出头，但我知道胡适一直是非常欣赏他的，他的诗歌确实柔美。林语堂自然是大家，他的英文著作《生活的艺术》在美国轰动一时，第一次把中国人的生活艺术和哲学理念介绍给美国人，好评如潮。我们那时都为林语堂祝贺。我第一次见到钱钟书是40年代在上海宋淇家，钱的〔围城〕是了不起的幽默小说，沈从文和茅盾的作品我也很欣赏。不过论人论文，我还是最喜欢张爱玲的华丽与凄凉。”

　　我讲：“华丽与凄凉，这句话是你这儿来的呀？”

　　夏公讲：“唉， 张佩伦曾是位封疆大臣啊， 李鸿章爱才把女儿嫁给他， 两人恩爱生了张爱玲的爹，可这风流高贵的张公子却不幸成了吸鸦片的败家子。 李鸿章家财万贯啊，张爱玲也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可到了张公子卖掉母亲（ 李鸿章女儿李菊耦）陪嫁的11 幢别墅中最后一幢别墅，还清鸦片债后，他只能在上海小弄堂租一个14平方的小屋，窝居等死了！李鸿章做梦也不会想到， 他当年来美国时被美国部长参议员总统助理达官显贵团团围绕，可他的曾孙女却在美国沦落去住救世军贫民窟，穷到去嫁美国穷老头， 穷到去打胎。。。Julia, 张爱玲的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呵，这载沉载浮的人世本身就是一本小说。更何况张爱玲她把一生的梦想都献给了文学。壁如梵高，尚若他活著时衣锦华贵，今天不见得有这么高的艺术价值。”

　　83岁的夏公思维清晰敏锐，不愧为耶鲁英美文学博士。

　　我们又叫了甜点，我问：“夏公，那您60年代写文〔中国现代小说史〕后，为什么就没有再写一本60-90年代的〔中国文学史〕，毕竟60-90年代中国两岸文学还是大有文章可写的啊！”

　　夏公的眼睛突然凄凉起来，他长叹了一口气：“唉，我给毁了--------”

　　“什么？”我大吃一惊。

　　“我在耶鲁时认识了第一任美国妻子，生了个女儿， 可后来离婚了。如今我的二个外孙也上大学了，他们很棒。后来我又与台大毕业来美的王洞结婚，可惜太太生下个痴呆女儿。”

　　我忙问：“是唐氏综合症吗？”我曾经是内科医生，心中祈盼夏公女儿的病不会太严重。

　　“不，比那更糟糕。她是综合痴呆加自闭，不会讲话，完全不能自理任何事，我和太太将大量的时间精力用来照料她。现在她35岁了，被接去住在新泽西一家痴呆患者慈善机构。我们现在轻松了些，但也放不下心，常常让他们送她回家，今天她就在家。”
　　他突然温和地提出：“你能不能多叫点菜让我带回去给太太女儿吃？”

    我心里很高兴夏公把我当女儿般看待， 于是一口气点了龙虾木须肉芝麻甜豆沙烧饼等几份菜，他非常开心。在我们相约的第二个星期天，夏太太告诉我她女儿很爱吃豆沙烧饼，我很欣慰。

　　这时我理解了为何夏公好像没洗脸。我仿佛看到他和太太正忙着照顾弱智女儿，接到我的电话匆匆出门连脸都来得及好好洗。夏公随而聊起，多年前，有一晚5岁的女儿要父亲背她到楼下大门口去玩，那天正是圣诞夜，有人醉酒吐了一地，夏志清背着女儿不慎滑倒，他一手撑地另一手紧紧保护背上的女儿，回来后胳膊肿疼了好几天，“幸亏骨头没摔断”。 夏公讲自己是被命运安排当了“二十四孝父”， 却生不出一个“ 二十四孝子”。我望着这个幽默、无奈，诚恳善良的老人，心想像这样的文人，在今天的大陆，海外都已不多见，我突然感到他就是张爱玲未曾下笔写的《我的旅美生涯》中的男主角，他热爱生活，可亲可信，同与世隔绝、孤独自僻的女主角形成强烈对比，也许就是靠了这种对比的支撑和友情，张爱玲才能活到75岁高龄的吧！

　　午餐后，我们一起到位于东60街邻公园大道我的家中小酣聊天，到阳光灿烂的阳台上眺望公园大道上绯红色的海棠花坛。我先生麦克看电影去了，刚满14岁，5尺8高的儿子安德鲁向夏公问候，夏公用英文大叫：“小伙子，怎么可以长得这么高？！”我又开车把他送回家，临别时送给他一本我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上海文艺出版社新版请夏公指教。

　　开车到曼哈顿上城西113街他的公寓门口，跳下车为他开门。当他向我挥别时，我再一次看见夏公眼睛里闪动着父爱和善良之光。为了女儿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否则，我们今天就可以看到他的除了《中国现代小说史》《 中国古典小说 史》之外更多的中国文学英文论著了！

　　我坐回车里，静静地望着夏公提着菜走上楼梯台阶的背影，像面对著一部深邃而温馨的历史，充满敬意。

　　张爱玲也曾这样默默目送他的背影吗？

再次相约星期天 （ 下 ）

　　10月17日 星期日
　　这一周忙碌于商务和社交活动中，有朋友讲“在纽约生活， 好比天天过节”。指的是激动人心的事几乎天天发生， 英文即： Exciting.　

　　前天应邀参加了美国金融地产投资大亨维廉凯利先生在公园大道61街私宅中举办的晚宴。他今年近八十岁，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去年捐献了五千万美元给他祖父的母校， 即今年美国总统两位候选人辩论地点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以他金融世家的祖父名字命名的亚利桑那大学“ 凯利商学院” 拨出了部分捐款，用于建立培养中国企业主管人员的EMBA培训项目。

　　晚宴主持人在曼哈顿常见的party欢乐的气氛和伺者穿梭般递上的香槟美食中让大家静一下，W.P Carey公司主管Edward Lapuma 开始宣布晚宴贵宾名单，他在念到中国驻联合国、纽约总领馆的高层官员来宾之后，念出了我的名字。Julia Fochler，这时晚宴厅起一片耀眼的闪光灯。我并不奇怪， 因为来宾有不少读过我的书的热情读者。有一位中国青年用流理的美语英文和我讲， 他是看了我的书后立志到纽约闯天下， 如今他是凯利先生的中国事务首席助理。第二天报刊上登出了晚宴的新闻报道。那天Party上，我还想起夏志清。说实在，不少杯光交错的晚会，和上周末相约夏志清比起，只是淡淡一滴水，但凯利先生和夏志清一样了不起。星期天早上，我从网上收到了我和凯利先生手捧玫瑰花的合影， 他笑的好开心。“纽约的好老头儿真不少。”我想，就拿这个上市公司亿万富翁凯利先生来讲吧，他一捐款就是千万、上亿，自己却住在公园大道的二室一厅公寓，他的钱可以把整幢大楼买下来，可人家就是乐于居住二房一厅，一间睡房一间书房，浅红色的各种书籍从政治经济到小说诗歌堆向天花板雅致的书房中，这就是和夏志清一样的淡薄金钱，达观坦然。

　　不远处61街第五大道上是海明威故居的白色大理石公寓楼，再不远处东64街是四次连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故居。曼哈顿这些一幢幢饱含着历史文化气息的大街啊，现在最让我牵挂的是西北角113街那条最古老的街道，在那里住着旅美60年的夏志清老先生，他曾为贫寒交困的张爱玲点燃温馨的炉香，他是支撑张爱玲活下去的真挚友人，我突然感到如果把他们的故事叫做《 最后的炉香；沉香宵 》对应张爱玲的第一本书《 第一炉香： 沉香宵》倒是即切提，又让人希嘘感叹。

　　张爱玲讲： “ 等这一炉香燃尽成宵， 我的故事就讲完了”

　　“可是， 这个故事没有完”，我几天来挥不去一个疑问：“为什么在张爱玲生命中如此重要，在台湾文学界又名气很响的夏公，居然不知道风靡两岸的电视连续剧《她从海上来――张爱玲传奇》呢？， 王惠玲不是研究了三年张爱玲才动笔写的吗？电视剧中大量引用张给夏公的信， 再怎么讲夏公也是应该知道的啊！” 我拎起电话：“夏公，距我们上次见面， 又一个星期过去了。今晚上我想到您家来玩玩，并请您和太太女儿去哥大餐馆吃饭。”

　　“欢迎，欢迎！不过我女儿今天没回来。”

　　“没关系，我傍晚5点准时到您家。”

　　“好！好！”

　　放下电话，我又重新看起DVD〔她从海上来〕，这次是一集一集地快放，我要把那段有关夏志清的旁白挑出来放给夏公听，让他在屏幕中和老友重逢！

　　5点钟左右，带了我的宝贝DVD《 她从海上来－张爱玲传奇》到了夏公家。上星期天是在陈旧的楼外告别的，这次则是乘了老式电梯到了5楼。一开门夏公就给了我一个热情的美式拥抱，夏太太也高兴地去沏新茶。客厅不小，铺着浅蓝花卉的陈旧中国地毯，浅绿色的沙发后面是一大排醒目的书架。原来的餐厅间已改做书房，踏进去四面八方都是高大的书架，仿佛走进一间图书馆。夏公中西贯通，英文书籍在右边书架堆到天。中文书籍则在左边书架堆到天，与屋中的零乱不同，书架书籍均次序井然，高雅整洁。夏公看来还是仍然很怀念他耶鲁时代研究的英国文学。他从书架上取出一本William Black (1841—1898)的选集。一页页地翻开泛黄的书页，珍惜羽毛般地轻轻抚摸着页中的插图：“这都是William Black 自绘的，他曾经梦想成为画家，后来成了文学家，天才呵！------他是莎士比亚之后开浪漫主义先河的重要英国作家。”

　　我仔细看着这些插图，的确精美，且有震人心魄的魅力。 其绘画所占据的空间几乎超过小说文字内容，风格很像菲力普?韦特为但丁的〔神曲〕所绘的插图。随着夏公的手指， 翻页，我被深深吸引， 就如我在梵第岗拉菲尔studio所受到的磁力吸引一样。夏公也谙熟当代英美文字，上星期天，他在我家看到我近日阅读一迭书籍中的一本英文原版《 The Catcher in the Rye 麦田捕手》他大叫是好书，并讲主人公霍尔顿与〔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相似，都是“对科举制度造反”。我告诉他这本美国当代经典小说我爱不择手，时而让我捧腹哈哈大笑，时而让我感动落泪。我真想知道张爱玲是否看过这本书，如果她看过，“我发誓”（书中主人公的口气），这本书一定能给她带来几天的快乐。”

　　夏太太比夏公年轻十多岁，六十多了， 她热情开朗，一边端上热茶，一边笑着说“你的书我二天就一口气看完了，写的好。你年轻时在西伯利亚放猪、跳火车，也真苦呀。“

　　我们三人在沙发上坐下品赏新茶。我取出〔她从海上来〕DVD中第10盘碟片，夏太太放进DVD机，电视屏幕上出现张爱玲正坐着公车去看牙医，然后是坐在家中地上杂堆中给夏志清写信。

张爱玲旁白：

　　“志清，多谢你来信问候，我这几年是上午忙着搬家，下午忙着看病，晚上回来常常误了公车。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所以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诞行径。直到昨天才看了你1985年以来的来信。
我这样莫名奇妙，望你不会见怪。你来信问我为何不趁目前中国出版界女作家热振作一下，问题在于我得了慢性病。虽然不是大病，但光看牙医就是二年多，目前还在紧急状态。收到信，只看帐单和紧急的业务信，你，还和久不通信的炎樱的信，都是没有看就收起来了。日而久之，我也荒废了日常功课。”

夏志清说：“刘若英（ 饰张的台湾名演员）可比张爱玲漂亮多了。”

　　我问：“您还记得这封信吗？”夏公讲：“记得记得。唉，张爱玲去看病的医院都是给穷人看病的免费医院，不像我们有自己的私人医生，预约就行。张爱玲要搭车去很远的指定医院，而且还要无穷无尽地等待，白白地耗费了她许多光阴。”

　　“您认识这部电视剧的台湾编剧王惠玲吗？”

　　“不认识。”

　　“那这封信，一定是她从您已经发表的与张爱玲的通信中引录的？”

　　“我想是吧！我要好好看看这个电视剧， 我的眼睛不太好了， 但我要仔细从头看看”

        他平静又急切， 好像要与老友约会。

　　我真不理解，从刘若英、赵文萱分别饰张爱玲、胡兰成的〔她从海上来〕开拍那天即轰动两岸成媒体焦点，到放映时在大陆台湾更风靡一时，可直到04年10月，夏公居然没有听说过这部电视剧，就连研究了三年张爱玲“ 史 ” 写成此剧本的王惠玲，虽然在剧中大段引用张爱玲写给夏志清的信，却也没有想起通过她的母校台大或纽约文学圈友人找一下夏志清，向夏公问候或感谢一声。我惊讶〔她从海上来〕的台湾编剧，导演、制片，竟然无一人想到要寄一部DVD给每天在纽约哥大附近113街阳光下散步的夏公看看，却在片尾用了一整盘碟片记录拍摄该片的现场情景！

　　夏志清被〔张爱玲传奇〕剧组实实地遗忘了，这才叫作世态炎凉！我好像突然明白张爱玲生前为何“无人问津”了：也许世人对逝者的宣扬鼓吹，并不真是出于对逝者的关爱或对其足迹的深刻思考。而也许仅仅是为了一部有商业价值的电视连续剧，或为了多一个人生盛宴的话题；一段炫耀的文字与银幕标记。而眼前的夏志清，在书架上摸摸索索，对他的古老书籍和逝去足迹，显得多么深挚依恋！

“夏公”，我犹豫了一下说：“仅从63年到82年，张爱玲给您写了100多封信，你能拿出几封给我看看吗？”

　　“好，可以！”

　　看着夏公善良的，布满岁月苍殇密密皱纹的脸，我不由想起张爱玲的名句：“ 因为懂的，所以慈悲”。

　　夏公从客厅跑去书房，一会儿拿出几页张爱玲的信和一个她的信封。张爱玲的黑色钢笔字很清秀，信都是竖式书写的，用的是薄薄的白信纸。有一封83年12月22日的信，虽然20年过去，但夏公仍将信保存的很完好。我轻轻地抚摸着信上的字迹，仿佛在抚摸卢克索古埃及法老的象形文字，抚摸一个有文学天赋的女子，她破碎的幻想和凄婉的人生，63岁的张爱玲在圣诞节前，孤坐在陋室的灯下给夏志清写这封信：

　　“志清，
　　年底写圣诞信，也没找出上一封信来再看一遍。忘了你提起Diana Chang的小说，寄出后马上想起来了。前几天匆匆写信，又没来得及说。其它你找人译出来，一定有许多人赞赏。-------宋淇前一时又生了场大病，现在刚好点-----光就我来说，我一向对出版人唯一的要求是商业道德，这些年来皇冠每半年版税虽有二千美元，有时候加倍，是我唯一的固定收入-----”夏公和我边看边读，夏公讲张爱玲的字写得有女人味，清秀、整洁，不过偶而会“创造”独特的字体。

　　我和夏公夏太太一封封仔细阅读张爱玲的来信，张爱玲在信中经常夹着书写秀丽的英文。每封信的最后总是要提夏太太王洞的名字。夏太太讲：“张爱玲真懂礼貌，每一封信都要问问我和月珍（痴呆女儿）好。”

　　我问夏太太：“你们见过面吗？”

　　“没有。”

　　张爱玲用打字机打出的地址，她即没有用Eileen，也没有用赖雅Fedinand Reyher 的姓氏，而是一个“Chang”

Chang
1825 N. Kingsley Dr. #305
Los Angeles. CA 90027
收信人是
Professor C.T.Hsia （夏志清教授）
　　------纽约地址

　　夏志清带我看了他收藏张爱玲信件的文件柜，一层层文件夹中放着不同年代的信件。“我从来不会弄丢别人的信，所有的信在我看来都是很好的生活或者学术记录。”
　　在夏公的客厅和书房中，时间飞逝，他拿出一本英文著作〔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中国古典小说送给我，上面写着：

“To my Dear New friend Julia
C T.Hisa
Cot 17. 2004(印章)
（送给我亲爱的新朋友Julia , 夏志清）

　　出门前，夏公坐在书桌前，用清秀的字体为我写下张爱玲给他信中的一句话：

　　“我是爱着人生，对文艺往往过苛”和张爱玲所喜爱的孔子〔论语〕中的一句话
　　“因得其情，哀怜而勿喜”
　　夏志清笔录
　　2004年十月十七日
　　星期日，纽约

　　夏公又穿上我们上周日见面的那件旧大衣，夏太太带上绒线帽，他们带我在二个睡房和厨房、和藏书壁橱转了一圈：“不小吧！我的房子可比胡适的房子大多了！”夏公说：“我是哥大教授，胡适是退休公务员，拿一点退休金过日子，我比他舒服多了。不过胡适好学问好心肠， 四十年代初张家鼎盛时，他和张爱玲的父母在上海一起打过桥牌呢！”

　　“夏公，我愿意出资金让你去大陆开研讨会。”

　　“不，心脏病，不能去啊！不知哪一天上帝就把我请去啦。”夏公83年去大陆后，再没回国。时光倒流，晃若隔世。我仿佛看到胡适、夏志清、张爱玲一起手牵着手从层层书架后面的时间隧道中走来。胡适张爱玲已作古人，而这位将张爱玲像颗珍珠样重新掘出沙丘的夏志清，自己却被眼看一天比一天更深的沙漠慢慢淹没。

　　我们走出大门，来到113街狭窄安静的小路上，我突然想起上海沦陷时期郑振铎大声呼吁阻止“史流他邦，文归海外”，发动“ 抢救大劫”活动一事，我真想对着纽约的月色夜空大叫一声：“ 郑振铎啊，你在哪里？我的遥远的祖国大陆的同胞啊，快把研究死人的热忱用来关怀活人吧！”

　　我回头望着身后那扇缓缓关上的大门，仿佛看到最后的炉香正在纽约的朦胧之夜飘逝，散发， 再不回来。 我搀着两位老人禹禹而行，向阿姆斯特丹大街上的哥大餐馆走去。我心中暗暗祈祷：当今浮华世界呵，切勿将深遂的历史与精采的华章，默默地切隔遗忘在113街这陈旧公寓冷清沉寂的黑色铁门后面！

--------10月18日初稿 于 纽约曼哈顿
11 月 25日 定稿 于上海 ， 2004

夏志清：文学的偏见是正常的    陈子善    《北京晚报》， 2005年09月07日

一部1961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带给中国文学史界的震荡，不亚于一次文学的革命。还在国人习惯于鲁郭茅巴老曹的文学排序时，远在美国的文学史家夏志清先生，以他独特而超然的文学眼光，将几位寂寂无名的作家推到文学的前台。如今，“张爱玲话题”与“沈从文话题”仍然在文学界延宕,而他的文学论断早已得到文学史界的承认。因为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远在美国的夏志清先生成为改变国人文学眼光的人。2005年，夏志清先生的这部名作辗转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也让他自己再次成为被关注的对象。华东师大学者陈子善，因为推动《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国内的出版，成为与夏志清先生有过密切接触的人，编者特约他为本报撰文，同时也披露一些该书出版前后不为人知的史实与细节。———编者题记

　　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繁体字中译本（香港版），我早在书出版的第二年，也即1980年就已读到了。说实话，读后所受的震撼委实不小，因为它与我当时读过的几种作为教科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太不一样了。记得当时想读此书的同仁还真不少，后来写出《郁达夫新论》的许子东兄就向我借阅过，还约定三天之内一定归还，那种神秘兮兮的情景我一直记忆犹新。

　　1983年夏，夏先生有大陆之行，他是钱钟书先生请来的客人。但直到他返美之后，我才知道他到过上海。为此，我还责怪过接待他的我的同事龚济民、方仁念夫妇。方教授时正研究“新月社”，曾到哥伦比亚大学访问一年，对夏先生执弟子之礼。也因此她后来吃过一些苦头，被斥为拜倒在“反共学者”门下。龚、方夫妇的回答使我吃惊不小，他们被告知不能声张夏先生的来访，不能在校院内接待夏先生，夏先生能见谁是受严格控制的，所以就不便通知我了。夏先生有那么可怕吗？现在回想起来，未免可笑。最近贾植芳先生出版了他的《早春三年日记》，书中对夏先生当时访问复旦大学种种有趣的情形就有真实生动的记述。

　　待到终于与夏先生见面，已是整整十七年以后的事了。2000年深秋，香港岭南大学文学院主办“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夏先生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患心脏病后，已遵医嘱不再长途旅行，但他是张爱玲文学史地位的“发现者”，于是由王德威兄“护驾”，欣然破例与会。

　　这是数年通信之后，我首次有机会当面向他请益。夏先生真是性情中人，直率、健谈，一见如故，谈得兴浓，常常爽朗大笑。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毫不掩饰自己的自负。他不无得意地对我说，自己也没想到年轻时写的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会产生那么久远的影响。不过，自己当时确实下了工夫，几乎把耶鲁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中国现代文学书刊全都翻遍了。他对大陆文学评论界当年对他的批判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运用“新批评”的理论和方法致力于“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是撰写文学史的题中应有之义，更何况他也推崇他认为有个人风格有成就的左翼作家，如茅盾、吴祖缃等。特别对张天翼，他评价甚高，可后来人们提到他的“发现”，往往只提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惟独遗漏了张天翼，实在有点不公平。他坦言文学史著作从来就没有纯客观的，他个人有所取，就会有所不取，如果说这就是“偏见”的“主观”立场，不也是正常的吗？

　　夏先生自视甚高，但他并不是不接受批评。他一再表示，《小说史》未能详细探讨萧红、端木洪良、路翎等人的小说，是他的疏漏。虽然当时他在美国无法读到这些作家的主要作品。《小说史》简体字本出版前夕，他读了我影印给他的《早春三年日记》中关于他的记述，其中提到《小说史》正文和索引中把冀仿和贾植芳两位“胡风派”作家混为一人了，立即来信做了自我批评：“拙著《小说史》里作者、学者姓名都没有弄错，想不到留下‘贾冀仿’这个笑柄，自感不好意思”，要求我代他改正。其实，《小说史》两处提到冀仿，一处误作贾植芳，另一处并没有错。

　　这些年来，我与夏先生鸿雁不断，他这些信谈文说艺，给了我很多启发。将来有机会整理出来，我想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应有所裨益。

　　《中国现代小说史》简体字本几经曲折得以问世，但还不是全本。值得庆幸的是，原书的精华是尽可能的保留了。夏先生已85岁高龄，手头还有一大堆的事。《中国古典小说》的中译文等着他最后校正，张爱玲给他的一百多封信的注释也有待完成，还有《夏志清自选集》的选目也等着他审定。今年秋天，美国哈佛大学将举行夏氏兄弟文学贡献研讨会，在这个会上，我想夏先生作为欧美中国现代文学掌门人，“大概终可以一秉他闻名友间的幽默感，开怀畅笑了吧？”

(南方日报)  夏志清、张爱玲，他们的书和人：访陈子善   2005.10.08

－－专访著名学者陈子善(张爱玲研究专家、夏志清的“引进者”)

编者按

上月的今天，恰逢张爱玲去世10周年纪念日。一本最新的、由陈子善主编的张爱玲绝调文字《沉香》出版了。

《沉香》这本书是为纪念张爱玲逝世10周年而编的。这本书主要收录台湾皇冠版《张爱玲典藏全集》所没有收录的张爱玲的散文和剧本。同时，也收录了张爱玲一些遗物的照片和张爱玲的一些画作。

著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先生近日接受了记者特约采访，畅谈张爱玲和她的“倡导者”夏志清。

　

谈《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肯定的三个人: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小说史》出版前从未进文学史

记者:夏志清是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的发现者，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现代小说史》，或许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热。今年7月，这部名作在隔绝44年后，简体中文版终于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这本书里至少肯定了三个人，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他对这三个人的评价，在上世纪60年代，是石破天惊的，当时很多人不服。他们三人在当时文坛的处境怎样？据说张爱玲当时在正统文学来说，并不入流。

陈子善:在上个世纪60年代，我们国内跟夏先生这本《中国现代小说史》前后也出版过几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但是，这些文学史都没有提到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好像他们三位在文学史上不存在似的。

当时钱锺书和沈从文已经停笔，不再从事文学创作。钱锺书在进行古典文学研究，沈从文在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张爱玲远在美国，尝试用英文写作。钱锺书和沈从文停止文学创作的原因我想大家都比较清楚，用不着我再多说。

　

他眼中的夏志清:他说话没有顾虑，从不掩饰自负

记者:听说您见过夏志清先生，对他印象如何？

陈子善:夏先生已经八十多岁了，我见过他两面，一次在香港，一次在纽约。在纽约见他以后半个月，“9·11”就发生了。夏先生很注意穿着，西装笔挺的，也很喜欢聊天。他讲的比我有趣多了，而且讲起来滔滔不绝。

记者:有些文章中说夏志清很风趣，是个性情中人。您跟他见过面，能否谈谈具体细节？

陈子善:所谓性情中人就是说，他说话没有什么顾虑，想什么就说什么，畅所欲言，他也从不掩饰自己的自负。他往往对一些作家，对一些朋友有很具体的批评。说到高兴的时候他常常会哈哈大笑，当然具体对某个人的某些评价还不适合说，但是你跟他谈话你就会感受到他的真诚。他最不喜欢的就是当面吹捧他，背后又另外做一套。

记者:听说您经常同夏先生通信，其中有没有一些有意思的细节可以先披露一下？

陈子善:也不是很经常通信，因为夏先生年事已高，手头的事情很多，不方便多打扰他。他作为前辈很关心我这样的后辈，在信中有时候会经常提醒我要多多增加营养，怎么仍然那么瘦，多吃维生素。这是一个长辈对后学的关心。他虽然很自负，但有时也会把一些文章寄给我看，也愿意听听我的看法，这也使我很感动。

记者:夏先生的书出来之后影响很大，也有一些学者对夏先生学术思想有所商榷，个人所知，刘再复先生大概是去年吧写了一篇长文跟夏先生商榷？陈先生怎么看刘先生的文章？

陈子善:刘再复先生跟夏先生第一次商榷我在场，那是2000年香港岭南大学举行张爱玲国际研讨会，夏先生和刘先生都参加了。刘先生在会上有一个发言，在肯定张爱玲成就的同时，也提到了他所认为的张爱玲的不足，并对夏先生对鲁迅的批评提出商榷。后来的长文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我想这是正常的学术讨论，也没有必要非要定出谁胜谁负，谁对谁错。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关注这个问题。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有些争论可能是长期的，研究者的看法肯定会有不同，甚至会有争议和对立，这都是很正常的。

　

谈张爱玲绝调文字《沉香》:收入张爱玲散佚散文和剧本，遗物照片和画作

记者:您是张爱玲研究专家，曾经发掘、整理过张爱玲的许多作品，主编过《私语张爱玲》、《作别张爱玲》、《张爱玲》等书，自己还写过一本《说不尽的张爱玲》。您最新发掘整理的张爱玲的绝调文字《沉香》也刚刚出版。9月8日是张爱玲去世10周年纪念日，这本书也是对张爱玲最好的怀念。陈老师，请你先介绍一下这本书吧。

陈子善:《沉香》这本书是为纪念张爱玲逝世10周年而编的。我只是做了一个力所能及的工作。或者可以说，海内外很多研究者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本书主要收录台湾皇冠版张爱玲典藏全集所没有收录的张爱玲的散文和剧本。同时，也收录了张爱玲一些遗物的照片和张爱玲的一些画作。

记者:《沉香》被称为张爱玲的绝调文字。与你主编的其他张爱玲的著作相比，这本书有什么特别之处？书里的文章都是首次收录吗？

陈子善:我想更准确地表述我所讲的，书里的文章都是台湾版《张爱玲典藏全集》所没有收录的，其中《不了情》电影剧本是首次披露。不过，北京中华读书报有一个更有趣的发现，张爱玲的一篇我们从来不知道的小说《郁金香》出土。我想对广大张爱玲作品爱好者来说，这也是一个大喜讯。

　

谈张爱玲佚文《不了情》的发掘:“瞎猫抓死老鼠——撞上的”

记者:《沉香》里收录了张爱玲的文学剧本——《不了情》、《太太万岁》、《一曲难忘》等，据说其中的《不了情》张爱玲自己曾以为找不到了。那么，你是怎么发掘出来的呢？

陈子善:在40年代的时候，上海对她就有很多评论。如果要说发掘，《不了情》不像《太太万岁》，《太太万岁》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在上海和其它地方放映过。但《不了情》至今没有放映过。

有趣的是，广州的俏佳人影像公司把它制作成了VCD，全国发行，也许你就能够在你附近的音像商店买到，好像是20块左右一盘。

记者:您是否能估计一下，张爱玲大概还有多少佚文未被寻获。她留下的文字后来到哪里去了？

陈子善:只有天知道，也许还能够找到。这次先后找到了《不了情》和《郁金香》，谁敢保证以后不会再找到呢？

记者:《沉香》首次披露了张爱玲的遗物照片，这些遗物照片是张爱玲在美国的寓所留下的，还是留在上海故居里的？

陈子善:这些遗物是她晚年的，全部留在美国。去世以后，先送到了香港的宋淇先生处，然后又归往台湾皇冠保存。张爱玲在上海时期的遗物，记得1995年张爱玲去世以后，我去拜访她的弟弟张子静先生，他曾指着房子里的一个破箱子跟我说，这是张爱玲留下的。现在张先生也已经去世了。这个箱子去了哪里我也不知道。

　

《沉香》文章背后的故事:张爱玲不满处女作《忆西风》只得第13名

记者:张爱玲的散文也是一绝，《沉香》里共收入《几句话对读者说》、《太太万岁题记》和《忆西风》等散文，据说“几乎每篇都有一个或简单或复杂的故事，一段或动人或有趣的因缘。”能否给我们简单讲讲背后的故事？

陈子善:就举一个例子，《忆西风》是张爱玲的绝笔，也就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张爱玲的最后一篇作品。她在文章中回忆了她当年应征参加上海西风杂志征文比赛，她的应征作品是散文《天才梦》，是很有名的。也是她自己承认的文学创作的“处女作”。最后得了名誉奖第三名，在名誉奖前面还有第一名到第十名，也就是说她只得到了第十三名。张爱玲当然很不服气，晚年的这篇文章当中就专门谈这件事，她认为第一名的字数远远超过规定的字数，却拿了第一名，显然是不公正的。但实际上，第一名并没有超过规定的字数，是张爱玲自己搞错了。这不是很有趣吗？不过，当时的评委也没有瞎眼，至少给了她一个名誉奖。

记者:当时第一至十名中有哪些人？

陈子善:第一名到第十名中，其它九位好像后来都没有什么文名，但有一位鹿桥后来在港台文坛也大名鼎鼎。2001年我去美国曾经拜访过鹿桥先生，谈起张爱玲，他对张爱玲的画还是赞不绝口。他现在也已经去世了，一次评奖能够产生后来很有影响的两位名作家，已经不容易了。

　

张爱玲半世纪不老的秘密解读:她对日常生活充满关注

记者:张爱玲的作品畅销不衰，从上世纪40年代登上文坛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依然是个不老的传奇。你认为相比现代文学史上其他作家，张爱玲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张爱玲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她对大上海世俗人情的洞穿和刻画，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现在的上海？

陈子善:张爱玲的独特之处很多，但我想她对日常生活的关注是现代文学其它作家所不具备的。她对人性的发掘也是很特别很深刻的。她对上海世俗人情的洞穿和刻画我不觉得能够代表现在的上海，只能够代表当时的上海。

记者:您能谈谈张爱玲与王安忆的异同吗？许多人把她们放在一起说。提起张爱玲，不仅想起她的作品，还想起她的“身世”。这也是很特别的。

陈子善:我不配谈张爱玲和王安忆的异同，因为缺乏研究。

记者:今年纪念张爱玲去世十周年的活动有哪些？

陈子善:张爱玲逝世十周年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应该有所纪念，海外我所知道的有她的散文集《流言》的出版、翻译的《海上花》英译本的出版，都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台湾有一个张爱玲遗物展览，北京已经举行过张爱玲的照片展览。北京的中国华侨出版社举行了“张爱玲与本土文化”学术座谈会。海峡两岸几乎是同步出版了《沉香》，华东师大还在筹备“张爱玲与上海”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些都可以看作是纪念活动。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小说《郁金香》的发现，为这个纪念活动增添了浓重的一笔。

　

相关人物简介

　

陈子善

文学史学者，因对张爱玲的研究而为海内外文学爱好者熟知。1948年生，上海市人，就读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数据与研究中心主任。长期致力于张爱玲、周作人、郁达夫、梁实秋等现代作家史料的整理和研究，著有《遗落的明珠》、《中国现代文学侧影》、《文人事》、《捞针集》、《说不尽的张爱玲》、《生命的记忆》等。

　

夏志清(C.T.Hsia)

美国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奠基人。 1921年2月生于江苏省吴县。1947年赴美前在北京大学就读，之后在耶鲁大学研读英文，1951年取得博士学位。1952年至1954年在耶鲁从事研究，展开对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工作。1969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的中文教授。夏志清的两部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奠定了他在西方汉学界的地位。（特约记者/杜晗）

(南方周末)    夏志清：中國文人應酬太多    2007.01.07

    夏志清對魯迅的評價頗具爭議，後來夏志清作了修正：“我對《狂人日記》確實評價過低，《狂人日記》是魯迅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其中的諷刺和藝術技巧，是和作者對主題的精心闡明緊密結合的，大半是運用意象派和象徵派的手法。”

    夏志清的寓所在曼哈頓百老匯大街附近一條僻靜的街道上，距離他曾經任教的哥倫比亞大學和赫德遜河一箭之地。

    老式電梯一直通向五樓。這是一套書籍擁塞的公寓，從過道開始，室內的每一個墻面都被放滿了書的書架所佔據，書房裏的兩張書桌上報刊書籍更是堆積如山。桌上的不少出版物是國內寄去的，“我這裏有《書城》，上面有我的文章。”夏志清隨手拿起一本雜志這樣說道。

    客廳的長桌上放滿了藥瓶，裏面有各種維生素。這些大大小小的藥瓶倣佛無聲地說明主人已經是86歲高齡的老人了。

    夏志清1921年生人，1947年赴美，1951年在耶魯大學取得博士學位。 1961年，夏志清在美國用英文出版了使他一舉成名的《中國現代小說史》，這部著作與正統的文學史觀有著較大的差異，對以前被忽略和屏蔽的作家kk錢鍾書、沈從文、張愛玲等人給予高度的評價，張愛玲的《金鎖記》被稱為“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錢鍾書被推崇為吳敬梓之後最有力的諷刺小說家，張天翼是“這十年當中最富才華的短篇小說家”。有評論稱，《中國現代小說史》是中國現代小說批評的拓荒巨著，不亞于一次文學的革命。從這本書以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才進入西方高等院校。

    在採訪之前，夏志清有著特別的要求，希望會上海話的記者採訪。交談自然用上海話進行，夏志清間或用普通話夾雜著英語回答。

    夏志清說的是舊式上海話，在交談中，不止一次地提醒記者：“你又說‘老好’了，你們這樣說不對。我們都說，邪氣好！‘邪氣’這樣的詞多形象！”夏志清加重語氣說的“邪氣好”在上海話中意為“很好”，在年輕一輩的上海人中已經很少聽到了。

    夏志清是性情中人，說到激動處，聲音會突然高昂上去。早就聽說夏志清說話的風格如連珠炮一般。他倣佛永遠充滿了好奇，問題一個接一個：“哎喲！你的個子真高！以前只是外國人高，現在中國人也這樣高了，真是了不起！”“你的頭發這麼長多久了？現在允許的嗎？”

    1983年，夏志清曾應錢鍾書之邀，回過北京和上海，以後再也沒有回過中國。懷舊的夏志清，記憶中的上海仍然是半個世紀前的上海。問起老上海，如數家珍：“南京大戲院還有嗎？”“國泰、大光明、大華、美琪大戲院還在嗎？”

    1969年，夏志清來到紐約，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係任中文教授。1991年退休之後，夏志清專事回憶錄寫作，整理過去發表的文章，準備結集出版。他和張愛玲的通信正在臺灣《聯合文學》連載，還有兩期就連載完了。

    夏志清的著作近年相繼在國內出版，最有影響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在英文版問世40年後于2005年終于在中國內地出了中譯簡體字增刪版，此外，尚有《中國古典小說史論》、《文學的前途》、《人的文學》、《新文學的傳統》、《歲除的哀傷》等多種。

    盡管夏志清是以對現代小說的研究揚名立萬，但是他現在已經很少閱讀現代文學作品，美國的當代小說看得也少，平時只是看看書評。

    採訪結束時，記者詢問可否攝影。夏志清爽快地說：你早就可以拍了。看到記者取出的數碼相機，大為驚奇：這個相機要多少錢？這麼貴！要小心，紐約會有人搶的。當他從顯示屏上看到拍攝效果，問道：不用閃光燈嗎？還可以拍得這麼清楚，真是了不起！連忙招呼夫人來看。

    夏志清特地在書架前手捧其兄夏濟安的著作《夏濟安日記》留影。“夏濟安死了以後，我給他的信都保存好了，一封都沒有少。不像張愛玲把我的信丟了一大半。他的日記生意好得一塌糊涂，9個月的日記寫的是他如何愛女學生的事情。魯迅、鬱達夫的日記都很差，都是空的。《夏濟安日記》重版以後，銷路很好。大陸也出過了，你去買兩本。幫我捧捧場。”

    “張愛玲在前三四名”

    記者：您寫《中國現代小說史》，已經是好多年以前的事情了。您現在對當年寫的作家評價有改動嗎？

    夏志清：沒有改變。人家跟我走的，我自己不改。

    記者：您對張愛玲的評價也沒有變化？

    夏志清：沒有變化。

    記者：張愛玲離開大陸以後寫的作品都是好作品嗎？她晚年的作品質量和她年輕的時候還是一樣嗎？

    夏志清：孤僻了，人變了，不開心。開心的話，你文章寫不完的，故事寫不完的。她不寫了，要寫的話，紐約有中國人，和上海、香港一樣好玩，主要是attitude(態度)。我們是見過面的。我請她吃飯，她不來。

    記者：除了她的境遇和心情不好之外，是不是跟她的創造能力衰退也有關係？

    夏志清：跟attitude(態度)有關係，關鍵是不動，動的話是用不完的。一個人在于人生的興趣，本來一個人看看世界，很舒服的事情。她一方面身體不好，沒有錢，靠稿費，靠版稅，而且她不肯寫，名氣太大了——我的身價不同。普通的人寫一篇小文章沒有關係的嘛，有的人名氣大了以後，會覺得這些文章用不著我寫的。

    她後來到美國，就把她的老東西再弄起來。外國確實陌生的，她其實可以找一份稍微清閒一點的工作，做設計師她也可以的。這個事情她真的喜歡做的，那時美國還沒有很流行中國人做的衣服，做起來不得了。她沒什麼朋友，她只感激胡適，別的人她不提的。我和宋淇這樣的朋友，她都不大提的。

    記者：現在給魯迅、茅盾、老舍、張愛玲排一下座次的話，您覺得誰最好？

    夏志清：還是這樣的，張愛玲在前三四名。張愛玲到了後期，身體不好，不行了。魯迅還是很低。魯迅學問並不好，兄弟兩個人，他弟弟的學問比他好。說起來最可憐，他是洋文沒有學好。魯迅開頭懂點德文，因為念醫學。後面忘記了，英文也沒有學好。周作人日文好，兩個人日文都好，周作人比他更好，能夠翻譯古日文。周作人、鬱達夫人日文好，英文也好，還懂一點德文。郭沫若也懂一點德文，郭沫若就是英文不夠好。

    記者：因為您身在海外，對左派作家都比較反感，這是不是一種逆反心理？

    夏志清：沒有，我覺得魯迅很好，茅盾也很好。他不好，我不會講他這麼高嘛。

    記者：您對他們的評價和正統的評價總是有很大的出入。

    夏志清：我是冤枉的。我把張天翼說得好的，他就是共產黨作家，吳祖緗也是好的作家。有兩個人的才還是很高的，我不說失敗，只是失望。一個是茅盾，開頭很好，講茅盾《虹》寫得好，是我第一個講的。他就是早期好，後來就太乖了。《虹》以後，寫到《子夜》，真正不好，因為他完全就是根據Party(黨派)的意思去寫的。老舍這個人是英美派，個人主義。老舍沒有寫過英文信和小說，不像張愛玲寫過英文小說。他的中文很好，尤其是北京土話。《駱駝祥子》講的是個人主義的失敗，同情社會主義。老舍早期好，《四世同堂》(前半部分——編者注)好得不得了，書的後面就不好了，完全是瞎編。後來，他和郭沫若兩個人都發瘋了，瞎寫，寫了20個劇本，怎麼寫出來的？

    Party(黨派)這種最討厭，Party(黨派)還是有的。張愛玲的朋友都是假朋友。傅雷的學問是西洋文學翻譯，他自己不會去碰張愛玲的。但是張愛玲在1943、1944年實在太紅了，左派派人讓他用筆名寫一篇文章來罵她。他歡喜翻譯巴爾扎克，巴爾扎克的作品講女性壞的很多的，他發現《金鎖記》實在是好，和巴爾扎克的作品一樣的。我們寫文章，會這樣說，早期作品不好，到了《金鎖記》好。他倒過來，《金鎖記》最好，《傾城之戀》差一點，最後發現《連環套》一塌糊涂。完全是聽從上面的，這種最討厭。

    學問方面講起來有很多，自己要有主見，要有智商，不要跟著人家走。所以你要學我的話就要這樣。

    記者：學是學不像的，學就是聽別人的。

    夏志清：好壞自己決定。

    罵魯迅？“我沒有”

    記者：您對魯迅的《狂人日記》的評價有了一些調整。

    夏志清：調整一些。開始我覺得不好，因為書裏面說是講故事，又沒有故事，完全是一堆空文章。別的我沒有認錯。

    記者：魯迅後期的散文，您仍然不覺得那是文學作品？

    夏志清：他的氣量太小，做了事情，也用不著這樣辯的。魯迅這樣的地位，小家夥來罵你，一點都不理就是了。If　you　are　doing　something

    serious，(如果你認認真真地做些事)。他晚年只寫散文，別的事情不做，翻譯《死魂靈》，翻得一塌糊涂。魯迅就寫了幾篇短篇小說，只有紹興鄉下的作品那些是好的，《故事新編》並不好，長篇都沒有。有人說我罵人，其實我沒有罵過人。

    《傷逝》寫的是許廣平之外的另外一個女朋友，沒有人提過。這是真事情，大家不敢講。他們研究了半天，不敢去問他，真是的。沒什麼難為情，他又沒有太太，不出名以前也有女朋友。沒有人提，真是奇怪。開始看《傷逝》，就覺得很有真實性，你感覺到了嗎？他的經驗就是靠自己嘛，《肥皂》裏的老頭就是他自己。他作為一個小說家的虛構能力和創造能力是沒有的。其實罵魯迅的人和批評他的人很多呀。

    記者：那些罵魯迅的言論您看到過嗎？

    夏志清：國內有很多是吧。我沒有看過。

    “中國作品大都千篇一律”

    記者：您在平時，包括您以前在讀書的時候，您的英文閱讀主要是讀哪些作品？

    夏志清：英國文學是我的主修課，全部都讀過。當代作家不要講的，近代作家都是很好的，古代都要看的，莎士比亞都要看的。讀博士的時候，古英文，中世紀英文都看過嘛。

    記者：您最喜歡哪些作家的作品？

    夏志清：都喜歡。

    記者：都喜歡？

    夏志清：英國作品比美國作品、中國作品要好。中國作品大都千篇一律，其實唐詩也不好的，詩太短了。你講散文，英國、美國都有好的，美國好的不知有多少。自己選擇一些好看的，名家很多好看的。

    記者：中國的現代文學，放在世界文學的范疇裏面，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位置？

    夏志清：這個不太好比較，就看自己怎麼看了。中國的白話詩，中國人都不承認。這個最吃虧了。小說我捧了以後，大家承認了一點。中國的戲劇只有曹禺出名，別的人都沒有啊。中國電影大家捧場，給大家一點希望。但是像張藝謀這種人捧的人太多了，美國人的批評不嚴的，所以很難講，美國人講的生意好的不一定是好片子。所以最後講好壞，還是要我們中國人自己決定的，自己的良心決定的，中國文學只有中國人自己講。而且文學不好比較，當年除了日本文學以外，世界文學只有英、美、法、意大利、西班牙。現在的世界這樣大，一下子匈牙利、波蘭的小說來了，嚇壞了。還有阿拉伯人用英文寫的小說。現在要講研究世界文學，只講中國就沒有意思。

    記者：一些新的作家，比如說哈金，您看過嗎？

    夏志清：我看過他的《等待》，我覺得有點軟，有一點賣弄，有一點對政府的批評，有一點靠人事關係。要我寫的話，不會這樣寫的———重新團圓，皆大歡喜。他的觀察不錯，文字也不錯，可以去看，可是他的basic　 perspection(基本觀點)，我覺得沒什麼，那還不如張愛玲的作品好。張愛玲這個人敢講真話。哈金名氣很大，書太多。最好像喬伊斯一樣一生只有幾本書，最佔便宜呀。

    “中國文人應酬太多”

    記者：漢學研究在美國的學術研究裏面佔什麼地位？

    夏志清：沒有弄起來。《西遊記》全翻出來，沒有人看。《紅樓夢》有人看，但是真正喜歡看這種大小說的沒有，還是專家在看。

    記者：有什麼辦法讓西方人把漢學研究當成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不是要等中國更發達一些才行？

    夏志清：我覺得中國文學本身不夠好。

    記者：有沒有不同語言的原因，因為要翻譯一下才能看到。

    夏志清：我覺得現代文學大家都是一樣。中國古代就不如人家，中國人太乖，唐朝、漢朝都是聽上面的話。中國的文學好的太少。中國文人應酬太多。

    記者：在您眼中，好作品的標準是什麼？

    夏志清：洋人看中國書看得少的時候，興趣很大；看得多了，反而沒有興趣了。阿瑟• 威利、艾茲拉•龐德翻譯的中國古詩，看的人很多，大家說：就是好！翻譯得多了，就沒什麼好了。小說也一樣，《西遊記》翻譯一點點，大家覺得很好，後來多了以後，就看得很煩，中國人不覺得什麼，洋人就覺得長，而且人名又都差不多，看不下去。所以，中國文學弄不大，弄了很多年弄不起來，要起來早就起來了。法國的《包法利夫人》大家都在看，中國的《紅樓夢》你不看也沒有關係，中國沒有一本書大家必須看。詩還看得多一點，杜甫的。19世紀俄國文學都是翻譯家弄出來的，大家要看，中國人也要看，但是中國沒有這種文學。人生真問題中國文學不大講的，只有《紅樓夢》稍微講一點點。(王寅)

    說明：沈亦文對本文亦有貢獻

(中華讀書報)    通過夏志清閱讀張愛玲    2007.03.07

    人世間最令人感到哀傷的，莫過于悼亡事。在這部《歲除的哀傷》裏，夏志清的主要文章竟是悼文，作者清點昔日歲月，以及與這歲月息息相關卻已然逝去的人們，只能用哀這個字來形容。

    書裏單列的張愛玲那部分，也沾染了全書哀的基調，但除此之外，還有一種無可名狀的痛惜。都是些舊文，如他悼張愛玲的那篇《超
人才華，絕世淒涼》，還有《〈張愛玲的小說藝術〉序》，等等。夏志清對張愛玲小說不遺余力的推廣，世所共知。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給了張愛玲一個人42頁的篇幅，背景是，此前在一般中國文學史上幾乎沒有張愛玲這個名字，她甚至是被主流故意遺忘的角落。所以，夏志清這種逆主流而上的厚此薄彼，招致非議聲四起幾乎是必然的結局。可以這麼說，是他的欣賞與研究，為我們衝破了一道封鎖，那是特殊時代對一位有才華作者的封鎖。

    讀《歲除的哀傷》，總能想起張愛玲的短篇小說《封鎖》來。許多人能讀到小說裏人性的出逃這一層面，其實，讀她的關鍵詞卻是“瞬間”，而非“出逃”：瞬間的非常態，被非瞬間的常態死死壓抑住了，所以，出逃的結局仍是回歸後的蒼涼。封鎖在那個年代是常有的事，封鎖與這封鎖的被衝破、解開，注定能成就一段難忘的歷史。這是人們常把夏志清和張愛玲的名字放在一起的理由。

    張愛玲雖然身不由己地被卷入時代的旋渦之中，寫出過《十八春》、《小艾》等有明顯樂觀色調的小說來，但她作為一位作家，對于現實的審慎與打量仍然盡可能地融入了自己的角度。張愛玲對于“時代”、“鬥爭”這樣一些大的題目，有著冷靜的個人式的體察，她更喜歡關注一些時代的背景下活得“不徹底的人物。他們不是英雄，他們是這時代的廣大的負荷者”。她對于自己創作與主流的格格不入，是足夠清醒的，“我知道我的作品裏缺少力，但既然是個寫小說的，就只能盡量表現小說裏人物的力，不能代替他們創造出力來。”她對于“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這時代的總量”的堅持，更能見出她的固執與自信來。但這種固執與自信在那樣一個時代是不會遇到知音的，她與她筆下的人物們的結局是殊途同歸的，“沒有悲壯，只有蒼涼”。

    而在那樣一個時代，是不以蒼涼為美的時代，是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發現了這不為時代所容的蒼涼之美。夏志清是與去美之後的張愛玲保持聯係的不多的幾個人之一，但從他們斷斷續續的通信生涯，足可以望見張愛玲晚年的困頓與淡漠。夏志清1985年寫給她的信，因為頻繁搬家和疾病之故，竟然在1988年才被拆開來看。她最好的朋友炎櫻寫給她的信，也是同樣的遭遇。一個連朋友和親情都不再眷顧的人，她的內心究竟已經打上了一個怎樣硬實的死結？她固執到要一個人悄悄地在寓所死去。她要把自己的晚年完全閉鎖在世人的視野之外。《封鎖》好似她人生的一個隱喻，她是從平庸世間跳脫出來的一個精靈，努力要映照出人生的蒼涼來。

    閱讀張愛玲，總會因為語言和人物的陌生化而有一種遠痛；而通過夏志清來閱讀張愛玲，會有拿鎖開門的感覺，撲面而來的，除了歲月的積塵，還有一段無名的哀傷。（趙允芳）

(郝譽翔)    在秋日紐約見到夏志清先生    2008.10.07

　剛進入九月的紐約，地鐵從四十二街的時代廣場出發，前往哥倫比亞大學。當地鐵轟隆隆如閃電穿梭過曼哈頓的地底時，我從背包中拿出《中國現代小說史》，再度攤開來溫習，如果以「朝聖」來形容我此刻既興奮又忐忑的心情，是一點也不為過的。早在學生時代，夏志清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古典小說》就是文學系必讀的經典，而哥倫比亞大學更是我深嚮往的海外漢學重鎮。如今終於來到這塊夢土，我心中不免充滿了無可言喻的激動與惶恐。

　中午哥大東亞系主任王德威教授從繁忙的系務抽身，帶領我穿過校園，他一再向我說明夏先生是個熱情而健談的人，相信訪問一定可以順利圓滿。果然，一踏入餐廳，夏先生就已經等在那兒了，臉上溢滿笑容朝我們迎來。一坐定，還來不及等我開口，夏先生已連珠炮似的說了一大串，說《阿伊達》馬上就要在紐約開演，陣容堅強，他特地排了兩個多小時的隊伍才買到票，他開心得連說好幾次「這真是太幸運了」。接著他又談起前些日子在中國城看京戲，觀眾鬧哄哄亂成一團，令他心痛得無法再看下去。緊接話鋒一轉，又說到電影以及音樂，小提琴天后慕特到哥大演出時還只是個少女，夏先生邊說邊以雙手做出拉小提琴的動作，眉飛色舞的樣子既鮮活又逗趣。

　不過短短幾分鐘之內，夏先生的談話就幾乎囊括了紐約各式表演藝術。不僅如此，他的國語帶著濃重蘇州腔，不時冒出成串的英文字句，所以一頓飯下來，我的耳朵只忙著追逐那些在空中飛也似叮噹流過的話語，幾乎不容有喘息和思考的空間。不過，這也使得我原本懸吊的緊張心情頓時輕鬆下來，只慚愧自己所知太少。夏先生在表演藝術上驚人的嫻熟與喜好，其實在他散文《雞窗集》第二輯「迷上電影也看戲」中已有詳細描述，他甚至說；「早在中學時代，我最感興趣的一們學問是美國電影」，而且他生平發表的第一篇文章談的主題也是電影。他看電影，不僅對明星有興趣，對導演、製片人、攝影師、編劇都有興趣，而這份對於「人」的興趣，使得他身上自然而然散發出一股親和活力。這時我才發覺，文學恐怕只是夏先生學問中的一小部份罷了，而「人生」這本大書，才真正是他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

　這就是夏先生，臉色紅潤，目光炯炯有神，總是帶著笑意，不但對於後輩不吝讚賞，對自己更充滿了無比信心，於是他說；「像我這樣charming的好人實在是不多了呀。」說完他不禁又得意又頑皮的笑起來，飯後我們散步到他的住所，距離哥大不過三五分鐘的路程，位在一條安靜的巷內。紐約是他一生中定居最久也最喜歡的地方，近年來因為心臟病的關係，更不輕易離開，他喟嘆著：「紐約真是好呀，可看的東西一輩子也看不完。」顯然是對自己居住的地方滿意極了。而在他身上，我也彷彿見到了紐約的質素──一股兼容並蓄，飽滿旺盛的生命力。

這或許可以說明，為什麼夏先生以一個受西洋文學訓練的學者，卻在短時間內完成一鳴驚人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而成為現代文學研究的權威。其實不論中西，夏先生一貫對自己的文學品味和審美眼光深具信心，當年他大膽而且準確地評論作家優劣，如今回顧起來，仍然禁得起時間考驗，在這一點上夏先生非常自豪，他說：「現在的批評家都不敢論斷作品的好壞，但是文學批評如果不能區分好壞的話，那又有什麼作用呢？這應該才是最基本的功夫。」然而這份品味與美感的養成，正仰賴於生活中不厭涓滴的累積。

　夏先生是一個永遠充滿活力與好奇的文學人。在他那處處擺滿了各式維他命罐的家中，他熱心為我張羅茶和糕點，還不忘提醒我要多吃健康食品，以補充體力。「你必須使自己保持在最佳狀態。」他一邊笑稱自己可以當營養專家了，一邊肯定的說，「你必須把生活發揮到極致，使自己的生命重要並且有用，而不是苟延殘喘，因為我們要成為的是歷史的一部分，而不止是動物史而已。」

　當然他也不免感慨生命的短暫渺小，「宇宙之大而人類之小啊，地球在宇宙中不過如一粒塵土。」他搖頭嘆息，但是這卻不曾阻礙他對美好事物的渴望。對他而言，生活就是積極地與時間進行對抗。所以夏先生特別重視有沒有著作可以傳世，對他而言，這才是唯一可以與時間抗衡的方法。唯有使自己具備源源不絕的創造力，而不人云亦云、隨波逐流，才能夠獲得永恆的生命，除此之外，任何外在的財富名利都是虛假的。至於對於寫作者，夏先生則給予有力的忠告：「要勇敢而努力的經驗人生，失敗又有什麼關係呢？Just do it.」

　說到這兒，夏先生不免又想起張愛玲，他以為張愛玲最大的致命傷，就是她後來對人失去了興趣，否則以她的才華大可以好好發揮，只可惜張愛玲後來將自己閉鎖起來。所以夏先生對待生命的態度相當開放自由，他以為：「一定要去經驗人生，沒有什麼事情是不可做的。經驗對於寫作而言太重要了，不過女性先天上受到許多束縛，比起男人，確實是比較吃虧辛苦。」

　熟識夏先生的人都知道他向來特別憐惜女性，恰如《紅樓夢》中的賈寶玉一樣，女兒是水作的骨肉，要懂得欣賞，更要懂得尊重。對於現代文學史上幾位傑出的女性，沒有獲得相對的重視，他為之叫屈，蘇雪林就是其中之一。「說起蘇雪林，她才真正是現代文學研究的先驅。我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就受到她啟發。而且蘇雪林不但文章好，學問也大，《屈賦論叢》是真正了不起的著作。」至於《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沒有評論蕭紅，夏先生也懊悔不已，「蕭紅實在是個好作家呀。可惜那時候受限於材料而疏忽了，真的很不應該。」

　至於張愛玲，可能是太多人談她的緣故，而夏先生自己也曾寫過文章記述與張愛玲的書信往來，反倒對張愛玲沒太大的興趣，不過經這麼一說，又不禁勾起他對往事的記憶。他說：「我在上海見過張愛玲一次，可是那天我根本沒把她放在心上，反倒是她身邊的劉金川小姐，才是真正叫我難忘。」說完，夏先生就迫不及待起身，找出他所寫的〈初見張愛玲，喜逢劉金川──兼憶我的滬江歲月〉（刊於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一、二日《聯副》）一文給我看。接著又覺不夠，夏先生走到書房，從抽屜裡翻出當年他寫給劉金川的情書，薄薄的紙箋已然泛黃，上面整整寫滿了五頁密麻的蟹行英文。

　「妳看，劉小姐當時已經有未婚夫了，我只是暗戀她而已，可是卻有這樣巨大的熱情，這真是純潔又浪漫的愛情啊，現在有哪一個年輕人能夠比得上？」此時夏先生因為興奮而緋紅的臉龐上，忍不住微笑起來，午後的陽光穿透白紗窗簾，寂靜而溫暖的落在他肩膀上。

　當年夏先生才二十四歲，大學剛畢業兩年，沒有交過女朋友，在一個文藝聚會上對劉金川一見鍾情，無奈這段思慕沒有結果，半年後夏先生寫下這封情書寄給她，劉小姐卻將原信退還，在傷心失望之餘，三年後當夏先生乘船赴美時，便將信連同信封一起帶在身邊，保留至今，已經有五十多年了。信上熱情洋溢的字跡依舊清晰可見，只是年華已逝，佳人老去，而青春卻因這封信而得到了永恆。夏先生的英文典雅華麗，在此我不揣淺陋，權充翻譯一小部份，以見青年時代的夏先生如何浮沉在愛的痛苦與喜悅之中，經歷一次又一次無望的掙扎徘徊：

　「一份愛情，誕生於一場文學聚會，而在信紙上持續滋長，飽受各種情感的反覆煎熬，從戲院相遇的痛苦，到最終的絕望，以及繼之而來的期盼等待，這是一份對我而言永恆不滅的愛情。幾乎一整年的時間我費力幻想，而今我不僅接受妳的靈魂以及軀體，任何一刻妳細微的動作，甚至妳膚上纖小的毛髮，對我而言都深具意義。從你的談話中我知道你對我並無感情，而事實可能是我太過敏感，任何妳給予我的一點點暗示，都對我產生了巨大的撞擊。某個星期日，我幾乎什麼事也沒有做除了想妳。在妳房外等候妳上鋼琴課，故意忘記你可能將忽視我的存在，而我得到是如此死寂的靈魂，以至於我幾乎無法支撐自己。……

　對於一個局外人而言，熱情總是荒謬的事，但對於一個看不見的靈魂、一個蒙受痛苦的心靈來說，它需要的不是嘲笑，而是憐憫；不是厭惡，而是慈悲的關愛。……

　知道你對我的實際態度，知道你對我多麼仁慈和耐性，我感覺羞辱和孤獨，無疑也有感激。因為妳是如此溫和地避免去傷害我的感情。妳是我遇過最仁慈的女孩，最吸引我的，而且一直如此。妳自然而耀眼的舉止，一部分是自內在生發的優美，一部分是來自攀登心智平衡的頂點，而妳的靈魂如水流動，開放且自由。……

　我勇於想像但怯於行動，這也是為什麼我立即被妳吸引的原因。妳樂天、不拘泥且和諧的天性，都為我所渴望卻缺乏。如果妳降尊紆貴，恩賜給我一點妳的甜美和光明，那麼我將變成一個更加快樂、完整和自然的人。但所有的想法卻都是枉然。……

　我記起了濟慈的句子，表達他生命至高的愛，「我每日每夜渴望死亡能將我帶離這些痛苦，然而我又渴望遠離死亡，因為死亡將破壞那份痛苦，痛苦總比空無好。」我對自己如此說。若沒有經歷痛苦，就不會覺醒到生命與愛。……」

　採訪結束的時候，已經將近六點了，天氣忽然變冷，夏先生忙找了件毛衣讓我添上，並一再開心的拍著我的肩說，以後我們就是好朋友了。臨出門前他仍不忘叮囑我一句，要好好把日文和英文學好啊，語言是認識這個世界的管道，實在太重要了。

　沿著逐漸亮起燈光的街道，我穿過倉促人群走進地鐵，身上裹著的毛衣越來越暖和起來。地鐵月台上有個中年黑人正唱起yesterday，昨日，昨日已經如流水般走了呀，一時間，我忽然感到一種溫暖的哀傷，就在這座即將步入冬季、人來人往的熙攘城市中 。

《中国现代小说史》与80年代的“现代文学”

程光炜

　

                                          一、《小说史》的“来龙去脉”

       华裔美籍著名学者夏志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影响甚大的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以下简称《小说史》）1952年开始写作，1961年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1971年再出增订本。其兄长夏济安学生刘绍铭发起，国雄、谭松寿、水晶、董保中、李欧梵和杜国清等十余人参与翻译的中译繁体本，1979年同时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和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

夏志清详细交代过《小说史》的写作背景：“1951年春天，我一方面忙于写论文，另一方面真不免要为下半年的生活问题着急起来。我虽算是耶鲁英文系的优等生，系主任根本想不到我会在美国谋教职的：东方人，拿到了博士学位，回祖国去教授英美文学，这才是正当出路。”有一天，同住研究院宿舍三楼的政治系学生告诉他，耶鲁政治系教授饶大卫刚领到政府一笔钱，正想请人帮他，你谋职既然困难，不妨去见见他。“那时是朝鲜战争时期，美国政府是很反共的，所以，饶大为才能申请到这笔钱。”他要为美国军官撰写一部《中国手册》。夏志清负责编写《文学》、《思想》、《中共大众传播》三章。他因从“西洋文学”改治“历史”感到沮丧，同时又为自己的西学功底颇为自得：“凭我十多年来的兴趣和训练，我只能算是个西洋文学研究者。二十世纪西洋小说大师——普卢斯德、托玛斯曼、乔艾斯、福克纳等——我都已每人读过一些，再读五四时期的小说，实在觉得它们大半写得太浅露了。”。写这种《中国手册》虽然使夏志清觉得不快，“最使我头痛的是人文地理各省、各地区的个别报道。实在看不到多少参考资料，只好凭我的常识和偏见去瞎写。”[1]但该著作是否接受过海军部项目资助，一直在海内外学术圈内众说纷纭、各持己见，至今都是云遮雾障。

       然而这疑问并未影响到它在海峡两岸的登陆。在1980年代的中国，任何洋人或半洋人的著作都会在读书界引起一番轰动。在这里，该书主要译者刘绍铭评介显然起到了关键作用：“夏志清在美国念研究院，在美国找到他第一份博士以后的教职，二十多年来，除了休假期间到外边去走走，一直没有离开美国学院派（不出版就完蛋）的压力。”但他不像同行中的许多朋友，“拿到长俸之日，就是采菊见南山之时。”他刻意为读者描画了一幅夏志清“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形象：“一个学者在经济与工作上都无后顾之忧的情形下，仍孜孜不倦的去做研究与写作，背后无非是受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所驱使。”他认为，作者“学问之渊博，批评眼光之独到”，在这本书中是“一览无余的”。不过，刘氏坦率承认：“他的反共立场，和他对在此书讨论到的大多数作家的意识形态之敌视，也是一样显而易见的。”但他辩解道：“偏见人人都有。刘若愚先生说对了，‘一个批评家如果没有偏见，就等于没有文学上的趣味’。夏志清的偏见，没有使他闭起眼睛，抹杀左翼作家应该称赞的成就——茅盾、丁玲、萧军、沙汀、艾芜、赵树里、欧阳山、周立波、杨朔、路翎，一一都讨论到了。评价可能与左派史家有异，但最少让他们上了文学史，没有因自己的政治立场不同而把这些人的贡献一笔抹杀。”另外，他还称赞道，对张爱玲、钱钟书文名之传播，夏志清应该居于首功。“而这两位作家的名字，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和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都找不到的。”我们知道，《小说史》出版之前夏志清是名气不大的研究者。其兄夏济安虽在台湾大学外文系尽力帮他，《小说史》一些章节还陆续刊于港台报刊，但他毕竟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圈外人”，对他了解的人不多。因此，刘绍铭在港台地区对他的“宣传”，就给人不吝笔墨的深刻印象：“夏书的重要性和功用，不但在最近的将来难有人取代，而且，假使在这三四年内夏志清的精神和体力，不为杂事分散的话，他还会另一本经典之作出现。”另外，他还不忘向欧美汉学界“喊话”道：“此书一出，中国现代小说的研究，将迈入另一个新阶段，因为夏氏必会发掘出一些欧美左派学人也未必一定听说过的作家，提供一些博士论文的新题目，同时也可以不用一字一墨，替自己的‘偏见’作最有力的解释。”[2]

王德威在组织另一轮“宣传战”。这位曾被夏志清誉为“‘美国研究中国文学的人中他排第一位’，评价他‘把我的东西发扬光大，夏志清下来以后，他就是我的接班人了’”[3]的海外汉学新帝，自然会是《小说史》的新一代颂扬者。“王德威文字有奇气、有识见，瑰丽、细腻、幽默之余，还征信昭昭。学术论文，堪可一读再读者不多，他的文章是个难得的例外。”[4]这样高的评价当然更为他所评论的《小说史》加分不少。但王德威对该书的学术定位，使用的竟是非常冷静的口气：“《小说史》的结构和文脉”，“受到四五十年代欧美两大批评重镇——李维斯的理论及新批评学派——的影响，已是老生常谈的事实。夏在耶鲁攻读博士时，曾受教于波特及布鲁克斯等著名教授；布鲁克斯无疑是新批评的大将之一。夏对新批评观点的浸润，可在《小说史》初版序言中得见一斑”。（李维斯，又译 “利维斯”。下面仍延用王德威的译名）在这个意义上夏氏相信，“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发掘、品评杰作”。正由于把“文学性”放在首要位置，所以“夏推崇文学本身的美学质素及修辞精髓。他在《小说史》中不遗余力的批判那些或者政治挂帅或耽于滥清的作者，认为他们失去了对文学真谛的鉴别力。”王德威评价说，夏氏对有着生命完整意义的文学的深切理解和拥抱，已然超出了“专业”范围，“这本书代表了五十年代一位年轻的、专治西学的中国学者，如何因为战乱羈留海外，转而关注自己的文学传统，并思考文学、历史与国家间的关系。”它“更象征了世变之下，一个知识分子所作的现实决定：既然离家去国，他在异乡反而成为自己国家文化的代言人，并为母国文化添加了一层世界向度。”[5]至此，我们对《小说史》出版后的“历史”和“今天”也就有了比较透彻的了解。

 

                                   二、“西方”视角中的“左翼中国”

夏志清有一个历史心结应当特别留意：他（1921——）原籍江苏省吴县，生于上海浦东。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后滞留家中，1946年经哥哥夏济安介绍到北京大学英文系教书。一年后考上留美研究生。“1947年11月中旬我离沪驶美，抵旧金山时大概已近月底了。”[6]一年多后，国民党兵败大陆退到台湾孤岛，二百多万军人、家属和各界难民在极度混乱中汹涌而来。夏志清可惜未能亲睹这一历史场面。直到2005年1月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美国人杰克· 伯恩斯摄影专集《内战结束的前夜——美国〈生活〉杂志记者镜头下的中国》中大量鲜为人知的战时照片，读者才得以想象当时的情景：“国民党军不得不大撤退”， “垂头丧气的士兵们聚集在铁路沿线”。在“一个时代的终结”的醒目标题下，这位记者的叙述是：“在一场混乱喧嚣的大逃难中，城市居民纷纷逃到乡村去避难”，“由于担心上海沦为战场，或者会在无政府、无法律管制的状况下被趁火打劫，有门路或有现金的人排着长队争先恐后挤上严重超载的火车、沿海汽船，企图逃往香港或台湾”，“1949年5月24日夜将近半夜的时候，人民解放军部队在无人抵挡的情况下，开进了上海。”[7]9岁时随家人卷入这一“逃难”大军的学者李欧梵也写道：“1948年我曾随母亲到上海寄居一个月，外祖父当年住在上海的一家小旅馆——中国饭店，我们也暂时借住在那里。”一天被派外出买一袋肉包，“走回旅馆，却被旅馆的旋转门夹住了，耳朵被门碰得奇痛无比”，“这就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上海都市文明的惨痛经验。”[8]尽管有学者希望在苏美两个世界大国争端的格局中来讨论“中国内战的起源”：“要理解这段关于中国内战与冷战的故事，应采用‘四维分析’模式对苏、美以及中国国、共的关系加以探讨。”[9]但夏志清在论述旅美作家於梨华的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时，仍情不自禁地把17年前恍惚的“流离感”泄露了出来：“天磊在台湾才停留了两个月：他的过去不断在追思中出现，即使是最苦痛的经验也变成了梦境般的现实，一种苦中带甜的回忆，但未来更长的岁月，为自己，为国家，如何有利地去支使他们，他自己也不知道。”（同注6，题为《〈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序》

这种背景和彻痛感受，确实有以“西方视角”来评价“左翼中国”之虞，而被装上“冷战”的光环。但我们为什么就不想想，“生离死别”也是治史者的一种“历史感”，当他以“史家”眼光纵观“中国现代小说史”，他的选择和结论自然就会与“左翼中国” 的文学史家们明显不同。但必须警觉，由于《小说史》作者将“左翼中国”作为“本质概念”投映到左翼作家身上，现代中国小说史的有关章节，竟然被他绘成了 “三十年代的左派作家和独立作家“（第五章）、”第一个阶段的共产小说”（第十一章）、“资深作家”（第十四章）和“第二个阶段的共产小说”（第十八章）的“政治学画卷”：“自《虹》后，可以从《秋收》、《子夜》及其他的作品中，看出茅盾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一直是本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为了符合共党的宣传需要，糟蹋了自己在写作上的丰富想象力（除了一本小说，他以后的作品已没有多大的艺术价值了）。”（184、185页）而“抗战期间，茅盾无疑是中共作家中的首席小说家。他得以保持这一地位，主要是因为住在香港和大后方，可以不管延安方面的指令。”（362页）“从丁铃不平凡的一生看来，她早期的文名，或者可以说是艳名，并不出人意外。”（281页）“由于这些小说对性的问题比较开放的缘故，也因此被认为比谢冰心跟凌淑华的较为‘含蓄’的小说优越了”，“可是自1931年开始创作无产阶级小说后，这一点微带虚无主义色彩的坦诚态度也丧失了。剩下来的，只是宣传上的滥调。”（284页）而蒋光慈则是，“除了受他自己的朋友的推崇外，蒋光慈（1901—1931）从来没有被认为是现代中国的一个伟大作家。但是他的确是最早的一个卖文为生的共产党作家，同时也是那时期的一个最多产的作家。”（276页）……由此可以看出，“历史感”与“西方视角”相结合，决定了“左翼中国”作为一个“本质概念”不仅很容易完成生成过程，而且也自然成为支配《小说史》的最重要的“评价系统”。它直接导致了《小说史》的“非历史化”的“整体历史观”。这就是，以“西方中国”的道德和价值优势来压抑并简化“左翼中国”的复杂历史环境，即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指出的：“对一个欧洲人来说”，“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东方学”一词之所以显得太笼统，正是“因为它带有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欧洲殖民主义强烈而专横的政治色彩。”[10]

但不妨指出，夏志清在强调自己的历史感和文学观的同时，也在屏蔽“社会底层”即“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生存感受（抑或也可以称之为“历史感”？）——而“左翼中国”文学关注的恰恰就是如何揭露他们的生死病痛，还其以“人”的尊严感。而且还有，《小说史》作者所讥笑的革命作家胡也频（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承认他的牺牲也是一种人生的信念？）的“未亡人”丁玲——正是在丈夫被害之后，才拿起笔来反抗社会不平等的。进一步说，茅盾的《子夜》用相当多笔墨分析“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上海后给“民族资本主义”和工人、农民造成的剥削和苦痛，不也同样来自他“个人”的历史感受？如果所谓“文学史研究”不应该是偏向某一方面的，它应该是那种把各个方面包括自己不喜欢的方面都吸纳进来的严谨而宽阔的工作，那么，为什么《小说史》作者只顾及“个人”的“历史感”，而把某些现代作家的“历史感”主观地揉碎在“整体历史化”的想象中呢？这对于希望“全面”了解“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读者来说，可能觉得不能理解。显而易见的是，就在该著作的评述中，“左翼中国”这个“本质概念”所过滤的可能恰恰是包容着各种文学同样也包括“左翼作家”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历史复杂性。

挪威学者文安立著作《冷战与革命——苏美冷战与中国内战的起源》的出色描述，为我们进一步思考《小说史》与二战后冷战之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苏美两国领导人都试图用一种让双方政府都感到满意的方式对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体系加以规划，这是雅尔塔会议得以在东亚问题上达成协议的基础。罗斯福希望尽快结束太平洋战争，并把继续同苏联合作视为维护美国全球利益的最佳手段。

……

1944年12月，中国的军事局势跌到了谷底。美国武装部队制订了万一蒋介石政权垮台便撤离中国战区的应急措施。……军事上的危机使史汀生设法和中国非政府武装进行合作，同样也使罗斯福愈发感到有必要达成一个协议，以便当战后外来势力对中国进行干预时，可以对之作调解规划。……现在蒋介石政权存亡未卜，他想让各大国在中国应有什么样政府的问题上取得谅解。[11]

这段引文透露出两条重要的历史信息：一是苏美两大国在积极参与二战后中国的“未来规划”。但是，出于美国的”全球利益“，罗斯福希望像“安排”战后的波兰、罗马尼亚、德国和日本一样，根据西方的价值观来“规划”一个他们所能掌控的“西方中国”（类似今天的伊拉克）。二、人们看到，从1949到1976年这段历史中，这种“大国规划”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50至70年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面貌，实际也深刻规范了《小说史》对“左翼中国”的基本视野和价值系统。

       有意思的是，1921年到1946年夏志清就生活和学习在中国。他对1949年后的“左翼中国”虽缺少直接经验，但他对1949年前现实和文学中的“左翼文化”并不陌生。他恐怕不会不懂得，在他勾画出的那个“国家空间” 中，难道左翼文化史及其当代实践性就能完全从这里面去除？当然有机会时，我们会对他“国家概念”中的复杂纠缠层次做更耐心和细致的辨析。我觉得这是我们继续讨论下去的难点。夏志清的父亲是上海银行职员，他本人大约1938年到1942年间在沪江英文系就读。他谈道：“我同钱先生（笔者按：指钱钟书）第一次会面是在1943年秋天的一个晚上，那是济安哥离沪去内地才不久。”这证明他当时正在上海。像钱钟书、张爱玲、柯灵、郑振铎、李健吾和许广平等一样，这是他一段“上海孤岛”的生涯。山河破碎，大半国土沦陷敌手，这种亡国之痛不可能对夏志清的思想和生活没有影响。对在“个人记忆”基础上牢固形成的国家观和人生观，王德威在解释夏志清不会因社会政治羈绊而放弃对“文学性”和“普遍人性”的坚持的同时，也认为“感时忧国”的历史情怀尽管在语境里可作多解，但仍然是夏氏为人和著述中一条非常重要的“红线”。他指出：“第二篇附录《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曾受到广泛的征引及讨论，堪称是文学批评界过去三十年来最重要的论述之一”，“我们不禁要问，夏本人是否也显出了一种‘感时忧国’的心态”？“夏发现，在表面的 ‘感时忧国’之下，这些作家的写作之道错综交会，所以能为彼时盛行的写实主义创造无数可能”，“夏的‘感时忧国’论还可以与詹明信的‘国家寓言’论相提并论”。由此可知，夏氏年轻时代从国族沦亡到后来延伸一生的“感时忧国”论之间并没有出现真正的“断裂”，他对现代中国史的“个人记忆”反而成就了这部煌煌巨著：“这本书更象征了世变之下，一个知识分子所作的现实决定”，那就是“为母国文化添加了一层世界向度。”[12]

       在上述研究、回忆和评论中，实际始终深含着我所关心的一个问题。这就是，从《小说史》评价“左翼中国”的角度看，作者上面的“个人回忆”究竟因何会附丽“大国规划”，并最终将“左翼中国”的历史“非历史化”了呢？这可能就是被“历史规划”的结果。应该知道的事实是，“冷战”是笼罩着1949—1990年间东西方“当代史”的最大的意识形态（1990年东欧社会主义解体，世界才开始转入“后冷战”时代），人们所讨论的欧美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文学，几乎无一不在它的监督、规约之下。因此，西方主流媒体向欧美社会传播的，显然是一个“非历史化”的“左翼中国”。《小说史》的启动，就来自耶鲁大学政治系教授饶大卫承接的美国海军部的研究项目。饶大卫“有意留我一年，年薪加至4800，但我实在不想再干了”。[13]虽然，夏志清后来辗转于耶鲁英文系（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为该校研究员）、德州、纽约州（临时教职）、匹茨堡大学，最后落户哥伦比亚大学，但无须否认，他一直处在冷战年代的美国教育体制中，他的 “美国教育工作者身份”不可能不制约着他对“左翼中国”文学的选择、分析和论说。冷战“历史”对他的“挑选”，在特殊时期恐怕要大于他对“历史”的“挑选”（这也许是夏志清没有意识到、也不愿承认的一个隐蔽层面。正是在这个层面上，王德威为他的“辩护”也同样充满着争议性）。但是我们总可以理解，就像3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救亡压倒启蒙”的所谓规律一样，“历史规划”同样压倒了夏志清的“个人记忆”。他评论沈从文和巴金的作品说：

我打算拿出来做最后一个例子的是《静》，因为在这短短的十多页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艺术上的各方面的成就 ——他描写情景的印象派手法和他对处于忧患中的人类尊严的关心。……除沈从文外，三十年代的中国作家，再没有别人能在相同的篇幅内，写出一篇如此富有象征意味、如此感情丰富的小说来。（第227、228页）

《秋》是在1940年出版的。此时，巴金已经写完了他所有的革命浪漫主义小说，也逐渐演变成一个较为世故和客观的小说家，尽管在抗战期间，他并未写出可以和《秋》相提并论的作品。一直到战后的《寒夜》的推出，巴金才昙花一现地……显示了作为一个成熟小说家的才华。（第272页）

这种对中国现代小说的“纯文学取舍”，在《小说史》中是占据着赫然宏阔的篇幅的，相信读过它的人都会留下很深的印象。然而它也是最具吸引力和广受争议的地方。《小说史》这种对“社会”、“历史”和“事件”的强烈的排他性，就连同样出自“西方语境”的华裔美籍学者叶维廉也有些看不下去，他质问道：“这些中国作家所关心的时代与个人问题与西方作家所关心的迥然不同，而夏志清实在是要求我们戴上西方作家的滤色镜来阅读他们的作品，凡是熟识这些中国作家的历史发展的人都会发现，在一部作品中出现有关中西方作家美学的汇通，其形成的过程远比上述浮光掠影式的暗示和意见要复杂得多。”[14]

 

                     三、以“新批评”为知识原点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前面提到的夏志清《小说史·原作者序》和王德威《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本第三版导言》都承认，这部著作受到英美“新批评”文学理论的影响。更确切地说，《小说史》在研究方法上是 “新批评”的，而它的精神内涵则来自李维斯对西方文化“大传统”的阐释。（见其著作《伟大的传统》，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王德威指出：“《小说史》的结构及文脉”，与作者在耶鲁攻读博士时，“曾受教于波特及布鲁克斯等著名教授”有直接的关系。“布鲁克斯无疑是新批评的大将之一”。但“夏的野心并不仅于‘细读文本‘这类新批评的基本工夫”，他“对文学形式内蕴道德意涵的强调，引领我们注意他另一理论传承，即李维斯的批评论述。李维斯认为一个作家除非先浸润于生命的实相中，否则难以成其大。对他而言，最动人的文学作品无非来自于生命完整而深切的拥抱。因此批评家的责任在于钻研‘具体的批判与个案的分析。’”因此王德威强调说：夏志清是正统英美训练，“对西方道德及美学‘大传统’的菁华，可谓念兹在兹”，“他必定同意阿诺德的说法，认为文学应当诚于形外，传达真理。”[15]

       “新批评”是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最主要的流派之一，它掀起过三次理论的浪潮。第一次是美国文论家乔·埃·斯宾加恩于1911年出版的《新批评》一书首先提出的。斯宾加恩是克罗齐的信徒（朱光潜也曾声称是克罗齐的信徒），他的“新批评”其实就是克罗齐主义。第二次缘起于20年代的英国，10年后在美国形成。第三次是50年代出现于法国的“新批评”，被看做各种文学理论学派如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的总称。在这三次浪潮中，只有英美“新批评”最终“修成正果”，成为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的主要代表。英美“新批评”的创始人是英国诗人艾略特和英国语言学家瑞恰慈（后者把语义学和心理学引入文学研究）。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批评”在美国进入鼎盛期，控制了主要的大学文学系和文学杂志。大批批评家和文学教授纷纷倒戈，投向“新批评”怀抱。此时，在耶鲁大学文学系供职的韦勒克、维姆萨特、布鲁克斯、沃伦成为“后期新批评”核心，人称“耶鲁集团”。韦勒克、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维姆萨特、布鲁克斯合著的《文学批评简史》获得了广泛声誉，至今仍是欧美国家文学系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艺学专业的重要读本。80年代中国最早介绍“新批评”理论的赵毅衡指出：“所谓新批评派的理论，指的是他们关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文学特性、内容与形式关系，作品的辩证构成等问题的基本理论；所谓方法论，指的是批评的指导方针。”“细读式批评，是新批评派创造的一种具体批评方法”，尽管“这是一种狭窄的形式主义方法，但由于集中精力于诗歌的语言和结构本身，所以有时能道人所未道。”[16]

       我们知道，夏志清就读耶鲁时正值“新批评”的鼎盛期，它成为《小说史》的主要理论资源一点都不叫人奇怪。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中国传统文论“点评式”、“眉批式”的清朗文风和西方道德及美学‘大传统’的菁华，这时统统涌进了夏志清“新批评”的话语系统。或者说这种“点评”加“新批评”的文学史批评方式，更使这部著作在西方式的严谨分析中又带上了浓厚的中国人文色彩。如果说夏志清那一代的中国大陆文学史家由于文化政治的强迫大多与这种“点评式”、“眉批式”的中国文论传统发生了“断裂”，而在大洋彼岸的夏反而使其在西学历史轨道上绽放异彩。在《小说史》中，“新批评”加“点评”“眉批”式的审美趣味随处可见，它夹叙夹议的批评手法也真叫精彩：他看鲁迅的小说，“《呐喊》集中最长的一篇当然是《阿Q正传》，它也是现代中国小说中唯一享有国际盛誉的作品。然而就它的艺术价值而论，这篇小说显然受到过誉；它的结构很机械，格调也近似插科打诨”，但他更愿意承认，《阿Q正传》轰动中国文坛，主要是因为中国读者在阿Q身上发现中华民族的病态。”（70页）他认为《祝福》是“小说中研究中国社会最深刻的作品”之一（72页）： “《祝福》的故事开端很和缓：村人正忙于准备过年，鲁迅刚回到故乡，祥林嫂此时已沦为乞丐，他和祥林嫂有一次怪异的谈话，谈的是魂灵之有无，这一席谈话反而使祥林嫂更坚定她自杀的意念。鲁迅在事后对于这个女人遭遇感到惋惜和悲伤，使他自己也益感孤独。这一个城镇已不再是他生活的一部分。这些个人的感触，使这一个冷酷的传统社会的悲剧增加了几分感情上的温暖。”（73页）……夏志清虽然认为《小说史》讨论的鲁迅的九篇小说是“新文学初期的最佳作品”（76页），但他也毫不留情地批评了这位伟大作家创作的局限性：“他不能从自己故乡以外的经验来滋育他的创作，这也是他的一个真正的缺点。”（这一“发现”，与李长之在《鲁迅批判》中认为他只能算是一个“短篇小说大师”、限于各种经验而无法写出长篇小说的观点竟有异曲同工之妙）夏志清显然不能认同张天翼的“左翼立场”，但对他的小说创作才华却大加赞赏，认为他“是这10年当中，最富才华的短篇小说家”（231页）。并目光如炬地看到：“在故事喜剧的表层背后，隐藏了一出父亲即将出卖女儿的戏剧。那个愚蠢的少女，也许对此行的任务，的确一无所知。即使她已经知道，也并不表露任何反抗的迹象。她那种不声不响而又不打扰人的存在，特别是在满船喧嚣作乐的氛围中，烘托了她父亲出卖她终身的残忍，以及故事的喜剧意趣。”（见张的小说《砥柱》）（236页）他拿张天翼与沈从文比较道：“只有沈从文一人，质或者量方面来说，差堪同他比拟。但是，沈从文缺乏了张咄咄逼人的力量，以及粗犷的风趣”，（233页）正是在这里他称赞张天翼是“莎士比亚式的创造者”。（231页）（《小说史》中像这样精彩到令人叫绝的评价实在太多太多，因篇幅所限我只能忍痛在这里打住。）值得一提的是，夏还动用他的“新批评”审美系统为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发掘出了张爱玲和钱钟书。这两位在50至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课堂上“消失”的作家，被作者重新安装到经典作家的谱系之中。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说，夏志清对张爱玲小说的认识真是精彩到可以击节叫好的地步了：

       音乐通常都带有一点悲伤意味，张爱玲说她因此对音乐不怎么喜欢。可是唯其因为音乐是悲伤的，音乐在她的小说所创造的世界里占着很重要的地位。（《秧歌》的读者可还记得最后一章里农夫在钟声中扭秧歌的惨状。）她母亲是个有修养的音乐家，她自己很小的时候就学钢琴。在《谈音乐》那篇文章里，她说她喜欢巴哈、莫扎特的古典派作曲家，甚于浪漫派作曲家。足见她的趣味不凡。可是读者且不要误会她像一般教会学校出身自命高贵的小姐一样，对于“下流”的东西，不屑一顾。她喜欢平剧，也喜欢国产电影；还常常一个人溜出去看绍兴戏、蹦蹦戏。那些地方戏的内容是所谓“封建道德”，它们的表现的方式——不论曲调和唱词——是粗陋的、单调的，但是她认为它们同样表现人生的真谛。文明社会里，仪式是高雅了，趣味是繁复了，但是人生的真谛仍旧不变。中国旧戏不自觉地粗陋地表现了人生一切饥渴和挫折中所内藏的苍凉的意味，我们可以说张爱玲小说里所求表现的，也是这种苍凉的意味，只是她的技巧比较纯熟精巧而已。“苍凉”、“凄凉”是她所最爱用的字眼。（402页）

《小说史》对作家文本的评论可以处处看到作者这种精细入微的美学用心，也可以看到他对不符合这一美学标准的现象、作品的厌恶、责问和追究，更可以看到他对不论作家是 “左翼”还是“右翼”、“自由派”但只要符合这新批评审美系统的非常包容的“理解和同情”（如对张天翼、茅盾等）。或者前面论者所言，“夏推崇文学本身的美学质素及修辞精髓”，他事实是在为“80年代”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建立一套“关于经典作家和作品”的“行业标准”，以及一丝不苟的“审美过滤”机制。

       熟知1950、1960年代文学史研究的人都明白，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1951）、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1952）、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1955）、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1956）、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956）、孙中田、何善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57）、复旦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59）、北京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60）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讲义》（1961）等著作中，“审美批评”已经沦陷于文学的“社会化批评”之手。19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虽然已宣布了与“过去”的告别，但是这一时期的许多“学科带头人”也都是当年的“当事人”。“现代文学”的“研究话语”正在“缓慢置换”，“新观点”和“新姿态”也许是当时很多人都想尽力展现的，但原来的那种批评习惯、眼光和思维是否已完全绝迹也很难料想。因此可以说，正是在“1950年代”的“现代文学”向“1980年代”的“现代文学”的这个重要转型期，《小说史》进入了中国大陆众多研究者的视野。《小说史》引人瞩目的“新批评”的“知识原点”，显然与以“社会学”为“知识原点”的“1980年代”的“现代文学”正好处在不同的历史轨道上。而恰恰在这里，《小说史》对于“19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也就意味着，它要把后者重新纳入到世界性的知识视野和理论范畴之中。

 

                                   四、普实克、夏志清之争的“世界向度”

       如果我们从《小说史》的角度考察“80年代”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生成”，就不能回避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普、夏之争”。因为，在两人所代表的各自“知识学”的“世界向度”上（王德威评论夏志清语），我们可以看到“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和“美国” （西方阵营）在认识中国文学时的明显差异。所谓的“世界向度”，我这里指的是当时具有世界性的视野和知识系统，而“新批评与李维斯的理论”和“东欧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就代表着最新的潮流和最高的水平。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国内学者对普、夏二人著作的接受反应，因为从中可以窥见“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建设的多层性特点。后一个问题，我将在后面谈到。

       雅罗斯拉夫·普实克（1906—1980）是捷克斯洛伐克著名学者。曾任该国科学院院士、东方研究所所长。他所领导的东方研究所是1950、1960年代欧洲最有成就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心。1961—1963年间，他在《通报》上与夏志清就其《小说史》的论争曾在欧美引起很大反响。普实克的这种身份，折射出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的“世界性眼光”，而他据此评价夏志清《小说史》的“历史认识” 时，所得出的结论就必然是：“对于丁玲这位作家的政治观点是否正确我们或许意见不一”，“但对夏志清在谈及丁玲的生活和性格时所用的方法，我们不能不加以抗议。极令人反感的是，他竟然使用了最低级的词语来描写这位女作家的私生活，而且他所叙述的纯系流言蜚语”；同样情况还发生在萧军身上，例如，夏氏认为 “从这部小说（肖军《八月的乡村》）开始，我们将进入一个极不愉快的战时爱国宣传阶段”，并以贬低的词语谈论爱国主义的文学。”因此，他认为，夏氏著作之所以在评价左翼作家的爱国主义问题时表现出的是一种“似乎不严肃的敷衍”，“不能给予一个合理的评价”，原因就在他没有把这些作家放到他们自己的历史之中，并主观地强使其与社会环境相撕裂。结果是，这“不仅说明他没有能力公正地估计一个特定时期文学的作用和使命，并正确地理解和反映这一时期文学的历史意义。他可能不承认文学具有社会作用，但这种作用确实存在，作家应该对他的生活和创作向他所从属的社会负责。我认为，正是由于未能理解文学的这种社会意义，他论述文学革命的导言没有能够对1918年以来中国文学中所发生的一切做出正确或全面的评价。”在这个意义上，普实克认为《小说史》最大的问题是“不是旨在发现客观真理，不去努力克服自己的个人倾向性和偏见，反而利用科学工作之机放纵这种偏狭”。[17]我们不愿意否认，普实克在这里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对普实克的指责，夏志清写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一文作出回应。他明确指出：“我所用的批评标准，全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原则”。因此，“我怀疑除了记录简单而毫无疑问的事实以外，文学研究真能达到‘科学’的严格和精确，我也同样怀疑我们可以依据一套从此不必再加以更动的方法论来处理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他认为与这种 “僵硬”地运用“方法论”来评价所有文学的做法恰恰相反的是，《小说史》“最主要的任务是辨别与评价。只有在我们从大量可得的作品中理清了线索并将可能是伟大的作家与优秀作家从平庸作家中辨别出来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着手对‘影响’和‘技巧’进行研究。”夏志清拒绝接受普实克对他的批评，坚持认为鲁迅虽然是高于同期作家声望的作家，但“他的小说天才是‘杰出然而却狭隘的”；与此同时，他还对普氏指责他“缅怀胡适和林语堂而信奉自由主义”，“把我与汉奸、叛徒联系在一起（笔者按：指周作人）”，“在《小说史》中花大量篇幅论述日占时期上海作家张爱玲和钱钟书”，以及在描述国统区和解放区时，“缺少任何国家之国民所必须有的思想感情”等等观点做了自我辩解。他声称，自己反对“中国作家（包括国民党的宣传家）都因为怀抱先在的社会改良和政治宣传目的，而损害了他们在探索现实时的复杂性”，并不反对作家去表现“人类的尊严”和命运。他之所以最为欣赏茅盾的《蚀》、巴金的《寒夜》和张爱玲的《秧歌》，正是因为“它们在感情与洞见上都卓有成就，它们所探索的都是广泛触及人类命运的社会哲学问题”。他强调，“我反对文学抽象地、理想化地、模式化地表现人，而赞成文学具体地、现实地表现个人。”众所周知，“文学性”和“道德感情”是夏氏文学史研究的两个根本出发点。因此，他不仅反复强调这种“好作品主义”，同时也强调作家应该关注“社会问题”。不过，他认为自己与普氏的主要区别在于：“不仅要探索社会问题，而且要探索政治和形而上的问题；不仅要关心社会公正，而且要关心人的终极命运之公正。”这是因为，“一篇作品探索问题和关心公正愈多”，“又不是依照简单化的宣教精神提供现成的答案，这作品就愈是伟大。”[18]

       应该看到，普、夏之争已经大大超出“中国现代文学”的框架，它是东西方知识界以中国现代文学为个案所展开的“文学意识形态”论争。“现代文学”所描写的虽是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国内矛盾和问题，但这些问题因为两位国际性学者的参与而实际已经被“国际化”了。这正像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虽然主要以印尼为讨论对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但是由于他的“作者身份”（爱尔兰），以及拿欧洲的历史境遇与印尼来对照的“比较文化视野”，这部著作所提出的问题显然已超越出印尼国界，而成为一种“世界性话题”，其意义具有了相当的普适性。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普、夏论战的，因为他们背后正好有一个冷战背景，而东西方的“意识形态较量”当时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我觉得忽视了这个细节，既可能看不清楚“现代文学”的“过去”，也无法看清楚“现代文学”的“未来”，有谁能说，未来几十年随着中国在世界格局中“重要性”的增强，“中国现代文学”不能像安德森笔下的印尼一样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话题”呢？因此可以说，当普实克以“东欧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夏志清以“西方新批评与‘大传统’”（来自李维斯：《伟大的传统》一书）为知识资源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时，他们的著作不仅被告知他们是来自1960年代不同社会集团阵营的学者，他们的理论实际是一种潜在的“世界性话题”，而且这种在解释文学作品的“社会性”与“审美性”上相对立的主张实际也在影响着当时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性探索。如果从“知识资源学”的角度看，今天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显然是非常不够的。因为我们知道，“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身上仍然有着显而易见的中国1950年代、1960年代“文学与革命”的鲜明的特点，是世界性冷战思维与本土民族国家矛盾性的集中反映；与此同时，普实克和夏志清的著作作为另一种“知识资源”也在参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自我更新过程，他们的影响都能从这一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眼光和表述中搜寻到大量痕迹。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提醒人们注意李欧梵对两位学者知识背景的反思性清理：“普实克对夏的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批评不仅表现出方法论和理解的不同，也表明了他们评价文学的不同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夏志清作为一个对西方批评标准有理解的中国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一般水准所下的评语反而相当苛刻，而普实克这为欧洲学者对中国作家却更为同情”，也正因为如此，“普实克倾向于把文学的本文置于它们所产生的时代、社会和历史关系中去，以便求得一种更为广泛的理解。他们对鲁迅小说所作的不同分析在这一方面提供了极有说服力的例证。”[19]

       更值得注意的是，上面两个“知识学”的“世界向度”是在1960年代东西方意识形态阵营激烈对抗的背景下产生的。两位学者与其从“个人观点”出发，不如说这种个人观点也明显裹携了大量意识形态信息、视角和方法，因此我们很难将《小说史》做“纯粹”的“学术著作”来阅读，相反，这种阅读、接受和再评价的过程，实际已经变成了把冷战、意识形态对立、文学性主张、文学社会学解释等复杂因素带入到了《小说史》从它写作到传播并一直充满争议的过程当中；可能，双方所互相激烈指责的“对方”的“褊狭”，恰恰正好印证了夏志清在证明自己的“清白”时而反复强调的那种“探索现实时的复杂性”。[20]但正象我在前面已经指出的，自上世纪20年代开始的“左翼中国”文化和文学，尤其是到了40年代以后逐步形成的更为权威的“文学知识学”，（如“生活”、“立场”、“作家感情”等等）可以说是在苏美两大阵营的“冷战格局”中已经“被定义”了的，（如延安时期的“马列著作翻译”和1950年代后对它们的不断修改与解释等）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所有辞源、思想资源、话语原型包括迄今都未稀释的历史困惑，都可以在那里找到最深刻的解释。同样道理，不管他们是否承认，夏志清和普实克这两位出自东西方阵营的文学史家，正是在这一世界性历史趋势和格局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规划”并“影响”着“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如果说，“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存在着诸多值得重要的“发生学”支点和源头的话，那么，“普实克、夏志清之争”显然是一个最不应该被忽视的“知识性资源”。

 

                                          五、“如何”进入“80年代”

       在前面，我们之所以花费这么大的篇幅和气力介绍《小说史》的写作背景、冷战思维与整体历史观、新批评文学观，以及处在冷战环境中两位学者的论争，目的是为了打开包含误藏在里面的丰富历史信息，借以重新讨论它与“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关系。

       通过众多评家的介绍，我们显然已经知道了：“1979年，在刘绍铭的大力支持下，这本700多页的巨著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80年代初，大陆和香港之间的交流逐渐恢复，又赶上这本‘离经叛道’的文学史刚被翻译，所以才有机会通过各种非主流方式流入内地。1983年，夏志清应邀回国访问。等他离开以后，媒体上就开始大肆批评这本书，言之凿凿地批评他的文学史观，也连带批评他的文学趣味。而广大读者既无法读到这本‘有害的’文学史，也无从得知夏志清的反驳意见，只记住了张爱玲、钱钟书和沈从文这些名字。” 这位作者还认为，“近二十年来先后掀起‘张爱玲’、‘钱钟书热’、‘沈从文热’，即便不能完全归于夏志清头上，也和他的推波助澜分不开。”他还相信，“50年代，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提出了‘鲁郭茅巴老曹’的排名。现在回头看这份主流名单与‘张钱沈’这份非主流名单的市场影响，谁胜谁负，一目了然。”[21]吴晓东对此予以了支持：“当时现代文学界正致力于‘重写文学史’，夏志清的小说史中对现代小说家及其作品的评价和论述，以诸种或隐或显的方式进入了中国学者重估现代文学的视野。无论是赞同还是质疑，现代文学研究者都很难回避与夏志清《小说史》中所阐发的观点进行对话或潜对话。”[22]

       1981至1983年间，唐弢连续写出的《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学术交流会上的发言》、《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从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谈到我的一点看法》、《面向生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艺术风格与文学流派》等多篇重要文章，就充满了与夏志清《小说史》“对话”的味道。而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一文中，提到夏志清的名字即有10次之多（这还不包括若干次的“他”的称呼）[23]；受到夏志清掀起的“《围城》热”影响，他的2万多字的《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也竟不自觉地用了8千多字去分析这部小说的故事和人物，足见夏著对现代文学界的冲击之大。但与此同时，唐弢也在用他正在探讨和建立的“80年代”的“现代文学观”来过滤“夏氏影响”，然而又小心翼翼地将其“有益成分”吸收进来：

       国外现在风行夏志清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许多大学采为教材或学生参考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大学生把这本书奉为“经典”。国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非读夏志清这本书不可。这个人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权威。实际上他写的是小说史，不是文学史。现在国外许多人以能成为夏志清“门人”自豪。……我这次在大连碰到丁玲，她就说你们为什么不批一批夏志清呢？国内已经有人在批，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写出正面的好的文学史，以抵消错误影响。这是最根本的一着。

但是，什么才是“正面的好的文学史”呢？唐弢认为：第一、“文学史就应该是文学史，而不是什么文艺运动史，政治斗争史，也不是什么思想斗争史。”（但有意思的是，他和严家炎主编的三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一部典型的“文艺运动史”）；第二、虽然应该“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写文学史”，但更重要的是“发现”作家和作品，“一个文学史家，发现不了作家，发现不了作品，还算什么文学史家？”“假使把中不溜儿，不上不去的放进去，就有人要议论。……过去对沈从文、戴望舒、徐志摩、李金发、钱钟书、张爱玲提得不够，或予以否定，是不对的。但夏志清《小说史》里，又把张爱玲捧得太高。”他特别强调说，以前对艺术方面“注意得太少”是不应该的，但也“不能忽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24]

    从唐弢对“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规划和思路看，这时世界性的冷战环境虽然正在弱化，但50年代就形成、而80年代并没有根除的“冷战思维”却仍然在支配着他对本学科发展的基本估计和看法。尽管他暗中在吸收夏志清重视“发现作家”的研究成果，也强调了“艺术方面”的重要性，不过，又对其“艺术应当脱离政治”、“离政治越远越好”的倾向保持了警惕。这显然还是过去冷战思维和路线在这位文学史家思想中积淀的结果。就当时的情况看，在对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新思考”和“规划”中，唐弢和王瑶等老一辈文学史家都最终未能跨出这道历史门槛。例如，王瑶为突破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局限提出了“当代性”问题：“所谓‘当代性’，即要求以当代人的眼光重新审视判断当年的历史，作出我们自己的结论”，强调“‘文学史’的历史科学性质”，主张“现代文学史研究从单纯的文学批评向综合性的历史研究转化。”但又坚持说：“‘现代’既然是一种历史性的时代概念，它最主要的内涵就是时代精神，这就自然包孕了产生它的社会历史背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的观察角度，也不至于与现代主义的理论发生混淆。”[25]他虽相信，必须重视“整理和鉴别文献材料的学问”，因为“文学史只能根据作品在客观上所反映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成就来评价，而不能根据作者在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来评价。”但他同时也强调：“现代文学史”依然有“主流问题”，这就是，“必须突出进步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学的主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出历史的真实面貌。”[26]

    在这种情况下，另一位稍微年轻的现代文学研究者严家炎可能会认为前者所理解和规划的“80年代”意义上的现代文学研究，也许并不是“真正”的“80年代”的文学史研究。他们之所以会在《小说史》周边再设置一道“意识形态”的“防火墙”，是因为来自他们“50、60年代”的思想观念但又希望再吸收一点点《小说史》等“海外研究成果”这种思维定势所造成的。他们其实是在用“50、60年代”的学术政治语言来讲“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问题。于是，他明确提出了与之不同的“文学现代化”的主张：

    建国以来，曾出版过多种《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些著作名为“中国”，却只讲汉族，不讲少数民族；名为“现代文学”，实际上只讲新文学，不讲这个阶段同时存在着的旧文学，不讲鸳鸯蝴蝶派文学，也不讲国民党御用文学，即使在新文学中，资产阶级文学讲得也很少；名为“文学史”，实际上偏重讲的是作品的思想内容，文学本身包括体裁的变迁、风格流派的演变等讲得很少，至于“史”的发展脉络，文化上和文学上的种种历史联系，以及文学发展的规律、经验，几乎绝少触及。[27]

尽管严家炎的看法没法得到唐弢的完全认同，[28]然而此刻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的巨大工程已全面铺开。中国人在震惊与“现代世界”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的同时，也意识到“冷战/现代化”的二元对立模式，以及诸多历史真相的再次被掩盖将会严重阻碍着改革开放更大胆的脚步。因此，一种要求“全面”地了解历史面目、“恢复历史真实”的呼声在1980年代被文学史家严家炎敏锐地捕捉到了：“从‘五四’时期起，我国开始有了真正现代意识上的文学，有了和世界各国取得共同的思想语言的新文学。”[29]而有人则提出了比严家炎更明确的观点：“新范式与旧范式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更主要是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待分析中国近代史，而不仅仅把中国近代史看作是一场革命史”，“一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30]在这难得的历史见识中“重建”的80年代“现代文学观”，就明显超越了唐弢、王瑶以传统认识论为基础的80年代“现代文学观”。在这种将“新文学”与“这个阶段同时存在着”的其它文学置于平等地位的新的文学史叙述框架，很自然就把夏志清《小说史》极力推崇的“沈张钟”等“非主流作家”回收了进来。这种文学史观实际接受了夏志清对这些作家深入细致的审美性的分析和结论。但值得注意的是，严家炎“80年代”的“现代文学观”在排斥50、60年代“极左文艺政治”的同时，也把夏志清的“冷战视角”视为影响“现代文学研究”健康发展的不利因素：“夏志清、司马长风他们口头上只讲艺术，好像对左、中、右各类作家作品都很公平，一视同仁。其实，他们的小说史、文学史里很讲政治标准”，正因为抱着这种观念意识，他赞赏沈从文那些社会内容较淡薄的作品（像《边城》），而对沈从文颂扬革命者的短篇则绝口不提。主张“美学评价与历史评价不可偏废。”[31]

 

                    六、“重写文学史”与《小说史》

    如果说“文学与政治”、“内容”、“主流”是唐弢、王瑶和严家炎们一种挥之不去的“历史情结”的话，那么到了下一代的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陈思和和王晓明这里，这些术语则成为他们“重写文学史”所反思的对象。

这命题最早是老钱提出来的，就专业知识而言，他远比子平和我丰富。1985年春天在万寿寺召开的现代文学创新座谈会上，是我代表三人就此设想作了专题发言；此后整理成文公开发表，又是由子平执笔。可熟悉我们学术背景和研究思路的朋友都知道，躲在幕后的老钱才是这“三人谈”的核心。[32]

陈平原的回忆为我们整理出一条历史线索：“现代文学创新”——以反思“文学与政治”、“内容至上”为对象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正式提出。这种“重写背景”也得到王晓明、陈思和等的认同。在回答杨庆祥的问题时，王晓明答道：

        我们当时的“五四”观念，差不多是共通的，一个看法就是说中国革命或者说现代中国走了一条歧路，背离了五四的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向西方学习，然后抗日战争起来了，打断了这个国家现代化的道路。抗日战争最后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胜利，那个时侯的想法，是理解成农村、落后的力量借着现代的形式起来了。然后就是开始搞专制，搞封建专制。再下面就是一路走到了“文革”。现在反过来了，“文革”失败了，又重新回到“五四”：我觉得这是八十年代大多数人的共识。所以钱理群等人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其实是有一个对于现代性的、现代化的正面的看法，就是说中国要现代化，文学也要现代化。[33]

陈思和也写道：

反省历史是为了推动当代学术的发展。“五四”是新文化之源，当代许多学术论争都可以追溯到“五四”得以解释，这反过来也成为研究者思维上的一种束缚：“五四”成了学术研究的最高视界。……国内的学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大灾大难以后，切肤之痛地感受到政治上的封建专制主义和思想上的现代个人迷信是如何支配了中国走向浩劫，痛感“五四”精神的失落和知识分子人格力量的沉沦，于是呼吁“五四”传统的发扬光大。[34]

    从上述表述可以看出，这一代研究者想通过“五四”个性主义来消解上一代学者仍然迷恋的“文学与政治”、“内容”和“主流”等“当代史”重要命题。但是，如何通过“去当代”、“去政治化”和为现代文学“创新”提出一种新的有效的解释模式？就需要对“文学史”中“人性”、“文学性”做偏激性的扩充和强调。在这个意义上，“重写文学史”与《小说史》终于在中国社会的重大转折点上走到了一起。对“左翼文化”的批判性反思，使他们得以从“五四”和“新批评” 的不同路径，携手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来重新进行规划。

    但是，《小说史》与“重写文学史”的历史观和知识背景毕竟不同，这种不同首先就表现在“五四观”和“鲁迅重评”的认识的问题上。正因为大陆这代学者普遍有陈思和所说的对“文革”的“切肤之痛”，所以，他们所建构的“五四观”中无疑就具有了某种理想化和浪漫化的倾向。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者看来，重提“五四”精神和价值观念，是可以一次性地解决“文学与政治”、“内容”、“主流”这一困扰着“80年代”现代文学创新的问题的。它们被与“文革”、“封建传统”捆绑在一起，被很多人视为现代文学进一步创新的“最大障碍”。黄子平指出：“作为现代民族文学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以‘五四’文学革命为第一个辉煌高潮的。”而“五四”文学革命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文学变革不同，就在于它要“冲破这种封闭体系。”钱理群也指出：如果不是这种“冲破”，就不可能“带来整个民族的觉醒、思想的解放、更谈不上现代民族意识的形成，现代民族文学的诞生”。也就不可能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出现在黄子平所说的“世界化”、“民族化”这种“横向坐标”与“纵向坐标”上，并最终落实到陈平原所设想的把它“作为不可分割的有机进程来把握”，并“建立新的理论模式”的方案上。[35]长期身居国外的夏志清当然不会有上述学者的“文革‘危害’意识”，所以陈思和才会不点名地批评夏志清、司马长风的“五四观”：“海外一部分对中国情况并不了然的学者，身处白种人的社会，潜意识中存在着深刻的民族自卑感”，“所以他们从中国‘文化大革命’反传统的狂热中看到了‘五四’反传统精神的危害，把‘五四’看作中国文化断裂，导致后来中国社会一系列灾难的根源”，这决定了他们与国内学者“在观点上截然不同”。[36]然而在我看来，陈思和对夏、马的批评，恰恰是由于他不满意夏志清在叙述“五四”历史时所使用的那种客观性的视角。而我们只要稍微读一下《小说史》“第一章  文学革命”，就能知道“重写文学史”论者所强调的不无夸张的“断裂论”，原来被换上了另一番历史图景。“五四”的意义在这里被大打折扣：“事实上，远在胡适先生提倡白话文以前，中国已有不少流行小说是用白话文写成的了。像《老残游记》和《官场现形记》这种晚清小说，不但说明了一般人对白话文学的兴趣越来越广，而且作者也越来越依靠白话文来讽刺和暴露当时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弱点了。”（39页）“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者试图用“辉煌”、“冲破”、“横纵向坐标”、“先驱“等关键词将“五四”设定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原点”，而《小说史》却强调“五四阵营”的矛盾，指出它的不足，力图将“历史还原”：“胡适的文学观虽然狭窄，但跟他一起搞‘文学革命’的朋友，言论更为荒谬”（41页）；“虽然胡适和他的朋友，在改良文学这件事上，表面看来合作无间，但在学术的信念上，他和陈独秀等人，分歧得真可说是南辕北辙”（42页）；《小说史》还以周作人为例，说明“这种急欲改革中国社会的热忱，对文学的素质难免有坏的影响，现代中国文学早期浪漫主义作品之所以显得那么浅薄，与此不无关系”（51页）；同时指出，“可惜的是，成熟的作品并不多，因为当时能够站稳立场，不为流行意识形态所左右的作家，实在不多。（51页）不过，这部著作仍然对文学革命的成绩给予了肯定。

    “重写文学史“与《小说史》另一个差异点，是对鲁迅的“重评”。我们知道，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中，鲁迅是始终作为他们的“精神原点”和 “知识资源”而存在的，他们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终极价值”如“改造国民灵魂”、“悲凉”、“美感”等等，就是从鲁迅在“80年代”的重评”中所得出的权威性结论。在这方面，“重写文学史”另一个重要“同盟者”王富仁把上述观点发挥到了极点：

    《呐喊》和《彷徨》的研究在整个鲁迅研究和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都是最有成绩的研究部门。……

    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分析，……标志着《呐喊》、《彷徨》研究的新时期……但当这个研究系统帮助我们从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观察和分析了《呐喊》和《彷徨》的有限的政治意义之后，也逐渐暴露出了它的不足。

    因为它主要不是从《呐喊》和《彷徨》的独特个性出发，不是从研究这个个性与其他事物的多方面的本质联系中探讨它的思想意义，而是以另外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独立思想体系去规范这个独立的个性……

    它应当在鲁迅主观创作意图和《呐喊》、《彷徨》客观社会意义的统一把握中，以前者为出发点，以后者为前者的自然延伸和必然归宿，较正确地描摹出《呐喊》和《彷徨》自身所存在的思想图式；这个思想图式应当接受鲁迅前期思想实际状况的检验，并有利于矫正鲁迅前期思想研究中可能出现的偏差……[37]

将 “鲁迅研究”等同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并将前者看作是这个学科的“思想基础”和“示范性样本”，不光是王富仁，实际也是“重写文学史”论者所认可的一个重要共识点。（在今天，“现代文学研究界”仍然是这么认为的）在这里，“鲁迅研究”可以说正好成为“重写文学史”与《小说史》的一个重要分歧点。而我们对这一分歧点的进一步观察和分析，对于我们今天认识“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将会是一次难得的机遇。

    夏志清对鲁迅的评价是我们都知道的，这是他与普实克最严重的分歧之一。一方面，他认为“鲁迅是中国最早用西式新体写小说的人，也被认为最伟大的现代中国作家。”（63页）“鲁迅对于传统生活的虚伪与残忍的谴责，其严肃的道德意义甚明，表现得极为熟练，这可能得力于作者的博学，更甚于他的讽刺技巧。”（67页）通过分析“从《狂人日记》到《离婚》”这九篇小说，断定它们“是新文学初期的最佳作品，也使鲁迅的声望高于同期的小说家。”（76页）但与此同时，又把他当作“文学史”中“普通作家”来看待，不仅没有把他等同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文学思想奠基者”和现代小说的“标准”，而且还以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的史家笔法指出了他作为一个“作家”的不足。如说《阿Q正传》“格调上不连贯”，如说他的《药》“尝试建立一个复杂的意义结构”，《肥皂》在技巧上是“鲁迅最成功的作品”，而《故事新编》则显得“浅薄而零乱”，预示了“一个杰出小说家可悲的没落”，等等。如果说，“重写文学史”论者比较注重鲁迅的“外部研究”（擅长将作家创作与社会历史做联系）的话，那么《小说史》实际是鲁迅的“内部研究”，夏志清更愿意从“文学史”角度而非“社会政治史”角度来认识这位现代小说家。尽管有那么多人都已经认为，鲁迅和他小说的 “更大的意义”是显示在社会历史层面上的（所谓的“忧愤深广”），那么这种观点并不为夏志清所理会。

    “重写文学史”论者刻意渲染鲁迅与社会问题、民族生存、现代国家的深刻联系，是因为鲁迅身上携带着“80年代”的问题。某种程度上，“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并不只是在我们这个学科内部“自我循环”的学术话语，它还负载对于当时中国社会来说最为繁重的“反封建”的命题。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变成了“80年代的鲁迅”，他不仅被用来解释80年代中国社会的问题，还被用来解释“现代文学研究”的创新问题。于是这就把鲁迅小说的主题、题材、人物、手法从作品的完整性中肢解了出来，变成了各类“思想武器”；这就把作家本人的“主观因素”、“潜意识活动”，设想成早就与“封建传统”势不两立的一种先在图谋并加以放大，如“幻灯事件”、“分家风波”、 “兄弟反目”等等；同时还把作家个人创作意义上的“文学资源”如东欧弱小国家文学等等加以“思想化”、“政治化”，借以指出他“反抗意识”、“抵抗哲学”、“硬骨头精神”等先验性的本质特征。由此可见，“重写文学史”的“鲁迅观”虽然在有意走出王瑶、唐弢和严家炎的“文学社会学”困境，试图赋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世界文学”的文化视野与内涵，但他们仍然无法走出“鲁迅神话性”的历史陷阱。这种“文学史陷阱”的一个主要标志是，把无比丰富复杂和充满矛盾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划分成“主流”、“非主流”、“进步”、“落后”、“积极”、“消极”等等不同的作家阵营、流派和作品。举例来说，我们注意到在“重写文学史”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讨论中，从未涉及到张爱玲、钱钟书等人的创作及其相关问题。也就是说，这些作家仍然被“重写文学史”看作“80年代”现代文学的“非主流作家”。而张、钱之所以未能被“重写文学史”讨论，在根本上是因为当时“重写文学史”缺少谈论张、钱的话语能力和知识张力所造成的。而这种“文学史叙述”，说到底还是国家意志规划中的“文学史叙述”。“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仍然是在国家发展蓝图之中的“现代文学研究”。在这种历史背景中，《小说史》既显示了新活力，又被看作了诸多同类中的一个异类。因为《小说史》与几十年来的文化规划没有什么关系。这个结论已从前面各个部分的描述中可以看出。

                                2009·1·13于北京森林大第

                                2009·2·22修改

                                                               2009·2·24再次小改

注释：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原作者序》，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9月。

[2] 刘绍铭：《中国现代小说史·编译者序》，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9月。

[3] 阅读网beta，2007年2月3日。

[4] 腾讯读书，《第24节：王德威如此繁华》。

[5] 王德威：《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本第三版导言》，《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2—34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6] 夏志清：《悼念陈世骧——并试论其治学之成就》，引自《文学的前途》第197页，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7] （美）杰克•伯恩斯摄影：《内战结束的前夜——美国〈生活〉杂志记者镜头下的中国》，第76、102页，吴呵融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正如该书的“内容提要”所评述的那样：“今天看来，伯恩斯拍摄的这些反映战乱中普通人和普通生活的照片绝不普通，它们以静态的视角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转折。”

[8]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中文版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

[9] （挪威）文安立：《冷战与革命——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序论》，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

[10] （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绪论》，第1、3页，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5月。

[11] （挪威）文安立：《冷战与革命——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第30、31页，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

[12] 王德威：《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本第三版导言》，《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1—47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13]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原作者序》，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9月。

[14] （美）叶维廉：《历史整体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省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3期。

[15] 王德威：《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本第三版导言》，《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3—3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16] 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前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4月。

[17] 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荷兰莱登《通报》（Toung  Pao）49（1962），第357—404页。

[18] 夏志清：《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荷兰莱登《通报》（Toung  Pao）（1963）。

[19] 李欧梵：《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前言》，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8月。

[20] 夏志清：《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荷兰莱登《通报》（Toung  Pao）（1963）。

[21] 《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蓝影火，原载百度“绿绣眼三叶草吧”，2008年1月31日。

[22] 吴晓东：《小说史理念的内在视景——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3期。

[23]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唐弢文集》9卷，第375—38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3月。

[24]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唐弢文集》9卷，第375—38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3月。

[25] 《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回顾和现状》，《王瑶全集》第五卷，第142—147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6]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王瑶全集》第五卷，第13—19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7] 严家炎：《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谈之一》，《求真集》，第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11月。

[28] 见唐弢为严家炎《求真集》所作的“序言”。

[29] 严家炎：《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求真集》，第7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11月。

[30] 雷颐：《总序：为了前瞻的回顾》，冯林编《重新认识百年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的研究与争鸣》上册，第2页，北京，改革出版社，1998年。

[31] 严家炎：《现代文学的评价标准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笔谈之二》，《求真集》，26、2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11月。

[32] 陈平原：《十年一觉》，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第14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

[33] 杨庆祥整理：《历史视野中的“重写文学史”——王晓明答杨庆祥问》，未刊。

[34] 陈思和：《“五四”与当代》，《笔走龙蛇》，第15页，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7年5月。

[35] 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第31页，第49—5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

[36] 陈思和：《“五四”与当代》，《笔走龙蛇》，第15页，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7年5月。

[37] 王富仁：《〈呐喊〉〈彷徨〉综论》，《先驱者的形象》，第116—119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3月。

(南方日報)    夏志清：他把張愛玲重新告訴我們    2009.04.01

上月的今天，恰逢張愛玲去世10週年紀念日。一本最新的、由陳子善主編的張愛玲絕調文字《沉香》出版了。《沉香》這本書是為紀念張愛玲逝世10週年而編的。這本書主要收錄台灣皇冠版《張愛玲典藏全集》所沒有收錄的張愛玲的散文和劇本。同時，也收錄了張愛玲一些遺物的照片和張愛玲的一些畫作。 著名學者、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子善先生近日接受了記者特約採訪，暢談張愛玲和她的“倡導者”夏志清。

談《中國現代小說史》:夏志清肯定的三個人:張愛玲、錢鍾書、沈從文，《小說史》出版前從未進文學史

記者:夏志清是張愛玲、錢鍾書、沈從文的發現者，可以說如果沒有《中國現代小說史》，或許也就不會有後來的張愛玲、沈從文、錢鍾書熱。今年7月，這部名作在隔絕44年後，簡體中文版終於由復旦大學出版社推出，這本書裏至少肯定了三個人，張愛玲、錢鍾書、沈從文。他對這三個人的評價，在上世紀60年代，是石破天驚的，當時很多人不服。他們三人在當時文壇的處境怎樣？據說張愛玲當時在正統文學來說，並不入流。

陳子善:在上個世紀60年代，我們國內跟夏先生這本《中國現代小說史》前後也出版過幾本《中國現代文學史》。但是，這些文學史都沒有提到張愛玲、錢鍾書、沈從文，好像他們三位在文學史上不存在似的。

當時錢鍾書和沈從文已經停筆，不再從事文學創作。錢鍾書在進行古典文學研究，沈從文在從事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張愛玲遠在美國，嘗試用英文寫作。錢鍾書和沈從文停止文學創作的原因我想大家都比較清楚，用不著我再多說。

他眼中的夏志清:他說話沒有顧慮，從不掩飾自負

記者:聽說您見過夏志清先生，對他印象如何？

陳子善:夏先生已經八十多歲了，我見過他兩面，一次在香港，一次在紐約。在紐約見他以後半個月，“9·11”就發生了。夏先生很注意穿著，西裝筆挺的，也很喜歡聊天。他講的比我有趣多了，而且講起來滔滔不絕。

記者:有些文章中說夏志清很風趣，是個性情中人。您跟他見過面，能否談談具體細節？

陳子善:所謂性情中人就是說，他說話沒有什麼顧慮，想什麼就說什麼，暢所欲言，他也從不掩飾自己的自負。他往往對一些作家，對一些朋友有很具體的批評。說到高興的時候他常常會哈哈大笑，當然具體對某個人的某些評價還不適合說，但是你跟他談話你就會感受到他的真誠。他最不喜歡的就是當面吹捧他，背後又另外做一套。

記者:聽說您經常同夏先生通信，其中有沒有一些有意思的細節可以先披露一下？

陳子善:也不是很經常通信，因為夏先生年事已高，手頭的事情很多，不方便多打擾他。他作為前輩很關心我這樣的後輩，在信中有時候會經常提醒我要多多增加營養，怎麼仍然那麼瘦，多吃維生素。這是一個長輩對後學的關心。他雖然很自負，但有時也會把一些文章寄給我看，也願意聽聽我的看法，這也使我很感動。

記者:夏先生的書出來之後影響很大，也有一些學者對夏先生學術思想有所商榷，個人所知，劉再復先生大概是去年吧寫了一篇長文跟夏先生商榷？陳先生怎麼看劉先生的文章？

陳子善:劉再復先生跟夏先生第一次商榷我在場，那是2000年香港嶺南大學舉行張愛玲國際研討會，夏先生和劉先生都參加了。劉先生在會上有一個發言，在肯定張愛玲成就的同時，也提到了他所認為的張愛玲的不足，並對夏先生對魯迅的批評提出商榷。後來的長文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我想這是正常的學術討論，也沒有必要非要定出誰勝誰負，誰對誰錯。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繼續關注這個問題。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研究有些爭論可能是長期的，研究者的看法肯定會有不同，甚至會有爭議和對立，這都是很正常的。

談張愛玲絕調文字《沉香》:收入張愛玲散佚散文和劇本，遺物照片和畫作

記者:您是張愛玲研究專家，曾經發掘、整理過張愛玲的許多作品，主編過《私語張愛玲》、《作別張愛玲》、《張愛玲》等書，自己還寫過一本《說不盡的張愛玲》。您最新發掘整理的張愛玲的絕調文字《沉香》也剛剛出版。9月8日是張愛玲去世10週年紀念日，這本書也是對張愛玲最好的懷念。陳老師，請你先介紹一下這本書吧。

陳子善:《沉香》這本書是為紀念張愛玲逝世10週年而編的。我只是做了一個力所能及的工作。或者可以說，海內外很多研究者共同努力的結果。這本書主要收錄台灣皇冠版張愛玲典藏全集所沒有收錄的張愛玲的散文和劇本。同時，也收錄了張愛玲一些遺物的照片和張愛玲的一些畫作。

記者:《沉香》被稱為張愛玲的絕調文字。與你主編的其他張愛玲的著作相比，這本書有什麼特別之處？書裏的文章都是首次收錄嗎？

陳子善:我想更準確地表述我所講的，書裏的文章都是台灣版《張愛玲典藏全集》所沒有收錄的，其中《不了情》電影劇本是首次披露。不過，北京中華讀書報有一個更有趣的發現，張愛玲的一篇我們從來不知道的小說《鬱金香》出土。我想對廣大張愛玲作品愛好者來說，這也是一個大喜訊。

談張愛玲佚文《不了情》的發掘:“瞎貓抓死老鼠——撞上的”

記者:《沉香》裏收錄了張愛玲的文學劇本——《不了情》、《太太萬歲》、《一曲難忘》等，據說其中的《不了情》張愛玲自己曾以為找不到了。那麼，你是怎麼發掘出來的呢？

陳子善:在40年代的時候，上海對她就有很多評論。如果要說發掘，《不了情》不像《太太萬歲》，《太太萬歲》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就在上海和其他地方放映過。但《不了情》至今沒有放映過。

有趣的是，廣州的俏佳人影像公司把它製作成了VCD，全國發行，也許你就能夠在你附近的音像商店買到，好像是20塊左右一盤。

記者:您是否能估計一下，張愛玲大概還有多少佚文未被尋獲。她留下的文字後來到哪去了？

陳子善:只有天知道，也許還能夠找到。這次先後找到了《不了情》和《鬱金香》，誰敢保證以後不會再找到呢？

記者:《沉香》首次披露了張愛玲的遺物照片，這些遺物照片是張愛玲在美國的寓所留下的，還是留在上海故居裏的？

陳子善:這些遺物是她晚年的，全部留在美國。去世以後，先送到了香港的宋淇先生處，然後又歸往台灣皇冠保存。張愛玲在上海時期的遺物，記得1995 年張愛玲去世以後，我去拜訪她的弟弟張子靜先生，他曾指著房子裏的一個破箱子跟我說，這是張愛玲留下的。現在張先生也已經去世了。這個箱子去了哪我也不知道。

《沉香》文章背後的故事:張愛玲不滿處女作《憶西風》只得第13名

記者:張愛玲的散文也是一絕，《沉香》裏共收入《幾句話對讀者說》、《太太萬歲題記》和《憶西風》等散文，據說“幾乎每篇都有一個或簡單或複雜的故事，一段或動人或有趣的因緣。”能否給我們簡單講講背後的故事？

陳子善:就舉一個例子，《憶西風》是張愛玲的絕筆，也就是我們今天能看到的張愛玲的最後一篇作品。她在文章中回憶了她當年應徵參加上海西風雜誌徵文比賽，她的應徵作品是散文《天才夢》，是很有名的。也是她自己承認的文學創作的“處女作”。最後得了名譽獎第三名，在名譽獎前面還有第一名到第十名，也就是說她只得到了第十三名。張愛玲當然很不服氣，晚年的這篇文章當中就專門談這件事，她認為第一名的字數遠遠超過規定的字數，卻拿了第一名，顯然是不公正的。但實際上，第一名並沒有超過規定的字數，是張愛玲自己搞錯了。這不是很有趣嗎？不過，當時的評委也沒有瞎眼，至少給了她一個名譽獎。

記者:當時第一至十名中有哪些人？

陳子善:第一名到第十名中，其他九位好像後來都沒有什麼文名，但有一位鹿橋後來在港臺文壇也大名鼎鼎。2001年我去美國曾經拜訪過鹿橋先生，談起張愛玲，他對張愛玲的畫還是讚不絕口。他現在也已經去世了，一次評獎能夠產生後來很有影響的兩位名作家，已經不容易了。

張愛玲半世紀不老的秘密解讀:她對日常生活充滿關注

記者:張愛玲的作品暢銷不衰，從上世紀40年代登上文壇到現在，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依然是個不老的傳奇。你認為相比現代文學史上其他作家，張愛玲的獨特之處在哪？張愛玲熱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她對大上海世俗人情的洞穿和刻畫，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現在的上海？

陳子善:張愛玲的獨特之處很多，但我想她對日常生活的關注是現代文學其他作家所不具備的。她對人性的發掘也是很特別很深刻的。她對上海世俗人情的洞穿和刻畫我不覺得能夠代表現在的上海，只能夠代表當時的上海。

記者:您能談談張愛玲與王安憶的異同嗎？許多人把她們放在一起說。提起張愛玲，不僅想起她的作品，還想起她的“身世”。這也是很特別的。

陳子善:我不配談張愛玲和王安憶的異同，因為缺乏研究。

記者:今年紀念張愛玲去世十週年的活動有哪些？

陳子善:張愛玲逝世十週年按照中國人的傳統應該有所紀念，海外我所知道的有她的散文集《流言》的出版、翻譯的《海上花》英譯本的出版，都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台灣有一個張愛玲遺物展覽，北京已經舉行過張愛玲的照片展覽。北京的中國華僑出版社舉行了“張愛玲與本土文化”學術座談會。海峽兩岸幾乎是同步出版了《沉香》，華東師大還在籌備“張愛玲與上海”國際學術研討會，這些都可以看作是紀念活動。特別應該提到的是，小說《鬱金香》的發現，為這個紀念活動增添了濃重的一筆。

相關人物簡介

陳子善

文學史學者，因對張愛玲的研究而為海內外文學愛好者熟知。1948年生，上海市人，就讀于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英國康橋大學、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者。曾任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副館長，現為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現代文學數據與研究中心主任。長期致力於張愛玲、周作人、鬱達夫、梁實秋等現代作家史料的整理和研究，著有《遺落的明珠》、《中國現代文學側影》、《文人事》、《撈針集》、《說不盡的張愛玲》、《生命的記憶》等。

(世界新聞網)    夏志清虎口蒙難記    2009.10.07

八十八高齡的老先生，雖客居異鄉已數十載，雖是主流著名大學教授、縱然是馳譽歐美的漢學界領軍學者，縱然為自己同胞視為國寶級文壇重鎮，彼時彼刻，昏睡加護病房中，命懸如絲，不由讓人興起「斯人獨憔悴」的感嘆！

現代中國文學評論大家、中央研究院院士夏志清教授，剛從虎口繞了一圈，幸運地回到我們身邊。

俗話嘗以「虎口」比喻驚險程度危及性命，而夏先生此次走過的，是讓許多人有「羊入虎口」恐懼感的「醫院」，尤其海外華人在大醫院急診室更能體會「我為魚肉」的苦惱且無奈的滋味。

夫人王洞女士，回憶當時情況，驚魂未定地說：「我們夏先生差點回不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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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先生是紐約華文作家協會的元老會員，更是作協的鎮會之寶；筆者忝任會長之職，忽忽六年之久，其間，多蒙夏先生垂愛，早幾年，體力允許的情況下，尚由夫人陪著，遠從曼哈坦上城哥大附近的寓所，相扶相持搭地鐵，轉兩趟車穿過哈德遜河底，到皇后區法拉盛參加作協的活動，他倆總是以不疾不徐的步伐踏進活動會場，必也總是引起熱烈歡迎掌聲；2005年，作協特別為他舉辦了一場演講會，這場夏先生自己稱謂的「第一次用中文談『我如何在美國研究中國文學』」演說，轟動美東地區文藝界。

此外，他還給紐約作協出版的文學刊物《文薈》提供作品，並親自校對自己的稿子，除了中文字的修正、英文拼音字母的校改，即便是標點符號的使用，他都嚴格要求，其慎重、用心寫作、治學的精神，令人欽敬！

夏先生做學問一絲不茍，但做人則灑脫有狂狷氣、言談幽默充滿智慧，致有「老頑童」之稱；就在他從醫院回家不久，筆者馳電問候，電話彼端傳來夏先生中氣十足的聲音：「我還有好多事情要做，怎麼可以隨便倒下！」

●

紐約的冬天，並非探訪友人的季節，今年二月上旬，剛過完元宵節，撥電話向夏先生拜晚年，並想約定一個時間，趁早春前往拜訪，孰料，電話裡卻傳來夏先生住院觀察的驚人消息。

「夏先生在醫院呢，剛巧我回來拿些用品，馬上還要趕去，這次夏先生情況恨嚴重！」夏太太的聲音顯得很緊張很無助，幾乎有些哽咽，數十年夫妻，情深彌篤。「正好你打電話來，我真不知該怎辦好。」

「慢慢說，有困難，大家一起想辦法！」夏太太在電話裡將情況做了簡要的敘述。

夏先生農曆年前就有些咳嗽、氣喘，一月廿八日，年初三，咳得更嚴重，二月二日，王洞先與夏先生的家庭醫師通了電話，希望安排醫療住院事宜，對方卻正要全家度假去，無法接受這位病人，建議他們直接前往醫院求診。

二月五日，當他們抵達哥大附近他們熟悉的那家醫院，值班醫師就把夏先生送進急診室，此期間，先生一度呼吸困難，進行搶救。之後又將他送入加護病房。二月七日，院方認為夏先生體力衰弱，隨即在夏先生鼻子裡插入管子，以助飲食，並以氧氣罩幫他呼吸。

第二天，來了一位年輕醫師，看了X光片，認為鼻管插得太低，怕傷及聲帶，於是將管子拔出重新調整，誰知，居然接連插了三次，都無法順利完成；夏太太心疼地抱怨：「夏先生被折騰好一陣子，受罪哪！嚇死我了！」

夏先生無法自己飲食，靠吊點滴補充養分以維持生命力。「夏先生年紀大了，這裡又沒人主治，如果再這樣拖下去，真怕他出不了醫院！」

如此的描述，眼前的畫面十分具象，醫院急診室或加護病房，生命與死亡僅一線之隔的陰森恐懼，不免令人倒抽口冷氣，為夏先生感到難過、焦急。當夏太太問到有什麼辦法救救夏先生？我實在無言以對，只能乾著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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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八高齡的老先生，雖客居異鄉已數十載，雖是主流著名大學教授、縱然是馳譽歐美的漢學界領軍學者，縱然為自己同胞視為國寶級文壇重鎮，彼時彼刻，昏睡加護病房中，命懸如絲，不由讓人興起「斯人獨憔悴」的感嘆！

美國醫療體系，本就令人高深莫測，外界根本難窺其堂奧；若想透過醫療內體系，形成影響，幫助夏先生獲得更得當的治療，不啻天方夜譚，但若尋找「醫學界華人」，或許還多些機會。

在醫學界具有影響力又具有知名度的華裔，眼前只有一人，何大一；他是世界聞名的醫學科學家，於1996年研發出治療愛滋病的「雞尾酒式處方」，獲選為《時代》風雲人物，被推崇為創造歷史的人物。

何大一和夏志清是在2007年秋天，歡迎白先勇訪紐約的一場宴會中結識，當天兩人同是貴賓與主客白先生比鄰而座；雖然兩人治學領域不同，但彼此仰慕與敬重，大有惺惺相惜之感，席間互相敬酒，笑語歡談。筆者當天有幸也在場，此一因緣，促成靈光乍現：找何大一幫忙！

立刻回撥電話，夏太太還未出門，趕緊把此一想法說了，她也認為是唯一的好途徑，「怎麼找何大一呢？」她反問。

「請Ben去找！」毫不遲疑地給她答案。

Ben 是夏志清好友汪班先生，他尊夏先生為老師，是故舊老交情了，曾在哥倫比亞大學、聯合國、紐約大學和華美協進社執教數十年，對中國文學、語言、戲劇和書法都有淵博的造詣，他用英語教授《詩經》、《楚辭》、《紅樓夢》、唐宋詩詞等課程，很受美國學生喜愛。而何大一正是他的學生之一，彼此尊重十分投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汪班得知夏先生的境況，非常焦急，也認為透過何大一應可幫助解決夏先生的住院問題及改善醫療方式。

待汪班傳回消息，知道何大一正在倫敦開會，據何太太說，他隨後要轉往香港參加另一醫學會議，短時間內不會回紐約。

不論香港還是倫敦，距離哥大附近的這家醫院，此時倍感遙遠！

正發愁，汪班電話中傳來希望之音：「我已請何太太在他cell phone裡留言，請他一得空就給我回話，相信大一會幫這忙的，我會告訴他：夏志清是咱們的傳奇，是國寶！」

第二天，得到汪班的好消息，跟何大一說上話了，他答應會盡快了解情況，做最大的努力。夏太太也接到汪班的電話，心中寬慰許多！

過了兩天，夏太太「百忙之中」打來報平安電話，告知，醫院接獲Dr.何的電話，他向院方醫師瞭解了病人C. T.夏的病情及醫療方案，「情況」有了改善；接著，夏先生的主治醫師度假歸營，夏太太總算安了心，她不停地感謝Ben和何大一！

可是，二月十八日，夏先生病情又轉壞，無法正常呼吸，醫師建議在他喉管及胃部各開小洞以助灌食，夏太太一時難做決定，她要等何大一，徵詢他的意見。

廿四日，何大一返回紐約，廿五日旋即到醫院探望夏先生；夏太太可像大海中抓住了浮木，事後，她告訴我：「當時，何大一告訴我，夏先生死不了！」

這句話，無異給她吃了一顆定心丸！

廿六日，夏先生做了手術，完全靠機器和管道來呼吸、飲食。

三月三十日，以肌肉萎縮無法恢復原因，夏先生被送進新布朗士區的療養院，期間發生嚴重感染，經細心醫療、照顧，五星期後恢復正常，不需輔助器可以自己呼吸了，因而拔去插管，被轉送紐約療養院，開始進行復健。

八月五日，夏先生終於出院回到家了，不過仍需接受家庭護理的復健治療。

夏太太總算鬆了口氣，半年來，她奔走於家裡、醫院，忙進忙出，顧前顧後，連頓正經飯都沒好好吃過，以往喜歡散散步、上個小館、喝杯咖啡還有看場電影的逍遙樂趣，已然成了遙不可及的奢求！

六個月的辛勞，她人清瘦許多。

打趣地問：「您這不是『衣帶漸寬終不悔』嗎？」

「他瘦得更多呢！」夏太太回答得輕描淡寫，簡單話語中沒有激情也沒有矯情，有的只是真情，那是他倆相濡以沫數十年積澱下的關愛和恩義。

●

夏先生以超人的意志克服病痛帶來的困苦與阻撓，勇敢且堅強地從虎口裡走了回來，或許這就是「智者無憂」、「勇者無懼」吧！

不過，這位智者還是有脆弱的一面，據太太爆料，夏先生在病床上曾一度感到很沒尊嚴、了無生趣，吵著要「交代後事」，結果所交代的全無關財產之事，而是告訴她：濟安哥哥的信札放在哪，張愛玲給他寫的信藏在哪，喬治高的又是收在哪！

輾轉病榻，他心裡惦記的還是文學，懷念的依然是故人情義啊！

夏太太特別秀出她電腦記事簿裡一段記載，廿五日，當何大一站在病床前，夏先生不能言語，頭腦也並不很清醒，但他在紙上用中文寫了「名人在此，何日再來？」幾個字。談及此，夏先生樂說：「我真的覺得自己太幽默了！」

儘管鼻子裡、身上插著管子，無法言語，他不失「頑童」本色，用筆談還跟小護士開玩笑，逗得她們笑聲不斷，看來病房裡可是春風鬧人呢！

「我不怕死！因為我開朗、不吊兒郎當，絕不要說年紀老了就無所謂了！凡事還是要認真的。」夏先生自豪地說，「我六個月裡住了三家醫院，現在比以前還健康，照常看書、讀雜誌、講笑話，只是太久沒走動，散步有點困難，但我每天練身體。」

他所謂的練身體，是每隔一天，家庭護理到家中，幫夏先生練習走路、爬樓梯等動作。夏太太很欣慰地說：「夏先生很聽話，恢復得很好，連醫生都誇讚，他的血壓、血糖反而變得很正常！」

●

他倆又開始下樓散步了，夏先生可以推著助行器走一個block；鄰居們最近也常在路邊的咖啡座上，見到這對老夫妻的身影，於初秋午後的斜陽裡相依啜品咖啡；是否，他們正回味著一路走來的甘甘苦苦？

（寄自紐約）

(CDnews)  文訊雜誌第290期--人物春秋 ／縱論文學的史筆-----夏志清其人其文      姚嘉為    2009.12.02


1953年夏志清於耶魯大學任研究員

夏志清對於評論極其慎重，詳讀其人作品，也讀同時期其他作家的作品，以便參照比較，下筆時則以西方文學的尺度，審視中國現代文學，強調普世性與人文主義情懷，為中國現代文學評論建立了文學性的傳統。

  筆下的力量，來自豐富的知識。
  ──夏志清教授 

  「我寫評論，壞的要罵一罵，好的要捧一捧，這樣做人才舒服嘛！」在紐約曼哈頓的夏府客廳裡，夏志清說著，自己先嘩然而笑，一語道出了他快人快語的性格。

  2008年春天，我去紐約拜訪夏志清，88歲的他，皮膚白淨光滑，神采奕奕，談笑風生，十分可親。他濃重的江南口音，國字臉型和所屬的時代，讓我忽然聯想起胡適。談話一開始，久聞的夏式談話風格便在眼前跳動起來，迅如機關槍的說話速度，跳躍式的思維，飛揚的神采，我凝神專注傾聽，偶而追趕不及，夏師母王洞便從旁解釋補充。

  直率不鄉愿，敢言人之不敢言，是夏志清為人治學最特出之處。在小說史中替中國作家重排次序，拔擢張愛玲、錢鍾書，貶抑魯迅，甚至引來了與捷克漢學家普斯克（Jaroslav Prusek）的筆戰；其後他與唐德剛、顏元叔的兩場筆戰在台灣報章上喧騰一時等等，都是此一性格的流露。

  夏志清一生酷愛讀書，主要是閱讀經典，很少看閒書。他認為一部好作品要能感動人，啟發人思考，有偉大的精神境界。優秀作家通常很聰明，敏感度高，有好記性。他深信「筆下的力量，來自豐富的知識」。身為評論家，他極其慎重，不但詳讀其人作品，也閱讀同時期其他作家的作品，以便參照比較。下筆時，不斷的推敲潤飾，務求精確完美。

  曼哈頓哥倫比亞大學教員宿舍的夏府裡，書海氾濫，書房裡三面書牆放不下，書桌四周堆滿了書，夏公置身書海，怡然自得，樂在其中。他最喜深夜讀書到天明，有本散文集即以「雞窗集」名之。他很注意光線的明亮，讀書時總是將書攤開在桌上，正襟危坐地閱讀。

  夏公退休後，由於心臟不好，讀書寫作放慢了腳步。情況好轉後，在王德威及劉紹銘的敦促下，他編校了16篇已發表過的英文學術文章，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了一部530頁的專集《夏志清論評中國文學》（C.T. Hsiaon Chinese Literature, 2004）。

　2006年夏志清以85歲高齡當選中研院院士，提名他的王德威在越洋電話中告訴他這個好消息時，他高興得說不出話來。後來記者訪問他，他口出妙語，說自己「好像在作新娘子」。

　夏師母說：「夏先生看到朋友總是很高興，他為人熱情，對事對物都充滿了好奇心。」王德威說，夏志清是一個天真、坦白的人，像個「老頑童」，這也是劉紹銘說「夏公總也不老」的原因吧！

　2009年3月，我馳電向夏公夫婦問安，驚聞春節期間，夏公身體違和，入院治療，一度竟需要靠機器呼吸，插管進食。後來住進療養院復健，又發生嚴重感染。夏師母憂心忡忡地說：「當時以為夏先生回不來了！」所幸經過悉心照顧，恢復情況良好。她欣慰地說，雖然一度不能言語，他還以筆談的方式和護士們開玩笑呢！夏公生命力旺盛，吉人天相，已於八月初出院，在家中復健。

　離鄉一甲子

　夏志清出國留學與留在美國發展，可以說是20世紀中葉冷戰時空中，無數中國知識分子面臨家國之變，個人命運隨之丕變的縮影。

　1921年生於浦東的夏志清是江蘇吳縣人，父親任職銀行界，家中兄妹三人。從上海滬江大學英文系畢業後，他於1946年秋天，隨兄夏濟安前往北京大學擔任英文助教。當時胡適剛回國擔任北大校長，紐約華僑李國欽捐贈三份留美獎學金給北大資淺教員。夏志清以一篇論英國詩人布雷克的文章脫穎而出，獲得文科獎學金，於1947年到美國深造，次年轉入耶魯大學英文系，1951年獲得耶魯大學英國文學博士學位。

　50年代以還，海外文人作家筆下瀰漫著落花飄零的流離與鄉愁，夏志清卻是個例外。在頂尖的耶魯大學英文系唸研究所，以三年半的勤學苦讀取得英國文學博士學位。課業繁忙極了，那有時間傷春悲秋，他自認性格中沒有文人的多愁善感。

　1949年大陸易幟後，他無法也無意返回故鄉，先在耶魯大學擔任研究員，後至密西根大學和匹茲堡大學等校執教。因緣際會，得到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王際真教授的賞識，舉薦他為接班人，遂於1962年轉往哥大東亞系任教，直到1991年退休。29年間，作育英才無數，當今美國漢學界的狄華斯根、何谷理、耿德華、齊夫斯便是「夏門四大弟子」。

　70年代末期，夏志清開始應台灣報章雜誌之請，發表中文文章，除了文學評論與介紹英美文學外，最見真性情的是憶舊與平生交遊的文字。在他筆下，作家吳魯芹、林以亮（宋淇）、高克毅（喬志高）、學者許芥昱、陳世驤等的音容笑貌，言談舉止，栩栩如生。他也寫了專文評介凌叔華、琦君、白先勇、陳若曦、於梨華、李渝、程明錚等作家。1979年及1980年，錢鍾書與曹禺先後到哥大訪問，他夾敘夾議，記下整個過程。近年來整理註解他與夏濟安，張愛玲的來往書信，凡此種種，均透露了他強烈的歷史感。

　從40年代末期離開故國，至今已逾一甲子，時空變遷很大，他回憶1968年以前，教師上課都得打領帶，女孩都穿裙子，老師說什麼，學生照做，沒有什麼好商量的，後來卻演變成老師怕學生給的評鑑不好，成績一律都給A。黑人、女人、少數民族紛紛起來爭取權利，美國的改變很大。他在耶魯唸書時，中國人很少，「大學部有幾位，都是大陸來的，50年代後都是台灣來的。」

　小說史與時空的弔詭

　夏志清中英著作等身，以《中國現代小說史》影響最為深遠，是西方漢學界研究現代中國文學必讀之經典。

　《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寫作緣起於1951年，當時他替耶魯大學政治系饒大衛教授編寫《中國手冊》，寫到「文學」一章時，讀了許多中國當代小說和文學史著作，很訝異沒有一部夠水準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次年，他提出一篇撰寫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計畫，得到洛克斐勒基金會的研究補助，在耶魯大學以研究員身分，專心研究撰寫三年。該書於1961年由耶魯大學出版，中譯繁體字兩種版本分別於1979年和1991年在香港與台灣出版，2001年香港又出版繁體字增訂本，2005年大陸出版簡體字增刪本。

　小說史最石破天驚之處在於替1917年至1957年的中國作家重新定位，他抬高錢鍾書、張愛玲、沈從文、張天翼，貶低魯迅一代文學宗師的地位。他認為「批評家的工作是發掘與眾不同，能結合藝術與生命的作家。」他的另一獨到見解是，中國小說強烈的感時憂國的特性，很容易流於狹隘的愛國主義，局限了對藝術性的追求，因而整體上不如西方小說，此一論點引起了不少爭議。 然而《中國現代小說史》自1961年問世後，在華文世界的遭遇，卻折射了作品與歷史時空環境間殊堪玩味的弔詭關係。

　小說史繁體版於1979年出版，簡體版直到2005年方問世，26年的差距，意味著此書在大陸所遭受的冷淡待遇，實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有關。早在 1983年時，他趁韓國開會之便，經由錢鍾書安排，回大陸探親講學。他訪問幾所大學時，校方均以高度敏感，不聲張的方式接待，夏志清也始終保持低調的態度。《文藝報》原定在他來訪時刊出文章批判此書，稱他為製造精神污染的罪人之一，但礙於他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邀請的貴賓，而暫時壓下，等他離開後才刊出。

　隨著90年代大陸的開放，政治氛圍逐漸解凍。2005年簡體版出版時，基於政治正確的考量，刪除了附錄的〈1958年以來中國的大陸文學〉和〈姜貴的兩部小說〉兩篇，節選了〈抗戰時期以及勝利以後的文學〉、〈張愛玲〉和〈第二階段的共產主義小說〉三章，添增了他對東北作家的評論。但簡體版的問世意味著大陸學界已肯定了他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貢獻。夏志清笑道：「當年反共的人，今天在大陸最紅的是我和余英時。」

　經典作品的特質

　夏志清評斷作品的優劣，主要是「看文章好不好，偉不偉大，能不能感動人，從中間有沒有學到東西。我看的是作家夠不夠聰明，是不是敏感。寫小說要 ruthless，不要怕難為情，寫作最重要的是講真話，不在於玩弄技巧。基本上，情境要真，寫出真正想說的。作家要更多的認識人性，從好作品中學習。」

　他認為優秀作家都很聰明，記性很好，能夠記住看過的和經歷過的事。譬如狄更斯、喬埃斯和斯湯達爾，都記得童年的事，拿來再創造，把他們那個時代和人物都寫活了。創意僅憑虛構是不夠的，還要根據經驗，「象徵也是寫實，為了使文章有意義，Symbol is what you make it。」能開創潮流的才是最好的作家，如馬克吐溫、王文興、白先勇，模仿他人是不行的，好作品一定要與眾不同。

　他治學嚴謹，寫小說史時，先把同時代的作品從頭到尾都看過，他深信「文章的力量來自於你的知識。當今的許多評論，學問不夠，都是套用理論。我寫評論，壞的要罵一罵，好的要捧一捧，這樣做人才舒服嘛！」

　談起60年來以英文寫作揚名美國的第一代華人作家，夏志清說，張愛玲是自學的英文，《秧歌》寫得很好。黎錦揚本是嚴肅作家，“Lover 掇 Cove”寫得很好，自從《花鼓歌》成名後，人家要他寫喜劇，加了很多Rodgers & Hammerstein的東西。他的英文好，文章能在《紐約客》刊出，很了不起。現在有不少中國人在《紐約客》上刊出文章，但除了哈金外，都不夠好。

　閱讀經典無數，他想過創作嗎？他說，「創作我不行的，沒那麼有創意，畫蛇添足，沒意思嘛！我水準那麼高，經驗那麼不豐富，女朋友交得那麼少。寫小說是要懂男女關係的，否則寫起來會吃虧，莎士比亞就很懂得男女關係。」

　影響最大的人

　影響夏志清一生最大的人是夏濟安，「因為哥哥，我才會去北大，才會考取獎學金，到美國留學。」他在小說史中評論張愛玲的專章，也因夏濟安的譯介，在「文學雜誌」上發表，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台港文壇吹起張愛玲風，新生代作家爭相模仿，數十年不衰，形成了王德威所稱的「張派作家」廣大譜系。張愛玲作品後來更延燒大陸，使她成為兩岸共同的「張派祖師奶奶」。追本溯源，皆因夏志清當年的別具慧眼。

　1965年夏濟安在美國驟逝後，夏志清出版了《夏濟安日記》一書，一時洛陽紙貴。後來他寫了〈亡兄濟安雜憶〉一文，描述兩人童年生活和求學過程，兄弟情深，躍然紙上。

　夏氏兄弟勤於寫信，來往信札中談生活，學問，交遊，感情，順手寫來，洋洋灑灑，文人筆墨，饒富趣味，尤見真性情。夏志清還保存了張愛玲寫給夏濟安的信，白先勇、陳若曦、王文興當年創辦「現代文學」時，寫給老師夏濟安的信，都是珍貴的文學史料。夏志清正在整理註解，準備出版。

　平生三大得意事

　談起平生三大得意事，夏志清脫口而出：「發掘張愛玲和錢鍾書，找到王德威為接班人，還有我自己的成功。」說罷，拊掌大笑。他是張、錢、王三人的伯樂，他們對夏的感戴敬重，也傳為當代文人相重的佳話。

　一、錢鍾書與夏志清

　1943年秋，22歲的夏志清在上海宋淇家中初見錢鍾書、楊絳夫婦，他眼中的錢鍾書「風流倜儻，雄姿英發，好似周公瑾」，充滿孺慕之情。他早聽宋淇盛讚錢驚人的學問，立即趨前請益。第二次見面是36年後，錢鍾書1979年訪問哥大時。當時美、德、港、澳已有論文研究錢鍾書的小說，但錢遲至 1978年去義大利開會時方知是因為夏志清的小說史中有專章推介他。他在北大圖書館找到此書，閱後讚揚道：「文筆之雅，識力之定，迥異點鬼簿，戶口冊之倫，足以開拓心胸，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傳世。」

　1979年錢鍾書在哥大的訪問，夏志清夾敘夾議，記下全部過程，包括正式演講，專題討論，二人在辦公室的談話內容。他對錢氏的英語造詣，中西學問的淵博，記憶力的驚人，推崇備至，並讚揚《談藝錄》為其最重要的學術著作，肯定他以30年心血完成的「管錐篇」，痛惜錢鍾書30年不能從事小說創作的境遇，對於他未完成的「百合心」小說稿之遺失，深感遺憾。

　對於夏志清的知遇之恩，錢鍾書也湧泉以報。1983年夏志清有意回鄉探親，錢鍾書出面安排他到大陸學術機構交流，1979年錢鍾書訪哥大時，在繁忙行程中，特別留出一晚，單獨宴請夏志清晚餐，並專程至夏府拜訪。

　二、張愛玲與夏志清

　夏志清初見張愛玲，是在1944年上海滬江大學的同學會中，當時她應邀來演講。23歲的他對張愛玲的印象是「臉色紅潤，戴了副厚玻璃的眼鏡」，和照片上看到的不同。當時他只看過她的《天才夢》，真正有系統地閱讀張愛玲作品是50年代，宋淇寄來香港盜印的《傳奇》和《流言》。

　他一讀之下，驚為天人。「我一開始就相信她會紅，她的metaphor（隱喻）太好了，像莎士比亞那樣俏皮，比我看過的很多女作家的小說要好得多。」他在小說史中闢專章，以42頁的篇幅，推崇張愛玲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秧歌》是不朽之作，《金鎖記》是「中國從古以來最傑出的中篇小說」。

　第二次見到張愛玲是1964年亞洲學會在華府開會，由高克毅作東，請夏氏兄弟，吳魯芹與張愛玲餐敘，夏志清的印象是「她很害羞」。後來他介紹張愛玲到波士頓Radcliffe女子學院翻譯《海上花列傳》，她來紐約短期居住時，夏志清去看過她。最後一次見面是在巴斯頓亞洲學會年會，之後張愛玲離開美東，到加大柏克萊中國研究中心工作。

　張愛玲曾試圖以英文創作《秧歌》、《赤地之戀》、《怨女》打入英美文壇，卻沒受到重視。夏志清說「《秧歌》很紅，文字乾淨，內容感人，《紐約時報》有書評，可是賣得不好。《赤地之戀》美國不讓它出版，結果在香港出版。她的《金鎖記》最好，和她家族有關，基本上是寫她所知道的中國。」

　張愛玲性情內向，深居簡出，鮮與人來往，但她對夏志清十分敬重，每年都會寫二至三封信問候，談生活近況。1995年張愛玲在洛杉磯去世，夏志清寫「超人才華，絕世淒涼」一文悼念，不勝哀慟之情。目前他正在整理他們間的一百多封來往書信，準備出版。

　三、王德威與夏志清

　1986年在德國的一項學術會議中，夏志清初次讀到王德威的論文。王德威是威斯康辛大學東亞系劉紹銘教授的弟子，這篇論文討論的是現代小說的諷刺喜劇傳統，夏志清覺得非常精采。後來又看了幾篇王德威的論文，欣賞之餘，數次向哥大系主任安德勒力薦，說王德威是他最理想的接班人，更預言數年後，王會被各校爭聘，哈佛也會給他終身職，哥大到時悔之晚矣。安德勒細讀王德威的書稿後，與夏志清同心，聘請王德威到哥大任教。

　夏志清盛讚王德威中英文俱佳，文章寫得好，看小說有與眾不同的見解，把大陸、台灣和香港的主要作家作品都仔細讀過，因此評論有力量有見地，是傑出的文學評論家。

　1991年，夏志清自哥倫比亞大學退休，當時已至哥大任教的王德威，與夏門弟子狄華思根籌備了一場榮退慶祝會，邀請學術界人士和夏志清的弟子們參加。2005年10月王德威在哥大主辦「夏氏兄弟與中國文學」研討會，70多位學者與會，發表論文，舉行座談，肯定夏氏兄弟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貢獻。

　在《重讀夏志清教授中國現代小說史》論文中，王德威詳析此書的內容、結構、影響、方法學，與當今文學批評理論參照比較，推崇此書「體制恢宏，見解獨到」，在出版40年後，學者治現代中國文學時，「很少人能另起爐灶，不參照，辯難和反思夏著的觀點。」

　2006年經由王德威提名，夏志清以85歲高齡當選中研院院士，傳為文人相重的佳話。以前夏志清曾被提名兩次，在越洋電話中他問王德威：「這次沒問題了吧？」顯然很看重這項殊榮。王德威在第一時間打電話致賀，當時是紐約的凌晨三、四點，電話剛響，師母立刻接聽，話筒中傳來了陣陣笑聲，夏志清高興得說不出話來。

　桃李滿天下

　張愛玲研究成為顯學，皆因夏志清當年獨具的慧眼和膽識。已退休的哈佛大學知名漢學教授韓南（Patrick Hanan）說夏志清是「上世紀60年代以來最有影響力的中國小說評論家。」

　劉紹銘說，夏志清最難得的是「為了堅持己見而甘冒不韙的勇氣。他的英文著作，大筆如椽，黑白分明，少見『無不是之處』這類含混過關的滑頭語。他拒絕見風轉舵，曲學阿世」，這是為什麼他兩本論中國新舊小說的著作成為經典的原因。

　在美國一流學府執教數十年，作育英才無數，也是夏志清引以為傲的成就之一。他熱心提拔後進，常為學生，同事，朋友寫推薦信，幫忙他們得到獎學金，研究費，換到更理想的教職。

　1991年5月4日在哥大舉辦的榮退慶祝會中，三類夏門桃李齊聚一堂，向夏志清致敬，包括夏濟安的學生白先勇、李歐梵、劉紹銘，他自己指導過的許多學生，和以師禮相待的私淑弟子們，大多數是自費遠道而來，帶給他「做人一世最大的快樂」。

　後記

　2009年10月7日世界副刊上刊出〈夏志清虎口蒙難記〉一文，詳述夏公從年初住院到8月5日痊癒出院的經過。作者趙俊邁為紐約華文作家協會會長，他前往夏府探望，夏公對他說：「我不怕死！因為我開朗、不吊兒郎當，絕不要說年紀老了就無所謂了！凡事還是要認真的。我六個月裡住了三家醫院，現在比以前還健康，照常看書、讀雜誌、講笑話，只是太久沒走動，散步有點困難，但我每天練身體。」 療養期間，開朗的他也曾有過低潮，一再跟夏師母交代張愛玲、夏濟安和喬志高寫給他的書信放在哪裡。這些都是他正在整理，準備出版，心中最記掛的重要文獻啊！

(時代周報)    誰憑著一本書捧紅了張愛玲和沈從文？    2010.12.22

2010年10月23日，學界在美國紐約舉辦了夏志清九十華誕酒會。夏志清的好友、學生紛紛出席祝賀，馬英九致贈「績學雅範」的賀軸、「台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王汎森親手為夏志清佩上院士胸章。夏志清以85歲高齡當選2006年第26屆「台中央研究院」院士，被譽為遲到三十年的榮耀。

歐美漢學界第一人

為慶祝夏志清九十華誕，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主編的《中國現代小說的史與學》一書趕在此前出版，此書副題為「向夏志清先生致敬」，由台北聯經出版公司出版。全書撰寫者匯聚了劉紹銘、李歐梵、莊信正等名家，其中有夏志清先生的門生友人、再傳或私淑弟子，也有夏濟安先生的學生和故舊，還有與夏先生時相往來的大陸、台灣、香港等地傑出學者。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半數以上的學者都畢業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哥大是夏志清曾經任教三十年的名校，也是夏志清的學術發揚光大的重鎮。

王德威被視為夏志清的接班人，他認為：「歐美漢學界裡，以涉獵之廣博，影響之深遠，而又在批評方法上能自成一家之言者，夏志清先生可謂是第一人。《中國現代小說史》自初版迄今已經五十年。半個世紀以來，現代中國文學研究因為夏先生和其他前輩的開拓之功，已經成為顯學。不僅學者學生對晚清、五四以降的各項課題趨之若鶩，研究的方法也是五花八門。儘管論者對夏先生的專書根據不同理論、政治、甚至性別、區域立場，時有辯詰的聲音。但迄今為止，仍然沒有另外一部小說史出現相與抗衡，則是不爭之實。」

劉再復作為夏志清的老朋友，專門寫信熱情讚頌夏氏兄弟為文學研究界的「兄弟雙子星座」。劉再復的女兒劉劍梅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導師是王德威，可謂夏志清的再傳弟子。劉再復說：「我喜歡夏志清先生的性格，他是很率直的人。夏先生最大的功勞是讓歷史活埋的幾個作家重見天光，特別是張愛玲。但是不能說張愛玲什麼都好，我認為她是一個夭折的天才。她在早年寫的《金鎖記》和《傾城之戀》是天才之作。」

夏志清1921年生於上海浦東。父親讀的是吳淞商船學校，卻一生從商。夏志清1942年自滬江大學英文系畢業時，自稱「當代中國小說，簡直不看，一直在研讀西洋文學」。夏志清的長兄夏濟安也是著名學者，去世時四十九歲。

1946年9月，夏志清隨長兄夏濟安至北京大學擔任助教，寫了一篇研究英國詩人布萊克（WilliamBlake）的論文，脫穎而出，取得留美獎學金。當時胡適從美國返回北大任校長，夏志清恰因留學之事有了和胡適面談的機會。關於那次面談的印象，夏志清說：「胡適看不起教會學校，一聽我是滬江大學的畢業生，就大失所望。他對英美文壇的行情不熟悉，他說美國大學英文系的正派教授最討厭艾略特（T.S.Eliot）、龐德（EzraPound），這是二十年前的老話，早已站不住了。那時候艾略特已經公認是英美的首席詩人、批評家。」但夏志清晚年自認對胡適越來越佩服。

對《阿Q正傳》的評價

夏志清1948年考取北大文科留美獎學金赴美深造，1952年獲耶魯大學英文系博士學位。當年夏志清隻身從中國赴美國留學，要乘車往耶魯大學所在的紐黑文（NewHaven）時，著名學者蘭蓀教授親自開車送他到火車站。夏志清後來說：「我乘船來美，帶了一鐵皮箱書。抵達舊金山後，又買了一架打字機，沒有人接送，簡直難以行動。留居美國已五十三年，還沒有第二個長者詩人學問家為我這樣服務過，至今每想到蘭蓀，還是不知如何報答他。」

1952年，夏志清取得耶魯大學博士學位後，獲得洛氏基金會三年贊助，從此「過了三年無拘無束、讀書寫作的生活」。1961年，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由耶魯大學出版。

對於《中國現代小說史》一書，夏志清說：「我開始是研究西洋文學的，從做學問開始，當年真是沒有時間去研讀中國文學的。我是拿到博士後，才去仔細審讀中國現代文學，就不容易像當年中學生一樣被感動而叫好了。我原先是要寫一部現代文學史的，發現早期白話新詩寫得這樣壞，簡直無法作評，倒是小說比較耐看，就認真去寫一部小說史吧。」

當年耶魯大學所藏中國現代小說很少，哥倫比亞大學因為開發得早，這類藏書比耶魯大學多，夏志清便每個月到哥倫比亞大學一次。夏志清不怕書看不完，對名家的作品，一本一本仔細看下去，當發現一個新作家時，極為開心。他認為：「中國文學史最不好就是抄人家的，人家這樣講，你也這樣講。我是不跟人家走的，自己有自己的看法。而且我西洋文學的根底好，看的書也多，寫出來的評論，較有份量。《中國現代小說史》有個好處，每一個人都不一樣，是有個人觀點的第一本。」

《中國現代小說史》對魯迅、茅盾、老捨、沈從文、張天翼、巴金、吳組緗、張愛玲、錢鍾書、師陀等作家有專章論述，成一家之言。夏志清到晚年見解依然清晰，對一些名家的看法獨出心裁，他說：「我批評魯迅的話，別人不懂的，魯迅的小說不錯，《阿Q正傳》不太好，滑稽太多了。」「老捨的《四世同堂》抗戰以後為評者大捧，惟我獨表異議。」「茅盾開頭很好，我很歡喜他。後來就不大好，一個人根據一條路線寫小說，這就不行，我一看就看出來。中國人每一個人都是不一樣，不能因為小資產階級就要罵一通，這是不通的。」

在寫《中國現代小說史》時，夏志清在圖書館沒有看到蕭紅的書，故沒有為蕭紅寫專論。後來他看了蕭紅的書後，「發現蕭紅好得一塌糊塗！蕭紅真是偉大，茅盾曾為《呼蘭河傳》寫序，其實茅盾哪裡能寫出像《呼蘭河傳》這樣讀後回味無窮的作品。」日後夏志清想補這個遺憾，碰巧那時葛浩文正在寫蕭紅的博士論文，夏志清覺得假如自己先有文章刊出，葛浩文的博士論文就更難寫了。因此，夏志清改評端木蕻良，讓葛浩文有充分的時間把論文寫完。

唯一沒捧紅的是張天翼

《中國現代小說史》成為經典，夏志清頗為得意的是捧了四個人：張愛玲、沈從文、錢鍾書、張天翼。在他之前，一般現代文學史對這四個人重視不夠。

張愛玲讀者萬千，要感謝夏志清的發掘之功，《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說：「張愛玲該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後來夏志清指出：「張愛玲從上海到香港，再到美國，要寫的東西實在是寫不完的呀。可惜她雖長期住在美國，她想寫的資料，還停留在當年上海那段歲月，所以很吃了些虧。」

《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認為「《圍城》比任何中國古典諷刺小說優秀」。1976年1月3日，夏志清寫了一篇《追念錢鍾書先生》，事緣宋淇寫信告訴他「錢鍾書先生去世了」。後來知道是誤會，夏志清和錢鍾書在哥倫比亞大學見面後，便寫了《重會錢鍾書紀實》。等到錢鍾書逝世，夏志清又寫了《錢氏未完稿〈百合心〉遺落何方？》悼念他。夏志清說：「錢鍾書對我很好，很感激我，他是在意大利看見我那本《中國現代小說史》的，一看到，就大為感動。本來內行都知道他才高博學，可是在1940年代末期，上面有意要打擊他，他的小說就沒人看了。後來大捧他是我的書發行以後。錢鍾書就是寫信太捧人了，客氣得一塌糊塗。錢鍾書待人過分客氣，但對我真是當知心朋友看待的。」錢鍾書給夏志清的信中稱道：「文筆之雅，識力之定，迥異點鬼簿、戶口冊之倫，足以開拓心胸，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傳世。」

《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大讚張天翼的才華，但是張愛玲、沈從文、錢鍾書都紅了，唯獨張天翼未紅。夏志清指出：「張天翼腦子裡資料豐富，諷刺天才！沈從文和張天翼兩個人才太高了。可張天翼就是不紅。真奇怪，多少人捧沈從文。張天翼一個都沒有，左派朋友一個都沒有為他講話，沒有人響應的。很可能，他奉命改寫兒童文學，對整個文壇就沒有影響力了。」

夏志清1962年應聘為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文系副教授，1969年升任為正教授，1991年榮休後為該校中國文學名譽教授。他揚名海內外的兩部英文專著是《中國現代小說史》（1961年初版，1971年增訂）和《中國古典小說》（1968年），後來又出版新著《夏志清論中國文學》（C.T.HsiaonChineseLiterature，哥大出版社，2004年）。夏志清說：「我改治中國文學之後，並未忘本，西洋文學仍是我治學關注的一部分。當今有特別好的歐美文學作品、文學批評著作，我是盡可能要去閱讀的。我仍在繼續研究中國古今小說，我的新著《夏志清論中國文學》寫了不少篇明清小說的論文，不僅是《中國古典小說》裡那六大名著。我評論《鏡花緣》、《老殘遊記》、《玉梨魂》等近代小說的文章，皆見《夏志清論中國文學》。我的研究主題早已不是張愛玲、沈從文這些現代作家了。我要研究三本英文專著裡尚未討論到的中國古代、近代、現代的小說名著。」

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翻譯成中文，不得不提到主持者劉紹銘之功。對這位比自己低半輩的老朋友，夏志清說：「劉紹銘可靠，編了好多中國文學讀本，他對我很好。」而在夏志清九十華誕之際，劉紹銘也專門寫文章祝賀：「夏公在《小說史》以最大的篇幅給張愛玲定位，推許她為『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不但是離經叛道，更是駭人聽聞。其實夏先生看魯迅、張愛玲，用的是類同的標準，著眼的是作品的文學本質，the intrinsic literary value。錢鍾書、沈從文、張天翼、吳組緗，這幾位在大陸主流評論中頗受冷落的小說家，因受到夏公的品題，贏得『後八股』時代的讀者對他們另眼相看。」

(蘋果日報)     堅持真我:夏志清    2011.01.16


親友早前為夏志清預祝 90歲大壽，台灣總統派人送上賀軸。右為夏妻王洞。

深居紐約曼哈頓多年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家夏志清，下月便滿 90歲。滿清皇朝都被推翻一百年了，新文化運動以後成長的著名學者，在一陣風就可以熄滅的人生光景裏，依然堅持最耀眼的文學原則：小說家要獨立、說真感受。　記者：冼麗婷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講座教授王德威指出，夏志清著述的《中國現代小說史》（ 1961年），至今仍被奉為經典，他是英語世界中創立中國現代文學研立方法和理論的第一人，此前，沒有西方學者很認真的看待中國現代文學。

夏志清曾任教約 30年的哥倫比亞大學，也是胡適念哲學的地方， 1917年胡適在哥大當研究生時，於《新青年》雜誌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一文，倡議用白話文寫作。而祖籍江蘇的夏志清， 1921年上海出生，後來到台灣工作，並在美國耶魯大學取得英國文學博士學位， 1961年發表了具影響力的英語學術著作《中國現代小說史》（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上世紀劃時代的文學巨匠早已一一辭世，活到 21世紀，老文學批評家前年 2月 5日肺炎入院，醫生御准一杯乳酪，他嗆進肺裏，停止呼吸，經搶救後要用呼吸機及插胃喉進食維生。外人看他不行了，他卻輕柔地以樂觀幽默跟死神無聲對弈。後來他又在喉嚨裏開了個洞插管，老人家耐不住了，對妻子王洞說：「太痛苦啊，這一關我是過不了。」他鄭重交代身後事，都與錢財無關，第一件事關於已故兄長夏濟安，第二件事關於張愛玲，第三件事關於著名繙譯家高克毅，說的都是三人信件的收藏處。足足半年，近 90歲人在死亡線前掙扎，最終奇蹟痊癒，去年 8月 5日回到哥大教授宿舍寓所休養。

近日他接受本報長途電話訪問，精神很不錯，「我現在身體很好」。挨着死亡線走過，一條老命與大半生文學史觀點與原則，他通通不放棄。半世紀前所寫所說的文學批評，絕無一筆勾消。「我老了，不可能變回 25歲，人會變，就如女人的頭髮經常變，所以頭髮裏頭是沒有真理的。文學隨時間變，道德會變，世界會變，當評論家們都認同某一種改變，新時代就要降臨。但我是成功地不會變的人，我依然相信自己多年前所寫的東西」。


大病一場奇蹟康復，夏志清在其 90大壽酒宴會上笑容滿面，精神煥發。

文學與政治分不開，夏志清相信一個簡單的原則：小說家要真，寫自己想寫的東西。 50年前夏志清高捧錢鍾書及張愛玲，「張愛玲與錢鍾書我都愛看，張愛玲是很真的，錢鍾書也講自己的看法。作家要忠於自己而不是政府或任何人。對於我來說，忠於自己是寶貴的，跟從既定路向就會失去價值」。他喜歡魯迅早期的作品，後來覺得魯迅不真，「因為他跟着大家走，左派攻擊他，他怕了，改了，毛澤東也把他捧得很高，後期作品就不好了」。

小說史家以往被評為反共，他不諱言不喜歡左派作家的作品，「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共產黨，寫的東西就要真，但很多左派作家都是跟口號，跟隨群眾，寫的東西都一樣」。他把張愛玲的《金鎖記》及錢鍾書的《圍城》評為中國近代最偉大的中篇與長篇小說之一，提升了兩人正統文學地位。但張愛玲的《秧歌》被評為反共、毒草，她也為美國新聞處工作；錢鍾書則替毛澤東繙譯《毛選》，小說家真可以非政治化、不當政治工具嗎？「沒有一個人是非政治的，張愛玲是按自己的想法寫小說，《秧歌》寫簡單的一家人，寫鄉下人就是鄉下人的說話與想法；錢鍾書繙譯《毛選》不同寫小說，那是一個任務。我也可以繙譯，但當我寫中國問題，就按自己意思寫」。

夏志清說多年以來，共產黨恨他，他也恨共產黨恨得要死，除了 1983年應錢鍾書邀請回北京、上海一趟，實在不能在中國留多過三個月。如今中國緊隨美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國情改變，他會不會有新看法？「我個人是不變的。」他說知道中國比以往好多了，感覺上，作家與學生說話能相對地自由，但像劉曉波，仍然被抓起來，「他想做死士，想政府軟化讓他說真話，共產黨就是怕他講真話，動搖政權，所以剝奪他的政治權」。

離開中國多年，甘願長作紐約人，夏志清今年 2月足 90歲了。去年大病初癒，體重下降至 109磅，出入要坐輪椅由夏太太推行。近日他體重增至 130多磅，陪伴他 40年的妻子只管吃力推，有時推不動，夏志清就自己走幾步。老教授現時沒有看完一本書的精力，但頭腦清晰。訪問尾聲，他耐不住幽默好玩的性格說：「要寫張愛玲，我會是重要配角，因為我當年敏銳察覺她的才華，現在很多人都喜歡她。」

夏志清簡歷

重要著作包括《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古典小說史論》、《文學的前途》、《人的文學》、《新文學的傳統》及《歲除的哀傷》。
1921年　上海出生
1942年　上海滬江大學英文系畢業
1945年　到台灣當公務員
1952年　取得美國耶魯大學英文系博士學位
1962年　任哥倫比亞大學東方語言文化系中文副教授
1969年　任哥倫比亞大學東方語言文化系中文教授
1991年　退休，為哥倫比亞大學中文名譽教授
2006年　當選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現時　居於紐約曼哈頓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宿舍

(蘋果日報 )    中國矛盾的感時憂國意識    2011.01.16


夏志清與女兒 Joyce（右）及 Natalie（左）。

文學與政治及國情不能分開，夏志清當年所寫的「 Obsession With China： The Moral Burden of Modern Chinese」（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提及現代中國文學隱含對民主和科學的嚮往，但面對上世紀初中國勢弱，外憂內患，政府無能，中國作家眼光從不踰越中國範疇，是出於狹窄的愛國主義。


夏志清去年病癒不久，哈佛大學東亞系講座教授王德威親往拜訪。

現在中國崛起，夏志清好友、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講座教授王德威認為這種感時憂國的意識，只殘留在對自己沒有信心的政府裏，很多中國作家早已超越這種局限心態。

王德威說張愛玲、錢鍾書、沈從文及張天翼是當時少數能超越這種局限的作家，「魯迅則是個反面教材」。時至今日，中國作家大都具世界觀，「不會只以中國為唯一焦慮對象、關注對象、厭惡對象，但是中國政治機器本身是很沒有自信心的」。他說中國目前的國力是 100年來最好的，但中國的感時憂國情意結卻複雜矛盾，「這是我的困惑，我覺得中國人很奇怪，一方面看去很有信心的樣子，一方很沒信心，不是麼？高行健、劉曉波得諾貝爾獎有甚麼好怕？我覺得這是個問題，但我不願意給答案。中國已經夠強大，為甚麼還是好像畏首畏尾？動不動怕西方帝國主義對我們的民族主義有甚麼影響」。他提醒，民族主義也可變成一種政治工具。

(南方人物周刊)    夏志清：90岁的顽童    2011.03.21

在现代文学史研究中，他最早发现了张爱玲的价值，他贬低老舍《四世同堂》，他认为鲁迅被拔高，钱锺书的《围城》无出其右。有“快人”之称的夏志清在学术上也爱憎分明，但无人否认他《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厚重价值

本刊记者 卫毅 发自纽约 图 卫毅

去年冬日的一个上午，火车行驶在纽黑文通往纽约的铁道上，窗外掠过树林、雪地、房屋和停靠在港湾里的船只。

纽黑文-纽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大约60年前，1950年代初，三十出头的夏志清在这条路线上往返奔波。那时他正在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这部日后让他声誉鹊起的学术著作，苦于耶鲁大学中文书籍匮乏，于是他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中日文系（现在的东亚语文系）图书馆的常客。他通常是上午从耶鲁出发，下午在哥大饱览群书，然后再借上一箱子资料，返回纽黑文。

离耶鲁并不遥远的哈佛大学当年的中文藏书虽然并不丰富，但也有一些哥大所没有的书籍。夏志清没去哈佛借过书，除了生性不爱动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缺钱。他曾为此而遗憾，作为文学史的研究者，占有的资料再多都不为过。

“朝鲜战争开始，我就得省下钱来寄给上海家里。从1951年7月开始，月寄100美金，一年1200元。所以那3年，每年自用2800美元，够维持生活，谈不上有什么研究经费。”当时已经从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毕业的夏志清仍然住学生宿舍，吃食堂。

夏志清如今住在纽约113街的一幢公寓，紧邻晨边高地上的哥伦比亚大学，通往他家楼层的电梯有着木质外壳，楼龄超过百年。

在夏志清家里，有墙壁处皆是书。他自己的著作都集中在一个书架上。我从大陆带来的几本署名“夏志清”的简体字书，却不在此列。

“大陆出版他的书，几乎从来不给稿费，很多时候连书都不寄过来，真是很过分。”夏志清的太太王洞女士翻着我带来的书说道。

夏志清则拿着我带去的“桂系军阀”做封面的《南方人物周刊》说：“这是白崇禧年轻的时候，我跟他儿子白先勇很熟。”白先勇是夏志清的哥哥夏济安在台湾大学外文系教过的学生。白先勇认为夏济安对那一届台大外文系学生有过非常好的指导。那批学生中，日后成名的除了白先勇，还有李欧梵、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等人。对于夏济安和夏志清，刘再复的评价是：中国文学研究界的兄弟双子星座。

上海来的年轻人

夏志清在2011年阴历正月十一度过了自己 90岁生日，为了避开美国东北部多雪的冬天，生日的聚会提前到2010年秋天。1921年，夏志清出生在上海浦东。浦东当时只是落后的郊区，黄浦江对岸才是繁华的十里洋场。夏志清的家境并不好。“年轻时的夏志清多少有一些自卑感，这对他之后的人生会有影响。” 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说。

客厅里挂着马英九送来的一幅生日贺匾： 绩学雅范。“这个出典我不晓得。”夏志清指着这幅字说，“这些字都有出典的，他们不敢乱写，中国人胆子小，你自己发明一个什么‘伟大的……’，大家会笑的，所以中国人总是要用古人的话。”

这幅字上还写着：“志清院士九秩嵩庆”。夏志清在2006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为当选院士中最年长者。

胡适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可能没料到，自己不太器重的夏志清几十年后会当选院士。1946年，从沪江大学毕业的夏志清到北大外文系做助教时，时任北大校长胡适“听说我是沪江大学毕业生，脸就一沉，透露很大的失望。我那时还不知道胡校长偏见如此之深，好像全国最优秀的学生，都该进北大、清华、南开才是正路。”

1947年，纽约华侨富商李国钦决定给北大的年轻教员3个留美奖学金的名额，文、法、理各一名。刚到北大工作不到一年的夏志清过关斩将，得到文科惟一的名额。发榜后，十几位教员一起到校长胡适那里表示抗议：夏志清是什么人啊，怎么能让他把这个名额占去。胡适虽然不喜欢夏志清，但非常尊重评选委员会的决定，夏志清获得了赴美留学的机会。

1947年对夏志清来说，是特别的一年。这一年，他最喜欢的德裔美国电影导演刘别谦（Ernst Lubitsch）在洛杉矶突发心脏病去世。“我对刘别谦的导演手法特别佩服，他的好多电影我都看过3遍。”他认为作为电影导演的刘别谦相当于诗人中的蒲伯、剧作家中的莫里哀。

夏志清是个超级影迷，他在上海的时候，曾经在《新闻报》上发表《好莱坞大导演阵容》。“那个时候，我对电影的研究比文学更好。我大学还没毕业，电影全都懂了”，“刘别谦的电影好得一塌糊涂”，“现在的电影是退步得一塌糊涂”。他所喜欢的大抵是1960年代以前的电影，书房里，挂着伊丽莎白·泰勒和玛丽莲·梦露的照片。

1947年，还发生了一件影响夏志清学术生涯的事，那就是，钱锺书在这一年出版了小说《围城》。多年以后，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写道：“《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

从西到中

夏志清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说话，正如他的朋友所言，他的语速飞快且毫无束缚，对情绪的表达总是淋漓尽致。“XXX是好人。”“XXX是坏人。”这些极端的话语还带着浓重的上海口音。

夏志清喜欢说别人笨，说自己聪明，如果别人这样说，容易让人产生反感，但在他的语境里，倒显出几分可爱来。“到我这里时，在耶鲁拿到英文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只有3个。”夏志清说。耶鲁大学英文系的博士是全美国要求最严的英文博士学位。博士生要想拿到学位，至少需要通过法、德、拉丁3门语言的考试。夏志清之前，华人当中只有柳无忌、陈嘉两位拿到过耶鲁大学英文系的博士，那已经是1930年代的事情了。

1951年，作为耶鲁大学英文系优等生的夏志清，进入博士生研读的最后一年，开始为自己的前途发起愁来。他希望在美国谋得一份工作。这在当时对一位东方人来说，并非易事。

此时，同住一幢宿舍楼的政治系同学告诉他，耶鲁大学政治系的饶大卫（David N.Rowe）教授从政府那里获得了一笔研究基金，正在找人帮他做事。当时正值朝鲜战争，美国需要了解中国。饶大卫主持的工作是编写一部《中国：地区导览》（China:An Arca Manual），供美国军官做参考之用。

夏志清既了解中国又精通英文，他找到饶大卫，顺利加入了这个编写团队，年薪是4000美元。夏志清是这个团队的主力，他一个人就撰写了《文学》、《思想》、《中共大众传播》三大章，还有《礼节》、《幽默》两小章，《家喻户晓的人物小传》一章，也参与了《中共人物》章、《地理》章的编写。

《中国：地区导览》试印本编写出来后，先由美国军政官员审阅。这本册子最终未被正式采用，只印了350册。

在纽约的这个早上，夏志清扒开一叠叠资料，从家中靠近窗户的书架上找出一册《中国：地区导览》。王洞女士为夏志清能找出这本册子而大为惊讶。“你是第一个看这本册子的记者，我都没看过。”王洞女士说。

1950年代，《时代》周刊做过一期以毛泽东为封面人物的中国报道。夏志清在看这期《时代》周刊时，发现里面的许多内容都是根据他在《中国：地区导览》里的文字来写，有的地方甚至一个字都没改。“生平看《时代》周刊，从来没有这样得意过。”

在编写这套书的过程中，原本一心研读英美文学的夏志清对自己的祖国有了更多的了解。特别是在编写《文学》这一章的时候，夏志清翻看了大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突然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史竟没有一部像样的书”，“我当时觉得非常诧异。”

1952年春，虽然饶大卫将夏志清的年薪加至4800，但他已对继续编写册子失去了兴趣。夏志清有了新的计划：撰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他将计划书寄给洛克菲勒基金会，最后获得两年的研究补助金，每年4000美元。

此后，夏志清辗转美国各地授课为生，工作十分繁忙，《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撰写也是断断续续。直到1961年3月，《中国现代小说史》才得以出版。

1961年4月13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刊登了芝加哥大学中国文学教授大卫·洛埃（David Roy）写的长篇评论。他认为《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出版是一件大事，它不仅是专论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本严肃英文著述，“更令人稀罕的是，现有各国文字书写的此类研究中，也推此书为最佳”。

1961年，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授王际真正在耶鲁大学短期授课，他已经临近退休，想寻找合适的人选接替他的位置。在饶大卫的推荐下，王际真看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激赏不已。他写信给这个年轻的后辈，表达了自己对这本书的喜爱，在信中赞扬40岁的夏志清的英文造诣高过了所有留美的华籍教授，“简直可同罗素、狄金森两位大师媲美”。

王际真的赏识让夏志清在1962年获聘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副教授。1968年，他出版了《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再次引起学界震动，这两本书奠定了夏志清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殿堂级的地位。

谈到《中国现代小说史》时，夏志清说：“我的看法没有改变。”他一再指出，他并不是以左或右来挑选作家进入他的小说史。“我不是恨左派，东西的好坏也不是用左派或右派来判断，你是个高级的人我就佩服嘛。中国的作家中好的我就喜欢，我推崇张天翼，他就是左派嘛。”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张天翼被前所未有地放到了重要的位置上。特别是张爱玲，夏志清对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最早做出了高度评价，“《金锁记》长达50页，据我看来，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这样的话从来没人说过，这在当时需要锐利的眼光。“我一看她（张爱玲）的东西就觉得她厉害，我是自己看她的书看出来的，我没有什么老师指导的。我把很多大作家打了下来，比如老舍的《四世同堂》，大家捧得一塌糊涂，我在书里讲他不行。”

这些文字对于抱持左翼文学史观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是巨大的刺激，引起的争论可想而知。最有名的是夏志清和捷克左翼汉学家普实克在1962年的争论。直到今天，《中国现代小说史》仍然是左翼批评者攻击的重要靶子。

“如果从人文主义的关怀出发，里面有很多东西，无论你持什么样的政治立场，都会同意。说夏志清是右派没有问题，但是大家要知道，右派有很多种啊，有可爱的右派，有不可爱的右派，有疯狂的右派，有不疯狂的右派。夏先生可以说是超左的右派，他是右派里的左派，右派看了他也不痛快的。”这是王德威教授的说法。

“国民党也不喜欢他。台湾有很多奖，他一个奖也没有拿到，他在那边没有朋友嘛，他也不说国民党爱听的话。”王洞女士说。

左派对于夏志清的批评，更为极端的说法是：夏志清是美国政府请来的“打手”。

“夏志清写的东西是有意识形态在里面，但没有人逼着他这么讲，他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批评者。左派的批评者高估了夏志清和美国政府的关系，你能相信美国政府会用夏志清这样个性的人来做‘打手’吗？太不能相信了，他讲话讲三句之后就不靠谱了，完全是一个疯狂的老顽童嘛。”王德威笑着说。

好玩的人

关于学术上的争论，有时也发生在夏志清和他要好的朋友身上。在张爱玲和鲁迅谁更伟大这个问题上，夏志清和刘再复持有不同的意见。夏志清也曾在会场上为此而生气，不过，就如同他老顽童的性格，他用开玩笑的方式与刘再复言好。

直到今天，夏志清还是不喜欢鲁迅。“鲁迅学问不灵，不如他弟弟，周作人比他好多了。鲁迅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被人家捧得太高。鲁迅有一点最不好，他不喜欢自己的原配，但又不让她离开，又不跟她生孩子，这对女性很残忍啊，这是什么意思！”夏志清说到这的时候，嗓门很大，就好像刚从报纸上看到这么一则新闻时的反应。“对鲁迅，你要讲一讲这件事情，你就说是我讲的。”说完，他又用英文加了一句：It's very cruel.

他还是喜欢张爱玲。对1960年代之后的电影已经没有太多兴趣的夏志清，2007年又去看了一场电影--根据张爱玲同名小说改编的《色·戒》。《色·戒》上映之前，李安的团队想听听文学专家的意见，找到王德威。王德威说，我给你们推荐一位张爱玲专家。他推荐的是夏志清。

“李安当时感到不安的地方是，电影里的上海有没有拍得很像？对于张爱玲小说里性和暴力的理解是不是到位？我特别约了夏先生去看。他觉得很好啊，右派通常是保守派，但是他完全可以接受。在看电影的时候，在不可怕的地方，他‘哎呀’一声，把我们全场的气氛都打坏了。在最露骨的性描写部分，他突然跑去跟夏师母说，这个好像是真的。他太好玩了。”

说到政治，夏志清不喜欢毛泽东，但他承认毛泽东打仗很厉害。“老毛很厉害，我是不厉害，我连太太都打不过。”

说到宗教信仰，他甚至调侃起教皇。 “教皇懂这么多种语言，他学问比我好，但他信不信上帝，我就不晓得了，他这么聪明的人，会信上帝吗？”

“您怎么看生死的问题？”

“没法子看。靠着我的书，我还可以多活几年。人是没有梦的，死掉了就死掉了。我哥哥死了多少年了，他从来没有给过我一个梦。我从来没有梦到过我哥哥，没有梦到过我爸爸妈妈。我没有什么宗教信仰，什么都不信最好，没有寄托。”

90岁的夏志清来美国已经六十多年了，在纽约住了50年。他喜欢纽约生活的快捷方便，比如公共交通。所以，夏志清至今还未学会开车，连脚踏车都不会。到这个时候，一直说自己聪明的夏志清才会说一句 “我很笨”。他会感叹现在没有多少年轻人愿意沉下心来多研究几国文学。“现在的人都去弄computer（电脑）去了。”

当全世界都在谈论电影《社交网络》时，当年轻人都在羡慕扎克伯格时，夏志清仍在为不能重看刘别谦的电影《驸马艳史》而感到遗憾。

“节奏太快了，我们这些老派人士已经跟不上了。”

(东方早报)  文脉的赓续与呼应    余夏云    2011.03.31

　　英语世界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起步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今天，一个甲子的时间流逝，筚路蓝缕的工程，经由几代人胼手胝足的“劳作”，无论在思路、方法、取材、定位上，都已俨然小具规模。影响所及，更是成为时人热捧的“主义”和典范。六十年的时间，著述量产，名家辈出，其间变化不可谓不大。可真正说到开风气之先，且是众望所归者，恐怕无论如何都绕不开人称夏公的夏志清先生和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夏先生1921年出生，原籍苏州，生于上海。早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后渡海赴美，在新批评的重镇耶鲁大学取得英国文学的博士学位。五十年代以来，凭借一人之才胆识力完成大作《中国现代小说史》。该书自1961年出版以来，屡经再版、修订、翻译，泽被既广，反响也大，是学术史上不可移易的经典。王德威说：“任何有志现代中国文学文化研究的学者及学生，（此书）都是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少有人能在另起炉灶前，不参照、辩难，或反思夏著的观点。”

　　2010年恰好是夏先生九十大寿，门生友人不仅在纽约为其举办“夏志清九十华诞酒会”，而且专门奉上了由台北联经刊行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史与学》一书，向这位中国文学评论巨擘致敬。该书囊集名家凡二十七位，均系夏志清及其胞兄夏济安教授的学生、友人、私淑弟子或再传门人。他们中的多数都与夏志清执教二十九年之久的哥伦比亚大学存有学术因缘，不是曾求学于斯，就是曾执教于此，以亲历者的身份写来夏志清的启蒙与启悟，在在见证一脉学术传统的薪火相延。

　　这些文章或就事论事，评说夏氏兄弟的才华、贡献，乃至立场、风骨；也或对其人其作有所发挥、对话，做学术上的研讨和学理上的拓展。前者重在追忆、定位，有历史的形象和氛围，后者则更关切文学研究的旧貌新颜，激出的乃是文脉的赓续与呼应。王德威就此将全书分为两辑，一辑“史”，一辑“学”，借由两者之间不断的回旋衍生、辩证协商，写来一种与他当年论说张爱玲与“张派”传人相似的“再生缘”，点明夏公的学问，评断乃如“落地的麦子不死”。　　

　　第一辑的六篇文字，专写夏氏兄弟的接受史和影响史。对夏济安，李欧梵、庄信正都是登堂入室的弟子，曾亲领教会。李欧梵自白受惠于《黑暗的闸门》一书多矣，从随堂的作业，到后来蜚声成名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以及《铁屋中的呐喊》，均无例外。不过，夏氏的功绩似乎远不止如此。他有关“百花齐放”、“大跃进”时期的政治术语研究，虽然才华堪比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但时至今日，却乏人问津，端的令人痛惜。而其当年在台大创办的《文学杂志》，更是流风余韵，述之不尽，梅家玲称其开启了一代文学之面貌。

　　至于夏志清，尽管其“真诚与实在”（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学识与涵养往往令后学晚辈心生“感念和颤栗” （love and trembling），不过其所论所述，最终还是要“历史性”地看待。王德威以“理解之同情”，还《中国现代小说史》以“里程碑”之作的客观评价。不过，以此法来检验小说史写作本身，可能我们又不难发现，夏公对“五四”一段史实的评价太过苛严，少有历史的同情和理解，所以招来“以政治立场取舍文本”的非议，也是情理中的事了。有鉴于此，陈平原提醒说，我们总要放大眼光，不仅要纵观，也要横看各中国学家的小说史研究，倡议海内外研究当 “彼此沟通思路”，走向成熟。

　　第二辑对夏氏的观点、内容及评断，或作补充，或作对话，或作发挥，或作疑问，各有精彩之处。其中，最为评者津津乐道者莫过于“感时忧国”的执念。该观点直陈中国现代作家政治负累过重，只专一国之事物，而无法将之放于四海。韩嵩文（Michael Hill）、白睿文（Michael Berry）、吴文思（John B. Weinstein）三位再接再厉，分别写来“感时忧国”的前史、后话和另类情势。此举不仅拓宽了“忧国”之思的论面，搬出了性别、时间的维度，更是反转了爱国之情必托于血泪的定见，从喜剧之中源源引来笑声的价值。但是，究其极，似乎也未能真正触及问题的实质，即此种“爱国”症候，果然成立？其后果竟只是一种文学写作上的限制？回归动荡的时代当场，应该肯定这种对民族国家的迷恋，不惟是寓言式的操作或曰情感上的限制，而应有其深厚的伦理维度和现实意义，是普世皆然的。退一步讲，是否专于国事，就注定要遗忘世界？对中国“天下”观念胥有心得的研究者，可能要扬言，这实在是谬见。近代中国岂是在将“天下”缩变为“国家”，明明是使“天下”平稳地向“世界”过渡。

　　在夏志清的观念中，“情迷家国”实乃中国抒情传统的末焉下流。在情的传承上，谴责小说和“五四”新文学，反不如哀哀怨怨的俗文学，尤其是鸳鸯蝴蝶文学，来得有作为。他曾写《徐枕亚的〈玉梨魂〉》一文标明心意。徐钢在彻读之后，也深以为然，指出该作在语言和心理分析上的特色，使其足堪现代，且弗失传统。就着一个“情”字，论者当然还可以有更大的发挥。比如，宋伟杰就此深挖俗文学的价值，在张恨水的小说或曰罗曼史中探勘中国心灵；刘剑梅、罗福林（Charles A. Laughlin）两位，则从白薇、蒋光慈、茅盾作品之中辨析政治与情感的无尽纠缠与回旋。然而，在此之外，我也要提醒，周蕾当年尖锐的批评仍言犹在耳。对通俗文学，作“社会学”式的解读，实在是贻误了其丰富的内蕴；而像夏志清一样做“文学式的阐读”，其所要挽回的并不是那部受到欢迎的作品本身，而是与此关联的文学传统。因执著于传统的完备和接续，而非其突破与转折，所以夏志清对现代文学时有恶评。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一大贡献，当然在于它力排众议、洞若观火的人物发掘。当年经夏志清提拔的几位都已俨然气候小成：张爱玲成了“祖师奶奶”，沈从文、钱锺书日渐抢眼，张天翼也似乎指日可待。本书中，除张天翼外，上述三位都有专论。刘绍铭考察张爱玲的中英互译；雷勤风（Christopher G. Rea）关注钱锺书的早期创作；王晓珏则倾心沈从文的后期转折，这些方面都是历来评者不为所重的方面，三文的意义当然就此昭明。不过，这也就同时泄露了夏著在写作模式上的缺弊，即其人物考察总是阶段性的，可其结论却常常指向作家的一生。例如，他对鲁迅的低评，主要是基于对其1917到1928年间创作的分析。在夏看来，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太受时代的摆布，然而事实上，这种批判随时变迁，却能每有新意。从三十年代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到后来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在在显示省思国民性，有其深意存焉。舒允中在书中所提出的异议，正可以从此角度来领会。

　　行文至此，我们也自不能忘怀，《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一大特色，是其对人物的弹赞每有世界的参照系统。一方面，这显示了夏深厚的文学功力，也说明现代文学有着不容否认的广泛外援；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免显露夏著的欧美中心主义偏见。借着“以亚洲为方法”的观念来反思，我们可以发觉，过去对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的认知，未免过分沉溺于欧美经验而不能自拔。这不仅窄化了分析视野，割除了欧美之外多元的历史经验，更几乎是把欧美的知识方式变成了唯一的典范。如果现代中国是以日本、印度或其他亚洲国家为参照，那么，中国的现代小说史面目会有怎样的不同？这是需要我们思量再三的问题。

　　全书最后还收录了季进与夏公的访谈文字，借着言说的现场感，还原了一个立体的夏志清。文题《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判》，一语中的，点明夏著的核心要义所在。而这也是本书作者群所主要遵循的批评准则之一，但是，他们对“作品”的理解，早不是对夏著的亦步亦趋。当年夏志清所要“细读”的作品，主要落实在“文字”的实践上，而现今的批评家则倾向于将其理解为一种“社会操作”，书写、出版、宣传、阅读，浑然一体。陈思和提出“五四”文学的先锋与常态，正是部分取纳了这个角度。

　　全书本以时间线索排列，对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做了细腻关照。不过，其唯独不谈的是二三十年代风行上海的“新感觉派”，同时，对“晚清民初”一段也着墨不多，这些都是夏著付之阙如的，或者这一点可以视为遗憾。夏志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成绩就今人的眼光来看，可能不是过于前卫，而是过于保守，但是这种后见之明，无非再次证明：没有“史”的眼光，任何“文”的论说都必将是“明日黄花”，我们仅需记取那首古老的诗词曾经这样吟唱：“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中國時報)    藝往事－張愛玲、宋淇與夏志清    符立中    2011.07.12

    　要說肯定張愛玲，那麼夏志清雖不是最早的一個，卻絕對是被想起的第一個──很可能也是獲益最大的一個！最起碼，若無張愛玲的光環，他那本反共色彩濃厚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是無法進入大陸的。

    　夏志清和張愛玲結緣，始於宋淇。1957年《文學雜誌》刊登夏志清的〈張愛玲論〉，由夏濟安翻譯。夏濟安是台大外文系教授，和宋淇為上海光華大學同學；夏志清係夏濟安之弟，當時還是研究生，並無文名。夏志清進修英美文學，發憤練習英文，遇上燕京名校出來、受業錢鍾書的宋淇，自云：「吸收到不少知識」，並且從宋淇那裡「知道英國批評界的近況」，向宋淇借閱霍思曼的《原詩》、李維斯的《英詩重估價》和墨瑞的《濟慈與莎士比亞》。夏志清自云在耶魯時：「東方人，拿到博士學位，回祖國教授英美文學，這才是正當出路。」後因跟隨政治系的反共教授饒大衛（David N. Rowe）進行中國問題研究，開始接觸左翼作家作品，就此從英美文學轉向中國現代文學，尋思撰寫中國現代文學史申請洛克斐勒補助金。這時經宋淇贈閱《傳奇》、《流言》，得識張愛玲的精妙，寫成書中篇幅最長的一章。1959年《中國現代小說史》經饒大衛推薦、耶魯首肯出書；1961年出版後登上紐約時報星期書評，得以於62年接替待退王際真，被哥倫比亞大學聘為中國文學副教授。

    　張愛玲的著作被有系統地出版之後，有夏志清的理論背書、再加上兩大報文學獎開辦、一幫有志寫作青年的觀摹學習，「張派」終於在台灣開枝散葉。

QQ  夏志清：张爱玲的《金锁记》中国文学史上最好的小说     采访人石剑锋，文载2011年10月23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1961年3月，到美国已经十多年的夏志清终于出版了《中国现代小说史》，这也是英语世界第一本严肃、全面论述中国现代文学的英文著作。1968年，《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的出版再次引起学术界震动，这两本用英文创作的中国文学研究著作也奠定了夏志清的学术地位。

在学术地位之外，夏志清颇像一位预言者。在张爱玲几乎被遗忘的1960年代，他把张爱玲推到了一个令人不解的高度，但他从来不看这几年整理出来的张爱玲晚期作品，认为“写的都是老东西，现在很多人靠张爱玲吃饭”；他欣赏的沈从文、钱锺书，他们的作品依然在被人阅读，“如果不是《中国现代小说史》，大陆还是台湾都要把沈从文忘记了”。与此同时，夏志清把许多作家从神坛上拉下来。以历史的后见之明而言，当时两岸各自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需要而曾推崇的作家，许多人的确只成了文学史上的一个词条。

在纽约曼哈顿，夏志清已经住了半个世纪，在他老旧的公寓里，他接受了《上海书评》的专访。尽管很多人认为夏志清对左翼文学的批评是出于偏见，但夏志清说，他的判断标准一向是文学标准，没有什么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的原因，比如他推崇的张天翼和萧红就是左翼作家。

上海书评：您认为在中国现代小说家里，还有谁被低估或者忽略了？

夏志清：我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着重讲了四个人，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张天翼。前面三个人的书，大家现在都还在看，可是对张天翼大家都忽略了，这是大家的损失啊，怎么能不关注呢？鲁迅妒忌张天翼，因为张天翼的讽刺能力比鲁迅还厉害。鲁迅是一直在变的，有些方面懂的不多。可能是张天翼的左翼作家身份让大家现在对他不感兴趣了，他虽然是左翼作家，但他是同时代作家里短篇写的最好的，尤其是写人的阴暗心理以及喜剧。

上海书评：2010年是张爱玲诞辰九十周年，无论大陆还是香港、台湾都很热闹地去纪念她。

夏志清：我讲的很多人，说他们的书好或者不好，都是有道理的。我认为，中国从来有没有像张爱玲这样的作家，我看了《金锁记》感动得一塌糊涂。我是为了写《 中国现代小说史 》才开始看张爱玲的，因为以前不读中文书，到了美国读书和工作，为了写书才看中文小说，之前只看一点点周作人、沈从文，一些鲁迅，其他不太看的。我说张爱玲好，果然是好，你看大家到现在都还在看。在我看来，《金锁记》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好的小说，但是人家不敢讲这样的话。中国人就是喜欢客气，什么都要讲之一，好就好，有什么之一！

在美国的时候，我是和张爱玲联系最多的人。她这人你们都知道的，不大理别人。我这里留着不少她的信。其实我很早就见过张爱玲，那还是在上海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可没有注意她，因为我不读中国文学嘛。

上海书评：这几年挖掘出了那么多张爱玲晚期作品，您看过吗？

夏志清：我都没有看过。我只听说，写的都是老东西，都是以前她小说里写过的内容，而现在很多人靠张爱玲吃饭。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确实伟大，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张爱玲是什么汉奸作家，台湾那边认为她是1949年之后才过去的“大陆作家”，但我就发现了她。有的人，没有勇气、魄力，所以看不出来张爱玲的好，就算觉得好，也讲不出道理来。你看，现在普通读者还去读的现代小说，还都是我书里面提到的那些作家，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等几位，大家现在都不觉得他们落伍，这是我厉害的地方。《中国现代小说史》到现在还受到推崇，也说明我对了。

上海书评：2011年是鲁迅诞辰一百三十周年，上个月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很盛大的纪念仪式。我们都知道您对鲁迅在文学方面的评价一直是有所保留的。

夏志清：有一个观点我是不会改变的，我个人始终还是觉得，鲁迅在某种程度上被高估了，这可能跟毛泽东有关。我个人认为，鲁迅还是胆子不够大，他当时名气那么大，其实可以做更多事情。对于他个人，我也是有保留的，他爱钱，对原配夫人也不够好。鲁迅跟弟弟周作人年轻时候关系那么好，翻译上的事情鲁迅一直找周作人，两人配合得很好，可是后来两人闹翻了，我觉得是互相妒忌。周作人出了书做了教授，鲁迅还是写杂文，当然还写了本《中国小说史略》，这本书不怎么样，引用原文然后在后面写几句话，怎么能这么写东西呢？那个时候他还年轻，哪有时间看那么多中国古代小说，他看的也都是短篇而已，更不用说读外国小说了。

鲁迅他们那代留学生里面，周作人、郁达夫、梁实秋是好的，他们外语都很好。郭沫若后来的东西没办法看，我到中国大陆去一次，什么地方都有他的名字；茅盾这个人很规矩，老舍这个人又自杀。 鲁迅并不聪明，书念的不多，比他弟弟周作人少多了。周作人就是人太好，做人太客气，后来被“冤枉”当作汉奸。哥哥太好了，作为弟弟的周作人真是吃亏。

上海书评：您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里没有提到萧红，最近几年萧红开始在大陆又红了，今年还是萧红诞辰一百周年。

夏志清：端木蕻良和萧红都是我朋友。其实我一开始要写萧红，但没有写好，就写了端木。开始写端木，那你一定要研究萧红，你就发现萧红太厉害了，张爱玲下来的女作家就是她了，《生死场》和《呼兰河传》都是非常好的小说。后来我决定要去写萧红的时候，我找了柳无忌，因为她妹妹柳无垢跟萧红是好朋友，所以我通过柳无忌找他妹妹，了解萧红的情况。这个时候，柳无忌告诉我，他的学生葛浩文也在将萧红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写。我想要是我把萧红写了，他就没得写了。所以，我最后没有写萧红，之后我还写了书评捧葛浩文的这本关于萧红的书。结果大家都以为我没有写。但我挺欣赏葛浩文的，因为他英文、中文都好，对中国也很有感情。所以在他写萧红的时候，我也没告诉他，我本来也要写的。葛浩文后来对萧红研究还是有很多贡献的。但我可以说，在我之前，真没有人写过文章说萧红的好，这就跟我之前写张爱玲的好一样。萧红和张爱玲，都是我看文章看出来的， 钱锺书也是我第一个看出来的，以前人家说他是学问家不是小说家。

除了萧红，我在书里李劼人也没有讲，这也很遗憾。主要是，我那个时候到美国时间不长，生活条件也不好，手头资料非常有限，都是从图书馆借回来的，有些是凭着以前的记忆。由于我在耶鲁大学受到完整的英语文学研究的教育，所以再回头来看中国现代小说，肯定不一样。

上海书评：您对老舍后来评价不高，这让我们很意外的，因为老舍在大陆地位始终是很高的，当然他的自杀有一定原因。

夏志清：老舍是很好的，最初他是英美派，开头他是很有骨气的人，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在运动中自己改造自己。另外，我对《四世同堂》是批评的，这么厚的一本书，其实内容很空。相比老舍，你看沈从文从不改造自己。但我想说，要是没有我这本《中国现代小说史》，无论大陆还是台湾都要把沈从文忘记了。

上海书评：您骂中国古典文学中很多名著，批评左翼文学，但又对左翼作家代表张天翼非常推崇，那你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

夏志清：当然还是文学标准，没有什么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的原因。所以一度我被看作“反共”学者，我自己都很奇怪，你看我推崇张天翼、萧红吧。所以，还是剔除政治立场之后的文学价值，所以我又会说，普通散文家里，像朱自清、冰心的书，都用不着太认真读。

上海书评：您和余英时先生好像有一些共通点——都喜欢骂。

夏志清：我和余英时确实都喜欢骂，但他比我凶。其实我跟余英时没有联系的，我的作风跟他很不一样。他讲中国思想的好处，我觉得中国没什么思想。他是不会说中国和中国思想坏的，我是一直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是坏的。我骂中国传统思想，所以大陆不喜欢、台湾不喜欢，美国也不喜欢。我说中国文学一无是处，跟西方文学不好比。但有人就会把《红楼梦》搬出来，我看得都腻死了，一天到晚讲《红楼梦》，我的朋友都写《红楼梦》，一本本书出来。《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也都是没什么好写的。

上海书评：您哥哥的《夏济安日记》前几天又重版了。

夏志清：我哥哥的日记，也就是《夏济安日记》当年很流行，很讨女孩子喜欢。我哥哥可怜，女孩子不爱他。真可惜，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名气。哥哥去世之后，我发现了日记，然后帮助出版的。他同情共产党作家。他很有才，可惜死得早。

采访手记

纽约曼哈顿西113街，离哥伦比亚大学不远，夏志清在这栋有百多年历史的公寓里住了差不多半个世纪。夏先生的太太王洞说，平时每天最多让先生见一次客人。夏志清毕竟已经九十岁了，仅比他最推崇的张爱玲小一岁。

每个房间都堆满了书，餐桌被挤到了房间过道上一角，放一副碗筷都有些困难。年初，夏志清过了九十岁大寿，客厅里挂着马英九送来四个字： 绩学雅范。不过夏先生自己开玩笑说，他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有意思的是，字上写着的是：志清院士九秩嵩庆。夏志清直到2006年才当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也是目前“中研院”中最年长的一位。有人说，夏志清早该是“中研院”院士了，一直没有评上，是因为他经常说国民党和台湾坏话。

胡适曾在公寓不远处的哥伦比亚念博士，夏志清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胡适当北大校长时，夏志清也正好在沪江大学毕业后去北大任职，但胡适并不待见夏志清。尽管如此，夏志清会不时说，胡适是个好人。在夏志清的评价标准里，只有好人与坏人，好小说与坏小说等等这样清晰的判断。正如此，他以“敢说”闻名，用他自己的话说，不想做老好人，得罪人没有什么。也正因此，一直以来，大陆和台湾很长时间都不喜欢夏志清。他并没有非常鲜明的政治立场，他大体上反对上世纪的左翼文学，可是又对左翼文学旗手之一的张天翼非常推崇，放在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一个级别。同样的，他对鲁迅的偏见也是自始至终的，无论是对鲁迅的文和人，相反，对鲁迅弟弟周作人却推崇之至。

1961年，《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这部著作与正统的文学史观有着较大的差异，对以前被忽略和屏蔽的作家钱锺书、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给予高度的评价，张爱玲的《金锁记》被称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钱锺书被推崇为吴敬梓之后最有力的讽刺小说家，张天翼是“这十年当中最富才华的短篇小说家”。有评论称，《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拓荒巨著，不亚于一次文学的革命。从这本书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才进入西方高等院校。

由于《中国现代小说史》对鲁迅评价比较低，捷克著名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Jaroslav Prusek，1906年-1980年）立刻写了书评《中国现代文学的根本问题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批评夏志清《现代中国小说史》的分析方法不够“科学”，文章指出其他所有现代作家都缺乏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特点：“寥寥数笔便刻画出鲜明的场景和揭示出中国社会根本问题的高超技艺。”夏撰文反驳，这两篇长文都刊在布拉格东方研究院的杂志Archiv Orientalni上，现在已经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必读之作。

1986 年唐德刚与夏志清发生红楼风波。唐《海外读红楼》行文之中提到了夏志清，说“吾友夏志清教授熟读洋书，以夷变夏，便以中国白话小说艺术成就之低劣为可耻，并遍引周作人、俞平伯、胡适之明言暗喻，以称颂西洋小说态度的严肃与技巧的优异”。遂引起两人笔仗，直到1986年10月18日《中国时报》报道：“喧腾海内外的唐、夏之争，数天前已告结束。据闻，10日晚上在纽约文艺协会的一次宴会上，唐、夏二人已握手言和，尽弃前嫌。”

2009 年的一场中风，让老先生卧床许久。直到今年，听一位纽约朋友说，在一个影展上看到了夏先生，才得知老先生身体恢复得非常好。不过身边的太太王洞则说，因为影展上电影看得太多，看得太累，导致后来小病一场，以后说什么也不会让他那么累了。夏先生在上海时就是影迷，不过他喜欢的都是1960年代以前的电影。提起之前在影展上看的电影，夏先生说，周润发的《孔子》不好。

夏志清已经九十岁了，他当年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推崇的几位作家依然流行，如张爱玲、沈从文等，说到这，夏先生总会显的很得意，他的口头禅就是，“我真是聪明”，“我真是伟大”。一旁的太太王洞则不断提醒，别这么说，不好意思的。

聊了一个多小时后，夏先生的精神开始差起来，太太王洞要夏先生吸点氧气，“夏先生今天算精神好的，平常说半个多小时就没力气了。”

【張愛玲寫給夏志清的信專輯│張愛玲書信隨想】「張學」研究的一件大事    2013.02.04

十六年前，也即1997年4月，當張愛玲致夏志清先生的信札開始在《聯合文學》上連載時，我就意識到這是張愛玲史料一次極具意義的發掘，是「張學」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

研究一位已經去世的作家，除了必須面對他生前公開發表的作品，還應關注他出於各種原因未及問世的手稿。各類手稿，哪怕是未完成的手稿的發現，都有可能支援、改變乃至顛覆原來對該位作家的評價。而書信和日記，是應該把它們包括在廣義的手稿範疇之中來理解的，因為它們是特別意義上的一種創作，正如我一再引用的魯迅的一段話所指出的：「從作家的日記或尺牘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見，也就是他自己的簡潔的注釋。」（注1）

具體到張愛玲，迄今所知她沒有日記存世，而她的前期信札絕大部分早已散失，那麼她後期寫給包括夏先生在內的友人們的大量信札，就顯得尤為重要和珍貴了。

按照夏先生的回憶，張愛玲1961年3月收到他寄去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初版本以後，就開始與之通信。儘管最初的通信未能保存下來，但張愛玲自 1963年至1994年整整三十一年間致夏先生的總共118通信札，這次能夠得以完整地成書問世，確是極為難得的。單就數量而言，也已居現存張愛玲後期信札的第二位，僅次於張愛玲致宋淇夫婦的信札。

張愛玲致夏先生這麼一大批信札，談創作，談翻譯，談出版，談讀書，談生活，談友情，時間跨度如此之大，涉及面如此之廣，內容如此之豐富，夏先生的「按語」又如此之詳細，因而，可供進一步研究的線索是如此之多，均非三言兩語所能概括。

從發表《怨女》到改寫《十八春》，從自譯《金鎖記》到「改譯」《浪淘沙》，從翻譯《海上花》到「考證」《紅樓夢》，從創作《小團圓》到「擱開」《同學少年都不賤》，還有自評〈創世紀〉、〈浮花浪蕊〉等作品，張愛玲在信中不斷向夏先生通報，與夏先生切磋，甚至反覆再三，甚至具體到字、詞、句的探討。這些信札對研究張愛玲後期創作歷程，無不都是極可寶貴的第一手資料。對《小團圓》這部張愛玲身後才公開的長篇小說，她在1975年7月19日、1976年3 月15日、4月4日、7月28日、1977年6月29日等致夏先生的信中就一再提及寫作進度和寫作中所遇到的困難，尤其值得注意。除了與宋淇夫婦討論《小團圓》，張愛玲當時只有在給夏先生的信中才如此坦陳自己對於《小團圓》的想法。

對張愛玲後期真實的生活狀況，研究者一直所知甚少，張愛玲致夏先生這批信札中也有大量具體生動的反映。張愛玲1969年7月到美國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工作，後來與主其事的陳世驤產生齷齪，她在1971年6月10日致夏先生的長信中對此作了說明，這也是目前所能見到的張愛玲針對此事最為詳細的自我辯解。難怪夏先生在「按語」中要特別強調：「這封長信是愛玲兩年間在加大中國研究中心的工作報告，也可說是她在美國奮鬥了十六年，遭受了一個最大打擊的報告」。

儘管張愛玲致夏先生的這批信札是友朋間的交流，有話則長，無話則短，親切隨意，但仍時有神來之筆。張愛玲1968年7月1日致夏先生信中有段話就很有意思，她說：「我一直喜歡張恨水，除了濟安沒聽見人說好，此外只有毛澤東讚他的細節觀察認真，如船，籃子。」確實，無論前期還是後期，無論私下還是公開，張愛玲始終對張恨水保持好感。早在1944年3月在上海女作家聚談會上，她談到自己讀什麼書時就公開表示：「讀S. Maugham，A. Huxley的小說，近代的西洋戲劇，唐詩，小報，張恨水。」（注2）1950年代初，她在香港又對宋鄺文美說：「喜歡看張恨水的書，因為不高不低。」（注3）這次至少是第三次表態了。所以夏先生在「按語」中說：「真正喜歡張恨水的讀者，要數她自己，先兄濟安和毛澤東三人，這句話想是實情如此，但也富有幽默感。」

我以為，「張學」研究這些年來的進展有目共睹，然而不如人意處仍然甚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張學」研究文獻保障體系尚未完善。張愛玲致夏志清先生這批信札的整理、注釋和出版，正是為充實「張學」研究文獻保障體系作出了重大貢獻。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史料價值和研究價值將會進一步顯現出來。 

注：

1.魯迅〈孔另境編《當代文人尺牘鈔》序〉，《魯迅全集》第六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29頁。

2.〈女作家聚談會〉，上海：《雜誌》，1944年4月第13捲第1期。

3.張愛玲、宋淇、宋鄺文美著，宋以朗編《張愛玲私語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60頁。 

◎作者簡介

陳子善

上海市人。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現代中文學刊》主編。長期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著有《文人事》、《發現的愉悅》、《說不盡的張愛玲》、《素描》、《沉香譚屑：張愛玲生平和創作考釋》等，編訂周作人、郁達夫、梁實秋、張愛玲等作家作品集和研究資料集多種。

職達外語: 編輯室報告／真相從一筆一劃寫出的信中浮現    2013.02.10

【撰文／王聰威】

這幾個月公司裡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夏志清編著的《張愛玲給我的信件》，本書預計於三月初出版，這一期雜誌即以其為主題做全面性導讀。

《張愛玲給我的信件》一書內容最早在1997年四月號的《聯合文學》刊出，陸續刊載至2002年七月號為止，共刊出一百零三封張愛玲的信件、卡片以及夏老師的按語等等，倘若您是張愛玲迷，我想您早已在裡頭反覆追索有關張愛玲的生命細節，如此十年時光荒煙蔓草地過去了，其中的缺憾不由分說：「那些未發表的信件何時能夠讀見？」從夏老師現存1963年5月9日最早的信算起，至1994年5月2日最後一封信為止，三十一年之間，夏張兩人魚雁往返的信件，自然有所佚失，但佚失便佚失了，人生若無缺憾，反而不足以警惕我們珍惜片刻地活下去，所以或許可以請您更加珍惜，這期雜誌與《張愛玲給我的信件》一書，將首次公布十五封未曾曝光的張愛玲信件。

張愛玲寫過的信不少，也早有結集出書者，但論通信時間之長與信件之多，大概以夏張之間的來往最令人矚目，這當然是因為張愛玲之所以能一躍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中極為重要的文化象徵，更影響眾多華人作家的創作風格，必須歸功於夏志清老師1961年出版《中國現代小說史》的精確洞察。

因此對世事駑鈍如我，怎麼想也認為兩人情誼既然如此深厚，相知歲月如此之長，又是大文學家與大作家的身分，必定曾多次相會，何況 1967年夏天，張愛玲自己一個人到紐約住了兩個月，不正好是可以彼此請益的時候嗎？我想要知道，身在當時文學現場核心的夏志清老師，他眼中的張愛玲是什麼樣的人？

正如同羅蘭．巴特在《明室》一書中寫的：「我無意間看到拿破崙的幼弟傑霍姆的一張相片（1852年攝）。我當時懷著從此未曾稍減過的訝異感，心想：『我看到的這雙眼睛曾親見過拿破崙皇帝！』」那樣的心情，於是我請了和夏老師私交甚篤的郭強生老師為我們採訪，他連續兩天在半夜打越洋電話給夏老師與師母，長長地說話。

「你們夏老師對張愛玲那真是盡心盡力。結果她到了紐約，你們夏老師要請她吃飯，她不來噯！」夏師母說。事實上，夏張兩人數十年間只見過兩三次面，夏老師對張愛玲的口音與打扮皆已毫無印象。

「那老師決定將這些書信出版，是基於甚麼考量呢？」強生老師問。

「To tell the truth。」夏老師說，「她真可憐，身體這樣壞，總是來信要求我的幫忙。」

無論是這次專輯或這本書，意義正在於此，透過夏志清老師的眼光，真正而長久地注視張愛玲謎樣的人生，讓痛苦與喜悅所包覆的真相，從一筆一劃寫出來的信件中浮現。

為了這書與雜誌，這幾個月來我們一直麻煩著高齡92歲的夏老師和師母，讓他們擔心。夏老師地位崇高，他寫給我的信，卻總是親切又慎重地以「親愛的聰威吾弟」開頭，然後耐心地寫長長的文章。師母寫來的信則是用「Dear聰威」，很可愛，接著還對我抱歉，說是害我們手忙腳亂……對身為編輯的我來說，這是無可取代的珍貴經驗──從他們那裡我學到了真正令人尊敬的態度與風範。

非常感謝。

◎本文作者簡介
王聰威
小說家、現任聯合文學總編輯。1972年生，台大哲學系、台大藝術史研究所。曾任台灣明報周刊副總編輯、marie claire執行副總編輯、FHM副總編輯。曾獲巫永福文學獎、中時開卷好書獎、台北國際書展大獎決選、金鼎獎入圍、台灣文學獎金典獎入圍、宗教文學獎、台灣文學獎、打狗文學獎、棒球小說獎等。著有《師身》、《戀人曾經飛過》、《濱線女兒──哈瑪星思戀起》、《複島》、《稍縱即逝的印象》、《中山北路行七擺》、《台北不在場證明事件簿》等。
【完整內容請見《聯合文學》二月號340期；訂閱聯合文學電子版】

郭強生的夜行部落  張愛玲與夏志清

       張愛玲去世後，她生前曾與臺灣文學界有過的書信往來，許多都已被公諸於世。這其中固然哀悼之意有之，但也都不免透露著通信者對張愛玲隻字片語的珍惜，在她長期神秘隱居的後半生，深感有幸能與這位世紀才女有過接觸。但若從對張愛玲生平研究的角度來說，真正具有價值的恐怕只有張與莊信正先生，宋淇夫婦與夏志清教授的通信，因為張愛玲與這三位的「交情」特殊。

　

張搬抵洛杉磯後，莊極盡照料協助重任，就連莊本人舉家遷往紐約前，都相當謹慎地將此一重任交託另一位文學圈外人，也就是最後擔任張愛玲遺囑執行人的林式同先生。而莊信正先生與張愛玲的信件已經整理出版，實為張迷們不可或缺之資料。而宋淇夫婦與張愛玲亦交情匪淺，早在張的香港時期，宋淇（林以亮）先生便為張愛玲開拓了電影編劇的另一事業，日後張愛玲的作品重新在臺灣交由「皇冠」出版，宋淇夫婦也伴演了近乎經紀人兼秘書的腳色，為張處理了大大小小雜事。宋淇夫婦長年多病，對張愛玲的事情卻從未怠忽。張愛玲逝世後，她的作品版權繼續交由宋先生之子處理。雖然近幾年，在版權執行人宋以朗的奔走下，我們又看到張生前未曾發表過的作品出土問世，但他的父母與張愛玲的通信至今尚未聽說將披露發表的訊息。

　

夏志清與張愛玲的通信，無疑是當前研究張愛玲不可缺少的一塊拼圖。如果莊信正與宋淇，一個曾是張生活中的親信之人，一個便是張中文寫作上長期的諮詢。張愛玲赴美後企圖闖盪英語文壇卻美國夢碎，工作顛簸崎嶇以致經濟困窘的這一段期間，一直在盡力為張寫推薦信覓職、打聽出版社、並將對張的作品評論以大篇幅寫進他英文鉅著《中國現代小說史》的，正是夏志清教授。而他與張愛玲的通信件數多，時間長，而也是最早於《聯合文學》開始分批連續發表的。但是當我於2012年感恩節後致電，問候夏教授與師母與聊起這批書信時，夏教授卻告訴我他與張愛玲這一生只見過兩三面，問起張愛玲本人說話口音與打扮時，夏教授已毫無印象。

　

那老師決定將這些書信出版，是基於甚麼考量呢？我問道。

　

To tell the truth。夏老師以英語這麼回答：她真可憐，身體這樣壞，總是來信要求我的幫忙。

　

但是她不跟您見面？

　

不見面。

　

我和夏教授與師母在電話上又繼續聊了很多，但是在我的心裡一直揮之不去的聲音，卻是夏教授在每封信後整理出的按語，那樣熱情慷慨的語調，對張愛玲始終樂於相助的愛才之情。

　

您會不會因為張愛玲在來美國之後，並未寫出更多好作品而感到失望過呢？我又問。

　

答案是不假思索的一句：從沒有失望，也沒有後悔。但還是要補上一句，她實在是很可憐。

　

在我們通電話時，夏教授才剛把張愛玲的最後幾封信找出來，仍在做最後的整理。幾天後師母將一九九四年張愛玲寫給夏志清教授的最後一封，掃描成了電子檔，寄給我做紀念。我讀到「想多少寄張賀年片給你，順便解釋一下我為什麼這樣莫名其妙，不乘目前此間出版界的中國女作家熱，振作一下，倒反而關起門來連信都不看」這一段時，我不免感覺有些「齒冷」（套句張愛玲的用語）。她這裡提到的女作家熱，指的就是譚恩美《喜福會》大賣後的那一波，沒想到張愛玲至此還未放棄能在美出版，想要「振作一下」。或者說，她眼中一直還望著叫好又叫座的那些女作家當成指標。夏志清教授對此也曾為她找到理由：「她是窮怕了，一直在擔心沒錢。」

         張愛玲與夏至清的書信往返，多數都透露出她的生活充滿了各種壓力，來自寫作的、健康的、經濟的這些辛苦，讓她在信中不時出現充滿焦慮恐慌、甚至狼狽的精神狀況。一般的張迷，大概很難體會張愛玲被美國極度資本主義遊戲規則搞得不知所措的景況。這批書信中，張愛玲少與夏志清談及私事，內容總不外乎打聽著任何可能的敲門磚，拜託夏志清幫她與美國出版社拉線，為她介紹工作。如果拿她給夏寫信的語氣，對照著與莊信正寫信的口吻，應當會有一個有趣的發現，那就是與前者的書信中，張總是非常直來直往，所謂的business-like，生意交涉的口吻；反之，與莊寫信的語氣要相對平和親切與客氣。這不免提醒了讀者們，雖然大家興趣的重點是在張愛玲，但是若不了解張寫信的對象是何許人也，恐怕很難對張愛玲有更近一步的認識。

也許有人會認為張愛玲對於賞識她的夏志清有點不近人情，我在讀完整批信件後發覺，也並不盡然如此。張愛玲初來到美國，何嘗不想融入當地成為道地美國人？因為夏志清教授在當年的華人圈中，已算是打進美國社會的佼佼者，英文著作頗得好評，又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擔任美國諸多文化基金會的審議委員，所以在張愛玲心中，她是以她心目中的美式風格在與另一位「美國教授」打交道。這位「美國教授」視她為大作家，而她的英文小說《秧歌》也甫出版評價不錯，所以她一開始把自己定位成美國作家，與夏志清平起平坐。但在與莊信正認識時，後者是才拿到博士學位的後輩，而她在美國多年一無發展，已沒有當年自詡美國作家的姿態，而她在生活上有勞莊信正處甚多，所以她更像是以一位前輩中國作家的身份，建立起與莊信正生活上的聯繫，自然兩者間有所不同。張於1966/7/1之信中甚至特別「提示」夏志清:「另有一項『私人還是職業上關係』，我想好在我們見面次數少，不如就寫職業上，作為批評家與作者關係。」 張愛玲似乎非常在意這個份際拿捏，連夫婿賴雅過世的消息，也只是一句話交代過去，未對夏志清表露任何情緒。

也正因為如此，透過與夏志清的書信，我們才難得一窺張愛玲性格中既愛強烈主導，卻又信心脆弱之間的矛盾。她在中國/臺灣讀者眼中，有一種孤傲淡然，在美國的她卻顯現出另一種積極現實。我們發現她其實也懂得善用各種關係，尤其表現在她積極尋求出版機會上，她幾乎每一封信中都對夏志清有所請託與要求，夏也盡心透過許多管道協助她，包括拜託更多重要批評家與學者讀她的作品，自己貼錢付她翻譯費，寫各類推薦信等等等。她不是不懂得把握機會，如雷德克里芙女子學院的院長路過芝加哥，她從俄亥俄州趕往伊利諾州，在機場與對方匆匆一晤。但是若當對方待她並無想像中熱烈，她便急速退縮，最後徹底把自己封閉了起來，甚至得罪了不少人。

聰明過人的她，自有她對美國的一番想法。然而，從她與夏志清早年的通信中，我們或許會發現張心目中的美式風格，大概就是從電影中得到的在商言商，就事論事的態度。如果她真正廣泛接觸美國社會形形色色，就會發現她的美式印象有點一廂情願。美國人一樣愛搞小圈圈，一樣貪小便宜，一樣愛聽好話與勢利眼。她與幾位跟自己接觸過的美國名人，如漢學家韓南（Patrick Hanan）、小說家楚門卡波提（Truman Capote）等，自是有心進一步結交，但都無寂而終，到頭來在美國願意幫助她的人，還是限於敬重她中文小說成就的幾位華人了。即便如此，能如夏志清一般包容她的人——更重要的是，她也要覺得對方可以同她平起平坐的人——畢竟不多。

她被陳世驤教授解雇後所寫的那一封，信中委屈的自我辯護，對許多張迷來說，可能是極難想像的一種窘境。夏志清教授並未向我提到是否陳世驤另有說辭，只說張愛玲不懂得討主管的歡心，只在夜裡上班跟陳世驤幾乎不碰面，而陳是喜歡有人逢迎的，而且他並沒把張愛玲當成甚麼作家，雇用她就是來做研究工作。張愛玲獲得這份工作是夏志清的推薦，這樣的結局多少也讓夏有點吃驚，更瞭解了張的脾性，之後也難再為她推薦工作了。張愛玲自己勾勒出的美國夢，從這時開始便出現越來越多的綻裂。她似乎一直沒法適應，在美國凡事都要以生產利益為考量，沒有生產價值的天才是註定的悲劇。出版界要看的是這本書能不能有市場，擔任研究員或駐校作家要有最後的結案成果。張愛玲抱著《海上花》申請到幾次英譯計劃補助，終也無法完成，這條路也因此不得不中斷。

張的來信中出現越來越多關於她的病痛與反覆就診的敘述。在美國，全民健保一直到2012年才在歐巴馬的任內通過，像張愛玲這樣沒有醫療保險的人，只好長途跋涉找到類似公立衛生所那樣的地方就醫，每看一次病就是一整天的折騰。之後，有關在美國出版的話題在兩人通信中也漸漸退場，取而代之的是她讀台灣副刊的零星感想以及偶爾與台灣文壇的互動。獨居生活本就艱難，卻又堅持離群遁世，結果如不斷的惡性循環最終一步步摧毀了她。「張愛玲的晚年，身體與精神都不是健康的。」夏志清做了這樣的註腳。

研究張愛玲的學者及讀者，多數還是著迷於她上海時期以及香港時期的作品，對於她到了美國後所發表的作品，以及她的遭遇，顯得比較冷漠。我們或許也可以說，包括〈色‧戒〉、〈少年同學都不賤〉在內的那幾篇都不若先前作品精彩，而她的英文創作也不是中文學者所能置喙。但是張愛玲人生中的美國這段，對「張愛玲研究」來說究竟重不重要？

我看著最後一封來信的掃描檔，張愛玲那獨特的、拘謹瘦小的字跡，心中湧起一陣悲涼。美國（或西方）眼光對中國（或東方）相關題材的偏頗，要與政治、性或暴力掛鉤才會獲得西方青睞，她應早就看穿。卻在看見《尹縣長》英譯出版後獲好評時，她事後也自知不妥地發了一頓不平之鳴。花了那麼大力氣一再改寫〈金鎖記〉，先是寫成英文《粉淚》、再改成英文《北地胭脂》、再翻譯成中文《怨女》，難道她沒有發覺她的生活封閉，已無題材可寫了嗎？直到今日，西方學界與讀者對我們中文世界這位風靡不衰的才女仍不熟悉，除了上述提到的西方的眼光偏頗外，還有其它的解釋嗎？這就牽涉到長時間以來，中文作家還是會在意西方評價的一種心理，否則諾貝爾文學獎不會年年被關注。在二十一世紀讓西方重新評價、或真正認識客逝美國的張愛玲仍然重要嗎？

從一開始略帶強勢的姿態，談版稅談合約，談與美國出版社的接觸，一路我們讀到張愛玲的改變，也讀到夏志清一路走來對她始終如一的熱情與關心。我永遠記得初識夏志清教授時，有次聊天時他幽幽說道：「我失去過一個孩子，離過一次婚，又有一個孩子常年需照顧，但是我想老天爺是公平的，我的英文學術著作獲得肯定就是我的補償。」在1950年代，一個東方面孔要在美國打出一番局面，本就是異常艱困的。夏志清教授的話現在想起來格外有意義。因為他的豁達，他的熱情，他的堅強，正是張愛玲所缺乏的。

記得電話上我還向夏教授詢問了張愛玲1967年夏天一個人來紐約住了兩個月的情形。分機上的夏師母這時插話了：「你們夏老師對張愛玲那真是盡心盡力。結果她到了紐約，你們夏老師要請她吃飯，她不來噯！」

        夏教授沒出聲，我只好話鋒一轉，跟夏教授問了一個我藏在心裡很久的問題。「老師，當初在寫《中國現代小說史》時，有覺得漏掉甚麼作家嗎？」

        答案是蕭紅。「因為當時手邊有關蕭紅的資料不夠，所以先寫了張愛玲。本想之後再專門來寫蕭紅，這個題目卻被別人先寫了。」夏志清教授如是說。

半個世紀前中國現代文學曾經的風起雲湧，夏志清藉著一封封書信後的按語憶舊，引領我們重返現場，並讓我們驚見，慣於隱身缺席的張愛玲，這一回現身於一片孤野的荒原之中。

聯合文學    張愛玲的身心症與文學夢    吳佳璇    2013.02.11

以《傳奇》奠定文壇地位的張愛玲，生平（1920-1995）也是傳奇。張愛玲留下的信札、甚至片紙隻字，對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學院中人，抑或仰慕「祖師奶奶」的廣大讀者，因別具價值陸續發表，成為近年「張學」、甚或華文界一方風景。

不同於多數張迷的早慧，筆者是在醫學院畢業、精神科住院醫師受訓期間，年近三十才偶然拾起皇冠版《傾城之戀》與《第一爐香》，卻同胡蘭成般坐直身體，讚歎、折服年僅二十三歲，未受任何心理分析訓練的張愛玲，能成熟精妙地駕馭文字，展現其洞悉人心世情的說故事天才，從而加入「看張」行列。

拜「張學」進入「一台弦外之音齊鳴的演出，沒有前後台之分」（蘇偉貞主編《魚往雁返：張愛玲的書信因緣》）的時代，筆者或因專業驅使，總覺得不進「後台」無法理解「張看」；於是「職業病」大犯，開始運用人類學和精神醫學裡一門名為「病誌學」（pathography）的方法，將各時期與不同對象書信往來，海內外親友憶往，乃至於（生前）未發表文稿交叉比對、推敲，以貼近其生活與創作史。

不論是默默無聞港大女學生的〈天才夢〉，還是淪陷區文壇超新星的〈私語〉，張愛玲不時「自爆」待人接物驚人的愚笨與作淑女的困窘。然而，「孤僻」、「難相處」、甚至「（搞）怪」等傳言卻自始甚囂文壇。要到身後各種資料陸續披露，方知那是「最不會撐場面」、拙於人際的她為求生存顯現的表象。

也因此，張愛玲1955年赴美後之生活與創作歷程狀似迷離，實情倒也相對單純，只要能掌握她有限的人際互動仔細爬梳，生活樣貌、乃至於心理狀態將不難逐一浮現。而這竅門早在張愛玲晚年，便為同樣來自上海，筆名司馬新的鄭緒雷所洞悉。鄭自1978年因博士論文開始同張愛玲通信，儘管畢業後棄文從商，除保持通信至1992，更多方蒐集資料，張逝世隔年便發表了《張愛玲與賴雅》。該書迄今仍是了解張愛玲中晚年生活重要資料。

以《張愛玲與賴雅》為基礎，筆者以為，除甫德南．賴雅（Ferdinand Reyher, 1891-1967）與張愛玲有十一年婚姻生活，屈指可數的重要關係人，無不透過書信（和偶一為之電話）與張保持聯繫。其中，1952年於香江結識的宋淇、鄺文美夫婦，是張愛玲船才離港就含淚提筆，四十年書信不輟，收到最多封信的密友。1961年出版《中國現代小說史》，譽張愛玲為「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的夏志清，約莫自該書出版後開始同張通信至1994年。宋氏夫婦及夏教授，除全力協助張愛玲經營赴美後的寫作事業，更是她重要的情感依附（attached）對象。

莊信正保有八十四封張愛玲來信，兩人因1966年一場由印地安那大學舉辦的研討會結識。若非莊始終執弟子之禮，對1969年後隻身移居西岸的張愛玲生活起居多所關照；更在1983年底張愛玲「蟲患」初起，當機立斷託付友人林式同就近照顧，張的晚年恐更不堪。

於是，賴雅、宋淇、鄺文美、夏志清、莊信正及林式同等六人所保留張愛玲的信件，為她所寫的文字，保留的檔案，當是重組張愛玲赴美生活的核心素材。更多擁有張愛玲信件者，「整理魚往雁返之來龍去脈，加以言情敘事，則不僅是史料，更是文學創作了」（蘇偉貞主編《魚往雁返：張愛玲的書信因緣》）。

筆者曾運用上述核心資料，佐以實地走訪張愛玲於洛杉磯各處住所（含地址可查之汽車旅館），大膽論斷張愛玲的「蟲患」為精神疾病。或緣於知覺（perception）障礙發生之「體幻覺」（somatic delusion），或因錯覺（illusion）將皮膚搔癢不適認定為跳蚤侵襲，從而衍生隨她遷移的跳蚤因最善適應環境，一次又一次縮小至肉眼不可見，接近細菌大小的「次發性妄想」（secondary delusion）。六十四歲的張愛玲為擺脫「蟲患」，被迫展開近四年（1984-8）的流亡生活，嚴重折損健康與創作生命。即便1988年起暫停逐汽車旅館而居重返「公寓生活」，病實未痊癒，且去世前三個月又大幅惡化。（參見吳佳璇〈張愛玲滿是跳蚤的晚年華服〉）

依照動力精神醫學（dynamic psychiatry）

核心思想之一，也是張愛玲創作不時援引的佛洛伊德學說，欲治療身心症（psychosomatics），解除精神症狀，必須挖掘、疏通其深層心理成因。只在表面兜圈兒，非但徒勞無功，甚至治絲益棼。換句俗話，正是「心病還需心藥醫」。
張愛玲顯非不諳其理。早在1971年5月7日，她給莊信正的信說自己「一冬天老是感冒，到春假又連發兩星期，起因當然也是psychosomatics」。

彼時，已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中國研究中心工作兩年的張愛玲，正遭逢赴美十六年最大打擊。直屬主管陳世驤教授，因其研究表現不佳，將予以解僱。其實，張愛玲自1969年下半就職後，不只一次在信中告訴夏志清，牙痛接著不斷感冒，臥病和就醫占掉時間，好的時候要趕工作……只是心力交瘁不但換來丟工作的下場，還讓當初一手促成的夏、莊兩位為難，「很慚愧」。

這也是張愛玲此生最後一個工作。總計張赴美後有過四段短暫工作，都因人事留下不太愉快的經驗；連1961年底至62年初應宋淇之邀赴港為電影公司寫劇本，與宋關係亦一度緊張。然為稻粱謀好續完《海上花》譯本，對鄉村生活素無好感的張愛玲1968年初還告訴夏志清：「想找點小事做，城鄉不計，教書不合格，只能碰機會，找不到就再說。」

早在1957年致鄺文美、宋淇二人信中，張愛玲已是邊傷風邊趕寫Pink Tears。看來，力圖在英美文壇掙一席之地的壓力，也是張愛玲身心症發病的溫床。張愛玲不認同當年英文書市青睞刻意賣弄東方風情的華人作家，如韓素英（Han Suyin）的成名作《生死戀》（A Many-Splendoured Thing）（1965/12/31，致夏志清）。然而，殘酷的事實是，張1955年在美出版了《秧歌》雖有佳評，接著推出的《粉淚》卻乏人問津。繼續改寫成The Rouge of the North（或譯《北地胭脂》），1967年英國出版後甚有惡評。所幸張愛玲據此書親力翻譯、改寫的《怨女》，港台連載大為轟動，奠下平鑫濤的皇冠出版社日後出版張愛玲作品全集契機。扶病寫作經年，張愛玲失之東隅，但不知重回華文市場，算不算得上「收之桑榆」？

再往前追溯，張愛玲天冷感冒就患的「怪病」，「在上海就有，不過不常發」（1972/7/13，致夏志清）。為了健康，也為了忘卻被加大解僱的大挫敗，張愛玲幾經考慮，南下搬入莊信正代為租下，離好萊塢不遠的studio（1825 N., Kingsley Drive, Apt. 305 / Hollywood, CA 90027）。靠著紅樓夢考證、整理《海上花》譯稿、興之所至研讀人種學、英國軍艦喋血案等史料，偶給台灣兩大報寫稿──夏先生稱之為「無事忙」狀態，身心才稍恢復；然「三年不飛、三年不鳴」的心結，「不用人提醒」，持續憂煎張的健康（1974/5/13，致莊信正），終至十年後嚴重「蟲患」。

身心症可是不治之症？

心疼祖師奶奶的張迷，恐會如此質疑。
回復精神科醫師身分。當我坐在診間，除適度處方藥物，還會盡忠職守地嘗試用各種話語，向求助的身心症患者傳達：「保持健康生活形態。減少不必要的壓力。如果可能，轉念放過自己……」話總因知易行難越說越心虛。
細讀書信，年歲漸長的病號張愛玲不是不明白，亦非不以為意。

五十三歲那年，為了「戒睡藥，每天花在睡不著的時間太多，所以剩下的時候永遠忙忙碌碌」（1973/8/16，致莊信正）；只是數年後，依舊「因為失眠症，晝夜顛倒扳不過來，晚上打字怕鄰居嫌吵，進行慢得急人」（1980/9/27，同上）。接著還要忌「高蛋白質膽固醇太高，影響心臟。現在也改吃脫脂奶粉了……一天兩條魚，深綠菜葉，無鹽花生醬，水果不好就吃黑棗……我老是病病哼哼的，不怪人總以為我不善攝生。前一向接連感冒兩個月，一直這些年醫藥無靈……」（1988/9/21，同上）。1989年，張愛玲告訴鄭緒雷，「感冒現在發現是過敏症」。依舊是psychosomatics！

至於各種人際負累，「最不會撐場面」的張愛玲更早早棄絕。年輕時無話不說的Fatima（炎櫻），「現在大家各忙各的，都淡淡的」（1955/12/18，致鄺文美）；「只對看得起我的人負疚，覺得太對不起人，這種痛苦在我是友誼的代價，也還是覺得值得」
（1966/7/1，致夏志清）。因此，重返華語文壇（1966），「決心過往的人一概不見」（1973/8/16，致莊信正），當不意外。最後，除了怕與人來往、怕接電話，因信越寫越慢，「一封信要寫好幾天」，連收信也怕；收到信也只拆看帳單，心懸停頓已久的工作……
然而，「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多數人「忙著在一瞥即逝的店鋪的櫥窗裡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張愛玲不例外，同每個人一樣孤獨。雖然了悟「將來的平安，來到的時候已經不是我們的」；她始終「希望還有點值得一看的東西寫出來，能與讀者保持聯繫」。

透過文字，張愛玲將和沒趕上看見她的讀者，建立「僅只是屬於彼此的關係，一種沉默的無條件的支持，看似無用，無效」，卻是讀者最需要的。猜想祖師奶奶當也樂意，靜靜躺在一代又一代張迷的血液裡。
就算早有終身受困身心症的覺悟，張愛玲不可能放棄她的文學夢。

參考資料：

1.夏志清編著《張愛玲給我的信件》，台北：聯合文學，2013。
2.張愛玲、莊信正《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簡體版）。
3.吳佳璇〈張愛玲滿是跳蚤的晚年華服〉，收錄於《張愛玲學校》，台北：聯合文學，2011。
4.蘇偉貞《長鏡頭下的張愛玲》，台北：印刻，2011。
5.張愛玲、宋淇、宋鄺文美著，宋以朗主編《張愛玲私語錄》，台北：皇冠，2010。
6.高全之《張愛玲學》第二版，台北：麥田，2008。
7.蘇偉貞主編《魚往雁返：張愛玲的書信因緣》，台北：允晨文化，2007。
8.周芬伶編寫、謝毓祥譯〈張愛玲夢魘──她的六封家書〉，出自《印刻文學生活誌》第11期，2004年7月，頁59-68。
9.司馬新《張愛玲與賴雅》，台北：大地出版社，1996。
10.張愛玲《對照記》，台北：皇冠，1992。
11.張愛玲《餘韻》，台北：皇冠，1987。
12.張愛玲《流言》，台北：皇冠，1968。

◎作者簡介

吳佳璇

精神醫學界的浪人醫師。著有《謝謝你們，我的離島病友》、《戰鬥終了已黃昏》、《浪人醫生日記》、《罹癌母親給的七堂課》、《從北京到台北──精神藥理學家張文和的追尋》、《台灣精神醫療的開拓者》等。

中國時報  投稿屢被拒、逃蟲難、看牙疾… 張愛玲旅美成謎 夏志清公開信件    林欣誼    2013.02.20

  旅美學者夏志清（左圖）是最早為張愛玲奠定文名的評論家。右圖為張愛玲寫給他的書信。（聯合文學出版社提供）

   　永遠的傳奇作家張愛玲，筆下華麗蒼涼，後半生在美的隱居生活如謎。從一九六○年代至一九九五年張愛玲逝世，這些年間她如何面對貧病與丈夫賴雅的離世、她如何為求生計，努力以英文小說叩開美國出版大門，又如何在晚年因房屋蟲患而不斷搬家、為牙疾奔走，累到甚至長達三年「只收不拆」朋友的來信？

    　九十二歲的旅美學者夏志清曾與張愛玲通信卅多年，近日他整理文件出版《張愛玲給我的信件》，收錄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九四年間，一一八封張愛玲的來信以及十七封他的回信。書中的信末附上夏志清的「按語」，說明當時背景，讓人窺見張愛玲在美真實生活的一隅。

    　張愛玲一九五五年離港赴美，六○年代初開始與夏志清通信，一直到她逝世前一年半。在早期信件中，張愛玲不時拜託夏志清為她介紹英美出版社。六○年代她將《金鎖記》改寫為英文小說《北地胭脂》，投稿屢被拒，還引述Knopf出版社的退稿信：「所有的人物都令人起反感。如果過去的中國是這樣，豈不共產黨都成了救星。」

    　她忍不住抱怨：「我一向有個感覺，對東方特別喜愛的人，他們所喜歡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夏志清回憶，當時張愛玲的丈夫賴雅中風身體差，每月只領到社會福利金五十二元，連付房租都不夠。「張愛玲為了生活不得不做她不喜歡的事，教書，做研究非其所長。她不與人接觸，只能寫她熟悉的事，她改寫《怨女》，《半生緣》說的都是老上海，揭露中國人的醜陋，不合美國人的胃口，得不到出版商的青睞。」

    　信中還記錄她出版、找工作的不順，甚至被解雇，還有她翻譯《海上花》成英文的雄心大志。有一回，她對夏志清為台灣女作家蔣曉雲寫序，在序中提到她的《傾城之戀》與《秧歌》，發了牢騷：「我不免也覺得是女性作家就要拿我去比…作品裡有些近似的地方，也許也是因為台灣禁印大部份五四以來的文藝，以致於這些年來有些青年受我寫的東西的影響。」

    　八○年代她來信少，生活艱辛，自述：「我這一年來為了逃蟲難，一直沒固定地址，真是從何說起。」她曾三年沒回信，之後才寫信解釋為了搬家、看牙齒疲於奔命，「剩下的時間，只夠吃睡，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唐行徑。」

    　她對大病小病描述不斷，丈夫賴雅過世時她僅一句帶過，但對夏志清一家總體貼問候。最後一封來信中，她還惦記超市中看到的西瓜、洋芋沙拉，是夏志清和他女兒分別愛吃的，夏志清感嘆：「不能不說她是個有心人。」

中國時報    出書道真相…只見焦慮、狼狽    林欣誼    2013.02.20

    　夏志清編撰《張愛玲給我的信件》外，近年張愛玲的自傳小說、書信不斷出土。張愛玲文學遺產執行人宋以朗出版《張愛玲私語錄》收錄他的父母宋淇、鄺文美筆記中抄寫下的張愛玲語錄，以及三人書信選錄。在美任教的學者莊信正出版《張愛玲來信箋註》，記錄張愛玲與他在美卅多年的通信。

    　張愛玲與鄺文美是姊妹情誼，莊信正對張愛玲的生活給予照料，夏志清則是她找出版與工作機會仰賴的人。

    　然而夏志清與張愛玲通信卅餘年，兩人只見過兩、三次面。根據《聯合文學》二月號刊載學者郭強生對夏志清的採訪，一九六七年張愛玲到紐約小住兩個月，夏志清請她來吃飯，她都拒絕了。夏志清現在已對張愛玲的說話口音、打扮毫無印象，出版這批書信的考量是「提供真相」（Tell the truth）。憶起張愛玲，他頻頻道：「她真可憐，身體這樣壞，總是來信要求我的幫忙。」

    　《張愛玲給我的信件》照年代排列，依張愛玲發信時的居住地包括華盛頓、俄亥俄州牛津、曼哈頓、麻州康橋、加州柏克萊、洛杉磯等分篇。信中兩人討論文學，也赤裸呈現張愛玲在美生活的焦慮與狼狽。

    　夏志清曾任教紐約州立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著有《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古典小說》等書。他與張愛玲的關係在於對她的「知遇之恩」，因她文名的奠定，就始於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

張愛玲書信隨想／「張學」研究的一件大事  

【撰文／陳子善】

十六年前，也即1997年4月，當張愛玲致夏志清先生的信札開始在《聯合文學》上連載時，我就意識到這是張愛玲史料一次極具意義的發掘，是「張學」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

研究一位已經去世的作家，除了必須面對他生前公開發表的作品，還應關注他出於各種原因未及問世的手稿。各類手稿，哪怕是未完成的手稿的發現，都有可能支持、改變乃至顛覆原來對該位作家的評價。而書信和日記，是應該把它們包括在廣義的手稿範疇之中來理解的，因為它們是特別意義上的一種創作，正如我一再引用的魯迅的一段話所指出的：「從作家的日記或尺牘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見，也就是他自己的簡潔的注釋。」（注1）具體到張愛玲，迄今所知她沒有日記存世，而她的前期信札絕大部分早已散失，那麼她後期寫給包括夏先生在內的友人們的大量信札，就顯得尤為重要和珍貴了。

按照夏先生的回憶，張愛玲1961年3月收到他寄去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初版本以後，就開始與之通信。儘管最初的通信未能保存下來，但張愛玲自1963年至1994年整整三十一年間致夏先生的總共118通信札，這次能夠得以完整地成書問世，確是極為難得的。單就數量而言，也已居現存張愛玲後期信札的第二位，僅次於張愛玲致宋淇夫婦的信札。

張愛玲致夏先生這麼一大批信札，談創作，談翻譯，談出版，談讀書，談生活，談友情，時間跨度如此之大，涉及面如此之廣，內容如此之豐富，夏先生的「按語」又如此之詳細，因而，可供進一步研究的線索是如此之多，均非三言兩語所能概括。

從發表《怨女》到改寫《十八春》，從自譯《金鎖記》到「改譯」《浪淘沙》，從翻譯《海上花》到「考證」《紅樓夢》，從創作《小團圓》到「擱開」《同學少年都不賤》，還有自評〈創世紀〉、〈浮花浪蕊〉等作品，張愛玲在信中不斷向夏先生通報，與夏先生切磋，甚至反覆再三，甚至具體到字、詞、句的探討。這些信札對研究張愛玲後期創作歷程，無不都是極可寶貴的第一手資料。

對《小團圓》這部張愛玲身後才公開的長篇小說，她在1975年7月19日、1976年3月15日、4月4日、7月28日、1977年6月29日等致夏先生的信中就一再提及寫作進度和寫作中所遇到的困難，尤其值得注意。除了與宋淇夫婦討論《小團圓》， 張愛玲當時只有在給夏先生的信中才如此坦陳自己對於《小團圓》的想法。

對張愛玲後期真實的生活狀況，研究者一直所知甚少，張愛玲致夏先生這批信札中也有大量具體生動的反映。張愛玲1969年7月到美國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工作，後來與主其事的陳世驤產生齷齪，她在1971年6月10日致夏先生的長信中對此作了說明，這也是目前所能見到的張愛玲針對此事最為詳細的自我辯解。難怪夏先生在「按語」中要特別強調：「這封長信是愛玲兩年間在加大中國研究中心的工作報告，也可說是她在美國奮鬥了十六年，遭受了一個最大打擊的報告」。

儘管張愛玲致夏先生的這批信札是友朋間的交流，有話則長，無話則短，親切隨意，但仍時有神來之筆。張愛玲1968年7月1日致夏先生信中有段話就很有意思，她說：「我一直喜歡張恨水，除了濟安沒聽見人說好，此外只有毛澤東讚他的細節觀察認真，如船，籃子。」確實，無論前期還是後期，無論私下還是公開，張愛玲始終對張恨水保持好感。

早在1944年3月在上海女作家聚談會上，她談到自己讀什麼書時就公開表示：「讀S. Maugham，A. Huxley的小說，近代的西洋戲劇，唐詩，小報，張恨水。」（注2）1950年代初，她在香港又對宋鄺文美說：「喜歡看張恨水的書，因為不高不低。」（注3）這次至少是第三次表態了。所以夏先生在「按語」中說：「真正喜歡張恨水的讀者，要數她自己，先兄濟安和毛澤東三人，這句話想是實情如此，但也富有幽默感。」

我以為，「張學」研究這些年來的進展有目共睹，然而不如人意處仍然甚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張學」研究文獻保障體系尚未完善。張愛玲致夏志清先生這批信札的整理、注釋和出版，正是為充實「張學」研究文獻保障體系作出了重大貢獻。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史料價值和研究價值將會進一步顯現出來。

注：
1.魯迅〈孔另境編《當代文人尺牘鈔》序〉，《魯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 第429頁。
2.〈女作家聚談會〉，上海：《雜誌》，1944年4月第13卷第1期。
3.張愛玲、宋淇、宋鄺文美著，宋以朗編《張愛玲私語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60頁。

◎本文作者簡介
陳子善
上海市人。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現代中文學刊》主編。長期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著有《文人事》、《發現的愉悅》、《說不盡的張愛玲》、《素描》、《沉香譚屑：張愛玲生平和創作考釋》等，編訂周作人、郁達夫、梁實秋、張愛玲等作家作品集和研究資料集多種。

【完整內容請見《聯合文學》二月號340期；訂閱聯合文學電子版】


轉貼來源：UDN新聞網

聯合文學 2013/02/25     張愛玲書信分析／不在場的愛──書信中的張愛玲和胡蘭成

【撰文／莊宜文】

張愛玲書信拼圖

張愛玲作品慣以犀利精準的文詞表現超然俯瞰的姿態，她的書信卻以瑣碎絮語呈現清苦淒哀的處境，赴美後文學事業曾一再受挫，留下顛躓的身影，晚年的信件勾勒出遷徙奔逃的路線，自陷於困局，狼狽無告。

從書信往返看來，張愛玲後半生較常聯繫的幾位友人，均經嚴密篩選、各司其職：熱心盡責的宋淇是鞠躬盡瘁的台港代言人，推崇張愛玲的大學者夏志清主司美國出版的參謀；耿直的山東漢子莊信正若其倚重的大司務，與文學距離最遠的林式同直似義務的房屋仲介人。張愛玲需要幫助，但不能探私，這些男性友人對張愛玲一貫是尊敬其文學成就又憐惜其生活狀態，而宋淇夫人鄺文美則是體己談心的姊妹淘。

微妙的是將這些書信攤開來比對，美好的情誼背後仍隱藏惘惘的威脅。

六○年代滯港寫劇本時，向賴雅抱怨：「宋家冷冷的態度令人生氣，尤其他認為我的劇本因為趕時間寫得很粗糙，欺騙了他們」，搬到宋家暫住，「對我和宋家而言，都是一場災難。」十餘年後致宋淇信中云：「換了另一對才識相等的夫婦，我並不想跟他們接近，有時候正是為了要保持他們的好感。──志清就曾經為了這一點不高興我。」和夏志清提及寫作計畫時叮囑：「請不要讓亞弦他們知道。我投稿都是為了實際的打算，不注重拉稿信，寫信來的結果反而得罪人」，同時與報刊編輯客氣應對。張愛玲對人一律客氣，然親疏分明，八○年代中期後曾數年未拆閱夏志清、莊信正，甚至姑姑的來信，唯和宋淇夫婦頻繁書信往來，但後者卻不知張愛玲晚年住所電話。

陸續出版的信件如拼圖，不僅拼湊出人際幽微和生活真相，更披露出創作隱衷和出版內情，一個愈趨完整的張愛玲。而與胡蘭成糾葛數十年的私情公案，也在現實與文學的魚雁往返中，如浮水印般輪廓顯影。

《今生今世》的戀人絮語

張胡戀是文字搭起的鵲橋，《今生今世》塑造了張迷們耳熟能詳的傳奇愛情。起始即是胡寫信向蘇青打聽張愛玲，拜訪不成留下字條，其後戀情迅即熾烈，妾身未明之際，張愛玲去信：「我想過，你將來就只是我這裡來來去去亦可以。」新婚未久小周和范秀美一一出場，張愛玲尋去溫州談判未果，分別後致信：「那天船將開時，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雨中撐傘在船舷邊，對著滔滔黃浪，佇立涕泣久之。」其後經過了一年半長時間考慮，終致訣別信：「……你不要來尋我，即或寫信來，我亦是不看的了。」

然這些張迷熟知且為之心折的淒哀文句，實則留有疑義。張致信宋淇道：「我的信是我全拿了回來，不然早出土了。」縱然胡記憶過人，書中所述種種僅屬於個人的片面回憶。民國女子和流亡才子的情書往返，想來是最稀珍的文本，然應已歸於塵土。

五○年代中居港時，張愛玲猶親口對鄺文美說：「雖然當時我很痛苦，可是我一點不懊悔……只要我喜歡一個人，我永遠覺得他是好的。」如此看來張對胡態度轉折最重要的關鍵，無疑是1958年胡蘭成寄《今生今世》一書。其時張愛玲與賴雅新婚未久，寫信向胡借其著作，胡回信預告《今生今世》上冊付梓後即贈張，又云：「收到你的信已旬日，我把《山河歲月》與《赤地之戀》來比並著又看了一遍，所以回信遲了。」

張收到書後覆信貌似平和：「……我不想寫信，請你原諒。我因為實在無法找到你的舊著作參考，所以冒失地向你借，如果使你誤會，我是真的覺得抱歉。《今生今世》下卷出版的時候，你若是不感到不快，請寄一本給我。我在這裡預先道謝，不另寫信了。」胡書中未提自己屢次寫信沒獲回覆，在此信中留下線索。胡卻向夫人佘愛珍炫耀回信內容：「我說她可比九天玄女娘娘，我是從她得了無字天書，就自己會得用兵佈陣，寫文章好過她了。我這樣撩她。」《今生今世》下冊記載的這幾封書信為當下所寫，應是真確無誤，這樣調弄撩撥的態度著實惹惱了張愛玲。

胡蘭成洋洋將私情公諸於世，上冊〈民國女子〉猶刻劃張清靈美好的形象，下冊所述的分手情境，將側身群芳譜的張描繪得痴情幽怨，而胡不僅自我合理化且感覺良好。然對彼此情感的追憶，顯然偏離張愛玲的認知，張致夏志清信中明顯動氣：「胡蘭成書中講我的部分纏夾得奇怪，他也不至於老到這樣。不知從哪裡來的 quote我姑姑的話，幸而她看不到，不然要氣死了。 後來來過許多信，我要是回信勢必『出惡聲』。」姑姑語錄既是子虛烏有，民國女子之言自不能盡信。胡蘭成自述分手後本無意寫信，然仍致信炎櫻代為求和，理由卻是「為敷衍世情，不欲自異於眾。」果真清越灑脫、不沾不滯，何以還需「敷衍世情」？《今生今世》且不諱言利用范秀美，其後化名張嘉儀假借張愛玲家世謀得職務，胡蘭成不僅在有意無意間藉張愛玲謀取現實生存，更從九天玄女處取得為文之精妙。只能說張在意的是情感之對應，胡更在乎的卻是文章之比試。

1960年胡蘭成致初識的黎華標信中云：「與張愛玲亦有一年不通信了，今晨好天氣，纔寫得一封與她，不過寥寥幾筆，已經筋疲力竭」，「最喜歡我的書《山河歲月》與《今生今世》的有三個人，一是張愛玲……」何以筋疲力竭？是滿腔傾訴或仍如鬥智比文？又何以認定張愛玲喜歡《今生今世》？是過於天真或以此炫示？著實令人費解，焉知張下定決心再不回信了。

在不愛的狀態下寫愛現實中張愛玲阻隔了和胡蘭成的往來，過往情感的餘韻汩汩流向了小說創作的源頭。1961年致宋淇夫婦信中：「我想你們看《十八春》一定覺得離我很遠，我卻覺得距離很近。」1966年底至1967年底賴雅病重之際，致夏志清信中十餘次提及修改《十八春》為《半生緣》，夏感受到：「愛玲謙稱《十八春》為potboiler（為餬口而寫的），其實我們在信上看得出，她對這部作品極為心愛。」

從《小團圓》透露的線索，發表於張、胡訣絕之後的《十八春》，應開筆於兩人戀情從熾熱走向毀傷之際，且透過之雍陳述，九莉與此長篇小說女主角性格相仿。實則《十八春》╱《半生緣》、《小團圓》、《今生今世》中，上海和南京兩地多封情書往返，從地緣到心境皆有相對應之處，為兩地相思的體驗留痕。《十八春》／《半生緣》中最動人的一段書信，即為曼楨對世鈞所言：「世鈞，我要你知道，這世界上有一個人是永遠等著你的，不管是什麼時候，不管在什麼地方，反正你知道，總有這麼個人。」呼應了《今生今世》中張對胡的深情：「那時你變姓名，可叫張牽，或叫張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牽你招你。」在《半生緣》末尾，卻添加了一句：「我們回不去了」，已是無限惘然。

距《今生今世》出版十五年之後，噩夢重臨。1974年張愛玲反覆修改〈色，戒〉未果，同年胡蘭成來台駐華岡任教，年底朱西甯致信張「強作調人」欲促兩人「小團圓」。這一廂情願的糊塗好意，對張愛玲而言卻是不堪其擾。1975年致宋淇和夏志清書信中輪番提及胡蘭成，措詞強烈，顯見焦慮不已。西洋情人節當天致夏志清信中提及，忘了過去自譯炎櫻舊文中，有炎櫻寫給胡蘭成的一封信，將出單行本，發現後「趕緊打電報去，恐怕已經發排了再抽出，頭痛萬分。」

年中張愛玲動筆趕寫《小團圓》，致宋淇夫婦信中明言：「動機之一是朱西甯來信說他根據胡蘭成的話動手寫我的傳記」，「裡面對胡蘭成的憎笑也沒像後來那樣。」未幾又對夏志清言：「三十年不見，大家都老了──胡蘭成會把我說成他的妾之一，大概是報復，因為寫過許多信來我沒回信。」翌年《小團圓》經宋淇勸阻終未發表；胡蘭成搬進朱家隔壁，半年後離台；隔一年〈色，戒〉成稿刊出。

彼時張愛玲在致友人信中對胡蘭成「出惡聲」，然而內中情緒卻是複雜幽微的。在致夏志清書信中對胡冷淡厭煩的語句，看似不經意地夾雜在其他瑣事之中；而對較知內情的宋淇夫婦，藉共同磋商寫作內容的過程，猶如在修復又被掀起的情感創傷。她在寫中宣洩情緒和重審舊情，在不愛（非無愛）的狀態下寫愛。

致夏志清書信中，或因對方殷殷探詢，張愛玲至少提了七次《小團圓》，「《小團圓》擱下了，先寫短篇小說，有一篇登在十二月份皇冠上。」其後亦告知莊信正此一消息，該篇即為〈色，戒〉。這擱下與轉寫之間透露什麼訊息？我曾指出「倘若不是亟欲透過《小團圓》反擊〈民國女子〉的浪漫傳奇，又臨時擱置，或許張愛玲未能再回過頭來勉力完成〈色，戒〉。」

換言之，張愛玲將不得出口的反制能量轉向〈色，戒〉。據朱天文〈花憶前身〉裡記載的書信，胡蘭成讀〈色，戒〉後認為「逼肖丁本人」，透露男主角原型取自丁默村，《今生今世》多次提及丁某，張愛玲應曾聽胡述及其人其事；宋淇則強調小說取材其對張口述燕京大學同學往事；然將〈色，戒〉與《小團圓》相對照，可見易先生和邵之雍部分形象的疊合，讓女主角迷亂的都是對方的側影神情，文句形容極其近似。據此推論〈色，戒〉揉合混雜了多種素材來源，應無疑義。

《半生緣》和《小團圓》有如日和月，映照出感情的純摯美好和陰暗撕裂，曼楨執著堅毅的態度、易先生沾沾自喜的心理，或有跡可尋，是在《小團圓》裡張、胡才真正同台演出。致宋淇信中提到「《小團圓》是寫過去的事」，「我一直認為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不諱言真實性，宋淇好意為之解套。《小團圓》寫的未見得是真實事件，甚至是變形的故事（如弟弟九林之早逝），卻多是真實的心理感受。《小團圓》和《今生今世》分屬性／靈之書，讀了胡著再讀張作，簡直像少年Pi的第一個夢幻版本，進入第二個殘酷的現實版本，至於第三個永難推斷的真相版本呢，永埋藏在作者心中（或者無所謂「真相」，只是各自不同的體會）。

整部《小團圓》一直處於分裂割離的敘述狀態，描述的既是舊時情境，亦不時冒出當時即隔著距離俯瞰的自己，更夾雜多年後回望舊情的觀感。九莉曾向之雍索回書信：「我寫給你的信要是方便的話，都拿來給我。我要寫我們的事。」不只是「我們」，小康（小周）和巧玉（范秀美）也在兩人的書信往返中川流不息，然而「沒有她們也會有別人」。或許張愛玲面對此情並非打定主意噤聲不言，只是醞釀了三十年之久，被舊情人的張揚激發了。

壁爐前的玩具熊和溪邊顧盼的小鹿影響張愛玲最深的愛是這樣慘澹的收場，讓我們將眼光移向書信中的賴雅身影吧！又是另一種形式的悲劇。1956年結成異國婚姻，張愛玲在致鄺文美信中，介紹賴雅身無分文且年紀又大，「似乎比我更沒有前途」，然也引述自己對炎櫻所說：「這婚姻說不上明智，卻充滿熱情」，「總之我很快樂和滿意」。1962年旅港期間寫信給賴雅傾訴思念：「我可以看到你坐在喬家壁爐前的地上，像隻巨大的玩具熊。」

對比於《今生今世》中張比擬胡：「你像一個小鹿在溪裡喫水」，或《小團圓》中九莉眼裡的之雍：「他講幾句話又心不在焉的別過頭來吻她一下，像隻小獸在溪邊顧盼著，時而低下頭去啜口水」，塑造出靈巧思動的舊情人形象，賴雅仿若是憨厚可靠的對象。然而《小團圓》中墮胎一段，刻劃的卻是個懦弱且無動於衷的丈夫。鄺文美書信中說：「我相信沒有別一個讀者會像我那樣徹底瞭解你為什麼寫這本書。Stephen（按：宋淇）沒聽見過你在紐約打胎的事，你那次告訴我，一切我都記得清清楚楚。」對照張愛玲的書信和小說，賴雅形象如此兩樣，真讓人「寒絲絲」的。

「生命可以無限制地發展下去，變得更壞，更壞」，賴雅中風多次終致癱瘓在床經年，讀者自難忘散文〈燼餘錄〉記述在港大遇太平洋戰爭，自承是「不負責任的，沒良心的看護」，在美為生計奔忙、寫作傷神的張愛玲，如何身兼看護工作？六○年代後期致夏志清書信中，張愛玲寥寥幾筆帶出對賴雅女兒的抱怨、獨自照料的艱辛，交代了賴雅突然逝世的消息，及喪葬安排遭致的難堪。十餘年後鄺文美高齡母親病情拖沓，1980年張愛玲去信談起，賴雅雙親先後半身不遂，賴雅一人伺候幾個月至終，「覺得總算對得起他們了。那還只有幾個月，像這樣長年拖下去，怎麼不把人拖得脾氣都變了？病人也性情乖張起來，像小孩一樣想要更多 attention（照顧）。」這是經驗之談嗎？簡直不堪想像。

故事還沒完。1981年9月張愛玲致宋淇信道：「《大城》與平鑫濤兩封信都在我生日那天寄到，同時得到七千多美元（內中兩千多是上半年的版稅）與胡蘭成的死訊，難免覺得是生日禮物」，恨厭一個人竟至到樂聞其死。翌年朱天文寄胡蘭成著作，「隨手一翻，就看見許多引《紅樓夢魘》與我別的書。我馬上扔了，免得看了惹氣」。傷慟的女弟子原藉贈書同追懷，萬難料想前師母如見夾帶了跳蚤霉蟲的紙張速速扔除。

五年前寫《小團圓》時，張愛玲曾向宋淇表示：「這是一個熱情故事，我想表達出愛情的萬轉千迴，完全幻滅了之後也還有點什麼東西在。」還有點什麼，就像是書末尾描述松林木屋甜蜜家庭的夢──雖然仍是做噩夢時多。否定曾愛過的人，不代表否定自己付出的愛，和對愛曾有的幻想，雖然所託非人更是殘酷諷刺的。張愛玲的情感看似些許矛盾反覆，卻是真實而層次豐富的。

時間快轉，來到張愛玲逝世前一年，致莊信正信中：「我正在寫的《小團圓》，內容同《對照記》，不過較深入。」前兩年致信宋淇夫婦表明要銷毀的，顯然是七○ 年代現已出版的舊稿。五○年代前期張愛玲曾對鄺文美說：「藉寫作來宣洩──於是其他人就會分擔我的記憶，讓他們記住，我就可以忘卻。戀愛上的永不（never）與永遠（forever）同樣的短促嗎？但我的永不是永不，我的永遠是永遠，我的愛是自然死亡，但自然死亡也可以很磨人和漫長。」終其一生她卻無法忘卻，《小團圓》改了又改，終究只能是未盡之書。

她仍在寫，她仍想遷徙，搬到新加坡或拉斯維加斯，直到大限降臨。巧合的是和胡蘭成同享壽75歲，皆因心臟衰竭離世，中隔14年──《半生緣》的時間密碼。

怎麼透過書信看待張愛玲呢？就如《今生今世》記載張愛玲最初寫給胡蘭成的：「因為懂得，所以慈悲。」在虛實映照、真假難辨的人生中，我相信至少這一句是真的。

引用書目：

朱天文《花憶前身》，台北：麥田，1996年。

宋以朗講述，林幸謙主持與整理〈書信文稿中的張愛玲〉，《印刻文學生活誌》第68期，2009年4月，頁122-145。

周芬伶編寫，謝毓祥譯〈張愛玲夢魘──她的六封家書〉，周芬伶《孔雀藍調──張愛玲評傳》，台北：麥田，2005年。

胡蘭成《今生今世》，台北：三三書坊，1990年。

夏志清編著《張愛玲給我的信件》，台北：聯合文學，2013年。

張愛玲、宋淇、宋鄺文美著，宋以朗主編《張愛玲私語錄》，台北：皇冠，2010年。

張愛玲《小團圓》，台北：皇冠，2009年。

張愛玲《半生緣》，台北：皇冠，1991年。

張愛玲《流言》，台北：皇冠，1991年。

莊信正《張愛玲來信箋註》，台北：印刻，2008年。

黎華標編錄，朱天文主編《意有未盡：胡蘭成書信集》，台北：新經典圖文傳播，2011年。

蘇偉貞主編《魚往雁返：張愛玲的書信因緣》，台北：允晨文化，2007年。

◎本文作者簡介

莊宜文

中央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大學時期開始發表張愛玲研究論文。曾發表第一篇「三三文學集團」專論（1998）。博士論文《張愛玲的文學投影──臺、港、滬三地張派小說研究》（2001），為臺灣第一部張學博士論文。撰述〈日月並明，仙緣如花──朱西甯與胡蘭成、張愛玲的文學因緣〉、〈文字留白，影像召喚──論關錦鵬《紅玫瑰．白玫瑰》、李安《色．戒》和張愛玲原文本的多重互涉〉、〈距離的調節與情愛的回歸──《半生緣》影劇改編的修訂與超越〉等。近年研究文學改編電影，發表多篇張愛玲、海派、張派小說改編電影論文，近期關注華語電影中的1949年以及文革敘事。

东方早报    103封张爱玲私人信件出版：为了说出真相    2013.03.01

之前，张爱玲与苏伟贞、庄信正的通信集已经出版，但最有分量的张爱玲通信集就是这本由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因为收信人是已经92岁的夏志清。上世纪60年代，夏志清出版《现代中国小说史》，不仅深入介绍了张爱玲的成就，并肯定她的地位在多数“五四”作家之上。


夏志清


此为书封题字

■ 《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由台湾联合文学出版

　　这几年，张爱玲轶文不断“出土”、出版，不断曝光的还有张爱玲与友人们的通信集。之前，张爱玲与苏伟贞、庄信正的通信集已经出版，但最有分量的张爱玲通信集就是这本由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因为收信人是已经92岁的夏志清。

　　上世纪60年代，夏志清出版《现代中国小说史》，不仅深入介绍了张爱玲的成就，并肯定她的地位在多数“五四”作家之上。张爱玲从此进入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经典，先在海外，然后在中国大陆成为大热的作家。《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一书内容最早在1997年4月号的《联合文学》刊出，陆续刊载至2002年7月号，共刊出103封张爱玲的信件、卡片。这些信件数量仅次于张爱玲致宋淇夫妇的信札，在这些信里，张爱玲谈创作、谈翻译、谈出版、谈读书、谈生活、谈友情，时间跨度非常大，涉及面非常广。通常在每封信后面，夏志清会加上或短或长的按语，对信里所载之事实及其背景做了些批注和说明，对张迷而言，这将更有助于解读张爱玲。

　　该书的编辑、作家王聪威说，“从夏老师现存1963年5月9日最早的信算起，至1994年5月2日最后一封信为止，三十一年之间，夏张两人鱼雁往还的信件，自然有所佚失，但佚失便佚失了，人生若无缺憾，反而不足以警惕我们珍惜片刻活下去，所以或许可以请您更加珍惜。”

　　为何决定出版这些私人信件，夏志清的回答是：“To tell the truth（为了说出真相）。”“她真可怜，身体这样坏，总是来信要求我的帮忙。”王聪威认为：“通过夏志清老师的眼光，真正而长久地注视张爱玲谜样的人生，让痛苦与喜悦所包覆的真相，从一笔一画写出来的信件中浮现。”

　　张爱玲研究学者陈子善认为，“十六年前，也即1997年4月，当张爱玲致夏志清先生的信札开始在《联合文学》上连载时，我就意识到这是张爱玲史料的一次极具意义的发掘，是‘张学’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 “张爱玲致夏志清先生这批信札的整理、注释和出版，正是为充实‘张学’研究文献保障体系作出了重大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将会进一步显现出来。”

　　张爱玲的信件

　　志清：

　　近来可好？我这些时都没写信来，因为一直在忙着改这小说，上星期总算寄出，大概日内该收到了。寄出后又发现些错误，这里附上两页，代替原来的53、 54 页。至于为什么需要大改特改，我想一个原因是一九四九年曾改编电影，后未拍成，留下些电影剧本的成分未经消化。英文本是在纽英伦乡间写的，与从前的环境距离太远，影响很坏，不像在大城市里蹲在家里，住在哪里也没多大分别。你说也许应当先在杂志上发表，恐怕风格相近的杂志难找。“星期六晚报”的小说似乎不是公式化就是名作家的。“Esquire”新文艺腔极重，小型杂志也是文艺气氛较明显。以前的代理人没试过杂志，大出版公司全都试过，Random House是 Hiram Haydn看过。我觉得在这阶段或者还是先给你认识的批评家与编辑看看，不过当然等你看过之后再看着办，也不必随时告诉我。事实是在改写中，因为要给你过目，你是曾经赏识《金锁记》的，已经给了我一点insight，看出许多毛病，使我非常感激。我喜欢收到信，自己都写惯一两行的明信片，恐怕令兄不会高兴跟我通信，但是我希望你们俩不论有什么作品都寄一份给我看看。我对翻译很有兴趣，预备在 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领点政治性的东西来译，但是他们根据学位给钱，而我连大学都没读完。有个 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贵校的Prof.Doak Barnett ＆ Prof．C．Martin Wilbur都在里面，不知道他们找人翻译是不是也分等级？得便能不能替我打听打听？这是不急之务，请不要特为抽空给我写信。我月底搬家，地址是1315 C Street SE, Apt. 22 电话仍是547-1552。

　　祝

　　安好，前一向Harlem出事我担心是不是离你们这里很近。

　　夏志清为书信写的按语

　　第一封信是张明片，寄我哥大校址。

　　……

　　张爱玲在第六街那个公寓住了将近两年，五月十九日那张明片一九六二年寄出也并非不可能。但明片上提到的那篇改稿也即是第二封信上她谓已寄给我审阅的那部英文小说稿the Rouge of the North(《北地胭脂》)。此稿脱胎于《金锁记》，原题 Pink Tears(《粉泪》)，一九五六年她居留麦道伟文艺营(MacDowell Colony)期间，即在专心写作这部小型的长篇小说了。一九五七年初，《粉泪》可能已经完稿，但根据司马新的记载，出版她第一本英文小说《秧歌》的 Scribners公司，却“不准备选用她的第二部小说，即《粉泪》。这个消息对她当然是个不小的打击”。(《张赖》页—一五)因之有好多年她把《粉泪》拋在一旁，从事其他的编译写作计划。香港回来后，她决定把《粉泪》改写成《北地胭脂》，一九六七年终于由伦敦Cassell书局出版。大家都知道，《北地胭脂》的中文本即是《怨女》。爱玲自己分析《粉泪》失败，一因“英文本是在纽英伦乡间写的，与从前的环境距离太远，影响很坏”。二是因为一九四九年爱玲曾把《金锁记》改编成电影，片虽未拍成，“留下些电影剧本的成分未经消化”。要好好研究《金锁记》转成《怨女》的经过，那部电影剧本假如还能找到，应该受到我们的重视。

　　爱玲要我把《北地胭脂》稿找几个“批评家与编辑看看”。除了哥大几位教授外，纽约的名批评家和编辑我实在一个也不认识。后来爱玲信上指名要我找同系教授Denald Keene，只好硬了头皮请他把书稿加以审阅，但他的反应并不太好。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学人间译介古今日本文学的，Keene即已推为第一功臣。他居然看了《北地胭脂》稿，也算是我天大的面子。

　　赖雅身体愈来愈坏，每月只领社会福利金五十二元，连付房租都不够。爱玲在改写小说期间，电影剧本也不写了，只好靠翻译工作来维持生活。为此她在信上问及 Doak Barnett、C．Martin Wilbur这两位哥大教授。后者中文名字叫韦慕庭，一直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保持了友善的关系，退休已好多年。Barnett非学院正规出身，曾写过不少书，早已离开哥大到华府著名的研究机构Bookings Institution去工作。近年来报章上不见他著作的书评，想也已退休了。

蘋果日報    蔡登山：張愛玲夢魘紅樓 - 20130310

張愛玲給夏志清的一百一十八封信即將於二月底在台灣出版，雖然這批信早在一九九七年四月號的《聯合文學》第一百五十期開始披露，陸陸續續直至二○○二年七月號的第二百一十三期，還尚未登完。這批書信的特殊性是夏老對它都加上按語，使原本不甚明晰的人物、事件，更能溯本清源，一目了然；也同時看到夏、張兩人對話（雖然不是直接的）的可能性，這對讀者而言，無疑地是多了一重的解讀。周作人曾認為日記與尺牘是文學中特別有趣的東西，因為它比別的文章更鮮明的表現出作者的個性。是的，日記和書信對一位作家或學者而言，已道盡了平生生活的點點滴滴，它比其他作品來得更真實、更生動、更本色地見出其一生的風雨滄桑。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胡適日記》、《顧頡剛日記》及《吳宓日記》，還有《胡適秘藏書信選》等等，都是探究作家或學者不可多得的一手材料。張愛玲沒有寫日記，但卻寫了不少的書信，其中最多的是給宋淇的六百多封共四十萬字，其次是給夏志清的一百一十八封，依次還有給莊信正的八十四封。

張愛玲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的信說：「我本來不過是寫《怨女》序提到《紅樓夢》，因為興趣關係，越寫越長，喧賓奪主，結果只好光只寫它。」寫着寫着，張愛玲終於寫出一部《紅樓夢魘》來。張愛玲說：「宋淇戲稱為Nightmare in the Red Chamber（紅樓夢魘），有時候隔些時就在信上問起『你的紅樓夢魘做得怎樣了？』我覺得這題目非常好，而且也確是這情形——一種瘋狂。」張愛玲八歲開始讀《紅樓夢》，以後每隔三、四年讀一次，從不中斷。她對《紅樓夢》已經熟到「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點的字自會蹦出來」。難怪張愛玲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四日的信說：「他（宋淇）承認我的《紅樓夢》比誰都熟。」這話有她的自傲與自得。

張愛玲小時候自然沒有能力去辨別續書的真偽，等到看了胡適的一篇《紅樓夢》考證，方知有個「舊時真本」，寫湘雲為丐，寶玉做更夫，雪夜重逢結為夫婦，「看了真是石破天驚，雲垂海立，永遠不能忘記。」於是開始她「十年一覺迷考據，贏得紅樓夢魘名」的辛苦歷程，其實豈只是十年，應該是三十年！在書中她對《紅樓夢》情節改寫的動機、時間次序，以及脂批年代的先後，都做了翔實精細的考訂。我們知道張愛玲雖對胡適有若神明般的敬重，但她卻不贊同胡適的「自傳說」。張愛玲以她自己創作小說的經驗認為，《紅樓夢》基本上是虛構的文學作品，其中雖有「細節套用實事」的地方，但仍要回到文學的層面來研究它，而非去研究「曹學」，那將偏離主題。因此她不厭其詳地寫了〈四詳紅樓夢〉、〈五詳紅樓夢〉就是直接地就「改寫」和「舊時真本」，反覆對照比勘，她慧眼獨具地看到曹雪芹在不同的版本中如何將寶、黛的愛情故事，不斷地增刪改寫的過程，並看出曹雪芹如何在小說中偷渡自己的靈魂，但最終仍然分得清創作和真實究竟是不同的兩碼事。張愛玲認為曹雪芹「從改寫的過程上可以看出他的成長，有時候我覺得是天才的橫剖面」。而這話又何嘗不是張愛玲自身的寫照，王德威教授曾談到，張愛玲不少重要小說都有一個修改或改寫的過程，如她的成名作之一的〈金鎖記〉，在後來的二十四年內，她先後改寫為《Pink Tears》（粉淚）、《The Rouge of the North》（北地胭脂）及《怨女》，以中、英兩種語言，先後將同樣的故事改寫了四次。我們亦可從她不斷地改寫的過程中看出她寫作技法的越趨嫻熟和她在故事原型外的「靈魂偷渡」。

張愛玲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二日的信說：「我上次信上說到《紅樓夢》前八十回改寫經過，是先證明吳世昌的〈棠村小序〉不對」。紅學家吳世昌著有《紅樓夢探源》，在紅學界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張愛玲認為他處處將新舊稿對立，那是過份簡單的看法。因為新舊稿之間應該是血脈相連的，而在這無數次的增刪中，能夠看出其中的端倪，才算得上是獨具慧眼的。而在二○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方才逝世的紅學專家周汝昌，早在一九五三年即以《紅樓夢新證》一書成名，被譽為「紅學史上一部劃時代的著作」。張愛玲在給夏志清的信中卻直言他的有些理論非常「可笑」。而周汝昌說他很早就接觸到《紅樓夢魘》，但由於「夢魘」二字引起他的反感，竟沒去讀它。直到耄耋之年，眼睛都看不見了，才由他的女兒讀給他聽。這一聽之下，他為張愛玲之才華稟賦而驚嘆，認為她才是「真正懂得」《紅樓夢》之人。二○○五年周汝昌出版了《定是紅樓夢裏人──張愛玲與紅樓夢》，只可惜張愛玲已去世十年了，當然無法與他「疑義相與析」了。

其實不管胡適也罷，吳世昌、周汝昌等所有研究紅樓夢的專家也罷，幾乎都是學者，沒有一個是有實際寫過小說的經驗與心得，他們完全不知道作者嘔心瀝血，不斷增刪改寫的意義。「改寫十年，增刪五次」，是普遍對《紅樓夢》的一個說法，其實何止如此，它可說曹雪芹窮其一生，「淚盡而逝」的未完之作，難怪張愛玲有「三恨紅樓夢未完」之嘆。張愛玲對《紅樓夢》一針見血的精闢論調，無可諱言的是來自她多年創作小說的經驗與改寫作品的心得。

於是我們看到張愛玲追蹤曹雪芹二十年間在悼紅軒的「批閱」與「增刪」，是那樣地逸興遄飛，那樣地激動喜悅！《紅樓夢魘》是讓張愛玲了卻她一往情深的有關《紅樓夢》的另一件「創作」！她是曹雪芹的知己，他們同樣都是小說的創作者，其間的百轉千迴、酸甜苦辣，也只有他們能會通，旁人無從說三道四。「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用之曹雪芹適宜，用之張愛玲又何嘗不宜呢？

凤凰网读书  开卷八分钟：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  马家辉    2013.03.19

凤凰卫视3月18日《开卷八分钟》，以下为文字实录：

马家辉：我今天穿的西装，因为我要介绍一本书，跟我一个最爱的女人有关系的，那个女人姓张，可是不是我老婆张家瑜，那是另外一个姓张的，我老婆还在，这个女人已经不在了，她就叫张爱玲。那这本书可以说是她写的，也可以说不是她写的，因为这本书真正写作的人叫夏志清，其实他又写又编，因为夏教授、老教授90多岁了，他就把张爱玲在过去几十年来跟他的通信，他们互相来往书信，收成一本书，然后还加了很多注解说明，当然还有图片，里面有张爱玲的手稿，有他们的通信，比方说圣诞卡上面的字，所以这是非常难得的，让我们看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面两个很重要的人，一个是作家，一个是教授、学者，他们之间的交往，还有反映出来当时文坛的一些状况。

我看这个书我就想什么叫做经典，我们说经典作家或者经典的书、经典的作品，其实可以有两个定义。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作家是不是不断有新书出来，当然他可能死掉了，经典大师曹雪芹、卡尔·维诺。新书就是说可能把他旧的书重新来出版，弄成不同的版本、不同的印刷、不同的封面，不断地有人去读，甚至把他的遗稿，找到他的手稿什么的藏在抽屉，藏在情妇家中的一些信，一些手稿出来，不断有新的著作、新的出版品，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不断有人谈他，谈这一位作家，不断有人写书来谈他，所以假如符合这两个定义，这一个是经典，当然张爱玲这是经典。

在中国当代的出版史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叫张爱玲产业，整个所有的经济活动、出版活动都围绕着张爱玲来谈、来出版，所以这一本也等于是说张爱玲的新书，这个书里面搜录了好久好久的信，30年，大概从1963年把张爱玲在美国开始跟夏志清来通信，她的信通信到了1994年，30年期间的信，可是就它的数量来说也没有很多，张爱玲写了110多封信，夏志清回了有10 多封信，这么加起来，里面还有王德威的序。

那我们知道王德威教授就是夏志清，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接班人，现在王教授已经去了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当时夏志清来教中国文学，他出的一本书叫《中国现代小说史》，当时没有人谈张爱玲的，谈张爱玲也不过把她看成鸳鸯蝴蝶派，那是最基本的，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我就不多说了，只有夏志清在标本书里面说，张爱玲的小说可能是中国当时候最好的小说作品，所以从此张爱玲就成为被肯定、被研究的对象。那张爱玲在美国跟夏志清通信。坦白讲夏公，我们叫做夏公，帮她很多忙的，帮她写推荐信，拿什么研究奖学金，介绍她去工作，介绍她发表文章等等，大家往来很密切，那我们看到他们尽管好像没有见面好多，好像见过两次还是三次，可是感情非常深厚，是建立在文坛里面的人互相的爱护，从这个信里面我们看到张爱玲那30年在美国的生活状态其实也蛮惨的。坦白讲在写作出版上面非常不顺利，还有特别在晚年我们都知道张爱玲整天觉得自己有虫，觉得整天要搬家避开那些虫，像其中一封信她就这样说，我们听一下她说什么，你放心不是我读，我们有一版漂亮的声音来读的。

张爱玲的信：我这一年来为了逃虫难，一直没固定地址，真是从何说起……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远道上城，有时候回来已经过午夜了，最后一段公车停驶，要叫汽车，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

马家辉：所以我们看到张爱玲晚年，坦白讲我们觉得非常不堪的，心里当然很痛、很难过。其实这本书我们看到张爱玲整个生活状态，心情状态、健康，特别是精神健康状态，我们也配合另外一本书张爱玲跟庄信正的通信集，里面也谈到好惨。比方说张爱玲有写了的手稿一大叠，在搬家的时候她把手稿，为了把那个纸弄的好好的，她把手稿塞在一些其他的棉被里面，结果她说棉被被搬家工人，那些美国人、黑人什么，不晓得什么人把它偷走了，一大叠手稿没有了。还有一次张爱玲坐巴士在那边睡着了，结果随身带着最后的几百块美金不见了，被一个黑人过来也是偷，也是抢的把它拿走了。

我经常想说假如有人要拍张爱玲，把她拍成电影，其实可以从这两个片段来拍起，我们拍巴士里面的张爱玲，老年的张爱玲钱丢了，她整个人醒来之后，眼睛就流眼泪了，然后张爱玲看着车窗外面回想她以前跟胡兰成在上海、在香港的时间。我觉得这样倒过来拍张爱玲的整个生命的传奇一定非常好看的，假如有人拍片了，像我的朋友徐克，他整天说要把张爱玲拍成电影，我觉得建议他可以从这个片段来开始倒过来说。当然找谁演胡兰成，不要找我，我太老了，我也想不到，我看没有人敢演胡兰成，因为这是汉奸的角色，演了之后，我怕他以后的演艺生涯大受影响，所以我们还是慢慢想，到底谁来演张爱玲，到底谁来演胡兰成。

凤凰卫视  2013-03-18开卷八分钟 《张爱玲给我的信件》

上世纪60年代，夏志清出版《现代中国小说史》，不仅深入介绍了张爱玲的成就，并肯定她的地位在多数“五四”作家之上。张爱玲从此进入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经典，先在海外，然后在中国大陆成为大热的作家。《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一书内容最早在1997年4月号的《联合文学》刊出，陆续刊载至2002年7月号，共刊出103封张爱玲的信件、卡片。这些信件数量仅次于张爱玲致宋淇夫妇的信札，在这些信里，张爱玲谈创作、谈翻译、谈出版、谈读书、谈生活、谈友情，时间跨度非常大，涉及面非常广。通常在每封信后面，夏志清会加上或短或长的按语，对信里所载之事实及其背景做了些批注和说明，对张迷而言，这将更有助于解读张爱玲。

南方都市报    [南都专访]夏志清：我对张爱玲的评价没有改变    2013.03.29


1972年张爱玲从洛杉矶寄给夏志清的圣诞卡。

　　夏志清与张爱玲二人逾三十年(自1963年至1994年)鱼雁往还的书信终于公开。其中张致夏信118封，夏致张信18封(其中32封为首次面世)，三月，夏志清编注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下文简称《信件》)由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出版，成为继庄信正的《张爱玲来信笺注》、苏伟贞的《长镜头下的张爱玲》后，张迷能读到的第三本关于“祖师奶奶”的书信集。

　　1961年初，时年40岁的夏志清教授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专章讨论张爱玲，将她誉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藉着夏志清的“慧眼”，张爱玲从此进入现代中国文学史。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张爱玲的“神话”因着她的“清贞决绝”，因着“张学”和“张派”作家的推波助澜，不断被强化，早已超出了文学的疆域。

　　通过《信件》，我们不仅窥探到张爱玲创作的初衷与辗转，也看到她赴美后生活颠簸和被病折磨的困境。

　　值《信件》出版之际，夏志清夫妇在纽约曼哈顿的家中，接受了南方都市报独家专访。92岁高龄的夏老说起话来仍旧铿锵，沪式的普通话里不时夹着几句英文，话语中时常透出孩童般的顽皮，看见记者的录音笔，惊叹道：“说的话都记下来了？这样厉害！这样小！哈哈！”但夏志清的太太王洞告诉南都记者，在经历过 2009年那场大病后，夏志清的记忆和思维已大不如前。采访中，对于张爱玲的印象和对细节的回忆，多半是由王洞来讲述。

　　因为生病，夏志清一直没精力读《小团圆》，他对这本与他有关系的书念念不忘，说这是他未来一定要做的一件事。

　　书的缘起2009年大病后要“交待后事”

　　南都：据说2009年你因病入院后，特别提到张爱玲写给你的信。

　　夏志清：没有这个事情。

　　王洞：有有！你跟我交代过后事。那个时候你得肺炎，大病一场，住院住了半年。有一天你告诉我：“济安的信放在哪，张爱玲的信在哪里，乔治高的又在哪。”这个是真的。反倒是没有想到告诉我说钱放在哪里，结婚证书放在哪里(笑)。

　　南都：你在与张爱玲通信时，有没有想过未来有一天会将这些信结集出书？

　　夏志清：当时没有想到出书。B ut I knew how great she was(但我知道她有多伟大)。我说她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She's the greatest Chinese novelist(她是最伟大的中国小说家)。当时没有人这样讲过，只有我一个人。你可以讲张爱玲重要，I am重要too(笑)。

　　南都：张爱玲给你的信最初是在台湾《联合文学》杂志连载，为什么连载到第103封信就停了？也请顺便回顾一下这些年整理信件的过程。

　　王洞：夏先生之所以发表这些信，也是因为张爱玲去世后，《联合文学》的总编初安民先生要出一期纪念张爱玲专号，约夏先生发表张爱玲的书信。但夏先生只有张爱玲写给他的信，他给张爱玲的信没有了。所以他委托宋淇的太太邝文美在张爱玲的遗物里找，最终找到了夏先生的旧信16封。因为张爱玲只写月日，不写年份，很多信的信封夏先生又没有保存，所以在编排信件考据年代上，也下了一番功夫。

　　书信从1997年4月开始在《联合文学》连载，夏先生每写好几封信的按语，杂志就发表几封信。直到1998年8月连载到第100封的时候，他有别的事要做，就没再继续。其实信都还在，只是没再发表。《联文》的编辑老来催他，到2002年7月，他才又发表了第101、102、103，三封信之后又停了，加上《联文》的主编工作变动，没人催他了，就不了了之了。

　　南都：这一停就是十年。怎么今年突然想到结集出书呢？

　　王洞：我想，这可能与夏先生2009年大病有关。说来奇怪，2011年他突然给《联文》发行人张宝琴女士写了封信，说“我想要出张爱玲给我的书信集，将来我和我哥哥(夏济安)的信也交给你们出。”《联合文学》的总编王聪威写了封信给他，表达了出版意向，签了合同。去年T hanks-giving(感恩节，11月22日)的时候，纽约天气变得很坏。我跟他到外面吃了一顿饭，晚上回来等了很久才叫到出租车，第二天他就因为伤风住院了。所以104封后的信是我帮他做的，这些按语，都经过他认可。

　　南都：所以没有王洞老师，这本书也不会那么早出版。

　　王洞：我白天要照顾他还要忙家务。只有晚上有时间写按语、校订。有时为了做完一个段落，要到早上六七点才睡觉。

　　与张爱玲交往“我尊敬她的作品，不用她回报”

　　南都：你与张爱玲总共见过几面？

　　夏志清：一共就见过五次。第一次是在上海，同学章珍英开派对，我听她演讲；然后是华盛顿开会和我哥哥一起见过她一次；张爱玲在纽约住了两个月，其间我们见过两次；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波士顿。

　　南都：1967年张爱玲来纽约看病，按语里提到你和於梨华一起去Alamac旅馆拜访爱玲，相谈甚欢。那次见面张爱玲给你什么印象？

　　夏志清：於梨华要我拉她去，帮她忙。

　　王洞：於梨华很会利用他的，於梨华那时候跟他谈恋爱，她一定要夏先生介绍她认识张爱玲。那次夏先生请张爱玲吃饭，张爱玲先答应了说去，后来又打电话说不去。那时我在哥大(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做事，我没有上过夏先生的课，但我有个好朋友杨庆仪是他的学生，她说夏老师在班上讲他请张爱玲吃饭，张爱玲不来。

　　夏志清：我的面子不够大(笑)。

　　南都：你与张爱玲用什么关系形容比较贴切？作者与批评家，还是朋友？

　　王洞：张爱玲给他在信里都是business like(公事公办)，作者与批评家嘛。但是夏先生对张爱玲要超过这层关系。

　　夏志清：当然是朋友与朋友嘛。We were friends(我们是朋友)。她也是写回信的嘛，就是不大见面。

　　南都：张爱玲对外不怎么提你和宋淇，只感激胡适。你会觉得失望吗？

　　夏志清：没有关系，我请她吃饭都请不到。有的人一定要张爱玲回报，我不用，她用不着回报，I love her w ork。I respect her w ork(我喜爱她的作品，我尊敬她的作品)。对于伟大的人，捧都来不及，像Shakespeare(莎士比亚)，用不着回报嘛。

　　王洞：夏先生对张爱玲真是一句闲话都没有。他也不觉得张爱玲对他冷淡对他不感恩，这是我的感觉。其实张爱玲在美国的工作大都是夏先生给她找的。她到Radcliff(雷德克里夫，肯塔基州)也是夏先生叫她去的；然后她到B erkele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庄信正的工作，也是夏先生介绍的。原本是夏济安做的，后来是庄先生、张爱玲。张爱玲什么都没给过夏先生，她要请Hanan(研究中国小说的学者屈克·韩南)帮忙，她会请Hanan吃饭，也会送Hanan礼物。她要请陈世骧帮忙，托庄信正给陈世骧送弹词。可陈先生是北方人，而夏先生是苏州人。夏先生不在乎人家送他礼物，你给了他东西，他也不记得，他也不还礼。

　　南都：你怎么看你同苏伟贞、庄信正、宋淇夫妇与张爱玲通信的差异？

　　夏志清：庄信正是我哥哥的学生，后来同宋淇一样，我们都是朋友。

　　王洞：这些人的信夏先生都没有看。我看了，我可以比较。张爱玲跟宋淇的太太是最要好的朋友，她们比较有感情。宋淇夫妇送她上船啊，张爱玲感动得想哭。与宋淇夫妇相比，张写给庄信正和夏先生的信都没有什么感情。她跟夏先生是平辈，所以她求夏先生帮很多忙。庄先生是她 晚 辈 ，他 们 见 面 见 得 比 较 多 ，在B erkeley，庄先生那时候没有结婚，到洛杉矶后常常回B erkeley看她。她到洛杉矶后，又照顾她生活。所以她对庄先生好一点。庄先生也经常寄点书啊报啊给她看。张爱玲保存庄先生的信比较多。

　　南都：你怎么看待写信这种方式？

　　夏志清：当然写信好。当年不流行电话。

　　王洞：那个时候电话费很贵，不是情人不是家人，不打电话。

　　南都：你特别提到张爱玲的大部分信写在洋葱纸(Onion paper)上，多少年后仍旧洁白。你觉得她当初想过这些信的保存、留传后世的问题吗？

　　夏志清：不一定。因为好朋友嘛，洋葱纸并不算太贵。

　　王洞：大家那个时候都习惯用洋葱纸写。洋葱纸轻，都写航空信。

　　南都：读信始终能感觉出张爱玲有意在保持一种距离感。你怎么理解？

　　夏志清：大概有一点，可能。I don"t know。I"m very loyal to her(我不知道，我对她非常诚恳)。

　　王洞：她跟什么人都有距离。这就是她的个性。我认为，可能张爱玲也不喜欢夏先生的个性。因为张爱玲是上海typical(典型的)大家闺秀风范。夏先生对人很热情，而且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可能张爱玲不一定欣赏夏先生的personality(性格)，这是我的猜想。

　　张爱玲的“美国梦”“想在美国出名，可惜没有成功”

　　南都：在你眼中，张爱玲的“美国梦”是什么？

　　夏志清：想在美国出名嘛，可惜没有成功。

　　王洞：当年她出了《秧歌》(1954年在港出版)销路不算好，但口碑好，所以她抱负很大，不然她干嘛要离开香港，跑到美国来。你看她每一封信都是求夏先生帮忙。一个人哪里愿意一天到晚求人，虽然她给夏先生的信不亲切，可是常常感激得不得了。虽然不送他礼物，但她感激得不得了。

　　南都：在信6里，张爱玲提到“对东方特别喜爱的人，他们所喜欢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你说这也正是您在哥大教书所努力的，想尽可能多拆穿传统中国的东洋镜。现在情况如何？

　　夏志清：现在不一样，时代变了，那时候东方是“东方”的样子啊。

　　王洞：林语堂就没有拆穿东洋镜，他英文很好，介绍中国，幽默，他没有expose(暴露)中国人人性的弱点。张爱玲的小说里常常暴露中国人的弱点。

　　南都：今天重看您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对张爱玲的评价，你觉得还有效吗？

　　夏志清：没有改变。

　　王洞：张爱玲他还是认为很好。她当年这么有才华，到美国写的东西不一定都好。你评价一个作者，当然看她整个一生嘛。

　　南都：在信中我们看到你一直在用自己的人脉设法帮助张爱玲。你怎么看当时华人在美国学术圈所处的地位？

　　夏志清：I can"t do anything. I"m not a boss。(我做不了什么事。我不是头儿。)

　　王洞：夏先生在哥大没有pow er(势力)，夏先生很帮她忙，就是说，在他的field(领域)里，因为夏先生写了《中国现代小说史》，大家公认是非常好的一本书，所以他在这个field的地位是很高的。他能帮张爱玲的忙也就是写信推荐她。

　　那时候东方人的确是受歧视，譬如说，你是东方的教授，好房子你根本分不到，薪水是很低的，地位也是很低的，所以也不升你。我们有一个日本朋友，也是耶鲁 PhD (博士)，研究佛教，他就觉得自己受歧视。所以我这个朋友他后来叫他的儿子到东京再念一个M A (硕士)，不要呆在美国了。夏先生是随遇而安的人，他也不觉得受歧视，他觉得我就是我。

　　夏志清：I dont care(我不在意)。我靠我自己，一心一意做自己的学问。

　　南都：张爱玲1971年6月给你的信中，详细说了在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工作的心路历程。你在按语里说这是她在美国奋斗十六年来，遭受的一个最大打击；你还说张爱玲是个最shy(羞涩)、最不会和颜悦色去讨人欢喜的人，吃了很大的亏。所以你觉得张爱玲在美国的不顺利，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夏志清：I don't know。她在上海很好的。

　　王洞：她在上海也不是不会做人，也不是不见人。可到美国之后整个人都变了。

　　譬如说她会送礼给陈世骧，但是拿到这个职位后马屁也不去拍了。陈世骧跟夏先生不一样，陈世骧喜欢热闹啊。所以慢慢的关系就淡了。而且该上班的时候她睡觉，下午人家都走了，她才来工作。她也是生不逢时，当年像她这样好的作家，英文又不错，遇上现在中国热，她就红起来了嘛。

　　南都：1976年4月4日张爱玲给宋淇夫妇信里写道：“志清看了《张看》自序，来了封长信建议我写我祖父母与母亲的事，好在现在小说与传记不明分。我回信说"你定做的小说就是《小团圆》"，现又去信说euphoria(兴致高涨)过去后，发现许多妨碍，需要加工，活用事实，请他soft-pedal(不要声张)根据事实这一点。”你怎么看《小团圆》？

　　王洞：《小团圆》是夏先生的idea(主意)，因为夏先生看完《张看》以后，觉得她应该把家里的人写出来。结果《小团圆》写成一个自传性的小说。但是因为牵涉到很多活的人，她的《小团圆》很多人可以对号入座的，宋淇劝她不要发表，她就没有发表。

　　夏志清：《小团圆》我还没有看，一定要看的。

　　南都：能否谈谈你与宋淇的交往？

　　王洞：宋淇跟他的太太人真好啊！宋淇身体不好，张爱玲一天到晚叫他们做事。张爱玲台湾的钱(版税)都寄给宋淇，让宋淇保管。可是她钱不够用就要宋淇寄来，宋淇生病都得替她寄钱。

　　夏志清：伟大啊伟大！宋淇是哥哥(夏济安)的好朋友。他念大学时我在念高中，那时候又没有电话，他到我们家里来，有时候夏济安不在，宋淇看我这样用功，很称赞我。

南方都市报  张爱玲越老越逼近文字的“黑洞”   2013.03.29

　　受夏志清之约，哈佛大学教授、现代文学评论家王德威为《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写作了代跋《“信”的伦理学》。在文章中，王德威将张爱玲晚年对疾病细腻入微地描写，放在现代主义的语境下，从“病”中提炼出身体艺术的意味。除对张爱玲及张派作家作品有深入研究外，他也是张爱玲英译《海上花》出版背后的推手。王德威日前接受南方都市报专访，讲述张爱玲晚期风格。

　　重复的叙事学

　　对张爱玲而言，她的晚期风格可能是一种更深刻的自觉和自我反省她所擅长的家族记忆、家族史的写法，她所倾心的《红楼梦》、《海上花》，她好像有一个大盘整，就是“重新再来一次”的计划。她跟信任的几个朋友之间的通信、联络之间，不断地讲这些计划，这是她执着的地方。这样的计划从纯文学创作的观点看，会觉得是了无新意，因为都写过嘛，但是创作这个东西也不见得就是以推陈出新作为唯一的指标，重复地去雕琢或者衍伸出来不同的思维方式、书写风格也是一种创作。我认为张爱玲晚期变成这样一种风格的一个执行者。

　　我们从张夏通信里可以看到，她从1963年《金锁记》准备英译，到PinkT ears(《粉泪》)写作、出版不顺，辗转改为《北地胭脂》(《怨女》)等等，这种做法从心理学的机制讲也许是种压抑的回返。她有一个好像创伤的东西，不断地要去重新回溯，不断去改、去想去思考。或者如我所说，这是创作格局的另外一种开启。不见得是自己对自己炒冷饭，退缩的做法。创作对她来讲就是这么回事儿。

　　对待“中国式的戏台”

　　张爱玲在给夏先生的信中谈到“对东方特别喜爱的人，他们所喜欢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这也显示出她在创作上的一个自觉的位置。她的确不只是替西方人想象的东方情调再加上更多的色彩，而是去拆穿整个中国式的戏台。其实她不只是在与西方人对话时才开始这么做，她一直在不断地拆穿“五四”以来光明的、革命的东西。她这种自觉自省、不由自主的颓废的创作美学，其实在现代中国文学语境里，40 年代已经有了。

　　但她也不是一清二白的，也有“为稻粱谋”的成分在。不只是《小团圆》，她最早的英文写作里其实有很多东方情调在里面。

　　疾病的现代隐喻

　　在信中，张爱玲描写这些年她成了病的奴隶。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现代主义美学观点的身体呈现。你看西方或东方重要的几个现代主义大师，他们在身体的灼伤、或者病或者是在自残的倾向里面所显现的一种坚持。芥川龙之介最后自杀，他写《地狱篇》，逼近在地狱的边缘，在他自己堕落的那一刻里，去做一种耽美式的赏析或者批判。是拿自己的命在开玩笑的。比如伍尔夫，最后自杀了；萨缪尔·贝克特，他那种绝对孤寂的写作状态，和他最后写出来的东西本身空无和虚无的感觉。你有时候觉得生命跟创作不见得一定要分那么清楚。

　　当然我们常常用新批评的方法说，不能把作家本人的生命历程或是他的意图套用在作品的解读里，我并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讲一种写作的状态，用张爱玲的话来讲“清贞决绝的”。她不是唯一的，在现代主义的风潮之下，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作家，像三岛由纪夫，他当然很华丽，自杀式的表演；普鲁斯特，关在屋子里，梦想他的追忆似水年华。所以“病”到最后，它的征兆可能就是她的文字。

　　具体到张爱玲在现代主义的创作美学和身体语境里的特殊性，生命的最后，她几乎是在完全荒谬的逃逸的状态里面。或许她真的写不出来了，她逃离一个现场，逃向另外一个写作的状态。写不出来的原因是什么？是创伤的内核，就是她的那个家族的童年记忆，或者是她的爱情的挫败，太深刻了，她没有办法去面对它，怎么写都写不进内核，到边缘上就逃开，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不论是放弃，还是另起炉灶。这个当然是我的猜测，但是最后她写了《小团圆》，她又把家族故事写了一遍，她总算写出来了吗？写出来不发表，那又是另外一种逃避方式。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她的逃难跟20世纪下半段，中国人在国族分裂的状态里的“离散” 又不太一样。因为她从来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她没有什么国家主义的信仰，但她也在逃难，她在逃什么难我们很奇怪。当然前面是逃共产党，逃到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好莱坞的旁边，诡异得不得了。你也可以讲她的逃难，已经内化成一种自我的疏离。

　　总的来说，我觉得现代主义式的东西也许真能代表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尤其在中国的语境里更特别。我们的文学语境强调革命、启蒙或者所谓的“大团圆”，张爱玲用“小团圆”本身就是绝对的讽刺，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很谦卑地不用强作解人。

　　信的伦理学

　　在西方的文学研究里，书信集一向是很重要的依据。但到了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都用e- m ail用tw itter用blog等等，书信也就谈不上了。书信作为那个时代的一种文字记录，从文学本身的审美意义上，可以看出张爱玲的风格。当然也有一种窥秘的心情，看到她跟某个人的私人信件。张爱玲式的，有矜持的一面，看不出她的底线在哪里。但是仍然有很多很重要的讯息，比如她对文学的看法等等。

　　为什么要写信？夏先生写得很勤，张爱玲在某一个意义上，也就是送了很多像电码一样的东西，还是跟夏先生或者跟庄信正、宋淇夫妇保持了一些联络。所以还是一种人间关系的若断似绝的联系。你看了这些信还是很感动，我用一个很张腔的话来讲，就像《封锁》里面那个“铃铃铃”的声音，渗出讯号，让她的生命好像又有了某种氛围。这个张爱玲有相当世俗的一面，相当人间人情味的一面，哪怕这个人情味是多么的不圆满。

　　从《海上花》到《小团圆》

　　我觉得《小团圆》的后半部像要给张迷做见证、对号入座似的我们总算得其所愿地看到了我们想看的东西，她没让我们失望。后半部分，用胡兰成的话讲，是有 “刀兵之气”的。任何喜欢“华丽”和“苍凉”的读者，可能会觉得失望，因为杀气出来了。我自己喜欢《小团圆》的前半部写家族的故事，很多人觉得琐碎、冗长，看不明白这四大家族怎么回事。但是她的笔法，任何看过《海上花》的读者就会恍然大悟，张爱玲是用了《海上花》的穿插法。从1890年韩邦庆的《海上花》一直写到1976年，在这层意义上，她在为上海做一种家族史的作注的风格。细心看的话蛮有趣的，她在跟韩邦庆对话。

　　《海上花》是她晚年非常重要的一个寄托，从1960年的初期到逝世，整个就围绕着《海上花》。她在哈佛两年的时间在翻译《海上花》。这个书的出版很传奇，原本在张爱玲搬家时弄丢了，后来南加州大学图书馆的浦丽琳女士告诉夏志清先生说，《海上花》的翻译找回来了。

　　“凶险”的面向

　　但是她够狠的。前两天电影导演李安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张爱玲贼，贼得不得了，她其实知道她在干什么，就是写《色，戒》什么的。张爱玲的东西如果只是用 “华丽”跟“苍凉”这种泛泛指词，就很轻，尤其是当它变成一种俗话、套话。李安对《色，戒》有种特别的感受。我倒不会用“李安式”的形容词，我觉得是“凶险”情色跟政治，你死我活，暗杀，同流合污，这里面有很刺激的部分。王佳芝不是单纯的猎人与猎物，说不定最后一刻，她的牺牲成全了情色之欲的高潮也不一定。我们以前谈张爱玲，但从来没有像《色，戒》拍出来的这么不忍逼视的感觉，包括中间很暴露的性场面，如果说只是为了色情而色情，那大概小看了李安。我想张爱玲想讲的是比这个还凶险的，不管你是不是汉奸，在人生那样一种决绝的情况里，你对政治的奉献、牺牲、妥协，和你在真正的欲望黑洞前的诱惑、妥协、考验。

　　鲁迅也有这一面。鲁迅在《野草》里讲过“无物之阵”，就是生命理性之外的一种黑暗，你没有办法去逼视。那种东西你可以用“革命” 做代名词，革命好像是很清楚的一个目的，但是革命之外的那个东西是什么？鲁迅的尖锐在于总是要告诉你，你以为你得到的东西之外还有一个“无物之阵”。

　　张爱玲晚期的东西是要去碰触那个“黑洞”。所以这些伟大的作家都写出了文字所不能及的一种晦涩的、隐晦的不可逼视的状态。晚期的张爱玲写出来了，而且越老越逼近它，那种有点恐怖的凶险。

　　张爱玲与他人的信件，目前只剩下最重要的宋淇夫妇与张爱玲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通信还未发表。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告诉南都记者，这批信件总共六百多封，“张写四百多，宋邝两百多，大概五十万字。目前仍在整理。”

　　宋以朗说，就他目前整理的信件看，涉及到张爱玲在加大离职的理由，“陈少聪、夏志清、庄信正等有些说法，但她对宋淇说的是另外一个版本。”此外，有关《秧歌》、《赤地之恋》的来由，尽管麦卡锡、宋淇、水晶、柯灵等已有说法，但张对宋淇后来说出了更详细的来由。

　　采写：南都记者邵聪 实习生 纪红妍 杨子莺

　　(感谢纽约大学吴谦先生对本次采访提供的帮助)

上海青年报     张爱玲信件出版晚年窘迫隐私曝光 张迷:留点面子     2013.04.03


晚年张爱玲（资料图）

　　最近，张爱玲正在遭遇一些“曝丑”运动。她身前保持通信的朋友——那些她信任的人，出于各种考虑，开始不断地将张爱玲写给他们的信结集出版，毫无保留。

　　于是，张爱玲在信中谈及的隐私，包括她晚年在美国不堪的困窘生活，全部暴露在读者面前。而且，她的那些因不满意而未出版的文字，也被人一一整理出来出版。“张爱玲是爱面子的人，请给她留一点面子吧！别总想着稿费。”有张迷苦苦哀求。张爱玲被“曝丑”也引起了法律界人士的讨论。

　　张迷痛心：拿信出书影响张爱玲形象

　　不久前，夏志清推出了一本《张爱玲给我的信件》。新书中收纳了张爱玲信件103封，堪称目前公之于世的张爱玲信件的集大成者。

　　现年92岁的夏志清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身为文学评论家的这位老先生与张爱玲关系甚为密切，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中给予了张爱玲前所未有的至高评价。张爱玲很信任夏志清，所以晚年在信件中写了自己很多的不幸。

　　“我这一年来为了逃虫难，一直没固定地址，真不知从何说起……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远道上城，有时候回来已经过午夜了，最后一班公交车停驶，要叫汽车，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中有一封信张爱玲这样写道。夏志清老先生自己也说，“她真可怜，身体这样坏，总是来信求我帮忙。”

　　张爱玲这些困窘中的求助，当然也随这本书的出版而公之于众。

　　往日何等优雅的张爱玲，一大把年纪在异乡还要“逃虫难”，还要广为求助，这实在令人震惊。就连推荐《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的评论家马家辉看了这些信也忍不住感叹“女作家如丧家犬，遗世独立却独立得非常狼狈，闻者不忍”。

　　去年，曾向张爱玲约稿而与她保持10年通信的《联合报》编辑苏伟贞，在中国内地出版了《长镜头下的张爱玲》，公布了张爱玲的10余封书信，里面也涉及了一些隐私。苏伟贞自己也说，通过之前披露的信件，和张爱玲写给她的信，可以发现一个有血有肉的张爱玲，“她会像一般人那样，有一些心理问题和生理问题。”

　　本报记者注意到，几乎收到过晚年张爱玲信件的重要人物，都已经或准备出版这些信件。对这些信件披露出的张爱玲境遇，一些报章甚至以“生活拮据”、“生活狼狈不堪”、“像狗一样工作”形容之。

　　也因此，出版张爱玲信件的出版社让一些张迷分外痛心，“手下留情，给张爱玲留点颜面吧！”“张爱玲爱面子，你们这样做是爱张爱玲的方式吗？”有读者质问道。一时间争议四起。

　　专家叫好：作家未公开书信极具史料价值

　　最近又传来消息，张爱玲译稿中的最后一部未出版之作《少帅》在经受遗产执行人宋以朗的“整理”，准备出版。问题是，因为整个写作过程张学良都拒绝采访，张爱玲生前对这部作品显然并不满意。但就如她生前想销毁《小团圆》手稿，但身后又被强行出版那样，《少帅》的出版看来已不可避免。

　　张爱玲是一个对作品要求很高的人，即便是晚年生活困窘，不满意的作品她还是会坚持不出版。而这几年她不断有遗作被发掘出版，这些作品质量差强人意，让一些张迷颇为失望。这等于是对张爱玲另一种形式的“曝丑”。

　　“觉得《小团圆》已是底线了，现在披露成风，只想如何取悦世人，不想日后天上相见，这个情形是不是她愿意见的？”张迷“gersugar”在网上留言说。

　　耐人寻味的是，一方面张迷痛心，一方面却是专家叫好。夏志清对出版张爱玲信件解释说，他这么做是“为了说出真相”。宋以朗也力挺夏老：“看见有人对夏志清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痛心疾首，认为是不道德行为。但如果大家八卦的材料来自胡兰成的《今生今世》、电视剧《她从海上来》等等。张爱玲会满意吗？”

　　华师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张学”研究学者陈子善也表示，“研究一位已经去世的作家，除了必须面对她生前公开发表的作品，还应关注她出于各种原因未及问世的手稿。”并称随着时间的推移，张爱玲书信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将会进一步显现出来。

　　律师解释：于理无疑问、于情欠妥当

　　本报记者就此咨询了一些法律界人士。他们告诉记者，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信件的著作权归属于写信人，因此作为收信者，如果没有获得发信者的同意，不得随意公开信件。而据现在的情况来看，张爱玲这些书信出版前都征得了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的同意，所以在法律上并没有什么问题。

　　至于宋以朗将张爱玲遗作一部部拿出来出版，那更不存在法律问题，因为他本人就是遗产执行人，在法律层面，他想把张爱玲作品怎么样处理都可以。

　　但现在的问题是，并非法律可以代表一切。

　　“如果专家为了研究，不顾读者的感受，将张爱玲的隐私公之于众，这种做法在道义上是值得讨论的。毕竟张爱玲不只为几个研究专家或者遗产继承人所独有，她更属于许多喜爱她的读者。专家如果要研究，完全可以将一些敏感的张爱玲信件作为‘内部资料’在圈子内传阅，而不必公开出版。这股以研究之名，而引发的窥私热潮，可以适可而止了。”评论家金哲对记者说。（记者郦亮）

时代周报  张爱玲与夏志清135封通信争议中出版，夏志清、王洞夫妇独家讲述张爱玲的后半生：破碎的美国梦    2013.04.11

本报记者 张润芝 发自北京

张爱玲18岁在散文《天才梦》里写：“生命像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当时她没有想到，晚年的自己真的要被“虱子”折磨。

1995年张爱玲去世后，有新闻报道说，在她家里看到雅顿的防皱胶囊、露得清的护肤品。是真是假无从判断，只是让生活在现代的大陆读者一愣：1995年，至少她确实有可能用得上雅顿和露得清。这可能性总让人觉得奇怪，因为她像是只活在旧上海的公寓楼里，鸟笼子似的电梯，路上有电车叮铃铃。

“祖师奶奶”张爱玲的人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半生是人们已经太过熟悉的旧上海，后半生是美国。在美国的这部分是陌生的，《小团圆》出土的时候人们猜测她已经陷入了疯狂的回忆和自恋。幸而这段生活有白纸黑字的铁证可循，那就是信件。张爱玲避不见人，信件成为和外界联络的重要方式，最主要的通信对象是宋淇夫妇和夏志清。而夏志清作为“登高一呼”给予张爱玲文坛重要地位的人，和张爱玲的通信意义自然非同寻常。今年3月，92岁高龄的夏志清在台湾出版《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心急的大陆读者都在想办法托人购得一本先睹为快。张爱玲在美国的境况，因此有了清晰一些的面貌。

不是给看笑话的人看的

2008年庄信正出版《张爱玲来信笺注》，公布84封信。2012年苏伟贞出版《长镜头下的张爱玲》，公布十余封信。这次夏志清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公布张爱玲给夏的信件118封，夏致张氏信16封半，共135封（其中32封首次面世），比前两者都要轰动得多。

张爱玲到美国之后，和夏志清从上世纪60年代起开始通信。1963年以前的信已经遗失不见，夏志清猜测可能因为搬家而被丢弃。1997年台湾《联合文学》杂志要做一个专辑，希望夏志清将张爱玲的信发表。夏志清整理后，从1997年4月起在《联合文学》连载信件，每封信后都有夏志清的按语，说明信中内容和当时的情况。1998年8月连载到第100封的时候，夏志清有其他事情，暂停了连载。到2002年7月，夏志清又发表了第101、102、103三封信之后，《联合文学》主编工作变动，不了了之。

最终的集结成册和夏志清2009年生了一场大病有关。“当时，他就说，我哥哥的信放在哪，张爱玲的信放在哪，好像在跟我交代后事。”夏志清夫人王洞对时代周报记者回忆当时的情况。后来夏志清身体康复，此事再度搁置。2011年，夏志清忽然给联合文学出版社的张宝琴写封信，说自己要出《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出版社大喜，让总编来接洽此事。“其实，我想就是他年纪大了，应该出这么一本书。”王洞说。

夏志清年事已高，身体不好。最新披露的32封信无法亲自编写按语，都由王洞代为完成，夏志清再检查，认可按语发表。王洞自称“我这个人对文学没有兴趣”，但还是花了很大精力完成按语的编撰：“我想，你答应了《联合文学》，不能耽误人家，所以我来做吧。”她参考了庄信正的《张爱玲来信笺注》：“写这些按语我就看了庄先生的那本书，跟他学。”

“你可以从中看到张爱玲到美国之后的生活，怎么样奋斗，这些个生活最后是怎样影响她的创作，怎么样改这些文章。”这是王洞眼中张爱玲信件的意义。“我们发表这些东西不是给看笑话的人来看的。”

谋生的刀子悬在她头上

1955年，孤身一人的张爱玲以难民身份搭乘“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由香港到美国，抵达纽约时近午夜。这一年，大陆和台湾在经历了历史的分岔口之后越走越远，香港聚集了好多上海人，夏志清正在写《中国现代小说史》。

人们后来知道，张爱玲到美国先住在一个叫“救世军”的女子宿舍。1956年3月，她申请到文艺营住半年。文艺营由一位作曲家的遗孀创立，给艺术家提供半年居住以安心创作。36岁的张爱玲在此认识了66岁的赖雅，半年之后，在纽约结婚。婚后张爱玲打掉了孩子。

夏志清和张爱玲的通信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无法完整见证张爱玲的美国生活，但也覆盖了其中的大部分。1967年4月，张爱玲给夏志清去信说要离开俄亥俄州去纽约暂住两个月，夏志清当然邀请张爱玲在纽约相聚。1967年5月14日张爱玲给夏志清去信说眼睛出血看医生，“天天从下午忙到天亮，虽然想听唱片，也想到府上见你太太，只好都搁下来。自己朋友，想你不会生气的。”

夏志清看了很难过，总觉的她是为了赶稿，伤了眼睛。不该嫁给又老又穷的赖雅。为了生活，去翻译，去教书，去做研究。浪费了她的才华。

张爱玲是在上海滩“成名要趁早”的热门作家，非要到美国受罪，张迷们看着心痛，旁观者也确实不解。有媒体曾经报道夏志清说过张爱玲有“美国梦”。王洞却对夏志清是否说过这句话表示怀疑：“我不记得了，上回媒体访问他，是纽约大学的一个学生来这儿录音的，‘美国梦’可能不是夏先生讲出来的，讲话的时候，可能不知道谁讲出来的，写出来就是这样的了。”

但王洞认为张爱玲确有在美国成名的野心。她也经历过华人都向往美国的那个时代：“我相信那个时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家都非常地向往美国，那是美国最好的时候。到台湾、香港，都觉得不如到美国来得安全。张爱玲到美国来，她当然希望在美国出名吧。”

张爱玲到美国的前一年，《秧歌》在《今日世界》连载，后出单行本，销量没有口碑出色，但各种较好的书评给了她信心。到了美国，写作上的打击随之而来。张爱玲在1964年10月16日给夏志清的信里提到过1957年遭遇过的一次退稿。有一封退稿信对《粉泪》（Pink Tears，即《怨女》）的评价是：“所有的人物都令人反感……我们曾经出过几部日本小说，都是微妙的，不像这样squalid（肮脏）。我倒觉得好奇，如果这小说有人出版，不知道批评家怎么说。”

1964年11月21日的另一封信中，张爱玲谈到东方文化：“我有一个感觉，对东方特别喜爱的人，他们所喜欢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这句话引发夏志清的极大共鸣。他在按语里说，自己也持同样态度：“其实我在大学教书何尝不是如此，想尽可能多拆穿些传统中国的东洋镜。但我势孤力单，有什么用？”

当时美国人喜欢的华人作家是韩素英（韩素音），写中国女子与白人的爱情，张爱玲在1965年12月31日的信件对她也有评价：“韩素英除亲共外，也sentimental（编者注：夏志清认为sentimental这个词在英文里含义丰富无法用一个汉语词汇代替，故本报在此不翻译），写与白种人恋爱，也使读者能identify（认出）自己，又引些古诗等，不但慕风雅的suburbanites（乡下人）喜欢，就连像高先生，并不亲共，也熟悉中国，照样喜欢而且佩服。各人口味不同，我自己也爱看些并没有什么好的书。”

张爱玲英文优秀，拦在她和美国读者之间的是文化上的不认同。她拒绝异域风情式的写作，无法在美国用笔谋生，谋生的刀子却悬在头上。

工作屡屡受挫

张爱玲没有大学文凭，众所周知的是她在香港大学读了一年多以后战事爆发就回上海了。写作无法维持生计，张爱玲就开始编写电影剧本、翻译作品，也被派去做些指定题目的中国研究。张爱玲先后在几所大学任职，但是不善交际也不善做研究，都以离职收场。夏志清猜张爱玲对这些工作的态度是“厌恶”：“我想张爱玲真的因为并无固定收入才去编写电影剧本，也去翻译、节译才华远不如她的中美当代作家。因之对此项hack work有时感到十分厌恶。”（编号25封信按语）

赖雅生病花光了二人积蓄后，张爱玲为糊口进入迈阿密大学当驻校作家。因为夏志清推荐，张爱玲1967年9月抵达麻州剑桥市在赖氏女子学院设立的研究所工作，赖雅8月抵达，10月即离世。张爱玲开始独居生活直到终老。在赖氏学院张爱玲的工作是翻译《海上花列传》，研究《红楼梦》，虽为生计，也是兴趣所在，到底心情好些。张爱玲数度在信中提到自己和周围同事并不融洽，1969年1月3日在信中告诉自己在赖氏学院的状况：“我又不太会做人，接触虽少， 已经是非很多，不但不给介绍什么教授，即使有人问及也代回掉，说我忙。”

1969年张爱玲进入加州伯克利大学中国研究中心，1971年和陈世骧有矛盾而丢掉工作，被夏志清称为“在美国奋斗十六年遭受的最大打击”。张爱玲在1971年7月10日的信中详细记录了自己和陈世骧的对话，陈世骧认为她的研究文章经修改后仍看不懂，张爱玲笑说：“加上提纲、结论，一句话说八遍还不懂，我简直不能相信。”陈世骧从这句话开始生气，此后沟通无果，坚持解雇张爱玲。夏志清在按语中补充说明，陈世骧和自己兄长夏济安、张爱玲好友庄信正关系都很好，最初对张爱玲也无敌意。有解雇之结果，一是张爱玲平时不上班“早已遭人非议”，二是张爱玲在研究任务上和陈世骧沟通不善。这件事给张爱玲带来打击，不仅在丢失工作，更在影响的她心情，夏志清曰：“消息传遍美国，对她极为不利，好像大作家连一篇普通学术报告都不会写。”

1971年秋张爱玲搬到洛杉矶，之后整整三年都没有固定收入，幸而旧作大量发表而有稿酬。1974年6月9日她在给夏志清的信中描述自己是“投稿都是为了实际的打算”，即要赚稿费。《殷宝滟送花楼会》、《连环套》等作她都觉得不好，犹豫之后仍同意发表。这段时间香港大学要找她写篇丁玲小说研究，张爱玲也在这封信里托夏找相关书籍。夏志清给这封信写的按语几乎称得上“痛心疾首”：“作任何那一类的研究都没有什么难为情，研究丁玲无论如何都要比研究中共术语有趣得多（注：张爱玲在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研究任务是中共术语）。但张、丁二人的才华、成就实有天壤之别，以爱玲这样的大天才去花时间研究丁玲，实在是说不通的。”

生命尾声的虱子

张爱玲（上世纪）70年代起在洛杉矶居住，度过一段平静日子，虽然信里经常提到感冒好不了。1974年5月17日她在给夏志清的信里说“这种‘无事忙’实在使人无法相信。”夏志清在按语对此宽慰：“最让张爱玲高兴的，我想是她又进入了‘无事忙’的状态。既无公事要办，又不必从事于无聊的研究。”

1984年11月5日，张爱玲第一次在给夏志清的信中提到“虫子”：“我因为老房子虫患被迫仓皇搬家，匆匆写张便条寄地址来。” 1984年12月22日的信中称自己一年都没有固定地址：“我这一年来为了逃虫难，一直没固定地址，真是从何说起。”

之后三年张爱玲都没有给夏志清写信。夏志清隔一段时间去信问候，都没有回音。网上有说法是：“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半时间内，她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算下来搬家次数多达180次。”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这“180次搬家”确有其事，但张爱玲在这段时间内因她认为的虫难频繁搬家是可以从信中看出来的。

1988年夏志清再度接到张爱玲来信，才知道自己多封去信张爱玲根本收到了没有时间拆：“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远道上城，有时候回来已经过午夜了，最后一班公交车停驶，要叫汽车，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唐行径。”这封信里提到自己去看了医生，查出“皮肤过度敏感”，用药立刻好了。据此可猜测，“虫难”也许只是皮肤敏感的瘙痒，她当时还准备写篇文章回顾这场“人虫大战”。

按说“虫难”已告一段落。1991年11月1日的信中张爱玲再度提到“虫子”：“先些时我又因为逃虫患搬家，本来新房子没蟑螂，已有了就在三年内泛滥，杀虫人全都无效。最近又发现租信箱处有蚂蚁……接连闹跳蚤蟑螂蚂蚁，又不是住在非洲，实在可笑。”

很多人都会认为这“人虫大战”不过是张爱玲的心病。夏志清夫人王洞不想轻易下判断：“我们不在洛杉矶，不晓得她到底住在什么样的地方。她可能有皮肤病，自己不知道，也可能是心理的关系，这就很难讲了。”

学者陈子善则将其归纳为作家敏感天性：“说有心理问题要有论证。但她肯定很敏感，不敏感很难成为大作家。”王德威则干脆把张爱玲的疾病缠身上升到“现代主义美学观点的身体呈现”：“你看西方或东方重要的几个现代主义大师，他们在身体的灼伤、或者病或者是在自残的倾向里面所显现的一种坚持。”

有《小团圆》对号入座大八卦的先例，很多人都等着张爱玲在信里谈论胡兰成。夏志清公布的信件中，这部分内容并不多，两处而已。1966年11月4日她在信中说：“胡兰成书中讲我的部分缠夹得奇怪，他也不至于老到这样，不知从哪里来的quote（引用）我姑姑的话，幸而她看不到，不然要气死了。”1975年12月10日中还有一段：“三十年不见，大家都老了—胡兰成会把我说成他的妾之一，大概是报复，因为写过许多信来我没回信。”

张爱玲和夏志清是作家和批评家而产生的朋友关系，张爱玲一直保持距离。张氏和宋淇夫妇的通信尚在整理中还未公布，但她和宋淇夫人邝文美是好友的关系，应该会有多一些感情内容。

夏志清对张爱玲的友谊不显山不露水地藏在信中。张爱玲刚到美国时经常在信里托夏志清帮忙，最多的是求推荐。张爱玲也矜持，信里最常见的是“请不要特地回信”“请不要特地写信为我……”。夏志清不善求人却硬着头皮都去帮张爱玲做了。张爱玲数度提出要给夏志清算介绍出版的commission（佣金），夏志清猜测她“不习惯用中文谈金钱出入的事情”，只用英文“大方些”，当然自己是“不会拿她一分钱的”。

张爱玲越到晚年越孤僻，来信经常嘱咐“不要把地址告诉其他人”，尤其是“虫难”不断的搬家期间，更新地址时都要强调一句。有了电话之后更惶恐，嘱咐不要把电话外泄，自己不爱接听陌生人电话。1988年4月6日信中张爱玲汇报皮肤瘙痒问题已解决，给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夏志清没有很快打电话，在回信中谨慎友好地提出可否讲讲电话：“上次你给了我你的电话number（号码），我还是没有动用。真有些后悔。电话上讲几句话，也蛮有意思的，比读朋友来信味道不同。If you are still in the mood（如果你还有兴致），请把新号码给我。”显然是想通话以开解、宽慰张爱玲。张爱玲对此的回复是：“住址保密到paranoid（偏执）程度，根据电话号码也可以查得出来，只好号码谁都不告诉。也没心肠打电话谈天，看你的‘评论集’就行了，你的文章都personal（个人）气息很浓。”如此婉拒了讲电话的要求。

夏志清旁敲侧击在信件中宽慰张爱玲，介绍自己吃的维他命种类，劝张爱玲多做运动，推荐书目。听说张爱玲家里闹蟑螂，他就分享了自家灭蟑螂心得。张爱玲抱怨牙齿不好，他详细地讲自己怎么保护牙齿，饭后一定刷牙，要有牙医指导，甚至推荐了自己用的电动牙刷：“现在新出一种电动牙刷叫Interplak instrument，我已用了两年，remove plague（清除牙菌斑）很有效。你有兴趣，不妨也买一个，大的drug stores（药房）皆销售。” 夏志清对张爱玲的关心程度，由此可见。

时代周报  独家专访夏志清、王洞夫妇：“可惜张爱玲没赶上这个时代”    2013.04.11

本报记者 张润芝 实习生 尹靖霏 发自北京

夏志清十年前整理完第103封张爱玲来信之后就此搁置，直到2009年大病才想起来交代信件问题。夏志清大病后身体需要调养，连自己“定做”来的《小团圆》都至今未读。《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一书最终的出版整理都由夏夫人王洞完成。时代周报记者连线纽约访问夏志清、王洞夫妇，请他们讲述自己印象里的张爱玲美国生活。

夏志清有些事情已经记不太清，大多数问题由王洞女士回答。提到关键问题时，夏志清会积极地在电话那头出声：“我来讲！”回忆模糊的时候，真正能在他脑中浮现的内容才令人唏嘘不已。夏志清能清晰地记得自己“离经叛道”给张爱玲地位时的果断，记得自己年轻时饱读诗书的自信，记得张爱玲是“a great writer”（伟大的作家），苏州腔调里夹着英文，还是一派旧时江南才子气度。

张爱玲是很有距离的

时代周报：我们在信里能看出张爱玲“保持距离”的那种姿态，但也很惊讶她和夏先生通了那么多封信，他们之间感情的维系是在哪里？或者说她和夏先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王洞：大家都觉得，夏先生对她这么热情这么帮忙，她对夏先生这么冷淡。他们是完全两个性格不同的人。夏先生他喜欢开玩笑，见了人说些个没有分寸的话。可是他跟张爱玲见面不多，所以也不知道张爱玲对他有没有这种印象。还有一个原因是，张爱玲跟夏先生年纪差不多，比夏先生大半岁，她是一个大家闺秀，可能觉得男女之间不可以太……（亲近），要保持距离。其实张爱玲和他通信不大讲隐私的，跟宋淇当然不同，因为她和宋太太是好朋友。不管是跟庄（信正）先生的信也好，夏先生的信也好，张爱玲根本不讲自己的感情隐私，都是很有距离的。

但夏先生欣赏张爱玲才华，其实连不像张爱玲这么有才的，夏先生都愿意帮忙，张爱玲他当然愿意帮忙。当张爱玲在美国出版界打不开路子的时候，只好什么都委托夏先生，换句话说，她对夏先生很信任，皇冠的合同是夏先生帮她订的。其实夏先生是很不会做事的一个人，居然给她搞了这么好的条件。他们之间就是，一个尊重，一个信任。

我觉得夏先生对待张爱玲，真的是无话可讲。

时代周报：通信里他们有对文艺作品看法的交流，他们在文学上的品位很相似吗？

王洞：夏先生和她的品位差不多。夏先生说的话，她都同意，她说的话，夏先生也都同意，但从信里看得出来，她读的西方名著并不多。虽然她的英文很好，因为她母亲很重视她的教育，希望她到英国去留学。

夏志清：她看的（外国文学）不算多。

王洞：她喜欢看一些人类学，喜欢《叛舰喋血记》，这种故事看了好多，好像经典的作家她看的不多。

时代周报：夏先生现在怎么看当初对张爱玲的评价？

王洞：当年张爱玲在上海也挺红的，可是没有很多人把她当做一个很serious（严肃）的作家。夏先生当时也当然考虑很多，很大胆地把张爱玲的地位提高了。

夏志清：I made her a great writer ，and she was a great writer （我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而她也确实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写了以后，大家都相信了。

我是学英国文学的，看过很多西方名著。我的看法与人家不同。我有confidence（自信心）， 对自己的自信心很高。人家都听鲁迅讲什么话，胡适讲什么话，我根本用不着。

王洞：夏先生在中国是学英国文学的，他在中国的时候，不大看中国的小说，所以他就不受成见影响。别人都是，一定是鲁迅好呀，一定是老舍好呀，他自己完全是凭他的感觉。夏先生胆子很大啦，把张爱玲提得很高，我想张爱玲的确是好，就像夏先生把王德威捧得这么高，的确是这么好啦，人家就是站起来了嘛。不要说得他好像那么自大，别人比不过他，就是因为他没有受过成见的影响。

她希望做畅销作家

时代周报：很多大陆读者都很惊讶，原来张爱玲在美国过得有点落魄。

王洞：张爱玲在上海的时候挺不错。后来你看她的小说，看她的文章，她一辈子都缺钱花。到了美国，自己结婚也结得不好，嫁的老头子年纪又大，身体又不好，又穷，她一直为了谋生很忙，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很多时候又很苦，所以很多人觉得，“哎呀，不知道张爱玲这样苦”。

时代周报：怎么看待她在美国的英文写作努力？

王洞：张爱玲到美国来，刚刚出了《秧歌》，虽然不畅销，可是书评是很好的，她对自己大概也有一些的期许吧，想要用英文写东西。结果你英文写好的东西，第一要有出版商啊，出版商对你没有兴趣就没办法。她没有好的经纪人，出版弄不出嘛。后来，夏先生虽然把她捧得很高，但夏先生只是一个学者呀，但你看张爱玲，希望能够做畅销作者，能够多卖钱。

现在哈金那么出名，因为在美国有一个脱口秀主持人叫奥普拉·温弗瑞，在节目上建议大家读他的书，那本书就畅销，又得奖，哈金就出名了。但张爱玲可惜没有这么一个人去捧她。

时代周报：夏先生其实为了她进入主流做了很多尝试。

王洞：是。可是夏先生没有这方面的人脉关系，只能在学术上帮助她。但她希望出名，所以她让夏先生拿给这个人看，拿给那个人看。夏先生没有为他自己或者为我求过任何人，但为了她，他硬着头皮叫教授看她的东西。一般美国人看东方小说都想看些exotic（奇异）的东西，但张爱玲的作品不对他们的胃口。

时代周报：张爱玲在美国不受认可，主要是什么原因？

王洞：我想，一方面是媒体，一方面是时间不对吧。现在中国开放了，中国强了，所以大家都去学中文，中国人哪个方面都扬眉吐气了，现在这么多人去学中文。张爱玲太早了一点，没赶上这个时代。

时代周报：夏先生对华裔作家进入美国主流出版界，有没有一些观察呢？在张爱玲的时代，韩素英好像比较受欢迎，现在是哈金。

夏志清：哈金还可以了，韩素英不算，看她干什么？

王洞：夏先生觉得，一个作家懂英文，外国的书读得多，看法就会不一样。

说到认可，我觉得这是世界的通病，大家会觉得你在美国出了名就重视你。莫言本来也是不错的作家，拿了诺贝尔奖，在国内（内地）、香港、台湾就红起来了。张艺谋、李安，拿奖都红起来了。这跟自卑是没有关系的，这是个国际问题。

时代周报：夏先生对莫言有评价吗？

王洞：他没看。夏先生退休以后，身体不怎么好，看书不多。他喜欢看英美经典作家。莫言得奖了，他就说：“我要看看莫言。”王德威就送他些书看，但他后来也没看。我太忙了，就看了一本《檀香刑》，我觉得挺好的呀。

无法评价她的后期写作

时代周报：《小团圆》是在夏先生的建议下写的？

王洞：是，她自己说是为夏先生“定做”的。当初夏先生看她写《张看》，觉得她应该把家里的祖父祖母都写了，结果发展成了一个自传体小说，超过了夏先生给她的建议。写出来之后，很容易对号入座，那个时候胡兰成刚好在台湾，张爱玲又怕胡兰成乱说什么话，宋淇建议她不要发表，夏先生就没看过她的原稿。等到书出来的时候已经2009年了，夏先生在医院里，到现在还没看这本书。

时代周报：夏先生对张爱玲后半生在美国的写作有什么评价？

王洞：夏先生没什么评价了，也不能说她不努力，她在努力修改自己的东西，她到美国的后半生，都在反反复复地修改。但你看她写给夏先生的信，她根本是在为生活奔走、奔波。她是一个作家，连大学都没有毕业，根本不是一个学院派的人，不是一个会写论文的人。这些工作就是要她教书、做研究啊，像夏济安、庄信正可以做的事，但她没这些训练做不了，虽然她比他们更有才。这些事对她来说都是一个苦差，都是为了钱，所以真的讲起来，是非常不幸的。

时代周报：有人说信件披露出来损害她的形象。

王洞：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看了，当然都觉得她很可怜，我想对她的形象不该有什么损害。因为夏先生出这个东西，是希望能增进对张爱玲的了解，对张爱玲有兴趣的人，从信里能够看出她是怎么样的奋斗，是生不逢时。但她当然是一个不朽的作家。我朋友看了信以后说“我以后不要做张爱玲”。

时代周报：张爱玲在美国一直在修改作品是心理问题吗？好像有点强迫症了。

王洞：我想王德威的文章中好像透露了这样的一个意思，可不一定是这样。要写东西，就要写身边最熟悉的东西，她最熟悉的就是她从前写的东西，而且她的文章常常被盗版，被别人翻译她都不喜欢，要改。她求好心切啦，一直在改来改去。我没见过她，我相信她自己也知道她这些作品将来会留下来，她希望写得好。

时代周报：王德威还说她生病是某种身体艺术。

王洞：夏先生对这些身体艺术不欣赏，他是老一派的人，王德威这样看的话，夏先生不一定同意。

我看张爱玲写的《张看》、《对照记》，她的母亲、姑姑、祖母，都有点孤僻，也许这种孤僻是有家里影响，那种环境，还有这种遗传。她可能有一点孤僻吧，到后来变为逃避。


王洞执笔按语，澄清夏志清情史

本报记者 张润芝

《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一书中，夏志清两段关于自己情史的按语也引来不少读者的“八卦心”。编号23的信件按语中写：“我同爱玲无话不谈，大学毕业后我在上海、北京爱上了两个女子的故事也吐露给她听了，二人都算不上是我的女友，因为从未单独date（约会）过。”

编号44的信件按语里则披露自己和陈若曦、於梨华的恋情：“卡洛（夏志清前妻）也是耶鲁大学的硕士……我们的感情很好，但我到哥大以后，找我的女孩子太多，使我动情的第一个女孩子便是陈若曦（名秀美，英文叫Lucy）。她似乎对我也有意，我便对卡洛说，‘我爱Lucy，我们离婚吧。’卡洛大哭一场，Lucy也无真心嫁我，之后嫁给段世尧便回大陆‘报效祖国去了’。直至於梨华搬来纽约，我又出轨，卡洛便交了一个男友，决定离婚。并非如陈若曦在其《坚持、无悔—七十自述》中所说‘原配早不满丈夫喜欢中国女生，发现他和王洞谈恋爱了，和人私奔并铁了心离婚’。陈若曦……希望我写序并帮忙她来美，我们旧情复燃，又谈起恋爱来了，她在书里对跟我的两段情，只字未提，却借我与某编辑的一段情，对我的前妻及王洞加以人身攻击，也丑化我。”

时代周报：夏先生在信里也披露很多八卦，好多读者都把焦点集中在这里。

王洞：张爱玲把夏先生写的信都丢掉了，我们也不知道夏先生给张爱玲写了些什么。但是你看出来，夏先生跟她讲过，年轻的时候想追女朋友，根本没有追到。所以书里只有夏先生的八卦，并没有张爱玲的八卦。她在信里连她的丈夫都很少提。

有人爱看八卦，另一些人就好像故意写一点八卦的东西，把它渲染一下，让大家来买书买报。譬如说有人访问陈若曦，在有限的篇幅里，提到夏先生与某编辑的恋爱，经陈若曦的劝阻，才没跟我离婚，好像她是个大好人。夏先生虽然讲了他结婚以前追的女朋友，没有结婚，但是关于他自己离婚时候的情况，反而没有讲多少。陈若曦、於梨华写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觉得应该澄清一下。

时代周报：所以后面包括离婚，还有陈若曦、於梨华那部分，是你加的，你想澄清一下？

王洞：陈若曦写了一本书，造我谣嘛。夏老师喜欢女孩子，比如你来，他也会很喜欢你。你知道女孩子自重的话，夏先生也不会怎样。夏先生对他的女学生也很规矩，多漂亮的女孩子他都没去追。但有的人是作家，就利用夏先生给她们写序，和他谈情说爱起来。我作为一个太太，知道了当然很生气。

你不讲夏先生和你谈的恋爱，把别人和夏先生谈的恋爱说出来，而且造谣。像我和夏先生认识的时候，他正在办离婚，我跟他的婚姻破裂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她前妻不能忍受丈夫两次出轨，就找了个男朋友，等她男朋友离了婚，他们才结婚，并没有与人私奔。

夏先生太天真，我跟他吃第一顿饭，他和什么人谈过恋爱，为什么要离婚，就都告诉我了。他是教授，我在哥大做事，也不敢得罪他，后来若即若离的，我就到别的地方教书了。他离了婚，我们才在一起的。他觉得和这些女作家谈恋爱，是一件美丽的事情，这些个女作家觉得他很有用，不肯放弃他，一定要和他做朋友。但我真的没有想到，等到夏先生老了，她们来欺负夏先生，毁谤我，连累他前妻，实在卑鄙可恨！

夏先生看了陈若曦的书很生气，才把当年陈若曦怎样引诱他，描绘出来，他要写出来。可是他老了，那有精神写？我伺候他，没时间替他写，就在书里澄清一下。将来我会写自传的，这个事情不可以造谣的，夏先生保留了所有朋友的信，包括情书在内。

城市快报    为了研究还是为了窥私？    2013.04.13

　　说到张爱玲，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因此，在张爱玲的研究者和不少书迷的眼里，她的只字片语都让人万分珍惜，有着珍贵的参考价值。于是，一直以来，有关张爱玲的作品层出不穷。连张爱玲遗嘱中交代“要销毁”的长篇小说《小团圆》，都被后人整理出版，遑论她的亲笔书信。

　　就在不久前，现年92岁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出了一本《张爱玲给我的信件》，这本集子中收纳了其与张爱玲通信的信件103封，堪称目前公之于世的张爱玲信件的集大成者。对于这本书，不少张爱玲的研究者认为，它为我们更深地了解张爱玲打开了一扇窗；而一些书迷则认为，这样毫无保留地透露张爱玲的隐私，让人很难接受。

　　支持者

　　私信让人们了解一个有血有肉的张爱玲

　　《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一书内容包含相当广泛，有张爱玲谈创作、谈翻译、谈出版、谈读书、谈生活、谈友情的文字，不仅时间跨度非常大，涉及面也非常广。对于为何决定出版这些私人信件，夏志清的回答是：“To tell the truth（为了说出真相）。”所以，每封信的后面，夏志清会加上或短或长的按语，对信里所载之事实及其背景进行批注和说明，这将更有助于人们解读张爱玲。

　　晚年的张爱玲身在美国，很信任夏志清，在信件中不仅对他诉说了自己生活的现状，更是将经历过的不幸也全盘托出。“我这一年来为了逃虫难，一直没固定地址，真不知从何说起……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远道上城，有时候回来已经过午夜了，最后一班公交车停驶，要叫汽车，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张爱玲在信中谈及的隐私，包括她晚年在美国的困窘生活，全部暴露在读者面前。

　　总的来说，通过夏志清先生对这批信札的整理、注释和出版，读者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张爱玲，尤其是晚年的她“隐居”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或将会进一步显现出来。因此，这本书一经出版，便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有张爱玲研究学者认为：“这是张爱玲史料的一次极具意义的发掘，是"张学"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

　　质疑者

　　能给张爱玲一点尊重吗？

　　在夏志清出版这本《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之前，曾向张爱玲约稿并与她保持10年通信的《联合报》编辑苏伟贞，也出版过一本《长镜头下的张爱玲》，公布了张爱玲的10余封书信。里面涉及了张爱玲生前的一些隐私，比如“她会像一般人那样，有一些心理问题和生理问题”。这就像夏志清的书中提到张爱玲生活居无定所、四处奔波一样，在读者看来，往日孤傲优雅的张爱玲，形象被完全颠覆一大把年纪在异乡孤独地过着类似逃难的生活，实在令人扼腕痛惜。

　　除了夏志清和苏伟贞，1995年，张爱玲在洛杉矶公寓去世，遗物则交由学者宋淇及其妻子宋邝文美保管。后来，宋淇和宋邝文美出过一本与张爱玲往来书信的《张爱玲私语录》，书中也提及张爱玲的一些“小秘密”，比如张爱玲的“三围”。1956年11月，张爱玲在美国写信给宋邝文美，要她帮自己做旗袍，张爱玲不仅对颜色、花型、滚边、盘扣提出具体的要求，其中还标注了三围，尺寸是英寸，让人看出虽是晚年，张爱玲的身材仍算是很窈窕了。

　　“给张爱玲留点颜面吧。”“张爱玲如果知道了，她会满意吗？”在夏志清出版《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之后，许多书迷不禁发出这样的感慨。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出现了，这样将名人的隐私曝光，真的有必要吗？真的是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吗？

　　的确，虽然对于张爱玲生活深入的探究让专家叫好，但私人信件的公开发表让不少书迷感到痛心。在一些论坛上，记者看到这样的话：“你看张爱玲孤独，也许她就要这样的生活……你们能给没有伤害到谁的一个弱女子一点点尊重吗？”他们觉得，虽说研究一位已经去世的作家，除了必须面对她生前公开发表的作品外，其他与之有关的资料，包括书信也是我们了解她的最直接的资料，甚至可以填补学术上的空白，然而，一旦这股“研究之风”掺入了“窥私热潮”，那么，还不如适可而止为好。

　　评论

　　多些尊重，才能更好地了解事实

　　隐私遭遇曝光，在文坛，张爱玲不是第一人，但就“惨重级别”来说，也算是“登峰造极”了。纵观以往，隐私被曝光的作家并不在少数。

　　2004年，一本名为《爱你就像爱生命》的书信集出版，内容是王小波与李银河20年间的情书，而书一上市，便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有人说，怀念爱情，为什么一定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何况王小波已经不在人世。死人不能说话，他是否同意公开，这对他公平吗？于是，情书的出版终于令一些读者爆发出积蓄已久的怀疑与愤怒，甚至有人质问李银河，曾经和王小波相恋多年，她又怎能忍心让其“身后衣不蔽体”？《爱你就像爱生命》公之于众，是否意味着她背叛了王小波？或者干脆有人直接问：“她是不是缺钱花？”

　　爱情是两个人的事，何必公之于众？虽然在《爱你就像爱生命》出版之后，便有人大声疾呼：“请不要惊醒沉睡的死者。”但同时，也有人承认，读过这本书信集之后，感到王小波确实为这个世界留下了很多东西对美与智慧的渴望，对自由思考的寻求，令人别有一番对生命的领悟。而李银河在王小波去世后的许多年里，极少长篇大论地评价他，只是默默地整理出版他的东西，提醒读者不要忘记王小波这个人，即使这本《爱你就像爱生命》有揭秘二人爱情隐私之嫌，但给读者带来的精神享受确实值得肯定。

　　除了王小波之外，鲁迅的书信中揭示出的其生活隐私也是许多人关注的对象。很多年来，关于鲁迅，除了其诸多作品之外，他的书信集以及日记也是鲁迅爱好者争相购买的书籍。根据鲁迅的书信和日记，人们能了解到他生前关心青年知识分子的成长，给予他们很多帮助；了解到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影迷，在上海生活9年，观影141场；了解到他与弟弟周作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一步步恶化的……这些，在鲁迅的日记和书信集里都能找到影子。虽然有学者认为，周氏兄弟失和一事涉及鲁迅的隐私，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两个人的断交代表着中国两类知识分子的分歧，此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争议与失和，都可以从这里面找到一个缩影。所以，周氏兄弟的失和，既是他们家庭的悲剧，同时也含有象征意义。

　　还是那句话，凡事皆有分寸，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专家学者在研究名人书信的时候，如果遇到类似特别有价值的、一定要说之事，不妨多点道德自律，而非单纯揭秘隐私，读者也不妨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勉，在尊重已故名人的同时又对历史有了深刻的理解，又何尝不可呢？

本组撰文 本报记者 肖明舒

蘋果日報    張的信   邁克   20130416

夏志清編著的《張愛玲給我的信件》，當然是看張的重要資料，不但以前許多關於她作品想不透的問題豁然開朗，也提供了不少生活和為人的寫照。筆下數十年如一日的平淡，比和宋淇伉儷的通訊更甚，迷戀她上海時期百媚千嬌的讀者難免媽媽叉叉，嫌文字濃度密度遠不及黃金代表作，但我覺得能夠在大風大浪中保持清寡如水，未嘗不是一項成就。何況，再珠光寶氣的艷婦也有落裝的時候，要是每一行字都填滿蝴蝶標本的精妙比喻，停不了表演《第一爐香》的切冷牛舌頭，蚊子血和硃砂痣此起彼落，才教人受不了哩。

夏先生的按語珍貴得很，有種解鈴還須繫鈴人況味，否則猜測信中誰是誰就夠頭痛。偶爾的糊塗也充滿趣味，譬如第三十二封，指張一九六七年在紐約小住兩個月目的是人工流產，並且言之鑿鑿「根據鄺文美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五日的信」，就令我啞然失笑。《小團圓》前言宋以朗裁剪宋太太舊箋，引了一句「Stephen沒聽見過你在紐約打胎的事」，可並沒有註明何年何月呀，夏先生明明看過司馬新的《張愛玲與賴雅》，還親切地稱它為《張賴》，怎會不記得書裏第六章寫才女一九五六年三月在麥道偉文藝營邂逅未來第二任丈夫，在同年八月共諧連理之前，曾經徇經手人要求拿掉腹中塊肉？我印象特別深刻，因為讀到的時候大受刺激，雖然司馬先生引的是賴雅日記，資料百分百可靠，感情上卻選擇半信半疑，直到後來自傳體小說《小團圓》面世，突如其來的一幕血淋淋墮胎寫得比3D更身歷其境，這才肯告訴自己「原來真有其事」。

蘋果日報  此子何來   邁克   20130417

張愛玲一九六七年墮胎的機會之所以極微，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那一年，七十六歲的賴雅已經癱瘓在床兩年，大小便失禁，照計沒有什麼能力令妻子懷孕，張如果真的忽然有喜，一個人風急火急跑到紐約找醫生打掉倒完全情有可原。夏志清在按語加上那麼一句，我一看不但馬上記起五十年代有部粵語片叫《此子何來問句妻》，也想起《金鎖記》裏介紹女主角出場的一幕。由北京搬到上海的大戶人家不習慣地方淺窄，早上起來等着向老太太請安的妯娌你一言我一語，剛過門的三奶奶一句「家裏人實在多，擠是擠了點」語音未落，唯恐天下不亂的七巧插嘴取笑：「三妹妹原來也嫌人太多了。連我們都嫌人太多，像你們沒滿月的自然更嫌人多了！」接着抱怨殘廢的丈夫難伺候，「你倒跟我換一換試試，只怕你一晚上也過不慣」，大奶奶不知厲害，噗嗤一笑反問：「怎麼你孩子也有了兩個？」你猜猜我們口沒遮攔的二奶奶怎麼答？「真的，連我也不知道這孩子是怎麼生出來的！越想越不明白！」

另外，這封引起墮胎疑雲的信，張提到「星期一、二都約好去看醫生，以後還要去許多次」，一點都不像做人工流產的程序，除非之前手術出了問題，逼於無奈只好頻頻覆診。我雖然沒這方面的經驗，也覺得可能性不高，那時墮胎屬於非法行為，鋌而走險的醫生神秘一如打游擊，哪會提供這麼妥善的跟進服務？《小團圓》的九莉接受「藥線」手術，擔心「打不下來，不上不下卡在那裏」，上門的醫生「給了個電話號碼，事後有什麼問題可以跟一個瑪霞通電話，她在一家最大的百貨公司做事」，其閃縮可想而知。

蘋果日報    排斥到意識外   邁克   20130418

《張愛玲與賴雅》一九九六年出版，序原來由夏志清執筆，而且還有「張於婚前即已懷了孕了，賴雅堅決要她墮胎」之句，怎麼編寫書信按語的時候會忘得一乾二淨，將事件移後了十一年，私自急凍尚未簽署婚約就執行的手術，直到男主角臨終前幾個月才解封？要是弗洛伊德先生把脈，很可能將錯誤歸納為某種心靈走光，引用張譴責自己執筆忘字的說法，「想必是因為feeling guilty，排斥到意識外了」。

當然，更貼切的是把「犯罪感」改成「feeling embarrassed」，夏先生序中理直氣壯惋惜愛將的抉擇，「張愛玲瘦瘦的體型我們在照片上看得多了，不會把她同生男育女聯想在一起的。但懷了孩子，身體裏的荷爾蒙起了變化，胃口好，體重也跟着增加，身體從此轉強也說不定」，在我看來關懷雖然誠懇，邏輯則接近一廂情願的師奶，既不科學化也欠清醒，比較像企圖以苦口婆心掩飾不肯承認的尷尬和不安。且不說以張和賴當時自顧不暇的經濟狀況，多養一個嬰兒多麼百上加斤，硬要從來不喜歡小孩的女人做媽媽，簡直是世間最殘酷的慢性懲罰，九莉在《小團圓》揚言「我不要。在最好的情形下也不想要」，說得再清楚也沒有。張愛玲聰明一生，可是作過許多莫名其妙的決定，挑選丈夫一環尤其驚心動魄，上海那個又花又奸，美國那個又老又殘，她都欣然下嫁，教人頓生「天下男人都死光了嗎」的疑問，然而拒絕讓新生命進駐子宮，卻非常明智。至於序中指她「因墮胎而在紐約病得很重，引起麥道偉營友的關心」，不知有何依據，起碼《張賴》中文版正文沒提。

蘋果日報    重寫不會費事   邁克   20130419

書名《張愛玲給我的信件》，收編的當然以張的魚雁為主，收件人的回覆寥寥無幾，因為夏志清本人當年沒有存底，事後托宋淇太太鄺文美在張的遺物中勾沉，仿似大海撈針。這當然十分可惜，一來一往的交流變成單程路，沒有前文後理互相參照，許多時候令讀者一頭霧水。按語雖然解開了不少疑團，仍然有很多需要勞煩福爾摩斯出馬的場口，不過放大鏡再明察秋毫，遺失在光陰隧道的確鑿物證灰飛煙滅，找不到就是找不到。譬如六六年底六七年初一再提起台灣有人想買小說電影版權，榮獲垂青的是哪一部卻守口如瓶，地氈式搜索完全不得要領，只能胡思亂想。我猜多半是《怨女》，首次冒出這話題的第二十二封信，說「《怨女》以前的劇本我沒有，劇情也大有出入，但是重寫不會費事，條件也好，就請你托平君進行。」平君是《皇冠》的平鑫濤，根據曾經自編為劇本的《金鎖記》改寫的《怨女》，該年四月開始在他的雜誌連載，出版人如果建議搬上銀幕造勢一點也不出奇，由自己的公司製作，肥水不流外人田，他手上那張天字第一號皇牌瓊瑤，就飽嚐「文而優則影」的甜頭。

回心一想，不對。如果沒有記錯，早年瓊瑤小說電影都是其他公司拍攝的，自組火鳥公司第一部出品，應該是六八年的《月滿西樓》，沒理由手指拗出不拗入，有着數不益親密伙伴，把福利奉獻給東山再起的張女士。那麼可能是平先生穿針引線，薦給當時欣欣向榮的國聯公司，不過沒有成事，三個月後的第二十六封信，女皇已經發出「拍電影的事他如不提也再說了，國聯想也在風雨飄搖中」的密令。

(广州日报)  作家隐私该不该公开出版？  记者 李晓璐 陈庆辉   2013.04.24


张爱玲亲手绘制的旗袍草图


张爱玲的书信

近日，一本名为《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的书再次将已过世近18年的张爱玲推向了社会舆论的中心。据悉，这本书由张爱玲生前好友夏志清推出，收录了张爱玲103封信件，“堪称目前公之于世的张爱玲信件的集大成者”。这些信件涉及了张爱玲的大量隐私，包括其晚年在美国的窘迫生活，对此，有许多张迷公开表示不满，认为“张爱玲是个爱面子的人，应该尊重她的隐私，而不是过度消费”，更斥责这种行为“践踏了张爱玲交付的情谊”。然而，一些专家、学者却认为公开出版作家的书信等资料，可以帮助读者和研究者更全面、更彻底地了解这个作家的创作背景、精神世界等，还原一个真实的作家形象。那么，作家的隐私究竟该不该公开出版？

复旦大学教授、文化学者 陈思和

涉及作家隐私的文献作为参考资料公布更妥当

关于作家书信、日记等文献是否应该出版，其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很多情况必须针对具体事件而言。如果作家生前就曾把自己的书信、日记公开了，或者表达过类似的意愿，那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当作家去世后，在作家的遗产继承者没有特意授权的情况下，凡是属于个人隐私的资料，都不宜公开出版；如果作家的合法继承者愿意公开出版，另当别论。

事实上，鉴于作家与其他具有明星效应的人物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公众人物，所以公开出版作家的隐私往往会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应和巨大的商业效益，所以出版商总是愿意多出版这些文献来制造轰动效应。这虽然对于人们研究作家传记、全面了解作家以及更好地读解其作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从尊重作家的隐私权、名誉权，甚至涉及到他人的隐私权、名誉权方面而言，存在很多道德上的欠缺。我的态度是倾向于这些涉及隐私的文献不应该出版，但是可以陈列于专业的资料馆，过了著作权规定年限以后，可以供读者或专业研究者参考。比如作家身后五十年，作家包括其亲密关系的人们都已经成为过去的人物，不存在会对这些作家及其家属造成直接的伤害，作为参考而公布，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我觉得这些被公开出版的作家身前的书信、日记等隐私文献并不能绝对地体现一个真实的作家形象。因为书信、日记是隐私的文献，作家本人并不是为了公布而写的，所以感情表达通常比较随意。比如作家对某人的一件具体事情感到不满意，可能在公开场合表现得比较克制，也不会影响他在生活中对某人的态度。这个作家或许会选择在书信、日记里随意发泄一些不满情绪，这种情绪当时在书信中被发泄后其实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但这种信息被以后的人们在完全不了解具体背景的状况下获悉后，就会轻易地得出他对某人的两面态度、不正常关系等错误理解。在某些特殊时期，书信、日记甚至曾被用来轻易定夺他人的罪证的证据，也正是这些本以为铁证如山的资料，最后反倒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这些教训都是值得我们吸取的。

事实上，在我过去年轻的时候也认为作家的所有材料（包括隐私文献）都应该公布，甚至公开出版，以利于人们更深刻地、更全面地认识作家或真实、或复杂、或不为人知的形象，但现在随着年龄渐增与人生经验的增多，我却越来越觉得这样轻率地公布作家身后隐私资料是不应该的，也没有这个必要。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陈子善

好心办好事，不存在所谓的道德问题

陈子善发表多条微博，力挺出版张爱玲书信：

“一位作家生前或身后，其书信、日记（如果有的话）整理发表，本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中外皆然。鲁迅、胡适、郁达夫、梁实秋、沈从文、老舍……许许多多中国现代作家都是这样做的，为什么他们可以，张爱玲反而不可以？对《张爱玲致夏志清信件》以及其他张爱玲书信集持如此批评态度，实在莫名其妙！”

“出版《小团圆》、出版《张爱玲致夏志清信件》……都是好心办好事，因为这大有利于还原一个真实而又完整的张爱玲，是张爱玲作品（包含书信）整理、出版和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不存在所谓的道德问题。”

“张爱玲何来‘丑’？更谈不上‘曝丑’。她跟朋友通信就是谈自己‘隐私’？她在美国的生活和创作，不管她自己是否满意（有哪几位作家对自己的创作完全满意的？），不管如何评价，都应加以研究。不独张爱玲，几乎所有作家都要‘面子’，如何分析有没‘面子’，还是要看她或他留下的包括书信在内的所有文字。”

“张爱玲选择了文字生涯，以她的聪明，不可能不知道她留下的所有文字，包括片纸只字，都将成为研究对象，古今中外皆然，男女作家皆然。”

“作家书简应否出版，这个问题很无聊……再重复一遍，张爱玲作为作家，用文字作品与读者交流。谁都无法否认书信是文字作品之一种，那么，她当年写的信只与收信人一个人(如夏志清先生）或两个人(如宋淇先生夫妇）交流，而今通过出版与更多人交流，有什么不好！”

张爱玲书迷 徐巍

给张爱玲留点“面子”吧

我第一次接触张爱玲的作品，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到如今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当时觉得张爱玲的文字有时婉约优美，萦绕着淡淡的忧愁；有时又犀利无比，无情的揭露了生活残忍和真实的一面。但现在再看张爱玲，我觉得她虽然生活在旧时代，却是完全是个新女性，在她这一辈的女作家中，她不是最大胆、最前卫，也不算最聪明、最世故的，但她故我。所以，直到今天，我依然喜爱、欣赏她的作品。

但我喜爱她，不代表我想要把她的所有人生经历和情感生活通通扒开来看清楚。我觉得，张爱玲生前给人的感觉比较孤独、高傲，追求完美，是一个活得非常骄傲的女子。而她晚年也一直过着与世隔绝的独居生活，我想，她之所以选择独居，或许正是源于她本身并不喜欢把一些很隐私的生活经历公布于世吧。

无论如何，书信也算是隐私，尤其是当书信中涉及了作家的一些不堪、悲凉的生活经历，或者他们的感情生活时，这表明了这个作家对与之通信的人的信任。但这些被信任的人在作家过世后，将作家的书信不加保留地全部出版，这似乎有违道义。从理智上，我能理解有些人公开这些隐私是出于希望想让公众更加了解这个作者的心理，但从情感上，我个人无法苟同。如果出版这些资料是单纯出于金钱方面的考虑，更应该被谴责。

张爱玲一直是个骄傲的、爱面子的女子，她生前那么在意的“面子”，却在过世后被一次次扒开，就是因为这种感觉，我心里才觉得难受。

作家 淳子

八卦的心理、商业的目的要不得

其实，作家的信件被公开出版是常有的事情。如果，一名作家的信件在若干年后，依然有出版社愿意收集并出版，有学者愿意研究讨论，有读者愿意购买阅读，我倒觉得这是对这位作家在文坛地位的一种肯定。但这有前提的，就是这些书信、日记等等资料是未曾注明须在将来的日子里烧毁或者不能公开出版的。否则，这种行为就是一种违背他人意愿的、不道德的行为，这是在无视他人的痛楚，也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更像是对作家的背叛。又或者，作家的书信、日记等资料的出版会伤害他人的情感或利益，那这种资料也不要公开出版为好。

事实上，作家也是公众人物，或多或少会与其书迷保持一定距离，由此形成一个比较美好的形象。但如同硬币是有两面性的，作家首先作为一个人，也同样具有两面性，如果他在道德品质上没有重大失误，那么对于自己隐私被公开出版，他的真实形象被世人所熟知，应该不会怀有恐惧感。

如果是我，我会觉得，那些我已无从知晓的将来的事情、那些因为我的隐私引发的小小涟漪，我不会有太大的所谓。同时，如果我的这些资料依然能够为当代文学的研究或者发展提供一份帮助，我个人是很乐意的，这也是我作为一名作家的价值体现。

但如同我之前提到的，公开出版作家的隐私必须是在尊重这位作家的前提下，谨慎地、严谨地，本着学术研讨的态度，为了还原一个真实的作家形象，让更多读者和学者得以了解而进行。我觉得，夏志清、庄信正、宋以朗等人就是本着这样的精神出版了有关张爱玲书信的作品，他们并没有在张爱玲逝世的当口就急急忙忙地出版，而是时隔多年后，甚至是等书信中涉及的人过世后，不会对当事人的生活造成影响了以后，再出版。反之，如果是抱着一种窥探地、八卦的心理，或者甚至是为了商业的目的而出版这些资料，那我是极为反对的。

我觉得，张爱玲的书信被出版会引发外界的一个争议，倒也不单是因为她生前是个非常骄傲的女性，更是因为她透过作品向世人展示的思想依然具有现代性，与当代文学息息相关。

上海文艺出版社 郑理

出版社未必都对作家书信感兴趣

我觉得书信、日记等肯定算个人的隐私。我个人感觉，若是违背了作者本人的意愿而出版某些作品，那这个行为是不可取的。

事实上，不是所有的出版社都对出版此类作品非常感兴趣，比如我们上海文艺出版社基本不出版此类作品。而我们几年前曾经出版的《赵清阁书信集》，也是在有资助的情况下才出版的。

不过，张爱玲的情况比较特殊，至今她依然获得众人的瞩目和关注，而她也没有后代和家属，所以版权也在别人的手上。出版她与别人往来的信件或者她未曾发表的作品，可能对后人研究她的文学价值、创作背景等提供了一些帮助。

但是，我觉得，如果张爱玲尚在人世的话，应该不会愿意这些书信等被公开发表，毕竟这仍属于个人隐私。

(深圳商报)   图书营销的短板：缺文化味  杨 青  2013.04.25

我一向不喜腰封的，也许因为腰封上噱头十足的广告词。看到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出品的夏志清编注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一书的腰封，却愣了一下，腰封的背面同样是广告词：“收藏张爱玲，赠文房四宝”，提醒读书寄回书中的回函卡，即有机会抽中精品文具。这明明是一个广告回邮，但感觉切实又不失文气，商家文风犹存。

让我吃惊的是腰封接下来列出了《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系列讲座，从3月2日到4月7日，一共有六场讲座，一头一尾两场在信义，其余的四场均在诚品台大店。从《夏、张书信的文学》、《玫瑰、金锁、沉香屑一谈“收藏”张爱玲》，到《在悲壮与苍凉的背后——谈张爱玲好发议论的一面》和《那些张爱玲教我的事》。以这本书信的文学为开端，引伸开谈，到切入一点，最后落地到张爱玲对台湾文学的影响，可谓由表及里，步步生发开去。而首尾两场同题讲座《读·看张爱玲》以读张爱玲的信，看张爱玲的背影为题，由书里谈及书外。

尽管知道张爱玲在台湾拥趸甚众，也知道夏志清作为文学评论家在台湾的影响力，但是二人联袂于这本书的出版，居然有这样六场讲座轮番密集地排开，不由得羡慕台湾出版界推销图书的用心和着力，捎带也羡慕在台湾作为读者福气不小。

六场讲座的嘉宾，除了在内地出过书的蔡登山相对熟悉以外，其他相对陌生，百度了一下，发现符立中是台湾著名专栏作家、乐评人，陈芳明是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兼台湾文学研究所所长，张小虹是台大外文系教授，郭强生是小说家和剧作家，杨泽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博士，曾任职《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78年出生的杨佳娴是台湾作家、诗人、散文家、青年评论家。而汤舒雯还是就读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硕士班的在读生。

一本书六场讲座，只诚品台大店就有四场，每周四晚八点围绕一本书，演讲嘉宾则包括了来自大学的教授和正在就读的学生，请来了乐评家、剧作家和青年评论家，从年龄、身份、职业到学历上都有落差，涵盖的是不同的读者面。这样的嘉宾阵容是为话题而备的，相信能为喜爱张爱玲的读者打开不同的“看张”思路。

回到内地来，反观我们的图书营销，倒也花样百出，前一段甚至出现《芬尼根的守灵夜》在上海、北京、杭州等一线城市打巨幅户外广告，开创文学书首打户外广告的先河。但这样的营销方式把图书等同于其他的商品，没有突出图书营销的特色，重吆喝重声势，对拉近图书和读者的关系起不到太大的功用。

内地图书营销最大的误区就在于把图书营销与商业营销直接画上等号，有的出版人甚至放言：“如果谈书的销售意义的话，就两字，跟商业一样，忽悠。”在这样的营销方式指引下，内地的图书营销商业味太浓也就不足为奇了。

至于讲座营销，在内地也很常见，但大多只一场，一般是打一枪换一地，嘉宾重名声，常见的总是几张熟面孔。若请在校的研究生作推广嘉宾，这样的营销文案不会出台，就算出台也会胎死腹中。原因很简单，谁会听一个在校生的“忽悠”？反差最大的内地营销案例是王蒙的新书销售，请八竿子也打不着的郭敬明助阵，很多人觉得抬举了郭敬明，但看郭敬明身后的粉丝数和人家杂志的营销量，你就会明白王蒙不能算屈就，只能算高攀。但效果呢？热闹一场，媒体用大些的版面，夺人眼球，对图书的销售没有切实的推进作用。

我们的读书氛围不浓厚，出版动机太功利，再加上营销策划求动静大过求实效，导致图书营销往往沦为三板斧的套路：媒体书评或电视吆喝，嘉宾座谈，再加上作者签售，这就很难打动读者，更不用说发掘潜在的读者群了。在与台湾图书营销的比照之下，更容易显出内地营销独缺文化味的短板来！

(北京青年报)  谁是张爱玲的知己   2013.04.6

　　◎李舒

　　因为不懂得，所以不慈悲

　　对于“张迷”们来说，在这个春天里，最重磅的消息，莫过于夏志清出版了《张爱玲给我的信件》，新书公布了张爱玲给夏志清的118封信（还有夏给张的信16封半，共135封），其中32封是首次公开。从数量上来讲，这本书已经超越了之前2008年庄信正出版的《张爱玲来信笺注》（84封）和2012年苏伟贞出版的《长镜头下的张爱玲》，甫一上市，便被媒体冠以“张爱玲书信集大成者”的称号，一时引起不小轰动。张爱玲给夏志清的来信并不是第一次被公开，1997年台湾《联合文学》杂志做纪念张爱玲专题特辑，这些信件经夏整理后被连载，自1997年4月开始，至1998年8月连载到第100封时，夏志清有其他事情，暂停了连载。2002年7月，夏志清又发表了第101、102、 103三封信，之后《联合文学》主编工作变动，不了了之。

　　作为近二十年来受关注度最高的华语作家之一，张爱玲仿佛已经成了一个被消费的文化符号，评论者们拿着近些年不断挖掘出版的张爱玲文字大做文章，连微博上的营销账号们都爱好常常在一通不知所云的语录之后加上“张爱玲”的名字，仿佛女作家已经摇身一变，成了当代陆琪。而当年和张爱玲有过只言片语鸿雁往来的人们，当然更加按捺不住，连那位曾经因为捡张爱玲的垃圾而如过街老鼠一般被打过的女作家，都再次出版了她作为“张爱玲邻居”的故事。夏志清先生作为早期将张爱玲挖掘出来的“伯乐”，其在“张学研究界”的地位不言自明，在这个时候出版张爱玲和自己的通信，究竟为了什么呢？夏志清夫人王洞认为，最终的集结成册，和夏志清2009年生了一场大病有关：“当时，他就说，我哥哥的信放在哪儿，张爱玲的信放在哪儿，好像在跟我交代后事……其实，我想就是他年纪大了，应该出这么一本书。”而夏志清在接受《南都周刊》的访谈时，则说：“当时没有想到出书。But I knew how great she was（但我知道她有多伟大）。我说她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She’s the greatest Chinese novelist（她是最伟大的中国小说家）。当时没有人这样讲过，只有我一个人。你可以讲张爱玲重要，I am重要too。”

　　不过，翻开这些故纸堆，你所能感受到的，是扑面而来的生疏感。张爱玲对夏志清，当然比不上对于宋淇夫妇的亲热真诚，令人吃惊的是，甚至比不上庄信正和张爱玲的友谊。公开披露的118封来信中，1972年似乎是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自1963年5月（之前的信件缺失）至1973年12月，短短十年时间，张爱玲给夏志清写了59封信；1973年12月至1994年5月的最后一封信，21年间也只有59封信。这也许是因为之前的十年，张爱玲在工作上和夏志清的往来更多，王洞觉得，是因为那时候，张爱玲要求夏志清帮忙找工作：“张爱玲在美国的工作大都是夏先生给她找的。她到Radcliff(当年的哈佛女校)也是夏先生叫她去的；然后她到Berkele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庄信正的工作，也是夏先生介绍的。”

　　虽然夏志清一再强调张爱玲“每信必问候王洞、自珍”，也记得“我爱吃西瓜，王洞爱吃洋芋沙拉”，但这不过是张爱玲惯用的客套话，她给苏伟贞、庄信正以及其他任何人的信件结尾都会硬邦邦地问候家人或者祝福身体健康，这似乎像她的“此致敬礼”。最令人尴尬的莫过于自1984年10月26日以来，张爱玲因为所谓的“虫患”一直搬家，三年没有给夏志清写一封信，他写给她的数封信，也没有被拆开，尽管夏对于张“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唐行为”这一解释表示“心酸”，但还是耿耿于怀地批注道：“这三年她倒每年给庄信正写一封信。”（当然，这也许是代为批注的王洞的感想。）所以，王洞在看了庄信正和张爱玲的通信之后，虽然强调“与宋淇夫妇相比，张写给庄信正和夏先生的信都没有什么感情”，但也不得不承认，“庄先生是她晚辈，他们见面见得比较多……她到洛杉矶后，又照顾她生活。所以她对庄先生好一点。庄先生也经常寄点书啊报啊给她看。”

　　的确，张爱玲在写给庄信正的84封信中，有一大半都是琐事求助和工作往来，但细心的读者还是会被1973年8月16日信中的那句话所打动：“你是在我极少数信任的朋友的Pantheon里的，十年二十年都是一样，不过就是我看似不近人情的地方希望能谅解。”张爱玲和庄信正之间，并不是夏志清夫妇认为的、仅仅“见面比较多”的关系，庄信正当年追到后来的夫人杨荣华，张爱玲“功不可没”，因为庄信正曾经请张爱玲签名送给杨荣华两本书，这份别致的礼物打动了“文艺女青年”的芳心，两人终成秦晋之好。除此以外，庄信正似乎更为懂得张爱玲的心思，在许多小事上，他处理得非常谨慎，比如受妻子之托向张爱玲要照片的时候会妥帖地补一句“但您手边未必有”（最终张爱玲还是送了照片）；比如从来不泄露张爱玲的地址和电话，庄信正介绍的朋友林式同也是一样，张爱玲在信中特地表扬“不愧是你的好朋友”，虽然她用错了“一丘之貉”这个成语。在地址保密这件事上，夏志清似乎不大做得到，以至于张爱玲有时会故意向夏隐瞒自己的地址，或者索性托庄信正代为转交东西。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夏先生豪爽而直率的性格，在这本《通信》的批注中，还泄露了许多和自己有关的八卦，有名有姓有细节，不知道那些被牵累到的女主角们，在看到此书时，会不会有“躺着也中枪”的感想。而掩卷后的最终一叹，还是觉得，崇拜者、伯乐和知己，终究还是不同，宋淇夫妇在与张爱玲交往的四十年间，只写过三篇记述张爱玲的文章，其中还包括为张爱玲文集做宣传的《私语张爱玲》，更多的时候，宋淇以“林以亮”为笔名写作，为的是免得与张爱玲牵扯关系，“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这句话，也许真的只有知己才能做到。

(中國評論新聞)    張愛玲晚年信件：胡蘭成會把我說成他的妾   2013.05.02

　    中評社香港5月2日電／張愛玲的人生，在舊上海的前半生是人們熟悉的，在美國的後半生是人們陌生的。2013年3月，92歲的夏志清先生在台灣出版了《張愛玲給我的信件》，讓張愛玲在美國的境況，有了清晰一些的面貌。

　　2008年莊信正出版《張愛玲來信箋注》公布84封信，2012年蘇偉貞出版《長鏡頭下的張愛玲》公布十餘封信，《張愛玲給我的信件》收錄135封信，其中32封首次面世。

　　張愛玲到美國後，從上世紀60年代起和夏志清通信。從1997年4月至2002年7月，台灣《聯合文學》曾斷斷續續刊載過這些信件，每封信後都有夏志清的按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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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謀生的刀子懸在頭上

　　作為“登高一呼”，給予張愛玲文壇重要地位的夏志清，他和張愛玲的通信，意義也非同尋常。

　　這些信件最終結集，和夏志清2009年生了一場大病有關。“當時，他就說，我哥哥的信放在哪，張愛玲的信放在哪，好像在跟我交代後事。”夏志清夫人王洞對記者回憶當時的情況說：“其實，我想就是他年紀大了，應該出這麼一本書。”

　　夏志清年事已高，身體不好。最新披露的32封信無法親自編寫按語，都由王洞代為完成，夏志清審核認可後發表。王洞雖稱“我這個人對文學沒有興趣”，但還是花了很大精力完成按語的編撰。

　　1955年，張愛玲從香港孤身一人，以難民身份搭乘“克里夫蘭總統號”郵輪到美國，抵達紐約時近午夜。這一年，香港聚集了好多上海人，夏志清正在寫《中國現代小說史》。

　　人們後來知道，張愛玲抵美後先住在叫“救世軍”的女子宿舍。1956年3月，她申請到由一位作曲家的遺孀創立、給藝術家提供半年居住以安心創作的文藝營。36歲的張愛玲在此認識了66歲的賴雅，半年後，在紐約結婚。婚後張愛玲打掉了孩子。

　　1967年4月，張愛玲給夏志清去信說要離開俄亥俄州去紐約住兩個月，夏志清邀請張愛玲在紐約相聚。1967年5月14日，張愛玲給夏志清去信說眼睛出血看醫生，“天天從下午忙到天亮，雖然想聽唱片，也想到府上見你太太，只好都擱下來。”

　　夏志清看了很難過，總覺得她是為了趕稿，傷了眼睛。不該嫁給又老又窮的賴雅。為了生活，去翻譯，去教書，去做研究。浪費了她的才華。

　　張愛玲是在上海灘“成名要趁早”的熱門作家，非要到美國受罪，“張迷”們看著心痛不解。1964年10月16日，她給夏志清的信裡提到過1957年遭遇過的一次退稿。

        有封退稿信對《粉淚》(Pink Tears，即《怨女》)的評價是：“所有的人物都令人反感……我們曾經出過幾部日本小說，都是微妙的，不像這樣squalid(肮臟)。我倒覺得好奇，如果這小說有人出版，不知道批評家怎麼說。”

　　張愛玲英文優秀，攔在她和美國讀者之間的是文化上的不認同。她拒絕異域風情式的寫作，無法在美國用筆謀生，謀生的刀子卻懸在頭上。

　　2

　　工作上屢屢受挫 

　　張愛玲沒有大學文憑，寫作無法維持生計時，她就開始編寫電影劇本、翻譯作品，也被派去做些指定題目的中國研究。她先後在幾所大學任職，不善交際也不善做研究，都以離職收場。

　　夏志清在編號為“25”的信按語裡說：“我想張愛玲真的因為並無固定收入才去編寫電影劇本，也去翻譯、節譯才華遠不如她的中美當代作家。因之對此項hack work有時感到十分厭惡。”

　　賴雅生病花光了二人的積蓄後，張愛玲為糊口進入邁阿密大學當駐校作家。因為夏志清推薦，張愛玲1967年9月抵達麻州劍橋市在賴氏女子學院設立的研究所工作。賴雅10月即離世，張愛玲開始獨居生活直到終老。

　　在賴氏女子學院，張愛玲的工作是翻譯《海上花列傳》、研究《紅樓夢》。這也是興趣所在，到底心情好些。但張愛玲數次在信中提到自己和周圍同事並不融洽，“我又不太會做人，接觸雖少， 已經是非很多”。

　　1969年，張愛玲進入加州伯克利大學中國研究中心，1971年和陳世驤有矛盾而丟掉工作，這被夏志清稱為“在美國奮鬥十六年遭受的最大打擊”。

　　張愛玲在1971年7月10日的信中，詳細記錄了自己和陳世驤的對話，陳世驤認為她的研究文章經修改後仍看不懂。張愛玲笑說：“加上提綱、結論，一句話說八遍還不懂，我簡直不能相信。”陳世驤從這句話開始生氣，此後溝通無果，堅持解雇張愛玲。

　　夏志清在按語中說，一是張愛玲平時不上班“早已遭人非議”，二是張愛玲在研究任務上和陳世驤溝通不善。夏志清說：“消息傳遍美國，對她極為不利，好像大作家連一篇普通學術報告都不會寫。”

        1971年秋，張愛玲搬到洛杉磯，之後整整三年都沒有固定收入，幸而舊作大量發表而有稿酬。1974年6月9日，她在給夏志清的信中說自己“投稿都是為了實際的打算”，即要賺稿費。

　　那時，香港大學找她寫篇關於丁玲小說的文章，她在信裡托夏找相關書籍。夏志清給這封信寫的按語，幾乎稱得上“痛心疾首”：“張、丁二人的才華、成就實有天壤之別，以愛玲這樣的大天才去花時間研究丁玲，實在是說不通的。”

　　3

　　生命尾聲裡的虱子

　　1984年11月5日，張愛玲第一次在信中跟夏志清提到“蟲子”：“我因為老房子蟲患被迫倉皇搬家，匆匆寫張便條寄地址來。” 1984年12月22日，她在信中稱：“我這一年來為了逃蟲難，一直沒固定地址，真是從何說起。”

　　之後三年，她沒有給夏志清寫信。夏志清隔一段時間去信問候，也沒回音。網上說：“從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這三年半時間內，她平均每個星期搬家一次，算下來搬家次數多達180次。”沒證據證明她“180次搬家”，但因“蟲患”頻繁搬家，信中可以看出。

　　1988年，夏志清接到張愛玲來信，才知道自己多封去信張愛玲收到後根本沒拆：“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遠道上城，有時候回來已經過午夜了，最後一班公交車停駛，要叫汽車，剩下的時間只夠吃睡，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唐行徑。”

　　這封信裡提到她去看了醫生，查出“皮膚過度敏感”，用藥立刻好了。看來，“蟲患”也許只是皮膚瘙癢，她當時還準備寫篇文章回顧這場“人蟲大戰”。

　　但1991年11月1日的信中，張愛玲再度提到“蟲患”：“先些時我又因為逃蟲患搬家，本來新房子沒蟑螂，已有了就在三年內泛濫，殺蟲人全都無效。最近又發現租信箱處有螞蟻……接連鬧跳蚤蟑螂螞蟻，又不是住在非洲，實在可笑。”

　　很多人都認為這“人蟲大戰”不過是張愛玲的心病。王洞不想輕易下判斷：“我們不在洛杉磯，不曉得她到底住在什麼樣的地方。她可能有皮膚病，自己不知道，也可能是心理的關係，這就很難講了。”

　　在學者中，陳子善則將之歸納為作家敏感天性：“說有心理問題要有論證。但她肯定很敏感，不敏感很難成為大作家。”王德威則幹脆把張愛玲的疾病纏身上升到“現代主義美學觀點的身體呈現”：“你看西方或東方重要的幾個現代主義大師，他們在身體的灼傷，或者病或者是在自殘的傾向裡面所顯現的一種堅持。”

　　4

　　夏志清對她的關心

　　有《小團圓》對號入座大八卦的先例，很多人都等著張愛玲在信裡談論胡蘭成。但信件中，這部分內容只有兩處。

　　1966年11月4日，她在信中說：“胡蘭成書中講我的部分纏夾得奇怪，他也不至於老到這樣，不知從哪裡來的quote(引用)我姑姑的話，幸而她看不到，不然要氣死了。”1975年12月10日的信中還有一段：“三十年不見，大家都老了——胡蘭成會把我說成他的妾之一，大概是報復，因為寫過許多信來我沒回信。”

　　張愛玲和夏志清是作家和批評家的朋友關係，張愛玲一直保持距離。夏志清對張愛玲的友誼，不顯山不露水地藏在信中。張愛玲剛到美國時，經常托夏志清幫忙，最多的是求推薦。她矜持，信裡最常見的是“請不要特地回信”、“請不要特地寫信為我……”。

　　夏志清不善求人，卻硬著頭皮都去幫張愛玲做了。張愛玲數次提出要給夏志清算介紹出版的commission(傭金)。夏志清猜測她是“不習慣用中文談金錢出入的事情”，只用英文“大方些”，當然自己是“不會拿她一分錢的”。

　　張愛玲越到晚年越孤僻，來信經常囑咐“不要把地址告訴其他人”，尤其是“蟲患”不斷的搬家期間，更新地址時都要強調一句。有了電話之後更惶恐，囑咐不要把電話外洩，自己不愛接聽陌生人電話。

　　1988年4月6日信中，張愛玲說皮膚瘙癢問題已解決，把電話號碼給了夏志清。夏志清沒有很快打電話，在回信中謹慎地提出：“上次你給了我你的電話 number(號碼)，我還是沒有動用。真有些後悔。電話上講幾句話，也蠻有意思的，比讀朋友來信味道不同。If you are still in the mood(如果你還有興致)，請把新號碼給我。”

　　但張愛玲回覆說：“住址保密到paranoid(偏執)程度，根據電話號碼也可以查得出來，只好號碼誰都不告訴。也沒心腸打電話談天，看你的‘評論集’就行了，你的文章都personal(個人)氣息很濃。”

　　夏志清在信中介紹自己吃的維他命種類，勸她多做運動，推薦書目。聽說她家裡鬧蟑螂，就分享了自家滅蟑螂心得。她抱怨牙不好，他則詳細地講自己怎麼保護牙齒，甚至推薦了自己用的電動牙刷。夏志清對張愛玲的關心，由此可見。

　　5

　　張愛玲是很有距離的

　　記者連線紐約訪問夏志清、王洞夫婦，請他們講述自己印象裡的張愛玲美國生活。夏志清有些事情已經記不太清，大多數問題由王洞回答。關鍵問題，夏志清會在電話那頭出聲：“我來講！”回憶模糊的時候，真正能在他腦中浮現的內容才令人唏噓不已。

　　夏志清能清晰地記得自己評價張愛玲地位時的果斷，記得自己年輕時飽讀詩書的自信，記得張愛玲是“a great writer”(偉大的作家)，蘇州腔調裡夾著英文，還是一派舊時江南才子氣度。

　　記者：我們在信裡能看出張愛玲“保持距離”的那種姿態，但也很驚訝她和夏先生通了那麼多封信，他們之間感情的維繫是在哪裡？或者說她和夏先生是一種什麼樣的感情？

　　王洞：大家都覺得，夏先生對她這麼熱情這麼幫忙，她對夏先生這麼冷淡。他們是完全兩個性格不同的人。夏先生他喜歡開玩笑，見了人說些個沒有分寸的話。可是他跟張愛玲見面不多，所以也不知道張愛玲對他有沒有這種印象。

還有一個原因是，張愛玲跟夏先生年紀差不多，比夏先生大半歲，她是一個大家閨秀，可能覺得男女之間不可以太……(親近)，要保持距離。其實張愛玲和他通信不大講隱私的，跟宋淇當然不同，因為她和宋太太是好朋友。

　　不管是跟莊(信正)先生的信也好，夏先生的信也好，張愛玲根本不講自己的感情隱私，都是很有距離的。但夏先生欣賞張愛玲才華，其實連不像張愛玲這麼有才的，夏先生都願意幫忙，張愛玲他當然願意幫忙。

　　當張愛玲在美國出版界打不開路子的時候，只好什麼都委托夏先生，換句話說，她對夏先生很信任，皇冠的合同是夏先生幫她訂的。其實夏先生是很不會做事的一個人，居然給她搞了這麼好的條件。他們之間就是，一個尊重，一個信任。

　　我覺得夏先生對待張愛玲，真的是無話可講。

　　記者：夏先生現在怎麼看當初對張愛玲的評價？

　　王洞：當年張愛玲在上海也挺紅的，可是沒有很多人把她當做一個很serious(嚴肅)的作家。夏先生當時也當然考慮很多，很大膽地把張愛玲的地位提高了。

　　夏志清：I made her a great writer ，and she was a great writer (我使她成為一個偉大的作家，而她也確實是一個偉大的作家)。我寫了以後，大家都相信了。

　　我是學英國文學的，看過很多西方名著。我的看法與人家不同。我有confidence(自信心)， 對自己的自信心很高。人家都聽魯迅講什麼話，胡適講什麼話，我根本用不著。

　　記者：張愛玲在美國不受認可，主要是什麼原因？

　　王洞：我想，一方面是媒體，一方面是時間不對吧。現在中國開放了，中國強了，所以大家都去學中文，中國人哪個方面都揚眉吐氣了，現在這麼多人去學中文。張愛玲太早了一點，沒趕上這個時代。

　　6

　　王洞澄清夏志清的情史

　　夏志清兩段關於自己情史的按語，也引來不少讀者的八卦:“我同愛玲無話不談，大學畢業後我在上海、北京愛上了兩個女子的故事也吐露給她聽了，二人都算不上是我的女友，因為從未單獨date(約會)過。”按語也披露他和陳若曦、於梨華的戀情：

　“卡洛(夏志清前妻)也是耶魯大學的碩士……我們的感情很好，但我到哥大以後，找我的女孩子太多，使我動情的第一個女孩子便是陳若曦(名秀美，英文叫 Lucy)。她似乎對我也有意，我便對卡洛說，‘我愛Lucy，我們離婚吧。’卡洛大哭一場，Lucy也無真心嫁我，之後嫁給段世堯便回大陸‘報效祖國去了’。直至於梨華搬來紐約，我又出軌，卡洛便交了一個男友，決定離婚。

　　並非如陳若曦在其《堅持、無悔——七十自述》中所說‘原配早不滿丈夫喜歡中國女生，發現他和王洞談戀愛了，和人私奔並鐵了心離婚’。陳若曦……希望我寫序並幫忙她來美，我們舊情複燃，又談起戀愛來了，她在書裡對跟我的兩段情，只字未提，卻借我與某編輯的一段情，對我的前妻及王洞加以人身攻擊，也醜化我。”

　　記者：夏先生在信裡也披露很多八卦，好多讀者都把焦點集中在這裡。

　　王洞：張愛玲把夏先生寫的信都丟掉了，我們也不知道夏先生給張愛玲寫了些什麼。但是你看出來，夏先生跟她講過，年輕的時候想追女朋友，根本沒有追到。所以書裡只有夏先生的八卦，並沒有張愛玲的八卦。她在信裡連她的丈夫都很少提。

　　有人愛看八卦，另一些人就好像故意寫一點八卦的東西。譬如說有人採訪陳若曦，在有限的篇幅裡，提到夏先生與某編輯的戀愛，經陳若曦的勸阻，才沒跟我離婚，好像她是個大好人。陳若曦、於梨華寫了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我覺得應該澄清一下。

　　記者：所以後面包括離婚，還有陳若曦、於梨華那部分，是你加的，你想澄清一下？

　　王洞：陳若曦寫了一本書，造我謠嘛。夏老師喜歡女孩子，比如你來，他也會很喜歡你。你知道女孩子自重的話，夏先生也不會怎樣。夏先生對他的女學生也很規矩，多漂亮的女孩子他都沒去追。但有的人是作家，就利用夏先生給她們寫序，和他談情說愛起來。我作為一個太太，知道了當然很生氣。

　　你不講夏先生和你談的戀愛，把別人和夏先生談的戀愛說出來，而且造謠。像我和夏先生認識的時候，他正在辦離婚，我跟他的婚姻破裂是沒有任何關係的。他前妻不能忍受丈夫兩次出軌，就找了個男朋友，等她男朋友離了婚，他們才結婚，並沒有與人私奔。

　　夏先生太天真，我跟他吃第一頓飯，他和什麼人談過戀愛，為什麼要離婚，就都告訴我了。他是教授，我在哥大做事，也不敢得罪他，後來若即若離的，我就到別的地方教書了。他離了婚，我們才在一起的。

　　他覺得和這些女作家談戀愛，是一件美麗的事情，這些個女作家覺得他很有用，不肯放棄他，一定要和他做朋友。但我真的沒有想到，等到夏先生老了，她們來欺負夏先生，毀謗我，連累他前妻，實在卑鄙可恨！

　　夏先生看了陳若曦的書很生氣，才把當年陳若曦怎樣引誘他，描繪出來，他要寫出來。可是他老了，哪有精神寫？我伺候他，沒時間替他寫，就在書裡澄清一下。將來我會寫自傳的，這個事情不可以造謠的，夏先生保留了所有朋友的信，包括情書在內。

　　(來源：羊城晚報；本文由《時代周報》供稿，有删節） 

(中国网)    杨绛不满钱钟书信被拍 法律人士：她反对就没法拍    2013.05.23

        钱钟书夫人杨绛先生日前表示，她认为拍卖钱钟书写给友人的私信一事“非常不妥”。要求这些信件的保管者给她一个说法。有史以来有关钱钟书的书信手稿的最大一场拍卖，发生变数。

　　杨绛先生所指的钱钟书信件持有者是原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钱钟书与李国强熟识，1980年代钱钟书曾与李国强有书信往来，涉及不少对历史和学人的评判。

　　最近李国强手上的包括66封钱钟书书信和《也是集》手稿等流入拍场，下月就要开拍。杨绛先生闻讯大为震惊，她给李国强打去电话表示“我当初给你书稿，只是留作纪念；通信往来是私人之间的事，你为什么要把它们公开？”并直言：“这件事情非常不妥，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请给我一个答复。”

　　李国强只是向杨绛先生表示，这件事情不是他做的，是他朋友做的。他承诺会给杨绛先生一封书面答复。钱钟书的书信手稿拍卖一事就此陡然生变。但拍卖方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仍然表示，拍卖将如期进行。

　　最近，本报持续关注名人私信在去世后被持信人肆意处置的事件。比如最近大量张爱玲私信公布发表，一个晚年生活窘迫的张爱玲被曝光在公众视野之内。这场对张爱玲的“曝丑”行动，也引发了张迷发出“给张爱玲留点面子”的请求。此次杨绛先生反对拍卖钱钟书的私信，也是担心私信公开对钱钟书的声誉造成损害。

　　对于名人私信的处置，法律界人士表示，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信件的著作权归属于写信人，因此作为收信者，如果没有获得发信者的同意，不得随意公开信件。钱钟书已经去世，钱钟书的女儿钱瑗也已去世，钱钟书的遗产执行人正是杨绛先生。现在既然杨绛先生表示反对拍卖，那这些信件将不太可能出现在拍卖场。记者郦亮

(海南日报)    下月拍卖钱钟书私信 夫人杨绛反对    2013.05.24

    5月21日，久未露面的102岁的杨绛先生有些怒了。让她不高兴的原因是，有消息称，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将于6月拍卖一批藏品，其中包括66 封钱钟书书信和《也是集》手稿，12封杨绛书信和《干校六记》手稿，6封他们的女儿钱瑗书信等，主体是钱钟书上世纪80年代与时任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的书信往来，涉及不少对历史和学人的评判。

    钱钟书夫人杨绛先生表示，她认为筹备中的中贸圣佳春拍计划拍卖钱钟书写给友人的私信一事“非常不妥”，她要求这些信件的保管者给她一个说法。有史以来有关钱钟书的书信手稿的最大一场拍卖，由此发生变数。

    据了解，钱钟书与李国强熟识，1980年代钱钟书曾与李国强有书信往来，涉及不少对历史和学人的评判。

    最近，李国强手上的包括66封钱钟书书信和《也是集》手稿等流入拍场，下月就要开拍。杨绛先生闻讯大为震惊，她给李国强打去电话表示：“我当初给你书稿，只是留作纪念；通信往来是私人之间的事，你为什么要把它们公开？”并直言：“这件事情非常不妥，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请给我一个答复。”

    李国强只是向杨绛先生表示，这件事情不是他做的，是他朋友做的。他承诺会给杨绛先生一封书面答复。钱钟书的书信手稿拍卖一事，就此陡然生变。但拍卖方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仍然表示，拍卖将如期进行。

    最近，名人私信在去世后被持信人肆意处置的事件时有曝光。比如，最近大量张爱玲私信公布发表，一个晚年生活窘迫的张爱玲被曝光在公众视野之内。这场对张爱玲的“曝丑”行动，也引发了张迷发出“给张爱玲留点面子”的请求。此次杨绛先生反对拍卖钱钟书的私信，也是担心私信公开对钱钟书的声誉造成损害。

    这批书信在没有得到杨绛先生同意的情况下能不能拍卖呢？记者咨询了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权益保障办公室主任吕洁，她告诉记者，书信的著作权属于写信一方，所有权属于收信一方，“拍卖属于所有权转让的情形，如果书信内容不涉及钱钟书和杨绛的个人隐私，李国强是可以将其拍卖的。”但吕洁同时强调，未征得著作权人同意，所有权人无权将书信的内容公开或发表。　（郦亮）

(宁波晚报)    杨绛不满 钱钟书书信上拍卖场    2013.05.24

       

        近日数家媒体报道了“钱钟书杨绛手稿、书信首次大规模面世并将于6月22日拍卖”一事，102岁高龄的杨绛在北京家中得知此事后，表示“这件事情非常不妥，通信往来是私人之间的事”，认为不应该把这些私人信件进行公开。杨绛已经致电信件持有人李国强，希望得到一个答复。

　　杨绛：私人信件为什么要公开？

　　北京中贸圣佳国际拍卖公司近日发布消息，一批总量逾百件的钱钟书及其家眷的信札、手稿，于近日集中浮出水面。这批将于6月22日亮相春拍的物件中，包括了钱钟书、杨绛、钱瑗一家三口共计110件书信及手稿，其中，有60件钱钟书毛笔书信、6封钢笔书信和2件贺年卡片，13封杨绛钢笔书信和6封钱瑗钢笔书信。

　　本次拍卖主体是钱钟书上世纪80年代与时任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的书信往来，涉及不少对历史和学人的评判。据上海《文汇报》报道，杨绛先生于5月20日得知拍卖消息时，很是吃惊，她立即给远在香港的李国强打去电话，表示“我当初给你书稿，只是留作纪念；通信往来是私人之间的事，你为什么要把它们公开？”“这件事情非常不妥，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请给我一个答复。”李国强回应说：“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是我朋友做的。”他承诺要给杨绛一封书面答复。有记者随后向67岁的李国强求证，他表示对拍卖信札一事无可奉告，随即挂断电话。

　　有知情人透露，李国强1979年接任《广角镜》总编后开始与钱钟书联系。“钱先生的性格是对年轻人能帮则帮，所以有信必复，而且相当客气，李国强当时是个小伙子，但是钱先生对他都称先生。如果钱先生知道这些东西被拍卖，会有多伤心。”该知情人表示，“杨先生已经102岁了，我们平时都顺着她，这件事不知道会使她多伤心。”

　　有消息称，这批手稿将于6月1日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展出，6月8日将在现代文学馆推出“《也是集》钱钟书书信手札专场研讨会”。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吴义勤否认此事，“他们没有联系过我，我也问过我们馆里的其他人，有人说他们来看过场地，但从来没有确定说要在哪一天举办什么活动。”

　　记者致电杨绛先生家，照顾她的一位阿姨告诉记者，杨绛先生现在耳朵不好，不便接受采访，她对于此次拍卖钱钟书先生的书信的确表示不满。问及杨绛是选择起诉，还是选择通过私下沟通叫停拍卖时，这位阿姨表示，杨绛是个很安静的人，不愿将此事过多炒作，希望此事到此为止。“该说的都说了，就不便再多说了，所有的事情都已委托别人去办理。”此外，这位阿姨还透露，现年102岁的杨绛身体状况很好，但由于年事已高，因此不愿意受到外界更多干扰。

　　拍卖公司：对于杨绛的反应未料到

　　对于是否与杨绛沟通的问题，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负责人胡兰杰表示，这是高层处理的范畴，她并不知情。对于是否采取整体拍卖的形式，她也表示目前还没有确定。

　　胡兰杰表示，杨绛先生的反应他们没有料到，“本意是怀着对钱钟书和杨绛先生的尊重。委托人觉得这批东西的面世对钱钟书研究及现代文学研究均提供了一些新的资料，毕竟这么大规模的钱氏书信及手稿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文学研究价值，而且均未曾公布过。”

　　委托拍卖的真是李国强的朋友？“我们前后花了3至5年时间才征集到这批作品，因《拍卖法》对委托人有保密规定，所以暂不方便透露委托人身份。” 胡兰杰说，“很多拍卖行为都曾受到争议，此次拍卖不会受影响。由于场地原因，拍卖时间比原先预定的提前了一天，定于6月21日，《也是集》钱钟书书信手札专场研讨会暂定于6月1日，具体场地还未确定。”

　　律师：书信拍卖在法律上没有问题

　　名人手稿、信件渐成拍卖市场新宠，今年嘉德春拍鲁迅一页《古小说钩沉》手稿拍出690万元。去年匡时秋拍的梁启超档案，虽遭到梁启超家人反对，但最后仍拍出6709万元。

　　而编辑与作者之间的通信，因为可能有文学研究的价值，以往也有公开出版的先例，如台湾作家苏伟贞便出版过其与张爱玲的通信。但被用作拍卖，前述知情人称，“我真是闻所未闻，现在的世界真是搞不懂。”

　　“编辑拿作者通信拍卖”这样的事情，除了事主的情感层面难以接受，或者对行业伦理有所挑战外，在法律上没有问题。律师游云庭表示，拍卖并不转移版权，因此并不违反著作权。关于钱钟书在信中发表了一些不欲公开的对其他人的看法，游云庭分析，关键在于有无侵犯第三方权益，如果有不宜公开的内容，杨绛可以遗孀的身份起诉，阻止这些侵犯第三方权益的内容公开。但拍卖这个环节并没有问题，拍卖公司就此事做宣传也没有问题，只要内容真实。

钱锺书的信，谁说了算    2013.05.25

晨报记者 徐 颖

近日，102岁高龄的钱锺书夫人杨绛先生动怒了。生气的原因，是得悉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将在下月拍卖一批藏品，包括66封钱锺书书信和《也是集》手稿、12封杨绛先生书信和《干校六记》手稿、6封钱瑗书信等，主体是钱锺书上世纪80年代与时任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的书信往来，涉及不少对历史和学人的评判。杨绛先生认为此事不妥，“通信是私人之间的事，为何要公开？ ”名人信件拥有者，究竟有没有权利拿出来拍卖？

杨绛：这件事情非常不妥

据了解，此次拍卖的手稿中，有不少写信者认为“不便公开”的内容，如一封写于1981年的信中，钱先生谈到《红楼梦》的英译本：“因思及Hawkes近以其新出译本第三册相赠，乃细读之，文笔远胜杨氏夫妇（编者注：杨宪益与戴乃迭），然而此老实话亦不能公开说，可笑可叹。”

据《文汇报》报道，杨绛先生于20日得知拍卖消息时，很是吃惊，她立即给远在香港的李国强打去电话，表示“我当初给你书稿，只是留作纪念；通信往来是私人之间的事，你为什么要把它们公开？”“这件事情非常不妥，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请给我一个答复。”李国强说：“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是我朋友做的。”他承诺要给杨绛先生一封书面答复。

记者昨日就“拍卖是否将如期举行”一事致电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胡女士时，她表示自己目前不愿意就此事多说什么，她只告诉记者，等消息吧。

律师：物权、著作权有冲突

尽管目前还无法得知，李国强会如何书面答复杨绛先生，也不知他会否因着杨绛先生的动怒而改变自己的主张。但在这场纷争中，很多读者渴望知道的是，李国强作为这批书信的拥有者，他是否有权将它们拿去拍卖？

对此，记者采访了沪上律师杨永涛。他告诉记者，书信的著作权属于写信一方，而所有权为物件持有的一方。如果写信人不愿意信件内容公开或者被拍卖，那么可以在信中注明或公开发表声明，比如“是否允许公开”或“多少年后才可公开”。但如果没有在信里特别标注这些内容，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附加条款的话，那么，物件持有者可以将它们进行拍卖。拍卖并不转移版权，因此并不违反著作权。但杨律师指出，无论这些信件将会落在谁的手上，他都无权将这些信件进行公开展览、出版、放映。按照著作权法规定，这些都是属于著作权人的权益，如果有涉及这些方面的行为，需要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中国文著协会总干事张洪波表示，如果公开展示书信内容就涉及到发表权，发表权为著作权人所拥有，所以杨绛先生有权公开质疑，但信件拥有者也拥有物权，它与杨绛先生拥有的著作权之间有冲突，但优先考虑哪个权利，目前没有明确规定。

业界：名人书信纠纷增多

作家信件被公开的事件已发生过多次。此前，张爱玲生前好友夏志清曾推出张爱玲百余封信件出版，“堪称目前公之于世的张爱玲信件的集大成者”。信件涉及张爱玲的大量隐私，包括其晚年在美国的窘迫生活，此事曾引发大量张迷不满，认为其“践踏了张爱玲交付的情谊”。

近年来，随着名人手稿、信件渐成拍卖市场新宠，行情看涨，随之而来的各种纠纷也越来越多。去年匡时秋拍的梁启超档案，也遭到了梁启超家人反对。他们认为，这个拍卖违背梁启超意愿，梁启超后人联手发表了一份《关于梁启超档案拍卖的声明》。尽管如此，拍卖仍然照常进行，最后拍出了6709万元的高价。

上海作协副主席、作家赵丽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也遇到过类似事件，早年一些个人书信未经本人允许就被公开，感到十分讶异。赵丽宏认为，社会应该对此类事件有所规范，他表示，如果信件内容所指的对象或家属依然在世的情况下，未经这些人允许，将书信内容公开十分不妥当，也是对书信作者的不尊重。拍卖行在执行拍卖之前，应该综合考虑影响。上海作协副主席、作家叶辛则表示，判定此事是否妥当，牵涉到当事人最初如何授意。他认为，就书信而言，任何一方想要公开，都需要征得另一方的同意，当某方离世，至少也该征得其家属同意，否则从道德层面而言，并不妥当。

(北京晚報)    錢鐘書夫人楊絳“被逼”維權    2013.05.27

　　“我和誰都不爭，和誰爭我都不屑。”這是錢鐘書先生的夫人楊絳十分鐘愛的英國詩人藍德的一句詩。然而，這位102歲的老人，最近卻被逼得非要“爭上一爭”。

　　事情緣起於一家拍賣公司近日宣布，6月22日將在北京舉辦一場“《也是集》——錢鐘書書信手稿專場”拍賣會，集中拍賣錢鐘書的66封書信、《也是集》手稿、12封夫人楊絳的書信和《干校六記》手稿以及6封女兒錢瑗的書信。由於書信內容涉及個人隱私，楊絳對此強烈反對，並發出三點聲明，稱如果拍賣如期進行，將親自上法庭維權。年過百歲的高齡老人心痛寫道：“此事讓我很受傷害，極為震驚。我不明白，完全是朋友之間的私人書信，本是最為私密的個人交往，怎麼可以公開拍賣？個人隱私、人與人之間的信賴、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為商品去交易嗎？年逾百歲的我，思想上完全無法接受。”

　　據悉，這些信件主要是錢鐘書上世紀80年代與時任香港《廣角鏡》雜志社總編輯李國強的書信往來。錢鐘書的書信中涉及不少對歷史和學人的批判，有不少錢鐘書認為“不能公開說的話”。但如今這些“不能公開說的話”，卻因拍賣公司前期寄出的大量影印件宣傳資料被公之於眾。5月20日，楊絳曾電話質問李國強，認為此事非常不妥，要求對方給予答復。李國強隻回應表示：“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是我朋友做的。”

　　面對楊絳的強烈反對，拍賣公司有關負責人自稱“本意是懷著對錢鐘書和楊絳先生的尊重”。但盡管楊絳“叫停拍賣”的態度如此堅決，甚至不惜以百歲高齡公堂相見，該負責人仍表示“前后花了3－5年的時間才征集到這些作品，拍賣仍然會如期舉行。”

　　為此，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人民大學三所高校的民法、知識產權法和憲法領域的權威法律專家，對私人信件拍賣引發的諸多法律問題進行了專題研討。與會專家一致認為：未經作者同意，拍賣私人信件嚴重侵害了作者及他人的隱私權和著作權，違反公序良俗，應依法禁止。

    楊絳公開聲明

　　近來傳出某公司很快要拍賣錢鐘書、我以及錢瑗私人書信一事，媒體和朋友很關心我，紛紛詢問，我以為有必要表明態度，現鄭重聲明如下：

　　一、此事讓我很受傷害，極為震驚。我不明白，完全是朋友之間的私人書信，本是最為私密的個人交往，怎麼可以公開拍賣？個人隱私、人與人之間的信賴、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為商品去交易嗎？年逾百歲的我，思想上完全無法接受。

　　二、對於我們私人書信被拍賣一事，在此明確表態，我堅決反對！希望有關人士和拍賣公司尊重法律，尊重他人權利，立即停止侵權，不得舉行有關研討會和拍賣。否則我會親自走向法庭，維護自己和家人的合法權利。

　　三、現代社會大講法治，但法治不是口號，我希望有關部門切實履行職責，維護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這一基本人權。我作為普通公民，對公民良心、社會正義和國家法治，充滿期待。

　　楊絳

　　文學家翻譯家，錢鐘書夫人，本名楊季康，1911年生。1935——1938年留學英法，回國后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清華大學任教。1949年后，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外國文學研究所工作。主要文學作品有《洗澡》、《干校六記》，譯著有《堂吉珂德》等，2003年出版回憶一家三口數十年風雨生活的《我們仨》，96歲成書《走到人生邊上》。

    私人往來書信怎樣擺上了拍賣台

　　私人信件作為公民個人之間基於相互信任進行的聯絡方式，涉及作者和他人隱私。我國法律明確規定保護公民個人隱私，依據《憲法》第40條的規定，公民的通信秘密是我國公民享有的基本權利，受法律的嚴格保護。而且書信的著作權，包括發表權、復制權、發行權等，都屬於書信作者，不因信件所有權轉移而轉移。若有人未經作者同意拍賣私人信件，導致信件中的私人信息向第三方甚至社會公眾公開，勢必泄露公民隱私，損害憲法保護的通訊秘密權和《侵權責任法》所涉及到的信件作者隱私權。

　　即便不從法律角度出發，從社會道德和公共秩序角度來講，未經許可公開拍賣私人信件，會傷害到發信人對收信人的信賴，這也是有違公序良俗的。

　　這讓人不禁想到幾年前張愛玲遺作《小團圓》出版所引發的巨大爭議。因為張愛玲生前曾經寫信給宋淇夫婦，明確表示過要把該書手稿銷毀。但后來宋淇夫婦之子、張愛玲文學遺產執行人宋以朗表示，張愛玲后來曾經跟出版社探討過《小團圓》這本書修改的進度，因此認為出版該書不屬於違背張愛玲遺願﹔而且該書面世，對研究張愛玲的文學創作和個人生平都有極重要的意義。結果，這本雪藏了33年的書“到底該不該不出版”所引起的爭論，以及被視為張愛玲自傳的《小團圓》一書中所引起的人們對張愛玲私生活的種種猜想，使得該書大賣特賣，成為近年來最暢銷的小說之一。但一些研究張愛玲的專家、學者和“張迷”們，則氣憤地提出 “三不”——不買、不看、不評。

　　究竟張愛玲自己對出版該書持何態度，由於她早已離開人世，所以隻能成為一宗疑案。但性格一向孤傲低調、尤其晚年自甘寂寞的她，應該並不喜聞自己百年之后仍被世人把她的小說當“花邊新聞”看而妄加評論吧。

　　卡夫卡生前也曾囑托好友馬克斯·布洛德把有關他的東西全部燒掉。然而，布洛德違背了卡夫卡的遺言，先后出版了卡夫卡的大量著作。雖然卡夫卡的文學造詣得以張揚與傳播，但布洛德也因此背負了道義的包袱。

　　相比之下，拍賣公司在書信作者仍然在世、並且強烈反對的情況下，為了商業利益仍然一意孤行的做法，就更令世人不齒。若拍賣如期進行，不僅讓百歲的楊絳老人心寒，讓作古的鐘書先生九泉之下難安，也會對整個社會的道德風尚、法制建設有著負面的影響。因此我們反對任何不尊重法律、不尊重他人權利的侵權行為，支持楊絳老人維權。希望相關個人和公司懸崖勒馬，別讓老人傷心，更別對不起自己的良心。（記者 王潤）

(长江日报)    钱钟书私人信札拍卖起争议    2013.05.27

　　据媒体报道，5月20日，102岁高龄的杨绛在得知他们一家三口的百余件私人信札行将被拍卖后，第一时间给香港《广角镜》杂志社原总编辑李国强打电话： “我当初给你书稿，只是留作纪念；通信往来是私人之间的事，你为什么要把它们公开？这件事情非常不妥，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请给我一个答复。”作为这批信件的唯一收件人，李国强回应：“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是我朋友做的。”

　　20日，北京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发布拍卖启事称，一批钱钟书及其家眷杨绛、钱瑗的书信及手稿，将于下月中旬在北京拍卖。

　　据称，这些信札、手稿共110件。其中，有60件钱钟书毛笔书信、6件钢笔书信和2件贺年卡片，13封杨绛钢笔书信和6封女儿钱瑷钢笔书信。

　　与杨绛先生相识多年的《文汇报》“笔会”副刊主编周毅告诉记者，杨绛先生身体状况很好，由于年事已高，不愿受到外界打扰，希望媒体不要打扰杨绛先生本人。

　　2 专家：具有学术价值

　　此前，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季进就收到了由拍卖公司寄来的信件影印件。“当年钱钟书先生和海外的交往以及对具体人和事的评价，在这批信件中都有体现。由于是私人性信件，这些观点可能更加可信。”季进说，作为研究者来讲，他当然乐于见到这批书信成为学术公器，为更多学者所用，“由于属于聊天性质，信中有一些点到即止的话，对研究者会很有用”。

　　至于这批信件公开后，是否会影响到钱钟书和杨绛等人的声誉，季进连称“不会”。“不少人都熟悉他的风格，臧否人物非常坦率，看问题也非常尖锐，不会因为这批信件有所改变。”“倒是他这种半文半白的写作习惯以及全部用毛笔写成，让这些信件成为非常好的书法作品。”

　　中贸圣佳执行董事殷华杰感叹，钱先生治学的严谨，即便是私人信件，也没有一个错别字，没有一处语病。

　　3 律师：隐私权受侵害

　　23日，中贸圣佳市场部经理胡兰杰在介绍事情的进展时称，原定于6月22日举行的这次钱氏信件和书稿拍卖活动，也将提前至6月21日举行。胡兰杰的解释是：“因为举行拍卖活动的酒店档期有了新调整。”

　　究竟这一批信件能不能进行拍卖？

　　律师邢万兵注意到，在已经曝光的信件中，钱钟书已经声明，不想对外界表露自己对他人的看法。对此，他分析说，此次上拍的信件不仅仅是作为载体的信纸，也包括上面承载的信息，公开这些信息不应侵犯写信人的隐私权，要考虑对方的心理承受。

　　至于这批信件是否能够公开，邢万兵认为，关键在于有无侵犯到对方的隐私权，“如果对人身尊严造成伤害，就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此外，还有人认为，钱钟书的作品尚在版权保护的期限范围内，此次拍卖有侵犯其著作权的嫌疑。对此，律师曹玉芳的看法是，由于拍卖只是物权的转移，并不牵涉版权变更，因此不会违犯著作权法。不过，她也指出，由于收件人拥有信件的所有权，因此拿私人信件拍卖只能认定是对情感、伦理构成挑战，这种做法“可做但不妥”。

　　(本报综合)

　　信札部分内容

　　■谈外界对他的热捧

　　“海外对我的过奖已起一些反作用。我素性孤寂，不好吹擂(故访问、录音以至比利时国家电视台记者拍电视，都婉言谢绝)。兄知我而亦爱我，必能鉴原。国内对《围城》再版，引起热浪，许多大学中文系教师都要写文章称道，凡上门或来信找到我的，我一概不鼓励、不帮助，并劝他们不要动笔。物极必反，誉过招毁， ‘到地狱的道路是好意铺筑成的’，我四十年文学生涯于此深有体验。”

　　■谈学界风气

　　“上周中文大学一学者来过，言现代文学会上国内去者发言，舍柯灵兄一个外，皆空洞浮浅。香港大有人在，走江湖者轻心大胆，欲以狗皮膏药充虎骨膏药，不知冷眼旁观者之齿冷也。不足为外人道耳。”

　　■谈鲁迅

　　“前日睹贵刊《一段情》之文，与内人皆叹为石破天惊，而更叹兄之有偷天妙手、泼天大胆。正思写信，尊函适至，知果惹恼招怒，然此亦早在意中。历史从来出于胜利者手笔，后死即胜利之一种方式。3年前鲁迅纪念时出版之传记，即出敝人所撰著，中间只字不道其原配夫人，国内外皆有私议而无声言者。”

　　(注：《广角镜》刊登秦德君一篇文章《一段情》，披露了作者与茅盾的一段感情纠葛。这引起了钱杨夫妇的注意，也顺带提到了鲁迅。此前，钱杨夫妇几乎从来没有公开谈论过鲁迅。)

　　相关链接

　　近年藏家追捧过的名人信札

　　近年来，名人信札(包括书信、手稿及便条、题签、随记、抄录等)价格逆市猛涨：

　　2005年秋拍，郁达夫的8封情书以34万元高价成交；钱钟书致吴祖光便笺，不到10行字，以2.3万元成交。

　　2009年春拍，陈独秀、梁启超与徐志摩等致胡适的一批书信，创下744.8万元的成交高价。同年，陈寅恪的112件手稿，成交价是285.6万元。李叔同的77页手稿，拍出了257.6万元。

　　2009年秋拍，一页5行的张爱玲书信，被神秘买家以近6万港元拍走。

　　2010年秋拍，齐白石嘱托叶恭绰将卖画所得“三百二十四圆七角”汇入他的中国银行（601988）账户的书札，以33.6万元拍出。

　　2012年秋拍，《周作人致鲍耀明书札》以442.75万元的高价成交。备受关注的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共计146个标的全数成交，总成交额高达6709万元。其中，梁启超手稿《袁世凯之解剖》以713万元成交。

　　2013年春拍，曾国藩手书家训成交价230万元，超过起拍价20倍。

　　在中国嘉德2013春季邮品钱币拍卖会上，一封拿破仑的亲笔信拍出了304.75万元人民币的高价，超过估价50余倍。

(深圳特区报)    给名人书信留一点隐私空间    2013.05.27

　　北京某拍卖公司近日发布消息，一批总量逾百件的钱钟书及其家眷的信札、手稿，将于6月22日拍卖，其中，有60件钱钟书毛笔书信、6封钢笔书信和2件贺年卡片，13封夫人杨绛钢笔书信和6封女儿钱瑗钢笔书信。杨绛表示，私人信件要公开很不妥，已经致电信件持有人李国强，希望得到一个答复。(5月 23日《北京青年报》)

　　相对于文学著作，私人书信更能反映作者的性情、情趣及行文特点，这是名人信札的特殊价值。因此，名人信札包括手稿、便条、题签、随记、抄录等，近年来在收藏界很吃香，成了拍卖行新宠，大有拍场“无此不成席”之势，拍卖价格也一路飙升，据说每年上涨幅度为30%。这就不难理解，钱钟书及其家眷的信札、手稿持有人，为何要公开并拍卖这批信札和手稿了——无非是为了经济利益。

　　在笔者看来，如此追求经济利益是极不妥当的。可能对他人隐私权造成侵犯。据报道，此前，张爱玲生前好友夏志清曾推出张爱玲百余封信件出版，“堪称目前公之于世的张爱玲信件的集大成者”，信件涉及张爱玲的大量隐私，包括其晚年在美国的窘迫生活，引发大量“张迷”不满，认为其“践踏了张爱玲交付的情谊”。

　　在钱钟书及其家眷的这批信札中，杨绛认为也有“不便公开”的内容，如一封写于1981年的信中，钱先生谈到《红楼梦》的英译本：“因思及Hawkes近以其新出译本第三册相赠，乃细读之，文笔远胜杨氏夫妇(注：杨宪益与戴乃迭)，然而此老实话亦不能公开说，可笑可叹”。杨宪益和戴乃迭可是上世纪40—90年代活跃在中国文坛的翻译界泰斗，未经商量，就将这个原本具有私密性的评价公开，至少是对书信作者的极大不尊重。

　　尤需注意的是，此次拍卖的这批信札，基本上书写于上世纪80年代，还在50年的著作权法保护期之内。正如专家所言，根据现行《著作权法》，写信人拥有对信件的著作权，信件持有人拥有信件的所有权，著作权人有权阻止信件被公开拍卖。杨绛作为钱钟书夫人，也有权阻止私人书信被拍卖。而信件持有人未经授意即公开拍卖，恐怕是对写信人著作权的侵犯。

　　从名人书信或被公开、或被拍卖的事件已发生多起来看，有关部门应对此类现象有所规范，使这类行为受到法律的约束，以防止某些人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曝光名人隐私以一部分人的窥私欲，或进行商业炒作牟取不当得利。比如建立名人书信公开或拍卖征询制度，受信人想要公开或拍卖，需要征得写信人同意，当写信方离世，至少也该征得其家属同意；又比如让拍卖行承担审查著作权的义务，不能只需要对拍卖委托人负责，还要为著作权人负责。

　　信札往来的名人双方，也需要未雨绸缪，提前约定“是否可以公开”以及“多少年后才可公开”，以避免日后可能产生纠纷。

(中国文化传媒网)  钱钟书手稿拍卖遭质疑 赵丽宏、叶辛谈看法    2013.05.27

东方网记者周晏珵5月23日报道：日前，包括钱钟书66封书信和《也是集》手稿、12封杨绛书信和《干校六记》手稿、6封钱瑗书信等手稿将被集体拍卖的事件引起波澜。

据早前媒体报道，即将由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的这批藏品主体是钱钟书上世纪80年代与时任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的书信往来，涉及不少对历史和学人的评判。东方网记者采访多位作家学者，均表示未经其亲属同意即公开拍卖的做法并不妥当。

“非公开”的内容被“公开”

据了解，在此次拍卖的手稿中，有不少书信者认为“不便公开”的内容，如一封写于1981年的信中，钱先生谈到《红楼梦》的英译本：“因思及 Hawkes近以其新出译本第三册相赠，乃细读之，文笔远胜杨氏夫妇(编者注：杨宪益与戴乃迭)，然而此老实话亦不能公开说，可笑可叹。”

对此，早前有媒体报道称，钱钟书遗孀杨绛先生表示“非常吃惊”，甚至致电书信收藏者李国强，请对方给自己一个解释。

业界：不商量就公开有失妥当

作家信件被公开的事件已发生过多次。此前，张爱玲生前好友夏志清曾推出张爱玲百余封信件出版，“堪称目前公之于世的张爱玲信件的集大成者”。信件涉及张爱玲的大量隐私，包括其晚年在美国的窘迫生活，此时曾引发大量张迷不满，认为其“践踏了张爱玲交付的情谊”。

上海作协副主席、作家赵丽宏在接受东方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也曾遇到过类似事件，早年一些个人书信未经本人允许就被公开，感到十分讶异。赵丽宏认为，社会应该对此类事件有所规范，他表示，如果信件内容所指的对象或家属依然在世的情况下，未经这些人允许，将书信内容公开十分不妥当，也是对书信作者的不尊重。拍卖行在执行拍卖之前，应该综合考虑影响。

据此前报道称，杨绛当初将书稿赠予李国强，只是留作纪念。对此，上海作协副主席、作家叶辛表示，判定此事是否妥当，牵涉到当事人最初如何授意。

叶辛告诉记者，国外不乏这种“赠与”情况，但当事人家属往往十分谨慎，会授意“是否允许公开”或“多少年后才可公开”，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内容中可能牵涉到的矛盾。

叶辛认为，就书信而言，任何一方想要公开，都需要征得另一方的同意，当某方离世，至少也该征得其家属同意，否则从道德层面而言，并不妥当。

杨绛:钱钟书百余信札是私人的事情 拍卖非常不妥  

一批总量逾百件的钱钟书及其家眷的信札、手稿，于近日集中浮出水面。这批物件将于6月22日亮相北京中贸圣佳春拍的物件中，包括了钱钟书、杨绛、钱瑗一家三口的共计110件书信及手稿，其中，有60件钱钟书毛笔书信、6封钢笔书信和2件贺年卡片，13封杨绛钢笔书信和6封钱瑗钢笔书信。据了解，这些信件的写作时间始于1979年12月4日，跨度约有四五年。

102岁高龄的杨绛先生日前在北京家中得知“钱钟书百余信札6月上拍”一事后，表示“这件事情非常不妥，通信往来是私人之间的事”，对此，拍卖公司回应，“本意是出于对钱钟书和杨绛的尊重，书信及手稿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文学研究价值”，“研讨会和拍卖时间将提前”。

杨绛：所有事已委托别人办理

记者自知情人士处获悉，李国强1979年接任《广角镜》总编后开始与钱钟书联系。“钱先生的性格是对年轻人能帮则帮，所以有信必复，而且相当客气，李国强当时是个小伙子，但是钱先生对他都称先生。如果钱先生知道这些东西被拍卖，会有多伤心。”上述知情人表示，“杨先生已经102岁了，我们平时都顺着她，这件事不知道会使她多伤心。”

记者昨日联系67岁的李国强，其表示对拍卖信札一事无可奉告。

据《文汇报》22日报道，杨绛先生于5月20日得知拍卖消息时，很是吃惊，她立即给远在香港的李国强打去电话表示，“我当初给你书稿，只是留作纪念；通信往来是私人之间的事，你为什么要把它们公开？”“这件事情非常不妥，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请给我一个答复。”李国强回应：“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是我朋友做的。”他承诺要给杨绛一封书面答复。

记者往杨绛先生北京家中致电，杨先生请保姆转达说，“很抱歉，岁数大了也听不见，不再接受媒体采访。”“该说的都说了，就不便再多说了，所有的事情都已委托别人去办理。”

拍卖公司：对于杨绛的反应未料到

对于是否与杨绛沟通的问题，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负责人胡兰杰表示，这是高层处理的范畴，她并不知情。对于是否采取整体拍卖的形式，她也表示目前还没有确定。是否会对这些拍品采取出版等形式以达到更大规模的传播，她表示目前并无计划。

胡兰杰表示，杨绛先生的反应他们没有料到，“本意是怀着对钱钟书和杨绛先生的尊重。委托人觉得这批东西的面世对钱钟书研究及现代文学研究均提供了一些新的资料，毕竟这么大规模的钱氏书信及手稿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文学研究价值，而且均未曾公布过。”

委托拍卖的真是李国强的朋友？“我们前后花了3至5年时间才征集到这批作品，因《拍卖法》对委托人有保密规定，所以暂不方便透露委托人身份。”胡兰杰说，“很多拍卖行为都曾受到争议，此次拍卖不会受影响。由于场地原因，拍卖时间比原先预定的提前了一天，定于6月21日，‘也是集——钱钟书书信手札专场’研讨会暂定于6月1日，具体场地还未确定。”

律师：著作权和所有权可分开

名人手稿、信件渐成拍卖市场新宠，今年嘉德春拍鲁迅一页《古小说钩沉》手稿拍出690万元。去年匡时秋拍的梁启超档案，虽遭到梁启超家人反对，但最后仍拍出6709万元。

而编辑与作者之间的通信，因为可能有文学研究的价值，以往也有公开出版的先例，如台湾作家苏伟贞便出版过其与张爱玲的通信。但被用作拍卖，前述知情人称，“我真是闻所未闻，现在的世界真是搞不懂。”

“编辑拿作者通信拍卖”这样的事情，除了事主的情感层面难以接受，或者对行业伦理有所挑战外，在法律上没有问题。昨天律师游云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拍卖并不转移版权，因此并不违反著作权。

关于钱钟书在信中发表了一些不欲公开的对其他人的看法，游云庭分析，关键在于有无侵犯第三方权益的，不宜公开的内容，如果有，杨绛可以遗孀的身份起诉，阻止这些侵犯第三方权益的内容公开。但拍卖这个环节并没有问题，拍卖公司就此事做宣传也没有问题，只要内容真实。

律师刘洋也表示，书信的著作权属于写信一方，拍卖行一般不需要对著作权方负责，“没有这个义务。按照《拍卖法》的规定，拍卖方要保证物品没有权利瑕疵，所谓权利瑕疵一般是指违法交易的所有权问题。”

“著作权和所有权是可以分开的，比如一位画家，他的画所有权转移后，作为著作权方他对模仿和篡改作品可以提出著作权保护，但是对于所有权的转移，他已经无权干涉。”刘洋说。

(北京晚报)  杨绛应尽早诉诸公权    2013.05.28

　“钱钟书杨绛书信及手稿将首次大规模面世并在京拍卖”，近日，一条拍卖公告引发轩然大波。

　　据悉，这些信件涉及不少对历史和学人的批判，有钱钟书认为“不能公开说的话”，如今却因拍卖公司前期寄出的大量影印件宣传资料而被公之于众。前日，102岁高龄的杨绛发表声明，明确表态“坚决反对”私人书信被拍卖，希望有关人士和拍卖公司立即停止侵权，否则“将会亲自走向法庭，维护自己和家人的合法权利”。而拍卖方则表示拍卖会将如期进行。

　　在艺术品市场整体趋冷的情况下，名人信札手稿逆市上扬，成了各大拍卖公司竞相追逐的热点。当私人信件与利益碰撞，有网友感叹，“名利莫绝友情义，金钱别伤大师心。”

　　争论

　　就在杨绛发表声明的当天，来自清华、人大、北大三所高校的权威法律专家，对私人信件拍卖引发的诸多法律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而多位拍卖界、法律界、收藏界的业内人士，也向本报记者表达了各不相同的观点。

　　法律界说

　　1

　　私人书信上承载着哪些“权”？

　　程啸（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讨会与会者之一）：

　　一封信件，涉及到多种权利。信件的纸张归收件人所有，但信件本身也是作品，上面承载着的著作权、隐私权，是归作者所有的。作者去世后，相应权利便自动归作者的继承人所有，进行继承与保护。

　　张思星（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拍卖师）：

　　与书画、文物不同，信件不属于公开艺术品的范畴。受赠人虽拥有信函的所有权，但不意味着其拥有信函的完全处置权。这还要看信函主要内容是什么，涉及到的利害关系人的意愿。

　　从常理而言，两人之间的信函，将不可避免地涉及书信往来双方的隐私。因此杨绛作为利害关系人，有权终止这场拍卖。当然，若相关权利人双方均对拍卖没有异议，拍卖也是可以继续的。

　　拍卖界说

　　王凤海（中央财经大学拍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兼职教授）：

　　著作权人通过买卖、赠与或其他合法方式，将作品转让给他人的，作品的物权和著作权就发生了分离。拥有者取得作品的物权，作者则依法保留了著作权。

　　拥有者对作品享有的是物权，而作者的著作权属于知识产权。当两项权利发生冲突时，应坚持物权优先的原则。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作品原件所有权的转移，不视为作品著作权的转移，但作品原件的所有人应享有作品的展览权。

　　2

　　私人书信没有作者允许是否可以拍卖？

　　程啸：即便参加拍卖的人声称“我只想拍得信件收藏，不会公开内容”，也是侵权。就像我写给你的信被第三人看到、获取，即便第三人并没有将它公之于众，也只是没有侵犯发表权，但还是侵犯了隐私权。

　　此外，依据《宪法》第40条规定，公民的通信秘密是我国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受法律的严格保护。未经许可，拍卖私人信件势必侵犯宪法保护的通信秘密权。

　　张思星：作为知名学者和作家，钱钟书、杨绛所作书信，未来是否能够拍卖，还将存在新的争议。

　　例如目前拍卖市场上也有一些名人的书信，这已经从一个普通收藏品的层面，上升到文物层次。尤其是书信中涉及的人已经去世后，其隐私是否还应该继续受到保护？目前我国没有明确的法律予以规定。相关书信是否有一个“解禁”期限？目前也没有明确说法。

　　王凤海：委托人作为原件所有人，应对拍卖标的享有物权和展览权。拍卖人接受委托，对信件进行拍卖是符合《物权法》、《拍卖法》和《著作权法》规定的。

　　根据物权法精神，动产的占有人即所有人（除非有证据显示为非法占有）、物品所有权人可以自主决定采用何种方式转让自己的物品。非法律禁止流动物品的所有权（处分权）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处分物品。拍卖人接受委托的，应当按拍卖法规定程序进行拍卖，而标的展示是法定程序之一，应得到法律保护。

　　3

　　拍卖公司是否应承担审核职责？

　　刘双舟（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

　　我注意到媒体报道中，拍卖公司承认书信及手稿“均未曾公开过”。因此我认为，第一，拍品是否具有重要研究价值不应是支持继续拍卖的理由；第二，拍卖公司此前付出工作的艰辛程度和成本高低也不应成为支持继续拍卖的理由。拍卖能否继续进行应取决于一点，即委托人是否对拍品拥有法律上的处分权。

　　拍卖公司对标的负有审核义务。像尚未公开发表的私人信函这样的标的，如在著作权保护期限内，拍卖行应让委托人提供其享有处分权（含发表权）的证明。

　　委托人拍卖其依法不得处分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拍卖人明知委托人对拍卖标的依法不得处分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王凤海：按照拍卖法规定，拍卖公司要查验委托人的资质，但仅是查验，并非核实。也就是说，我要看你拍卖合法的证明，但我没有义务去检查你这个证明的真伪。无论最后委托人是否有权利拍卖这批信件，拍卖公司本身的作为并没有过错。

　　4

　　杨绛先生目前该如何应对？

　　程啸：若拍卖公司执意拍卖，又发生在法院裁决之前，那么拍卖行为本身是有效的。

　　所以对杨绛先生而言最重要的是“防患于未然”，事前阻止对隐私权的侵害。否则一旦发生了拍卖行为，就覆水难收了，只能采用“亡羊补牢”的事后救济方式，要求对方赔礼道歉、经济补偿等等。

　　拍卖公司已经印制了很多宣传册，也出了一些光盘，杨绛先生应该尽快以侵犯知识产权的名义提起诉讼，取得法院的诉前禁令，申请扣押拍卖信件。法院如果扣押了，就表示对拍卖行为持否定态度。接下来再马上以侵犯隐私权的名义提起诉讼，要求拍卖公司马上停止侵权行为，即停止拍卖。

　　王凤海：我建议杨绛先生尽快找公安机关和拍卖监管机关，时间上完全来得及，目前没有必要反复纠结于此事是否合法。

　　而即将拍卖的信件是否侵犯当事人隐私，也应该由公安机关去鉴别，而非由个人去说如何如何。如果个人认为信件中有侵犯隐私的问题，应该向公安机关提供证据。

　　目前公众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集中在情感方面，是对于杨绛先生的一种同情，但解决这个问题，还要从法律层面入手。

　　一说

　　“杨绛先生激烈反对，

　　刚好验证书信是真品”

　　刘林（本人要求匿名，收藏界人士）：

　　在杨绛先生在世且反对之时，进行公开拍卖确实挺混蛋的，但这并不违法。拍卖行趁此机会，也是炒作了一把杨绛先生激烈反对，刚好验证了书信是真品。作为公众人物，就必须接受常人没有的骚扰。比如偷拍明星海滩光屁股晒太阳没事，要偷拍普通人，估计要吃官司。

　　我觉得收藏大师的手稿书信，是为了尊崇大师，可人家都反对了，还要买，那收藏者的品位就大打折扣了。不过，就算现在不卖，经过吵架确定为真迹，以后再卖还更贵了。

　　西方人很重视手稿书信，而中国人重视艺术品，也就是名人字画，对书信不太重视。但这几年开始热了，收藏圈是轮番炒作，每个类型都要炒作到最高点，然后换一个类型继续炒。书信不仅有艺术价值，还有独特的一手资料文史价值。不过书信的收藏很难，不好找。我有一份书信，不算名人，但字很好，我也买了。

　　补白

　　名人书信

　　备受藏家追捧

　　2005年，郁达夫致王映霞的“我很真心，我简直可以为你而死”等8封情书以34万元高价成交。

　　2005年，钱钟书致吴祖光信札，一张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便笺，不到10行字，以2.3万元成交。

　　2009年，陈独秀、梁启超与徐志摩等致胡适的一批书信，一举创下744.8万元的成交高价。

　　2009年，一页五行的张爱玲书信在香港新亚书店第二届古旧图书拍卖会上，被神秘买家以近6万港元拍走。

　　2010年，齐白石嘱托叶恭绰将卖画所得“三百二十四圆七角”汇入他的中国银行(601988,股吧)账户的书札，以33.6万元拍出。

　　2012年，《周作人致鲍耀明书札》以442.75万元的高价成交。

　　2013年春，曾国藩手书家训首次现身拍场成交价竟达230万元，超过起拍价20倍。

　　主笔：魏婧 张棻

　　吴楠

(鳳凰網)    李大超：拍賣錢鐘書私人信札不妥    2013.05.28

如若錢先生知道自己以及家人的書信將來會送去拍賣，會作何想？自錢鐘書過世之後，至今仍獨自一人整理編輯他遺稿的楊絳女士，心情又當如何？“私人信件怎可公開拍賣？”楊絳的激憤之情，溢於言表。

日前，北京中貿聖佳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宣佈拍賣錢鐘書私人信札的消息引起軒然大波。在即將舉辦的名為“《也是集》——錢鐘書書信手稿專場”拍賣會上，錢鐘書的66封書信、《也是集》手稿、12封夫人楊絳的書信和《幹校六記》手稿、6封女兒錢瑗的書信將集中拍賣。消息傳出，年逾百歲的錢鐘書夫人楊絳立刻發出三點聲明，堅決反對拍賣，“朋友之間的私人書信，怎麼可以公開拍賣？”並稱如果拍賣如期進行，將會親自走向法庭，維護自己和家人的權利。而拍賣公司的相關負責人則表示：“他們前後花了3－5年的時間才徵集到這些作品，拍賣仍然會如期舉行。”

拍賣行為是否觸犯法律，或許尚存爭議，但它無疑是樁醜行。楊絳女士在聲明中說：“我不明白，完全是朋友之間的私人書信，本是最為私密的個人交往，怎麼可以公開拍賣？個人隱私、人與人之間的信賴、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為商品去交易嗎？”一向沉潛書海，極少公開發聲的文化老人，激憤之情，溢於言表。

據了解，這些書信的持有人李國強，在1979年接任《廣角鏡》總編後，以問學的形式開始與錢鐘書聯繫。錢先生對年輕人能幫則幫，有信必復，而且相當客氣。李國強當時是個小夥子，但是錢鐘書在書信往來中對他都稱先生，直抒胸臆，坦誠以待。如若錢先生知道這些書信將來會送去拍賣，會作何想？自錢鐘書過世之後，至今仍獨自一人整理編輯他的遺稿的楊絳女士，心情又當如何？

這些書信中涉及一些對歷史和學人的批評，有不少錢鐘書認為“不能公開說的話”。雖然據看過原稿的人表示，這些絲毫無損於錢先生的聲譽，但問題絕不在於個人的隱私，而是違背朋友間應有的基本默契和承諾。而以過去的禮俗來看，寫信者去世後，書信應由收信人把書信還給寫信者的，比如錢先生的後人或者是他們家屬；如若自己保管不當尚且不妥，更何況是作為商品來拍賣，楊絳先生的激憤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拍賣公司在回應楊絳女士的聲明時說：“本意是懷著對錢鐘書和楊絳先生的尊重。委託人覺得這批東西的面世對錢鐘書研究及現代文學研究均提供了一些新的資料，畢竟這麼大規模的錢氏書信及手稿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獻價值和文學研究價值，而且均未曾公開過。”其實，錢先生信中明明寫著不足於外人道，而楊絳女士至今尚在整理編輯錢先生的遺稿，持有人、委託人抑或拍賣公司有何尊重可言？

(北京青年報)    錢鐘書書信買賣惹爭議 該保護歷史還是該保護隱私?    2013.05.28

一場即將舉辦的“《也是集》錢鐘書書信手稿專場”拍賣會掀起軒然大波。昨天，記者拜訪了楊絳先生北京住宅，照顧她的阿姨禮貌地拒絕了採訪要求。楊先生的住宅依然安靜，但住宅外的爭論愈演愈烈：是“個人隱私，豈容買賣”還是“手稿和書信所具有的文獻價值和文物價值是有目共睹的”？該保護歷史還是該保護隱私？

近日，“錢鐘書楊絳信件及手稿將首次大規模面世並將於6月22日拍賣”的消息引楊絳不滿事件正在升級。前天，楊絳先生發出三點聲明，堅決反對拍賣，並稱，如果拍賣如期進行，將親自上法庭維權。很多法律專家認為，未經作者同意，拍賣私人信件嚴重侵害了作者及他人的隱私權和著作權，違反公序良俗，應依法禁止。對於廣大收藏愛好者而言，疑惑的是，如果拍賣是違法的，應該如何處置此類書信收藏品，如果私下流轉，是否也侵犯隱私權呢？對此，專家看法不一。

現場追蹤

鄰居集體寫信支持楊絳維權

昨天，記者拜訪了楊絳先生北京住宅，在樓下，正好碰到一位90歲高齡的老太太。見到記者，她非常激動，“今天我看到報紙上楊絳先生的聲明了，我們鄰居都支持她。”說著她拿出一封信，由十幾位鄰居共同撰寫，信上寫道，“今天在報上看到你的聲明，我們也感到氣憤，認為社會上不能出現這樣的事，說明公司的領導學習要加強，希望你也不要為此事挂心，會有好結果的。——你的鄰居等十多人，5月27日。”

老太太說平時和楊絳先生也並不熟，但是聽說拍賣的事情很氣憤，她在樓下按了一會兒門鈴，沒有人聽，便把信件投入樓下的信箱。據小區保安介紹，這幾天想找楊先生的媒體特別多，有的人就在樓下死等，但是楊先生幾乎閉門謝客，不接受任何採訪。當記者表明來意，照顧她的阿姨果然禮貌地拒絕了採訪要求，“請大家理解，楊先生已經102歲高齡了，不勝其擾，有進一步的消息會通知大家的。”

最新進展

拍賣公司保持沉默

消息一出，很多網友也表示支持楊絳先生維權，“支持楊絳先生！這種行為太可恥！熱愛文學的人是不會為了區區盈利而傷害別人的隱私。”“如何處理私人的信件、日記乃至原稿，是件非常慎重的事情，不可莽撞，更不可唯利是圖。”“那是錢鐘書和楊絳先生及女兒家人的感情，你們也敢拿來拍賣。”截止到記者昨天發稿，拍賣公司依舊對此保持沉默，之前公司相關人士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拍賣將會如期舉行。

書信難題

這個案子涉及多種權利以及權利的沖突

但是也有很多收藏愛好者有所疑惑，如果拍賣書信是違法的，那收藏愛好者應該如何處置手中的名人書信呢？昨天浩天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馬曉剛律師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這個案子中涉及很多種權利和權利的沖突。首先，信件持有人擁有書信的所有權，他擁有處置自己財產的權利，但是書信的特殊性在於，其中又涉及內容，這就是有關著作權。在這個事件中，主要涉及其中的發表權和展覽權。

按照現有的法律規定，發表權應該由著作權人或者繼承人行使，繼承人如果不在了，才輪到原件的持有人。至於展覽權，這是一個模糊的概念，法律隻明確規定了美術作品的原件持有人具有展覽的權利，至於其他法律沒有規定。另外，最重要的還涉及隱私權，隱私權屬於人身權利，不能繼承，但是法律規定繼承人有權利去保護去世人的隱私權。

流轉爭議

還原歷史真相還是保護隱私？

錢鐘書信件的持有人要拍賣，必然會涉及預展、制作圖錄、向媒體披露信息，涉及內容的公開必須征得著作權人的同意。記者了解到，其實名人書信並不是第一次公開，此前文學研究者夏志清公開出版了《張愛玲給我的信件》讓一些“張迷”也很痛心，但是夏志清解釋說出版張愛玲信件，是“為了說出真相”。他的出版也得到了張愛玲遺產執行人宋以朗先生的支持，“看見有人對夏志清的痛心疾首，認為是不道德行為。但如果大家八卦的材料來自胡蘭成的《今生今世》、電視劇《她從海上來》等等，張愛玲會滿意嗎？”著名“張學”研究學者陳子善也表示，“研究一位已經去世的作家，除了必須面對她生前公開發表的作品，還應關注她出於各種原因未及問世的手稿。”並稱張愛玲書信的史料價值和研究價值將會進一步顯現出來。

一些文學研究專家稱這些書信並不涉及隱私，手稿和書信所具有的文獻價值和文物價值是有目共睹的。手稿作為一個原生態的文本，既可還原印本之缺，又能為研究者提供豐富的信息，探尋作者的心路歷程，因此很樂意看到這些資料能夠作為史料進行研究。

馬曉剛認為，從法律的規定來說，是不是涉及隱私權，是要由權利人自己來決定的。如果拍賣的過程一直保持內容的保密，不舉行預展、不制作圖錄，只是簡單的信息，那麼從物權的流轉角度，是允許的，“如果是一對一的，我認為問題不大。”

但是也有專家認為“個人隱私，豈容買賣”。依據《憲法》第40條的規定，公民的通信秘密是我國公民享有的基本權利，受法律的嚴格保護。一對一的買賣就不會侵害寫信人的隱私權？馬曉剛律師認為“這要看范圍是否可控”。

專家建議應建立名人書信公開或拍賣征詢制度，“受信人”想要公開或拍賣，需要征得寫信人同意，當寫信方離世，至少也該征得其家屬同意﹔又比如讓拍賣行承擔審查著作權的義務，不能隻需要對拍賣委托人負責，還要為著作權人負責。

文/本報記者 羅皓菱

(南京日报)    给名人书信留下隐私空间    2013.05.28

　　北京一拍卖公司近日宣布，将拍卖一批“钱钟书书信手稿”，包括60余封钱钟书书信、13封杨绛书信和6封钱杨独女钱瑗的书信，及钱钟书《也是集》手稿和杨绛《干校六记》手稿。其中钱钟书的书信大多写于上世纪80年代，收信人是香港原《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26日杨绛发表公开声明，希望有关人士和拍卖公司立即停止侵权，“否则我会亲自走向法庭”。（5月27日《北京青年报》）

　　相对于文学著作，私人书信更能反映作者的性情、情趣及行文特点，这是名人信札的特殊价值。因此，名人信札近年来在收藏界很吃香，成了拍卖行新宠，拍卖价格也一路飙升。这就不难理解，钱钟书及其家眷的信札、手稿持有人，为何要公开并拍卖这批信札和手稿了——无非是为了经济利益。

　　在笔者看来，如此追求经济利益是极不妥当的。私人信件本质上是个人之间基于相互信任进行的私密通讯，涉及作者和他人的隐私，擅自拍卖可能侵犯他人隐私权。据报道，此前，张爱玲生前好友夏志清曾推出张爱玲百余封信件出版，信件涉及张爱玲的大量隐私，包括其晚年在美国的窘迫生活，引发大量“张迷”不满，认为其“践踏了张爱玲交付的情谊”。

　　在钱钟书及其家眷的这批信札中，杨绛认为也有“不便公开”的内容，如一封写于1981年的信中，钱先生谈到《红楼梦》的英译本：“因思及Hawkes近以其新出译本第三册相赠，乃细读之，文笔远胜杨氏夫妇（注：杨宪益与戴乃迭），然而此老实话亦不能公开说，可笑可叹”。杨宪益和戴乃迭可是上世纪40—90年代活跃在中国文坛的翻译界泰斗啊，未经商量，就将这个原本具有私密性的评价公开，至少是对书信作者的极大不尊重。

　　尤需注意的是，此次拍卖的这批信札，基本上书写于上世纪80年代，还在50年的著作权法保护期之内。正如专家所言，根据现行《著作权法》，写信人拥有对信件的著作权，信件持有人拥有信件的所有权，著作权人有权阻止信件被公开拍卖。杨绛作为钱钟书夫人，也有权阻止私人书信被拍卖。而信件持有人未经授意即公开拍卖，恐怕是对写信人著作权的侵犯。

　　从多起名人书信或被公开、或被拍卖的事件来看，有关部门应对此类现象有所规范，使这类行为受到法律的约束，以防止某些人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曝光名人隐私以满足一部分人的窥私欲，或进行商业炒作牟取不当得利。

(长江商报)  拍卖方：拍卖会将如期举行    2013.05.28

近日，“钱钟书杨绛信件及手稿将首次大规模面世并将于6月22日拍卖”的消息在社会各界中引起轩然大波。钱家三口目前唯一在世的102岁的杨绛先生非常愤怒，前日发出公开声明，坚决反对拍卖，并称如果拍卖如期进行，将亲自上法庭维权。本报记者 卢欢

杨绛

隐私、信赖，都可成为商品去交易吗？

“拍卖钱杨信件”中“被公开”的钱钟书信件，不仅包含钱钟书、杨绛先生及收信方李国强的个人信息，还涉及不少钱钟书先生对历史和学者的臧否。杨绛先生于20日得知拍卖消息时，很是吃惊：“通信往来是私人之间的事，为什么要把它们公开？”

在一封写于1981年的信中，钱钟书先生谈到《红楼梦》的英译本：“因思及Hawkes近以其新出译本第三册相赠，乃细读之，文笔远胜杨氏夫妇(编者注：杨宪益与戴乃迭)，然而此老实话亦不能公开说，可笑可叹。”然而，他这番“不能公开说”的话，却因拍卖公司前期寄出的大量影印件而在诸媒体和网站上“被公开”了。

在杨绛先生的公开信中，她称此事让自己很受伤害，极为震惊，“我不明白，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私人书信，本是最为私密的个人交往，怎么可以公开拍卖？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为商品去交易吗？”她亦明确表态，坚决反对这场拍卖，希望有关人士和拍卖公司立即停止侵权。“否则我会亲自走向法庭，维护自己和家人的合法权利。”

拍卖方

拍卖的本意是对钱、杨的尊重 

面对杨绛先生的叫停，拍卖公司将如何应对？记者昨日登陆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官方网站，这场“也是集——钱钟书书信手稿”拍卖会仍作为近期的重头活动被推介。记者打探到，《也是集》钱钟书书信手札专场展览和研讨会也将在6月照常进行，地点可能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此说法得到馆方工作人员证实，但此前则遭副馆长否认）。

记者多次致电负责此次拍卖事宜的市场部经理胡兰杰，其手机一直处于转来电提醒状态。此前有报道称，尽管获悉杨绛先生“叫停拍卖”的声明，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仍表示，没料到杨绛先生有此反应，“本意是怀着对钱钟书和杨绛先生的尊重。委托人觉得这批东西的面世对钱钟书研究及现代文学研究均提供了一些新的资料。他们前后花了3—5年时间才征集到这些作品，拍卖仍然会如期举行。”

收信人

不是我做的，我也不认识拍卖公司

委托人身份至今没被披露。而作为这批信件的收信人，曾任香港《广角镜》杂志主编的李国强也是信件向外流出的源头，连日来受到了外界的质疑。李国强在回应杨绛质问时说：“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是我朋友做的。”

身在香港的李国强昨日接受了记者的电话采访，并未透露更多的细节。当被记者问到是否知道杨绛先生的公开信时，他没有直接回答，只表示自己跟杨绛先生已沟通，但沟通的结果，他不愿透露，只是强调一点，“不是我把那些信件授权给北京那家拍卖公司的。我当初把这批信件转给了一个朋友，是不是这个朋友拿给拍卖公司，或者转来转去转到拍卖公司，我也不清楚。”记者追问，他是否跟拍卖方中贸圣佳国际拍卖公司交涉，叫停这场拍卖？他表示：“我没有这个权利。我也不认识那家拍卖公司。”

法律专家

观点一：信件所有权的转换并不意味着著作权的转移

观点二：应该坚持物权优先的原则

武汉大学法学院民商法教授李新天昨日对记者表示自己听说此事后很惊讶，“书信关乎通讯自由问题和个人隐私问题。一般来说，别人的信件不能随便外传，未经允许，更不能公开、传播，这也是受宪法保护的。”

在清华大学法学院前日召开的“名人信件拍卖的有关法律问题”研讨会上，法律学者们明确提出，“‘拍卖钱杨信件’侵权无疑议，侵害的是作者的隐私权、著作权等多种合法权益。”

他们认为，信件的自然属性是私人之间沟通的工具，即便收信方被认为拥有信件所有权，其对信件的处理也要受到严格限制，一是信件的转让不能利用和违背写信方和收信方相互间的信赖；二是信里所披露的个人私密信息不能被公开；三是信中内容可能涉及第三人，信件的处置不能侵害第三人的利益。另外，信件所有权的转换并不意味着著作权的转移，信件的发表、复制、出版权利仍归写信人及相关继承人所有。

在很多专家看来，在隐私权的保护上，我国从宪法到民法都非常清楚，但薄弱的是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

而拍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兼职教授王凤海昨日则表达了另一种观点：作品的拥有者对作品享有的是物权，而作者的著作权属于知识产权，当两项权利发生冲突时，应坚持物权优先的原则。所以拍卖人对信件进行展示是法律所赋予的权利。

■链接

夏志清：他骂人太多，这怎么能发表呢？”

辽宁大连出版社出版的《记钱钟书先生》一书中擅自刊出钱钟书书信108封和杨绛书信1封。1997年5月，钱钟书、杨绛向国家版权局投诉该书对其著作权和隐私权的侵犯。国家版权局裁定：停止发行该书、封存并销毁该书的库存、对出版社罚款1万元。

张爱玲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家中也藏有其父与钱钟书先生来往的不少书信。他曾对媒体表示：“如果要出版，也不可能单方面出版我爸爸这一边的，而怎样处理钱钟书的来信要征求杨绛先生的意见。”

而不久前因为曝光张爱玲书信引发争议的文学评论家夏志清，也保留了与钱钟书的通信，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记者问到是否有计划出书，夏老曾说：钱钟书的书信是不能发表的，他骂人太多，凡是不喜欢的他都骂，这怎么能发表呢？

(华夏经纬网 )    杨绛反对钱钟书书信上拍 私人书信隐私谁保护    2013.05.28

记者 师文静

　　日前，一家拍卖公司宣称将集中拍卖已故作家钱钟书及其夫人杨绛的几十封书信。为此102岁的杨绛先生发声明强烈反对这些信件拍卖，称如果拍卖如期进行，将亲自上法庭维权。此事的焦点是拍卖信件涉及钱钟书和杨绛的个人隐私，而围绕这一事件，收藏界和法律界也对私人往来信件的物权、著作权、隐私权等展开讨论。对于仍在身后50年著作权保护期内以及有继承人的名家往来书信，到底该由谁来处理，一时成为热点话题。

　　钱钟书书信被拍卖，杨绛亲自维权

　　日前，有媒体称，某拍卖公司将举办一场“《也是集》钱钟书书信手稿专场”拍卖会，集中拍卖钱钟书的66封书信、《也是集》手稿、12封杨绛的书信和《干校六记》手稿以及6封女儿钱瑗的书信。此消息一出，就引起了102岁杨绛先生的关注。由于书信内容涉及个人隐私，杨绛在随后的采访中表示，对此强烈反对，并于26日发出三点声明，称如果拍卖如期进行，将亲自上法庭维权。

　　据了解，这些信件主要是钱钟书上世纪80年代与时任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的书信往来。杨绛在公开信中表示，“此事让我很受伤害，极为震惊。我不明白，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私人书信，本是最为私密的个人交往，怎么可以公开拍卖？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为商品去交易吗？年逾百岁的我，思想上完全无法接受。”

　　其实，个人往来书信被公开叫卖和拍卖并不只杨绛一人。2009年一页五行的张爱玲书信在香港拍卖会上被神秘买家以近6万港元拍走；去年，《周作人致鲍耀明书札》以 442.75万元的高价成交；今年春天曾国藩手书家训首次现身拍场成交价竟达230万元，超过起拍价20倍。但是以上这些信件已经是公开拍卖的藏品，已超过身后50年著作权保护期，并没有引起争议。而杨绛书信拍卖惹争议，焦点在于此事涉及当事人各项权利。

　　即便拥有名人信件也不能随意处置

　　杨绛维权一事，引来知识产权专家的关注。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双舟称，书信是特殊的作品，不仅涉及作者的著作权问题，还涉及隐私问题。如果杨先生不同意，拍卖活动应当终止。“公民的作品发表权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后50年。作者死亡后50年内，其发表权可由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行使。没有继承人又无人受遗赠的，由作品原件的所有人行使。发表权指决定作品公之于众的权利。”

　　到底这些具备研究和收藏价值的书信，能不能未经杨绛同意而流向市场呢？刘双舟称，拍品是否具有重要研究价值不应是支持继续拍卖的理由；拍卖公司此前付出工作的艰辛程度和成本高低也不应成为支持继续拍卖的理由。拍卖能否继续进行应取决于一点，即委托人是否对拍品拥有法律上的处分权。

　　“拍卖公司对标的负有审核义务。像尚未公开发表的私人信函这样的标的，如在著作权保护期限内，拍卖行应让委托人提供其享有处分权(含发表权)的证明。拍卖中，委托人的身份可能是保密的。如果找不到委托人，杨绛先生可直接向拍卖行表明态度。委托人拍卖其依法不得处分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刘双舟称。

　　个人隐私泄露，作者有权制止

　　从公开报道中可以看出，这些拍卖的信件中多是钱钟书和杨绛的去信，大多是与李国强商谈《也是集》、《干校六记》两本作品的出版事宜，而女儿钱瑗的信件，则是拜托对方帮其购买书籍资料。1980年之后，李国强与钱家一直维系着亲近关系，至钱瑗病逝、钱钟书病重，杨绛也始终与其保持密切往来。在一些信件中，钱钟书曾罕见地对同时期文学家的人品做出点评，其中包括茅盾、鲁迅、沈从文等。从以上这些内容可以看出，信件确实涉及钱家不少隐私以及钱钟书一些不宜公开的对他人的评价。

　　而拍卖受到杨绛的反对也与涉及隐私有关。《侵权责任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侵害他人的隐私权，行为人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而有律师解读，未经作者同意拍卖私人信件，势必泄露公民的隐私，书信作者有权采取措施，制止侵权行为的发生。

　　知识产权律师游云庭也称，信件涉及的私人事务如果未对第三方公开的，也涉及隐私权，如果信件涉及写信者对第三方评价的，还涉及写信者和第三方的名誉权。 “因此写信方可以信件公开拍卖前的展示将侵害写信者或第三方的权利为由阻止拍卖，但如果拍卖方在拍卖前不公开展示信件内容而只展示信件的信封，或者只公开小部分不涉及隐私权、名誉权，并已经在媒体上被公开的内容，就可能达到既展示拍品又避免法律风险的目的。”

来源：齐鲁晚报

(北京日报)    拍卖书信应遵最小伤害原则    2013.05.29


这批手稿主要为钱钟书上世纪80年代与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的书信往来，其中涉及不少对历史和学人的评判，透露出钱钟书真实的思想心态。


中国政法大学 朱巍

近日，“钱钟书杨绛信件及手稿首次大规模面世并将于6月22日拍卖”的消息引起轩然大波。杨绛先生发出三点声明，坚决反对拍卖，并称，如果拍卖如期进行，将亲自上法庭维权。杨绛先生认为这些信件内容涉及到很多隐私和钱先生生前对一些人和事情的私密看法，所以“不宜公开”。

　　书信作者和持有者均有所有权

　　收藏热已经扩展到名人私人信件方面，这方面所涉及的法律问题非常值得研究。历史名人的私人信件内容和手稿被公开的事件并不少见，最著名的应该算是曾国藩的系列家书。张爱玲、梁启超的家书也曾有过被拍卖的记录，虽然当时遭到包括家人和“粉丝”们的强烈反对，但这仍未能阻止拍卖行为。

　　从法律角度说，对私人信件的拍卖主要涉及到两方面内容，一是书信所有权人是否有权拍卖，二是如何协调私人信件中的隐私保护问题。

　　书信所有权人到底是谁呢？书信作为动产，所有权的归属方面特殊之处在于书信的所有权人有两个：一是书信的执笔人，即作者，他享有的是版权；二是书信持有者，即直接所有人，他享有的是物权。

　　简单的一封书信，从内容上看版权人就是作者本人，他享有发表权、修改权、出版权等知识产权。但从法律属性上看，书信持有者是所有权人，他享有对书信本身的处分权。所以，作者和持有者对书信有着双重所有权，前者保留版权，后者保留物权。举个简单的例子，书信持有者既可以将收到的来信保留，也可以将信件烧毁，但不能将信件内容公布于众或进行添加、修改和补充，这是出于对版权人权利的考虑。

　　持有人发表权受到双重限制

　　书信与其它艺术作品不同，后者一经赠送或者出卖，只要没有事先另有约定，持有者都可以将作品进行展览或者发表。书信因其内容具有私密性，只要没有事先约定，持有者就不能将之发表或展览。因为，持有人发表权既受到版权人的限制，又受到作者隐私权的限制，在这种双重限制下，本来属于持有人的展览权就要“缩水”，擅自发表的行为将导致承担侵权法律责任的后果。

　　杨绛先生作为钱钟书先生的遗孀依法继承了这些书信的版权，同时，她也成为钱先生隐私权保护的权利人。从法律角度说，杨绛先生有权利阻止书信内容的对外发布和书信对外展览，但是，她却无权阻止书信的拍卖，这是为什么呢？

　　理由很简单，在没有特殊约定的前提下，书信持有人拥有对书信的所有权，即物权。在法律上，所有权是一种很“强势”的权利，任何人都是这种权利的义务主体。书信持有者依据自己的所有权，可以行使包括毁损、处分、出借和拍卖的权利，即便是作者，在书信转手之后也没有权利阻止书信拍卖的进行。这也是当年在拍卖梁启超、张爱玲私人信件时，在其家人和舆论的严重抗议中，拍卖仍可以照常进行的主要原因。

　　那么，应该如何判断谁是书信的所有权人呢？书信在物权法中属于动产，一般来说，动产和不动产所有权标志不同，动产以“交付”和“持有”为公示标准，不动产以登记为公示标准。书信合法所有权人的标志很简单，就是看书信的直接持有者是谁，谁就是所有权人。如果有人偷盗名人书信后到拍卖公司拍卖，只要拍卖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持有者是盗窃所得到的信件，就可以将持有人认定为书信所有权人。当然，像这种历史名人的信件一般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和经济价值，为了保障书信交易安全，可以进行“动产登记”，这项制度虽然在我国尚未得到发展，不过实践中还是可以通过公证书、授权书等形式进行的。

　　拍卖书信应尊重作者隐私

　　在这个事件中，杨绛先生最为关注的问题似乎并不是拍卖本身，而是书信内容所涉及的隐私问题。名人书信的隐私问题较为复杂，一方面，书信作者的隐私权应该得到尊重；另一方面，作为公众人物的名人隐私也会受到一定限制。

　　就拍卖行为本身来说，势必会涉及到信件内容的“泄露”问题，会产生侵害作者私密信息的可能。比如，在拍卖之前对信件笔迹的鉴定工作、拍卖时对信件内容的展示等都会涉及到此。隐私权与物权都是一种绝对权，不过，相比之下对隐私权的限制因素比较大，在二者相冲突的时候，法律会选择一种更为折中的处理方式。

　　首先，隐私权对拍卖活动要有一定限制。拍卖展示信件的时候，不得将书信的隐私部分展现出来，如有必要，需要将涉及到的敏感信息予以遮蔽。参与拍卖者不得对信件摄像、拍照或其它记录，不得对外宣扬书信内容。

　　其次，隐私权对所有权人要有一定限制。拍卖中最后的拍得者取得书信所有权，但不得将书信内容发表，或以任何方式公开，在权利人授权前，不得对书信及其复制品进行展出和展览。当然，书信所有权人也不得对书信内容以任何方式进行出版。

　　最后，拍卖书信的整个过程需要遵循“最小伤害”原则，尽量避免对钱钟书先生及其家人隐私权的侵害，媒体也应避免对书信内容进行过多报道。

　　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先生都是我国近现代的著名传奇人物，他们在法律上属于公众人物。出于对公共利益和公众知情权方面的考虑，公众人物的隐私权要受到一定限制。按照公众人物主张隐私权受限的理论，这些书信内容可以公开，或者可以适当公开吗？

　　答案还是否定的。因为在钱钟书先生的这些信件中涉及的不仅是他本人的隐私，而且还包括其他人的隐私，后者的隐私在法律上被称为“与有隐私”。被涉及隐私的相关人都有保护自己隐私的权利。所以，即便是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先生本身因是公众人物的原因被限制主张隐私权利，这些信件也因为具有众多的“与有隐私”而不得公开。

　　值得一提的是，公众人物隐私权限制的前提是与公共利益相关，钱钟书先生的这些书信所涉及的内容可能与公共利益并无关系，所以在这个事件中，公众人物不能成为对抗隐私权豁免的理由。

(半岛都市报 )   2000年以来在拍卖市场上一路走高藏家追捧或为财或为学术研究    2013.05.29

102岁的杨绛出面反对钱锺书书信手稿专场拍卖会，让名人信件、手稿拍卖涉及到的道德、法律之争引发关注。记者采访专注于名人信件收藏的学者荣宏君等人了解到，从2000年开始，名人的信件、书稿等手书作品在拍卖市场上不断升温，周作人、徐悲鸿、胡适、郁达夫等人的书信在国内外拍卖中，一封信就动辄拍出上百万元甚至数百万元的高价，追捧者或为了坐等收藏升值、或为了出书、进行学术研究。相关纠纷也开始不断增多，对于钱锺书书信手稿拍卖是否侵犯了著作权、隐私权，律师们也有不同说法。

　　书信升温：张学良一封信85万美元

　　对这起因将于下月在北京举行的“《也是集》钱锺书书信手稿专场”拍卖会引发的纠纷，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名人书信收藏的学者荣宏君认为是书信拍卖市场繁荣到一定程度出现的必然结果，将来这样的纠纷还将不断出现。

　　他告诉记者，名人书信原本只是小众收藏，但从2000年开始，名人书信也越来越热，以前拍卖公司多将名人书信归入到古籍类，而最近保利拍卖将专门成立部门用以征集信札、名人手稿等。书信拍卖的升温，首先与艺术品拍卖市场近年来不断繁荣有关，再者，通过书信进行学术研究、尤其是民国文化研究成为一种潮流。

　　与名人书法相比，名人信件尤显珍贵。今年3月20日，一件有毛泽东署名的致张学良秘密信函在纽约以45.8万美元拍出。张学良1937年1月所写的“告别信”，以85万美元成交，张学良在信中表示“宁可自尽也不愿受辱”。

　　书信在国内拍卖市场也屡创高价，2009年嘉德春拍有一批从胡适后人那里得到的陈独秀书札，国家文物局首次按照成交价554.4万元行使了文物“国家优先购买权”，荣宏君告诉记者，这成为彰显名人书信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的标志性事件。此后价格更是高涨，2010年，齐白石嘱托叶恭绰将卖画所得“三百二十四圆七角”汇入他的中国银行(601988,股吧)账户的书札，以33.6万元拍出，堪比他的一件小幅画作。2013年《周作人致鲍耀明书札》以442.75万元的高价成交。

　　价值何在：为财为学或者为猎奇

　　名人书信的收藏群体不断扩大，其中有些藏家是出于投资目的，还有一些是为了进行学术研究。荣宏君近年来就以自己收藏的书信为依托，出版了《陈寅恪与傅斯年》《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等多部书籍。

　　近年来很多名人书信集在社会上都产生了很大反响，王小波、李银河的通信集《爱你就像爱生命》日前再版，其中不仅有两人的真挚爱情，还能让读者感受到王小波为这个世界留下的那些宝贵财富。《鲁迅书信集》《鲁迅日记》不仅反映了其与弟弟周作人之间的关系如何一步步恶化，还是中国两类知识分子的分歧、争议与失和的缩影。

　　还有一些藏家并不从事专业学术研究，只是出于爱好进行收藏，比如著名演员张铁林就酷爱收藏名人手札，他开始收藏时这类市场还是冷门，他曾创下一个人包圆，买下整场拍卖会上的全部手札藏品的纪录。2002年他曾以250万元的价格拍得赵之谦的《论学丛札》。

　　当然，也有一些人对名人书信感兴趣，是出于猎奇心理。日前，现年92岁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夏志清推出了新书《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书中收纳了张爱玲信件103封，书中涉及其晚年美国生活的诸多隐私，包括其遭遇的困境和不堪。

　　争议频现：周作人后人曾提起诉讼

　　随着名人书信的价值日益彰显，名人书信引发的纠纷、争议也不断增多，《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就引发了涉及名人隐私的私人信件是否可以公开发表、出版的讨论，有人认为这是带着窥私欲和猎奇心理的商业操作，有人则认为书信集让真相从信件中浮现，可以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张爱玲。

　　由周作人撰书、鲁迅批校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在去年5月进行拍卖前，周作人的13位后人曾多次要求停拍并返还手稿。周作人之孙周吉宜等称，1966年8月，包括上述手稿在内的财物因被抄家而脱离周作人及其家属。但嘉德公司在去年5月12日，不仅以184万元价格拍卖了该手稿，还以保密为由拒绝提供手稿委托人信息。此后，周作人后人将拍卖公司诉至北京东城法院，要求确认拍卖行为无效，并返还手稿。但今年1月，该案经法院裁定未予受理。

　　荣宏君认为，由于市场的活跃，由名人书信拍卖、发表引发的各种纠纷今后还将不断出现。

　　藏家观点：不能用道德绑架法律

　　就杨绛反对钱锺书书信手稿专场拍卖会一事，荣宏君说：“从感情上，肯定是站在老人这边，理解老人的心情，但是不能用感情和道德绑架法律。”他认为书信拍卖转让的只是书信的所有权，而这批书信在所有权上已并不属于杨绛和钱锺书。书信所有人是保存、丢弃、捐赠还是让其流向市场，有其自由，“我收藏了一封钱锺书、杨绛在上世纪80年代共同写给一位编辑的信，这位编辑病了，信中提到如若需要买药或其他东西，钱锺书夫妇可以让香港的亲戚往回带，这封信是我从废品回收站买回来的。”

　　荣宏君认为，从目前钱锺书这批书信中流露出来的内容来看，无论是涉及到鲁迅还是《红楼梦》的翻译问题，都只是正常的学术批评，作为史料可以丰富钱锺书这个人，而不会对其形象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

　　律师说法：是否侵犯著作权存疑

　　就钱锺书书信手稿拍卖引发的著作权、隐私权和名誉权等法律之争，记者采访了青岛元鼎律师事务所的单正国和青岛紫易律师事务所的杨建斌两位律师。

　　单正国认为，隐私权和名誉权作为民事权利，在钱锺书去世后就已经不成立了。家属能不能继续主张这些权利在法律上存疑，有将民事权利过于扩大化之嫌，“对民事权利不能推而广之、无限保护。”对著作权的保护期限是作者有生之年加其身后50年，单正国认为拍卖方并未将书信公开正规出版以盈利，是否侵犯了著作权在法律上也是存在争议的。

　　杨建斌则告诉记者，私人信件是否属于著作权的保护范畴，在法律上也一直存在争议，对方将书信的内容打印成word文档纯粹展示内容，与对方将书信以图片形式发表、重在展示书信本身，都是要做不同量定的。

　　杨建斌认为，在此案中存在太多模糊地带，除了是否涉及侵犯著作权，目前涉及名誉权、隐私权的相关法规也非常不完善，对于何种情况是侵权没有明确界定，往往要根据是否造成侵害后果、侵害后果的大小具体分析，每个案子的裁定完全不同。具体到钱锺书一案，由于拍卖书信中有12封是杨绛的，杨绛可以主张隐私权，但是否侵犯、侵犯后果大小都是模棱两可、很难界定的，“如果要起诉，杨绛作为原告的法律主体都很难确定，是以钱锺书作品的继承权人身份还是自己就作为受害者本身提起诉讼呢？”

华西都市报  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 手持钱钟书60多封亲笔信     2013.05.30

　　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 手持钱钟书60多封亲笔信

　　钱钟书作为大学者，交友广泛，收到其信件墨宝的文化界人士，并不罕见。张爱玲生前挚友宋淇之子、张爱玲文学遗产继承人宋以朗，曾于2011年7月，应香港书展主办单位之邀，在香港书展上作了题为《我的父亲与钱钟书》的公开演讲，首度公开他爸爸宋淇与钱先生的部分书信，也略述了他们一生的交往。据宋以朗介绍，他现在手头上拥有宋淇与钱钟书从1979年起至1990年间共138封通信。其中，钱钟书写给宋淇的书信约60多封。

　　近日，华西都市报致电宋以朗，问及他是否像此前授权出版张爱玲的遗作那样，将钱钟书写给宋淇的信件出版，宋以朗说：“如果要出版钱钟书的信札，肯定要征得杨绛先生的同意。”

　　对于信件如何妥善处置，宋以朗则说，“将来很可能是，把这些信件转给某个公益性的相关研究机构，妥善保管。”（华西都市报记者张杰）

羊城晚报    2013.06.02

未经许可能否拍卖？

　　独家专访

　　编者按

　　5月28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在微博上称，包括其画作在内的20多件赠送给广东岭南美术出版社的作品，已被拍卖。这条微博在一天内被转发超过1600次，引发文艺界诸多人士热议。近日，钱锺书书信手稿拍卖遭到杨绛的批评，更是引起广泛关注。更早之前张爱玲的《小团圆》手稿是遵其遗愿销毁或整理出版也曾引起争议。从涉及这些名人书信、日记、手稿、作品的争议来看，类似著作权、所有权、隐私权的纠纷有越来越激烈的趋势，这三权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羊城晚报记者采访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解析——

物权先于著作权

　　律师观点

　　受访者：王凤海[中央财经大学拍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采访者：何晶[羊城晚报记者]

　　目前公众对拍卖钱锺书杨绛书信这个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情感方面，也是对杨绛先生的理解和同情，但解决这个问题，还要从法律层面入手。其实这只是非常简单的一件民事行为，但因为有名人效应，才导致闹得沸沸扬扬。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只要不是法律禁止流通的物品，物品的所有权人，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来处分自己的物品。根据物权法规定精神，动产的占有人即所有人，物品的所有权人可以自主决定采用何种方式转让自己的物品，可收藏，可赠与，可买卖，而拍卖是买卖的一种方式。著作权人通过买卖、赠与或其他合法方式，将作品转让给他人的，作品的物权和著作权就发生了分离。拥有者取得作品的物权，作者则依法保留了著作权。也就是说，钱锺书杨绛书信已经赠予了李国强，那么李国强就具有自主决定采用何种方式转让这一物品的权利，而钱锺书夫妇对书信仍然保留著作权。

　　拥有者对作品享有的是物权，而作者的著作权属于知识产权。当两项权利发生冲突时，应坚持物权优先的原则。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作品原件所有权的转移，不视为作品著作权的转移，但作品原件的所有人应享有作品的展览权。也就是说，钱锺书杨绛夫妇不管出于任何原因将书信送给了李国强，李国强得到了这批书信的物权，而杨绛对这批书信享有知识产权。换句话说，如果李国强将这批书信出版盈利，那应该分一部分版税给杨绛，因为著作人享有这一权利。

　　如果说认为书信内容涉及个人隐私，可由当事人告诉公权力机关，由公权力机关作出是否能够公开或转让的判断，而不是由当事人个人出面要求终止或中止拍卖。我建议杨绛先生尽快找公安机关和拍卖监管机关，时间上完全来得及，目前没有必要反复纠结于此事是否合法。而即将拍卖的信件是否侵犯当事人隐私，也应该由公安机关去鉴别，而非由个人去说应该怎样。如果个人认为信件中有侵犯隐私的问题，应该向公安机关提供证据。

　　至于王璜生所说的他的画作被受赠单位岭南美术出版社拍卖一事，和书信内容不太一样，但也有些牵连。

　　事实上，受赠者不管是机构还是个人，不管是国有单位还是民营单位，所有的受捐赠人都具有物品的所有权。只要不是法律禁止流通的受捐赠物品，受捐赠人都具有物品的处分权，可以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志对物品进行处分。

　　当然，从道德上来讨论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但道德的归道德，情感的归情感，法律的归法律，从法律意义上来说，这两种拍卖都是合法的。

中外案例

卡夫卡好友

　　违反焚稿遗嘱出版小说

　　1924年6月3日，奥地利小说家弗兰茨·卡夫卡去世，他生前将自己已刊和未刊发的作品都留给好友马克斯·布洛德，并留下遗嘱：“……凡是我遗物中的一切稿件（即书箱里的、衣柜里的、写字台里的、家里和办公室里的，以及不论弄到什么地方去的，只要你发现到的），日记也好，手稿也好，别人和我自己的信件也好，等等，毫无保留地，读也不必读地统统予以焚毁。”

　　事实上，卡夫卡自己生前开始焚烧大部分作品，而马克斯·布洛德并没有执行卡夫卡的遗嘱，他在1925年和1927年间相继出版了小说《审判》、《城堡》和《美国》。1935年，他出版了卡夫卡作品集，但从那时起他把剩下的大部分作品收起来放到手提箱里。

　　其后，布洛德把手稿遗赠给他的秘书埃丝特·霍费，埃丝特把那些箱子留下来，放到地下室，但在1988年，她以两百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审判》的手稿。

　　张爱玲销毁《小团圆》

　　遗嘱未被履行

　　2009年，在张爱玲过世14年后，《小团圆》在台湾出版。张在去世前曾立下遗嘱，去世后所有财产赠予宋淇夫妇并嘱托《小团圆》小说要销毁。《小团圆》在台北首发时，台湾大学教授张小虹倡议张迷抵制，“不买，不读，不评”，台湾作家林清玄也表示：“作家说了不要发表最好还是不要发了吧，这对作家是一种不尊重。”但也有专家学者认为，《小团圆》对张爱玲的生平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2013年3月，台湾联合文学出版《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一书，将夏志清与张爱玲两人逾三十年的往返书信公开。不少张迷对此表示不满，认为张爱玲是个爱面子的人，应该尊重她的隐私。但同时，也有不少专家学者认为，公开出版作家的书信等资料，有助于帮助研究者更全面地了解作家的创作背景，还原更真实的作家形象。（何晶、李欣蔚）    

未经许可是侵权

权威发布

　　5月29日，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回应称，深切理解并尊重杨绛先生的感受和反应，希望委托人能充分尊重杨绛先生的意愿。“我会深切理解并尊重杨绛先生的感受和反应。鉴于由此给杨绛先生带来的困扰，一方面我会协调相关人士，希望委托人能充分尊重杨绛先生的意愿；同时，建议并督促当时拍卖企业积极融通各方，在法律的框架内，秉持杨绛先生一贯遵守的‘对文化的信仰’和‘对人生的信赖’精神，使问题尽早妥善解决。”

　　同在29日，国家版权局相关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钱锺书私人书信将被拍卖的行为可能涉及物权、著作权、隐私权、名誉权等多项权利，“国家版权局支持著作权人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诉求，并将继续关注事件进展”。

　　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司长于慈珂称，就著作权而言，书信作为文字作品，著作权属于作者，即写信人。拍卖活动的相关行为方在对信件进行处分时，未经著作权人同意，不得对书信做著作权意义上的任何利用，否则涉嫌对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侵害。比如将书信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公之于众，就可能涉嫌侵犯著作权人的发表权。

　　于慈珂说，根据现行《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对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表其作品的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何晶）    

陈思和[复旦大学教授]：涉及隐私的文献不应该出版

　　学者说法

　　事实上，鉴于作家与其他具有明星效应的人物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公众人物，所以公开出版作家的隐私往往会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应和巨大的商业效益，所以出版商总是愿意多出版这些文献来制造轰动效应。这虽然对于人们研究作家传记、全面了解作家以及更好地读解其作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从尊重作家的隐私权、名誉权，甚至涉及到他人的隐私权、名誉权方面而言，存在很多道德上的欠缺。我的态度是倾向于这些涉及隐私的文献不应该出版，但是可以陈列于专业的资料馆，过了著作权规定年限以后，可以供读者或专业研究者参考。比如作家身后五十年，作家包括其亲密关系的人们都已经成为过去的人物，不存在会对这些作家及其家属造成直接的伤害，作为参考而公布，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我觉得这些被公开出版的作家身前的书信、日记等隐私文献并不能绝对地体现一个真实的作家形象。因为书信、日记是隐私的文献，作家本人并不是为了公布而写的，所以感情表达通常比较随意。比如作家对某人的一件具体事情感到不满意，可能在公开场合表现得比较克制，也不会影响他在生活中对某人的态度。这个作家或许会选择在书信、日记里随意发泄一些不满情绪，这种情绪当时在书信中被发泄后其实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但这种信息被以后的人们在完全不了解具体背景的状况下获悉后，就会轻易地得出他对某人的两面态度、不正常关系等错误理解。在某些特殊时期，书信、日记甚至曾被用来轻易定夺他人的罪证的证据，也正是这些本以为铁证如山的资料，最后反倒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这些教训都是值得我们吸取的。

陈子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出版作家书信不存在道德问题

　　出版《小团圆》、出版《张爱玲给我的信件》……都是好心办好事，因为这大有利于还原一个真实而又完整的张爱玲，是张爱玲作品（包含书信）整理、出版和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不存在所谓的道德问题。

　　张爱玲作为作家，用文字作品与读者交流。谁都无法否认书信是文字作品之一种，那么，她当年写的信只与收信人一个人（如夏志清先生）或二个人（如宋淇先生夫妇）交流，而今通过出版与更多人交流，有什么不好！

　　张爱玲何来“丑”？更谈不上“曝丑”。她跟朋友通信就是谈自己“隐私”？她在美国的生活和创作，不管她自己是否满意（有哪几位作家对自己的创作完全满意的？），不管如何评价，都应加以研究。不独张爱玲，几乎所有作家都要“面子”，如何分析有没“面子”，还是要看她或他留下的包括书信在内的所有文字。

　　一位作家生前或身后，其书信、日记（如果有的话）整理发表，本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中外皆然。鲁迅、胡适、郁达夫、梁实秋、沈从文、老舍……，许许多多中国现代作家都是这样做的，为什么他们可以，张爱玲反而不可以？对《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以及其他张爱玲书信集持如此批评态度，实在莫名其妙！

　　张爱玲选择了文字生涯，以她的聪明，不可能不知道她留下的所有文字，包括片纸只字，都将成为研究对象，古今中外皆然，男女作家皆然。

　　对研究者而言，“不窥”是不对的，“偷窥”是不好的。什么时候可以“窥”，大可斟酌；“窥”些什么，也大有讲究。归根结底，史料是天下公器，“窥”只有一个目的，更客观、更全面地认识和评价研究对象。（何晶 李欣蔚）

“历史见证”不能说卖就卖

受访者：王璜生[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

　　采访者：吴小攀[羊城晚报记者]

　　因为我在微博上说了几句，很多人问我下一步是否准备维权，其实这并不是维不维权的事，是他们的做法实在过分，我不吐不快。

　　这就像有人结婚的时候，我送了他们一件礼物，并且题写了祝某某新婚快乐之类祝福的话，结果他们竟然把这件礼物拿出来卖了。这是一种什么做法？

　　尤其是关良、杨之光等人送给出版社的作品，可以说是文献了，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怎么能说卖就卖呢？早年我在这家出版社待过三年，也算是有一段因缘，有感情，所以在出版社周年纪念的时候给了他们几件作品作为贺礼。结果被他们拿出来拍卖了，你说我会是什么感受？这是什么品质？太没有说法了。出版是美术界的一个分支，这家出版社这些年究竟干了些什么？

　　这几年类似这样的事发生过不少，这说明了一种什么样的风气？

在尊重隐私与公开真相之间找到平衡点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公明专访

隐瞒真相是不道德的

　　羊城晚报：对于名家书信手稿的处理，其实历来都有争议，包括之前张爱玲的书信、手稿究竟应当如何处理也这样。您对这个问题如何看？

　　李公明：我个人认为这没有一个必然判定的标准，是对还是错，应该根据当事人双方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包括情感判断、价值判断，这是最关键的。

　　比方说私人的信件被公开，如果当事人已经去世了，就不可能再征求当事人的同意。但对这些信件，其实是很难进行价值判断的。有很多没有征得当事人在世时同意公开的书信，待其去世后被公开，可能信里边涉及其家人、朋友、同学等人的说法。如果这些说法都是正面的，那可能问题不大，人家可能觉得原来还有那么多好的一面没被发现；相反，如果书信中透露的某些隐私是不太好的事情，让他原来的形象受到了损害，于是就认为不应该公开。这样一来，就变成非常实用主义。其实，有意隐瞒某种真相，这种标准和做法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所以，我个人不太愿意抽象地或从原则上来判定这个事对或错，但我更愿意尊重、同情、理解当事人出于某种考虑的做法。

　　公开有助于促进学术研究

　　羊城晚报：您刚刚说的是道德层面的问题，从学术研究的意义来说呢？

　　李公明：从学术研究角度看，公开信件、日记、手稿等确实对学术研究具有促进作用。我们现在讨论的都是在历史上有过贡献的人，无论是政治家、文学家，还是艺术家，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是公众人物，从这个角度讲，既然他们承受了公众人物的地位，享受作为公众人物的利益，所以公众希望对他们有更多了解，公开也是合理的。

　　羊城晚报：就好比之前夏志清推出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里边因为涉及张爱玲大量隐私，包括她在美国的窘迫生活，不少张迷对此不满，认为这是对她的不尊重。但上海的陈子善教授就说这没什么道德问题，因为这些书信对学界研究张爱玲的学界非常重要。

　　李公明：站在研究者的角度，这点我也同意，但态度可以缓和一点，应该理解当事人不太愿意公开的心情，并不能把公开信件说成是理所应当合理的。目前的情况下，也只能说是希望其家属最好能够理解这个过程，你既然成为公众人物，你就必须有所承担。从这种角度来缓解激动的情绪。同情之理解是我的看法。

　　道德之外的情感问题

　　羊城晚报：您怎么看王璜生怒斥出版社拍卖受赠画作这件事？

　　李公明：这可能涉及更复杂一点的问题。岭南美术出版社属于国家的一个机构，再怎么企业化也还是国企，不是私企，艺术家捐艺术品给它其实是意味着捐给国家。这里面可能会遇到怎样的法律问题，我没有做过研究，暂且不论。现在问题出在，起初艺术家为什么要捐赠画作？也许他认为这种捐赠，对公共艺术、公共文化是会产生作用的。

　　比方说我们捐赠给美术馆，是希望公众可以通过国家美术馆看到我的作品，捐赠给美术出版社也有同样的意愿。尽管美术出版社不担负展览的任务，但他们有各种渠道让公众去了解。我们可以假定捐赠人有这样一种意愿，那么拍卖是违背这种意愿的。追溯到最初捐赠的时候，如果受赠双方有签订法律协议，那就可以避免后面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比如说，签订协议约定多少年或是永远不能以各种方式拍卖，那这件事就可以解决了。

　　既然没有这样的事前约定，出版社把受赠画作进行拍卖的行为，就又归结到道德层面。假定拍卖艺术家捐赠的作品得来的钱完全合法，用于出版社运作解决实际困难，这不存在法律问题，但存在情感和道德问题。

　　道理很简单，如果你有一本著作签了名赠送给朋友，对方当时也表示很喜欢，但过两天你发现他拿到地摊上去卖了，那你在情感上肯定就觉得对方很不珍惜、很不尊重你。总之，作为赠送者会很难接受。而旁人看起来，包括买到这本书的人，也会对当事者产生看法。

　　所以，我觉得这个出版社实在找不到一个让社会同情他们的理由，也没有理由证明他们这么做是必需的，在情感上，作为旁观者，我们也觉得难以接受。

新商报  个人隐私，怎可当商品去交易？   2013.06.03

　　闭门谢客、独享清闲，一直以清高孤傲著称的杨绛先生最近遇上了麻烦事儿，让先生动怒的是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将于6月21日举行的一场名为“也是集钱钟书书信手稿专场”的拍卖会。

　　5月26日，杨绛先生公开发表声明称此事让她颇受伤害，她不明白，“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私人书信，本是最为私密的个人交往，怎么可以公开拍卖？”杨绛先生的公开信发表后，法律、拍卖、出版、文学等各界都卷入了争论，但大部分人多认为应该尊重杨绛先生的意愿。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在接受新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尊重杨绛先生，也尊重杨绛先生发表意见的权利，但他更希望各方能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平衡点。

　　A

　　“私人书信，怎可公开拍卖”

　　在即将举办的“钱钟书书信手稿专场”中，被拍卖的是66封钱钟书书信和《也是集》手稿、12封夫人杨绛的书信和《干校六记》手稿、6封女儿钱瑗的书信。

　　据介绍，此次手稿的拍卖主体是上世纪80年代，钱钟书先生与时任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的书信往来。当年，钱钟书和杨绛因《也是集》《干校六记》在香港的出版而与李国强相识，双方因工作关系往来频繁，后来日渐成为朋友。

　　当得知这些书信要被拍卖后，杨绛先生先是致电李国强，认为，“我当初给你书稿，只是留念；通信是私人间的事，你为什么要把它们公开？”李国强答复说：“这件事不是我做的，是我朋友。”

　　在此情况下，5月26日，杨绛先生发表公开声明：

　　一、此事让我很受伤害，极为震惊。我不明白，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私人书信，本是最为私密的个人交往，怎么可以公开拍卖？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为商品去交易吗？年逾百岁的我，思想上完全无法接受。

　　二、对于我们私人书信被拍卖一事，在此明确表态，我坚决反对！希望有关人士和拍卖公司尊重法律，尊重他人权利，立即停止侵权，不得举行有关研讨会和拍卖。否则我会亲自走向法庭，维护自己和家人的合法权利。

　　B

　　钱钟书对鲁迅茅盾感情有微词

　　钱钟书与李国强的通信里究竟涉及了什么内容？记者在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官网上看到了这些书信的内容介绍。这些信件中不仅有钱钟书杨绛二人对稿件的探讨，也有钱钟书对事对人的一些看法，这大概就是杨绛先生所说的“个人隐私”。

　　比如，面对1980年《围城》在国内引发的轰动，钱钟书保持警醒态度，他认为：“物极必反，誉过招毁，"到地狱的道路是好意铺筑成的"。”在给李国强的信中，他写道：“我素性孤寂，不好吹擂（故访问、录音，以至比利时国家电视台记者拍电视，都婉言谢绝）……国内对《围城》再版，引起热浪，许多大学中文系教师都要写文章称道，凡上门或来信找到我的，我一概不鼓励、不帮助，并劝他们不要动笔。”

　　对茅盾和鲁迅的感情之事，钱钟书也颇有微词。在看过李国强所在刊物发表的秦德君所写的《我与茅盾的一段情缘》后，钱钟书在给李国强的信中写道：“国强先生文几：前日睹贵刊《一段情》之文，与内人皆叹为石破天惊，而更叹兄之有偷天妙手、泼天大胆。历史从来出于胜利者手笔，后死即胜利之一种方式。三年前鲁迅纪念时出版之传记，即出敝所人撰著，中间只字不道其原配夫人，国内外皆有私议而无声言者。”

　　对于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翻译的《红楼梦》，钱钟书也有自己的看法，“因思及Hawkes近以其新出译本第三册相赠，乃细读之，文笔远胜杨氏夫妇，然而此老实话亦不能公开说，可笑可叹。”

　　C

　　研究者希望各方找到平衡点

　　在杨绛发公开信反对拍卖钱钟书私人信件后，中国拍卖协会、国家版权局，还有一些法学专家都纷纷站出来声援杨绛先生。

　　作家铁凝日前也表示，“拍卖事让这位年逾百岁的老人在安宁和清静中被打搅，她的情感、精神受伤害。让这样一位老人决意亲自上法庭一定是许多喜爱钱锺书、杨绛作品的读者不希望看到的，一定也是善良的国人不乐意看到的。人心的秩序，人际关系中信任、坦诚这些美好的词汇万不可变得如此脆弱和卑微。”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接受新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尊重杨先生，尊重杨先生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他认为这件事情很复杂，拍卖、法律、文学研究等各界都卷入其中，包括法律界内部也各自持不同观点，涉及如何看待书信、隐私、拍卖、研究以及如何寻找它们之间的平衡点等种种复杂问题。陈子善非常希望各方能够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

　　作为研究者，陈子善也感慨，“对研究者而言，"不窥"是不对的，"偷窥"是不好的。什么时候可以"窥"，大可斟酌；"窥"些什么，也大有讲究。归根结底，史料是天下公器，"窥"只有一个目的，更客观更全面地认识和评价研究对象。”

　　名人信札

　　行情

　　2005年，郁达夫致王映霞的“我很真心，我简直可以为你而死”等8封情书以34万元高价成交。

　　2005年，钱钟书致吴祖光信札，一张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便笺，不到10行字，以2.3万元成交。

　　2009年，陈独秀、梁启超与徐志摩等致胡适的一批书信，一举创下744.8万元的成交高价。

　　2009年，一页五行的张爱玲书信在香港新亚书店第二届古旧图书拍卖会上，被神秘买家以近6万港元拍走。

　　2010年，齐白石嘱托叶恭绰将卖画所得“三百二十四圆七角”汇入他的中国银行账户的书札，以33.6万元拍出。

　　2012年，《周作人致鲍耀明书札》以442.75万元的高价成交。

　　2012年，轰动一时的梁启超“南长街54号重要档案”146个标的全部成交，总成交价高达6709万元；

　　2013年春拍，一页鲁迅手书《古小说钩沉》手稿拍出690万元。（宗和）

新民周刊  名人书信拍卖：满足大众私生活的欲望窥探瘾    2012.06.03

一方面，好奇心很强的普罗大众自然有窥探名人私生活的欲望，另一方面，需要还原一个人的历史真面目，不能仅靠表面的那点光环，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不能错过。书信集就这样出炉了。


名人书信拍卖：满足大众私生活的欲望窥探瘾

书信被拍卖，杨绛很受伤。

　　北京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日前宣布，6月22日将在北京举办一场名为“《也是集》钱钟书书信手稿专场”的拍卖会，拍卖的，是66封钱钟书书信和《也是集》手稿、12封夫人杨绛的书信和《干校六记》手稿、6封女儿钱瑗的书信。

　　此消息一出，102岁老人杨绛先生深为震惊，立即致电这批书信的所有人——香港原《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李辩称，此事为其朋友所为，但却以“为委托人保密是行规”为由对此朋友为何人守口如瓶。这样一种理由，显然颇有猫腻，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么多数量的书信和手稿，其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作为杂志社总编辑的李国强岂会视如无睹，轻易转赠他人？这究竟是拍卖书信还是拍卖社交伦理？杨绛先生不满意当然也在情理之中了。

　　杨绛维权，有法可依

　　李国强与钱钟书相识于1979年，并开始书信往来。当时，李国强向钱钟书提出在香港出版集子的想法，在1980年4月12日的信件中，钱钟书婉拒了李国强的邀约。

　　拒绝两次之后，经不住李国强的盛情，钱钟书最终同意，在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文论集，题名：“也是集”。此书分两部分，上部为1979年以后钱钟书发表的三篇谈诗歌和小说的重要文论，包括：《诗可以怨》、 《汉译第一首英译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和 《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下部则是钱钟书从《谈艺录》补订本中摘选出来的文论笔记。虽然篇幅不是很大，却可管中窥豹，钱先生在其中旁征博引宋以来的诗话和西方论著几百种，条分缕析，纵横开阖，一代学术大家风范尽显。

　　两人往来书信时，一开始，钱钟书称呼李国强：“国强先生”，后来称呼：“国强吾兄”，可见关系亲密了不少，在钱钟书先生于1998年12月去世后，李国强仍与杨绛有书信往来。

　　香港《广角镜》杂志社，隶属于香港广角镜出版社有限公司，于1972年创刊，大十六开月刊，是香港一本重要的时政新闻类杂志。其出版社曾经在 1981年出版过梅绍武先生的回忆录《我的父亲梅兰芳》。就是这样一位曾经的总编辑，擅自将书信拍卖，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他是想要造福钱学研究者有更多研究的资料？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倪文尖对本刊记者表达了他的看法：“在没有得到杨绛先生的同意之前，擅自将钱钟书先生写给他的书信拍卖，于情于理显然都不太妥当，杨绛先生有意见也很正常。不过，如果从我们研究者的角度来说，研究者当然希望掌握的材料越多越好，这样才能全面、立体地了解你的研究对象，避免平面、片面的危险。文人之间，总有一些臧否人物的习惯，即使真的被公开，这也无损于钱先生的声誉，其实不必太过担心。这其实是一个悖论，家属当然希望维护家人的正面形象，但这就会给研究者造成深入其内心世界的困难，当然，这都要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在法律保护的前提下才可以谈研究的问题。”

　　那么，法律界人士对此怎么看呢？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上海理慈律师事务所律师詹锐认为李国强只有在合法拥有书信和书稿的所有权，且拍卖不会侵害作者合法权益，如作品发表权、作者隐私权、名誉权的前提下才有权拍卖有关书信和书稿，目前来看，上述条件可能不具备：“虽然书信物品的所有权属于收信人，即收到信后，收件人合法拥有信件物品的所有权，但不拥有信件内容的著作权，如果写信人和收信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书稿情况有些不同，书稿物品的所有权属于作者，即将书稿转交出版社或编辑，除非有明确转让约定，一般书稿的所有权仍还属于作者。若李国强承认这批书信、书稿的所有权原归杨绛先生，是杨绛先生赠与其留念的，且约定不得公开、转让，则李国强通过附条件的赠与获得了书信和书稿的所有权。但是，李国强拍卖关书信和书稿属于违反赠与合同约定不得有公开、转让的违约行为。此外，公开拍卖书信和书稿，由于公开拍卖会公开展示拍卖物品，故可能会侵犯书信、书稿作者的发表权、作者的隐私权，甚至名誉权。”

　　那么既然杨绛先生不同意李国强方面拍卖，她怎样才能维护自己的权益不受他人侵犯呢？詹锐律师说：“首先，杨绛先生可以主张受赠人李国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不公开、不转让义务，从而要求撤销赠与，要求李国强返还书信、书稿。按照我国合同法的规定，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其次，杨绛先生可以依照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第100条规定，起诉并申请保全，请求法院禁止拍卖活动，以制止侵权行为。”

　　张爱玲：苍凉的告别

　　无独有偶，之前，张爱玲书信集的出版，也引起许多张迷的不满。

　　2007年，苏伟贞在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鱼往雁返：张爱玲的书信因缘》，谈他和张爱玲书简往来的往事，2008年庄信正在台湾印刻出版社出版《张爱玲来信笺注》，公布他和张爱玲往来的84封信，今年3月，著名学者、《中国现代小说史》作者夏志清教授在台湾地区出版了《张爱玲给我的信件》，收入张爱玲写给夏志清的信件118封，夏致张信17封，共135封(其中32封首次面世)。

　　张爱玲生前，与其通信最频繁的，就是她生前的两位挚友，一是宋淇，一位就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授夏志清先生，后者，他们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通信。1997年4月，即在张爱玲去世还不满两年之时，夏志清就在台湾《联合文学》上连载他整理的张爱玲信件，至1998年8月为止，共100封，后因夏志清有事在身，暂停了连载(2002年夏志清又在该刊上发表了第101、102、103封信)。

　　一部分骨灰级张迷觉得，“祖师奶奶”的隐私就是隐私，何必公之于众？总有些不堪回首，总有些难言之隐在书信中流露，窥探他人的隐私就是看客的快乐吗？

　　但毫无疑问，夏志清对于张爱玲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没有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给予张爱玲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哪会有张爱玲的今天？所以他们二人的书信，自然弥足珍贵，张爱玲去世之后，每一封公开发表的信，任何新的只言片语，都会引起文坛的极大关注，更何况是和夏志清的上百封信件？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比如，1969年张爱玲进入加州伯克利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两年后因和该校教授陈世骧产生矛盾而被陈解聘，这次打击对张爱玲晚年的生活影响很大。此事细节，旁人不得而知，而张氏在1971年7月10日的信中详细记录了她和陈产生嫌隙的来龙去脉：陈世骧表示他看不懂张爱玲写的学术报告，张爱玲闻言发怒，冷言反讽：“加上提纲、结论，一句话说八遍还不懂，我简直不能相信。”两人因而结怨。夏志清按语点评，张爱玲与陈沟通不善，最后导致两人决裂，张被解聘，丢掉工作，生活堪忧，此消息传遍美国，更让人觉得大作家连学术报告都写不了，甚至影响她的声誉。

　　熟悉张爱玲的都知道，她晚年长期为皮肤瘙痒病所困扰，总是幻想房子里到处是虱子，因为“虫难”而到处搬家。他18岁时写下的名句：“生命像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似乎是一语成谶，在她晚年写给夏志清的信中，多次提到了“虫子”，1984年12月22日的信中她更写：“我这一年来为了逃虫难，一直没固定地址，真是从何说起。”在没有固定收入的漂泊和精神虫子的噬咬中走完一生，这实在是一种苍凉的告别。

　　一方面，好奇心很强的普罗大众自然有窥探名人私生活的欲望，另一方面，需要还原一个人的历史真面目，不能仅靠表面的那点光环，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不能错过。书信集就这样出炉了。倪文尖认为张爱玲的情况和李国强事件又有所不同：“张爱玲去世后，她没有直系亲属，她的遗产继承人是宋淇、宋以朗先生，那么只要宋以朗先生不反对就没有问题。”陈子善先生虽然觉得李国强事件他不便发表看法，但也觉得张爱玲的书信出版无可厚非：“张爱玲的事和钱钟书的书信拍卖不一样啊，杨绛先生还健在，没有她同意就拍卖很明显说不过去，但是张爱玲早就去世了。”

现代金报  杨绛：你为什么要将它们公开？   2013.06.03

　　昨日18时许，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其官网发出撤拍声明。

　　声明说：“在2013年春季拍卖会征集过程中，确有三件涉及到关于钱钟书与杨绛先生的信件，并准备在2013年春季拍卖会中上拍。在拍卖前期准备及图录印刷完成后得知杨绛先生维权事件，我公司对此事高度重视，已在第一时间决定将这三件相关拍品撤拍，并计划在相关专场拍卖现场公示撤拍信息。为进一步表示对钱钟书与杨绛先生的尊重，特此在拍卖之前发表此公开声明。”□记者 耿晶

　　吵 私人信件被拍卖到底合不合法？

　　文学巨匠钱钟书素性孤僻，向来清高，他对于人、对于物的看法，见解独到，甚至有时候让人觉得有些刻薄。他的夫人杨绛也是著名作家、翻译家,大家熟悉的《洗澡》、《干校六记》就出自她之手,在她96岁那年还成书了《走到人生边上》。有人曾经这样评价杨绛:“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

　　这样的两个人，他们与朋友(如果这个时候还能将之称为“朋友”的话)之间的通信，自然就珍贵无比。而最近发生的一件事，让即将过103岁生日的杨绛先生既生气又不解还有几分无奈。

　　事情的起因是，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于6月21日将要拍卖一批珍贵的文稿，这批文稿一共有110件，其中包括66封钱钟书先生的亲笔书信、12封杨绛先生的书信、6封为他们的女儿钱瑗的书信，以及涉及到沈从文、柯灵等人的信件。除此之外，还有《也是集》的书稿、《干校六记》的手稿。据说，这是钱钟书私人信件首次最大规模曝光。

　　此事让杨绛先生不出意料地愤怒。这个我们先不提，只说各方面的观点，就已经吵成一团，有人从法律角度分析这件事的合法性，称其涉及到了隐私权、著作权和物权；也有人认为这件事不是法理的问题，而是感情的问题。

　　一位法律界人士告诉记者，杨绛、钱钟书与“朋友”间的私人通信属于文字作品，著作权无可厚非当然属于作者，“我提到的著作权不止是信件本身作品的著作权，还有信件上的书法作品的著作权。”

　　其次是隐私权。在已经曝光的信件中钱钟书明确写明“不足为外人道耳”，“如此看来这些信件被公开都已经违反了写信人的意愿，更何况是被公开拍卖？”杨绛也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反对私人信件被拍卖。

　　但是也有其他法律界人士认为，“你写信给我，著作权是你的，但是信到了我的手上，所有权就是我的了。”而这个所有权的归属则直接导致此类行为是否涉及到版权问题，“拍卖只是所有权的转移，并不牵涉版权的变更，所以并不违法。”

　　与法理上的意见多元化不同，在情理上，此事几乎一边倒地支持杨绛。铁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私人通信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的，利用别人对自己的信任“公开和出售别人隐私，有悖于社会公德与人的文化良知。”

　　还有人认为，这一次“倘若拍卖得逞，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说明在中国可以随意侵害别人的私人信件以及隐私，这也将摧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甚至有网友认为，“这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拷问着一个民族的道德底线。”

　　炒 杨绛的反对和声明恰恰助人炒作？

　　杨绛先生十分钟爱英国诗人蓝德的一句诗：“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由此可以看出，杨绛先生有着她特有的傲骨和淡然。

　　而这一次，惹怒这位百岁老人的是她的朋友——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杨绛直指李国强，“我当初给你书稿，只是留念；通信是私人间的事，你为什么要把它们公开？”

　　从部分曝光的信件内容来看，钱钟书与李国强相识于1979年，直到钱钟书去世，两家始终都是相互支持与帮助。钱钟书最初称呼李国强为“国强先生”，后来变成了“国强我兄”，可见两人关系递进已然从认识到了至亲密友。在信中，除了商议工作外，还涉及到代购西书、帮忙照顾远在海外的钱瑗等事宜。

　　可是，这位钱钟书先生生前的密友在面对杨绛的指责时，只是说：“这件事不是我做的，是我朋友。”但是，这些物件是怎么到他朋友手中、以及这个朋友是谁，李先生便只字不提了。

　　除了在公开信中说，“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私人书信，本是最为私密的个人交往，怎么可以公开拍卖？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为商品去交易吗？”她甚至表示，如果拍卖如期进行，自己将以百岁高龄亲自上法庭维权。

　　66封钱钟书书信和《也是集》的手稿，12封杨绛的书信和《干校六记》的手稿，这对于本次拍卖本身来说，就是足以上头条的新闻，更何况杨绛先生的严正抗议。所以一位网友诙谐地一语道破天机，“杨绛这么一诉诸法律，反而更验证了信件的真实性。还不如一开始就怒斥说拍卖公司造假，钱钟书根本就没写过这些信，说他们行径卑劣，伪造假冒，反而让他们瞎菜呢！”

　　更有业内人士对记者直言，“估计杨绛先生被人利用了。”“老人可能怎么都不会想到，她一动气正中别有用心者下怀。她态度越坚决，事情就炒得越大，而拍卖的价格当然也会越高。”

　　钞 名人信札成收藏界新宠

　　在就事论事前，记者想先把视角放大到名人信札，包括书信、手稿、便条、题签、随记和抄录等等近年在拍卖市场的价格上，来看看它们到底有多值钱，值不值得拍卖。

　　2005年秋拍，郁达夫8封情书成交价为34万元；而钱钟书写给吴祖光便笺虽然不到10行字，却拍得了2.3万元。

　　2009年春拍，陈独秀、梁启超与徐志摩等人写给胡适的一批书信，创下744.8万元的成交高价。

　　2009年秋拍，张爱玲一页5行的书信，以近6万港元拍出。

　　2010年秋拍，齐白石嘱托叶恭绰将卖画所得“三百二十四圆七角”汇入他的中国银行（601988）账户的书札，以33.6万元拍出。

　　2012年秋拍，《周作人致鲍耀明书札》以442.75万元的高价成交。

　　2013年春拍，曾国藩手书家训成交价230万元，超过起拍价20倍。

　　与此次事件相似的是，2012年，梁启超旧藏“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在拍卖时，同样遭到其家属严正抗议，但拍卖如期进行，总成交价高达6709万元。

　　与文学著作相比，名人的信札更能反映作者的真性情，因此这类藏品成了收藏界新宠，拍卖价格每年涨幅估计可达30%。这也就不难理解，钱钟书一家人的私人信件持有人将这些宝贝送去拍卖行的原因——终究绕不过一个“钞”字。

　　记者再多的解释，也是多余。

　　就在记者成稿时，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于昨日发表声明，称涉及钱钟书与杨绛先生的信件已撤拍。这个消息，应该会让杨绛先生松口气了吧。

　　■延伸阅读

　　钱钟书私人信件

　　部分内容

　　谈外界对他的热捧

　　“海外对我的过奖已起一些反作用。我素性孤寂，不好吹擂(故访问、录音以至比利时国家电视台记者拍电视，都婉言谢绝)。兄知我而亦爱我，必能鉴原。国内对《围城》再版，引起热浪，许多大学中文系教师都要写文章称道，凡上门或来信找到我的，我一概不鼓励、不帮助，并劝他们不要动笔。物极必反，誉过招毁，‘到地狱的道路是好意铺筑成的’，我四十年文学生涯于此深有体验。”

　　谈学界风气

　　“上周中文大学一学者来过，言现代文学会上国内去者发言，舍柯灵兄一个外，皆空洞浮浅。香港大有人在，走江湖者轻心大胆，欲以狗皮膏药充虎骨膏药，不知冷眼旁观者之齿冷也。不足为外人道耳。”

　　谈鲁迅

　　“前日睹贵刊《一段情》之文，与内人皆叹为石破天惊，而更叹兄之有偷天妙手、泼天大胆。正思写信，尊函适至，知果惹恼招怒，然此亦早在意中。历史从来出于胜利者手笔，后死即胜利之一种方式。3年前鲁迅纪念时出版之传记，即出敝人所撰著，中间只字不道其原配夫人，国内外皆有私议而无声言者。”

国际先驱导报   名人书信风波：身后的热闹   2013.06.03


爱因斯坦写给他母亲的明信片。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杨梅菊 发自北京

　　一千多年前杜甫写下“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时，一定没有想到这句诗会在今天有了现实意义：仿佛名人一死，他的书信便活了过来，隔几年曝光一批“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某某某”，又几年结集出书回锅热炒一回，纵使死了几百年，也不妨突然有一天拍卖行爆个新闻头条“某某某书信拍出天价”。这些生前以为永远不会公开的隐私信件，就这样热闹了身后百年。

　　今天，钱钟书书信被拍卖杨绛致信喝停，无疑又是一出这样的热闹。

　　“幸亏杨先生没被算计了”

　　这是由一场尚未举办的“《也是集》钱钟书书信手稿专场”拍卖会掀起的轩然大波：北京一家拍卖公司日前宣称，将于6月21日在京拍卖钱钟书、杨绛信件及手稿，据称这些作品属首次最大规模曝光。消息传来，立刻遭到了钱钟书夫人杨绛的强烈反对。“我不明白，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私人书信，本是最为私密的个人交往，怎么可以公开拍卖？”在公开声明中，杨绛这样写道。

　　“亏得老太太脑子没糊涂，要不又被这帮资本家给算计了。”有网友感叹。

　　在中国，名人书信公开并拍卖早已有之，但像当事人还在世就忙不迭公开搞拍卖的，却尚属首例。据称，这批将被公开拍卖的信札、手稿作品，包括60件钱钟书毛笔书信，13封杨绛钢笔书信以及6封钱瑗钢笔书信。这些书信的收信人，是当年的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

　　目前，杨绛声称若拍卖就告上法庭，李国强声言自己没有权利叫停，而拍卖公司则暂未有撤拍迹象。事情是进一步闹大，还是尚有转机，让人完全猜不透。

　　也许，我们应该将钱钟书、郭沫若乃至张爱玲书信风波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思考：近年来书札收藏屡创高价，国画大师黄宾虹致陈柱信札十八通曾在中国嘉德春拍会上以55万元高价成交；上海嘉泰拍卖有限公司春季拍卖会上，记录了徐悲鸿与王少陵一段友谊的信札，最终以56.1万元成交。

　　公开报道显示，许多的书信并不是当事人拿出来交易的，至于如何流通到市场上，则各有渠道。当前这桩拍卖公案之前，钱钟书先生的信札就曾被保姆当成垃圾丢出来，某师范学院将一批旧档案卖给了一个收废纸的老头，其中有吴宓等当年西南联大一批教授的书信往来和简历等。

　　死后的麻烦

　　从珍贵信件当废品被卖到当事人出面叫停拍卖，钱钟书书信的多舛命运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书信收藏和拍卖的不成熟之处。而相比之下，西方国家不仅信札行情高于国内，名人书信收藏也走得更远一些。但利字当头，就算国外收藏行业再成熟，也难免闹出一些风波和争议。在这一点上，钱钟书并不孤独，美国作家海明威和塞林格，都有过类似烦恼。

　　1979年5月，玛丽·海明威和她的律师终于决定出版海明威书信选集。这一书信集的出版可谓波折重重，之所以拖延那么久，是因为1958年某日某时海明威打了一个便条给他的身后执行遗嘱的人。“我希望，”他写道：“平生所写任何信件不被发表。我因此要求并指示你们不得发表任何信件，而且不准许别人发表此类东西。”

　　在他去世后，遗产继承人玛丽·海明威很努力地恪守了这一原则。2004年，关于海明威一篇未发表的小说和一封他的亲笔信件是否可以公开出版的问题上，玛丽·海明威就取得了胜利，但也因此遭受了广泛的批评，“这是文学史的一个片段，一个奇妙的发现”，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者马休·J·布鲁考利说，“让人不快的是这个文学史上非常有意思的篇章很明显地被阻止出版。”在来自文学研究界和出版界的重重压力下，海明威的意愿也一再被违背，甚至他生前明确决定不会出版的遗作《伊甸园》也得以出版。

　　海明威生前酷爱写信，甚至有写信强迫症。在活着的50年里，他大约写了六七千封信。福特·马多克斯·福特曾劝诫他，一个人“写信要总想着身后”。海明威却说，“这话给我的印象如此之坏，以致我烧了房里所有的信，包括马多克斯的信。你把只有0.5卡的豆壳攒着等身后？这破玩意儿？那就留着吧。它们可不是为身后写的，豆壳也不是为身后当燃料的，只为此日此时；身后的事情会自己照料自己。”

　　但海明威去世后的信件遭遇证明，福特的忠告是正确的，因为身后的事情并不会自己照料自己，尤其是书信越来越值钱的情况下：2000年，海明威写给他的传记作者A·E·哈其那的信失窃，也正是这起失窃事件直接导致了他于上世纪20年代初开始写作时的那批作品一直未见流传。

　　因书信而引来无数麻烦的不只大作家，许多外国政要也遭遇过类似的事情。几年前，一家出版社未经授权曾想出版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信件，亏得其夫人到法院申请禁止令，得到法律支持，才制止了这一“令人震惊”的行为。

(凤凰卫视)    窦文涛：部分人太有钱炒热价格 拿坡仑的信拿到中国拍    2013.06.06

凤凰卫视6月5日《锵锵三人行》，以下为文字实录：

窦文涛：《锵锵三人行》，咱们北大中文系的主任。

陈平原：不是，前主任，你怎么又老说主任，弄得我将来跟人家不断的就道歉。

窦文涛：中国现在部分收藏家钱多的没处花

窦文涛：咱们中国人一日主任终身主任，咱们这个平原君，还是叫平原君，平原君对这个文人的书信情有独钟，而且咱们已经谈了一集，但是余兴不减，因为主要现在这东西太值钱了，我可以给你念一组，就说这还是就是最近发生的这个事情，就是说进入新千年之后，各大拍卖场每年都有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的书稿信札成交，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有两个事件，2002年乾京堂明代名人尺牍，这都是明朝的有名的那个人，好像有几百个之多，最终以多少成交呢？990万成交，打破当时古今善本拍卖记录，2009年还是在中国嘉德春拍当中，陈独秀、梁启超、徐志摩等给胡适的一批书信，一举创下744.8万元的成交高价，现在听说有些外国人的这个信都拿到中国来卖，觉得中国市场好。

许子东：最近更大的一笔是老舍收藏的一些画，齐白石，老舍当初他也是买来的一些画，拍的非常高的价钱，上亿。

陈平原：不是，画拍的高在情理之中，现在那个问题是书札，因为画以前本来就是艺术品的，它等于是以前艺术品的拍卖收藏这个我们都知道怎么办，现在的问题是说书札本来无意成为艺术品的，今天被作为收藏品出来以后，你说的已经不算是特别的高的，现在越来越往这方面发展，昨天我看的报纸是说拿坡仑的信也拿到中国来拍卖等等，所以中国人对于这些收藏的关注有几种可能性，除了我说的博物馆等等，还有个人的那种爱好，把玩的爱好，或者是说自己的研究有兴趣，又兼把玩的，上海的孙逊老师告诉我说，他专门收藏清代的诗人作家的书札，然后一个孔尚任，我找孔尚任，就这个样子，因为自己的研究有兴趣，然后以前书札的价格不贵，所以我们能收藏得起，现在越来越贵越来越贵就不见得了。

窦文涛：那你说现在中国这个市场，中国人是太有钱了，我接触的这些拍卖场上的这个人，有这么几类人，一类是真心喜欢的，那么他去收藏，一类是传统的人家本身就是藏家一路走来，但是现在这些年尤其多了一些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有钱没处花，我强烈的能够感觉到就说他这个钱我得花出去，可是当然他的钱也是精打细算挣来的，但是他没有眼光，甚至他没有爱好，他只是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好东西，所以拍卖场也出了最多的骗子，因为这些人都需要国师，需要这些个帮闲。

许子东：我听到一个解释说为什么李可染他们的画可以比明代甚至宋代的画还要值钱，就是因为现在你要去统计，他们统计一下那些非常贵的这个买收藏的那个钱的来源是一些公司，而这些公司不是私人的，他其实是一些大的国家机构下面办的文化公司，这样你是一个大的电视台或者一个主办集团什么什么，那你的老总你是国家工作人员，你不能多钱，但是他可以把这个钱挪过来让你去就是做这个生意，做这个买卖，亏的问题不大，赚了就都是他的，所以对他们来说你搞那种什么明代、清代的这个太麻烦，太容易造假，搞不清楚，那李可染什么这个齐白石、张大千这个名字咱们谁都知道，所以他们说他们的市场价值非常高，而且容易辨伪，就容易看得出真假，这些话。

陈平原：流传有序，他说的流传有序不会造假，但是拍卖的像他说的那个问题水很深，我们不谈这个问题，因为刺激到一大堆经济的那个运作还有，不说了，这方面确实是可以赚很多，不是普通人能够弄明白的，我们只是说我希望限制在我们说比如说书札、手稿这个范围内的话，他可以帮助我们学术界来做研究，我说的一个，其实我的触摸历史的进度是利用了好多这一类的东西，现在是藏家也行，博物馆也行，只要能够出来让我们使用，对于整个的，比如对于20世纪中国的学术思想文化的论述会有好的帮助。

窦文涛：你比如说呢？你在信里发现了什么秘密？

陈平原：我看到好多，比如说我用过一个藏家收藏的早年的梁启超在东南大学演讲的讲稿，然后他后来写了一个东西出来，可是他的手稿留下来跟那个不一样，是另外一个东西，所以我还用这个东西来做研究，包括那个像北大图书馆收藏的鲁迅周作人给胡适的《尝试集》写的信，那个东西对我们读书那一代人的交往，还有那一代人对诗歌的看法，还有循环运动不同的层面，这些都很有意义，其实我的研究中我们学术界好多人的研究中都有用到了从今天的图书馆也好，私人藏家也好，或者市场里面出来的一些资料，尤其是将来讨论，比如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的教育思想文化，我们今天出来的很多从出版社出来的，从私人藏家出来的，早年认为没什么用的那些检讨书，那个书札，私人书札，还有手稿，这些东西以前我们认为它不是艺术品，可是现在会有意义。

许子东：最近这个杨奎松的书就用了潘光旦的很多检讨书，太精彩了，所以所有这些。

窦文涛：年代写的检查。

许子东：对，而且他几次检查，每一次不通的层次，每一次根据这个史实，毛他们怎么批字，怎么来让他怎么过关，一个一个张东荪，这个是一个珍贵的史料，我其实我自己我那个时候路子跟平原有点不太一样，我其实不大注意资料的，但是我最近发现有时候你真是想象不到，最简单的举个例子，《小团圆》差点被烧掉的大家知道，因为宋以朗决定现在给它出版，宋以朗就是宋琦的儿子，他现在垄断着一大批的给宋家的信息，他其中他说《小团圆》稿子过来以后，他说他修改过两页，就说整个几百页的稿子，张爱玲就只修改了两页传过来，那两页是什么内容我就好奇了？她在微博说其中有一页就是《小团圆》里面讲的第二段口交的这段文字，这是最厉害的。

窦文涛：张爱玲最后去注意重点要改的是这个。

陈平原：名人住所门口都有人等着收“垃圾”

许子东：重点改的就是这两个，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研究材料，几百页的东西，那个宋琦给他提了很多意见叫她怎么改怎么改，把男主人公怎么怎么，张爱玲就改两页，最后就说烧掉吧，就说不要了吧，她就专门改两页，这个材料宋以朗现在也没有，他也不全部出，他现在出一本张爱玲私语录，他说他在慢慢整理中，急死人吧，这个材料是他微博拿出来的。

窦文涛：所以有时候做学问就是占有资料的问题。

许子东：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窦文涛：我也听陈老师说现在好像听说要是什么老先生过世，很多人等在门口翻垃圾是吗？

陈平原：对，因为以前都认为是有形的家具什么值钱，其实现在都明白了这一点，以前的人写信一般来说著名的人士的信都会保留下来的，到了后代不见得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

许子东：不认识。

(新浪)    张爱玲70年代书信讲在美国被炒鱿鱼经历    2013.06.08

         收藏讯 名人信札和手稿在艺术品拍卖市场受到热捧，而且涉及的都是人们家喻户晓的近现代名人，这一点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6月4日和5日的锵锵三人行，窦文涛就和两位嘉宾陈平原，许子东谈起了名人信札拍卖的话题。在他们的交谈中，引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话题。

　　钱钟书的书信是怎么来的

　　因为名人手稿值钱，多年前就有不少人专门守着名人的垃圾，专门去捡那些被撕碎的文字纸张，陈平原在节目中就谈到了钱钟书的书信手札的一些来历：“他们有一个做收藏的告诉我，他们是从钱钟书他们撕掉到信里面再捡回来的垃圾，再拼，一封一封在拼…”

　　张爱玲的一百多封重要书信

　　嘉宾许子东谈到了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大家夏至清，“夏至清现在最值钱的就是张爱玲给他的一百多封信，一百多封信最近全出版，手稿在他手里，所以我跟他说，现在他最大的财产就那一百多封信…其中有几封信是有巨大研究价值的，比方说他讲1972年张爱玲在伯克利被人炒鱿鱼的那封信，通过那封信我们才知道张爱玲还研究过文革，人家给她的任务是花两年时间去弄个词汇表，最后她写的报告美国人说看不懂，看不懂中国那个时候很多概念是什么，最后(张爱玲)被炒鱿鱼，从此决定了她的人生道路的转变，这些都是重要的信，现在夏至清就给个影印本，信发表，然后他只是做注解，影印本、原件都在他手里，这变成最大的财富。”

　　名人手稿有了市价

　　以前单纯的文人笔墨交往变成难事

　　在节目中，窦文涛说到：现在有了这个拍卖，不敢随便请人写字了。陈平原接口说：不仅是著名的书法家不能随便请，著名的学者你也不好意思随便请。像你和许子东整天在电视台上晃来晃去的有很多粉丝，你们写的，不管写的好不好都有人要，所以你要尽可能练，过去咱真是想不到写的信可以这么样的值钱…80 年代请人家写一幅字，是一个很风雅的行为，可是现写的人心里面都已经有了这个市场价值…这里面不好的地方就是文人交往之间已经没有那种纯粹的友情在里面，所以有点我不太喜欢。

　　信札的人际交往方式已经成为历史

　　窦文涛和陈平原在节目最后说的一段，让这个话题的结尾意味深长，窦文涛说：“那个时候我就想，像苏东坡他们那个时候，全社会都已经知道他们的价值了，皇帝是不是老盼着这大臣写奏章，写一个收一个，写一个收一个，都收在皇宫里，本身就是能传世的东西，但是您说这种交往的方式，像这种信札是不是它注定已经成为了一个过去的人际交往的方式？” 陈平原说：写信的人越来越少，都用电子邮件，都用电话，即使要写，也都用钢笔，用圆珠笔，不见得用毛笔，不见得认认真真的用很好的纸流传下来，而且也不见得你的字好看…”

蘋果日報    劉紹銘︰張愛玲現象 - 20130609

夏志清編註的《張愛玲給我的信件》一九九七年四月起在《聯合文學》連載，中間斷了好一段時間，後來陸續刊登，至二○一三年二月停止，隨後即出了單行本。我手頭的版本是二○一三年三月印刷，三月十日經已是「初版五刷」。我們不知道一個月內的「初版五刷」的銷售量究竟是多少，但無論如何，一本不以八卦作招徠的作家書信集一上市就出現如此氣勢，大可視為英文所說的phenomenon，一種特殊現象。如果一般以作者生平為敍事文本的著作難有市場，那麼《張愛玲給我的信件》應是個「異數」。三十年來，「祖師奶奶」給夏先生長的信件和短的明信片共有一百一十八封。志清先生寫信和覆信一向勤快，若不是張愛玲因多次搬家差不多全部失去（她有名言：「三搬當一燒」），夏先生自己或其他人經他授權也可整理出一本《夏志清給張愛玲的信件》。雖然在銷路上難以望愛玲書簡項背。但這些書信將會成為中國文學史上對「友情」的意義最動人心弦的詮釋。

幸好宋淇夫人鄺文美在張愛玲遺物中找到了十六封夏先生給愛玲的信。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七日發出的那封其中有這麼的一段：「今天明報月刊正月號登了你的中篇〈小艾〉，很轟動，同時聯副、世副曾連載過，我想台港美所有的張迷都在年初看了這篇你的舊作。『聯副』有你的地址，希望早把稿費寄你了。若未，你自己也不妨去問一聲。月前有機會同張健波通信，因此連帶問一聲，〈小艾〉稿費已寄張愛玲否。回信他說沒有你的通訊處，稿費至今存於會計處。我因之回信建議，他同我各寫一信，希望one of us得到你的回音，再按指示把稿費寄上。你不怕陌生，同張君通信也好，希望你獲得到你應得的income。」

張健波那時是《明報月刊》總編輯。張愛玲初來美時，一直希望以英文著作打進歐美市場，像林語堂一樣過風光生活，可惜她小說的題材和人物不合洋人的口味。她晚年在美國的生活，全靠稿費和版稅的收入。一九六六年夏天夏志清在台北初識皇冠出版社老闆平鑫濤。他寫信告訴張愛玲，得到了她十月三日的回信。夏先生在「按語」上說：「我們可以說，我同平鑫濤的初次會談，解決了張愛玲下半生的生活問題。愛玲只要我『全權代辦』有關《怨女》的『連載與出版單行本事』，但那次會談，我顯然向鑫濤兄建議為張愛玲出全集的事，而他必然也贊同，且答應在稿費和版稅這兩方面予以特別優待。」一九八三年二月四日張愛玲寫信告訴夏先生：「這些年來皇冠每半年版稅總有二千美元，有時候加倍，是我唯一的固定收入。」

張愛玲離群索居，一直視住址和電話號碼為私隱。她有過三年沒覆志清先生信件的紀錄。原來那些年她忙着生病、忙搬家、忙看牙醫，疲於奔命，「剩下的時間，只夠吃睡，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唐行徑。」

替人辦事，急人之急是古風。夏先生看到她小說在《明報月刊》刊出，就關心到她的稿費問題。他去信問張健波先生給張愛玲寄了稿費沒有，在禮貌上說來，這有點「越份」。這還不說，他還提議兩人各寫一信，希望其中一人得到張小姐的回音。套用俗話說，這正是活脫脫的「皇帝不急太監急」的現代版。

從張愛玲給夏志清的信件和他附加的「按語」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她的照應可說無微不至。他跟她認交三十多年，但只見過兩三次面，而且都是跟朋友在一起的敍會中匆匆的一面。夏先生跟「祖師奶奶」的情誼，完全是一種筆墨之交。張小姐身體不好，一年到晚都感冒，他就建議她服用高單位的維他命C和E。她牙齒常出毛病，他就告訴她自己護齒的「秘方」，告訴她現在有一種電動牙刷叫Interplak，消除「牙斑」（plaque）很有效，大的藥房有售，不妨買一支試用。

夏志清自跟張愛玲訂為筆墨之交以來，前前後後也為她跑了二十多年的腿。她以難民身份移民美國，嫁了老年多病的「過氣」作家賴雅（Ferdinand Reyher,1891－1967），生活極為拮据。賴雅家無恆產，逝世時拿的社會福利金是五十二美元，連房租都不夠。張愛玲在丈夫生前死後的生活開支，靠的都是自己。開始時為香港好友宋淇服務的電影公司編寫劇本。六十年代中她得志清先生穿針引線，拿到基金會的津貼繙譯《海上花》。兩年後約滿又得靠夏先生「跑腿」找點「小事做，城鄉不計，教書不合格，只能碰機會。」這是一九六八年的事。

如果在上世紀民國三十年代初的上海，張愛玲要找些「小事做」，就憑《傳奇》帶來的名氣，要掛名「混」個閒職，「閒話一句」而已。但在花旗國家，張小姐只是十一個字母串出來的「外國人」。要在大學謀教職，沒有學術著作和博士學位，一般過不了銓敍儀式的第一關。逝世多年、曾先後任教芝加哥大學和史丹福大學的劉若愚（James J. Y. Liu）也沒有博士學位，但劉教授著作等身，名重士林，張愛玲在這方面跟他不能相提並論。

張愛玲也知道自己謀生條件之不足。她「自報家門」的跟志清先生說：「我並不光是為了沒有學位而心虛，不幸教書的不僅是書的事，還有對人的方面，像我即使得上幾個博士銜也沒用。」

六十年代初張小姐在香港編劇時，那時電影界的「天皇巨星」李麗華慕其名，通過宋淇先生安排一個讓她一睹才女面目的機會。宋先生不負所託。張愛玲如約赴會，讓李麗華見過自己的面貌後，也沒有留下來寒暄，點心也沒有吃，轉身就告辭了。她孤絕冷漠的脾氣，仿似《世說新語．任誕篇》跑出來的人物。「我最不會交際，只有非去不可的地方，當作業務去報到，」她這麼跟志清先生解釋說。她衝着老朋友宋淇的面子把李麗華看作「業務」才去「報到」。

《秧歌》的英文版，一九五五年由極有地位的Charles Scribner's Sons公司出版，也是僅此一次，再沒接受她其他作品。她把脫胎於《金鎖記》的Pink Tears（粉淚）改投到也是大公司的Knopf。Knopf的退稿信寫得極不客氣：「所有的人物都令人反感。如果過去的中國是這樣，豈不連共產黨都成了救星。我們曾經出過幾部日本小說，都是微妙的，不像這樣squalid。我倒覺得好奇，如果這小說有人出版，不知道批評家怎麼說。」

《北地胭脂》經多家公司退稿後，張愛玲請夏先生代她找幾位「批評家與編輯看看」，特別指名要找的一位是夏先生在哥大的同事日本文學教授Donald Keene。六十年代初夏先生是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的tenured professor，時有新學術著作問世，在美國的「漢學界」聲譽日隆，大可過着「人到無求」的清靜日子。可是受了愛玲所託，不得不替她「跑腿」，跟本無任何業務關係的日本文學教授應酬。Keene是美國學者當中推介日本文學的大功臣，跟多家出版公司的關係密切。張愛玲特別點名請夏先生找他看稿，不是沒有理由的。夏先生只好「硬着頭皮」照辦。Keene也「居然」把《北地胭脂》看了，還寫了評語，可惜「反應並不太好」。

張愛玲的名聲，是夏先生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打造出來的。他既然是她作品的「代言人」，為她「跑腿」、寫介紹信、寫序言，辛苦是夠辛苦的，但也實在責無旁貸。這且不說，我想夏先生最感吃力的莫如怎樣向一個「想像的僱主」推薦一個在履歷表上除了年齡、籍貫和著作書目外不見「專上學位」和實際「工作經驗」的Ms Eileen Chang的工作能力。愛玲說過「我找點小事做，城鄉不計。」不知道她心目中的「小事」是那一行業。她拒人於千里，不合在辦公室當秘書。她體格如「臨水照花」，沒氣力到麥當勞賣漢堡。

通過夏先生的「穿針引線」，到了一九六九年張愛玲終於找到一份雖然不一定適合她性情與興趣但絕對是她可以勝任的工作：柏克萊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的研究員。職務是解釋中共政治術語的專有名詞。她的頂頭上司是老前輩中國文學教授陳世驤。教人感到意外的是，她在「中心」工作才兩年，就給陳教授解聘。夏先生在張愛玲一九七一年六月十日給他的信的「按語」上說：「這封長信是愛玲兩年間在加大中國研究中心的工作報告，也可以說是她在美國奮鬥了十六年，遭受了一個最大打擊的報告。」
張愛玲的「粉絲」，初聞「祖師奶奶」被陳教授「炒魷」，說不定會喊出"How dare he!"這種話來。陳教授是夏氏昆仲的舊識，出身北京大學，早在一九四九年前就落戶美國，在加州大學的中國研究享有「元老」的地位。他的專業是中國古典文學。他著作不多，又無博士學位，但人脈極廣，很「吃得開」。五十年代底，濟安老師來美作「交換學人」，期滿後決定不回台灣。他當時是台灣大學外文系的名教授，到了美國，他是Tsi-an Hsia（T. A Hsia）。像Eileen Chang一樣，沒有博士學位的T. A. Hsia也曾歷盡「人離鄉賤」的辛酸。

最後陳世驤在加州大學的「中心」給夏濟安先生找到避難所。夏老師英國文學出身，到了加大的「中心」，當然不能再彈老調了。「中心」要他研究的工作，就是拿出現在大陸報刊（或參考資料）中新出現的名詞術語作基礎，然後就此引申、解碼。夏老師接了這份差事，為稻粱謀，結結實實的寫了好幾篇「解碼」文章。代表作有：Mataphor, Myth, Ritual and the People's Commune、A Terminological Study of the Hsia-Fang Movement和The Commune in Retreat as Evidenced in Terminology and Semantics.濟安先生一九六五年二月三十三日在柏克萊中風逝世後，我的老同學莊信正博士補上了空缺。信正離開後就是愛玲了。

讀了張小姐給夏先生的長信，可見她在「中心」工作，一開始就不順利。人際關係，處處碰壁。她負責找新名詞，偏偏那兩年情形特殊，就是沒有新名詞。沒有新名詞讓她借題發揮，張愛玲只好寫了篇講文革定義的改變，「追溯到報刊背景改變，所以顧忌特多，沒有新名詞，最後附兩頁名詞」。

這篇報告，陳世驤說給了「中心」專代改英文的Jack Service和一個女經濟學家看，此外還有英文教授Nathan。他們看了，都說看不懂。張愛玲拿回去通篇改寫後，陳教授仍說不懂。以下張陳一段對話，不好轉述，只合直引原文。引文內的「我」是張愛玲。
我笑着說：「加上提綱、結論，一句話讀八遍還不懂，我簡直不能相信。」

他（陳教授）生了氣說：「那是說我不懂囉？」

我說：「我是說我不能想像你不懂。」

他這才笑着說：「你不知道，一句話說八遍，反而把人繞糊塗了。」

我知道他沒再給人看，就說：「要是找人看，我覺得還是找Johnson（主任），因為（中心）就這一個專家。」

他又好氣又好笑地說：「我就是專家！」

我說：「我不過是看過Johnson寫的關於文革的東西，沒看過Service寫的，也沒聽他說過。」

他沉默了一會，彷彿以為我是講他沒寫過關於中共的東西，立刻草草結束了談話，其實我根本沒想到，是逼急了口不擇言。他表示第一句就不清楚，我也改了寄去，也不提，堅持只要那兩頁名詞，多引上下句，以充篇幅，隨即解僱。

志清先生在「按語」說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六日陳世驤寫了一封祝賀他新婚的毛筆信，其中有一句說「張愛玲女士已到此月餘，頗覺相得。」由此可見陳教授對張小姐並無「宿怨」，並無先天「敵意」。看來張愛玲跟上司關係搞得這麼糟，完全因為她缺乏跟別人面對面溝通的耐心和興趣。即使是書信往來，也是三言兩語，從不浪費筆墨。如果不是因為自己給上司「解僱」、又怕陳教授跟夏先生「抱怨」，她也不會給夏先生寫千多兩千字的長信。

莊信正在「中心」上班後，也按照老師夏濟安的舊規，以文化大革命為題寫了一篇專門詞語的研究（A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A Terminological Study）。名目雖說是「專論」，文末也附有十二頁中英詞語的glossary。陳世驤有鑑於此，可能在跟張愛玲討論第一個研究計劃時，特別強調要有個 glossary。志清先生猜想，陳教授不會不讓她選擇一個敍述專題而強迫她另編一本中共術語辭典的──「除非一開頭二人關係即已僵化。」

夏志清的「按語」接着又說：「假如世驤並無惡意地叫愛玲去編一本glossary，她多看報刊之後，發現了那年的『名詞荒』，大可徵求他的同意去改寫一個題目的。只要她同世驤、美真兄嫂保持友善關係，甚麼事情都可以商量的，何況只是一個題目？……但世驤專治中國古代文學與文學理論，張愛玲的作品可能未加細讀。作為一個主管人，他只看到她行為之怪癖，而不能用欣賞她的文學天才和成就去包涵她的失禮和失職。在世驤看來，她來中心兩年，並未在行動上對他表示一點感激和敬愛；在研究中共詞語這方面，也可能從未向他請教過，只一人在瞎摸！最後寫的報告，他也看不懂，glossary只有兩頁，還要語言頂撞！遷怒之下，陳教授把她『解僱』了。世驤對愛玲不滿意，曾在我面前表示過。」

「按語」的開頭還有這幾句關鍵性的話：「中心裏的主管和研究員都真是中國通。愛玲的一舉一動，極受她們的注意。她日裏不上班，早已遭人物議。一旦解僱，消息傳遍美國，對她極為不利，好像大作家連一篇學術報告都不會寫。」

一九六六年夏天，我有緣在印第安那大學一個學術會議上跟Eileen Chang見過一次面。跟我一起到她旅館去看她的，還有我兩位學兄：胡耀恆和莊信正。Eileen那時得照顧癱瘓在床的丈夫，又無固定收入，所以叮囑我們三個「小朋友」代她謀小差事。此事我曾在舊文〈落難才女張愛玲〉作了交代，這裏不妨簡單舊話重提。我穿針引線把Eileen介紹給我在Miami大學的「舊老闆」，讓她在大學當「駐校作家」，每月可拿千元的薪水。九月二十日她給我的信上說：「病倒了，但精神還可支撐赴校長為我而設的晚宴。我無法推辭，去了，結果也糟透了。我真的很容易開罪人。要是面對的是一大夥人，那更糟。這正是我害怕的，把你為我在這建立的友誼一筆勾銷。」

後來我在Miami的舊同事來信說，校長的晚宴，張小姐overslept，睡過了頭。「駐校作家」本有office hours給學生的，她也難得見人。總之，關係搞得不好，一年過後沒有續約。

張愛玲一生的三個男人，都可看作是一種「孽緣」。一是對她諸般折磨虐待的鴉片煙鬼父親。其次是把她看作「小妾」的小漢奸胡蘭成。最後是「又窮又老」晚年「失禁」的賴雅。可幸的是，她性格雖然孤絕，不近人情，卻得到幾乎跟她無親無故的男人傾心傾力的照顧。套用舊小說的語言，夏志清先生是她的「恩公」。替她奔走書稿合同、版稅的事宜，次數多了，她不好意思，要給夏先生commission。夏先生雖然從未富裕過，也沒要過她一文錢佣金。她晚年時有書信往來的是莊信正兄。他替她跑腿找房子，搬家時動手動腳給她拉行李，都是無償的，不求回報的。對於這些「古道熱腸」的朋友的幫忙，私底下張小姐是怎樣看待他們的？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她給夏先生的信說：「千萬不要買筆給我，你已經給了我這麼多，我對不知己的朋友總是千恩萬謝，對你就不提了，因為你知道我多麼感激。」

張小姐雖然「命苦」，但我們這些算不上她「知己」的「張迷」在這「寒噝噝」的世界中也算對她不薄。

“爱玲小馆”

《爱玲小馆》是香港岭南大学荣休讲座教授刘绍铭先生评说张爱玲及相关文字的新结集。

刘绍铭先生是我尊敬的学界前辈，也是我的忘年交。自1990年代交往至今，我一直受到刘先生的关照和指教。小事就不说了，且举其荦荦大端：他邀请我参加他主持的2000年香港岭南大学“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 国际研讨会；他作为总其成者，和作者夏志清先生一起授权我安排《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2005年简体字增删版的出版；特别是当他得知我收集张爱玲手迹以作研究张爱玲之纪念时，又慨然相赠张爱玲1993年1月6日讨论英译《封锁》事的亲笔书札原件，使我如获至宝……与同时代的几位学界名家一样，刘先生的治学领域甚为宽广。他是夏济安先生的高足，对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翻译学等等，均有所涉猎，均颇多建树。他探讨“涕泪交零的中国现代文学”，他是海外研究曹禺剧作的第一人，他翻译乔治·奥威尔的名著《1984》也必须提到，他主编的英译《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是美国大学攻读中国文学的常备教材。他在小说、散文和杂文创作上也是独树一帜，享誉台港文坛。但是，刘先生近年来特别对“张学”感兴趣，也是不争的事实。大概从《落难才女张爱玲》开始，刘先生长长短短的读张文字，一篇接一篇，一篇比一篇精彩。刘先生读张，亦庄亦谐，妙见迭出，在一定意义上开拓了“张学”研究的新局面。

而今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存在着一个“张派”，大概不会有太多的异议了。目前已知最早提出“张派”这个说法的是王兰儿，她在1947年4月首次使用 “张派文章”的提法，认为当时上海另一位作家东方蝃蝀“简直像张爱玲的门生一样”。而东方蝃蝀也认为张爱玲开创了一代“风气”，他在同年12月指出：“张爱玲虽不欲创造一种风气，而风气却由她创造出来了”，同样暗含1940年代海上文坛存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张派”之意。到了1967年6月，台湾作家，同时也是张爱玲研究先行者之一的水晶又说：张爱玲女士“这位五四以来，中国文坛杰出的女作家，对于我潜移默化的影响，非笔墨可以状其万一。如果有人指出，我的文章是‘张派 ’，我会毫不忸怩地加以颔首承认。”然而，更直接了当、更确切、更生动形象地指出张爱玲之于“张派”是“祖师奶奶”的，不是别人，正是刘先生。

刘先生对“祖师奶奶”是尊重的，佩服的，认为“她的作品和身世尽是传奇”，她的笔下尽是“兀自燃烧的句子”，甚至还说过这样的话：“也许因为我跟张爱玲有一面之缘（此生因此没有白活）”，虽语带调侃，却是出于真诚。但刘先生研究“祖师奶奶”力求客观公正，注重文本细读。他熟悉张爱玲研究史，一再提醒我们：“数张爱玲论者风流人物，最值得尊敬的是傅雷和夏志清两位老前辈”。同时自己又独辟蹊径，无论对她的小说还是散文，无论对她的中英文互译还是她与她的同时代人，刘先生都能慧眼独具，自成一说。尤其对颇有争议的张爱玲的晚期作品，刘先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试图给出自己的新的诠释。

海峡两岸三地都已出版了刘先生论说“祖师奶奶”的集子，香港有《文学的再生》，台湾有《张爱玲的文字世界》，中国大陆则有《到底是张爱玲》，许多“张学”研究者都从刘先生这些书中受到启发。

因此，这本《爱玲小馆》所选录的文字遵循以下两个原则：一，《到底是张爱玲》未收的；二，他近二、三年来的新作，包括讨论与“祖师奶奶”相关的人和事的一些篇章。其中对张爱玲晚期中英文书札的解读，对“张爱玲‘原罪 ’说”的剖析，等等，尤其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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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玲小馆”

《爱玲小馆》是香港岭南大学荣休讲座教授刘绍铭先生评说张爱玲及相关文字的新结集。

刘绍铭先生是我尊敬的学界前辈，也是我的忘年交。自1990年代交往至今，我一直受到刘先生的关照和指教。小事就不说了，且举其荦荦大端：他邀请我参加他主持的2000年香港岭南大学“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 国际研讨会；他作为总其成者，和作者夏志清先生一起授权我安排《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2005年简体字增删版的出版；特别是当他得知我收集张爱玲手迹以作研究张爱玲之纪念时，又慨然相赠张爱玲1993年1月6日讨论英译《封锁》事的亲笔书札原件，使我如获至宝……与同时代的几位学界名家一样，刘先生的治学领域甚为宽广。他是夏济安先生的高足，对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翻译学等等，均有所涉猎，均颇多建树。他探讨“涕泪交零的中国现代文学”，他是海外研究曹禺剧作的第一人，他翻译乔治·奥威尔的名著《1984》也必须提到，他主编的英译《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是美国大学攻读中国文学的常备教材。他在小说、散文和杂文创作上也是独树一帜，享誉台港文坛。但是，刘先生近年来特别对“张学”感兴趣，也是不争的事实。大概从《落难才女张爱玲》开始，刘先生长长短短的读张文字，一篇接一篇，一篇比一篇精彩。刘先生读张，亦庄亦谐，妙见迭出，在一定意义上开拓了“张学”研究的新局面。

而今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存在着一个“张派”，大概不会有太多的异议了。目前已知最早提出“张派”这个说法的是王兰儿，她在1947年4月首次使用 “张派文章”的提法，认为当时上海另一位作家东方蝃蝀“简直像张爱玲的门生一样”。而东方蝃蝀也认为张爱玲开创了一代“风气”，他在同年12月指出：“张爱玲虽不欲创造一种风气，而风气却由她创造出来了”，同样暗含1940年代海上文坛存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张派”之意。到了1967年6月，台湾作家，同时也是张爱玲研究先行者之一的水晶又说：张爱玲女士“这位五四以来，中国文坛杰出的女作家，对于我潜移默化的影响，非笔墨可以状其万一。如果有人指出，我的文章是‘张派 ’，我会毫不忸怩地加以颔首承认。”然而，更直接了当、更确切、更生动形象地指出张爱玲之于“张派”是“祖师奶奶”的，不是别人，正是刘先生。

刘先生对“祖师奶奶”是尊重的，佩服的，认为“她的作品和身世尽是传奇”，她的笔下尽是“兀自燃烧的句子”，甚至还说过这样的话：“也许因为我跟张爱玲有一面之缘（此生因此没有白活）”，虽语带调侃，却是出于真诚。但刘先生研究“祖师奶奶”力求客观公正，注重文本细读。他熟悉张爱玲研究史，一再提醒我们：“数张爱玲论者风流人物，最值得尊敬的是傅雷和夏志清两位老前辈”。同时自己又独辟蹊径，无论对她的小说还是散文，无论对她的中英文互译还是她与她的同时代人，刘先生都能慧眼独具，自成一说。尤其对颇有争议的张爱玲的晚期作品，刘先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试图给出自己的新的诠释。

海峡两岸三地都已出版了刘先生论说“祖师奶奶”的集子，香港有《文学的再生》，台湾有《张爱玲的文字世界》，中国大陆则有《到底是张爱玲》，许多“张学”研究者都从刘先生这些书中受到启发。

因此，这本《爱玲小馆》所选录的文字遵循以下两个原则：一，《到底是张爱玲》未收的；二，他近二、三年来的新作，包括讨论与“祖师奶奶”相关的人和事的一些篇章。其中对张爱玲晚期中英文书札的解读，对“张爱玲‘原罪 ’说”的剖析，等等，尤其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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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玲小馆》是香港岭南大学荣休讲座教授刘绍铭先生评说张爱玲及相关文字的新结集。

刘绍铭先生是我尊敬的学界前辈，也是我的忘年交。自1990年代交往至今，我一直受到刘先生的关照和指教。小事就不说了，且举其荦荦大端：他邀请我参加他主持的2000年香港岭南大学“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 国际研讨会；他作为总其成者，和作者夏志清先生一起授权我安排《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2005年简体字增删版的出版；特别是当他得知我收集张爱玲手迹以作研究张爱玲之纪念时，又慨然相赠张爱玲1993年1月6日讨论英译《封锁》事的亲笔书札原件，使我如获至宝……与同时代的几位学界名家一样，刘先生的治学领域甚为宽广。他是夏济安先生的高足，对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翻译学等等，均有所涉猎，均颇多建树。他探讨“涕泪交零的中国现代文学”，他是海外研究曹禺剧作的第一人，他翻译乔治·奥威尔的名著《1984》也必须提到，他主编的英译《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是美国大学攻读中国文学的常备教材。他在小说、散文和杂文创作上也是独树一帜，享誉台港文坛。但是，刘先生近年来特别对“张学”感兴趣，也是不争的事实。大概从《落难才女张爱玲》开始，刘先生长长短短的读张文字，一篇接一篇，一篇比一篇精彩。刘先生读张，亦庄亦谐，妙见迭出，在一定意义上开拓了“张学”研究的新局面。

而今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存在着一个“张派”，大概不会有太多的异议了。目前已知最早提出“张派”这个说法的是王兰儿，她在1947年4月首次使用 “张派文章”的提法，认为当时上海另一位作家东方蝃蝀“简直像张爱玲的门生一样”。而东方蝃蝀也认为张爱玲开创了一代“风气”，他在同年12月指出：“张爱玲虽不欲创造一种风气，而风气却由她创造出来了”，同样暗含1940年代海上文坛存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张派”之意。到了1967年6月，台湾作家，同时也是张爱玲研究先行者之一的水晶又说：张爱玲女士“这位五四以来，中国文坛杰出的女作家，对于我潜移默化的影响，非笔墨可以状其万一。如果有人指出，我的文章是‘张派 ’，我会毫不忸怩地加以颔首承认。”然而，更直接了当、更确切、更生动形象地指出张爱玲之于“张派”是“祖师奶奶”的，不是别人，正是刘先生。

刘先生对“祖师奶奶”是尊重的，佩服的，认为“她的作品和身世尽是传奇”，她的笔下尽是“兀自燃烧的句子”，甚至还说过这样的话：“也许因为我跟张爱玲有一面之缘（此生因此没有白活）”，虽语带调侃，却是出于真诚。但刘先生研究“祖师奶奶”力求客观公正，注重文本细读。他熟悉张爱玲研究史，一再提醒我们：“数张爱玲论者风流人物，最值得尊敬的是傅雷和夏志清两位老前辈”。同时自己又独辟蹊径，无论对她的小说还是散文，无论对她的中英文互译还是她与她的同时代人，刘先生都能慧眼独具，自成一说。尤其对颇有争议的张爱玲的晚期作品，刘先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试图给出自己的新的诠释。

海峡两岸三地都已出版了刘先生论说“祖师奶奶”的集子，香港有《文学的再生》，台湾有《张爱玲的文字世界》，中国大陆则有《到底是张爱玲》，许多“张学”研究者都从刘先生这些书中受到启发。

因此，这本《爱玲小馆》所选录的文字遵循以下两个原则：一，《到底是张爱玲》未收的；二，他近二、三年来的新作，包括讨论与“祖师奶奶”相关的人和事的一些篇章。其中对张爱玲晚期中英文书札的解读，对“张爱玲‘原罪 ’说”的剖析，等等，尤其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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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存在着一个“张派”，大概不会有太多的异议了。目前已知最早提出“张派”这个说法的是王兰儿，她在1947年4月首次使用 “张派文章”的提法，认为当时上海另一位作家东方蝃蝀“简直像张爱玲的门生一样”。而东方蝃蝀也认为张爱玲开创了一代“风气”，他在同年12月指出：“张爱玲虽不欲创造一种风气，而风气却由她创造出来了”，同样暗含1940年代海上文坛存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张派”之意。到了1967年6月，台湾作家，同时也是张爱玲研究先行者之一的水晶又说：张爱玲女士“这位五四以来，中国文坛杰出的女作家，对于我潜移默化的影响，非笔墨可以状其万一。如果有人指出，我的文章是‘张派 ’，我会毫不忸怩地加以颔首承认。”然而，更直接了当、更确切、更生动形象地指出张爱玲之于“张派”是“祖师奶奶”的，不是别人，正是刘先生。

刘先生对“祖师奶奶”是尊重的，佩服的，认为“她的作品和身世尽是传奇”，她的笔下尽是“兀自燃烧的句子”，甚至还说过这样的话：“也许因为我跟张爱玲有一面之缘（此生因此没有白活）”，虽语带调侃，却是出于真诚。但刘先生研究“祖师奶奶”力求客观公正，注重文本细读。他熟悉张爱玲研究史，一再提醒我们：“数张爱玲论者风流人物，最值得尊敬的是傅雷和夏志清两位老前辈”。同时自己又独辟蹊径，无论对她的小说还是散文，无论对她的中英文互译还是她与她的同时代人，刘先生都能慧眼独具，自成一说。尤其对颇有争议的张爱玲的晚期作品，刘先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试图给出自己的新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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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本《爱玲小馆》所选录的文字遵循以下两个原则：一，《到底是张爱玲》未收的；二，他近二、三年来的新作，包括讨论与“祖师奶奶”相关的人和事的一些篇章。其中对张爱玲晚期中英文书札的解读，对“张爱玲‘原罪 ’说”的剖析，等等，尤其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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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存在着一个“张派”，大概不会有太多的异议了。目前已知最早提出“张派”这个说法的是王兰儿，她在1947年4月首次使用 “张派文章”的提法，认为当时上海另一位作家东方蝃蝀“简直像张爱玲的门生一样”。而东方蝃蝀也认为张爱玲开创了一代“风气”，他在同年12月指出：“张爱玲虽不欲创造一种风气，而风气却由她创造出来了”，同样暗含1940年代海上文坛存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张派”之意。到了1967年6月，台湾作家，同时也是张爱玲研究先行者之一的水晶又说：张爱玲女士“这位五四以来，中国文坛杰出的女作家，对于我潜移默化的影响，非笔墨可以状其万一。如果有人指出，我的文章是‘张派 ’，我会毫不忸怩地加以颔首承认。”然而，更直接了当、更确切、更生动形象地指出张爱玲之于“张派”是“祖师奶奶”的，不是别人，正是刘先生。

刘先生对“祖师奶奶”是尊重的，佩服的，认为“她的作品和身世尽是传奇”，她的笔下尽是“兀自燃烧的句子”，甚至还说过这样的话：“也许因为我跟张爱玲有一面之缘（此生因此没有白活）”，虽语带调侃，却是出于真诚。但刘先生研究“祖师奶奶”力求客观公正，注重文本细读。他熟悉张爱玲研究史，一再提醒我们：“数张爱玲论者风流人物，最值得尊敬的是傅雷和夏志清两位老前辈”。同时自己又独辟蹊径，无论对她的小说还是散文，无论对她的中英文互译还是她与她的同时代人，刘先生都能慧眼独具，自成一说。尤其对颇有争议的张爱玲的晚期作品，刘先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试图给出自己的新的诠释。

海峡两岸三地都已出版了刘先生论说“祖师奶奶”的集子，香港有《文学的再生》，台湾有《张爱玲的文字世界》，中国大陆则有《到底是张爱玲》，许多“张学”研究者都从刘先生这些书中受到启发。

因此，这本《爱玲小馆》所选录的文字遵循以下两个原则：一，《到底是张爱玲》未收的；二，他近二、三年来的新作，包括讨论与“祖师奶奶”相关的人和事的一些篇章。其中对张爱玲晚期中英文书札的解读，对“张爱玲‘原罪 ’说”的剖析，等等，尤其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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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玲小馆》是香港岭南大学荣休讲座教授刘绍铭先生评说张爱玲及相关文字的新结集。

刘绍铭先生是我尊敬的学界前辈，也是我的忘年交。自1990年代交往至今，我一直受到刘先生的关照和指教。小事就不说了，且举其荦荦大端：他邀请我参加他主持的2000年香港岭南大学“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 国际研讨会；他作为总其成者，和作者夏志清先生一起授权我安排《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2005年简体字增删版的出版；特别是当他得知我收集张爱玲手迹以作研究张爱玲之纪念时，又慨然相赠张爱玲1993年1月6日讨论英译《封锁》事的亲笔书札原件，使我如获至宝……与同时代的几位学界名家一样，刘先生的治学领域甚为宽广。他是夏济安先生的高足，对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翻译学等等，均有所涉猎，均颇多建树。他探讨“涕泪交零的中国现代文学”，他是海外研究曹禺剧作的第一人，他翻译乔治·奥威尔的名著《1984》也必须提到，他主编的英译《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是美国大学攻读中国文学的常备教材。他在小说、散文和杂文创作上也是独树一帜，享誉台港文坛。但是，刘先生近年来特别对“张学”感兴趣，也是不争的事实。大概从《落难才女张爱玲》开始，刘先生长长短短的读张文字，一篇接一篇，一篇比一篇精彩。刘先生读张，亦庄亦谐，妙见迭出，在一定意义上开拓了“张学”研究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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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生对“祖师奶奶”是尊重的，佩服的，认为“她的作品和身世尽是传奇”，她的笔下尽是“兀自燃烧的句子”，甚至还说过这样的话：“也许因为我跟张爱玲有一面之缘（此生因此没有白活）”，虽语带调侃，却是出于真诚。但刘先生研究“祖师奶奶”力求客观公正，注重文本细读。他熟悉张爱玲研究史，一再提醒我们：“数张爱玲论者风流人物，最值得尊敬的是傅雷和夏志清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