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晚年 「妄想性蟲爬病」纏身

(聯合報)  張愛玲晚年 「妄想性蟲爬病」纏身  李承宇    2010.10.10

張愛玲的晚年,是否真如她筆下的句子:「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虱子。」 ?今年是張愛玲九十歲冥誕,精神科醫師吳佳璇大膽「跨時空問診」,斷定祖師奶奶晚年受跳蚤、虱子所苦的「蟲患」,其實是一種「妄想症」。

張愛玲的「蟲蟲危機」是從一九八三年秋天開始,覺得冰箱底有一隻特別厲害的跳蚤,就算花了幾百元買除蚤劑也殺不掉;後來這種感覺愈強烈,連發現信箱裡有螞蟻都要馬上換掉。最後,張愛玲為了找到乾淨無蟲的地方,甚至把重要家當都裝進一個大購物袋裡,輾轉流連在洛杉磯各汽車旅館。

吳佳璇是張迷,為了追索這段隱諱的往事,親自走訪張愛玲當年曾經住過的汽車旅館,她看完後只有一個感想:「怎麼把自己搞成這樣,實在太不堪了!」吳佳璇根據張愛玲當時與友人往返的書信,以及親眼目睹的汽車旅館,形容張當時的處境「就像是街友」。

吳佳璇寫張愛玲晚年妄想症的文章登在「聯合文學」雜誌上,曾引來張迷「譁眾取寵」批評。但吳佳璇說,自己如果沒有百分之百把握,不會妄下結論;精神科醫師中也有不少張迷,吳佳璇和不少同業討論過,大家也認同她。她分析張愛玲的病症屬於「妄想性蟲爬」:相信有某種動物在身上爬,雖看不見卻能清楚描述。

「大家把精神病貼太多標籤,我想把標籤撕掉」,吳佳璇說,張愛玲的友人或粉絲否認她患有妄想症是可以理解的,但她只想試圖還原事實,「有精神病不代表沒才氣」,透過分析張愛玲,吳佳璇想澄清大眾對精神病的偏見。

(聯合文學)    張愛玲滿是跳蚤的晚年華服    吳佳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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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愛張愛玲(1920-1995)作品、研究作家生平與相關文化現象者都有個共同疑問:嚴重困擾張愛玲晚年的蟲患,究竟是怎麼回事?

文學評論家水晶是最早向讀者披露張愛玲染上跳蚤居無定所的人。在此之前,僅少數與張保持通信的友人知情。發表於1985年9月21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張愛玲病了〉(注1)一文,直指蟲患為心理病,引述的是與張有超過40年情誼的宋淇提供,同年3月17日張致宋的私人信件影本。

此舉當年掀起萬丈波瀾。無論是友人(多半兼具學者與忠實讀者身分)與書迷,都難以接受張愛玲患精神病的打擊(包括水晶本人)。水晶於前揭文繼續辯解:「……信寫得細膩深刻,寫跳蚤的兩段很合邏輯,有一貫的『張愛玲筆觸』,不像是一個精神病人的囈語」。

病中的宋淇趕緊寫信為自己闖禍致歉,稍後得張回覆,大大鬆了一口氣(注2)。擅自引用宋淇求助信的水晶,顯然未得諒解,10年後為張追悼文時,仍深深懊悔當年的「粗疏與不敬」。

基於景仰、愛護之心,此後張所接觸者發言,傾向強調晚年的她「氣定神閒、頭腦清晰、反應敏銳」,「始終思路清楚,對他人亦如往昔一樣謙和多禮」,甚者認定「心理出了問題全屬無稽之談」。離群索居是「美國式文明的基本權利」;汽車旅館來來去去如大隱於市,則是「神仙般的生活方式」(注3)。至於可怕的蟲患,僅止於呼應少作〈天才夢〉中絕妙好辭「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虱子」的感性層次。

1995年張愛玲去世,筆者剛巧也在那一年走上「探索人心」的精神醫學之路。入行之初懵懵懂懂,偶然拾起皇冠版《傾城之戀》與《第一爐香》,便如胡蘭成坐直身體,從讚嘆、折服未受任何心理分析訓練的張愛玲,極其精妙地駕馭文字展現其洞悉世情的天才開始「看張」。

接受發掘故事「專業訓練」的我不久又發現,要理解「張看」得進到「後台」,從不同時期寫給不同對象的書信、親友憶往、甚至(生前)未發表文稿交叉比對、推敲,盡可能貼近她的生命史。這功夫自非我所創,是人類學、精神醫學裡一門名為「疾病誌」(pathography)的學問。

拜近年張生前書信與未發表文稿大量露出之賜,使祖師奶奶棄世後方興未艾的「張學」,進入「一台弦外之音齊鳴的演出,沒有前後台之分」(注4)的時代,連我這個文學「圈外人」也想跑跑龍套。我直覺以為,張愛玲的讀者與友人難以接受她晚年的蟲患是精神病的指控,應是精神疾病被誤解與烙印化(stigmatization)現象的絕佳案例。為驗證我的假設,第一步便是以科學精神檢驗相關事證,重建事件發展始末,試圖回答「張愛玲長年遭跳蚤騷擾可是精神病的表徵」?

2

「蟲患」始於1983年秋(注5),公寓管理人通知所有住戶配合出清櫥櫃噴殺蟑螂。由於不配合者將逼遷,張只得暫將東西搬出屋外,稍後卻發覺此次搬動帶回鄰居貓狗的跳蚤,人蚤大戰於焉展開。

除蚤無功,張愛玲搬離位於好萊塢住了12年的公寓(1825 N Kingsley Dr.),就近另覓住所(1749 N Serrano Ave.)。相安無事十天,屋主不願再租冰箱,建議她去買二手貨。張卻發現舊冰箱底層帶回一隻特別厲害的跳蚤,即使花了上百元買的除蚤劑也殺不掉。匆匆「把東西存倉庫,從當年聖誕節起一天換一家汽車旅館,一路扔衣服鞋襪箱子,搜購最便宜的補上」,只是如此大費周章,「還是住進去數小時後就有 fleas」。

1984年夏秋,蟲患稍歇,林式同協助張愛玲找著一間寬敞的公寓(1538 N Vista St. W. Hollywood),雖沒跳蚤,蟑螂與另一種小爬蟲倒不少。簽了一年合同,且買了台新冰箱,兩個月不到跳蚤又來了,且「演變得更棘手」,只得恢復一天搬一次家,忙得睡眠不足的生活。

自此及至1988年2月再度租屋,親近張愛玲的友人莫不為她居無定所憂心忡忡,互相探詢她的狀況,一片癡心的水晶更在1985年秋衝動發表〈張愛玲病了〉。

蚤患方酣,林式同是此段期間唯一見著本人的人。林文〈有緣得識張愛玲〉(注6)提到,第一次見著張愛玲便是在近市中心的汽車旅館,時間約莫1985年夏。歷時五分鐘的會面裡,林見到「一位高高瘦瘦、瀟瀟灑灑的女士,頭上包著一幅灰色的方巾,身上罩著一件近乎灰色的寬大的燈籠衣」,「腳上套了一雙浴室用的拖鞋」,走起路則是「無聲無息地飄了過來」。自始至終含著笑臉的張愛玲氣定神閒、頭腦清晰、反應敏銳,讓林有「被觀察」的感覺。

躲避跳蚤之餘,張愛玲不忘留神金融訊息,無論是擔心銀行倒閉不辭勞苦換一家存錢,還是留心利息高低,都是典型張氏作風,另面反應她自幼強烈的不安全感。

根據處於逃難、近乎失聯的張愛玲所發出的有限信件,她描述跳蚤習性是「最善適應的昆蟲接受挑戰,每次快消滅了就縮小一次,終於小得幾乎看不見,接近細菌」;還說自己「上午忙搬家,下午出去買東西補給藥物與每天扔掉的衣履及『即棄行李』──大購物袋」。即使兵疲馬困,她不忘斬釘截鐵否決醫生的診斷──無論是暗喻心理疾病的"a lace in my bonnet"(女帽上的一條絲緞),過敏症或任何皮膚病。

直到1988年2月,張愛玲在整理累積多時(年)的信件時,偶然發現鄭緒雷(筆名司馬新)介紹的皮膚科醫生,立刻掛電話預約就診。張稱讚「醫道高明,佩服到極點。診出是皮膚特殊敏感。大概 fleas兩三年前就沒有了。敷了藥效如神,已經找了房子定居」(注7)。從藏匿兩年的北郊先搬回市中心的汽車旅館,等不及林式同代尋,直接進住附近小巧的新公寓(245 S. Reno St.)。

6月初,張愛玲又提前搬離,這回不為跳蚤,為一位特殊「鄰居」──一位來自台灣銜命採訪的記者,租下隔壁公寓邊窺視作息,邊掏張丟棄的垃圾做文章,令她「毛髮皆豎」,「皮膚病忽然又惡化」。

住進林式同新造的出租公寓(433 S. Lake St.)年餘,蟑螂螞蟻小花甲蟲全有,蜜月期已過,張愛玲擔心「可能就快有fleas了」。1991年7月,為了多過好萊塢舊屋十百倍而應付不來的蟑螂,71歲的張愛玲搬了此生最後一次家,來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所在的西木區(10911 Rochester Ave.)。

除了跳蚤,張愛玲對蟲反應向是風聲鶴唳,連通訊郵箱發現螞蟻都必須立刻換掉(注8)。同時面對高血脂症、心血管疾病、難纏的感冒及牙病,忙著看病的張愛玲生活作息大亂,睡眠障礙日益惡化。心力交瘁之際,曾發想「祈禱可能有效」,旋又自嘲「不信宗教無法祈禱」。

1995 年,皮膚病嚴重惡化,「藥日久失靈,只有日光燈有點效力」。怕店裡不乾淨,花300美元買燈回家,一天照23小時。怕光照不進,還隔幾天就剪髮。烤乾的皮膚保護力盡失,臉上、耳朵、肩膀盡是傷口。同年7月底,還打算搬家,終究沒力氣再搬。9月8日林式同收到房東通知張愛玲已經過世,趕往察看時,日光燈仍兀自照著躺在行軍帆布床上的張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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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近年台灣傳媒刻意凸顯汽車旅館的情色想像,林式同分析張愛玲流轉於汽車旅館的考量極其實際:「一是費用少,二是可以多搬地方──她平均每一星期就換一個旅館」。據此推算張愛玲住過洛杉磯地區上百家汽車旅館並不為過。

汽車旅館是應運一般大眾達到以車代步生活條件而生的產物;洛杉磯向是高度倚賴汽車移動的城市,即使近20年積極建構捷運網絡,居民日常生活仍多以自家車代步。身形臞瘦的張愛玲不開車,如何拎著行當長期在汽車旅館間移動?

爬梳文字固能解決這疑問,但我以為下「田野」(field work)──直接去看看張愛玲住過的汽車旅館,體會又是不同。2006年底,終於找到落實這瘋狂念頭的機會(藉口)──研討會論文通過審查,隔年4月將前往智利首都聖地牙哥報告,我便刻意安排洛杉磯轉機的行程,預定回程多停兩天闖闖。

瀏覽張流離汽車旅館時期的書信,發現她都是使用郵局租用信箱聯繫,使林式同〈有緣得識張愛玲〉一文又成為我重要且唯一的依據。但林收信不留信封,時隔多年提筆為文,只能勉力列出九家有印象的汽車旅館地址(注9)。

先以Google map定位,再參照林式同文及張愛玲其他書信,汽車旅館的分佈位置包括(1)早期好萊塢舊住所附近;(2)1986至87兩年間北郊的Valley;書信中未提的(3)南郊Gardena(1985年2月);(4)華人聚集的東郊Monterey Park(時間不詳);(5)東北部文風鼎盛的Pasadena(同前);以及(6)1988年2月蟲患暫解「班師」回市中心找公寓的暫時落腳處。

筆者2007年4月的走訪行程包括張愛玲住過的公寓(注10)與上述汽車旅館。原想師法張愛玲以公共汽車與步行作為移動工具,未料數位熟悉當地的友人一致反對我的莽動,只得接受熱心友人安排,由一位僑胞駕車,極有效率地在一天內跑完行程。

駕車的楊先生來自台灣,定居洛杉磯從事旅行業將近20年,未曾聽聞「祖師奶奶」威名。聽罷我對張愛玲蟲患始末簡述,直呼不可思議。我們以位於好萊塢,張住了12年的公寓作起點,維護得宜的老建物周圍花木扶疏,外觀同紙本與網路資料所見。

蟲患初起,張就近搬入的另一間公寓步行可及,讓張愛玲棄守「公寓生活」的下一間公寓,仍坐落同一區。另有兩家汽車旅館,現況不僅頗具規模,其中一家還加入國際知名假日飯店(Holiday Inn)連鎖。楊先生表示,此家是台灣旅行團可能下榻處,若有張迷意外住進,當雀躍不已。

好萊塢往東行,看了三家汽車旅館,都位於交流道與公車站牌旁,街景荒涼,生活機能極差,除其中一家對街有華人經營的大型超市。想像提著大購物袋充作「即棄行李」趕路的張愛玲,在公共汽車上忍著腳磨破的痛(注11),一下高速公路瞥見汽車旅館招牌便匆匆投宿的光景,豈「落難」二字了得!

張愛玲住了兩年的北郊只有兩個地址。出發前查明較遠一處現址已無汽車旅館,故略去。另一處旅館雖在,但屋況不佳(注12),街市罕人煙,只見一位上了年紀的女士呆坐公車站前,身邊放著兩個大購物袋,狀似bag lady。

回到市中心,我站在因都市更新遭拆除的旅館舊址前,想起1985年2月,張愛玲從此地發了一封短信請林式同不必麻煩為她找房子,人蚤大戰節節敗退,「連日心境太壞,不想打電話」。

接下來看到此行最破落的汽車旅館,1988年2月,張愛玲見了司馬新推薦的Kaplan醫師,病神奇地好了,住進這家外牆滿是塗鴉,白天四周充斥無所事事非裔與拉丁裔人的汽車旅館,連忙寫信催林式同幫她找房子。等不及回音,張迫不及待搬到不遠的公寓;夏天,再搬進林式同新造的出租公寓。這兩家和四年前住過的公寓最大不同是少綠地,「水泥味」重,正符合怕蟲的張愛玲。林造的公寓另有一優點,有家頗具規模的綜合醫院(Vincent Medical Center)相距500公尺不到。體弱多病的張愛玲應該光顧過吧!

最後一處是張愛玲辭世的公寓,很容易看出是當天所有走訪點中地段最好的一處。健康快速頹圮的張愛玲在此立下遺囑,搶看病空檔寫《對照記》與《小團圓》,大概沒空出門享受唾手可得的新綠。改寫《小團圓》的巨大壓力終使蟲患再度失控,重重咬穿生命那席華美的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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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1985年3月致宋淇夫婦書信,張愛玲認定騷擾她的跳蚤分兩批:第一波是1983年Kingsley舊居鄰家貓狗傳入的黑色跳蚤;第二波則是1983年 11月搬家後隨二手冰箱隔熱層來的淺棕色中南美品種,隨著她一路搬遷,變小後像細長的枯草屑。直到1986年9月,這批跳蚤還在,且「每次快消滅了就縮小一次,終於小得幾乎看不見,接近細菌」。1987年9月,「一切跟上次來信時一樣」。

在這段有一貫「張愛玲筆觸」的描述裡,問題不在邏輯,而是知覺(perception)的障礙──即便第一波描述不足論斷,第二波即是典型的「妄想性蟲爬」(delusional infestation)──罹患此症的病人相信有某種動物在身上四處爬動,雖然看不見,卻能清楚描述它。至於張堅信隨她搬遷的跳蚤一次又一次縮小至接近細菌大小,精神病理學稱為「次發性妄想」(secondary delusion),為解釋其他病態性經驗──跳蚤騷擾的體幻覺(somatic delusion)所產生的(注13)。

知覺(聽覺、視覺、嗅覺、味覺與觸覺)與思考(包括流程或內容)分由大腦皮質不同區塊所執掌,不必然同時發生障礙。因此,單憑思考是否合乎邏輯,實不足評斷精神病之有無。

張愛玲又如何看待醫生的診斷與處置?也就是她有無病識感(insight)?蟲患發生一年多,也就是1985年3月,張的醫生從她身上採樣化驗,看是否有 animal tissue(動物組織),張在信中對醫生認定她的症狀是「最典型的sexual fantasy(性的妄想)」不置可否,等待「兩星期後聽回音」。1986年9月,張全盤否定醫生的診斷,別說是疑心或精神病,連過敏或皮膚病都斬釘截鐵被否決。1988年2月,事情出現轉圜,張接受一位皮膚科權威「皮膚特殊敏感,大概fleas兩三年前就沒有了」的診斷,「敷了藥效如神」。很遺憾,病人張愛玲一點兒也不服氣平日寫作喜愛援引的精神分析大師佛洛伊德的學說。

極獲張愛玲信任的林式同,曾婉轉指出她怕跳蚤是心理作用。他以自己皮膚也常發癢說理,認為是皮下脂肪少,抗菌力不夠,加上洛杉磯的氣候,少雨而近沙漠,很乾燥,什麼樣的過敏症都有,張愛玲一樣不同意。

另值得注意的是,既接受皮膚病診斷且敷過神藥痊癒的張愛玲,1988年9月為何病況忽然又惡化?推測與台灣記者準備發表掏垃圾一文,讓她感受到莫大的壓力有關。濕疹(eczemaish condition)、過敏與氣喘等疾病屬於典型的身心疾患(psychosomatic disorders)──也就是說,病程高低起伏受患者感知內外壓力所影響。已對死亡做好準備的張愛玲,1994年以後皮膚狀況急速惡化又為了哪樁?容我大膽推測,極可能與遲遲未能寫出滿意的《小團圓》定本有關。

注:
1.水晶:〈張愛玲病了〉,《魚往雁返》(允晨文化,2007),pp. 83-7。
2.張愛玲.宋淇.宋鄺文美:《張愛玲私語錄》(皇冠文化,2010),pp. 249-53。
3.引自林式同〈有緣得識張愛玲〉文與司馬新《張愛玲與賴雅》專書。
4.蘇偉貞:〈導讀:自誇與自鄙〉,《魚往雁返》(允晨文化,2007),p. 28。
5.參考莊信正編註之《張愛玲來信箋註》與高全之〈為何不能完成英譯本海上花──張愛玲給麥卡錫的一封信〉。
6.林式同:〈有緣得識張愛玲〉,《魚往雁返》(允晨文化,2007),pp. 218-9。
7.司馬新:《張愛玲與賴雅》(大地出版社,1996),p. 228。
8.張愛玲.宋淇.宋鄺文美:《張愛玲私語錄》(皇冠文化,2010),p. 285。
9. 分別是:(1) 777 Vine St., Hollywood. (2) 920 S. Figueroa St., LA. (3) 434 Potrero Grande, Monterey Park. (4) 420 N. Atlantic Blvd., Monterey Park. (5) 1605 N, San Fernando Blvd., Burbank. (6) 4222 Vineland Ave., North Hollywood. (7) 2156E, Colorado Blvd., Pasadena. (8) 9111 Sepulveda Blvd., Sepulveda. (9) 1906 W. 3rd St. LA.
10.遺漏2007年2月發表於《印刻文學生活誌》張愛玲致莊信正書信所提,1984年夏秋間曾在西好萊塢區N. Vista St.的公寓住不到兩個月。
11.莊信正編註之《張愛玲來信箋註》。
12.參考Google晚近發展之街景圖,現址已改為停車場。
13.參考孔繁鍾編譯:《精神醫學之症狀及病徵》(合記圖書出版社,1992),pp. 25-45,pp. 56-61。


張愛玲的天才夢--蚤子還是虱子?

課堂上講到張愛玲,於短篇小說集《傳奇》與散文集­《流言》之外,通常還會提起這個句子:

 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虱子。

美醜並置,千瘡百孔的人生禁不起細看,這是張愛玲的經典名句,展現了名門少女「參差對照」的人生觀,何其蒼涼老成。

 張愛玲(一九二○-一九九五),抗戰時期上海淪陷區紅極一時的女作家,小說擅寫受家庭禁錮的女性,散文則多呈現生活的趣味,小說名篇為〈金鎖記〉、〈傾城之戀〉、〈紅玫瑰與白玫瑰〉、〈封鎖〉、〈色戒〉等。

 一九三九年,張愛玲在香港念大學,見上海《西風》雜誌舉辦徵文比賽,於是執筆寫就了散文〈天才夢〉投稿,這句子就是那文章的收束,擲地有聲,簡直為她後來的作品定了調。

 張愛玲記得,本來雜誌社告知得了首獎,後來又說是第十三名­­,不但獎金落空,且跟老師提到此事時,「她替我難堪,我倒更難堪了」。五十多年後的一九九四年,張愛玲獲得中國時報文學獎特別成就獎,在得獎感言〈憶西風〉中,還對此事耿耿於懷──「這些年了還記恨?當然事過境遷早已淡忘了,不過十幾歲的人感情最劇烈,得獎這件事成了一只神經死了的蛀牙,所以現在得獎也一點感覺都沒有」。

 下了課,有同學跑上來問:「老師,書上寫的是『蚤子』,不是『虱子』!」

 的確,台北皇冠出版社於一九九一年出版《張愛玲全集》典藏版,其中《張看》一書收錄〈天才夢〉一文,刊的是「蚤子」,不是「虱子」;不過,早在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五日,張愛玲在《中國時報》所刊登的〈對現代中文的一點小意見〉一文中,就已提出校正:「我自己也不是不寫別字,還說人家。《張看》最後一篇末句『虱子』誤作『蚤子』,承水晶先生來信指出,非常感謝,等這本書以後如果再版再改正。」

 張愛玲校正了自己的「蚤子」,不過十幾年後,皇冠版的「蚤子」還是依舊爬在華麗的袍上,揮之不去。 (《人間福報》97.12.25


(中新网)    宋徽宗的“琵琶”   2010.03.29

  阅读上世纪30年代的书,似乎岁月也苍茫幽静下来。

  那晚,是读周作人的《苦雨》集,不知什么时候,窗外竟真的下起雨来。夜世界的冥冥里,奏茯Y种浩大而深沉的天籁,穿透人世的寂静,沸响在茫茫的心头……

  不禁放下书来,闭上眼睛,眼前浮现出周作人提到的虱子来。

  《虱子》是他草木鱼虫系列散文之二篇,笔尖微微拖出了一颗历史的尘埃。宋徽宗被金国掳去,在后来徽、钦二帝埋骨异域的五国城给旧臣写信:“朕身上生虫,形如琵琶。”

  被掳后,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饥寒窘迫,被侮辱被损害,他身上长满了虱子。然而大半生优裕闲适的帝王生活,他竟然不知道那爬得满头满身,不停扰啮茼菑v的虫子叫作虱子!而琵琶、歌舞、美人过去却是见多了,所以自然联想到琵琶。

  初见“琵琶”二字,心内连连称似!小时候,头上也是生过虱子的,这貌似可爱憨厚的蠢物,肥拙如土鳖,——用琵琶形容它的长相,最是绝妙!

  笑过却悲凉渐侵,直抵心底。虱子是穷人的专利,而曾经“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宋皇帝,竟也有这样的时候!不知这话真是徽宗说的呢?还是遗民托词对故国含泪含痛的悲凉怀念?历史上,多的是朝代更替,似乎宋人的怀故情结更为深沉、悠远、苍凉。在宋亡后很多年,民间流传的很多文字里都饱含茞`深的追忆,追忆宋存时东京的烟柳繁华、名士风流……比如“虱子”,记录这段话的人偏偏设计成徽宗拿它叫“琵琶”,真是旷古奇恸!

  同是30年代作家的张爱玲也提到虱子,“人生是一袭华美的袍子,上面爬满了虱子。”对照起来,一样的使人无言,彷佛于酒酣耳热、腾闹嚣喧中一句蓦然、冷浸、苍凉的说破。人生的过程其实于每个人都一样的:鲜花锦,烈火烹油,盛宴高朋……而幽静独思处,一样的寂寥,说不清,难以自圆,难以自满,能抓住什么?悲喜浮上心头,恍恍惚惚,竟无法分辨……

  那夜,放下了书,我在一滴泪中竟酣甜睡去。次日,初阳依旧,耀眼的白光眩晕了醒来时雾一样的眼睛。忽然有一种清澈、辽阔的幸福,浩浩荡荡,从心间涌出、弥漫……悲喜,原来竟是互通的。

  (摘自香港《文汇报》 作者:张渤宁)


聯合文學    張愛玲的身心症與文學夢    吳佳璇    2013.02.11

以《傳奇》奠定文壇地位的張愛玲,生平(1920-1995)也是傳奇。張愛玲留下的信札、甚至片紙隻字,對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學院中人,抑或仰慕「祖師奶奶」的廣大讀者,因別具價值陸續發表,成為近年「張學」、甚或華文界一方風景。

不同於多數張迷的早慧,筆者是在醫學院畢業、精神科住院醫師受訓期間,年近三十才偶然拾起皇冠版《傾城之戀》與《第一爐香》,卻同胡蘭成般坐直身體,讚歎、折服年僅二十三歲,未受任何心理分析訓練的張愛玲,能成熟精妙地駕馭文字,展現其洞悉人心世情的說故事天才,從而加入「看張」行列。

拜「張學」進入「一台弦外之音齊鳴的演出,沒有前後台之分」(蘇偉貞主編《魚往雁返:張愛玲的書信因緣》)的時代,筆者或因專業驅使,總覺得不進「後台」無法理解「張看」;於是「職業病」大犯,開始運用人類學和精神醫學裡一門名為「病誌學」(pathography)的方法,將各時期與不同對象書信往來,海內外親友憶往,乃至於(生前)未發表文稿交叉比對、推敲,以貼近其生活與創作史。

不論是默默無聞港大女學生的〈天才夢〉,還是淪陷區文壇超新星的〈私語〉,張愛玲不時「自爆」待人接物驚人的愚笨與作淑女的困窘。然而,「孤僻」、「難相處」、甚至「(搞)怪」等傳言卻自始甚囂文壇。要到身後各種資料陸續披露,方知那是「最不會撐場面」、拙於人際的她為求生存顯現的表象。

也因此,張愛玲1955年赴美後之生活與創作歷程狀似迷離,實情倒也相對單純,只要能掌握她有限的人際互動仔細爬梳,生活樣貌、乃至於心理狀態將不難逐一浮現。而這竅門早在張愛玲晚年,便為同樣來自上海,筆名司馬新的鄭緒雷所洞悉。鄭自1978年因博士論文開始同張愛玲通信,儘管畢業後棄文從商,除保持通信至1992,更多方蒐集資料,張逝世隔年便發表了《張愛玲與賴雅》。該書迄今仍是了解張愛玲中晚年生活重要資料。

以《張愛玲與賴雅》為基礎,筆者以為,除甫德南.賴雅(Ferdinand Reyher, 1891-1967)與張愛玲有十一年婚姻生活,屈指可數的重要關係人,無不透過書信(和偶一為之電話)與張保持聯繫。其中,1952年於香江結識的宋淇、鄺文美夫婦,是張愛玲船才離港就含淚提筆,四十年書信不輟,收到最多封信的密友。1961年出版《中國現代小說史》,譽張愛玲為「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的夏志清,約莫自該書出版後開始同張通信至1994年。宋氏夫婦及夏教授,除全力協助張愛玲經營赴美後的寫作事業,更是她重要的情感依附(attached)對象。

莊信正保有八十四封張愛玲來信,兩人因1966年一場由印地安那大學舉辦的研討會結識。若非莊始終執弟子之禮,對1969年後隻身移居西岸的張愛玲生活起居多所關照;更在1983年底張愛玲「蟲患」初起,當機立斷託付友人林式同就近照顧,張的晚年恐更不堪。

於是,賴雅、宋淇、鄺文美、夏志清、莊信正及林式同等六人所保留張愛玲的信件,為她所寫的文字,保留的檔案,當是重組張愛玲赴美生活的核心素材。更多擁有張愛玲信件者,「整理魚往雁返之來龍去脈,加以言情敘事,則不僅是史料,更是文學創作了」(蘇偉貞主編《魚往雁返:張愛玲的書信因緣》)。

筆者曾運用上述核心資料,佐以實地走訪張愛玲於洛杉磯各處住所(含地址可查之汽車旅館),大膽論斷張愛玲的「蟲患」為精神疾病。或緣於知覺(perception)障礙發生之「體幻覺」(somatic delusion),或因錯覺(illusion)將皮膚搔癢不適認定為跳蚤侵襲,從而衍生隨她遷移的跳蚤因最善適應環境,一次又一次縮小至肉眼不可見,接近細菌大小的「次發性妄想」(secondary delusion)。六十四歲的張愛玲為擺脫「蟲患」,被迫展開近四年(1984-8)的流亡生活,嚴重折損健康與創作生命。即便1988年起暫停逐汽車旅館而居重返「公寓生活」,病實未痊癒,且去世前三個月又大幅惡化。(參見吳佳璇〈張愛玲滿是跳蚤的晚年華服〉)

依照動力精神醫學(dynamic psychiatry)

核心思想之一,也是張愛玲創作不時援引的佛洛伊德學說,欲治療身心症(psychosomatics),解除精神症狀,必須挖掘、疏通其深層心理成因。只在表面兜圈兒,非但徒勞無功,甚至治絲益棼。換句俗話,正是「心病還需心藥醫」。
張愛玲顯非不諳其理。早在1971年5月7日,她給莊信正的信說自己「一冬天老是感冒,到春假又連發兩星期,起因當然也是psychosomatics」。

彼時,已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中國研究中心工作兩年的張愛玲,正遭逢赴美十六年最大打擊。直屬主管陳世驤教授,因其研究表現不佳,將予以解僱。其實,張愛玲自1969年下半就職後,不只一次在信中告訴夏志清,牙痛接著不斷感冒,臥病和就醫占掉時間,好的時候要趕工作……只是心力交瘁不但換來丟工作的下場,還讓當初一手促成的夏、莊兩位為難,「很慚愧」。

這也是張愛玲此生最後一個工作。總計張赴美後有過四段短暫工作,都因人事留下不太愉快的經驗;連1961年底至62年初應宋淇之邀赴港為電影公司寫劇本,與宋關係亦一度緊張。然為稻粱謀好續完《海上花》譯本,對鄉村生活素無好感的張愛玲1968年初還告訴夏志清:「想找點小事做,城鄉不計,教書不合格,只能碰機會,找不到就再說。」

早在1957年致鄺文美、宋淇二人信中,張愛玲已是邊傷風邊趕寫Pink Tears。看來,力圖在英美文壇掙一席之地的壓力,也是張愛玲身心症發病的溫床。張愛玲不認同當年英文書市青睞刻意賣弄東方風情的華人作家,如韓素英(Han Suyin)的成名作《生死戀》(A Many-Splendoured Thing)(1965/12/31,致夏志清)。然而,殘酷的事實是,張1955年在美出版了《秧歌》雖有佳評,接著推出的《粉淚》卻乏人問津。繼續改寫成The Rouge of the North(或譯《北地胭脂》),1967年英國出版後甚有惡評。所幸張愛玲據此書親力翻譯、改寫的《怨女》,港台連載大為轟動,奠下平鑫濤的皇冠出版社日後出版張愛玲作品全集契機。扶病寫作經年,張愛玲失之東隅,但不知重回華文市場,算不算得上「收之桑榆」?

再往前追溯,張愛玲天冷感冒就患的「怪病」,「在上海就有,不過不常發」(1972/7/13,致夏志清)。為了健康,也為了忘卻被加大解僱的大挫敗,張愛玲幾經考慮,南下搬入莊信正代為租下,離好萊塢不遠的studio(1825 N., Kingsley Drive, Apt. 305 / Hollywood, CA 90027)。靠著紅樓夢考證、整理《海上花》譯稿、興之所至研讀人種學、英國軍艦喋血案等史料,偶給台灣兩大報寫稿──夏先生稱之為「無事忙」狀態,身心才稍恢復;然「三年不飛、三年不鳴」的心結,「不用人提醒」,持續憂煎張的健康(1974/5/13,致莊信正),終至十年後嚴重「蟲患」。

身心症可是不治之症?

心疼祖師奶奶的張迷,恐會如此質疑。
回復精神科醫師身分。當我坐在診間,除適度處方藥物,還會盡忠職守地嘗試用各種話語,向求助的身心症患者傳達:「保持健康生活形態。減少不必要的壓力。如果可能,轉念放過自己……」話總因知易行難越說越心虛。
細讀書信,年歲漸長的病號張愛玲不是不明白,亦非不以為意。

五十三歲那年,為了「戒睡藥,每天花在睡不著的時間太多,所以剩下的時候永遠忙忙碌碌」(1973/8/16,致莊信正);只是數年後,依舊「因為失眠症,晝夜顛倒扳不過來,晚上打字怕鄰居嫌吵,進行慢得急人」(1980/9/27,同上)。接著還要忌「高蛋白質膽固醇太高,影響心臟。現在也改吃脫脂奶粉了……一天兩條魚,深綠菜葉,無鹽花生醬,水果不好就吃黑棗……我老是病病哼哼的,不怪人總以為我不善攝生。前一向接連感冒兩個月,一直這些年醫藥無靈……」(1988/9/21,同上)。1989年,張愛玲告訴鄭緒雷,「感冒現在發現是過敏症」。依舊是psychosomatics!

至於各種人際負累,「最不會撐場面」的張愛玲更早早棄絕。年輕時無話不說的Fatima(炎櫻),「現在大家各忙各的,都淡淡的」(1955/12/18,致鄺文美);「只對看得起我的人負疚,覺得太對不起人,這種痛苦在我是友誼的代價,也還是覺得值得」
(1966/7/1,致夏志清)。因此,重返華語文壇(1966),「決心過往的人一概不見」(1973/8/16,致莊信正),當不意外。最後,除了怕與人來往、怕接電話,因信越寫越慢,「一封信要寫好幾天」,連收信也怕;收到信也只拆看帳單,心懸停頓已久的工作……
然而,「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多數人「忙著在一瞥即逝的店鋪的櫥窗裡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張愛玲不例外,同每個人一樣孤獨。雖然了悟「將來的平安,來到的時候已經不是我們的」;她始終「希望還有點值得一看的東西寫出來,能與讀者保持聯繫」。

透過文字,張愛玲將和沒趕上看見她的讀者,建立「僅只是屬於彼此的關係,一種沉默的無條件的支持,看似無用,無效」,卻是讀者最需要的。猜想祖師奶奶當也樂意,靜靜躺在一代又一代張迷的血液裡。
就算早有終身受困身心症的覺悟,張愛玲不可能放棄她的文學夢。

參考資料:

1.夏志清編著《張愛玲給我的信件》,台北:聯合文學,2013。
2.張愛玲、莊信正《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簡體版)。
3.吳佳璇〈張愛玲滿是跳蚤的晚年華服〉,收錄於《張愛玲學校》,台北:聯合文學,2011。
4.蘇偉貞《長鏡頭下的張愛玲》,台北:印刻,2011。
5.張愛玲、宋淇、宋鄺文美著,宋以朗主編《張愛玲私語錄》,台北:皇冠,2010。
6.高全之《張愛玲學》第二版,台北:麥田,2008。
7.蘇偉貞主編《魚往雁返:張愛玲的書信因緣》,台北:允晨文化,2007。
8.周芬伶編寫、謝毓祥譯〈張愛玲夢魘──她的六封家書〉,出自《印刻文學生活誌》第11期,2004年7月,頁59-68。
9.司馬新《張愛玲與賴雅》,台北:大地出版社,1996。
10.張愛玲《對照記》,台北:皇冠,1992。
11.張愛玲《餘韻》,台北:皇冠,1987。
12.張愛玲《流言》,台北:皇冠,1968。

◎作者簡介

吳佳璇

精神醫學界的浪人醫師。著有《謝謝你們,我的離島病友》、《戰鬥終了已黃昏》、《浪人醫生日記》、《罹癌母親給的七堂課》、《從北京到台北──精神藥理學家張文和的追尋》、《台灣精神醫療的開拓者》等。


挥不去的蚤子——也谈张爱玲的“皮肤病”/远堂(香港)

    日前在博客网页中读到吴佳璇医师的《张爱玲满是跳蚤的晚年华服》,阅后既感且佩。吴医师是在台湾执业的精神专科医师,亦热衷写作。感谢她从精神科专业角度来看张爱玲晚年所患「跳蚤引致的皮肤病」;佩服她除了参考有关书籍、通信以外,更亲赴洛杉矶走访张氏当年居停的公寓及汽车旅店等,这实地考察 (field visit),更充实了她撰写上述的简短「类」病历传记 (pathography)﹙文章原载于台湾《联合文学》2010年9月号311期﹚。该文中引张爱玲名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原文应作「蚤」子,但吴医师可能另有用意。蚤乎、虱乎,下文再谈。

    笔者亦是精神科医师,在香港及海外执业三十多年。吴医师认为张氏晚年所患的皮肤病是「妄想性虫爬」(delusional infestation),是精神病的表征。笔者以为更贴切的诊断很可能是「妄想性寄生虫病」(delusional parasitosis),属躯体型妄想症 (delusional disorder, somatic type) 之一种。妄想症的患者,除了因妄想 (delusion) 主题及有关事物影响外,情感性障碍并不明显,一般功能无显着受损,行为亦无明显奇特怪异 (bizarre) 之处。妄想的主题,一般不算特别怪异,甚至似乎合情合理,有别于精神分裂症的一些怪异妄想。妄想是异常的思维内容 (content),不同思维形式 (form) 的障碍:缺乏逻辑、语无伦次等。妄想症病者的思维形式大都正常,甚至能言善辨,以捍卫自已的想法,一如其它的精神病,患者缺乏病识感 (insight)。他们的智力正常,有些患者的记忆力甚至较一般人尤高。

    妄想性寄生虫病的描述早于1938年由一位瑞典医师Dr Ekbom提出,故又名Ekbom 氏综合症。典型的患者是中年或高年的女性﹙与男性比例高出多倍,可能是女性一般对虫、鼠类都较敏感、畏惧﹚,很多时是独居﹙未婚或孀居﹚,与社会比较疏离。在精神科医学统计中,此症并不普遍,但低发病率原因主要是大多患者不肯就医。妄想性寄生虫病的研究,亦可见于皮肤专科医学文献及昆虫学的科学杂志中。到精神专科求诊者,大都已经皮肤科医师详细检查,未能找出病者相信的「微小寄生虫」之类的致痒、致痛病原。大多数患者缺乏病识感,对药物及心理治疗亦不合作,到诊若干次后便自行停止,跟进困难,以致结果不明。 有一种相关于妄想性寄生虫病而更罕见的,英文是delusional cleptoparasitosis,不知有无正式中译,姑且称之为「妄想性住所寄生虫病」。患者的专注,不是皮肤上、内的虫类,而是它们藏匿在住所中,间歇出来侵扰,虽经灭虫专家多次调查处理,依然无效。笔者有一个案,事隔廿十多年,记忆犹新:一位年约七十的独居妇人,深信家中有微小昆虫藏匿多月,昼伏夜出,间中咬她双腿。皮肤科医师检查祇见抓痕、无虫咬迹象。患者自行以杀虫水对付,不得要领,灭虫公司亦无所获,弃掉家俬杂物,都无改善。她住公屋,搬迁不易。最后她决定「火攻」,两次小火之后,被控以纵火罪,法官接纳医学报告,以精神健康条例颁令强制治疗。

    从动态心理学 (psychodynamics) 的角度来看,有学者认为这类妄想跟「性的污染」(sexual contamination ) 有关,患者的内疚或怨恨可能源自她 / 他对父 / 母亲一些幻想的关系(fantasized relationship)。这些内疚或怨愤被投射 (project) 到皮肤,便型成了一种有界限的妄想 (circumscribed delusion)。后者或会成为一个防御机制,藉以感轻更广泛及严重的心理崩溃。但这些心理分析的学说,一般人未必容易理解及接受。无论如何,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是内脏与外界的屏障,亦是内心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边境。正常的触觉可能产生幻觉,后者便会导致妄想,令患者深信不移。

    1995年张氏去世后,有关她晚年患上的「皮肤病」是「跳蚤过敏」或源自「精神障碍」的传闻不绝。2007年苏伟贞编着的《鱼往雁返–张爱玲的书信因缘》出版,其中水晶、司马新及林式同等的文章,对张氏的病情、以至「纸上诊断」,都有帮助。2008年庄信正着的《张爱玲来信笺注》问世,其中自1983年 10月至1988年3月的十多封信中,每次都提到跳蚤、fleas的为患。到1989年底,flea、蚤卵又在信中出现。年前笔者与精神科及皮肤科的同业闲谈之余,对张氏的诊断有些共识。 至2010年7月,宋以朗主编之《张爱玲私语录》面世,其中出土了大量张爱玲与宋淇夫妇的通信。正如宋氏所言,所辑录的书信简直可当一部「病史」来看。除了宋氏夫妇的病患外,张爱玲的「病历传记」更活现纸上:起自1983年的「皮肤病」、她认为的病因、对蚤子形态及生活史的观察、求诊经过、病识感、多次搬屋避蚤、1988年遇上良医及药效如神等。到90年代蚤患复发、1995年间病情又更恶化,药日久失灵,每天要用日光灯照射廿三小时,又要擦掉或用水龙头冲洗钻进眼睛里的小虫等。她于1995年7月25日致宋淇夫妇的最后一封五页长信中,用了近两页详细谈及病情:「﹍带了一只跳蚤回去,吓得连夜出去扔掉衣服﹍﹍隔几天就剪发,头发稍长就日光灯照不进去﹍﹍这医生『讳疾』,只替我治sunburn﹍﹍以为是虫,其实是肤屑﹍﹍肤屑也有眞有假﹍﹍终于忍无可忍换了个医生﹍﹍」。如宋以朗所说,通信中提及的病不少都「惊心动魄」,对「张迷」来说,甚至有痛心之感。当然,一旦张爱玲与宋淇夫妇的书信全集面世,将会提供更多她病患的数据。

    以上简单谈过「妄想性寄生虫病」及张氏的病情,读者可参考上述苏伟贞、庄信正及宋以朗的著作。至于张氏的童年经历,她与父亲、生母及继母的关系,识者当知,不必赘言,希望读者能以灵心慧眼来「诊断」张爱玲的病患。于此,笔者想提出张氏几位友好的看法。最先推崇张氏﹙誉为超人才华﹚的夏志清,曾去信宋淇:「说她可能是精神病」。  庄信正与张爱玲相识三十多年,半师半友,他早期或有点保留,后来越发怀疑「这都是心理作用」。唯一能亲访张氏的文学家水晶,起初亦以为她「写跳蚤的段落很合逻辑,不像精神病人的呓语」。但随即又怀疑「她这一恐蚤病,来自内心深处」。水晶更引用张爱玲少作《天才梦》的名句:生命真的变成了「一袭华美的袍子,爬满了蚤(虱)子」(见《张爱玲病了》,原载《中国时报》人间副刋,1985年9月)。    与张爱玲相交四十多年的宋氏夫妇,宋淇最着急她的病,一直希望「她的困扰是有生理上根据」。张氏的另一友好司马新则认为「她始终思路清楚,对他人亦如往昔一样谦和有礼。说她心理出了问题,确是无稽之谈。有些人是无意,有些是故意中伤」。张爱玲的另一位友好,多次帮她搬家避蚤,最后成为遗嘱执行人的林式同,曾对她说及「完全是心理作用,她开始不同意﹍﹍,其后林谈到他自已的皮肤也发痒,洛城干燥的天气﹍﹍过敏症等。最后张爱玲有些心动,要求林式同介绍他的皮肤科医生,结果也去找过」。同是张爱玲的至交友好,各人的看法有异。

    二十多年前,很多人对各种精神病尚有误解、迷惑。一旦被诊断,患者便蒙上标记(labeling)、污名(stigma),更会受到岐视。 仰慕、爱护张氏的友好,当然不愿相信及接受她患上精神病的可能。但时至今日,大众对各类的精神病都有相当认识,对患者不再抗拒。其实,好些有名的文学家、艺术家亦曾有精神病的病历。有人甚至认为创造力 (creativity) 与一些情绪、思维的变化有关。随便举两位美国人(张氏为美籍华人)为例:小说家海明威 (张爱玲曾翻译他的《老人与海》),剧作家田纳西威廉士都曾患上精神病,但无损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张氏虽有绝世才华,洞察人性,看透世情,但始终是血肉之躯,她晚年体弱多病,这「蚤患」困扰她多年,尤其令人惋惜的是她的病识感的起伏至消失。在她致宋淇夫妇信中,提到病发初期,她曾想住医院彻底消毒,又写到「前两天我告诉他近来的发展,更像是最典型的sexual fantasy(性的妄想),只有心理医生才有耐心听病人这种呓语。」﹙笔者按:﹙他﹚是指医师,括号内性的妄想,未知是原文或是引用者加上,fantasy应作「幻」想﹚。因为蚤子锲而不舍,张氏多次搬迁,时间、金钱损失不少,精神与体力的消耗尤伤元气。 1988年间,藉司马新的介绍,张爱玲终于遇上良医,她给司马新的信上写到该医师「﹍﹍给我印象很深,觉得是真医道高明,佩服到极点。诊出是皮肤特殊敏感。大概fleas﹙跳蚤﹚两三年前就没有了。敷了药效如神,﹍﹍」。相信该医师能与张氏建立良好的「医者病人关系」(rapport),他的诊断,亦为张所接受,药物自然事半功倍。但自1994年起,蚤患又复发而加剧,如上文所述:长时间日光灯照射致皮肤晒伤,她更试图擦掉或用水冲洗眼睛里的小虫等。张氏去世前几周还见过皮肤科医师,可知病未根除,「才女无奈小虫何」,令人唏嘘不已。

    读者如果接受张氏的「妄想性寄生虫病」诊断,或问:众多小虫之中,为甚么是挥之不去的蚤子? 从笔者的阅读及经验中,这病的患者大都不能肯定是那一种昆虫,祇是泛称小虫、小蚁之类。离开医学角度,笔者认为文学批评家水晶的「一语成谶」看法,颇有意思。张氏的成名作《天才梦》末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公认是神来之笔,写时祇是双十年华。直至几十年后,她在散文《对现代中文的一点小意见》中,承认写了别字:「﹍『虱子』误作『蚤子』,迨臙馴生来信指出,非常感谢,等这本书以后如果再版再改正。」﹙该文原载《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1978年3月15日﹚。其实张爱玲是写了别字,还是将「虱」、「蚤」两者混淆?她在1955年10月25日写给宋淇夫妇的第一封长达六页的信中,提到蚤子:「同船的菲律宾人常常在太阳里替小孩头上捉蚤子,小女孩子们都是一头鬈发翘得老高,我看着实在有点怕蚤子跳上身来,惟一的办法是隔几天就洗一次头,希望干净得使蚤子望而却步。」 很多人都知到虱、蚤的分别:如藏在衣服的是体虱,匿于头发的是头虱;蚤子咬人之后,迅即遁去。虱行如爬,蚤走则跳;此外还有其它型态的不同。在此想到张爱玲「从小妒忌」的林语堂﹙见《张爱玲私语录》65页﹚,博学的幽默大师,当年亦曾将蚤、虱混为一物,以为两字相通,以致他的读者撰文《蚤虱辨》以明之 (《论语》16期,民国22年5月﹚。张爱玲1980年7月13日致宋淇夫妇的信中,写到「担心生虱子,——附近猫狗多,是真有虱子」,似是惟一的一次她提到虱子。但自从1983年起,她给庄信正、宋淇夫妇的信中都是写跳蚤、蚤卵等。自此,蚤子便与她形影不离,挥之不去,直到1995年她溘然长逝。正如《六书故》所指:「谶者,前定征兆之言也」,信焉。

    以上拉杂写来,粗疏难免。其实部份内容已蓄之于胸有年,数月来与朋辈闲谈,则腾之于口。最近经不起几位同业怂恿,不畏谫陋,姑且笔之于纸。2010年9月是张爱玲九十冥诞及逝世十五周年,本文的标题,绝无对张氏有不敬之意。相反来说,笔者有以下的感想。张爱玲曾经写过:「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两句话。眞正仰慕她的读者以至「张迷」,除了懂得她外,更应对她晚年的「蚤患」有所认识及了解。正如宋淇夫人于1985年12月给她的信写到:「想到您独在异乡与虱﹙蚤﹚作战﹍」。她离群索居,虽然与友好鱼雁往返,保持通信,毕竟身边无人,几成孤岛。除了蚤患外,亦有多种疾病,身心疲累,但仍坚持继续写作。1994年她在《对照记》的结尾这样写:「希望还有点值得一看的东西写出来,能与读者保持联系。」张氏从不悲天悯人,亦不需要人怜悯,但她视写作为生命,当然希望读者能爱惜她的创作。如果能认真了解她晚年的心境,读者当会更珍惜她的著作,尽管有评论家认为她后期的作品,无复早年「兀自燃烧」的绚烂文采。

    「因为了解,所以珍惜」,就以这两句愚拙的转语来结束本文罢。

    2010年重阳节于香港


人民网-文史频道    张爱玲:晚年被虱子吞噬的女人    2010.11.12

本文摘自《历史不忍细看》,文欢主编,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7月

  谁能想到,风华绝代的才女张爱玲,晚年生活的中心不是写作,不是研究,不是游历,而是艰苦卓绝地与虱子战斗。

  据张爱玲遗嘱执行人林式同说,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半时间内,她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这似乎是夸张,因为这样算下来,张爱玲搬家次数达 180多次,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但张爱玲给文学史家夏志清的一封亲笔信里,说法更吓人:“我这几年是上午忙着搬家,下午忙着看病,晚上回来常常误了公车。”可以确信,晚年张爱玲即使不是每天都搬家,其搬家频率之高也大大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张爱玲如此频繁地搬家,仅仅是为了“躲虫子”——一种她认为来自南美、小得肉眼几乎看不见、但生命力特别顽强的跳蚤。她随身携带着简易的行李,只要在栖身处发现跳蚤就马上离开。1991年,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每月要花两百美元买杀虫剂”,“橱柜一格一罐”。

  谁都看得出来,这是一种强迫症,一种病态。

  17岁时,张爱玲就说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衣袍,爬满了虱子。”一个正当青春年华的女孩子说出这样的话,想来令人恐怖,不幸的是一语成谶。张爱玲的一生,正是与“虱子”战斗的一生。

  张爱玲很早就看到,穿梭于俗世繁华中的男男女女,华丽的外表下包藏着人性的暗疾,灵魂中蛰伏着一只只微小却执拗的“虱子”,贪婪地、不动声色地啃啮着真性情。《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明知范柳原不会把她当作唯一的爱,但为了嫁个体面的富家子弟,不得不拿残余的青春作最后一搏;《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在无爱无性的婚姻中消磨了一生,导致心理变态,以摧残儿女的幸福为乐事……贪欲使她们没有勇气和力量清除内心的“虱子”,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繁衍、长大、蔓延,直到将鲜活的生命吞没。

  张爱玲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作家与作品人物的关系有两种:同构或超越。张爱玲属于前一种。她本人和她笔下的人物具有惊人的同构性,她内心深处情与物、灵与肉的挣扎,比她笔下的人物还要剧烈和悲惨。

  张爱玲有一句坦率得近乎“无耻”的名言:“出名要趁早。”那是1944年,有人劝她不要在当时上海一些与日军和汪伪政权有染的刊物发表小说,她的回答是:“ 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1944年是什么年头?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作家蜗居于西南,有的做学术积累,有的投身抗战宣传,有的默默写作,连张爱玲所崇拜的通俗小说家张恨水也寄寓重庆,在作品中显示出抗战倾向。与张爱玲同样身陷“孤岛”的钱钟书开始写《围城》,但“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直到1947年《围城》才出版。而张爱玲却迫不及待地要“出名”,而且理直气壮,洋洋自得。

  张爱玲从小就要“做一个特别的人”,让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她拿起笔来,是想以自己的天才,延续她已经习惯、再也割舍不了的贵族生活。张爱玲的祖父是清末“清流派”代表人物张佩纶,外曾祖父则是名满天下的清朝名臣李鸿章。

  然而人生是诡谲的,一个人太想得到一样东西,上天倒不一定让他得到。张爱玲可以“趁早”出名,但不一定能“痛快”。

  1949年,政权易手,上海文坛的“传奇”时代结束。3年后,张爱玲远走香港。迫于生活压力,这个出身簪缨望族,从未到过农村、从未接触过中国革命的她,却写出了两部政治倾向极其鲜明的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后者张爱玲本人也承认是在美国驻香港新闻处的“授权下”写的,连“故事大纲”都被拟定,写作时还有他人参与。这样粗糙的文字,难道是由张爱玲那只高贵得几乎不染纤尘的手写出来的吗?

  《秧歌》和《赤地之恋》出版不久,1955年张爱玲到了美国,很快与一个叫赖雅的比她大29岁的美国剧作家订婚。而赖雅却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坚定到不允许旁人说一句共产主义的坏话,捷克共产党领袖是他的好友。有人会说,婚恋是婚恋,写作是写作,但联系张爱玲前夫胡兰成的汉奸身份,这些现象至少可以说明一个事实:张爱玲的人格和写作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分裂。共产党也好,小资产阶级也好,都与她无关,她真正关心的是自己的生存。既然发表作品可以乘机出名,那就快快发吧,哪怕发表的地方不那么干净;既然写小说可以赚钱,那就写吧,反正天高皇帝远,共产党也管不到这里;既然赖雅那么有才华,在美国文艺界又那么有号召力,人也不坏,他相信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年龄大点有什么关系?此后,在生活的压力下,张爱玲还在美国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做过中共术语研究,主要工作就是收集当年中共言论中的新名词,这不免令人匪夷所思。一边是《红楼梦魇》,一边是中共术语,也许只有张爱玲才能在生命中书写出这样的“传奇”。

  有人说张爱玲毕竟是女人,不懂政治,没有政治敏感,但1945年日本即将投降之际,上海召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通报上列出张爱玲的名字,她马上表明了拒绝的态度。

  一个人迫不得已时可能会做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但到了张爱玲这个地步,也真够可怜的了。她始终做着她的富贵梦,端着贵族架子,四体不勤,谋生无着,于是只好糟蹋她的写作。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婚姻,不用说是一场孽缘。胡兰成是够下作的了,与张爱玲结婚不到半年,就在武汉与一个姓周的护士如胶似漆;当张爱玲追到温州质问,他又已经与一个叫范秀美的当地女子同居。人们常怪胡兰成给张爱玲造成了太多不幸,但问题是为什么张爱玲偏偏“碰”上了胡兰成?

  世间没有偶然的事。不管张爱玲多么“高贵”,胡兰成多么下作,他们在人格上其实是有相似之处的。胡兰成卖文(任敌伪报纸主笔),张爱玲也卖文;胡兰成没有原则,张爱玲也没有原则。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原则是能出人头地,尽享浮生的繁华与荣耀,只不过胡兰成确实更下贱一些。

  在美国,最令张爱玲引以为自豪的写作遭遇毁灭性打击。一部部作品写出来,一部部被出版社拒绝,为此张爱玲不知流下了多少羞恨交加的眼泪。绝望之中她只好为香港电影公司写剧本以谋生,甚至着手写作《张学良传》。她终于发现,她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红”的天才。其实,20世纪40年代她在两年内从一个因战争辍学的大学生一跃而成为上海最有名的作家,是与上海“孤岛”时期的特殊形势分不开的。艺术和人生的“传奇”,并不能到处复制。没有原则的人,看上去忙忙碌碌十分主动,其实是被动的,路越走越窄,人生越来越暗淡。胡兰成、张爱玲都是如此。而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一颗博大的心灵和日益坚实的信仰体系,必然一步步走向枯竭。

  夏志清先生曾建议张爱玲多接触美国社会,然后以美国生活为素材进行创作上的突破。但张爱玲孤傲又软弱,无法融入美国这个早已现代化了的社会。她的生活越来越封闭,最后把自己关起来,有人给她打电话要事先写信预约,她连友人书信也懒得看了。

  在张爱玲的性格中,有一种寒意沁人的真正的冷。她不像其他女人一样喜欢小猫小狗,对唯一的弟弟也冷眼相看。即使和她最亲密的人如好友炎樱、姑姑也锱铢必较,每一笔账都算得清清楚楚。对于社会,她也没有多少了解的欲望,一次她坐人力车到家要付车夫小账,觉得非常“可耻而又害怕”,把钱往那车夫手里一塞,匆忙逃开,看都不敢看车夫的脸。有一次空袭后,她和朋友在街头小摊吃萝卜饼,竟能对几步外穷人青紫的尸体视若不见。

  张爱玲出身于贵族之家,父亲是一个封建遗少,性格乖戾暴虐,抽鸦片,娶姨太太,母亲是曾经出洋留学的新式女子,父母长期不和,终于离异。后来父亲续娶,张爱玲与父亲、继母关系更为紧张。有一次,张爱玲擅自到生母家住了几天,回来竟遭到继母的责打,然而继母诬陷张爱玲打她,父亲发疯似的毒打张爱玲,“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然后父亲把张爱玲关在一间空屋里好几个月,由巡警看管,得了严重痢疾,父亲也不给她请医生,不给买药,一直病了半年,差点死了。照她想,“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也不会有人知道。在禁闭中,她每天听着嗡嗡的日军飞机,“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

  在这种阴沉冷酷的环境里长大,青春期遭受过如此残酷的折磨,心理上不发生一些畸变,几乎是不可能的。张爱玲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恐惧和怀疑,在心里筑起一道坚硬的屏障,把她与世界隔开。“人是最靠不住的”,是她从青春磨难中总结出来的人生信条。冷酷无情、杀机四伏的家庭,在张爱玲的心灵里种下了一只阴郁的“虱子”,成了她一生不能克服的“咬啮性的小烦恼”。她的急功近利,她的冷漠世故,她的孤僻清高,都与此有关。

  曾有人问海明威“作家成长的条件是什么”,海明威说是“不幸的童年”。这句话对张爱玲是适合的。但海明威的话只说了一半。如果一个作家成年后,仍不能逐渐超越早年不幸所造成的人格缺陷,这种不幸则可能将作家毁掉。张爱玲终其一生没有完成这种超越。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女子,就像她笔下众多女子一样一步步走向没落,走向凋零。她与胡兰成那真真假假躲躲闪闪的恋爱,怎不让人想起委曲求全的白流苏?当她在枯寂荒凉的公寓中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白天黑夜,怎不让人想起那“一步步走入没有光的所在”的曹七巧?

  在生命中的最后20年,张爱玲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心理疾病。她对人越发冷淡,生活日益封闭,家具、衣物随买随扔。她其实是以这种方式,来摆脱内心的空虚与枯寂。

  而多年来一直潜伏在心里的“虱子”,此时终于变成实实在在的客体,来向她发动最后的攻势了。在洛杉矶的最后23年里,为了躲避这种令她触之丧胆的小东西,她在各地旅馆辗转流徙,随身只带几个塑料袋。在搬家中,财物抛弃了,友人的书信遗失了,甚至花几年心血完成的《海上花》译稿也不知所终。去世前4个月,她还写信给林式同,说想搬到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或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去——这两个地方都是沙漠,也许她以为在沙漠里可以摆脱被虱子咬啮的苦恼。

  1995 年9月8日,张爱玲谢世于美国洛杉矶寓所,7天后才被人发现。屋里没有家具,没有床,她就躺在地板上,身上盖着一条薄薄的毯子。一个曾经无限风光的生命以一种最凄凉的方式凋零。我常常想,张爱玲弥留之际,有没有想到晚年躺在床榻上的七巧?是否也懒得去擦腮上的一滴清泪?

  她以一双早熟的慧眼洞彻了人性的弱点和世间的荒诞,并以生花妙笔展示给世人看,但她没有足够的光芒来穿透黑暗,驱散心灵中的“虱子”。“生命是一束纯净的火焰,我们依靠自己内心看不见的太阳而生存。”一位外国作家如是说。但张爱玲心里没有太阳。她的生命正如她所说,是“一袭华美的衣袍”,这衣袍曾经光艳照人,风情万种,但最终还是被“虱子”吞没了。这是怎样的悲哀!


《书屋》二〇〇六年第七期   

事实的金石声

——驳《被虱子吞噬的女人》

 陈林群

文学批评非不能涉及作家人格,但只有意气用事的正义高调,却殊难令人膺服。吴小东先生《被虱子吞噬的女人》(《书屋》2006年第4期)一文,指斥张爱玲人格分裂,被成名、富贵等贪欲的“虱子”纠缠一生,最终沦落到比自己笔下白流苏、曹七巧更“剧烈和悲惨”的境地,被“虱子”吞噬。吴文的结论是:人格低下导致一生不幸,张爱玲实乃咎由自取。

作者自以为找到了一个可以指证张爱玲人格有亏的生花妙“比”——虱子,却不知恰恰是这“虱子”出卖了作者。

一、爬满吴文的“虱子”

张爱玲在《天才梦》里说得很清楚:“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这是张爱玲的自我剖白,更是她一生为人准则的预告。一个二十岁不到的女子有如此自知与自省,的确让人惊讶,这正是吴小东不理解的,故而“想想令人恐怖”。在他看来,张爱玲这篇“少作”无意中预言了自己晚年的境遇,所以他称为“一语成谶”。倘若真像吴小东所说,张爱玲能够如此具体预言频遭跳蚤骚扰的晚境,她就不是“天才”而成了女巫。

张爱玲笔下的“蚤子”是文学性的,而又有特别所指,即“待人接物”、“与人相处”是她不能克服的“咬啮性的小烦恼”。她晚年的确为躲跳蚤而频频搬家,但更为了逃避各种各样的“人”而四处藏匿。即便如此,狂热追星族戴文采还是找到了张爱玲的住所,并翻捡她丢弃的垃圾以窥探她的私生活。“人”正是令张爱玲烦恼、离不了又躲不开的“蚤子”,她只想万人如海一身藏,不受“蚤子”骚扰,干自己喜爱之事,正如《红楼梦魇》自序所言:“只要是真喜欢什么,确实什么都不管。”——举世誉之不加劝,举世非之不加沮。倘不能明乎此,就难免歪曲张爱玲。

为使“一语成谶”成立,进而提炼成醒目的标题,吴文不顾张爱玲“躲跳蚤”的事实,开篇即云“晚年生活的中心……是艰苦卓绝地与虱子战斗”,并在引用张爱玲原文时,把“蚤子”改为“虱子”。

一字之改,若属有意,说明作者为支持论点而篡改证据;如属无意,则说明作者撰文过于随意,治学极不严谨。

吴文篡改的事实还有不少:张爱玲生于1920年,1939年写《天才梦》参加《西风》征文,吴文误为十七岁;张爱玲“凄凉凋零”后,于1995年9月8日被人发现,大归日期难以确定,吴文却大胆武断:“1995年9月8日,张爱玲谢世于美国洛杉矶寓所,七天后才被人发现。”把发现日期误为去世日期,并言之凿凿断言“七天后”才被发现;把本属猜测的“六七天”坐实为“七天”,以强调“才被发现”,是想证明张爱玲死得“毫无哀荣”。如此深文周纳,可谓用心良苦。这番苦心若用在考订证据、严密论证上,也不至于“虱子”满篇。

在提到《秧歌》和《赤地之恋》时,作者不假思索拿来柯灵《遥寄张爱玲》的现成观点:“从未到过农村、从未接触过中国革命的她,却写出了两部政治倾向极其鲜明的长篇小说。”对“生活经验”、“政治倾向”问题,郜元宝、袁凌《张爱玲的被腰斩与鲁迅传统之失落》(《书屋》1999年第3期)一文,已就柯灵观点提出质疑,此文对两书的评价,也与柯灵迥然。对此不妨见仁见智,但吴小东所言张爱玲“从未到过农村”,却是毫无考证的凭空武断。

1947年4月,张爱玲写了散文《华丽缘》,内容是正月里乡下做戏。张爱玲专家余斌在《张爱玲传》中据此推测:“这一年的春节张爱玲也许曾到浙江的农村小住……《秧歌》或许就是安放在这个文化和地域背景上的另一个时代的故事。”张爱玲《〈惘然记〉序》证实了这一推测:“一篇散文《华丽缘》我倒是一直留着稿子在手边,因为部分写入《秧歌》,迄未发表。”

张爱玲专家司马新与张爱玲保持通信多年,在《张爱玲在美国——婚姻与晚年》一书中提到了张爱玲另一次农村生活经历:1952年7月张爱玲去香港,“动身前,她有机会在上海附近的农村呆了一段时间,这段经历便是后来她写《秧歌》的基础”。

吴小东无视基本事实而欲逮张爱玲的“虱子”,字里行间却处处露出自己的“虱子”,正所谓:“除了缠夹歪曲之外,往往反映作者自身的嘴脸与目的多于我。”(张爱玲《关于〈笑声泪痕〉》)

二、眼界狭隘的择证

为了证明张爱玲在沦陷区发表文章、出版文集是人格污点,吴文举了不少例子。按吴文的逻辑,沦陷区作家必须饿死也不卖文,或者只能写抗战,才算人格高尚。吴文举钱钟书例:“与张爱玲同样身陷‘孤岛’的钱钟书,开始写《围城》,但‘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直到1947年《围城》才出版”。

《围城》1944年动笔,1947年出版。一部长篇两年完成很正常,并不能证明钱钟书早就写完此书,有意等到光复后才出版。吴文明显选择有利于己的《围城》为据,却忽略了其他证据。沦陷时期钱钟书主要以教书为生,他并没有停止教书,教书之余写作,并于1941年出版了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可见钱钟书并没在敏感时期暂缓发表和出版。

提到钱钟书,不妨再说说他的夫人杨绛。为了生存,她也一边教书一边写剧本,第一部话剧《称心如意》于1943年春天正式公演,好评如潮,杨绛又创作了《弄真成假》、《游戏人间》等剧,接连公演,为她带来极大声誉,声名远胜当时的钱钟书。

杨绛《喜剧二种·重版后记》言:“如果说,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顽强,那么,这两个喜剧里的几声笑,也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丧失信心,在艰苦的时候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

被攻击为“文化汉奸”的苏青,也早就对吴式的正义高调作过回答:“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使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是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关于我——代序》,载《续结婚十年》)

三、一厢情愿的臆测

吴文多处提到张爱玲的富贵梦:“她拿起笔来,是想以自己的天才,延续她已经习惯、再也割舍不了的贵族生活。”“她始终做着她的富贵梦,端着贵族架子,四体不勤,谋生无着,于是只好糟蹋她的写作。”

张爱玲何曾做过“富贵梦”?她只做过“天才梦”,“我发现我除了天才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张爱玲并非没有缺点,却唯独没有“富贵梦”这条,如果这也算缺点。

散文《中国的日夜》开篇即云:“去年秋冬之交我天天去买菜。”天天买菜劳动四体,还“贵族架子”?还“四体不勤”?何况“四体不勤”乃诋毁知识分子的“文革”老调,这或许正是吴文大唱不合人情的道德高调的病根。

张爱玲即使真做富贵梦也无可非议,谁都想过舒适生活,但这只是作者无视事实的猜度和强加。所谓贵族生活,张爱玲早已展示给我们,“上层阶级的女人,若是旧式的,住虽住在深闺里,早上一起身便没有关房门的权利”(《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只此一点,张爱玲便受不了,再富且贵又怎样?如果她想过贵族生活,就不必卖文,听父亲后母的话就是了,她却偏偏得罪了他们,逃出了这个贵族之家,因为她向往的是母亲式新女性的独立生活。否则即使拥有再高天分,也只能成为自己笔下嘲讽的“女结婚员”。就此意义倒不妨说,张爱玲是个真正的精神贵族。她以自己的天才谋生,成就自己,就是要干自己想干之事,她避世逃名“封闭自己”, “连友人书信也懒得看了”,都只为来日无多,想干的事来不及干,而绝不是为了什么“割舍不了的贵族生活”,更不会为了无中生有的贵族梦而“迫不得已”地“做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吴小东究竟了解多少张爱玲“自己的意愿”?竟得知她“违背自己意愿”到了“可怜”的地步?——也许作品迫不得已必须面对各种歪曲,才是张爱玲一生最迫不得已之事。

对张爱玲与赖雅的关系,吴文同样毫无根据地妄加臆测:“既然赖雅那么有才华、在美国文艺界那么有号召力、人又不坏,他相信共产主义有什么?年龄大点有什么?”

拥有赖雅部分日记的司马新,在其专著中辟专章提供了非常翔实的赖雅资料,提要如下:

赖雅像张爱玲一样早慧,二十岁以前已写有不少诗歌和至少一部诗剧,但第一次大战后,“他便住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并作为自由撰稿人开始过一种变幻不定的生活,他的余生几乎就是这样过的”。与张爱玲一样,赖雅写过“各种类型的文章发表”,甚至包括烹饪。不同的是,“好莱坞的十二年,虽然丰衣足食,报酬优厚,但却也纵容了他的弱点,放任了他的欲念,以致不能写出严肃的作品来”。1943年,“赖雅不幸摔断了腿还轻度中风……他的健康状况还消蚀了他写作的信心……1955年他取得麦克道尔文艺营的入营机会,在这里,赖雅希望能休养生息,重新积聚力量,为重展雄风抓紧最后的机会”。张爱玲于1956年冬到文艺营,1957年3月13日两人第一次相遇。5月初,“他们彼此已觉得很投趣”,而5月14日,赖雅必须离开文艺营,“他也有居无定处之苦……尽管她自己也很拮据,她还是送给赖雅一些现款作为道别礼品让他带到耶多去”。

由此可见,张、赖婚姻是有基础的,二人既有相投也有分歧,但分歧不足以影响情感。正因有情感基础,张爱玲才不顾自己“经济拮据”,依然送钱给他以示情。更重要的是,赖雅当时已是才华已逝的过气人物,否则不需要“重展雄风”。纯属空穴来风的“在美国文艺界那么有号召力”,不过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目的是诋毁张爱玲的婚姻动机。这段异国婚姻的个中缘由,非外人所能参透,即使掌握不少资料的司马新也只能推测而不敢下定论,吴小东却为了诋毁张爱玲的人格而强作解人,暗示张爱玲为生存而毫无原则地高攀赖雅。

除了扭曲事实的臆测妄议,吴文的逻辑也幼稚可笑:“人们常怪胡兰成给张爱玲造成了太多不幸,但问题是为什么张爱玲偏偏‘碰’了上胡兰成?”“世间没有偶然的事。不管张爱玲多么‘高贵’,胡兰成多么下作,他们在人格上其实是有相似之处的。胡兰成卖文(任敌伪报纸主笔),张爱玲也卖文;胡兰成没有原则,张爱玲也没有原则。”

这种逻辑与“夫荣妻贵”、“老子英雄儿好汉”属同类,作者想说的不过是“张胡臭味相投”。假如这一逻辑成立,那么作者提及“张赖”时,就应该如此说:“为什么张爱玲偏偏‘碰’上了赖雅?世间没有偶然的事,赖雅卖文,张爱玲也卖文;赖雅极有原则,‘坚定到不允许旁人说一句共产主义坏话’,张爱玲也极有原则。”

四、不求甚解的断章取义

歪曲事实、选择证据、臆测妄议,以上种种,无论有意无意,根本原因是作者不了解张爱玲的作品与为人,所以会有下面大段情理不通的诋毁:“在张爱玲的性格中,有一种寒意沁人的真正的冷。她不像其他女人一样喜欢小猫小狗,对唯一的弟弟冷眼相看。即使和她最亲密的人如好友炎樱、姑姑,也锱铢必较,每一笔账都算得清清楚楚。对于社会,她也没有多少了解的欲望。一次她坐人力车到家要付车夫小账,觉得非常‘可耻而又害怕’,把钱往那车夫手里一塞,匆忙逃开,看都不敢看车夫的脸。有一次空袭后,她和朋友在街头小摊吃萝卜饼,竟能对几步外穷人青紫的尸首视若不见。”

张爱玲再天才恐也难料,自己的盎然情趣竟成他人诋毁的证据。倘吴论正确,则张爱玲根本不配称天才,向人免费提供攻击自己的大量证据竟懵懂不知。可惜张爱玲清明得很,她性格中的冷,恰是女人少有的理性:任胡兰成“胡说”而始终缄默,保持冷眼“张看”的姿态,即为明证;她不像平常女人那样爱小猫小狗,却有自己所爱,爱闻汽油味、油哈气,爱所有生活的气味,为何非爱猫狗不可?

即使理性,张爱玲依然有姐弟情,《童言无忌》里写得很清楚:“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我父亲打了他一个嘴巴子。我大大地一震,把饭碗挡住了脸,眼泪往下直淌……我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私语》中的记录是:“我母亲解释给他听她的经济力量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教养费,因此无法收留他。他哭了,我在旁边也哭了。”姐弟之情似乎不必旁人瞎操心,她弟弟理解就行:“姊姊待我,亦如常人,总是疏于音问。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我的姊姊张爱玲》)“天才又乖僻”的张爱玲,对于情感的理解与表达,自然与古道热肠热衷于人来客往的芸芸之辈截然不同,这顶多也是性格而非人格问题。

正因为对中国固有礼俗乃至陋俗有超出常人的看法,张爱玲才可以与炎樱一边“锱铢必较”一边相交甚欢。她俩的“锱铢必较”充满情趣,是她们特有的打趣方式。“锱铢必较”是否人格缺陷且不论,张爱玲有“必较”的时候,也有“不较”的时候。慕容羽军在《我所见到的胡兰成、张爱玲》(《香港文学》第133期)一文中描写了与张爱玲的几面之缘,可以看出张爱玲既不一味冷漠,也非总是“必较”。一次在香港YMCA食堂两人巧遇,张爱玲不仅让慕容坐下,而且说:“你叫东西吃,我请客。”慕容不好意思说:“香港这地方,吃东西是男士付钞的。”张爱玲答:“这是虚伪的社会,我在读书的那几年,吃东西都是谁吃谁付钞。西方人这一传统倒爽快,不过,今天是我先在这儿,可以解释做我是主,你是客。”

至于付车夫小账一事,于青据张氏散文串写的《张爱玲传略》中有这样的描写:“她觉得可耻而又害怕,宁可多些,把钱往那车夫手里一塞,赶忙逃到楼上来,看都不敢看那车夫的脸。”所谓“可耻”、“赶忙逃到楼上来,看都不敢看车夫的脸”,均为于青曲解张爱玲原文,阐释过头,吴文却照搬不误。《气短情长及其他》第三节“家主”中写得很分明:张爱玲害怕给小账,并且宁愿多给也不懊悔,是因为她不像通常的“家主”,“虽然也啬刻,逢到给小账的时候却是很高兴的,这使她们觉得她们到处是主人”。张爱玲丝毫没有这种贵族“家主”凌驾于仆役或他人之上的“主人的快感”,故不愿亲自付小账,就托姑姑去付;她也没有如吴文所言“坐人力车到家”,而是在家等着“卡车把纸运了来”;根本未见车夫的张爱玲,如何能像吴文栩栩如生描写的那样,“把钱往那车夫手里一塞,匆忙逃开,看都不敢看车夫的脸?”

为“虱子”小题大做,实非所愿,但既然写批评文字,最起码得倾听“事实的金石声”,并对事实作合于情理与逻辑的客观评价,然吴文却东取一瓢西舀一勺,挠腮扪虱强作解人,企图证明张爱玲人格分裂而低下。不知吴先生是否完整看完过张爱玲的任何一篇作品,不然怎会从《烬余录》里单单挑出“萝卜饼”、“青紫的尸首”这些字眼,却偏偏看不见文章主旨。结尾那么一大段,分明是作者站在文明高度,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类的反省与质问,至今依然令人警醒。我愿意把这段话转赠吴先生及无论拥张批张的每一位张爱玲读者——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


人民政协报    张爱玲与跳蚤     鹿忆鹿    2011.08.22

张爱玲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蚤子。我每次想到跳蚤,就会想到了张爱玲。

  当然,蚤子不会只在华美的袍子上,几乎无所不在。张爱玲的这段话可解读成她在年纪轻轻就对生命的荒凉体会甚深,而从字面上粗浅的观察,似乎也知道这位早慧的女作家有深刻被跳蚤咬的惨痛经验。

  早慧的张爱玲可能常被跳蚤咬,因为华美的袍子上爬满了蚤子,也因为她是女作家。以前的文献说跳蚤喜爱女性,女性比男性容易受到跳蚤青睐,因为女性的皮肤比较细腻。《科学美国人》这本月刊曾指出叫罗丝柴尔德的昆虫学家针对跳蚤发表过五十万字的论文。有趣的是,对研究跳蚤有兴趣的这位学者也是个女性,这不禁令人好奇,也许她也是常被跳蚤叮咬,才投注心力在跳蚤的研究上吧?回到重点上,学者认为,跳蚤喜欢咬女性,恐怕不只因为女性皮肤较细腻,与女性血液中的激素可能也有关系。

  女作家对生命的喟叹想到跳蚤,女学者以跳蚤为一生的研究志业,这个令人闻之色变,恨得牙痒痒的小昆虫真是何其有辜?

  书上的记载,跳蚤身长只有一至两公厘,跳跃的高度竟然可以达到自己身长的百倍,有如160公分的人可以跳到160公尺高度。研究人员指出,跳蚤的跳跃能力来自于他的后肢和躯体的连接部分有一种节肢弹性蛋白,使得弹性极佳。据估计,有一种印度鼷鼠身上的跳蚤能够每小时跳600下,并且连续跳72小时。

  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找寻有关跳蚤的书?当然,是要痛诉被跳蚤侵扰的恐怖记忆。

  生命不曾如一袭华美的袍,日子先被跳蚤充满了。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湾乡下,可能很多绑马尾的小女孩都为头虱所苦,母亲每晚在每个人的头发上喷一点杀虫剂,用布包起来,虱子在头上做垂死挣扎,每个人痒得要命。那个恐怖的记忆成为童年的一部分,现在,头发上有虱子的情况少了。跳蚤却并未绝迹。

  童年时并不识跳蚤,同样是小虫,对跳蚤的常识缘自于读研究所时与孙师母同住,她养猫,有一次猫流浪在外多日未返家,从此身上总有跳蚤,而跳蚤谁也不咬,只咬我。是的,跳蚤只咬我这个小女人,不咬别人。已经高龄八十的孙师母每天都很关切地问:真的有跳蚤吗?好像我太过敏,或患了焦虑症。

  在那个每天都桎梏在论文瓶颈的痛苦日子中,跳蚤动不动就来骚扰。骚字用得真好,随时都在痒,不知道跳蚤是不是也会藏身在马身上?应该也是。猫、狗、兔子、鼠类,凡是有毛的可能都是跳蚤的栖身良所。日子不是小鹿乱撞,是每天气得血脉贲张,两只脚丫、小腿被跳蚤咬得几无完肤,好不容易抓挠几天过去,又来几点新的,在黑夜中提醒我,不要沈睡,赶快写论文。

  无辜的猫其实也为跳蚤所苦,它每天在我们面前掸身上的毛,逼得我只好将它拎到门口的大太阳底下去,为-清除跳蚤。门口的一棵桃树,枝叶婆娑,猫咪舒服地滚过来滚过去,我将跳蚤一只只逼到滚烫的水泥地上,用指甲挤压成一小滩黑点。尔后,有国外寄来的防蚤猫项圈。我不能见人的双腿再重现天日,慢慢恢复如初。

  跳蚤的故事当然还有续集。

  为了博士论文去云南搜集傣族资料的过程,住过一间间旅途上匆匆一晤的简陋旅社,记得很清楚,一晚的房价刚好可以买一罐可乐。房间无所谓可不可以睡,我在床板上坐的当儿已被跳蚤大举进攻,饱餐一顿。说来有些吊诡,二十年前的田野调查,跳蚤倒成了主角,只记得每次回台北,双腿总要再痒个十天半月才算大功告成。

  在那样为了博士论文深入少数民族村寨的记忆中,同行的男教授想必没被跳蚤叮咬。我不好嚷嚷,怕被人批评太娇贵,也怕被人说女人不能出来做田野调查,只适合在家洗衣烧饭。从来不曾想过,原来跳蚤比较喜欢女人。难怪,跳蚤只咬我,同行七八人,几乎全是彪形大汉,在下小女子巾帼唯羡须眉。

  最近,三天两头又出现跳蚤肆虐的痕迹,似有若无的一两个红点,痒了抓,抓了更痒,发挥追根究底的精神,确定楼下的猫狗是罪魁祸首,在拜访邻居的当儿似乎跳蚤也跟着我们回到家。客厅就出现一只两只弹跳的黑影,压挤过,拿来放大镜欣赏一下,后肢很长,的确是弹跳高手。

  学生贡献了一小瓶沐浴乳,说是宠物店给猫狗洗澡用的,可以预防跳蚤叮咬,每天洗澡前,我也用猫狗的沐浴乳洗了双足,啊,人犬共享,猫人合一。很好用,跳蚤再也未曾近过身。

  张爱玲的华袍上爬满了蚤,生命的阴影可能很难清除,即使是冰雪聪明的女作家也不能幸免。读者一定印象深刻,晚年独居美国的张爱玲一直为虫子所苦,她觉得屋内始终有异国的奇怪的难缠的虫,可能是来自中南美。如果张爱玲读《百年孤寂》,说不定她会认定虫子是从马奎斯的家乡来的。

  难堪的不是虱不是蚤不是虫,难堪的是生命的荒凉,张爱玲一定懂得。

  (作者:台湾东吴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