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時人間) 与张爱玲擦身而过 陳少聰 2005.07.13
這大半輩子以來，與不少名人有過擦肩而過的緣分，但至今依舊教我覺得深為悵惘的，莫過於與張愛玲的一段特殊的際會。雖然事隔三十餘年，張先生辭世也已經十年了，這段因緣至今依然「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也許現在終於到了傾吐的時候了。
一九六九年秋天，我住在加州柏克萊，那時剛從愛荷華大學讀完碩士，開始在加大附設的中國研究所的語文部門打工。本來那裡的資深研究員是莊信正（在莊之前是夏濟安先生），那年莊信正另有他就，他的位子由他舉薦張愛玲接任。張和我兩人當時是語文部門僅有的兩個工作人員。在職位上我應當是她的助理。我們的上司則由加大東亞系的陳世驤教授兼任。陳教授愛才心切，特別把張先生從東岸聘請到所裡來。他因愛惜張愛玲的曠世才情，一心想為張安插個有充分自由的差事，好讓她有精力多創作，並沒仔細考慮過她是否適合做這類學院派的研究性工作。
第一次見到張愛玲是在陳先生為她接風的晚宴上。陪客還有三、四位其他教授。我的全副注意力都聚焦在張的身上，那時期我是不折不扣的「張迷」。她所有著作我沒有不讀的。在她身邊我變得小心翼翼，羞怯乖巧。儘管我的內心萬般希冀著能與她接近，與她溝通，當時我卻連話也不會說，也不敢說。我幾乎聽見自己心底迫切誠摯的呼喊：相信我吧！在我身上你會找到一個真正崇拜你了解你的知音！請放下你自衛的盾牌吧！
那晚張很文雅地周旋於賓客之間。她不主動找人說話，好像總在回答別人的問題。說話時臉上帶著淺淺禮貌性的微笑。她穿著一襲銀灰色帶暗花的絲質旗袍（後來她一直都穿顏色保守的素色旗袍）。那年她四十九歲。身材偏高，十分瘦削。中度長短的鬈髮，看得出是理髮師的成品。她臉上略施了些粉，淡紅的唇膏微透著銀光。她的近視眼度數不淺，以致看人時總是瞇著眼睛，眼光裡彷彿帶著問號，有時讓你不敢確定她是否在看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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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不久，陳教授又請了一次客。晚飯後請大家到校園劇場去看美國版的「琵琶記」。在劇院裡，我懷著緊張興奮的心情，坐在她的旁邊。這次她給我的印象與頭次相仿。還是一身素雅的旗袍，淡淡的粉光掩飾著她蒼白的容顏。在中場休息的時間，她從皮包裡拿出了粉鏡，對鏡捋了捋本已一絲不亂的頭髮（後來有一兩次我也曾在大街上瞥見她對著店鋪的玻璃窗捋著她的頭髮）。她的話有限。只記得她說了些有關原本「琵琶記」的作品背景，不知是否因為當時過分緊張興奮，我竟然記不得那次交談的其他內容了。不久之後，張先生開始正式上任了。所裡上班鐘點頗具伸縮性，尤其由於她的「巨星」身分，更有充分的自由安排她的工作時間，反正到年終交得出研究論文來就行。張先生總是過了中午才到，等大家都下班了，她往往還留在辦公室。平日難得有機會與同事見到面，也沒有人去注意她的來去，大家祇是偶然在幽暗的走廊一角驚鴻地瞥見她一閃而過的身影。她經常目不斜視，有時面朝著牆壁，有時朝地板。只聞窸窸窣窣、跌跌沖沖一陣腳步聲，廊裡留下似有似無的淡淡粉香。
那時與我同時在中國研究所打工的研究生還有宋楚瑜和劉大任。宋沉穩持重不苟言笑；劉則尖銳俏皮，言談機鋒。我們閒聊時偶爾不免會提及張先生來去的神秘蹤影。大任曾打趣說：「張愛玲是咱們辦公室的靈魂嘛！」一語雙關，玄妙自在其中。
張先生自從來過陳家兩次之後，就再沒見她出來應酬過。陳先生和夫人再三邀請，她都婉拒了。陳教授儘管熱情好客，也不便勉強，只好偶爾以電話致候。
一九六九年太空人登陸月球那一天，陳教授夫婦開車經過城西的San Pablo大街，湊巧撞見張先生站在路邊，正仰頭瞇眼張望電線桿上的招貼，手裡提著一個大紙盒。陳先生連忙煞車，問她在找什麼，她說在找公共汽車站。她近視得厲害，竟把電線桿當成站牌了。在送她回家的路上，陳先生才弄明白，原來張今天特別趕去買電視機，準備觀看今晚登陸月球的實況轉播。陳先生事後對我們說：「可見張先生對世界大事還是挺感興趣的，我們大家本來還以為她完全不食人間煙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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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她同一辦公室，在走廊盡頭。開門之後，先是我的辦公園地，再推開一扇門進去，裡面就是她的天下了。我和她之間只隔一層薄板，呼吸咳嗽之聲相聞。她每天大約一點多鐘到達，推開門，朝我微微一粲，一陣煙也似地溜進了裡屋，一整個下午再也難得見她出來。我盡量識相地按捺住自己，不去騷攪她的清靜，但是，身為她的助理，工作上我總不能不對她有所交代。有好幾次我輕輕叩門進去，張先生便立刻靦腆不安地從她的座椅上站了起來，瞇眼看著我，卻又不像看見我，於是我也不自在了起來。她不說話；我只好自說自話。她靜靜地聽我囁囁嚅嚅語焉不詳地說了一會兒，然後神思恍惚答非所問地敷衍了我幾句，我恍恍惚惚懵懵懂懂地點點頭，最後狼狼狽狽地落荒而逃。這類「荒謬劇場」式的演出，彩排了幾次之後，我終於知難而退，沒法再續演下去。魯鈍的我終於漸漸覺悟了這個事實：對於張先生來說，任何一個外人所釋出的善意、恭敬，乃至期望與她溝通的意圖，對她都是一種精神的負擔和心理的壓力。至少那一個時期的她確是如此。
從此我改變了作法。每過幾個星期，我將一疊我做的資料卡用橡皮筋扣好，趁她不在時放在她的桌上，上面加一小字條。除非她主動叫我做什麼，我絕不進去打攪她。結果，她一直堅持著她那貫徹始終的沈寂。在我們「共事」將近一年的日子裡，張先生從來沒對我有過任何吩咐或要求。我交給她的資料她後來用了沒用我也不知道，因為不到一年我就離開加州了。
深悉了她的孤僻之後，為了體恤她的心意，我又採取了一個新的對策：每天接近她到達之時刻，我便索性避開一下，暫時溜到圖書室去找別人閒聊，直到確定她已經平安穩妥地進入了她的孤獨王國之後，才回歸原位。這樣做完全是為了讓她能夠省掉應酬我的力氣。
那陣子剛讀完她的新書《半生緣》不久，接著人家又借給我一部胡蘭成寫的《今生今世》，其中有一章以「民國女子張愛玲」為題，深入地書寫張先生。我讀得過癮極了，但同時又覺得有幾分罪過感，彷彿自己躲在她背後偷窺私密似的。但是胡蘭成的描述真是生動，也更加深了我對張愛玲的了解和尊重。
當時正值加大學生鬧學潮，學生發起的言論自由運動如火如荼，反越戰示威也轟轟烈烈。身為外國學生的我們，總像隔岸觀火。人家搞革命我們湊不進去。自己的國家又遠在天邊……台灣正值白色恐怖高峰期；大陸文化大革命毒焰方興未艾，我們這些外國學生的心態不免陷入惶措鬱悶的低潮，雖然我一向對政治反應遲鈍，然而夾在一批血氣僨張、雄辯滔滔的知識青年當中，難免也感染到周遭的苦悶徬徨。一頭栽進張愛玲的世界，似乎是我個人逃避方法之一。在那段苦悶的歲月裡，她的視野變成了我的世界；她精絕的文字，成了我渴望的麻醉劑。
隔著一層板壁，我聽見她咳嗽，她跌跌沖沖的腳步聲。我是張愛玲週邊一名躡手躡腳的仰慕者。方圓十呎之空間內我們扮演了將近一年的啞劇。我是如此地渴望溝通與相知；而她，卻始終堅守她那輝煌的孤絕與沉寂。
初春時節，柏城路邊的紅梅花開得最是燦爛。有天早晨出門時我順手摘了幾枝。在辦公室舊櫥裡找到一只缺了口的白瓷壺，我把一捧紅梅插了進去，看來居然像日式盆藝。我頗為得意，順手把它放在她的案頭，沒去想過她會如何反應的問題。那幾天我們也沒機會碰面。又過了幾天，聽說她病了。我打了電話去問候，並問她需不需要我為她買什麼藥物之類。她住的公寓在Durant街，距辦公室只有三個街口，我很容易為她效勞，她自然婉拒了。後來我還是不放心，逕自照她所說的症狀到中藥房配了幾副草藥，送去她的公寓。我撳了下門鈴，心裡知道她不會來開門，我把藥包留在門外地下就離開了。
幾天後，張回來上班了。我們中間的門仍掩著。在書桌上我發現了一張寫著「謝謝」的小字條，壓在一小瓶Channel#5香水的下面。我只好嘆息了。真是咫尺天涯啊！我深深感受到沉重的無奈與悲涼。一半為她，一半為我自己，我感到一絲泫然。
我終於徹底醒悟張先生是個徹底與俗世隔絕之人。一幅荒漠的意象在我心底浮現出來：在一片空蕪廣袤的荒漠上，天荒地老，杳無人跡，所見僅僅是地平線盡頭一輪明月，孤零零冷清清地兀自照著，荒漠上只見張踽踽獨行的背影。私底下我曾一再渴望她偶爾回眸，發現有一雙真摯忠誠的目光正追隨著她。這當然是我一廂情願之想，其實張先生早已拂袖奔月去了。
十年前在廣播中聽到張先生辭世的消息，我並不特別驚訝。她辭世的方式，顯然出於她自己的選擇。我覺得早在二十年前她對生存方式的抉擇與後來她辭世的方式如出一轍，前後完全一致。我對她的抉擇，唯有持一分敬意與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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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一次，朋友們都勸我把這段「不遇」之緣寫出來發表，我都搖搖頭，因為一向怕湊熱鬧。況且這段往事是屬於她和我個人之間的「隱私」，潛意識裡我想我寧可將之珍藏於心，唯恐一說出來就會失去了什麼似的。
我怕失去的到底是什麼呀？我問自己，難道怕失去我們從未曾擦亮過的火花？我又不得不笑了。有一年雷驤帶了他的電影工作隊來到柏克萊。他要拍十二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巨擘的紀錄性影片，張愛玲是其中一位。那時她尚在世，住在洛杉磯。雷驤找到我作尋訪舊蹟的嚮導，我義不容辭地充任了一次「白頭宮女話天寶」的角色，帶他們回到城中心2168 Shattuck 街，坐電梯上三樓舊地。指出長廊頂端張愛玲和我的辦公室，指出宋楚瑜工作過的圖書室，劉大任待過的小房間……研究所早已搬到加大校園去了，此地已改為商業寫字間。長廊裡光線亮了許多。一扇扇掩著的門扉後傳出說話的聲息和機器操作聲。
我想起了「辦公室的靈魂」一語，不覺獨自莞爾。走廊上再也聽不到張愛玲跌跌沖沖的腳步聲。那淡淡的粉香，猶似有似無地在廊裡游移飄浮著。
(柏克莱的张爱玲) 祝勇
一
关于我的同事张爱玲，我知道的不多。她其他的同事知道的也并不比我多。原因是她几乎从来不见她的同事，包括她的助手。
在柏克莱大学，张爱玲几乎是一个隐形人。这首先与她的体形有关。因为她的体形过于瘦小，在人群中，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她的存在。台湾学者水晶说她像艾米莉·勃朗特。有一次，我坐在安德鲁（Andrew Jones，柏克莱大学东语系教授、张爱玲小说英文译者）的车上，饥肠辘辘，在黄昏的车流中，向旧金山一间小啤酒馆奋勇前进。我们谈起张爱玲。安德鲁指着路边走过的一个小老太太说，如果你能见到张爱玲，她就跟她一样。一个平常的老太太，毫不引人注意。
其次，张爱玲喜欢昼伏夜出，刻意地躲开人群。据她的助手、台湾学者陈少聪介绍，张爱玲通常是在下午到办公室，等大家都下班了，她仍留在那里。大家只是偶然在幽暗的走廊一角，瞥见她一闪而过的身影。“她经常目不斜视，有时面朝着墙壁，有时朝地板。只闻悉悉窣窣一阵脚步声，廊里留下似有似无的淡淡粉香。”（陈少聪：《与张爱玲擦肩而过》，《有一道河，从中间流过》，第203页，九歌出版社，台北，2006年版）
当时的中国研究中心在校外办公，不在紧邻西门的现址。我在柏克莱市中心找到她当时的办公楼，是一座数十层的巧克力大厦，就在Bart车站边上，是这座朴素的小城最显赫的建筑之一。并且，据安德鲁介绍，它的显赫地位至少已经维持了二十年。我向陈少聪问询了张爱玲当年办公室的位置。中国中心早已搬到富尔顿街2223号（2223 Fulton Street），那里现在变成一座银行。人们进进出出，点钞机决定着每个人的幸福指数。一切迹象显示，这座大楼与张爱玲无关。
陈少聪与张爱玲同在一间办公室办公，只是中间隔了一层薄板。外间是助手的，张爱玲在里间。所以，张爱玲每天不可避免地要与陈少聪打一个照面，她们互相微笑一下，或者点头致意，这种最低限度的交往，是她们每天必须履行的程序。后来，她们连此也嫌麻烦。每天下午张爱玲要来的时候，陈少聪干脆及时地躲开。
“我尽量识相地按捺住自己，不去骚扰她的清静，但是，身为她的助理，工作上我总不能不对她有所交待。有好几次我轻轻叩门进去，张先生便立刻腼腆不安地从她的坐椅上站了起来，眯眼看着我，却又不像看见我，于是我也不自在起来。她不说话；我只好自说自话。她静静地听我嗫嗫嚅嚅语焉不详地说了一会儿，然后神思恍惚答非所问地敷衍了我几句，我恍恍惚惚懵懵懂懂地点点头，最后狼狈地落荒而逃。”（同上书，第204页）
二
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只身来到深圳罗湖桥，准备从此进入香港。这里是上海到香港的陆上必经之途。罗湖桥的桥面由粗木铺成，桥的两端分别由中英两方的军、警岗把守。香港警察把入境证拿去检查时，张爱玲和从中国一起出走的人群眼巴巴地长时间等待。在他们的焦急与无奈面前，香港警察不失时机地表现了他们的傲慢。他们若无其事地踱步，心态悠闲。有一名中国士兵见状，走到张爱玲身边，说：“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阴处去站着罢。”张爱玲转头看他，那个士兵穿着皱巴巴的制服，满脸孩子气。人们客气地笑了笑，包括张爱玲在内，没人采纳他的建议。她紧紧贴在栅栏上，担心会在另一端入境时掉了队。这是张爱玲最后一次体会来自同胞的温暖。（据司马新：《张爱玲与赖雅》，第68页，大地出版社，台北，1996年版）那条看不见的边界，从此把张爱玲的生命分为两截。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在她身后，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迅速湮没。
三
如同默片里的人物，张爱玲很少发出声响。即使在办公室，她在与不在几乎没有区别。她把自己视作一件宝贝，秘不示人。她与外界的联系大多通过纸页进行，连电话都很少打。陈少聪说，每过几个星期，她会将一叠她做的资料卡用橡皮筋扣好，趁张爱玲不在的时候，放在她的桌上，上面加小字条。“为了体恤她的心意，我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对策：每天接近她到达之时刻，我便索性避开一下，暂时溜到图书室里去找别人闲聊，直到确定她已经平安稳妥地进入了她的孤独王国之后，才回到自己的座位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她能够省掉应酬我的力气。”“除非她主动叫我做什么，我绝不进去打搅她。结果，她一直坚持着她那贯彻始终的沉寂。在我们‘共事’将近一年的日子里，张先生从来没对我有过任何吩咐或要求。我交给她的资料她后来用了没用我也不知道，因为不到一年我就离开加州了。”（陈少聪：《与张爱玲擦肩而过》，《有一道河，从中间流过》，第204、205页，九歌出版社，台北，2006年版）
对于柏克莱来说，张爱玲既存在，又不存在。这与现在没有什么不同。现在，2006年秋天，在柏克莱，我可以找到她，又找不到她。她在柏克莱大学两年的时间内，完成她的研究工作，并撰写了论文。但很少有人看见过她。我询问过当年在中国研究中心和东语系工作过的教授，并得到印证。1971年，张的上司陈世骧去世，张爱玲参加他的葬礼，是她在柏克莱屈指可数的公开露面。但她只呆了几分钟，就匆匆离去了。对于很多人而言，张爱玲只是一个名字，而不是身体。
张爱玲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字条爱好者。胡兰成第一次去见张爱玲，在上海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六楼六五室，张爱玲不见，胡只得到她从门洞里递出的一张字条。他已经很幸运了，因为张爱玲连字条都十分吝啬。近三十年后，水晶前往张爱玲在柏克莱的公寓拜访，张爱玲坚持不开门，后来几次打电话，张都不接，最后允诺会给他写张字条，而字条，也终于没有来。
在美国与她书信交往最多的是庄信正，是他介绍张爱玲来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就职。庄先生1966年在堪萨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初识张爱玲，自1969年张爱玲迁居加州，至她辞世的二十多年间，举凡工作、搬家等重要事宜，都托由庄信正代为处理。即使如此，他们的联络也基本依靠书信维系。2006年11月，林文月先生在加州奥克兰她的山中别墅内，把庄信正刚刚在台湾《中国时报》上选发的这些书信拿给我看。分别以《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和《张爱玲与加大“中国研究中心”》为题，在2006年9月4日、5日，以及10月6日《中国时报》上发表。每次几乎发表一个整版，除原信外，还配有庄先生的笺注。同时还配发了这批信的手稿照片。据庄先生透露，张爱玲使用的信纸通常是白色洋葱皮纸（onionskin），当年主要为打字机用，最后有几封信的用纸是深黄色。或许应该庆幸张爱玲的癖好，她的沉默反而使她的话语得以保留，那些信仿佛尘封已久的老唱片，使我们得以想像和重温她的声音。
四
张爱玲爱上了苦行僧一样的生活，并且因此而上瘾。锲而不舍的水晶最终成为为数不多的进入过她的居所的人，他对她生存环境的描写如下：“她的起居室有如雪洞一般，墙上没有一丝装饰和照片，迎面一排落地玻璃长窗。”（水晶：《蝉——夜访张爱玲》，《替张爱玲补妆》，第14页，山东画报出版社，济南，2004年版）“张女士的起居室内，有餐桌和椅子，还有像是照相用的‘强光’灯泡，惟独缺少一张书桌，这对于一个以笔墨闻世的作家来说，实在不可思议。我问起她为什么没有书桌？她回说这样方便些，有了书桌，反面显得过分正式，写不出东西来！……不过，她仍然有一张上海人所谓‘夜壶箱’，西洋称之为‘night table’的小桌子，立在床头。她便在这张夜壶箱上，题写那本她赠送给我的英文书《怨女》。”（水晶：《夜访张爱玲补遗》，同上书，第25页）给我印象极深的是“雪洞”的比喻，有一种尖锐的肃杀感。我不止一次路过她的公寓，在杜伦特街（Durｒant Avenue）上，有时透过密集的法国梧桐，望一眼她的窗。我没有前去叩门。窗亮着，但她不在。
“第二天我去看张爱玲。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我不安，那陈设与家具简单，亦不见得很值钱，但竟是无价，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几乎是带刺激性的。阳台外是全上海在天际云影日色里，底下电车当当的来去。张爱玲今天穿宝蓝绸袄裤，戴了嫩黄边框的眼镜，越显得脸儿像月亮。三国时东京最繁华，刘备到孙夫人房里竟然胆怯，张爱玲房里亦像这样的有兵气。”（胡兰成：《民国女子》，《张爱胡说》，第122页，文汇出版社，上海，2003年版）
这是胡兰成四十多年前的话。（1958年12月，定居日本的胡兰成在月刊新闻社出版《今生今世》。）像是说另一个人，也叫张爱玲。前世今生。前世的张爱玲对都市的繁华充满眷恋，而且这个都市只能是上海，不能是香港或者广州，当然，更与美国西海岸的某个遥不可及的城市无关。张爱玲自己也说：“我不想出洋留学，住处我是喜欢上海。”（同上， 第136页）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张爱玲把她对上海的眷恋如实招来：“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张爱玲：《公寓生活记趣》，《张爱玲绮语》，第53页，岳麓书社，1999年。）
五
张爱玲最好的日子全部叫胡兰成带走了。他们最好的日子是在沪上的公寓里，“墙壁上一点斜阳，如梦如幻，两人像金箔银纸剪贴的人形。” （胡兰成：《民国女子》，《张爱胡说》，第144页，文汇出版社，上海，2003年版）1944年，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婚书上写：“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有点像决心书，对纷乱的世道，同仇敌忾。这并不容易，何况胡兰成还是才子流氓帅哥官僚汉奸的混合体。夫妻本是同命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张爱玲却有“对人生的坚执” （同上，第137页），说：“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同上，第144页）
后来胡兰成“飞”到温州躲起来，并迅速另觅新欢。张爱玲来了。“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你就在着那里，这温州城就像含有珠宝在发光。” （同上，第149页）胡兰成照例逶迤周旋。张爱玲是描写心计的大师，但她却从不具备实践经验，她的努力注定失败。第二天，失望的张爱玲乘船回上海。数日后，胡兰成接到张从上海来信：“那天船将开时，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雨中撑伞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伫立涕泣久之。”（同上，第154页）
六
“张爱玲来美国时一名不闻。全美国没人知道他。”我对安德鲁说。坐在汽车后座上的维廉插嘴：“我们同张爱玲一样。”我疑惑地看他。他说：“首先，因为我们在美国；第二，全美国没人知道我们。”我们大笑。
1955年秋天，张爱玲夹杂在一群难民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President Cleveland），驶向一片未知的大陆。她在中国的全部影响被宣布过期作废。没有人知道这个瘦弱的中国女人身上发生过什么。凭借新罕布什尔州的麦道伟文艺营提供食宿，她度过了生命中最寒冷的冬天。她抓紧这几个月的时候进行写作，以换取稿费。不知这一境遇是否出乎张爱玲的预料，不过对此，张爱玲小说中已早有预言：“人生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在此，她认识了她未来的丈夫、潦倒诗人赖雅（Ferdinand Reyher，1891－1969）。他们结婚，有了一个家，并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生活。至少从表面上看，他们的婚姻是令人费解的，没有人相信他们的婚姻会成功。他们的差距一目了然：张爱玲36岁，赖雅已65岁；张爱玲理财精明，赖雅花钱如流水（他曾经资助过著名的布莱希特）；张爱玲对左翼思想毫无兴趣，赖雅却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两人的共同点只有一个：都没有固定收入。他们经济拮据到连买床单窗帘都成了奢望。但他们却始终相依为命，一直持续到1969年赖雅去世。赖雅瘫痪在床时，是张爱玲为他伺候大小便。此时，那个患有严重洁癖的贵族小姐已经去向不明。
她可能已忘记，就在十多年前，她曾对胡兰成表达她对西方人的恶感：“西洋人有一种阻隔，像月光下一只蝴蝶停在戴有白手套的手背上，真是隔得叫人难受。” （胡兰成：《民国女子》，《张爱胡说》，第131页，文汇出版社，上海，2003年版）
赖雅死后，张爱玲得到了柏克莱的职务，那一年，她已49岁。
七
张爱玲坚持不与人交往。水晶送书给她，她退回来。张爱玲生病，陈少聪去探望，知道她不会开门，便揿了门铃，把配好的草药放在门外地上。几日后，陈少聪上班，发现自己书桌上有一个字条，是张的笔迹，压在一小瓶“香奈儿五号”香水下面，字条写着：“谢谢。”胡兰成说：“她是个人主义的，苏格拉底的个人主义是无依靠的，卢骚的个人主义是跋扈的，鲁迅的个人主义是凄厉的，而她的个人主义则是柔和的，明净。” （胡兰成：《评张爱玲》，《张爱胡说》，第194页，文汇出版社，上海，2003年版）
她在柏克莱的工作十分吃力。陈世骧认为她没有像她的前任夏济安和庄信正那样，“遵循一般学术论文的写法”，“而是简短的片段形式” （见2006年10月6日台湾《中国时报》），因此，她的“论文”始终难以发表。只有夏济安的弟弟夏志清极早地发现了张爱玲的才华，1961年，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为张爱玲设一专论。他写道：“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儿（Katherine Mansfield）、安泡特（Katherine Anne Porter）、韦尔蒂（Eudora Welty）、麦克勒斯（Carson McCullers）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已经基本是本不朽之作。”夏济安在台北的《文学杂志》上翻译了这段论文，上世纪60年代末期，张的小说才开始在台湾重获出版。
八
我晚于张爱玲37年到达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所以，我没有见到过她。如果早来37年，我同样不可能见到她。这样想着，心里安慰了不少。但这并没有妨碍我向她靠近。我开始寻找与她有关的蛛丝马迹，我相信这样不会打扰她。我的成果是显著的——首先，我根据庄信正发表的张爱玲信中地址按图索骥，找到了她在杜伦特街的旧居（2025 Durant）；进而，找到了她当初在旧金山的旧居，地址是布什街645号（645 Bush Streｅt?），这令我大喜过望。很多当地人，包括研究中国文学的安德鲁，对此一无所知，（安德鲁，这位柏克莱大学东语系的名教授，是张爱玲小说的英文译者），所以，当我向他透露这一点的时候，心里多少有些自鸣得意。我们开车，呼啸着，从布什街上划过。我透过后视镜往回看，有两个陌生的外地人，就站在那幢红色公寓楼的门前，揿响门铃。他们身边的地上，放着大大小小数件行李。女人是中国人，身材纤细；男人是白人，行动迟缓，老，而且胖。
1959年4月，张爱玲和丈夫赖雅乘廉价的“灰狗”巴士（Greyhound Bus），自洛杉矶迁居至旧金山。先在鲍威尔街（Powell Street）一家小旅馆中落脚——我每次乘Bart从柏克莱去旧金山，都在这里下车——后在这里租到一间小公寓。他们在此住了很久，一直到迁居柏克莱。
我找到那幢房子的时候，天已经开始黑下来。深秋季节，旧金山的黄昏来得早，似乎有意掩盖过去的细节。但是，当我看到布什街的路牌，我的心就踏实下来。对我来说，那个路牌并非指向一个上坡的狭窄街区，而是指向将近50年前的时光。建筑在黄昏中变得模糊，让人想起“三十年前的月亮”，像朵云轩信笺上落的泪珠般陈旧而迷糊的月亮。“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张爱玲：《金锁记》，见《上海两“才女”——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第79页，花城出版社，广州，1994年版）那幢红砖盖成的老式公寓很像旧上海的房子，有着简洁的窗饰与门饰。门是落地玻璃，趴在门上会看到楼梯和走廊。门口有几级台阶，躲在门洞里，可以避雨。走廊里简洁、朴素、雅致，正像张爱玲希望的。她将在此与她最后一个丈夫生活十年，然后，离开。
九
张爱玲在丈夫去世26年后死去。这意味着她独居了26年。那一年是1995年。我在上班的路上，读到这个消息。我忘了自己当时想了些什么。回忆起来，这则消息在当时没有引起太大波澜。一个旧日的作家死了，仅此而已。
《倾城之恋》之后的张爱玲，过着怎样的日子，对我们，并不重要。
后来我才知道，她在公寓里死后好几天，才被邻居发现。她死的时候，家徒四壁。房间里几乎没有家具，一盏白炽灯泡，连灯罩都没有。没有书。包括她自己的书，以及她最喜欢的《红楼梦》。
胡兰成曾经对张爱玲的房间深为赞赏，说她喜欢刺激的颜色。“赵匡胤形容旭日：‘欲出不出光辣挞，千山万山如火发”，爱玲说的刺激是像这样辣挞的光辉颜色。”（胡兰成：《民国女子》，《张爱胡说》，第127页，文汇出版社，上海，2003年版）
柏克萊的張愛玲 中時電子報:讀者雜誌 余娟 2013.06.03
一
關於我的同事張愛玲，我知道的不多。她其他的同事知道的也並不比我多。原因是她幾乎從來不見她的同事，包括她的助手。在柏克萊大學，張愛玲幾乎是一個隱形人。這首先與她的體形有關。臺灣學者水晶說她像艾米莉•勃朗特。有一次，我坐在安德魯（柏克萊大學東語系教授、張愛玲小說的英文譯者）的車上，向舊金山一家小啤酒館奮勇前進。我們談起張愛玲。安德魯指著路邊走過的一個瘦小的老太太說，如果你能見到張愛玲，她就跟她一樣。一個平常的老太太，毫不引人注意。
其次，張愛玲喜歡晝伏夜出，刻意地躲開人群。
據她的助手、臺灣學者陳少聰介紹，張愛玲通常是下午到辦公室，等大家都下班了，她仍留在那裡。陳少聰與張愛玲同在一間辦公室辦公，只是中間隔了一層薄板。外間是助手的，張愛玲在裡間，所以，張愛玲每天不可避免地要與陳少聰打一個照面，微笑一下，或者點頭致意。後來，她們連此也嫌麻煩。每天下午張愛玲要來的時候，陳少聰乾脆及時地躲開。
「我盡量識相地按捺住自己，不去騷擾她的清靜，但是，身為她的助理，工作上我總不能不對她有所交代。有好幾次我輕輕叩門進去，張先生便立刻靦腆不安地從她的坐椅上站了起來，瞇眼看著我，卻又不像看見我，於是我也不自在起來。她不說話，我只好自說自話。她靜靜地聽我囁囁嚅嚅語焉不詳地說了一會兒，然後神思恍惚答非所問地敷衍了我幾句，我恍恍惚惚懵懵懂懂地點點頭，最後狼狽地落荒而逃。」
二
1952年，張愛玲離開上海，隻身來到深圳羅湖橋，準備由此進入香港。這裡是上海到香港的陸上必經之途。羅湖橋的橋面由粗木鋪成，橋的兩端分別由中英兩方的軍、警把守。香港警察把入境證拿去檢查時，張愛玲和從中國內地一起出走的人群眼巴巴地長時間等待。在他們的焦急與無奈面前，香港警察不失時機地表現了他們的傲慢。他們若無其事地踱步，心態悠閒。有一名中國士兵見狀，走到張愛玲身邊，說：「這些人大熱天把你們擱在這兒，不如到背陰處去站著吧。」張愛玲轉頭看他，那個士兵穿著皺巴巴的制服，滿臉孩子氣。人們客氣地笑了笑，包括張愛玲在內，沒人採納他的建議。她緊緊貼在柵欄上，擔心會在另一端入境時掉了隊。這是張愛玲最後一次體會來自同胞的溫暖，那條看不見的邊界，從此把她的生命分為兩截。上海公寓裡的流言與傳奇，在她身後被鋪天蓋地的標語和口號迅速湮沒。三
如同默片裡的人物，張愛玲很少發出聲響。即使在辦公室，她在與不在幾乎沒有區別。陳少聰說，每過幾個星期，她會將一疊她做的資料卡用橡皮筋扣好，趁張愛玲不在的時候，放在她的桌上，上面加上小字條。「為了體恤她的心意，我又採取了一個新的對策：每天接近她到達之時刻，我便索性避開一下，暫時溜到圖書室裡去找別人閒聊，直到確定她已經平安穩妥地進入了她的孤獨王國之後，我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來。這樣做完全是為了讓她能夠省掉應酬我的力氣。」「除非她主動叫我做什麼，否則我絕不進去打攪她。結果，她一直堅持著她那貫徹始終的沉寂。在我們『共事』將近一年的日子裡，張先生從來沒對我有過任何吩咐或要求。我交給她的資料她後來用了沒用我也不知道，因為不到一年我就離開了加州。」對於柏克萊來說，張愛玲既存在，又不存在。她在柏克萊大學兩年的時間內，完成她的研究工作，並撰寫了論文，但很少有人看見過她。我詢問過當年在中國研究中心和東語系工作過的教授，並得到印證。1971年，張愛玲的上司陳世驤去世，她參加他的葬禮，是她在柏克萊屈指可數的公開露面。但她只待了幾分鐘，就匆匆離去了。對於很多人而言，張愛玲只是一個名字，而不是真實存在的人。
張愛玲是一個不可救藥的字條愛好者。胡蘭成第一次去見張愛玲，在上海靜安寺路赫德路口192號公寓六樓六五室，張愛玲不見，胡蘭成只得到她從門洞裡遞出的一張字條。他已經很幸運了，因為張愛玲連字條都十分吝嗇。近30年後，水晶前往張愛玲在柏克萊的公寓拜訪，張愛玲堅持不開門，後來幾次打電話都不接，最後允諾會給他寫張字條，而字條，也最終沒有來。
在美國與她書信交往最多的是莊信正，是他介紹張愛玲來柏克萊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就職的。莊先生1966年在堪薩斯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初識張愛玲，自1969年張愛玲遷居加州，至她辭世的20多年間，舉凡工作、搬家等重要事宜，都託由莊信正代為處理。即使如此，他們的聯絡也基本依靠書信維繫。據莊先生透露，張愛玲使用的信紙通常是白色洋蔥皮紙，當年主要為打字機用，最後有幾封信的用紙是深黃色。或許應該慶幸，她的沉默反而使她的話語得以保留，那些信彷彿塵封已久的老唱片，使我們得以想像和重溫她的聲音。
四
張愛玲愛上了苦行僧一樣的生活，並且為此而上癮。鍥而不捨的水晶最終成為為數不多的進入過她居所的人，他對她生存環境的描寫如下：「她的起居室有如雪洞一般，牆上沒有一絲裝飾和照片，迎面一排落地玻璃長窗。」「張女士的起居室內，有餐桌和椅子，還有像是照相用的『強光』燈泡，唯獨缺少一張書桌，這對於一個以筆墨聞世的作家來說，實在不可思議。我問起她為什麼沒有書桌，她回說這樣方便些，有了書桌，反顯得過分正式，寫不出東西來…我不止一次路過她的公寓，在杜倫特街上，有時透過密集的法國梧桐，望一眼她的窗。我沒有前去叩門。窗亮著，但她不在。」「第二天我去看張愛玲。她房裡竟是華貴到使我不安，那陳設與家具簡單，亦不見得很值錢，但竟是無價，一種現代的新鮮明亮幾乎是帶刺激性的。陽臺外是全上海在天際雲影日色裡，底下電車噹噹地來去。張愛玲今天穿寶藍綢襖褲，戴了嫩黃邊框的眼鏡，越顯得臉兒像月亮。三國時東京最繁華，劉備到孫夫人房裡竟然膽怯，張愛玲房裡亦像這樣的有兵氣。」
這是胡蘭成40多年前的話，像是說另一個人，也叫張愛玲。前半生的張愛玲對都市的繁華充滿眷戀，而且這個都市只能是上海，張愛玲自己也說：「我不想出洋留學，住處我是喜歡上海。」在《公寓生活記趣》裡，張愛玲把她對上海的眷戀如實招來：「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地方。厭倦了大都會的人們往往記掛著和平幽靜的鄉村，心心念念盼望著有一天能夠告老歸田，養蜂種菜，享點清福。殊不知在鄉下多買半斤臘肉便要引起許多閒言碎語，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層，你就是站在窗前換衣服也不妨事！」
五
張愛玲最好的日子全部叫胡蘭成帶走了。他們最好的日子是在滬上的公寓裡，「牆壁上一點斜陽，如夢如幻，兩人像金箔銀紙剪貼的人形。」1944年，張愛玲與胡蘭成結婚，婚書上寫：「胡蘭成張愛玲簽訂終身，結為夫婦，願使歲月靜好，現世安穩。」有點像決心書，對紛亂的世道同仇敵愾。這並不容易，何況胡蘭成還是才子流氓帥哥官僚漢奸的混合體。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張愛玲卻有「對人生的堅執」，她說：「那時你變姓名，可叫張牽，又或叫張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牽你招你。」後來胡蘭成「飛」到溫州躲起來，並迅速另覓新歡。張愛玲來了。「在船上望得見溫州城了，想著你就在那裡，這溫州城就像含有珠寶在發光。」胡蘭成照例逶迤周旋。張愛玲是描寫心計的大師，但她從不具備實踐經驗，她的努力注定失敗。第二天，失望的張愛玲乘船回上海。數日後，胡蘭成接到張愛玲從上海寄來的信：「那天船將開時，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雨中撐傘在船舷邊，對著滔滔黃浪，佇立涕泣久之。」
六
1955年秋天，張愛玲夾雜在一群難民中，坐船駛向一片未知的大陸。她在中國的全部影響被宣布過期作廢。沒有人知道這個瘦弱的中國女人身上發生過什麼。憑藉新罕布什爾州麥道偉文藝營提供的食宿，她度過了生命中最寒冷的冬天。她抓緊這幾個月的時間進行寫作，以換取稿費。不知這一境遇是否出乎張愛玲的預料，不過對此，張愛玲在小說中已早有預言：「人生是殘酷的。看到我們縮小又縮小的，怯怯的願望，我總覺得有無限的慘傷。」在此，她認識了她後來的丈夫、潦倒詩人賴雅。他們結婚，有了一個家，並維持著最低限度的生活。至少從表面上看，他們的婚姻是令人費解的，沒有人相信他們的婚姻會成功。兩人的差距一目了然：張愛玲36歲，賴雅已65歲；張愛玲理財精明，賴雅花錢如流水（他曾經資助過著名的布萊希特）；張愛玲對左翼思想毫無興趣，賴雅卻是激進的社會主義者。兩人的共同點只有一個：都沒有固定收入。他們經濟拮据到連買床單和窗簾都成了奢望，但他們始終相依為命，一直持續到1967年賴雅去世。賴雅癱瘓在床時，是張愛玲為他伺候大小便。此時，那個患有嚴重潔癖的貴族小姐已經去向不明。她可能已忘記，就在十多年前，她曾對胡蘭成表達她對西方人的惡感：「西洋人有一種阻隔，像月光下一隻蝴蝶停在戴有白手套的手背上，真是隔得叫人難受。」
賴雅死後，張愛玲得到了柏克萊的職務，那一年，她已49歲。
七
我比張愛玲晚37年到達柏克萊大學中國研究中心，所以，我沒有見到過她。如果早來37年，我同樣不可能見到她。這樣想著，心裡安慰了不少。但這並沒有妨礙我向她靠近。我開始尋找與她有關的蛛絲馬跡，我相信這樣不會打擾她。我的成果是顯著的─首先，我根據莊信正發表的張愛玲信中地址按圖索驥，找到了她在杜倫特街的舊居；進而，找到了她當初在舊金山的舊居，地址是布什街645號，這令我大喜過望。很多當地人，包括研究中國文學的安德魯，對此一無所知。所以，當我向他透露這一點的時候，心裡多少有些自鳴得意。我們開車，呼嘯著，從布什街上滑過。我透過後視鏡往回看，有兩個陌生的外地人就站在那幢紅色公寓樓的門前，撳響門鈴。他們身邊的地上，放著大大小小數件行李。女人是中國人，身材纖細；男人是白人，行動遲緩，老，而且胖。
八
張愛玲在丈夫去世28年後死去。這意味著她獨居了28年。那一年是1995年。我在上班的路上讀到這個消息。我忘了自己當時想了些什麼。回憶起來，這則消息在當時並沒有引起太大波瀾。一個舊日的作家死了，僅此而已。《傾城之戀》之後的張愛玲，過著怎樣的日子，對我們，並不重要。
胡蘭成曾經對張愛玲的房間深為讚賞，說她喜歡刺激的顏色。「趙匡胤形容旭日：『欲出未出光辣撻，千山萬山如火發』，愛玲說的刺激是像這樣辣撻的光輝顏色。」
（余娟／摘自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非典型面孔》一書，圖／宋德祿）
(晶报) 异域的原乡 张家瑜 2013.08.24
我在多年前读过陈少聪的散文，那时因为她是某诗人的太太，爱乌及屋。她之前的《春茶》、《与张爱玲擦身而过》，都记忆犹新。台湾女性散文作者，都不浓妆，平淡平静，力求节制。她也是如此。
后来，对陈少聪渐行渐远，直至最近读到她的《永远的外乡人》。
这本书是她个人的大江大海，她本人童年时随着做将军的父亲来台，在淡水长大。就如生母与养母，育你的是这一方小岛，但外省二代的孩子并未视台湾为故乡，父母亲的记忆太庞大太深厚，以致台湾如借来的时间与地方，永远有惶然暂居的心态。而对岸那块父母的原乡，也就成为作者的故乡。
但，春蝉在叫，太平洋的咸风吹袭着，不管是外省本省的孩子，都在那个热带岛屿孕育着青春与梦想。那上世纪60年代穿着卡其色军训服、剪着西瓜头的少女；身后甩着大书包，带硬顶帽，有几粒青春痘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小四的少年。他们的青春可是确确实实、铿铿锵锵发生留守在这岛上的。
那管你是不是外省第二代。甚至无奈退守在此的老芋仔。
这是悲剧没错。上一代的、下一代的；陈少聪的《永远的外乡人》里头，她想借着这本书对已是中年的自己和己经远去的父母，来一次召唤的仪式。她要把八九岁时离开的故土和之后的离乡后的回忆，全都细细的织编爬梳，家族史以个人功夫老茶式的泡制法，净杯、温杯，一层层的将她、兄弟、父亲、母亲一一写入谱系里的故事。以验证黄埔八期陈智将军与他一家由浙江到台湾，再移居美国的旅途，并非如烟如雾，并不只湮没在历史洪流之中，无声无息的消佚流散。
这样的流亡过程，还是由作者自己来动笔才好，这样的家族史若不是散文家陈少聪一一精细记录，忠实呈现，恐怕会流于一种旁观者轻忽的界定与撷取，而失去个人感受并模糊历史真相。甚至流俗于只重大路却忘探小径的陈腔老调。
陈少聪这次的书写，并未太着墨于文学赋比兴的技法，只是平平实实的把归乡之旅揉入在国台两地的记忆。这样的书写或许不近文学的氛围，但作者意图的却是表达对老父老母的执手，不相忘于生恐之别。
故双亲过世之后，才回乡，才祭祖，才召魂。胡不归？然归乡何在？故人何在？而作为下一代之人子，还愿并非为自己，就如陈少聪自言，那是父辈的漂流，亦即自身的漂流。唯有写下，才能安心的继续前进。
对作者之父，他念念不忘的一如京曲四郎探母里那几句：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南来雁，失群飞散。我好比浅水龙，果在沙滩。
这些作品，如白先勇的父亲与民国、如这本《永远的他乡人》，如张大春的《聆听父亲》，如骆以军的《西夏旅馆》，书页中都有一个影子，那是他们挚爱之父辈，那是一种扺达式的书写，当你完成了作品，做为孩子的，终于扺达了父母的记忆之乡，父之故居，并在那土地抬头，望到那时的明月与星子，与你亲爱的人同在。
中國時報 中國時報 追憶陳世驤 莊信正 2014年02月01日 04:09
我同陳世驤先生的交誼是從一篇文章開始的。
1964 年3月美國亞洲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在首府華盛頓舉行年會。陳先生當時任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教授並主持其中國研究中心的語文項目Current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而由我大學老師夏濟安實際負責研究寫作。那次陳先生擔任一個文學小組的主席，濟安、志清二先生提出論文。有一晚上我的台灣大學和印第安那大學校友洪越碧約我們幾個人去她家餐敘。屆時由我陪她丈夫John Fincher去旅館接陳、夏三位貴賓。歸程夏氏昆仲在後座用上海話連珠炮似地開懷說笑，我陪陳先生坐在前面，沿路他問了我的學歷和志趣。那晚連主人有十來個人，我們幾個晚輩（包括謝文孫和張灝）大都在洗耳恭聽；但我還是跟陳先生說了不少話。
其後沒有什麼聯繫。次年2月濟安先生以腦溢血猝逝。那時我正在堪薩斯大學任教，文孫來信說他在籌組一悼念專輯，邀我也寫一篇。4月去舊金山參加亞洲學會年會，過橋為濟安師掃墓，在會場內外見到陳先生幾次（他曾宴請幾個與會者）。5月我的〈才情、見解、學問──敬悼夏濟安先生〉和世驤、志清二先生的文章登在李敖主編的《文星》月刊。陳先生顯然進一步看出我同濟安師的關係和我對他的感念；從此我們開始通信，偶爾也通電話。
因為還沒有拿到學位，我在堪薩斯的職位只是visiting instructor（客座講師）。到第二年，有一次電話上談到我想另外找事，陳先生問我願不願意去他那邊。久仰他的品德學問，柏克萊舉世聞名，中國研究中心成就卓著，何況又是接濟安師的遺缺，我滿口答應。
暑假我回母校印第安那，在福爾斯特（Norbert Fuerst）師的監督下完成論文，通過口試；然後趕去柏克萊上任。這樣，開始了追隨陳先生的三年歲月。其間幾乎每天通電話，每周聚會；於是有機會深入瞭解他的背景，觀察他在處世和治學方面的一些特色。
單看他晚年在學院裡的形象不很容易想像陳先生先前的風頭之健。1936年他與英國著名文人阿克頓（Harold Acton，1886-1978）合譯的《Modern Chinese Poetry》（中國現代詩選）出版。這是把中國新詩介紹給英文讀者的創舉。（阿克頓在序言中沒有交代二人合作的情況，倒是提到他不顧my collaborator的反對而收了林庚──事實上不但收了，而且以林佔的的篇幅最多，有19首；又特別請他寫了一篇文章談論對詩的看法附在小傳之後。）這24歲的青年從此嶄露頭角。他跟阿克頓後來又合譯過《桃花扇》（The Peach Blossom Fan）。最後七場還沒有譯他便同濟安師一樣突然病歿；阿克頓無法單獨續完，後來由白芝（Cyril Birch）加工出書。阿克頓在回憶錄Memoirs of an Aesthete中讚陳先生為「我最親密的學生和合作者……。不但是英文很有造詣的成熟的學者，也是個開明的人文主義者」。並談到陳先生譯《文賦》時曾找他幫忙推敲；稱陳家是鬧市邊緣的幽居〈cloistral refuge〉；還說梁女士是an ideal wife。（經過阿克頓的引介，陳先生結識了美國著名藝術史家貝倫森〈Bernard Berenson〉。1950年底去貝在佛羅倫薩鄉下的住宅，看到貝所藏李公麟《山莊圖》之一景。曾寫信談他對該畫的看法。）
陳先生大學主修英國文學，到美國雖然改授中文，卻同美國文壇頗有交往，結識了不少名家。他與賽珍珠夫婦相當熟稔。夏志清先生為《陳世驤文存》所寫長序裡敘述過他陪陳先生同凱岑（Alfred Kazin）餐敘的事。陳先生也同我談過那次夏先生面對他仰慕的這位批評家誠惶誠恐，十分緊張。陳先生比較要好的以詩人為多。例如忒特（Allen Tate）的書文遺檔中列有陳先生四封信。其時達納（Robert Dana）也在加大。我和陳先生在校園裡碰到過。他剛在《紐約客》上發表過一首詩，該刊在我心目中恍同經典，因而對他肅然起敬。也碰到過批評家蕭勒（Mark Schorer），看出他跟陳先生之間有超乎同事的交往。據志清先生相告，陳先生有一次來紐約，他們一起吃飯。席間有一美國詩人和她的私生子；那孩子長得像煞陳先生。（我在什麼地方看到過母子的照片。）她的書文遺檔目錄中‘General Correspondence’下面有一條說‘Shih-hsiang Chen,1951-1963.Undated’。該是陳先生給她的一些書信。
尤其難得的是他同一老一少兩位名家的忘年交。1966年惠洛克（John Hall Wheelock）把詩集Dear Men and Women獻給陳先生；那時他已高齡八十。至今我還記得陳先生多麼欣慰興奮。收到書後在簽送給我的這一冊裡用英文寫了幾句話，次年三月把書名譯成《親仁集》後又用毛筆字題簽，並工整地謄錄了他為譯名所寫一頁長的解說。
有一次陳先生請得意門生斯奈德（Gary Snyder）吃飯，叫我作陪。斯奈德在印第安那大學念過書，與我誼屬校友；當時已經成名。印象中他始終笑嘻嘻地，說話文雅隨和。過後看到他屢屢對業師表達敬意，稱他為a friend and teacher（亦師亦友）；直承受過他深遠的影響。斯奈德說1955年選了陳先生關於唐詩的graduate seminar（專題研究），因而翻譯了寒山。「他熱愛詩歌，理解深切；他熱愛生命情調。他可以憑記憶引法文詩；隨便哪首唐宋詩詞他幾乎都可以默寫在黑板上」。斯奈德也提到陳譯《文賦》中的axe-handle proverb（至於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對他的啟迪。
到柏克萊後知道陳先生第一個太太是音樂家姚錦新（1911-92）。老同事紀文勛先生告訴我這對夫婦非常瀟灑，不拘小節；家裡的擺設不重視觀瞻，餐桌的桌布髒了會翻過來用另一面。（後來的陳太太梁美真則有潔癖，全家一塵不染。）但姚女士很左傾（她是中共要人姚依林的姐姐），而陳先生則堅決反共。加上別的原因，日久無法相容，姚堅持離婚，而陳先生不願意。據說由顧孟餘先生出面斡旋，雙方才達成協議；姚隨即返國定居（1947）。後來知道姚原先的男朋友是中共另一要人喬冠華，而因緣際會嫁給陳先生。
我手邊有他們夫婦婚後第一年合作的《The Flower Drum and Other Chinese Songs》（花鼓歌及其它中國民謠；1943）。對開本，64頁。其中〈花鼓歌〉二種佔三頁，其餘是民謠，如〈小白菜〉，〈孟姜女〉；由姚譜曲，陳譯為英文。也收了三首抗戰時期流行的歌曲。賽珍珠寫了短序。陳、姚各寫了導言。陳先生以摯愛的筆觸屢屢讚揚my beloved wife；說「愛妻」一絲不苟，歌詞要他翻譯多次才滿意。姚（英文名用了中國式的Chin-hsin Yao Chen）則未提丈夫，只謝了譜曲過程中相助過的人。她提到即將配合出唱片；但即使出過，現在恐怕也很難找到了。
陳先生中等個頭，但舉止凝重從容，看起來很有尊嚴，彷彿比實際身量高。而即之也溫，容易親近。做人處事他是很成功的。
至少外表上陳、梁感情很好，生活平靜安適。陳太太是華僑，雖然普通話說得地地道道，卻不識字，不能看中文書，二人間少了一個重要的「共同語言」。陳先生兩次婚姻都未生兒女（人們都知道他喜歡認乾女兒），他愛熱鬧，又不再積極從事研究寫作，手中遂有太多的閒暇。他們夫婦都患嚴重的失眠症，晚上──尤其周末──打麻將習以為常。濟安師當年就幾乎每場必有。我對雀戰一竅不通，到柏克萊卻常在陳府三缺一的情況下濫竽充數；幾次之後漸漸產生興趣。那時候總覺得書讀得太少，白天上班，只有晚上可以用來補習。我怕打牌上癮，更怕徹夜苦熬，於是找籍口能不參加就不參加。為了避免應酬，我往往用枕頭和毯子把電話重重疊疊遮蓋起來；雖然還是聽得到鈴聲，至少不那麼驚心動魄。沒有多久陳太太問我是不是故意不接電話，提到當年濟安先生日常去他們家的頻繁情況，說我也應當那樣。我很高興不把我當做外人。但這種待遇有其代價；有貴賓時我不但要奉陪，也要做司機開車接送。有的客人視我為幫陳先生辦事的門徒，態度倨傲，我不免會生悶氣。有一會畫畫的台灣立法委員去灣區；陳先生不知怎麼認識他，照例盡地主之誼。此人在什麼公眾場合「幸會」加州州長雷根，看來是硬上去自我介紹，拍了一張合照。他如獲至寶，當即在舊金山相館沖洗，要我開車帶他去取。雷根當時已經是我心目中最卑劣的美國極右派政客之一（他競選州長和當選後一個重要政綱是大幅度削減加州大學的預算），看到立委沾沾自喜的嘴臉我覺得厭惡，也有受到羞辱之感。
1967或1968年，一位著名華人學者去柏克萊教暑期班，陳先生更是屢屢熱誠款待。此人做學問很踏實，有成就，我早就買了他一本英文史學專著。及至見面，聽他談本行確有見地。記得他強調治學要能conceptualize（概念化），並提到中國方誌的重要性 和他對英國史學家陶尼（R．H．Tawney）的推崇。聽他唱曹操的「對酒當歌」，聲若洪鐘，抑揚頓挫，很有味道。
同時發現他喜歡用或隱或顯的方式自我表揚。陳家飯局很多；那個暑假他是座上常客，總要放言高論，目無餘子；往往惹人反感，甚至引起爭吵。有一次另一功力深厚的學者也在，對他每一論點都朗聲批駁：「你錯了」，「不是這樣的」。他終於勃然大怒叫哮起來，對方則老氣橫秋，夷然不動聲色；場面很僵。另有一次陳先生夫婦請他在中國飯館吃飯。席間他照例滔滔不絕。說得興起，提到有一年回台灣參加中央研究院院會，有人通知他總統蔣介石要接見。「我見他做什麼？」於是不早不晚，選在接見前一天遠走高飛。當時聽了，不免替他難以為情。
由此聯想到陳先生的愛才。這從他先後禮聘顧孟餘、夏濟安和張愛玲三人去他那個研究計劃任職更可證明。（《論語》「親仁」二字的意思是親近有仁德的人。）顧先生德高望重，足可為中心增光。陳先生同濟安師卻並不熟，完全是由於欣賞他的才學。夏先生當然勝任愉快，為中心寫的幾本研究報告內容和文章都很精彩，應當結集出書。此前他歷經抗戰和內戰，窮愁潦倒。五十年代在台灣生活雖然安定，他一介書生，清苦如舊；而且缺少安全感，始終渴望離開。他沒有博士學位，在美國不容易找到教書的位置。柏克萊五年可能是他一生最平穩無憂的日子；尤其陳先生對他情同手足，使他有相知恨晚之感。（據紀文勛先生追憶，起初為濟安師立的碑上面只有陳先生而沒有志清先生的名字，經這弟弟當場抗議才加上。）可惜陳府聚會太多，尤其牌局往往通宵，濟安師又太要好，次晨不睡覺便直接去辦公室上班。這樣不但缺少時間讀書寫作，而且損害他的健康。（關於張愛玲，可參看我編的《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
我從夏濟安先生那裡早已知道中國中心那個崗位的職責，並仔細讀過他每年發表的研究報告。上任之前陳先生在書信和電話上更詳細地做了交代；我頗有新馬而已識途的信心。夏規莊隨，寫成了「處女作」呈交陳先生。他立即約我餐敘。到了飯館，他開門見山談那篇報告，居然肯定我的文字；我趕緊表示我的英文不行。他說還可以：「有一個style。」他當然知道這「風格」屬於新聞報導式（journalistic；夏志清先生也注意到），但彷彿認為寫那樣的題材無可厚非。我受寵若驚，同時感激他鼓勵後進的厚意。次年他看到我第二個報告的初稿，對其中一個較長的句子結尾一詞只有三四個字母提出批評，說該用較長的字眼，才能壓得住陣，避免頭重腳輕。當然是行家妥切的點撥。
正如阿克頓所說，陳先生的英文造詣很高。不過他極重感情，處理非學術性題材時筆下偶爾喜歡鋪張。濟安先生遺著The Gate of Darkness（1968；此書簡體字譯本《黑暗的閘門》今年可望出版）理所當然地邀他寫推介文字，結果就因為這個原因而無法使用。志清先生囑我當面代為解釋，希望他能見諒。在一次閒談中我若不經意地、試探性地提起。陳先生立即怒形於色；我囁嚅幾句適可而止。這篇文章他沒有給我看過。他為濟安師的追思會寫的Eulogy and Farewell（他自己譯為〈夏濟安先生哀誄〉）第二段說：‘His dear memory we forever deeply,vividly and earnestly cherish；and from the fine example of his personality as much as from his superb contributions to scholarship we continue to benefit’。這句話如果不用dear、deeply、vividly、earnestly、fine和superb等字眼已經可以達意，但他無疑力求情見乎詞。他為The Gate of Darkness這純學術性著作寫的Epilogue恐怕也有類似的渲染筆法。
從小學到研究所，最幸運的是遇到過幾個開我茅塞的師長。事業方面影響最大的除了恩師福爾斯特以外便是陳世驤先生。我始終銘記他的知遇之情，提掖之恩。加大本來就人才濟濟，聲譽卓越。（1960年代末期有一英國學者來美國實地調查各大學的優劣，最後認為整體而言以柏克萊為首選，超過哈佛。）又正碰到學生運動風起雲湧的當口。在他身邊三年對我有深遠的裨益；至少開了眼界，長了見識。
陳先生中等個頭，但舉止凝重從容，看起來很有尊嚴，彷彿比實際身量高。而即之也溫，容易親近。做人處事他是很成功的。有時候回想起立委和院士等往事，聯想到他早期的鋒芒，不免為他感到委屈，惋惜；懷疑他那麼耗神費時，是否值得。以他深湛的學養，大可專心致志，精益求精，取得更豐碩的成就。
中安在线-江淮时报(合肥) 张爱玲与陈世骧的争执 2014年08月29日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陈世骧是当代著名学者，二人曾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共事过两年，但因彼此脾性不合起了争执，最终不欢而散。
张爱玲到美国后，因其作品一直没能打开局面、加上负担了赖雅的生活及医疗费，所以生活不太宽裕，赖雅去世后，她便想找一份不太忙的工作、赚一点钱，夏志清先生向当时主持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的陈世骧推荐张爱玲，陈世骧欣然同意，张爱玲遂成为伯克莱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任务是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专用术语。对于张爱玲来说，这份工作，能给她漂泊的生活带来一点安稳，也可以看作是陈世骧对她的出手相助，张爱玲因此十分感激陈世骧。晚年的张爱玲性格孤僻、有社交恐惧症，不喜欢与人交往，刻意回避与别人的交流，在别人看来，她的行为就有些怪异了，“她经常目不斜视，有时面朝着墙壁，有时朝地板。只闻悉悉窣窣一阵脚步声，廊里留下似有似无的淡淡粉香。 ”伯克莱大学安排台湾学者陈少聪给张爱玲当助手，两个人同在一个办公室办公，中间只隔着一层薄板，陈少聪在外间，张爱玲在里间，陈少聪发现，张爱玲性格上有着严重的自闭成分，极不喜欢与人交往，刻意躲避着人群，于是，陈少聪总是把需要给张爱玲的资料卡片整理好，趁张爱玲不在的时候，放在她的办公桌上，把需要说明的事宜写在一张纸条上，以此种方式来减少和张爱玲的接触。
为了彻底杜绝与别人接触，张爱玲后来竟然白天不来上班、当别人快下班的时候，她才到单位来，一直工作到深夜。如此一来，在众人的眼里，她就成了个异类了，渐渐地就遭惹来一些是非，大家对她就有闲话了。
陈世骧好客，经常在家里举行聚会，尽管张爱玲不喜欢交往，但有时也不得不去参加，可即使是参加了，也给人一种不合群的感觉，有一回，陈世骧在家里又举行聚会，陈指着几个朋友说，大家就像个大家庭一样，可张爱玲却表示她最怕大家庭，弄得大家十分扫兴。还有一天，陈世骧在家中宴请张爱玲，特地叫了几个晚辈学生陪同，那一天，张爱玲和陈世骧同坐在沙发上，陈世骧滔滔不绝，张爱玲却很少说话。她只和陈世骧说话，偶尔应一声陈夫人的招呼，对其他人一概不理。去过陈世骧家里两次后，张爱玲就再不去应酬，任陈氏夫妇怎么邀请，她都婉言拒绝。
张爱玲的工作任务是研究当时的“中共术语”，可是，偏偏1970年前后，中国大陆推出的新术语非常少，张爱玲只好在研究报告中讲了些别的。据夏志清回忆，陈世骧看到她递交的研究报告后不太满意，“所集词语太少，极为失望”，陈世骧把报告给另外三位学者看，也都说看不懂，张爱玲只得重写，但陈世骧还是说看不懂，两人因此起了争执；俩人又有一些语言上的误会，最后不欢而散。
在张爱玲看来，之所以有这么个结果，是交给她的工作没法完成外加两人沟通不良，但对两人皆有了解的夏志清却认为：陈世骧对张爱玲的不满，其实是她去他那儿走动少了的缘故。夏志清替张爱玲解释说：“（爱玲）最不会和颜悦色去讨人欢喜的人，吃了很大的亏。 ”他解释陈世骧为何不能理解张爱玲：“作为一个主管人，他只看到她行为之怪癖，而未能欣赏她的文学天才和成就，去包涵她的失礼和失职。 ”夏志清的夫人王洞说得更透彻：“譬如说她会送礼给陈世骧，但是拿到这个职位后马屁也不去拍了。陈世骧跟夏先生不一样，陈世骧喜欢热闹啊。所以慢慢的关系就淡了。 ”1971年5月，陈世骧突发心脏病离世，张爱玲那些天正在感冒，但还是去参加了追悼会，现场的人很多，她只呆了几分钟就匆匆离去了。陈世骧对她有恩，她其实心里一直是感激的。因着陈的突然去世，他们之间的争执，就再也没有机会解释了，她因此一直纠结，“现在世骧新故，我不应当说这些，不说，另找得体的话，又讲不清楚。 ”
阴阳永隔之后，谁对谁错，都已不重要了，如果偏要分析个中的原因，我觉得 《蚤满华袍张爱玲后半生》一书的作者伊北说得比较中肯：“他们都没有错，只是脾性不合，所以注定无法走得更远。一个不说，一个不懂，这就是距离。 ”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文坛的一件憾事。