玲與袁殊

最近在閱讀張愛玲的書信﹐看到一個陌生的名字﹕袁殊。上網搜索找出﹕

袁殊與《中國內幕》

歷史上,有些人真是琢磨不透,不但本身是個多面体,而且還不透明,譬如袁殊其人。

袁殊据說是現代中國僅有之五面間諜,世上雙面間諜已經不多,做得成功的更是鳳毛麟角,更何況其五面乎? ...

袁殊原名袁學易,湖北蘄春人,生活經歷丰富,做過記者,搞過出版,蹲過監獄,汪偽時期,一躍而成為江蘇省教育廳長,上海《新中國報》社長,還有各种職務,明的暗的一大堆,此處不贅。19443月,袁殊曾請一些在上海的作家到蘇州去玩,他在江蘇教育廳官邸拙政園盡了一份地主之誼。蘇青應約前往,后來在《續結婚十年》中說袁殊這人身邊美女不斷,每天要換上一個。這樣的話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不過出這書的時候,袁殊已經在上海失蹤了,變成了新四軍中的曾達齋,与關露在一起。這是蘇青不知道的,所以她會大膽地說這樣的真相。那次蘇州之游,蘇青還另外寫了散文《蘇游日記》,同游的還有文載道(撰有《蘇台散策記》)等(詳細情況可參見《雜志》的“春游蘇州”專輯),張愛玲借口感冒,婉拒了春游蘇州的邀約。

陳子善:1945- 1949 年間的張愛玲

比較而言,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上海曙光出版社出版的《文化漢奸罪惡史》就更值得注意。如果說《女漢奸丑史》如《女漢奸臉譜》都是匿名之作,顯得不夠光明正大,那么《文化漢奸罪惡史》卻是署了名的。此書前言《几句閒話》署名“司馬文偵”,顯然是個筆名。《民國時期總書目》“文學理論·世界文學·中國文學卷 ( 1992 11 月書目文獻出版社) 著錄此書時,把“司馬文偵”誤作“司馬文森”。司馬文森确有其人,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文革”中死于非命。他當時遠在南方( 包括桂林和廣州) 從事抗日文學活動,后來又到了香港,与上海淪陷區文壇其實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司馬文偵”這篇“寫于魯迅逝世九周年紀念日”的《几句閒話》提出兩點,一是指責“文化界的漢奸,正是文壇妖怪,這些妖怪把文壇鬧得烏煙瘴气,有著三頭六臂的魔王,有著打扮妖艷的女鬼”,后者不正是指張愛玲嗎? 二是贊同“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對于文化漢奸有所處置,同時也進行調查文奸的工作,這本書,但愿于他們有所幫助。”換言之,“司馬文偵”是主張對他所謂的“ 文奸”( 包括張愛玲在內) 采取“有所處置”的實際行動的。

《文化漢奸罪惡史》先有《三年來上海文化界怪現狀》、《“和平文化”的“大本營 ”》、《沐猴而冠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等綜述,接著就是對于“文化漢奸們”的“個別的敘述”,張愛玲很榮幸地兩次被“敘述”,一是在揭發《偽政論家胡蘭成》時被捎帶,二是單列一章《“紅幫裁縫”張愛玲:“貴族血液”也加檢驗》,這章除了重复當時揭發“文奸”時常用的可以想見的語詞外,也簡略回顧了張愛玲的文學創作歷程。恰恰是這一回顧,無意中披露了一個重大“內幕”:

( 張愛玲自香港返滬后) 想進圣約翰求學,前去報考插班,但國文卷子落到了屈伯剛( 屈彈山) 手里,認為她的文章不合格,只能讀大學一年級,張愛玲頗為生气,索性不讀了!

此后,她由黃園主人黃岳淵( 与她有親戚關系) 介紹,將小說送給周瘦鵑編的《紫羅蘭》發表竟受人注意,《万象》与《雜志》都向她拉稿了!

《雜志》上登了她的文章,引起了袁殊的注意,就下令小嘍羅們大捧張愛玲,從此張愛玲就不清白了,漢奸刊物給她最高的稿費,商辦的刊物都無法得到她的作品。

袁殊雖捧張愛玲,可是當時張愛玲還是十足的小姐派,不大出來,袁殊一心要見見她,可是沒有机會,他手下的狗頭軍師們替他想了一個辦法,舉行“春游大會”邀了一群漢奸文人到蘇州去玩,張愛玲也在被邀之列,結果別的人都到了,而張愛玲卻推故不去。

但是,經不住种种的誘惑,張愛玲出來交際了,不時跟著蘇青跑跑權宦之門,從此,她也像蘇青一樣,變成娼妓式的女文人了,小說也寫不好了,架子也大了……

姑且不論張愛玲是否拒絕為“商辦刊物”寫稿,也姑且不論她是否跟著蘇青“跑跑權宦之門”,關鍵在于袁殊這個神秘人物的出現。如果“司馬文偵”的說法基本屬實 ( 最多只能是“基本屬實”,添油加醋之處恐怕在所難免) ,那么張愛玲在《雜志》上發表小說和散文,在雜志社出版《傳奇》初版本,就都与袁殊有關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有關,都應該是袁殊拍板決定的。

袁殊何許樣人? 三十年代在上海主編《文藝新聞》的左翼作家,中共秘密党員。四十年代成為潛伏在汪偽政權內部的中共地下組織的主要成員之一,直接隸屬潘漢年領導。他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是所謂的“多面間諜”,与國民党中統、軍統和日本情報机關都有過密切關系。大陸解放以后,受潘漢年案牽連,直到“改革開放”才獲平反。一九九二年八月,南京出版社出版的《袁殊文集》在介紹其風云詭譎的生平時,特別指出:

袁殊在党的授意下,“公開投敵”,串演反派角色,但還主持一張報紙——《新中國報》,和一個刊物——《雜志》。而且,這兩個報刊雖同屬漢奸性質,卻為我地下党人掌握,在宣傳上起到了真正漢奸報刊所起不到的作用。

事實上,當時的《雜志》是在中共地下党的掌控之中,主編吳江楓也是中共地下党員。如此看來,張愛玲在淪陷時期為《雜志》撰稿,( 她也曾為《新中國報》副刊撰稿) 并非什么大逆不道的事。當然,張愛玲本人對這一切毫不知情,她直到去世也不知道袁殊的真實身份。歷史就是這般复雜,這般吊詭!

“張愛玲本人對這一切毫不知情,她直到去世也不知道袁殊的真實身份”真的嗎﹖有沒有人問過張愛玲嗎﹖好像沒有罷。

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張愛玲寫信給宋淇﹐談到double agent (兩面間諜)﹐用袁殊為例子﹕

百度百科的“政治正確的歷史”:

抗日戰爭胜利后,袁殊被任命為忠救軍新制別動隊第五縱隊指揮和軍統直屬第三站站長,授予中將軍銜。

直到第二年,即1946年初,國民党方面才知道袁殊去了解放區,不由得勃然大怒,于是,“抗戰有功人員袁殊”,立即變成了“共党漢奸”,軍統對袁殊下了通緝令,并派人去蘇州抄家。

張愛玲有關袁殊的訊息似來自1946時期的“小道消息”尤其是有關廚子的事不過她是肯定知道袁殊是中共地下工作人員身份所以“張愛玲本人對這一切毫不知情她直到去世也不知道袁殊的真實身份”應該是揣測而不附事實


《张爱玲错怪了袁殊》 文\夜雨一江

      张爱玲遗作《小团圆》不久前出版发行,书市一时洛阳纸贵。出版人宋以朗,在该书前言中引述了张爱玲的多封书信,其中有一封写于1976年4月22日,有这样一段话:

    “我是太钻在这小说里了,其实Stephen说的台湾的情形我也不是不知道——不过再也没想到重庆的地下工作者不能变节! ! ! 袁殊自命为中共地下工作者,战后大摇大摆带着厨子等一行十余人入共区,立即被拘留。但是他的cover是伪官,还是不行。也许可以改为台湾人——我教过一个台湾商人中文,是在日读大学的。跟清乡的日军到内地去做生意。 ”·····


       袁殊,真的是变节者,是汪伪的伪官,还是一个自命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呢?

       袁殊,一个可爱可敬的湖北老乡,一个我党的红色特工,一个罕见的谍界奇才,一个为共和国的诞生,用14年的青春和热血与狼共舞的英雄

       两年前,我怀着对这位乡人前辈的无限敬意,写了一部关于他的影视文学剧本《谍海五重奏》,(已参与湖北省首届网络小说大赛)但由于素材有限,作品差强人意,也许再修改,想来一定不会再有这多遗憾了。

       这里,我感到有责任就袁殊其人的生平事迹,写一点文字做个介绍,以此告慰他那受屈的灵魂。

     袁殊,原名袁学易,又名军光,化名曾达斋。著有《袁殊文集》,有人说他是电视剧《记忆之城》中朱今墨的原型。

  袁殊,1911年出生于我们湖北蕲春蕲州镇,父亲袁晓岚是老同盟会员,后任职于国民党。袁殊在故乡渡过了童年,直到6岁时才随父母去了上海。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年仅14岁的袁学易参加了罢工、罢市、罢课。

  1927年,袁殊参加北伐军,受到袁晓岚之友胡抱一(时任国民革命军江南别动军司令)的提携,。“四一二”事变后被清党,回到上海。

  1928年加入狂飙社。

  1929年留学日本东京大学,专攻新闻学,接触了一些进步思想,回国后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参加上海左翼文艺活动,创办《文艺新闻》 。其间,袁殊以读者来信询问的形式率先披露了左联五君子遇害的消息。     

        1931年10月,年仅20岁的袁殊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共情报系统(中共特科)的工作,由此逐渐褪去左的色彩,成为灰色人物。

  1932年,按照地下党负责人的指示,通过表兄、国民党军界元老,黄埔一期的,并任黄埔同学会长的湖北人贾伯涛的关系,袁殊见到上海市社会局长、国民党中统情报头子也是湖北人的吴醒亚,成功打入国民党中统。

  1933年,袁殊被吴醒亚任命为中统“干社”情报股股长,表面身份是上海新声通讯社的记者,从而可以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了解与结识许多人,并且认识了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

  当时,中日正在谈判,谈的是货币兑换率与关税问题,这自然成了新闻界的抢手货。由于袁殊有岩井渠道,消息又快又准,这位“涉外”记者立即成了红人,连吴醒亚对他都刮目相看。过了一段时间,岩井便开始每月付袁殊200元的“交际费”,这样,他又成了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情报人员”。自然,是得到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的批准——成为了“多重间谍”。

  1935年,袁殊因“怪西人案”入狱,被指责为中共线人,被押送至湖北反省院,后在各方营救下提前出狱,岩井英一当时已回国,地下党又安排袁殊到日本 “留学一年”。

  回国后,袁殊即与冯雪峰(当时陕北中共方面派往上海的特派员)联系上。1937年6月,潘汉年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实际上是中共中央情报部部长)回到上海。从此,直到1946年去解放区,在潘汉年的导演下,袁殊成功地演出了一场场出色的情报战。

  1937年4月,为了加强自身的保护色,开拓情报来源,冯雪峰建议他“找杜月笙想想办法”,于是袁殊加入了上海的江湖帮会——青洪帮,并成为可以和杜月笙、黄金荣平起平坐的“通”字辈师兄弟。

    此后,袁殊成为和中统情报头子吴醒亚、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上海江湖帮会都有一定联系,集多种身份于一身的情报人员,巧妙地利用这种多重身份广开情报来源,上报给中共中央,为当时地处苏区可陕北,消息相对比较闭塞的中共中央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统情报头子戴笠一时找不到熟悉日本问题、又有相当的日本关系的人。杜月笙向戴笠推荐了袁殊,说他与上海日本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关系不错,(岩井又被派往中国上海),戴笠任命袁殊为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并给袁殊安排了两项任务: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二是坚持留在上海,不管时局有怎样的变化。从此,袁殊通过各种关系,大量获取日本情报,首先是向潘汉年汇报,然后,有选择地给军统汇报。

  上海沦为孤岛后,袁殊奉命(潘汉年之命,表面则是戴笠之命)留了下来,以军统少将的名义,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专门惩办侵略者与枪杀臭名昭著的汉奸,并得到了军统局的奖励。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爆炸了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为此,军统给袁殊记了大功。

  1937年上海沦陷后,岩井英一又回到了上海,并成立了一个日本特务机关“特别调查组”,袁殊自然也成为了其中一员。当然,这事不仅潘汉年知道,军统也是知道的。

  由于袁殊迭立奇勋,国民党军统情报头子戴笠把他召到香港予以奖励。

     在香港,袁殊还见到了中共情报部香港负责人,他的老上司潘汉年。

  在香港,袁殊接受戴笠两项任务:一是暗杀汪伪76号特工机关负责人李士群;二是深入日本关系,交换和平意见。袁殊回到上海,同军统潜伏人员策划爆炸李士群的巢穴——76号。没想到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等人叛变,把他给出卖了。后来,岩井英一出面把袁殊保释出来,理由是袁殊是“日本外务省情报人员”。

  潘汉年通过了解,知道岩井英一专门设立了“岩井公馆”,负责收集中国的战略情报。岩井善于用“软”的一套手段,拉拢中国左翼人士,网罗一批文化人,搞所谓“兴亚建国运动”。作为情报老手,岩井也知道袁殊与中共、重庆方面的关系,仍放手让他活动,其目的正是利用袁殊的特殊背景建立自己在上海的情报网络,搞到有价值的战略情报。

  袁殊向岩井提出索性成立“兴亚建国运动”的公开机构,于是“兴亚建国运动委员会”于1939年11月在岩井公馆成立,袁殊担任主任干事,并担任“兴建”会机关报《新中国报》、杂志《兴建》社长。潘又动员左翼人士去报社和杂志社担任要职,安排中共情报人员到岩井公馆当秘书,在公馆内设立了一部中共地下电台,这是当时我地下党与陕北中共中央直接联系的唯一电台。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情报机关就此变成了中共可靠的情报来源。

  袁殊借岩井之名,建立了这么一个机构,除了掩护一个地下电台外,更重要的,则是出于搜集战略情报的考虑。

  在这之前,地下党已派女特工关露打进汪伪76号特工机关。延安方面由于远离情报中心上海,正急待掌握日本大本营动向及日、汪、蒋三方相互关系与变化的情报。

  袁殊还借兴建总部负责人的身份,打入汪伪政权,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取得了列席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的资格。自然,会议的情报,很快都送到了潘汉年手中。

  1941年,汪伪决定对沦陷区实行“清乡”,袁殊被委任为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日本军事顾问团和汪伪清乡委员会制定的绝密文件,都要经袁殊翻译、校订中日两种文本,处于清乡范围内的新四军因而能在清乡开始之前,及时跳出包围圈。

  袁殊还利用岩井的情报活动做幌子,按照潘汉年的指示,乘机把中共在香港的情报摊子再扩大一些。于是他决定用岩井的关系,在香港拉起一条线来,办一个公开的刊物作掩护,以团结联系一批人,定期搜集情报。这些人负责每月向岩井机关交一份情报,要他们每月供给2000元港币作情报费。潘汉年还要求岩井为他办理了一张特殊的通行证,上书“凡日本军宪警如对持证人有所查问,请先与日本领事馆联系”。

  岩井英一很快就批准了潘汉年的上述计划,由专人负责联络、协调有关方面的情况,定期带去刊物开办费。岩井为了更充分利用好潘汉年,还以自己的名义在香港汇中饭店开了一个房间供他专门使用。

  潘利用这张非常重要的“护身符”及这个特殊的情报点,得心应手地指挥着情报网络的工作。他任用香港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创办刊物《二十世纪》,再慢慢地发展及选调一些中共特别党员。渐渐地,编辑部自然也成了中共的一个情报据点。在潘汉年的指导下,由编辑部每半月共同起草一份有关大后方的情况以及国共方面的情况,有时增编一些美、英、苏在香港的活动情况,定期向岩井提供。潘汉年特别要求,这些情报不能太有价值,也不能没有价值。每份看似重要的情报换取日方大量的情报费用。潘再利用这些钱和日军提供的方便,为中共传送不少极具价值的重要情报。

  香港沦陷后,潘汉年要袁殊找到岩井,提出要他帮助撤出在港情报人员,继续为岩井收集情报。岩井同意后,还写信给驻香港日本领事馆要求为潘汉年等的撤退提供帮助。在岩井的“护身符”保护下,在港情报人员安全地转移到大后方和上海。

  1942年初,袁殊由日本外务省安排,作为“兴建运动”的代表,应邀到日本访问。日本外务省顾问野春吉三郎,是组织这一访问的主角。吉三郎向袁透露,当前的日本国策,是准备诱降蒋介石,日军已确定了南进(即进攻东南亚)的战略部署。

  来自各方面的情报表明,日军南进,已是确定不移的战略决策了,袁殊立即告诉潘汉年即电告延安。

  在欧战全面爆发之后,苏联始终担心腹背受敌。在有了确定日军南进的情报后,才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兵力到西线。

  自1939年到抗战胜利,袁殊从来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这无疑是与他的智谋与出色的活动分不开的。

  当然,这期间完成的情报工作可谓数不胜数:及时向陕北中共中央提供了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清乡行动;建立通往根据地秘密交通路线;救援被俘的中共人士,这包括袁殊亲自救出的鲁迅夫人许广平,掩护潘汉年、范长江、邹韬奋等进入根据地;由于情报及时,新四军粟裕部队迅速跳出了日伪合围的“篱笆墙”……

  后来,袁殊又担任了一系列伪职,如江苏省教育厅长、清乡专员以及伪保安司令等等,他的情报工作日益老辣。

  1945年初,袁殊辞去了伪教育厅长等职,仅留下一个上海市参议的名分。“八一五”抗日战争胜利后,袁殊被戴笠任命为国民政府忠救军新制别动队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

  1945年10月,袁殊秘密抵达苏北解放区,结束了长达14年的地下党生活

  直到第二年,即1946年初,国民党方面才知道袁殊去了解放区,不由得勃然大怒,于是,“抗战有功人员袁殊”,立即变成了“共党”、“汉奸”,军统对袁殊下了通缉令,并派人去苏州抄家。

  “双十”协定后,袁殊随军北撤。华东组织部长曾山同志亲自找袁殊谈话,考虑到各种关系,让袁殊暂时改名,跟他姓——也证明是组织的意思,从此,“曾达斋”一直用了几十年。后来,他被任命为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定为旅级。

  1949年2月,被李克农(时任中共社会部部长)调到中央情报部门工作,做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

  并应邀作一些关于情报方面的报告。朱德在听了他的报告后,夸他是“我党情报工作战线不可多得的人才”。

  1955年,“潘汉年案”发生后没几天,袁殊也被捕了,判刑12年,1967年期满,正是“文革”,又再度被押8年。

       1975年期满,仍被解送到湖北军山劳改农场“就业”。他还不知道,他的妻子于1968年在文革中因受恐吓,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未遂,后离家出走,从此下落不明。

  袁殊在狱中,他通读了《资本论》、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翻译了大量日文书籍,写下史料性传记《大流氓杜月笙》,并且仍然关注着党的情报事业,写了近8万字的《南窗杂记》,总结敌后情报工作经验。直到1982年平反后,还写了不少文章。他一生留下的文字近千万字。

  1982年8月2日,潘汉年被平反,9月6日,“曾达斋”亦被宣判无罪,折价归还其所有财产,承认其1931年入党之事实,在北京西苑新增配住房一套,享受原定级别待遇。曾达斋向组织提出恢复原名“袁殊”,理由为:“用袁殊这个名字没有什么可羞耻的。”

  此后,年迈的袁殊曾回到潘汉年家乡前去悼念早逝的故友,与逝者共同缅怀过往的峥嵘岁月,写下了《履痕重印江南路》的文章。

  1987年,袁殊病重,精神也极为紊乱,时常号陶大哭。同年11月26日,袁殊病逝于北京。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簞K殊据说是现代中国仅有之五面间谍,世上双面间谍已经不多,做得成功的更是凤毛麟角,更何况其五面乎?

1944年3月,袁殊曾请一些在上海的作家到苏州去玩,他在江苏教育厅官邸——拙政园尽了一份地主之谊。女作家苏青应约前往,后来在《续结婚十年》中说,袁殊这人身边美女不断,每天要换上一个。这样的话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不过出这书的时候,袁殊已经在上海失踪了,变成了新四军中的“曾达斋”,与关露(曾奉命潜入汪伪“76号”特工机关的中共女特工)在一起。这是苏青不知道的。

     那次苏州之游,苏青还另外写了散文《苏游日记》,同游的还有文载道(撰有《苏台散策记》)等(详细情况可参见当年上海《杂志》的“春游苏州”专辑),张爱玲借口感冒,婉拒了春游苏州的邀约。

这次招待是袁殊在任上与文人、作家两次有名的交往之一,是年秋天,在南京召开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报国会”,正值汪精卫去世,会后,袁殊又在苏州作了一回东,招待的却是北京与东北的作家。战时沦陷区作家大都集中南京、北京和上海三地,袁殊与文人、作家的交往几乎是全方位的介入,这是出于情报工作的需要,还是纯粹出于一个文人的兴趣,因为没有确切的资料,只能存疑。

1982年,南京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袁殊文集》,收集了他百篇左右各个阶段的文章,这些文章中只有不多的几篇文章写得相当出色,而这几篇文章正是他在伪教育厅长任上的出产。如果熟悉那个时代的杂志,我们会发现袁殊还有大量“汉奸”言论,细细研读这些文章,会感觉到与伪教育厅长这个职务的相称,这些文章都没有也不会收集了,但他给人琢磨不透的印象也就这样留下了。

    張爱玲在《杂志》上发表小說和散文,在杂志社出版《传奇》初版本,都与袁殊有关。而且,不是一般的有关,都应該是袁殊拍板決定的。

    一九九二年八月,南京出版社出版的《袁殊文集》在介紹其風云詭譎的生平時,特別指出:袁殊在党的授意下,“公開投敌”,串演反派角色,但还主持一張报紙——《新中國报》,和一個刊物——《杂志》。而且,這兩個报刊杂同屬漢奸性質,却被我地下党人掌握,在宣傳上起到了真正漢奸报刊所起不到的作用。

   事实上,当時的《杂志》是在中共地下党的掌控之中,主編吳江楓也是中共地下党員。如此看來,張爱玲在淪陷時期為《杂志》撰稿,( 她也曾为《新中國报》副刊撰稿) 并非什么大逆不道的事。當然,張爱玲本人对這一切毫不知情,她直到去世也不知道袁殊的真实身份。

   写到这儿,我想到在东湖论坛中看到的蔪春影视城,我建议,该城如果剪彩,第一部应投拍的当是我这部《谍海五重奏》,哈哈,说不定你们蔪春影视城名利双收,一炮而红!

   夜雨一江说笑而已,勿要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